[关键词]儒学市场经济诚信危机
我在2006年7月1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了《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7月21日谭中先生在《环球时报》同一版面发表了《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一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在这里，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对儒学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对儒学的研究十分肤浅，今天就谭中先生所提问题，围绕儒学与诚信建设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与谭先生商榷，与大家共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完成现代的市场诚信体系应该是举手之劳。但经过千年的苦苦探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这个五千年的诚信大国，至今还是没有找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那些被我们一直称之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西方世界，反而把中国纳入不诚信国家的“黑名单”之中。
隋唐的鼎盛源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底蕴和超强的凝聚力，而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的力量正在瓦解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大的主流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其本身也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凝固思想的力量。儒家文化一家独霸天下历史，也是中国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市场经济越走越近，但其实质内涵却越来越远，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理论家要探明的真问题。
一、传统文化再遇市场尴尬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西方舰船礼炮洗礼后，对外傲慢的习性稍有收敛，对内依然张牙舞爪，但是，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而是去宗统地位。最原始的文化论战可能就是这种“兵器交锋”，“五四”后，中国人自己拿起手中的笔，用自己的大脑，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对中国人进行现代的“文化洗脑”，建国后，国人再次经历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清洗”，此时的孔家店只剩下残砖烂瓦，儒学也早失魂落魄，体无完肤。
当我们谨慎的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导入个体的主体意识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经济活力，也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政府鼓励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
这些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社会公害。面对教育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我们真的开始担心我们的传统“礼仪”是否依然具有现代市场活力。我们会扪心自问，再也不敢妄谈用“礼仪之邦”的普适价值观念改造西方的诚信体系了。
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也不知不觉地从支持、鼓励，最后干脆直接加入了欺骗潮流。据新华网消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靠谎言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国长寿第一岛’”[1]现在，这几任领导倒是升官了，给当地政府留下了永远也洗不干净“骗子”的骂名。
在我国出现的诚信危机，一度引起世界市场的恐慌，但并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市场本身就是“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有了合法化基础，个人、企业和政府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被认为是“不诚信”行为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尽管大家深受其害，也激烈地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全社会都不以为然的时候，法当然不能责众，道德，更何况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接着，他又举证说：“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谭先生一方面批评中国现在的不诚信源于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举证上的自相矛盾，难免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到底搞不清楚是“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中国向美国学市场经济时，没有学到市场信用，反而学到不诚信，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
在谭先生的文章中，他在美国长大的侄女实际上已经给了谭先生答案，因为他的侄女宁愿在日本或美国，或西方各国搞展出，在那里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他的侄女相信这些国家的市场诚信程度较高，能保证她的市场和良好信誉，不至于被“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既然谭先生的侄女相信西方市场的诚信，谭先生也说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但为什么谭先生却说中国因“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在市场氛围内，处于统治地位的显学处境尴尬，显得手足无措，人们在无奈中，想起了曾经令国人痛心不已的“儒学”，于是，振兴中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选项，着实地掀起了“儒学”救国的热浪。谭中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对当前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伤透了脑筋，从谭先生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儒学是最讲“诚信”，他相信儒学也许它能够成为我们抵挡“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向世界传播“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生活方式的武器。
二、“儒学”的自恋情节在市场迷途中萌发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市场，无论在意识形态、法律理念、文化渊源和政治取向上，还是在市场机制、游戏规则、信用规范和市场责任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时，有识之士学到了一些概念，忽视其本质内涵。
早期的资本主义，其罪恶滔天不容回避，但早期的启蒙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修复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沿着“人本”基点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
中国时后发国家，我们学习西方也经历了百年历史，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段中，西方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以野蛮、侵略的手段追逐利益的不光彩历史，建立在强盗逻辑之上的市场经济，诚信建设当然不是主流文化。中国学习市场经济的短暂过程，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清王朝主张新政要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前提与主张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能改，这些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学习不彻底的结局。
49年后，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转向学习西方的计划经济，我们遏制住“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扼杀了效率与人性。在一个权力、利益高度集中的社会里，诚信不存在大问题，但也不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历经百年艰辛，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
但此时的西方，市场经济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如果用我们传统的观点去看待它，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缺陷和不足，如果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去学习它，也可把市场经济最肤浅的、最原始的、最野蛮的东西学到手。例如，市场经济是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而我们只学到了放纵人性，追逐效率，忽视构建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结果权利就围绕利益，就滋生腐败，就滋生出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的“文化与市场”怪胎。
个人不诚信、企业不诚信可以解释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但政府的公信力缺失以及地方政府默许、支持和保护地方企业的非法逐利性，甚至于直接参与其中，分享权利与市场合作的美味佳肴。这在现代社会中十分罕见，也是令世界各国不能理解的，这可能就是那种“文化与市场”怪胎的表现。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批判、指责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甚至拒绝与我们合作时，国民还会在媒体舆论诱导下，掀起一点“爱国”热潮，以保护政府的非法牟利行为。这种文化现象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不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而当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但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具有法治的、信用的、开放式的经济形态。如果今天我们还把当前诚信缺失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遗毒，那可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人就提出用儒家文化改造和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有人说要挖掘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泥土里，与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意识进行跨文化的嫁接，既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集体的、爱国的”国体的意识形态，又体现出个人的主体利益的追求；既有团结奋进的局面，又有活泼祥和的氛围。
儒学家推销治国之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今天的儒学奇思构想和几千年前一样，都是建立以“仁”治天下的臆想之上，这些观点既忘记了儒家礼仪的本质，又模糊了西方诚信内涵，是典型的井底之见。这种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用宗亲礼仪规范个人、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其潜在的、长远的社会危害性比儒家礼仪本身的能量要大得多，也是标准的“儒学”自恋情节。
三、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
谭中先生说：“儒家伦理最讲诚信，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
对于“儒家伦理最讲诚信”，谭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礼”与“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即爱有厚薄，有先后，有层次，有等级．视血缘亲疏，往来多寡，地域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儒家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由此可知，儒家的“诚信”伦理是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等级的、狭隘的诚信。
谭中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并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为佐证。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下之意，陌生之人，不可信也！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由于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调节君臣、父子、夫妻等血亲礼仪，它自然把“无商不奸”作为商品贸易的代名词，君子不齿于经商，但又认可了经商的者“奸”是聪慧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对上的“忠”于对下的爱，对朋友的“厚”与对市场的“奸”只不过是诚信等级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大意是：做臣子的只要对皇帝忠诚，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就叫诚信，做商人的欺诈就是你的职业。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不正是在这种“爱有等差”光环笼罩之下吗？
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4]
四、中国人恨自己的文化劣根性，但绝不允许别人揭短
谭中先生认为：“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谭先生把美国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都归结为“伪善”，反而成为社会楷模的现象十分不解。说明谭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是人的本性显露，也是人作为个人的权利。人的本性有“伪善”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掩盖的问题，西方文化正是发现和正视人性的“伪善”，才在法律上允许个人隐私，允许你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但又在法律上约束行为、规范行动。
为什么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人又成为社会的楷模呢？因为在法律上夫妻和政客都有明确的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职能性责任。作为夫妻、总统你只要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履行法律上的手续，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你已经是社会的楷模。不需要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也不需要像圣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更不需要全社会成员的摩顶礼拜。难道我们还以儒家的“忠”与“义”要求夫妻、政客们把他们的隐私公布于众吗？在这里，谭先生用儒家蔑视个人权利观点，把中国儒式“仁政”的“满嘴讲的礼仪道德，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移植到市场诚信之中，得出了西方人依法维护个人权利与履行职业职责不同表现方式是“伪善”的结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五、西方学者理论上可能不完善，但也不至于成为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谭先生说：“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在20世纪初期，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5]
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这不是谭先生的发现，因为任何社会理论家，包括儒学在内都因时间、条件和社会实践差异，存在许多不适应或根本不适应的问题。但马克斯·韦伯基于东方人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的文化基因，作出东方人在经商时把礼仪、忠义和义气作为准则，将导致最终的不诚信的结论。实际上，礼仪、忠义和义气本身就是守规者和打破规则的矛盾体，即“忠义”悖论，它实际上是构建市场诚信的大敌。
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祸害而痛恨不已。
由于诚信标准不一，政府的施政行为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群众痛恨的人还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的功臣和英雄。政府打击外地企业造假与支持地方企业造假，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和对富人的敲砸勒索的事情，在同一个社会里，都能同时赢得不同群体的唾骂和掌声。潭中先生不会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没有标准的、蔑视法律的行为也划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吧。
六、在西方的语境里，“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
谭先生认为：“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
谭先生把诚信看作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是，谭先生所开出构建诚信社会的药方是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进行持久的“义”与“廉”教化，反对“利”与“贪”行为。而且要求领导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出表率，人民才会跟着学好，才能形成“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全民诚信的社会。
谭先生用“义”与“廉”，反对“利”与“贪”行为，在中国实践了千年的历史，如果在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尚不能有效的遏制人的“利”与“贪”行为，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利益，实现人性“贪利”本性的权利，如果仅靠“义”与“廉”教化，而没有法律约束和规则的限制，就会出现上好信，则民敢不用情，上失信，则民也无可奈何的结局。
但谭先生一方面说“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搞好诚信建设，必须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谭先生相信圣人的“忠信”，但也担心“圣人”的人性发作，他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用“圣人”的“忠信”教化民众，用民众的眼睛监督“圣人”的人性。在这一点上，谭先生不是完整地宣扬用传统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卑劣手段，忽悠民众，而是主张给与民众的监督权利，这是儒学的进步，但这距离现代诚信社会还差之甚远。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批判宗法“礼仪”一直是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的主要手段，从打烂“孔家店”的文化怒吼，到“”期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中国社会的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
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现代版的诚信等级。中国传统诚信的市场尴尬和诚信迷途，是宗族等级诚信与契约平等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的表现，从血脉级差演变为阶级级差，从经济级差上升到政治级差，最终体现在法律条文和法律执行的反差上。这些现代中国式诚信的建设，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脱离儒学的文化辐射，最终成为儒学的现代祭品。
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正好相反。如果把最会骗人的民族、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与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放在一起，我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曾经讥笑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中华民族特质联系起来。但在我们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血脉“礼仪”与西方的法条诚信的的确确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条件下，我们的那种自己人的“诚”与“信”，主体之间的诚信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你能说你构建的诚信体系不是“骗子”的代名词吗？
七、五千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梦幻绕梁不断
谭中先生说：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我们从这个现代版的儒学“仁政”中看到谭先生的良苦用心，也看到谭先生把“诚信”的回归，完全寄托于“上好信”教化天下。其实，谭先生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上，主流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看看《汉武大帝》，后看看《太平天国》，中间看看《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版的“大儒”，他们遵循儒家学说，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独尊中华两千年。我们真的不敢想象13亿中国人，还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掀起一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新文化运动。
道德诚信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权利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缺失、法律缺位的表现，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诚信中最为匮乏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至上观念，还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至上观念，两者和都与我们所着力打造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我们正在构建的“以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文化的发展逻辑，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构成了社会自发演变的逻辑链条，如果把不同文化发展逻辑上的文化精髓缝补在一起，就有可能繁衍出“文化怪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天天都在感觉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我们个人也天天也在不讲诚信，我们天天在被人骗，但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我们不知道诚信的标准为何物，也搞不清谁“不诚信”，有时自己也感觉别人“诚实守信”吃亏，有时感觉到对领导“忠诚”有利可图，但是忠于领导就必须服从领导，服从领导也就要“内外有别”。
儒学家们梦想把儒学中最完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缝补在市场经济个体权利上，不知是出于要改造个人权利的目的，还是要与精神相吻合，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出于通过道德自律的“慎独”精神，修炼完美自我，还是通过后天道德教化，实现塑造个人的典范。实际上，儒家文化从起点的“自我修养”到终点“仁者爱人”的文化逻辑，反映在社会演变逻辑上表现出一种靠人类自己难以规避的抹煞个性、侵吞个人权利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点被“五四”以后，乃至于今天，所有的思想颤变、凝固的历程所证实施。
八、在哪里找到架构市场诚信的逻辑起点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谭中先生在为之感到痛心的同时，还向全社会呼吁“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否则，“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诚信人类的共同向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谭先生这里所指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提倡用“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是用那些被人类各国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去反对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甚至于背离与人类发展的理念，还是指用儒家礼仪去改造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价值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将不可估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内涵。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成功的范例已枚不胜说，它表明儒文化与市场经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交融是相形不背的。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不是政治，这将有力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市场的繁荣。
在儒文化圈的国家里，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导致文化的衰亡，文化的进步也没有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轨道递进。无论从哪个角度，凌驾于个性之上的，具有某种支配性的文化主导力量，最终都不能造就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采用西方的技术、规范、标准改变我们的产品性能、提高市场能力，但对于那些演绎出来现代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文化理念却嗤之以鼻。
实际上，“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四大原则之一，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至上原则”。诚实信用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法典的原则，是因为它高于法律，是人类本性的自律与他律结合点，是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逻辑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人类最脆弱、最需要上帝的抚慰，最需要相互遏制的正是人类自己。
对于现代中国的诚信建设，首当其冲的是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我们把诚信建立在法的精神之上，使之在契约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发芽；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现代民法典中的独立民事责任分离开来，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
注释：
[1]《“中国长寿第一岛”真相:政府虚报年龄制造寿星》新华网武汉4月14日电
[2]《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关键词]儒学市场经济诚信危机
我在2006年7月1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了《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7月21日谭中先生在《环球时报》同一版面发表了《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一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在这里，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对儒学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对儒学的研究十分肤浅，今天就谭中先生所提问题，围绕儒学与诚信建设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与谭先生商榷，与大家共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完成现代的市场诚信体系应该是举手之劳。但经过千年的苦苦探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这个五千年的诚信大国，至今还是没有找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那些被我们一直称之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西方世界，反而把中国纳入不诚信国家的“黑名单”之中。
隋唐的鼎盛源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底蕴和超强的凝聚力，而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的力量正在瓦解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大的主流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其本身也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凝固思想的力量。儒家文化一家独霸天下历史，也是中国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市场经济越走越近，但其实质内涵却越来越远，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理论家要探明的真问题。
一、传统文化再遇市场尴尬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西方舰船礼炮洗礼后，对外傲慢的习性稍有收敛，对内依然张牙舞爪，但是，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而是去宗统地位。最原始的文化论战可能就是这种“兵器交锋”，“五四”后，中国人自己拿起手中的笔，用自己的大脑，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对中国人进行现代的“文化洗脑”，建国后，国人再次经历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清洗”，此时的孔家店只剩下残砖烂瓦，儒学也早失魂落魄，体无完肤。
当我们谨慎的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导入个体的主体意识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经济活力，也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政府鼓励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
这些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社会公害。面对教育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我们真的开始担心我们的传统“礼仪”是否依然具有现代市场活力。我们会扪心自问，再也不敢妄谈用“礼仪之邦”的普适价值观念改造西方的诚信体系了。
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也不知不觉地从支持、鼓励，最后干脆直接加入了欺骗潮流。据新华网消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靠谎言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国长寿第一岛’”[1]现在，这几任领导倒是升官了，给当地政府留下了永远也洗不干净“骗子”的骂名。
在我国出现的诚信危机，一度引起世界市场的恐慌，但并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市场本身就是“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有了合法化基础，个人、企业和政府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被认为是“不诚信”行为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尽管大家深受其害，也激烈地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全社会都不以为然的时候，法当然不能责众，道德，更何况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接着，他又举证说：“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谭先生一方面批评中国现在的不诚信源于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举证上的自相矛盾，难免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到底搞不清楚是“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中国向美国学市场经济时，没有学到市场信用，反而学到不诚信，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
在谭先生的文章中，他在美国长大的侄女实际上已经给了谭先生答案，因为他的侄女宁愿在日本或美国，或西方各国搞展出，在那里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他的侄女相信这些国家的市场诚信程度较高，能保证她的市场和良好信誉，不至于被“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既然谭先生的侄女相信西方市场的诚信，谭先生也说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但为什么谭先生却说中国因“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在市场氛围内，处于统治地位的显学处境尴尬，显得手足无措，人们在无奈中，想起了曾经令国人痛心不已的“儒学”，于是，振兴中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选项，着实地掀起了“儒学”救国的热浪。谭中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对当前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伤透了脑筋，从谭先生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儒学是最讲“诚信”，他相信儒学也许它能够成为我们抵挡“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向世界传播“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生活方式的武器。
二、“儒学”的自恋情节在市场迷途中萌发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市场，无论在意识形态、法律理念、文化渊源和政治取向上，还是在市场机制、游戏规则、信用规范和市场责任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时，有识之士学到了一些概念，忽视其本质内涵。
早期的资本主义，其罪恶滔天不容回避，但早期的启蒙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修复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沿着“人本”基点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
中国时后发国家，我们学习西方也经历了百年历史，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段中，西方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以野蛮、侵略的手段追逐利益的不光彩历史，建立在强盗逻辑之上的市场经济，诚信建设当然不是主流文化。中国学习市场经济的短暂过程，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清王朝主张新政要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前提与主张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能改，这些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学习不彻底的结局。
49年后，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转向学习西方的计划经济，我们遏制住“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扼杀了效率与人性。在一个权力、利益高度集中的社会里，诚信不存在大问题，但也不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历经百年艰辛，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
但此时的西方，市场经济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如果用我们传统的观点去看待它，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缺陷和不足，如果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去学习它，也可把市场经济最肤浅的、最原始的、最野蛮的东西学到手。例如，市场经济是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而我们只学到了放纵人性，追逐效率，忽视构建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结果权利就围绕利益，就滋生腐败，就滋生出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的“文化与市场”怪胎。
个人不诚信、企业不诚信可以解释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但政府的公信力缺失以及地方政府默许、支持和保护地方企业的非法逐利性，甚至于直接参与其中，分享权利与市场合作的美味佳肴。这在现代社会中十分罕见，也是令世界各国不能理解的，这可能就是那种“文化与市场”怪胎的表现。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批判、指责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甚至拒绝与我们合作时，国民还会在媒体舆论诱导下，掀起一点“爱国”热潮，以保护政府的非法牟利行为。这种文化现象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不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而当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但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具有法治的、信用的、开放式的经济形态。如果今天我们还把当前诚信缺失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遗毒，那可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人就提出用儒家文化改造和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有人说要挖掘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泥土里，与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意识进行跨文化的嫁接，既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集体的、爱国的”国体的意识形态，又体现出个人的主体利益的追求；既有团结奋进的局面，又有活泼祥和的氛围。
儒学家推销治国之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今天的儒学奇思构想和几千年前一样，都是建立以“仁”治天下的臆想之上，这些观点既忘记了儒家礼仪的本质，又模糊了西方诚信内涵，是典型的井底之见。这种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用宗亲礼仪规范个人、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其潜在的、长远的社会危害性比儒家礼仪本身的能量要大得多，也是标准的“儒学”自恋情节。
三、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
谭中先生说：“儒家伦理最讲诚信，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
对于“儒家伦理最讲诚信”，谭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礼”与“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即爱有厚薄，有先后，有层次，有等级．视血缘亲疏，往来多寡，地域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儒家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由此可知，儒家的“诚信”伦理是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等级的、狭隘的诚信。
谭中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并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为佐证。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下之意，陌生之人，不可信也！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由于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调节君臣、父子、夫妻等血亲礼仪，它自然把“无商不奸”作为商品贸易的代名词，君子不齿于经商，但又认可了经商的者“奸”是聪慧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对上的“忠”于对下的爱，对朋友的“厚”与对市场的“奸”只不过是诚信等级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大意是：做臣子的只要对皇帝忠诚，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就叫诚信，做商人的欺诈就是你的职业。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不正是在这种“爱有等差”光环笼罩之下吗？
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4]
四、中国人恨自己的文化劣根性，但绝不允许别人揭短
谭中先生认为：“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谭先生把美国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都归结为“伪善”，反而成为社会楷模的现象十分不解。说明谭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是人的本性显露，也是人作为个人的权利。人的本性有“伪善”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掩盖的问题，西方文化正是发现和正视人性的“伪善”，才在法律上允许个人隐私，允许你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但又在法律上约束行为、规范行动。
为什么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人又成为社会的楷模呢？因为在法律上夫妻和政客都有明确的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职能性责任。作为夫妻、总统你只要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履行法律上的手续，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你已经是社会的楷模。不需要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也不需要像圣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更不需要全社会成员的摩顶礼拜。难道我们还以儒家的“忠”与“义”要求夫妻、政客们把他们的隐私公布于众吗？在这里，谭先生用儒家蔑视个人权利观点，把中国儒式“仁政”的“满嘴讲的礼仪道德，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移植到市场诚信之中，得出了西方人依法维护个人权利与履行职业职责不同表现方式是“伪善”的结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五、西方学者理论上可能不完善，但也不至于成为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谭先生说：“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在20世纪初期，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5]
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这不是谭先生的发现，因为任何社会理论家，包括儒学在内都因时间、条件和社会实践差异，存在许多不适应或根本不适应的问题。但马克斯·韦伯基于东方人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的文化基因，作出东方人在经商时把礼仪、忠义和义气作为准则，将导致最终的不诚信的结论。实际上，礼仪、忠义和义气本身就是守规者和打破规则的矛盾体，即“忠义”悖论，它实际上是构建市场诚信的大敌。
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祸害而痛恨不已。
由于诚信标准不一，政府的施政行为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群众痛恨的人还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的功臣和英雄。政府打击外地企业造假与支持地方企业造假，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和对富人的敲砸勒索的事情，在同一个社会里，都能同时赢得不同群体的唾骂和掌声。潭中先生不会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没有标准的、蔑视法律的行为也划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吧。
六、在西方的语境里，“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
谭先生认为：“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
谭先生把诚信看作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是，谭先生所开出构建诚信社会的药方是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进行持久的“义”与“廉”教化，反对“利”与“贪”行为。而且要求领导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出表率，人民才会跟着学好，才能形成“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全民诚信的社会。
谭先生用“义”与“廉”，反对“利”与“贪”行为，在中国实践了千年的历史，如果在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尚不能有效的遏制人的“利”与“贪”行为，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利益，实现人性“贪利”本性的权利，如果仅靠“义”与“廉”教化，而没有法律约束和规则的限制，就会出现上好信，则民敢不用情，上失信，则民也无可奈何的结局。
但谭先生一方面说“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搞好诚信建设，必须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谭先生相信圣人的“忠信”，但也担心“圣人”的人性发作，他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用“圣人”的“忠信”教化民众，用民众的眼睛监督“圣人”的人性。在这一点上，谭先生不是完整地宣扬用传统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卑劣手段，忽悠民众，而是主张给与民众的监督权利，这是儒学的进步，但这距离现代诚信社会还差之甚远。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批判宗法“礼仪”一直是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的主要手段，从打烂“孔家店”的文化怒吼，到“”期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中国社会的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
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现代版的诚信等级。中国传统诚信的市场尴尬和诚信迷途，是宗族等级诚信与契约平等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的表现，从血脉级差演变为阶级级差，从经济级差上升到政治级差，最终体现在法律条文和法律执行的反差上。这些现代中国式诚信的建设，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脱离儒学的文化辐射，最终成为儒学的现代祭品。
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正好相反。如果把最会骗人的民族、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与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放在一起，我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曾经讥笑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中华民族特质联系起来。但在我们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血脉“礼仪”与西方的法条诚信的的确确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条件下，我们的那种自己人的“诚”与“信”，主体之间的诚信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你能说你构建的诚信体系不是“骗子”的代名词吗？
七、五千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梦幻绕梁不断
谭中先生说：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我们从这个现代版的儒学“仁政”中看到谭先生的良苦用心，也看到谭先生把“诚信”的回归，完全寄托于“上好信”教化天下。其实，谭先生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上，主流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看看《汉武大帝》，后看看《太平天国》，中间看看《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版的“大儒”，他们遵循儒家学说，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独尊中华两千年。我们真的不敢想象13亿中国人，还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掀起一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新文化运动。
道德诚信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权利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缺失、法律缺位的表现，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诚信中最为匮乏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至上观念，还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至上观念，两者和都与我们所着力打造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我们正在构建的“以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文化的发展逻辑，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构成了社会自发演变的逻辑链条，如果把不同文化发展逻辑上的文化精髓缝补在一起，就有可能繁衍出“文化怪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天天都在感觉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我们个人也天天也在不讲诚信，我们天天在被人骗，但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我们不知道诚信的标准为何物，也搞不清谁“不诚信”，有时自己也感觉别人“诚实守信”吃亏，有时感觉到对领导“忠诚”有利可图，但是忠于领导就必须服从领导，服从领导也就要“内外有别”。
儒学家们梦想把儒学中最完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缝补在市场经济个体权利上，不知是出于要改造个人权利的目的，还是要与精神相吻合，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出于通过道德自律的“慎独”精神，修炼完美自我，还是通过后天道德教化，实现塑造个人的典范。实际上，儒家文化从起点的“自我修养”到终点“仁者爱人”的文化逻辑，反映在社会演变逻辑上表现出一种靠人类自己难以规避的抹煞个性、侵吞个人权利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点被“五四”以后，乃至于今天，所有的思想颤变、凝固的历程所证实施。
八、在哪里找到架构市场诚信的逻辑起点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谭中先生在为之感到痛心的同时，还向全社会呼吁“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否则，“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诚信人类的共同向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谭先生这里所指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提倡用“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是用那些被人类各国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去反对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甚至于背离与人类发展的理念，还是指用儒家礼仪去改造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价值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将不可估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内涵。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成功的范例已枚不胜说，它表明儒文化与市场经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交融是相形不背的。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不是政治，这将有力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市场的繁荣。
在儒文化圈的国家里，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导致文化的衰亡，文化的进步也没有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轨道递进。无论从哪个角度，凌驾于个性之上的，具有某种支配性的文化主导力量，最终都不能造就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采用西方的技术、规范、标准改变我们的产品性能、提高市场能力，但对于那些演绎出来现代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文化理念却嗤之以鼻。
实际上，“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四大原则之一，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至上原则”。诚实信用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法典的原则，是因为它高于法律，是人类本性的自律与他律结合点，是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逻辑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人类最脆弱、最需要上帝的抚慰，最需要相互遏制的正是人类自己。
对于现代中国的诚信建设，首当其冲的是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我们把诚信建立在法的精神之上，使之在契约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发芽；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现代民法典中的独立民事责任分离开来，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
注释：
[1]《“中国长寿第一岛”真相:政府虚报年龄制造寿星》新华网武汉4月14日电
[2]《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关键字：诚信会计诚信企业文化
一、诚信概念
1.传统道德中的诚信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早已内化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特质，无论是中国先秦儒学对诚信的提倡，宋明理学对诚信的推祟，还是现代人们对诚信的赞赏，都充分说明了诚信不仅仅是预示着一种行为，标示一种制度，更折射着一种文化——诚信文化。诚信成为一种理性的观念系统，在中国是由先秦儒家完成的。从说文解字角度看，“诚信”二字，最初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是分开使用的。诚的原意是真实客观，无妄无欺。信的原意是人言谓定，诚实无欺。由于“诚信”二字在原意上相通，可以互用，故许慎《说文》曰：“诚，信也；信，诚也”。程颐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春秋战国时期，诚信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广泛的论述。孔子明确指出：“言必信，行必果”，“上好信，则民莫不用情”。孔子并强调：“人无信不立”，“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在孔子看来，诚信是为人处世、社会交往、治国理财之根本要求。所以，孔子把信列为四教（文、行、忠、信）和五德（恭、宽、信、敏、惠）的组成要素。西汉的董仲舒将信作为“三纲五常”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诚信就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要求，古老的中国也就成为饮誉中外的文明礼仪诚信之邦。
2.会计诚信
对诚信进行诠释后，我们可以把会计诚信作以下的理解，它是指生产、提供会计信息的相关人员(包括会计人员、审计人员、企业管理层等等)，在从事与会计信息有关的工作时，应诚实守信，运用合法、合理的技术和方法，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公允性。笔者以为，对于广大会计人员来说，坚持诚信为本原则就是要求立足会计实践，力行诚实守信。如果把“诚信”二字分开要求，我们认为：“诚”相对于会计人员至少有三层内容：①忠诚于自己所承担的会计事业，热爱会计岗位；②诚恳善待与自己会计工作有关和无关的人们；③热忱勤勉地做好会计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而“信”相对于会计人员至少也有三层内容：①讲究信用，实话实说，只做真账；②树立会计信誉，创建会计品牌，坚决不做假账，提高会计公信力，让公众信服；③信任他人及其会计信息，像相信自己一样相信会计同行和他人。所以，从整体看，会计诚信品质的内容包括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职业操守；精湛的会计技术和会计技能；完善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优质的会计服务。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会计诚信则表达了企业会计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即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地把现实经济活动反映出来，并忠实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们服务。朱镕基总理对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不做假账”也道出了会计诚信的真谛，即根据原始凭据按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记账，编制会计报表及进行审计等。诚信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一切制度和规则得以确立和运作的基础，是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根基，是一切文明的立足点。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信用经济，离开了诚信，市场经济就寸步难行。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对资源使用过程及结果做出如实记录并及时向资源所有者和经营者进行报告，同时把信息提供给政府、银行、股民等与企业有经济利益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被人们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决策和日常经营管理。在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当今世界，发展知识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这对包括会计业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政府和公众需要公开、真实、准确的会计信息，从而使会计诚信变得更为社会所重视。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诚信会计事件很多，比如连续3年稳坐我省民营企业第一纳税大户交椅的建龙实业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的前身是遵化市钢铁厂，由于连续亏损，1998年被来自浙江宁波的民营企业家张忠祥租赁，2000年买断，改为现名。近5年来，这家企业不但实现扭亏为盈，生产还连着翻番，前年销售收入10亿多元，去年超过30亿元，利税达5亿元。这位浙江企业家凭借什么取得如此赫赫成绩？公司里的一位负责同志向我们讲述原因时，重点提到了诚信，他指着贴在墙上的“诚信、规则、创新、高效、共赢”的企业精神说：“我们企业的诚信建设，抓的是制度，用我们老总的话来说，抓的就是制度，依靠制度保证诚信。”
的确，在这位浙江企业家统领下的建龙公司，已经将诚信融入到了每一项具体的规章和规则之中：对政府讲诚信，他们作出决不逃税漏税的详细规定，为了保证遵循会计准则，张志祥还特意聘请了香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公司财务审计；对客户讲诚信，他们从最令人头疼的资金往来做起，因为企业的不断扩张，建龙公司的经费非常紧张，但他们几年来一直坚持每周做一次“资金平衡”，准时将该付对方款项汇出，杜绝任何随意性；对员工讲诚信，所作的包括待遇、福利在内各种承诺必须全部兑现，一次因为银行方面原因，公司部分职工的工资晚发了7天，公司按照规定，公开向职工道歉……。
然而，近几年来，一些国家发生的大公司财务欺诈案，使会计行业面临着“诚信危机”的挑战。从美国的“安然”事件到我国的“银广厦”，由此而见，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已是国内外会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会计造假问题严重，给消费者、投资者、债权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损害。2000年财政部对100家国有企业进行检查，发现有81家虚列资产37亿元，87家虚列利润27亿元；2001年被中国证监会查处或被沪深证交所公开谴责和批评的上市公司近100家；同年有关部门抽查了16家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32份审计报告，并对21份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审计调查，检查发现因会计信息失真导致财务虚假的金额达71.43亿元。例如：琼民源在1999年度会计报告中，虚构利润5.4亿元；在对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调查中，发现该所给银广厦出具了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银广厦近四年中，仅其虚增利润就达7.71亿元，使广大投资者损失近68亿元；2001年度在《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中，账外设账的单位580个，私设小金库的单位473个，查出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存在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3万多个，违法、违规金额总计达757亿元。以上事例，仅为会计造假之冰山一角，难怪财政部长项怀成就提出把“依法强化会计工作，严厉打击做假账”列为财政工作的重点之一。
在此，笔者给出了以下几点对策和方法。
二、构建我国会计诚信的对策与方法
从古到今，人们都非常重视诚信原则，其原因就是诚信是立身处世之本，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作用的正常发挥，需要一种公平交易的秩序，使市场行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而平等的要求之一，就是市场交易双方必须恪守诚实信用原则。由于会计工作是向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各个方面提供信息的工作，因此其“诚信”水平显得尤为重要。诚信的社会环境，是市场经济得以良好运行的基石。我们可以非常清醒地看到，支持今天西方整个政治和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契约、诚信、个人负责等信用文化，恰恰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一直极度短缺的。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的，就必须建立起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会计诚信文化。市场经济既是严格的法治经济，又是严格的信用经济，它的确立和发展内在地需要讲究诚信的道德力量。作为经济主体，在市场中能体会到自律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产生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要求，自觉遵守市场经济道德规范，这是整个市场经济规范的基础和灵魂。只有当人们普遍形成和确立了市场经济道德规范，市场经济的行政规范、法律规范才能得到真正的、自觉的实施。良好的会计诚信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会计诚信体系的机制。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从道德上、制度上确保诚信“升值”，消除欺诈和失信，确是一桩刻不容缓的大事。那么如何来进行会计诚信的建设呢?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强会计诚信文化建设
1.1塑造会计诚信的企业文化
从企业内部环境进行考虑，笔者认为会计诚信缺失最根本的原因是企业文化方面的问题。所以，要建设企业会计诚信文化，除了政府和社会的努力之外，最重要的是企业要重建以“诚信为本”的企业文化。诚信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因此，企业经营和培育市场的投入不应只限于物质方面，还要注重诚信的投人，营造一种“诚信为本”的企业文化氛围。没有诚信的投入，物质的投入就难以取得最大的利益。构建“诚信为本”的企业文化，加强信用建设，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合法经营，追求“阳光利润”，搞好优质服务，提升商品质量，经营信誉和顾客的满意度。“诚信为本”的企业文化重在培养诚信理念，并将这一理念内化为中小企业员工的价值观，体现在员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使诚信成为员工的自觉行为。“诚信为本”的企业文化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做到“诚信不欺、一诺千金”，信守道义和诺言，诚善于心，言行一致，先义后利。有效的诚信文化建设模式必须由企业的主要领导倡导，在从企业的整体利益出发的同时，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企业领导必须将诚信文化建设看成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通过教育使员工认识到诚信尤其是会计诚信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通过合法的手段使公司利润最大化是全体员工的共同目标。
1.2塑造会计诚信的社会文化
会计诚信文化的丢失不仅是会计领域仅有的现象，也不仅是会计人员仅有的现象，它成了社会的普遍现象。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不仅要打造会计诚信，还要建立社会诚信，只有全社会做到诚实可信，才能够保证会计信息人员的守信，才能够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因此，会计诚信建设必须纳入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之中。与我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并要加以时日方可完成。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这部分工作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健全股东大会制度。其中又包括推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制度、建立累积投票选举制度和引入限制表决权制度。二是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其中主要包括完善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和赋予董事予一定的权限。三是完善监事会制度。其中包括规范监事会的产生机制、保持监事会的独立性和落实监事会的职权。四是建立报酬与业绩相对称的经营者激励机制。
3.健全会计制度体系
3.1加快会计制度建设步伐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一是规范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避免不确定性对会计制度产生过多的影响，增强制度的合理性、公平性、稳定性和持续性。随着会计改革的深化，会计准则应逐渐过渡到由民间组织来制定。二是完善会计制度的内容，压缩虚假会计信息的施展空间，这可以从适当增加财务报表附注、鼓励企业披露非财务信息、进一步完善与严格规范关联交易的披露、加强对现金流量信息的呈报和考核等方面着手。二是加快制定和出台新的具体会计准则，针对我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容易出现问题的方面加以规范。四是考虑尽可能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弹性区间，对会计政策选择方面的规范更加具体。
3.2建立会计诚信评价制度
近年来，一些我国地方财政部门对会计诚信体系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试行了会计诚信评价制度。上海市财政局率先于2001年探索建立了会计诚信评价制度，并于2002年开始试行;山东等地也于2002年开始进行会计诚信评价试点。试点情况表明，对企业财务会计情况作出评价并公示，有利于督促企业依法规范会计秩序和做好会计工作，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行业公信力。
4.加强会计诚信教育
4.1加强高校会计专业诚信教育，从根本抓起
高校会计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将走向会计工作岗位，从事具体的会计工作，他们在高校所接受的专业教育、素质教育以及他们在校期间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必将对他们今后的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会计职业道德等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一层面上讲，我们的会计教育工作对会计诚信建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2加强注册会计师诚信教育，提高执业胜任能力
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一个融知识和技术于一体的服务行业，注册会计师的专
业胜任能力既要求其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又要求其经济、有效地完成客户委托的业务。然而目前我国注册会计师队伍的素质在许多方面离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年龄结构、专业知识结构、技能和经验等方面有不人意之处。在职人员专业水平的低下以及事务所缺乏科学管理最终影响其执业能力难以满足社会的要求。但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时间所能解决的，笔者认为可从
以下两个方面开展:一方面，加强审计方法的研究和审计人员的培训。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尤其是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应有计划地组织乃至强制性要求各事务所参加定期或不定期在职会计师培训和后续教育，不断引进和组织学习国外先进的审计理论与技术方法，以提高在职人员适应审计环境、对象及目标变化的能力。另一方面，制定和完善一套对在职从业人员业务能力的考核机制。为强化后续教
育效果和防止“南郭先生”的现象，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每年至少不定期抽查考核从业注册会计师业务能力一次，对业务能力不能胜任的执业者责令其自费培训或停止其继续执业。
三、结语
会计诚信缺失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讲，可以使市场信号失真造成政策制定的失误，干扰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资源配置低效劣化，造成大范围的国家利益受损。从企业的角度讲，可以对企业产生误导，使企业的决策失误，失去市场机会，使企业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受损。同时也使会计行业本身深受其害，危害会计工作的组织体系和工作规范体系，使内控系统秩序失控，会计秩序混乱，滋生腐败和犯罪。然而，诚信的缺失并非是会计特有的问题，会计诚信是社会诚信的一部分，会计诚信的缺失只是我国当前整个社会诚信程度低下的一个反映，事实上，我们的政府行政部门，甚至教育部门都存在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因此，要重塑会计诚信仅靠会计自身是做不到的，这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不是朝夕就能完成的。但笔者相信，在社会的广泛关注下，在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会计诚信必将回归会计的本源。
四、参考文献
[1]李春.重塑会计诚信的对策[J].经济师,2003,8
[2]陈华.试论重建企业诚信文化[J].市场周刊,2003,10
[3]王开田.会计行为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4]李龙.法制建设与职业道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黄速建.现代企业管理——变革的观点[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随着当今社会不同行业的诚信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在会计行业中，诚信更为重要。因此，加强会计诚信建设是极为必要的。建设会计诚信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会计诚信文化建设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根本措施
会计人员有意识的对会计账目进行修改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进而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例如，会计人员通过作假账、偷税漏税等来非法获取金钱。若要在根本上解决会计信息的失真，加强会计诚信文化建设是必要的：首先，加强高校培养过程中的诚信教育；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尤其是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更应该在平时的工作中诚实守信，坚决杜绝作假账现象的发生，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其次，建立良好的会计诚信环境；在平时的工作中尽量多让会计工作人员接触正面的信息，尤其是刚刚从事会计工作的毕业生，避免他们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再次，建立信用档案；目前我国的信用档案建立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随着信用档案机制的逐渐完善，应该将那些违反诚信的单位和个人记录在案，并且个人能够通过网络或是相关单位进行查询，进而增强个人和单位的诚信意识。
1.2会计诚信文化建设是会计发展和生存的根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即是个人或是单位的道德资源，也是经济资源。会计诚信对于维持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加强道德建设，加强会计诚信文化建设。会计诚信是会计发展和生存的根本。
1.3会计诚信文化建设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
会计诚信文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是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会计诚信受到破坏，市场经济运行的环境必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会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将严重下降。而且，市场经济越是发达，诚信就显得更为重要。会计信息是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的一项重要指标，如果会计信息失真，则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并有可能影响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宏观调控。因此，会计诚信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要加强会计诚信文化建设。
1.4增强会计诚信文化建设有利于企业养成诚实守信的观念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够增强企业的会计诚信文化建设，则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首先，如果企业能够对所有的合作以及即将合作的企业诚实守信，必定会赢得良好的，甚至是极高的社会信誉度，进而可以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企业中的每一位员工也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到诚实守信，除了对外能够做到诚实守信，对内更是应该如此。其次，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加强会计诚信文化建设可以将企业在长期奋斗过程中形成的优良品质传播下去，有利于在整个企业内部形成一个良好的诚信环境。有助于企业员工养成强烈的责任心，有助于提高企业员工的凝聚力，进而有助于培育诚实守信的企业精神。
2建设良好的会计诚信文化的措施
上面论述了加强建设会计诚信文化的重要性，那么该如何做呢？下面笔者提出几点关于建设良好会计诚信文化的措施。
2.1在会计诚信建设过程中，逐渐完善相应的法律规定
会计诚信文化的建设仅仅依靠道德的约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等来指导和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针对那些违反会计职业道德的人员应该做出相应的处罚，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同时使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得到广泛的弘扬。
2.2建立会计人员诚信档案
通过诚信档案的建立，使诚信文化建设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会计行业。由于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服务质量，尤其是诚信程度直接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因此，建立会计人员诚信档案对于维持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监督会计人员的职业行为等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同时，通过定期向社会公布会计人员的不良、违法记录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可以强化对会计人员的约束和管理。
2.3强化会计诚信文化的教育力度
在加强会计诚信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诚信教育是关键之一。第一，可以将会计诚信文化纳入到会计从业考试内容中，并将个人的平时诚信消费或是其他诚信相关内容也列入到考核范围内。第二，加强高校会计专业学生的诚信文化教育，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观念。第三，加强会计人员会计诚信文化的培训，要尽可能地将会计诚信文化建设的概念、内容、内涵等纳入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过程中。社会各界可以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或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来逐步完善会计诚信文化建设。
2.4增强会计诚信文化建设重要性的宣传力度
[关键词]企业文化中国文化诚信德
企业文化是美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总结日本管理经验和美国管理教训才提出来的，是一种文化与经济结合的产物，又称公司文化、组织行为、组织文化和管理文化。我国学者魏杰总结指出：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企业信奉和倡导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的价值理念。由此可见，企业文化现象都是以人为载体的现象，而不是以物质为中心的现象，由一个企业的全体成员共同接受，普遍享用，而不是企业某些人特有，并且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同时，企业文化也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企业文化的形成，一方面是构建在传统的民族文化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是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归纳创造，形成企业自身独特的文化要素和精髓，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作为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值得流传和发扬的精华，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企业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的企业文化。这一企业文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下的手工作坊文化，它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完善；第二阶段是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时期的中国企业文化，它是企业文化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当代中国企业文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创新。
一、以德治企
企业文化的精髓是德。孔子认为，人要讲高尚的道德品格修养，守信于德，古代皇帝用“仁德”来教育他的臣民，陶冶修炼，塑造美德，以德服人，当今提倡“以德治国”，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在提倡职业道德，教师讲师德，医生讲医德，企业讲“企德”，就是以德治企，把德熔铸到企业管理中，并在企业行为中加以提倡和应用，成为企业的行为准则。
德是商之本，无德不成商。创建于1669年的北京同仁堂，拥有境内外两家上市公司，海内外四百多家药店，以其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闻名于世。自创办至今，同仁堂始终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不敢减物力”的古训，秉诚“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信条，历经风雨，阅尽沧桑，铸就了一块享誉中外的金字招牌。同仁堂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作为企业精神，以“德、诚、信”作为企业的职业道德，以堂训、古训为企业的基本内涵，以“诚信为本，药德为魂”作为企业的经营宗旨，以“以义正，义利共存”作为企业的经营哲学。个性鲜明的企业文化在同仁堂的发展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以德治企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企业在管理中要实行以“德”服人，实行人性化的管理，使企业充满和谐的氛围。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曾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药作坊式加工厂，如今已是拥有资产上100亿元的国有大型企业，拥有“太极集团”、“桐君阁”和“西南药业”三家上市公司。靠的就是“忠诚、团结、努力、责任”的太极理念。太极集团实行以“德”服人，成功地开创了哑铃型发展格局下的“全员营销”模式。以“德”治企业，持续推动企业资本优势快速扩张。
二、重视人才
企业最重要的财富不是拥有多少资产，而是拥有多少人才。人才是企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得人才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企业，得人才者得未来。企业家艾科卡说：“你可以取走我企业的所有存款，拆去我工厂里所有设备，但务必请你留下我们所有的员工，因为他们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财富”。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认为“人的素质是海尔过去成功的根本，今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人的素质问题，你能把许多人的力量聚合起来，这个企业就成功了”。美的集团董事局主席有一句口头禅：“我宁可放弃可赚100万元利润的生意，也不放弃一个有能力的人才”。在美的海纳百川的胸襟下，美的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他们在企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美的公司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深远。重视人才表现在企业要用好人才，为人才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企业给做出成就的员工给予奖励，给有才华的员工提供升迁的机会。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你能翻多大的跟斗，我就给你搭建多大的舞台”，海尔集团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等竞争方式选拔人才，惟才是用，而不是讲资历，所以在海尔管理人员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实现企业管理人员的年轻化，使整个企业充满生机与活力。太极集团的董事长白礼西说：“能够经营管理好人才的企业，才有可能成为最终的赢家”。太极集团选拔人才从不论资排辈，而是采用“德才兼备为上用，先德后才为中用，先才后德为下用，无德无才为不用”的思想，使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从而加速了企业的发展。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隋元柏常说：“我们对待员工要像五星级宾馆对待客人那样，特别是我们的科技人员”可见企业对人才的重视。
当今世界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人才的竞争，一些企业利用各种方法争夺人才。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发展史上永远记载着这样一个例子：某名牌大学的一位博士想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去发展，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听到此消息后，认为他是企业所需的人才，就给他发去了任命书，并给他配置了专车和安排了一套住房，这位博士来到公司不到一年就主持开发了一套大型电子自动控制系统，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这就是得人才者得企业的鲜活的例子。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由不足百万元的小厂一跃成为拥有18亿资产的大型企业，靠的就是人才的引进。
三、诚信经营
诚信是一个企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诚信是一个企业的立业之本。一个人讲究诚信，其它人才会相信他；一个企业讲究诚信，消费者才会信赖它，才会去购买它的产品，企业才能获得利润，企业才能发展、壮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诚信作为道德化理，千百年一直贯穿于企业的管理之中。伟志集团是一家成立于1987年的民营企业，由一个由5000元贷款起家的服装作坊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400多家服装专卖店的集团公司，伟志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向炳伟先生在《我的财富——善诚智勤》一书说：“谁的资本和谁来经营资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来经营，在经营的过程中我们为社会做了些什么？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他人做了些什么?”。向炳伟先生制定了“善诚智勤”的企业理念，遵循“不满意就退货”的服务承诺，推出“你穿衣我洗衣我烫衣”的服务理念。为顾客着想，有时公司遇到能赢利但对公司信誉有影响的业务，公司为了长远发展和对顾客负责都给以拒绝。
诚信铸造信誉，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海尔集团认为公司销售的不是产品而是信誉。在海尔公司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司有一位销售员为潮州的一位用户送洗衣机，当车开到离潮州还有2公里地方时出现了故障。怎么办，是明天再送，还是再等车修好再送？为了公司的诚信，为了顾客，这位销售员背着75公斤重的洗衣机，走了2公里路把洗衣机送到用户家里，有如此员工维护企业形象，海尔“真诚到永远”的理念就能真正地实现。
诚和信是中华民族最美好的东西，国家提倡诚信，企业用诚信来铸造辉煌，用诚信来教育员工，用诚信和以义取利精神来善待顾客，企业只有在诚信中才能发展壮大。四、追求创新
创新是企业的动力。任何企业要发展，都必须要不断创新，超越自己，追求卓越，才能获取更大的利润。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创新需要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需要以人力和物力为后盾，所以创新的程度取决于一个企业学习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以及将知识和技术迅速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海尔集团，用了二十的时间，把一个亏损147万的小厂把它变成了中国的第一品牌，其年销售额达到1000亿元，是什么原因使海尔获得如此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创新，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海尔的竞争优势在于创新，创新是海尔公司的灵魂”。海尔公司所倡导的海尔文化是：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以战略创新为基础，以组织创新为保障，以技术创新为手段，以市场创新为目标。海尔的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取别人的精华，创造性的学习和借鉴。太极集团在准备销售“曲美”产品时，太极集团高层就决定在销售模式上进行创新，于是成立第一个产品经理组，对市场进行的调研和上市论证，制订营销模式。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就完成了从产品论证到上市，并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效果。太极在业内首创中国第一个药品经销权拍卖会，第一次用法律程序来选择经销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效果出奇的好，也提高了太极集团的知名度。可见，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企业的创新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不断的创新才能不断推出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企业才能获取更大的利润，才能推动企业的发展。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创新的成果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今天的成果到明天就不一定是成果，所以你这个成果在别人推倒你之前，自己要先否定自己，只有自己不断推倒自己，才能永远不被别人打倒。1995年，当海尔的研发部门对整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每年的6月～10月是销售洗衣机的淡季，其原因是整个洗衣机市场只有大洗衣机，人们无处买到洗少量的衣服能节约水和节约电的小洗衣机。海尔公司的员工经过200天的奋斗，终于生产出了这种小洗衣机——小小神童洗衣机，一个多月就销售了10多万台，小小神童问世后不久，海尔又推出第二代、第三代，到如今已开发了第八代小小神童洗衣机。此后，还成功地生产出能洗水果、削土豆皮等独具功能的洗衣机。可见，海尔集团把技术创新放在首位，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新技术。
中国的企业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许多优秀品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企业文化，推动着企业向前展，但也应看到，中国传统企业文化也有一些不足，如人情大于制度，“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使企业有小生产经济的印痕，不过，这些不足已得到了改善，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得到完善，从而形成灿烂的中国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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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诚信文化，校园，重塑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全人类所认同的道德规范。诚信，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活力，同时也发现我们身边各种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等现象大行其道。就连一直被人们奉为一片净土，背负着培养国家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校中，也存在作业抄袭、考试舞弊；伪造证件、简历注水；拖欠贷款、工作违约等弃诚信于不顾的现象，甚至蔓延到课堂、课本、老师和学校领导。究其原因，除了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还与目前高校对德育重视不足、约束和激励机制缺失、不良学术风气的负面影响有关。大学生群体是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对其加强知荣辱、树诚信的道德建设意义深远。因此，建设高校诚信校园文化，是塑造高校学生健全人格的客观需要，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一、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社会的运行之规
如何理解“诚信”？ 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通俗地表述，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免费论文。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处理这种关系必须遵从一定的规则，有章必循，有诺必践，否则，个人就会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会失去运行之规。
诚信是个人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和品格，是个人的立身之本。如果没有诚信的品德和素质，一个人将很难塑造出表里一致的完美自我，就更难以激发自己的内在潜能，那么他通往成功的道路将是充满曲折的。程颢程颐指出：“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诚”不仅是德、善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功的保证。免费论文。“信”是一个人形象和声誉的标志，也是人所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品质。孔子说：“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内心有诚意，说出来的话则必定可信，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值得信任。诚信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保障，也是个人修德达善的内在要求。不讲诚信，不仅会使自己遭遇难堪，对自己的生命存在也难以做出肯定的判断和评价。其结果，不仅是自己欺骗自己，也必然欺骗别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不仅不利于塑造健全的自我，对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存在着巨大的破坏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共同认可且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念依然影响着青年学生的人生价值观的正确树立，其直接后果便是无视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存在，无视社会规则的存在以及无规则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和尔虞我诈的恶习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蔓延。诚信，取其义即“不欺心，不欺人”。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一种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代表着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它是应对社会规则无序和群体失范的利器。因此，诚信是个人立身之本，也是社会的运行之规。
二、校园诚信文化严重缺失
诚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社会的运行之规，在高校中却没有得到必要的重视和有效的规范与传播。造成了校园诚信文化的严重缺失。老师和学生可以说是校园中的主体，他们的一言一行足以反映出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
“老师一做秀，学生便说慌，作文时，将校舍的破危房，写成县政府的办公楼一样，宽敞明亮，威武堂堂……老师一做秀，全中国人都成演员了，活的不是自已的人生，做一些昧着良心的事，为头衔摇尾乞怜，在权利面前，男人做女人状，女人做风尘状……干实事，做真人，这简单的道理，实践起来还真难……都是不良家教的罪过，都是老师做秀惹的祸……”这是网络上比较流行的一首打油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部分教师的不诚信给学生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以前的一个同学，现在在一家中学教书，为了教育局领导亲临的的一次公开课，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准备，试教是无数，光上课的准备材料就差不多两麻袋。提前四五天就和所选的班级进行了预演。上课时犹如放电影，多媒体、小组讨论、上台汇报、充足的表扬和鼓励、灿烂的笑脸、化解难点、重点突出，一切显得那样的完美无暇，无可挑剔。
近年来，学生作弊似乎已经被人们司空见惯，尽管也经常有人大声呼吁要改变现状，可现实中却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同时伴着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全面落实，又一个新的现象几乎成为了大学生诚信问题主流和焦点，那就是守约还贷的问题。据了解，最近几年，全国各省高校贷款学生按期还款或提前还款情况较之往年有所好转，但大部分地区还款率仍不过半数。
以上只是列举当前校园诚信文化缺失的两个方面，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客观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本人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价值取向的功利化；教育形式的表面化；教育效果的互斥性；自身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认识局限性。
三、重塑校园诚信文化
（一）建章立制，规范诚信行为。免费论文。
一是积极推行大学生诚信档案制度。将个人诚信档案作为大学生走向社会的“通行证”。应从学生入学开始，为其建立个人信用档案，使其了解到诚信对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利用信用记录，与银行、企业等展开合作，对学生拖欠贷款、工作违约等失信市场行为形成有效制约。二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不守信用的行为不仅予以道德的谴责，同时在行为上予以惩罚，比如取消其助学贷款和评优评奖资格等。
（二）德育与文化教育并重，加大诚信教育力度。
注重文化教育和技能教育，而把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作为“形式教育”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生的诚信理念，就必须打破常规，把德育教育与文化教育并重，让广大学生在掌握知识和实用技能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牢固的诚信意识。
（三）广泛开展诚信文化相关活动。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进行的一些诚信专题活动，如主题班会、演讲比赛、文娱晚会、团会、讲座等等，强化学生的诚信意识，努力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明辨是非，正确看待社会上出现的诚信缺失现象，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进而树立科学的诚信观。
（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充分利用良好的师德影响力。
古人云：“师者，人之模也，无德者无以为师”。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学生的渗透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高校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行为时有发生，这些丑恶现象的负面效果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严重破坏。因此，教师要有以身立教的社会责任感，严格规范自身的言行，做诚实守信的典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学生“人一定要诚实”，用自己的为人师的模范作用和强大的影响力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诚信观。
参考文献：
[1]金炳烨.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与高校诚信教育.[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6（6）
[2]陈大伙，张洪.大学生诚信现状调查与高校诚信教育创新.[J].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2007（4）
[3] 王伦光.高校诚信教育问题探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1）
[4] 吕伟珊.教育者诚信是大学生诚信的关键［J］.卫生职业教育，2006（16）
关键词：诚信文化，校园，重塑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全人类所认同的道德规范。诚信，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活力，同时也发现我们身边各种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等现象大行其道。就连一直被人们奉为一片净土，背负着培养国家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校中，也存在作业抄袭、考试舞弊；伪造证件、简历注水；拖欠贷款、工作违约等弃诚信于不顾的现象，甚至蔓延到课堂、课本、老师和学校领导。究其原因，除了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还与目前高校对德育重视不足、约束和激励机制缺失、不良学术风气的负面影响有关。大学生群体是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对其加强知荣辱、树诚信的道德建设意义深远。因此，建设高校诚信校园文化，是塑造高校学生健全人格的客观需要，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一、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社会的运行之规
如何理解“诚信”？ 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通俗地表述，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免费论文。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处理这种关系必须遵从一定的规则，有章必循，有诺必践，否则，个人就会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会失去运行之规。
诚信是个人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和品格，是个人的立身之本。如果没有诚信的品德和素质，一个人将很难塑造出表里一致的完美自我，就更难以激发自己的内在潜能，那么他通往成功的道路将是充满曲折的。程颢程颐指出：“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诚”不仅是德、善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功的保证。免费论文。“信”是一个人形象和声誉的标志，也是人所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品质。孔子说：“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内心有诚意，说出来的话则必定可信，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值得信任。诚信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保障，也是个人修德达善的内在要求。不讲诚信，不仅会使自己遭遇难堪，对自己的生命存在也难以做出肯定的判断和评价。其结果，不仅是自己欺骗自己，也必然欺骗别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不仅不利于塑造健全的自我，对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存在着巨大的破坏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共同认可且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念依然影响着青年学生的人生价值观的正确树立，其直接后果便是无视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存在，无视社会规则的存在以及无规则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和尔虞我诈的恶习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蔓延。诚信，取其义即“不欺心，不欺人”。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一种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代表着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它是应对社会规则无序和群体失范的利器。因此，诚信是个人立身之本，也是社会的运行之规。
二、校园诚信文化严重缺失
诚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社会的运行之规，在高校中却没有得到必要的重视和有效的规范与传播。造成了校园诚信文化的严重缺失。老师和学生可以说是校园中的主体，他们的一言一行足以反映出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
“老师一做秀，学生便说慌，作文时，将校舍的破危房，写成县政府的办公楼一样，宽敞明亮，威武堂堂……老师一做秀，全中国人都成演员了，活的不是自已的人生，做一些昧着良心的事，为头衔摇尾乞怜，在权利面前，男人做女人状，女人做风尘状……干实事，做真人，这简单的道理，实践起来还真难……都是不良家教的罪过，都是老师做秀惹的祸……”这是网络上比较流行的一首打油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部分教师的不诚信给学生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以前的一个同学，现在在一家中学教书，为了教育局领导亲临的的一次公开课，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准备，试教是无数，光上课的准备材料就差不多两麻袋。提前四五天就和所选的班级进行了预演。上课时犹如放电影，多媒体、小组讨论、上台汇报、充足的表扬和鼓励、灿烂的笑脸、化解难点、重点突出，一切显得那样的完美无暇，无可挑剔。
近年来，学生作弊似乎已经被人们司空见惯，尽管也经常有人大声呼吁要改变现状，可现实中却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同时伴着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全面落实，又一个新的现象几乎成为了大学生诚信问题主流和焦点，那就是守约还贷的问题。据了解，最近几年，全国各省高校贷款学生按期还款或提前还款情况较之往年有所好转，但大部分地区还款率仍不过半数。
以上只是列举当前校园诚信文化缺失的两个方面，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客观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本人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价值取向的功利化；教育形式的表面化；教育效果的互斥性；自身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认识局限性。
三、重塑校园诚信文化
（一）建章立制，规范诚信行为。免费论文。
一是积极推行大学生诚信档案制度。将个人诚信档案作为大学生走向社会的“通行证”。应从学生入学开始，为其建立个人信用档案，使其了解到诚信对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利用信用记录，与银行、企业等展开合作，对学生拖欠贷款、工作违约等失信市场行为形成有效制约。二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不守信用的行为不仅予以道德的谴责，同时在行为上予以惩罚，比如取消其助学贷款和评优评奖资格等。
（二）德育与文化教育并重，加大诚信教育力度。
注重文化教育和技能教育，而把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作为“形式教育”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生的诚信理念，就必须打破常规，把德育教育与文化教育并重，让广大学生在掌握知识和实用技能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牢固的诚信意识。
（三）广泛开展诚信文化相关活动。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进行的一些诚信专题活动，如主题班会、演讲比赛、文娱晚会、团会、讲座等等，强化学生的诚信意识，努力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明辨是非，正确看待社会上出现的诚信缺失现象，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进而树立科学的诚信观。
（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充分利用良好的师德影响力。
古人云：“师者，人之模也，无德者无以为师”。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学生的渗透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高校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行为时有发生，这些丑恶现象的负面效果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严重破坏。因此，教师要有以身立教的社会责任感，严格规范自身的言行，做诚实守信的典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学生“人一定要诚实”，用自己的为人师的模范作用和强大的影响力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诚信观。
参考文献：
[1]金炳烨.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与高校诚信教育.[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6（6）
[2]陈大伙，张洪.大学生诚信现状调查与高校诚信教育创新.[J].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2007（4）
[3] 王伦光.高校诚信教育问题探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1）
[4] 吕伟珊.教育者诚信是大学生诚信的关键［J］.卫生职业教育，200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