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破产法个人破产制度个人破产构想
一我国现行破产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适用范围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新破产法中适用范围调整为企业法人，即适用于所有的企业法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与法人型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新的破产法扩大了破产法程序的适用范围，但仍未提及关于个人破产的相关内容。但在现实生活中，自然人对多个债权人形成的各种债权债务关系普遍存在，假如自然人也可能通过破产法律程序来消除这些债权债务关系，那么对于当事人双方权益都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使双方当事人不用陷入不必要的僵局之中。
(二)破产原因不明确且缺乏实际操作性
破产原因是衡量债务人是否陷于破产的界限，也称破产界限，是指认定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是就债务人存在的，能够对债务人宣告破产的原因和依据。破产原因的规定，不仅体现出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的平衡及保护倾向和力度，而且可能影响到失业人数与社会稳定。新《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能力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这较旧破产法的规定虽有所改善，但是，仅以不能清偿作为破产原因，不能适应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如无法解决债权人申请破产时的举证责任，清算中企业的破产标准等问题，还是没有明确什么是“不能清偿”，以及在破产申请时如何判断等。
(三)对破产欺诈行为缺乏制约措施
在我国，一些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而利用破产程序中的法律空隙，以及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优惠政策，策划各种欺诈逃债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损害职工利益，进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新《破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无效行为，就存在着对违法行为定性混乱，列举方式规定的违法行为不能穷尽各种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不够，缺乏制约措施等问题。对无效行为无论何时发现，均可追回非法转让的财产，而撤销权的行使则有时效的限制。现行立法将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掺杂规定在一起，均按可撤销行为处理，使无效行为在撤销权行使时效(破产程序终结后一年)期满后成为有效行为，这显然违反法律规定。
(四)破产法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重视不够
整个破产程序的过程从破产申请到审理终结，对双方当事人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二者的保护显然还不够。如新((破产法’))中没有说明逾期申请的法律后果，对债权人而言，其合法权利得不到合理保护，对债权人极不公平。法律上的这些不合理规定剥夺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公平原则，因其指导思想本不是为解决债务的公平清偿，他只是要通过行政干预，将法院当作政府解决企业亏损、安置失业职工、调整产业结构的清算结构，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二、我国设立个人破产羽度的理由
(一)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体现破产制度的法律价值
1．坚持民商合一的立法主义
我国是采用民商合一立法主义的国家，没有区分民法和商法的传统。有学者建议：“鉴于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溶为一体，商人作为特殊阶层及其特殊利益已经消失，原则上一切法人和自然人均可从事商行为，民商合一主义符合发展潮流，因此制定民法典应当坚持民商合一的立法主义。’惭以，在破产法中给予商人、非商人同等法律地位，即实行一般人破产主义符合经济发展需要。
2．体现平等观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也包括破产法，债权人应处于平等的位置上。个人破产制度则不同，他始终贯彻债权人平等原则。在提出对债务主体的破产宣告后，法院即应书面通知已知债权人或公告通知未知债权人，对于依法申报并经破产程序加以确定的破产债权，无论该债权人是否参加债权人会议行使正当的程序权利，均可依其债权额等比例取得破产财产的分配。这就保证了“全体债权人得到共同满足”目标的实现，体现了民事生活中的平等原则，足以体现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对保证债权人的权利义务有着深刻的法律价值。
3．增进社会经济关系稳定性
稳定性是法理学上用以形容社会关系状态的术语。诚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社会安全的稳定性因素是不一样的。在现代社会中，影响稳定的诸要素与其说是战争、自然灾害，不如说是经济。在基于人与人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关系中，绝大多数与经济要素有关，属于经济关系的范畴，因而维持经济稳定及经济安全是社会得以存在并发展的前提。事实证明，大量动态中的经济关系实质就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即民法上债的关系，这样债权、债务关系必将透过经济关系对社会的稳定性施以影响，因此债的关系的畅顺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1．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完善我国破产制度的现实需要
个人破产法的出现和发展是西方早期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二部分专门规定了个人破产程序，与公司破产程序并列规定；澳大利亚于1966年单独颁布了个人破产法；德国破产法第九编规定为消费者破产程序与其他小型程序；从破产历史看，先有个人破产后有公司破产，公司破产不过是个人破产的放大和延伸。很难设想，在一个连个人债权债务责任意识都不具备的社会里，其企业会具有债权债务的责任意识。因此一部完整的破产法，应当也必须包括个人破产法的内容。
2．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个人商行为普遍化的必然结果
个人商行为的普遍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到现在为止，由个人商行为构成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由于城乡居民经营行为所建立的经济实体一般有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等特征。所以个体经济的淘汰率十分高，个体企业的出局前和出局后场面险象环生，赖账、逃债、三角债乃至以刑事暴力手段实现债权的情形比比皆是，本文认为这与我国现行破产法适用主体的狭隘主义不无关系。因此，我国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允许个人在经营失败，受到牵连时得以保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防止用不公平和非法手段实现债权。
3．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实施消费信贷政策的需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我国多个地区，个人消费信贷业务隐藏的问题日益增加，消费者贷款后不还款，以及假借贷、故意骗贷的情况不断发生，严重制约了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
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是个人信贷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和最后的重要防线。对此，感受最深的银行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已向全国人大提出了议案，呼吁尽快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因此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加大对金融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是减少金融风险、保障个人信贷业务高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律手段，也是鼓励消费者诚实信贷，解除其贷款后顾之忧的重要手段。
4．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世界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法律要求世界各国的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融会贯通。在实行破产法的国家，无论是实行商人破产主义、一般破产主义，还是破产折衷主义，都无一例外地将个人纳入破产法适用范围。假如我国仍不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个人或在外国境内的我国个人具备破产条件时，在处理上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例如，外国个人实体在我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遇到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破产情况，依据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其破产，我国法院无法可施。相反，当中国公民在外国境内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遇到同样情况时，外国法院能依其国内法宣告其破产，但在当事人回国后，我国法院没有依据承认其境内效力。所以我国应尽快拓宽破产法适用范围，以缩小国际间的差距。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破产法律体系
(一)个人破产实体制度的构建
1．自由财产制度
自由财产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破产人所拥有的财产，不受破产程序干预和限制，可以自由支配和处置的那部分财产。自由财产包括两部分，一是专属于破产人的权利；二是法律规定的不得作为破产财产的那部分财产。对个人破产人来讲，自由财产制度不仅可以使其免于立即失去全部生活所需而无法生存，还往往为其重新发展保留基本的物质条件。在美国破产法中称破产人的发展为“new-start”，也即“重新开始”，其实质是“把诚实的债务人从沉重的负债重压下解脱出来，并且免除其因不幸所负的义务和责任，许可其获得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是符合“自由财产制度”的基本精神的，这一点也应当纳入新的破产法中。
2．破产免责制度
在破产程序结束后，对于债务人已无法依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在法定范围内免除其继续清偿的责任就是破产免责。免责制度在自然人破产的救济政策中处于核心地位，其目的是避免使债务人的未来收入偿还以往的债务，以鼓励其在破产之后仍可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为社会和个人创造新的财富。由于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法不承认自然人具有破产能力，而企业的法人资格是随着破产程序的终结而终结的，法人资格一旦结束，就没有能力偿还剩余债务。由此可以看出免责制度在有限责任面前完全无法实施，所以在新的破产法中应依据债务人的清偿范围规定一个最后免责期限，在这个期限内，债务人可以减少债务的压力，以重新规划日后的生活，重新发展。
3．债务清偿计划制度
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都规定了相似的债务清偿计划制度，他是对破产免责制度的补充。该制度的好处在于能减轻债务人的债务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破产人未来的消费水平，也保证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可以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都得到保护。在英国的法院中对个人债务破产制定了财产管理命令程序，即法院可以依据债务人的申请，让其制定一个在将来的工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分期付款的计划，债务人可以依据计划在该限度内进行清偿，剩余债务则不需清偿。但有些国家对申请这一程序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只有出于诚信，债务不超过一定的限度，有固定收入的债务人才能援引该程序。
4．复权与人格破产制度
复权制度是指允许破产人在破产后的一段时间内改变其破产人的身份，恢复与其他民事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我国宜采取复权制度中的申请复权主义，因为在我国破产惩戒机制尚处于未成熟阶段，采取申请复权主义更为权威、安全。关于解除人格破产的期限，在香港，以前从未破产的人士可于破产5年后解除破产，曾破产多于一次的人士可于破产3年后解除破产。在加拿大，申请清洗记录由3年改为1年。在我国，此期限不宜太短，否则难以达到惩戒破产人的效果。人格破产源于法国破产法，是指债务人受破产宣告后被限制或丧失某些公民权利和职业权利，有学者认为自然人人格破产表现为其在生活消费、行动自由和社会权利上受到限制。人格破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破产惩戒主义。
(二)个人破产制度配套法律法规的完善
1．全面建构个人信用工程
从整治社会信用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信用危机现象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一方面，完善个人破产制度有利于强化信用观念，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个人信用体系及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有效实施。我们要制定并完善关于征信数据开放和规范使用征信数据的法律法规，全面实施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工程。
2．完善个人财产登记和存款实名制
通过个人财产登记制度，能够划清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的界限，使得破产管理人能够迅速、清楚地管理破产人的财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破产人通过非法手段隐匿、转移财产。
通过存款实名制，破产管理人可以掌握破产人的财务状况，了解破产人的资金流动情况，同时也可防止破产人隐匿财产和非法转移资金。我国已经于2000年4月1日起实行了个人存款实名制，对于实行个人破产来说已经初步完成了制度上的准备工作。:
3．营造一个有利破产制度实施的文化心理环境
破产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需要一定的文化心理氛围与之相容，假如缺少了这个环境就会导致实施中的障碍。从我国破产法律颁布十年来的情况看，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文化心理氛围。破产就是倒闭清算，就是倾家荡产，所以当事人十分惧怕破产。务必要采取各种手段来纠正对破产的错误认识，打击利用破产进行的犯罪活动，给破产法律制度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每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都应该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应该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都应该与其他国家法律制度有明显的区别。国家司法制度也是如此。因此,没有一成不变的司法模式。
19世纪历史法学流派的先锋人物萨维尼提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像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该民族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进行强加。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内部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的。”他反对将那种特定民族所特有的个性当作一般共性的思维方法,坚决主张要努力寻求本民族特有的法律制度。因为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结构形式构建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体系。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形式不同,社会关系的结合方式就不同。不同国家社会成员不同的结合方式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调整方式和秩序体系。
其实,只要我们翻开世界各国的法律书籍就会发现,萨维尼的法律民族性观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所体现和证明,并深刻寓于具体的法律规定之中。例如,英国和美国尽管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基本相同,但司法制度却有非常大的差异:美国经常采用辩诉交易,而英国则严厉禁止;美国有联邦最高法院,英国的司法终审权却掌握在作为立法机关的上议院等。
深谙西方法治真谛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劳伦斯·M·弗里德曼曾说过,“理性和法治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没有特定的法律推理模式、特定的法律制度安排或特定概念体系可以被确定为我们定义的法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司法制度的发展因历史起点、过程、条件以及主体选择各不相同,其制度的选择也必然带有自己的个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司法制度,在法律上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标准和原则。中国特殊性的显性表现俯拾即是。历史发展进程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在实施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历史文化的辉煌,中庸之道对现实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法律文化上,历来将“和谐”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强调“和为贵”、“息讼”、“少讼”,提出了“明德慎罚”、“引礼入法”、“明刑弼教”、“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等法律思想。同时,人们普遍注重家庭观念和集体权利,传统习惯和思想在人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中国当前最大的国情是: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根据哲学原理和萨维尼的理论,所有的这些都势必会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形成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使其具有自己的特质。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到底应该由中国的国情、性质、历史传统、民族特质等决定。中国司法制度只有立足于基本国情、民族传统和发展阶段,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人民司法制度建立与发展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人民司法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与发展是由中国的经济基础与特定国情等决定的。
首先,从政治上讲,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必然实行人民司法制度。国家是法律的创制主体,法律反映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为国家和在国家中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作为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也必然由政治制度决定,对政治制度发挥确认、保障和促进的作用。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实施宪法和法律,那么党提出的政治原则、政治方针就应该在司法活动中得到体现,中国司法在政治上就应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党通过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引导司法机关对法律形式主义进行纠正,对法律本身固有的缺陷进行弥补,达到法律实质正义的目的,这与严格依法办案并不矛盾。其次,人民司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在当展的必然结果。注重以民为本,是中国自古的文化传统。早在古代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主张“民为贵,君为轻”。而且这些文化传统深刻的体现在一些法律制定的思想上,如西周提出的“敬天、保民”及后来提出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法律思想。同时,在传统中华法系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自然地非常薄弱,视讼争为社会生活中的异常状态,而无讼是一种理想境界,历来将“和谐”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强调“和为贵”、“息讼”、“少讼”,尽管有法家化的立法(标志是发达的封建法典),司法却是儒家化的。于是,当争议事实上发生了之后,往往采取两种相反的态度:一个是寄望于民间的解决方式,一个是期望官府的积极介入。第二个选择则多是在前一个方式的失效情况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因此,当事人的告状首先就是一种消极的行为,而在将争议提交官府解决后,告状和被告也并不是积极地对杭,大家均期望官府能够积极地行使职权,为民作主。由于讼争数量有限,官府也乐于代民作主,因为在官府看来,积极纠问并作最后平息,当然天经地义。这种强调无诉、息诉、重视调解的传统法律文化虽然在现代社会中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作为特定民族生活的重要内容,许多方面已经成为民族习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改变或者根本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调解等为重要内容的人民司法制度极好地适应了中国民族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的调解制度还成为被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东方经验”。
最后,人民司法制度是近代中国司法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等因素的影响,统治阶级都希望变法图强,数次进行了法制改良,形形的法律制度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反复在中华大地上演,但最终都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利益,没有从根本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其根本原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民司法制度是近现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建立的。例如,马锡五审判方式因采取了与过去封建社会旧衙门及政府旧法庭迥然不同并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审判方式,而受到群众欢迎。此外,被赞誉为“东方明珠”的调解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死缓制度、犯罪劳动改造制度、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等也在实践中显示出了极强的适应性。这些制度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符合基本国情。
另外,法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从法产生之始,就担负起解决社会矛盾的重任,其最终的结果体现了法律存在的根本作用。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要求,司法制度优劣的判断标准只能是来源于本国的法治实践,来源于这个制度对本国国情的适应性。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利益纠纷激烈,社会矛盾纷繁复杂,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特别是以民生问题为主的人民内部矛盾比较突出,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国能够长时间的维护社会稳定,有效的控制犯罪,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高速的发展,保障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这说明我国的人民司法制度总体上是合理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关键词流动人口管理法律制度
一、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现有法律法规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2）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3）公安部公布实施的《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4）公安部公布实施的《暂住证申领办法》。（5）部分省、市（区）、省辖市、较大市、经济特区的人大及政府制度的暂住（流动）人口治安管理规定（条例）。这些法规、条例主要形成于计划经济，主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和中期制定的，当时正处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社会压力巨大、违法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大幅攀升之际，立法带有浓厚的管理部门痕迹，其核心主要体现了政府部门管理的利益，而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为流动人口服务、确立流动人口权利与义务，特别是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方面的不多甚至没有，流动人口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这些法规多是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其内容多以限制性规定为主，与社会法治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2003年初以来，国家对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政策作了较大调整，先后取消了出租屋和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收费和租赁房屋的审核登记，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等，给以初步形成的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管理带来了极大冲击，国家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和一些政策性收费之后，相关的配套措施又未能及时跟上，给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大困难。
（二）、缺乏必要的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在流动人口的管理法律中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居多，缺乏全国统一的管理标准。我国现行的涉及流动人口管理主要的法律法规，除对流动人口必须携带居民身份证或其他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的规定有全国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予以规范外，流动人口的其他管理规定或者是由公安、劳动与计划生育等部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如公安部的《暂住证申领办法》、《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等；或者由省市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以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来，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北京市政府据此分别就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住房租赁、务工经商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各方面均制定了相关管理规定等，其他各省也大多如此。这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对流动人口管理规定存在地方性差异，各地有各自的管理标准，无法统一起来。
（三）、缺乏城市外出流动人口的法律规定。
缺乏城市外出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规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城市只制定外地流入本地的人口管理的法律规定，对本地城市人口外流到其他地方工作和居住则没有相应的管理的法律规定。在笔者所收集到的法律规定中，只有2000年的《天津市流动人口管理规定》中明确界定了流动人口包括流入地和流出地两种人口，不过整个规定基本上是针对流入人口的。其实，今天的流动人口中虽然大部分来自，但是来自城市的人口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所以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在法律上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这部分的法律空缺。
面对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面对传统体制造成的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法律地位的差异，只有抓住机遇，重新构造相关法律，才能以缩小与宪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差距，真正做到依法管理，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管理的难题。
二、完善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的构想
依法治国是指导流动人口管理基本方针，是从行政管理转向法治管理的有效途径，流动人口长效管理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法制化管理。流动人口的增加是的必然，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出现日益增多的趋势。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流动人口会继续增加，因而加强其管理的法制建设也势在必行。对此，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一）健全必要的全国性流动人口管理法规。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武器，也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最后一道防线。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法规繁杂，且不同效力等级的法规在处罚种类、幅度有矛盾之处，不便执行。为了使流动人口的管理人员有法可依，增强他们的执法信心和决心；必须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一部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提高立法层次，规范管理行为。对流动人口管理中涉及的社会治安管理、计划生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明确相关部门、单位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加强管理同时突出对流动人口权利的维护，制定《流动人口流管理法》时要结合户籍改革立法，对流动人口入住城市、子女教育、权益保障、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和享有权利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使流动人口正确行使个人权利，履行个人义务。严禁从本地区、本部门利益出发，制定出台对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带有限制性、歧视性政策，使流动人口能真正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要对各地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和法规进行清理，及时废除过时的法规，取消带有歧视性的政策。人口的管理必须要从形式上实现统一。从1985年公安部的暂行条例规定以后，一直没有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出台，导致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纷纷出台。但地方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形成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是非常不利的。不过，在流动人口这一问题上，由于各地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目前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还有困难，但是笔者认为应当开始如何制定全国外来人口管理法律规定，以便在合适的时机推出。
（二）加强流动人口的、、文化等及其相关权益的立法。
立法者应从管理的角度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的角度，寓服务于管理之中。扩充、完善、保障流动人口享有的权利，采用激励机智引导流动人口自觉到当地公安机关注册、登记、申报暂住证，由被动变主动，解决流动人口管理中的最根本。如可以规定按时办理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享有与常住人口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福利等方面同等的权利；凡在暂住地暂住一定期限无违法犯罪现象等可转为当地户口的规定等等，激发流动人口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觉履行义务的积极性。
1、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流动人口享有同等的受权利、同等的就医权利、同等的就业权利、同等的事业保障、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只要流动人口到流入地登记，就能享受到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公共福利待遇，通过这样制度安排，来促使流动人口主动登记申报，积极参与管理。
2、推行公民福利卡制度。在法治社会，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国家提供的同等公共福利待遇。国家通过银行系统为每个公民设置个人社会保障号码，同时具备个人身份证号码的作用，具有多种功能和较大容量，不受地域限制，在全国通用，与各地区政府的社会管理部门相关数据库联网，人口信息资源共享。以终身不变的社会保障卡为基础，应对万变的人口信息变化，不管人口流动到哪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就会随之移动到哪里，以利于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国家应以二代身份证办理为契机，加强对实有人口的图像采集、指纹录入，开发实有人口管理系统，建设系统强大的、统计、查询等功能，流动人口到流入地办理暂住证时，身份证等信息同时导入暂住IC卡中，这对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3、借助《社会保障条例》、《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等的制定和完善来予以保障。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的形式来制定一部《外来流动人口权益保护法》来规定流动人口各方面享有的权利和权益，在就业、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依照宪法和法律享有与常住人口同等的权利，具体办法由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另定。在地方政府制定相关办法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作出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性的规定。流动人口应享有平等的社会经济权利、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对于流动人口，其养老、失业、医疗等各种福利权利被忽视或被剥夺，同工不同酬、不同福利待遇的现象相当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劳动者福利保障制度差异的惯性作用依然很强；不少地方地方保护主义在立法和政府行政行为中还比较严重；出于地方经济水平、政府政绩和优先保障本地居民利益的需要，往往对流动人口就业作出限制性规定，对流动就业者的社会经济福利权益无从顾及。无论是体现法律精神还是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政府都应保护本国公民基本权利。
（三）国家应加强对出租房屋管理的立法。2003年国务院取消“租赁房屋登记核准”的公安行政审批项目后，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出租房管理难度增大。住宿地是流动人口管理的一个切入点，应作为一个重要阵地严格管控。立法中应本着“谁接纳，谁负责；谁容留，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坚持“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查处违法”和“谁主管说负责，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以及“审批从简、管理从严、处罚从重”的工作要求，加大对违法出租屋和用工单位的处罚力度。以落实责任制为核心，以考核评定为策略，以治安问责为手段，努力夯实流动人口管理的基础。
对流动人口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依照既定的规则有序运行，反对无序化和无序状态。对流动人口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求，法治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是法律规则，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人们依照法律规则来办事，做到有章必循、有法必依，社会就有了和谐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法以文明的手段来解决纠纷，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不断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法制含量，是促进外来流动人员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化的必然趋势。
1、杨云善时明德著《农民工问题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刘怀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彭勋等著《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4、谢升华。论流动人口的法律地位及其权益保障。甘肃社会科学.2004（6）
所谓法人格是指公司以其自己的名义享有民事权利和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主体资格。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对公司债务承当责任，这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立的一种法律措施。「1 公司的法律人格独立，这是现代公司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基本内容，严格遵循和确保该制度的执行，对于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少和分散股东的投资风险，鼓励投资者积极开拓高、精、尖、新领域中的高风险投资，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当前经济活动领域中，随着现代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的跳跃发展，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现象在我国随机而生， 不少人利用公司的独立法律人格这一特性，从事不法经营，获取非法利益，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从而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秩序。为此，在法律上必须采取措施来加以制止，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安全，这就涉及到在特定条件下，需要对法人人格予以否认，以追究相关责任者的法律责任，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运行。本文将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一分析。 [关键词]：法人 法人人格否认 公司法 一、对我国当前存在的法人格滥用的现状分析 在当前经济领域中，作为破坏公司法人制度形式之一的滥用法人人格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企业开办单位抽逃原有出资。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能够发现一些集体企业的原始投资，早已被原出资开办单位抽回。企业因资产减少或严重不足，而成为空壳法人，这不仅影响到企业自身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且还影响到企业对外清偿债务的能力，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股东为规避经营风险或者受政策因素影响虚假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当前有相当数量所谓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都是个人独资企业。由于我国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对企业债务需以其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由此，导致许多投资人不愿意将开办的公司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对外承担有限的民事责任，另一方面，希望行使个人独资企业所享有的权利。所以，许多出资人往往通过虚设股东或虚假出资的方式，成立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些公司中的股东，或是投资人的妻子、父母、子女，或者是其亲朋好友，或者是根本无任何联系的其他人。但它们均有一个共同点，即空头挂名股东。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某公司的股东这一情况。这些有限公司的资本实际均有某一实际经营者出资。公司实际上已成为该出资人（或经营者）所操纵的工具，公司自身实际并不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法律人格，而完全由出资人操纵经营。 3、名为子公司或独立的公司法人，实属母公司或投资公司的分支机构。有相当一些集团公司或大公司为了分散经营风险或出于某种利益的需要（如享受进口免税、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往往设立子公司或出资成立控股公司、合资公司（如一些外贸集团公司）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子公司或单独设立的合资公司均属独立的企业法人，而事实上这些公司实际均由母公司或出资的公司所控制、掌握。其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均由母公司调配、任免，经营管理决策仍由母公司决定，子公司的经营成果仍为母公司占有。而当子公司因经营不善或因意外事故，负下巨额债务或濒临破产时，母公司则又以子公司系独立法人，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为由，拒绝为其子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者以架空母公司让母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所得经营成果均转入子公司。债权人到时无法从母公司处实现债权。上述情况均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4、公司被注销、吊销、兼并、合并转制后，股东或出资者不严格按照公司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程序操作，故意逃避公司或企业债务，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有些企业、公司被行政机关强制吊销营业执照后或企业因自身原因停止经营后，既不依法组织清算，也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登记。有的注销时，根本未依法进行清算，导致债权人无法主张债权或无法实现债权。有的企业在有关主管部门的主持下进行转制和改资，而在此过程中，主管部门及企业故意隐瞒 债务，逃避清偿义务。「2 5、公司独立法律地位似有实无名 依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依法设立，即具有法人资格，拥有独立的财产，并以其独立的财产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但我国诸多公司实质上并没有割裂公司与股东的联系，公司财产的独立性不存在，公司实质上并未拥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如有些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就由其母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尤其在上市公司中，因这类公司绝大多数都是由一家企业作为主发起人改制后募股设立的，上市公司与主发起人股东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加之我们是个过分注重地缘人情的民族，容易在公司资产、财务、机构、人事等方面呈现公私不分的混乱状态。「3 同时，由于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无限制，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夫妻、父子、亲朋好友共同举办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有限责任公司表面上是由二人以上共同出资，实质上是虚构股东，只有一个投资主体，是“一人公司”。这类公司打着公司的招牌，名义上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而当公司亏损时，则主张股东只负有限清偿责任，逃避债务的承担，将经营的风险全部转移给无辜的债权人。 6、注册资金不实，法人人格自始不完整 公司资产是指可供公司支配的全部财产，其中包括由股东出资构成的自有财产即公司资本，这是公司能否正常运转和承担责任的重要保证。为稳定市场秩序、防范商业欺诈，我国《公司法》将公司资本规定为法定资本制，要求奉行资本确定、资本不变、资本维持三原则，刻意强调公司注册资本和营运资本自始真实可靠。但由于股东出资方式多元化的存在（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除了可现金出资以外，还包括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及注册资本审查机制不够严谨，当股东采取非现金出资的方式时，常常会导致出现出资不足或不到位的情形。在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注册资本不实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发起人虚假出资，骗取登记机关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实际上并无发起人出资或出资不实。二是开办者先投入注册资金，待法人成立后，抽逃出资使企业成为空壳，也就是俗称的“皮包公司”，其股东设立公司目的纯粹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追求无本万利。 7、章程违法，组织机构不完备 依公司立法的原旨，公司章程应是公司的宪法性文件，但在我国公司的实际运转中，它的神圣性和约束力并未得到体现。⑸问题存在于许多公司的章程条款本身违法，却以经股东会通过并在工商机关登记为名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有的公司章程所列的经营范围超出了营业执照准定的范围，有的公司章程中规定董事长在公司重要事项的议程中享有两票表决权等。此外，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沿袭了大陆法系的“三会”制，本意是想推行分权制衡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但在实践中，许多公司却视之为繁文缛节，常常敷衍了事：开股东会是走过场，董事会形同虚设，监事充当附庸，真正在公司中行使职权的不过是董事长、总经理两三人而已。无庸置疑，独立的法人人格在上述公司中已然失去其制度价值，沦为了个人借以从事商业欺诈、逃避债务承担的工具。 8、其他滥用法人人格规避法律义务的情形 有的公司负债累累，却不清理、注销，而是将企业现有财产抽出举办新的企业，把债务包袱甩给原企业，俗称“脱壳经营”。有的公司进行所谓的资产重组，实则带走优良资产，留下巨额夙债来搪塞债权人，上演“舢板逃命，大船搁浅”的闹剧。⑹有的公司设立多家子公司，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实际上资产大都暗中聚积于母公司，子公司能用以清偿债务的财产十分有限。有的公司利用设立的多家子公司向银行借贷，互相提供担保，骗取银行资产，或利用多家子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恶意收购等等。 以上仅仅是我国当前经济活动领域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些滥用法人人格，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几种情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表现形式。这里暂且罗列以上情况，但不管何种情况，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利用现代企业法人制度中存在的弊漏，通过利用法人这一拟制人格的法律特点，以达到逃避债务，逃脱法律责任的目的。最终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及损害社会公众利益。从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交往秩序，导致社会信用危机，使正常的交易活动无法得到保障。 为此，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上述问题均采取了相应的法律措施及一系列对策。如判令有关股东或出资人直接承担法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并由此形成和发展了一套比较具体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理论。我国法学理论界对此称之为 “公司人格的否认”。 二 法人格否认理论的内容与适用 为保证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正常功能，并尽量避免其弊端，在股东、公司与公司债权人之间达成适中的平衡，作为对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与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制度的补充与修正，西方各国相继在公司立法和审判实践中引入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典型的有如英美法系提出的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和大陆法系推行的直索（Durchgriff）。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基本内容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又称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或刺破法人面纱（Piering the corporartion‘s veil），指的是为防止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和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制度因被滥用而产生的弊端，以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司法审判人员可基于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在诉讼个案中否认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以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而要求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4 直索（ Durchgriff），也被认为是严格责任，在涵义上与英美国家“揭开公司面纱”相同，即于特定情形下，法院可不顾公司的机能，使债权人得以突破公司的独立人格，径直向公司法人背后的股东追索。按台湾学者黄立的解释：“直索是指法人在法律上之独立性排除，假设其独人格并不存在之情形，法律政策上采纳直索理论乃是为了排除法人作为独立权利主体之不良后果。「5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适用 由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措施，因此对其适用应规定严格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就是指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情况，即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本质表明，公司不过是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最终的利益还是要落在公司所有者股东身上，公司法人格否认实质上是民法中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所负的有限责任向最初自然人的无限责任之“复归”。所以，民法中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当同样适用于公司法人格否认。据此，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要件可归纳如下： 第一、实体要件。法人人格否认适用的实体要件又可分为主体要件和行为要件。 ①主体要件，能够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请求的一般为公司法人人格滥用的受害人。这是因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设计原理是在个案中，基于某一特定的法律事实，通过司法途径对因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进行救济，从而追究公司法人人格滥用者的严格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因此，适用此法理，必须有原告申请适用该法理的诉讼请求。而有权提起这一诉讼请求的，当然应该是法人人格滥用的受害者。所以，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只有当事人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申请符合诚实信用、公平正义的原则，并不因此导致权利之滥用及公序良俗之违反时，才能允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 ②行为要件，要求客观上有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表现为对公司具有实际支配力的股东利用公司法人人格作为逃避债务、规避法律责任甚至从事非法活动的工具，并对公司债权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第二、程序要件，能够作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我决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审判机关，只有法庭才能根据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受害人的申请，通过诉讼程序作出法人人格否认的判决，其他任何主体都不享有这个权利。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严肃性和审慎态度，以更好地维护公司法人制度。「6 三 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之法理有一定的反映。一方面它们注重规定公司的有限责任，强调其人格独立；另一方面，它们更强调公司应当在权利能力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但是《民法通则》第49条及国务院的条例中规定了股东出资或公司资本不足情形下，股东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却未规定对债权人的民事责任。 然而，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一直未得到立法界和司法界的广泛承认，仅在国务院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如1990年国务院《关于在 清理整顿公司中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反映出一些突破有限责任的新规则。依据我国1993年12月29日公布的《公司法》第3条规定表明，我国法律关于企业法人制度的规定是严守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所以当公司法人格不断被股东滥用时却缺少规制此类行为的法律依据。在2001年9月，最高法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对涉及上市公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这愈加暴露出我国相关立法的缺陷。显然这对有效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缺憾，也不符合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而事实上，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法律制度出现了一块真空地带。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人否认制的前提应是顺从国际趋势，使立法的基点建立在市场主体行为的基础之上。 2009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2009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二号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以成文法的形式正式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这样就在我国公司法中正式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主张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主张者应为该公司的债权人。其又分为自愿债权人和非自愿债权人。自愿债权人与非自愿债权人划分的基础是民法上对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的区分，即，一般情况下，对公司享有合同之债的债权人为公司的自愿债权人，而对公司享有侵权之债的债权人为公司的非自愿债权人。「7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是没有法人制度的。我们既不能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大量运用判例法，也不能像某些大陆法系国家那样主要采用成文法，我们必须从国情出发采用以成文法为主，司法解释为辅，同时赋予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模式。「8 四、怎样完善法人格否认制度 在我国确立和完善法人格否认的司法制度，已显得十分迫切与必要，它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确立完善我国法人人格否认司法制度，首先应当确立几项原则。结合国外司法经验及我国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对法人格否认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应当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禁止欺诈原则。即凡是要求适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的。股东在出资设立公司时应当严格按照公司法人成立的法律规定程序操作。例如，股东身份必须真实，出资必须全部到位，不得抽回股本，公司的财务制度必须健全，公司账务与股东及经营者账务不得混同。如果公司股东未遵守上述法律规定的事项，则应认为是违反禁止欺诈原则，其所设立的公司法人的人格独立性、完整性将会因利害关系人的主张而被法院直接予以否认。由此，对公司的债务可令股东直接予以承担。对于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出资不足、公司解散未履行清算义务等等情况均应当认为违反禁止欺诈的原则。 （2）禁止非法原则。股东设立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从事非法经营而套上合法外衣。例如，为了非法使用他人的专利技术和商业秘密进行不正当竞争，但又担心一旦被法律追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则单独注册成立一家投资较小的公司，让该公司出面侵犯专利或使用他人商业秘密。一旦东窗事发，投资者即让该公司破产。这类情形的公司法人即属于违反禁止非法原则。法院可以据此否认其公司法人人格，而直接令各出资的股东承担无限的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打击那些利用法人人格从事剽窃他人专利、商标、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的非法经营者，从而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3）禁止操纵原则。由集团公司或大公司出资设立的独立公司法人或子公司、合资公司、控股公司等，其公司法人人格的独立性不能受到侵害。母公司或投资公 司对子公司不得操纵、干涉，子公司的经营决策、人事任免等权限，以及其他公司规定的重大事项均应由子公司管理人员自行决定，公司经营成果理当由子公司自行享有。如果股东或母公司对子公司、合资公司、控股公司的经营决策、人事任免予以操纵或将母、子公司的资产混合，对子公司经营成果予以占有，则属于违反禁止操纵原则。母、子公司因不遵循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就无权享受公司法所保护的权利。对于这类情况法院可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判令直接由母公司承担其子公司或由子公司承担母公司的债务。 （4）维护公平原则。有些投资人以较少的资本成立经营风险较高业务的公司。这就存在一旦发生事故，无辜受害的公众就将得不到充分的赔偿，其结果无异于股东将个人应承担的风险转嫁给社会或他人，这就违反了公平原则。也就是说，股东在出资成立公司，从事某项经营业务时，应当根据公司经营的性质和风险大小，投入充足的资本。如果公司经营业务的风险高，而公司资本又不足，一旦因侵权行为而发生债务，法院就可以公司的股东出资不足违反公平原则为由，否认其公司人格，责令有关股东直接承担民事责任。又如，在母、子公司关系上，如果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条件不公平，母公司故意将亏损额留给子公司，利润上缴给母公司，使子公司成为一个虚有其名的外壳。子公司倒闭后，其债权人就将不能受偿。反之也一样。这样就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法院在审理有关债权人提起的诉讼时，就应当从维护公平的原则出发，否认其公司人格，责令有关直接利害关系人承担民事责任。 （5）完善公司合并中的债权人保护制度 公司合并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应基于“对债权提供适度保护，平衡债权人保护与公司利益、合并效益”，采用事前防范与事后补救相结合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对债权人利益保护范围、强化债权债务概括继承的原则，详细规定统一的涵盖一切企业合并的债权人保护程序；要明确公司未履行债权人保护程序、未对债权人清偿或担保时进行合并的法律后果，对债权人平等对待；引入资产收购制度，并高度重视债权人保护，规定在合理确定资产价格的基础上，在被收购方获得的资产对价及剩余财产不足以满足履行对债权人的债务时，资产收购不得进行，以防止债务人非法转移资产、处分资产，使债务清偿落空，债权人利益受损。 （6）确立越权行为相对无效原则 .公司越权行为绝对无效原则已被相对无效原则所取代，成为公司法上的一大发展趋势，在现代公司法中，已很少有国家采取严格的越权行为无效的原则。为了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我国公司法应当摒弃不利于公司债权人的公司越权行为绝对无效原则，确立越权行为相对无效原则，即：第一、公司越权并非绝对无效，在越权双方对越权交易无争议时，法律不应主动加以干预，只有经过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审理撤销以后，这种交易才为无效；第二、公司越权相对无效之抗辩只能由善意一方当事人，恶意一方当事人不得援引；第三、公司越权相对无效之抗辩只能为尚未依越权契约履行自己义务的一方援引，已依这种契约履行了自己义务的一方，不得援引。「9 （7）加强公司内部监督，防止关联交易、公司越权等滥用法人格独立侵害中小股东、债权人的利益，危害社会经济秩序，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应更加合理完善。 五 结束语 尽管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以成文法的形式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作出了正式规定。但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安全，减少和分散股东的投资风险，鼓励投资者积极开拓高、精、尖、新领域中的高风险投资，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加以完善显得十分必要。笔者相信，在现行公司法对法人格否认制度已经作了明确规定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再对上述细节问题在法律上作出规定且应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活动中，那么，公司法人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指日可待！ 注释： 「1朱慈蕴著：[M]《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第75 页。 「2参见《确立与完善我国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载于www.3edu.com. 「3潘华山著：《法人人格的滥用及否认》，载于《法学》，1998年第3期。 「4范健、赵敏著：《论公司法中的严格责任制度》，载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 「5李金泽著：《公司法律冲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 「6参见《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完善》。 「7王路：《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探讨》，载于《江苏法制报》，2009年10月31日。 「8《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及其适用》，载于《中国学习联盟》。 「9胡映霞 ：《公司法人格独立的思考》，2009年6月5日。
我国公司法起步相对较晚，在2005年《公司法》以前，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有具体的运用，而且国务院和相应司法解释也对此制度有所体现，但是我国公司法中并没有对此制度做相应的规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公司财产不独立、人格混同”“抽逃出资”、“过度控制”等规律性公司问题。侵犯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在已有的初步形成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基本国情，学习国外先进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新《公司法》中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做了相关的规定，来解决公司法人制度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我国在2005年《公司法》中引入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世界上最先用立法确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国家，在世界公司法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我国《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以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可知，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指在某种具体法律关系中，基于特定事由，对公司的独立人格进行否认，使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法律制度。
二、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构成要件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不仅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规定，而且还是对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必要补充。其主要用于防范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准确谨慎的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准确掌握其构成要件。
1．前提要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前提要件是公司的设立与登记的合法有效，这样股东和公司才能够真正的分离。即公司取得了独立法人人格，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而非无限责任。这才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地位提供了可能。
2．主体要件
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主体由滥用公司法人制度的控制股东和受到相应侵害的相对人即主张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人构成。首先，滥用公司法人制度的人应限定在公司法律关系的特定群体之中，即对公司有实际控制能力的股东。只有对公司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才能得到公司决策层面上的最终话语权。让掌握实际控制能力的股东承担责任，充分体现了过错与赔偿相适应的要求，避免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控制股东的扩大化。需要注意的是，公司的董事、监事还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谋求个人利益的，不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相关规定，只能适用公司法对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依法履行责任进行相关处罚的规定。其次，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主张者，以因法人人格被滥用而遭受利益损害的债权人为主。。对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主张者，理论界存在以下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应包括公司、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另一种看法认为应只限于公司债权人。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以及股东不能主张人格否认。公司主张人格否认，即公司主张自己不是“人”，在法理以及逻辑层面上都得不到相应的解释。对于股东，股东以一定的财产投资于公司，即丧失了对出资财产的直接支配权，换取了股东身份。基于股东身份，股东对公司的重大事项享有共同决策的权利，包括选择管理者、变更公司形式、分配利润等。所以股东不能在享受公司制度带来益处的同时，提出人格否认制度，排除对其不利的后果。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分析，股东可以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相关政府部门有时也会成为公司法人格否认之诉的原告，但是为了防止政府部门过多运用职权干预正常的公司经营活动，对他们的行为范围和适用情形都有相关的限定。
3．行为要件
第一类，欺诈。如在我国国企改制和国有银行上市时经常出现，通过把债务转移至设立的新的空壳公司，把原公司的债务从该公司中分离出来，最终利用破产空壳公司来逃避原公司应承担的债务。第二类，逃避合同约定义务。如在公司或个人负有竞业限制义务或者公司负债累累时，设立新的公司来逃避义务或债务。第三类，逃避法定义务。如银行为避税或逃避国家对税率调控的规定，设立一家全新的子公司为其规避相应的法律义务的行为。第四类，公司法人形骸化，也被称为人格混同。具体分为：财产混同、业务混同和管理机构混同。第五类，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是指公司资本不能有效对应公司经营业务的风险担当，相对于经营规模与负担风险不想对应的情况，可以认定为公司资本不足。
4．结果要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结果要件是在公司没有独立清偿债务的能力的前提下，公司控制者实施的行为造成了债权人或公司利益的严重损失。但是如果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的相关制度，但未对公司债权人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没有影响原有的平衡的利益体系，那么就不必要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对未失衡的利益关系进行画蛇添足。其中，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的“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可知，轻微的损害不适用法人格否认制度。此规定是为了防止债权人对公司的随意，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极不利于公司法律关系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三、结语
关键词：自然人破产制度必要性现实性
自然人破产是指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按照破产程序，在保留其自己与其所供养人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情况下，将其财产拍卖，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债权人的一项法律制度。从破产制度起源和发展的进程来看，“破产”一词最初来源于中世纪时期意大利，是指债权人因为商人不能偿还债务时砸烂其板凳，表示其丧失经营资格的做法，针对的破产主体主要就是自然人。可见，最初的破产法的范围仅适用于自然人，自然人破产才是破产法的最原始形态，法人破产是在自然人破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立法实践中，自然人破产也是世界诸多国家破产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各国关于自然人是否具有破产能力大体有三种立法体例，即商人破产主义、一般人破产主义、折衷破产主义。商人破产主义，是指破产法只能适用于商人，非商人不具有破产能力。采用此立法主义的有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一般破产主义，是指无论对商人还是对非商人均适用破产法。采用此立法主义的有德国、日本等国家。折衷破产主义是一般破产主义特殊形态，是指商人和非商人均适用破产法，但是两者分别适用不同的破产程序。采取该立法主义的国家则主要有葡萄牙、巴西等国。总的来说，一般破产主义更加符合现代经济社会的本质要求，现今一般破产主义已成为国际上破产立法的趋势，关于个人破产的问题许多国家都明文规定且在具体制度构建上也十分完善。
20O6年8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第135条规定：“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参照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92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也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合伙企业依法被宣告破产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由此可见，现行破产法适用的是特殊的企业法人破产主义，即破产法适用适用主体仅限于企业法人、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出资人、其他依法设立的营利性组织，自然人中仅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被纳入法律调整范围。虽然现行破产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自然人的破产制度，但其第135条规定却无疑在法人破产制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使我们看到了自然人破产制度的一些曙光。
我国现行破产法没有将自然人纳入调整范围。对此，有人认为，自然人破产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因为目前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还不是超前消费，还没形成个人破产的市场；其次我国还没有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和诚信制度，个人信用体系还不健全，银行体制建设也不完备，个人破产的监控难以实施；最后个人破产会给一些人逃避责任提供方便。也有人认为，破产法应当适用于自然人，真正做到自然人与法人在债权债务清理程序上的平等，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逐渐发生转变，自然人投资市场更加普遍，超前消费促使个人消费大量增长，自然人破产是大势所趋。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具有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为了使债权人债务人充分实现自身权利和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
一、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产水平逐步提高，物质需求也在大幅度增加，尤其近年来，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启动消费内需的政策，消费者通过按揭分期付款、预期透支的方式购置房屋、汽车等消费品，并提供耐用消费品及办公设备、教育等各种领域的信贷服务，利用信用卡和贷款消费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自然人投资市场更加普遍，超前消费促使个人消费大量增长个人资产不断增加。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营利，营利必然会优胜劣汰，不可避免会出现资不抵债的现象，个人消费借贷债务日益膨胀，自然人资不抵债、无力还款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如果破产法不承认自然人破产能力，在个人资不抵债时，往往会出现逃废债行为，损害社会信用基础。因此，很有必要尽快确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以规范自然人破产问题。
（二）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需要
破产强调的是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破产制度的本质就是要对债务人的财产概括地、一般地强制执行，使有效成立的破产债权得到共同满足。由于我国没有自然人破产制度，债权人要么通过私力救济自己的权利，要么适用民事诉讼中的民事执行程序来保护债权。当自然人无法清偿全部债务时，有可能出现转移、隐匿资产等逃债行为，或者有选择地偿还债务，或者恶意拖欠。私力救济会导致非法拘禁或绑架人质等犯罪行为的发生，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为法律所不容。就算债权人依靠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破产债务问题，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在先的当事人的债权优先受偿，对于申请在后的当事人而言就失去了公平偿债的机会。此外，司法实践中“执行难”现象长期存在，使得司法尊严和司法秩序受到损害和威胁。这些都影响着全部债权人的公平受偿，不能体现市场经济公平、平等、等价有偿的私法原则。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运用破产手段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维护债权人利益。
（三）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维护债务人合法权益的需要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破产制度发展到近代社会，破产法的保障本位开始由传统破产保护债权人利益向债务人利益方向倾斜。破产制度除了强调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还强调保障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企业法人具有破产能力，可以根据破产免责规定来免除自身无力清偿的债务。当自然人陷入债务危机时，却不能适用破产，自然人应对自己的债务永远承担无限责任，不管债务人何时获得财产，都要用这些财产来清偿债务，直到还清全部债务，这对自然人来讲显然缺乏公正性。如果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对自然人适用破产程序清偿债务，给予自然人选择破产的机会，债务人获得对不能清偿债务的部分或全部豁免，使自然人能摆脱债务的困扰，从沉重的债务负担中摆脱出来，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
（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要求国内法与国际法互相融通。自然人破产法已经成为国际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破产法的重要内容，采取一般人破产主义代表了世界破产法的方向和趋势。随着我国跨国破产以及涉外破产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有关破产法律与国际立法协调一致，相互衔接的需要也日益突显。如果我们仍然排斥自然人破产，势必造成破产司法上的许多冲突，阻碍扩大对外开放。因此，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赋予自然人破产能力，是加强外国国际经贸交往和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二、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现实性
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要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慎重考察自然人破产现实可行性，必然要结合考虑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实施该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当缓行。尽管自然人破产制度在我国的实行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但不足以成为否定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充分理由，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具有充分现实可行性。
首先，物权法律体系的完善和个人信用体系的逐步建立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和有利条件。随着人们对物权认识的深入和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使得自然人财产状况逐渐清晰，在债务人需要破产清算时，能够明确区分自己的财产和他人的财产，确定破产财产的范围和破产债权的范围。现今，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也正在逐步建立与完善之中，这对掌握自然人的个人资信状况，规范个人信用行为，构建诚信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笔者认为，虽然自然人信用制度是自然人破产制度建立的基础，但是并非一定要在我国的个人信息体系体制完全健全完备之后才讨论自然人破产的可行性。
其次，我国已建立了与自然人破产制度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自然人破产结果使得破产人信誉受损，可能出现生活困难的现象，国家应帮助破产人走出困境，对其基本生活予以保障。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再就业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破产人和社会减轻了负担，帮助破产人重新起步，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再次，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不会导致自然人利用破产逃避债务。允许自然人破产绝不是放任逃债欺诈行为，更不是无原则免除债务清偿责任，只有那些无违法行为的债务人对法律规定可以免除的债务才能获得免责。破产法中的可撤销行为、无效行为等制度能有效地解决欺诈行为或损害公平清偿行为。
最后，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有国外及其他地区成熟经验可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的自然人破产制度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目前已经形成的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这能够为我国自然人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应当结合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及其他地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有效经验和理论成果，实现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益，保障我国经济秩序良好运行。
三、对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议
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应当考虑到与法人主体的差异，尽量减少破产带来弊端，构建更为严谨科学的自然人破产体系。为保障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实现其法律价值，笔者认为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实行个人财产收入申报登记制度和存款实名制
自然人的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密切联系，自然人破产后容易出现个人财产隐匿和非法转移，这对自然人破产财产的界定带来极大的困难。笔者认为，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和存款实名制才能解决对自然人破产财产的界定问题。个人财产收入申报登记制度是指特定层次或特殊行业的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向有关部门申报自己的财产收入，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并由此接受国家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一项法律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个人财产收入申报登记制度，可以界定破产人的财产范围，从而使破产人的个人财产与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界限严格区别开来，使得破产管理人能够清晰地管理破产人的财产，并将财产用于破产分配。同时，鉴于我国个人财产相当大的部分是银行存款，因此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十分必要。2000年4月l目起我国实行了个人存款实名制，破产管理人通过存款实名制可以掌握破产人的财务状况，了解破产人的资金流动情况，有利于查清破产人的个人信用状况，并可以防止破产人隐匿财产和非法转移资金。
(二)建立破产许可免责制度
破产免责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于符合法定免责条件的诚实的债务人未能依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在法定范围内予以免除继续清偿的责任的制度。该制度是避免债务人背负沉重债务包袱，鼓励债务人在破产之后仍能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为社会和个人创造新的财富。纵观世界各国关于破产免责制度的立法例主要有当然免责制度和许可免责制度。前者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破产人便自动获得免责，无须提出申请而经法院许可。许可免责制度是指破产人是否获得免责，应由破产人提出申请，由法院审查决定。各国破产法大都规定了许可免责。笔者建议我国构建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采取许可免责制度。严格限制个人破产免责条件，只有那些诚实守信、没有从事欺诈行为的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才能予以免责，规定申请免责的程序、提出免责申请的条件、规定非免责债务等内容。
（三）建立破产失权和复权制度
早期的破产有罪主义将破产视为犯罪，除了对破产人的财产进行清算分配，还要对破产人进行严厉的人身惩罚和人格侮辱。在当代，破产虽然已不再被认为是犯罪，但对破产人身份地位的约束，人身自由的限制，财产处分权的丧失，仍然具有惩罚的性质。这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破产人的人权的限制，是破产人的失权。而破产法体现为对破产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就要在一定条件下回复破产人的权利，即破产人的复权。自然人破产后，从繁重的债务中解脱获得新生的机会，其经济能力在一定时间后可得到恢复，人格破产所剥夺或限制的权利就不会无限延续，因此还有必要设立失权和复权制度，平衡人权与失权之间的矛盾，真正做到保障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使债务人获得新生机会。
四、结语
我国现行破产法相比1986年的破产法试行实现了许多方面的突破，但仍然将自然人排除在了破产范围之外，不能不说这是一大缺憾。破产法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法律，对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至关重要。现代真正意义的破产法在适用范围上都采取一般破产主义的立法原则。诚然，立法机构鉴于立法的稳定性，在近期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可能性不大，但社会是发展的，法律不仅应具有稳定性，更要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笔者建议我国在今后修改破产法时，注重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实现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将自然人的破产纳入其适用范围，规范债务清偿秩序，使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能更加和谐有序。
参考文献：
[1]范健，王建文：《破产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
[2]耽达明、郑淑君：《比较破产法初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年。
[3]覃有土,《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OO7年。
「关键词公司法人人格独立有限责任直索人格否认
一、引言
2001年12月11日我国已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对我国的工业、农业、第三产业都将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但更深层次的冲击是发生在体制层面，尤其是经济商事立法方面。我国现行《公司法》虽曾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其离WTO体制及国际惯例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适用于司法审判实践时亦有捉襟见肘之虞，故在诸多方面亟待修改和补充，公司法人人格理论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就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制度所存缺陷及如何完善略陈管见，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二、现行《公司法》确立的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及缺陷
1993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颁行后，公司法人制度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模式在我国被确立了下来，而该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成为能独立对外承担责任的民事主体。
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实质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有独立的财产，即股东的出资形成为公司的财产，公司以其代表人的名义独立行使对该财产的权利。二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即公司以其全部独立的财产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责任，而公司的股东与公司的债权人并无直接联系，其仅以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这种有限责任不同于民法上的一般有限责任，此处的“有限”不是指作为债务人的公司仅以其部分资产清偿债务，而是指公司在以其全部资产承担偿债责任后，即使公司所负债务仍然不能得以全部清偿，公司的债权人仍不得请求公司的股东承担超过其出资义务的责任，公司也不得将其债务转移到其股东身上。⑴我国《公司法》第三条就此作出了明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法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负责”：“股份有限公司是指将公司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有的股份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负责的企业法人。”因此，公司法上所说的有限责任确是针对股东而言的，它并不意味着清偿债务的财产的有限性、特定性，而意味着责任的不可转换性，股东责任的受限制性，这就和民法上的一般有限责任的含义严格区别开来。而按照许多学者的观点，公司的人格与其成员的人格的分离，乃是有限责任产生的前提，不理解公司的独立人格，也就不能理解公司的有限责任。⑵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是以法人人格独立为其基本理论依据和制度建构基础的。
法人人格独立作为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因其有效地防范和减少了股东的投资风险而对刺激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商业风险，它所做的只是对商业风险的一种安排与分配。从股东、公司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说，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就像一道面纱，把公司与股东隔离开来，避免了公司债权人对股东的直接追索，这样，当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时，债权人的利益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可见，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最大缺陷便是削弱了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无形中把一定的商业风险从股东身上转移到了公司债权人身上。⑶尤其是当公司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影响与控制而滥用公司的法人人格以侵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时，因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和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存在，债权人不能对公司股东直接提出赔偿的请求，使得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侵害公司债权人的责任豁免符，这显然不符合法律公平、正义之意旨。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在股东、公司、公司债权人三者之间的风险安排上，便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可谓是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有违设立该制度时所秉的风险分摊、鼓励投资的初衷，为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现象提供了滋生的沃壤。
三、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现象
公司法人制度是一种世界性的制度，同样，作为破坏公司法人制度的主要形式之一的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也是没有国界的。随着现代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的跳跃发展，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公司形骸化的现象亦在我国随机而生，其主要表现形式有：
1、公司独立法律地位似有实无
依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依法设立，即具有法人资格，拥有独立的财产，并以其独立的财产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但我国诸多公司实质上并没有割裂公司与股东的联系，公司财产的独立性不存在，公司实质上并未拥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如有些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就由其母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尤其在上市公司中，因这类公司绝大多数都是由一家企业作为主发起人改制后募股设立的，上市公司与主发起人股东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加之我们是个过分注重地缘人情的民族，容易在公司资产、财务、机构、人事等方面呈现公私不分的混乱状态。⑷同时，由于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无限制，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夫妻、父子、亲朋好友共同举办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有限责任公司表面上是由二人以上共同出资，实质上是虚构股东，只有一个投资主体，是“一人公司”。这类公司打着公司的招牌，名义上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而当公司亏损时，则主张股东只负有限清偿责任，逃避债务的承担，将经营的风险全部转移给无辜的债权人。
2、注册资金不实，法人人格自始不完整
公司资产是指可供公司支配的全部财产，其中包括由股东出资构成的自有财产即公司资本，这是公司能否正常运转和承担责任的重要保证。为稳定市场秩序、防范商业欺诈，我国《公司法》将公司资本规定为法定资本制，要求奉行资本确定、资本不变、资本维持三原则，刻意强调公司注册资本和营运资本自始真实可靠。但由于股东出资方式多元化的存在（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除了可现金出资以外，还包括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及注册资本审查机制不够严谨，当股东采取非现金出资的方式时，常常会导致出现出资不足或不到位的情形。在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注册资本不实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发起人虚假出资，骗取登记机关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实际上并无发起人出资或出资不实。二是开办者先投入注册资金，待法人成立后，抽逃出资使企业成为空壳，也就是俗称的“皮包公司”，其股东设立公司目的纯粹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追求无本万利。
3、章程违法，组织机构不完备
依公司立法的原旨，公司章程应是公司的宪法性文件，但在我国公司的实际运转中，它的神圣性和约束力并未得到体现。⑸问题存在于许多公司的章程条款本身违法，却以经股东会通过并在工商机关登记为名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有的公司章程所列的经营范围超出了营业执照准定的范围，有的公司章程中规定董事长在公司重要事项的议程中享有两票表决权等。此外，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沿袭了大陆法系的“三会”制，本意是想推行分权制衡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但在实践中，许多公司却视之为繁文缛节，常常敷衍了事：开股东会是走过场，董事会形同虚设，监事充当附庸，真正在公司中行使职权的不过是董事长、总经理两三人而已。无庸置疑，独立的法人人格在上述公司中已然失去其制度价值，沦为了个人借以从事商业欺诈、逃避债务承担的工具。
4、其他滥用法人人格规避法律义务的情形
有的公司负债累累，却不清理、注销，而是将企业现有财产抽出举办新的企业，把债务包袱甩给原企业，俗称“脱壳经营”。有的公司进行所谓的资产重组，实则带走优良资产，留下巨额夙债来搪塞债权人，上演“舢板逃命，大船搁浅”的闹剧。⑹有的公司设立多家子公司，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实际上资产大都暗中聚积于母公司，子公司能用以清偿债务的财产十分有限。有的公司利用设立的多家子公司向银行借贷，互相提供担保，骗取银行资产，或利用多家子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恶意收购等等。
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推行和发展公司制的情况来看，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观念上将公司的独立人格绝对化，以至于不适当地认为股东在任何情况下均对公司债务不负责任，从而为个人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从事上述不法行为提供了可趁之机，造成对债权人和社会公益的损害。为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流行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在特殊情况下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人格而由股东直接承担责任，以弥补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先天缺陷。
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基本内容及适用
为保证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正常功能，并尽量避免其弊端，在股东、公司与公司债权人之间达成适中的平衡，作为对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与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制度的补充与修正，西方各国相继在公司立法和审判实践中引入了公司法人人格否人理论，典型的有如英美法系提出的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theveilofthecorporation）和大陆法系推行的直索（Durchgriff）。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基本内容
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theveilofthecorporation），又称刺破法人面纱（Pieringthecorporartion‘sveil）或公司法人人格否认（disregardofcorporatepersonality），指的是为防止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和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制度因被滥用而产生的弊端，以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司法审判人员可基于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在诉讼个案中否认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以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而要求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⑺
直索（Durchgriff），也被认为是严格责任，在涵义上与英美国家“揭开公司面纱”相同，即于特定情形下，法院可不顾公司的机能，使债权人得以突破公司的独立人格，径直向公司法人背后的股东追索。按台湾学者黄立的解释：“直索是指法人在法律上之独立性排除，假设其独人格并不存在之情形，法律政策上采纳直索理论乃是为了排除法人作为独立权利主体之不良后果。”⑻
直索或揭开公司面纱均是在特殊情况下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主体资格，要求公司的股东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责任，但这并不是要否定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一般原则，而只能作为特殊情况下的例外适用。因为强调公司的独立主体资格，将公司与公司的股东、公司财产与其成员的个人财产分开，是使公司能够在市场经济中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的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动力所在，故这一制度作为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⑼但为防止公司的股东基于不正当目的滥用公司形式，逃避债务和其他义务，以切实维护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又应当采纳直索责任作为该制度的必要补充。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适用
由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措施，因此对其适用应规定严格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就是指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情况，即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本质表明，公司不过是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最终的利益还是要落在公司所有者股东身上，公司法人格否认实质上是民法中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所负的有限责任向最初自然人的无限责任之“复归”。所以，民法中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当同样适用于公司法人格否认。据此，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要件可归纳如下：第一、主体要件，能够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请求的一般为公司法人人格滥用的受害人。这是因为，揭开公司面纱法理的设计是在个案中，基于某一特定的法律事实，通过司法途径对因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进行救济，从而追究公司法人人格滥用者的严格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因此，适用刺破公司法人面纱的法理，必须有原告申请适用该法理的诉讼请求。而有权提起这一诉讼请求的，当然应该是法人人格滥用的受害者。所以，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对那些出于维护自己利益曾利用公司法人人格的人（如股东、董事等）以图回避法人人格的法律效果而申请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应该不予支持。但是，当股东申请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符合诚实信用、公平正义的原则，并不因此导致权利之滥用及公序良俗之违反时，也可例外地允许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主张法人格的否认。
第二、行为要件，要求客观上有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表现为对公司具有实际支配力的股东（dominantshareholder）利用公司法人人格作为逃避债务、规避法律责任或从事非法活动的工具，并对公司债权人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实际损害。⑽
第三、程序要件，能够作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我决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审判机关，只有法庭才能根据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受害人的申请，通过诉讼程序作出法人人格否认的判决，其他任何主体都不享有这个权利。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严肃性和审慎态度，以更好地维护公司法人制度。
至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是否需要具备主观标准，在大陆法系国家有主观滥用说和客观滥用说之争。但鉴于主观滥用意图举证的巨大困难使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客观滥用说逐渐成为通说，即无须证明股东的主观滥用意图。
五、我国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借鉴展望
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在八十年代开始建立，公司法人制度的经典-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在我国公司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随着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现象的不断出现，公司法人制度已面临来自其制度本身所存缺陷的严峻挑战，而迄今为止，我国的制定法中尚无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在司法审判上的适用。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法人人格滥用现象，由于立法界和司法界一直未能广泛承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而得不到相应的规制。随着“公司问题”愈演愈烈，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类现象，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立法界和司法界无法回避的问题。从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公司法人格制度的具体运行形态看，作为一种法律对策，引进西方公司制度中行之有效的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对我国现行公司法人格制度进行补充、完善，并通过该法理的适用，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就经验积累而言，可先在司法审判中采取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待总结经验后再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一）适用法理于司法审判实践
由于我国立法未对公司法人格否认措施作出明确规定，我国亦无判例制度，因此司法审判在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时不可能引用最具针对性的条文以及判例。但在整个民法中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民法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权利滥用禁止”等，则是司法机关解决此类问题的基本依据。⑾参考国外有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学说和判例，结合我国公司法人制度推行以来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时，应重点规范下列行为：
1、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公司资本是公司赖以经营的物质基础，也是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总担保。公司资本不足，实质上就是将公司的经营风险转移给了公司的债权人，公司实际上已成为股东逃避债务责任的“空壳”。在这种情况下，应否认其公司法人人格，砸开“空壳”，让公司股东直接承担偿债责任。但公司所谓的资本不足，并不是指公司资本未达到法定的最低资本限额，因为像美国大多数州、我国台湾地区等并无明文规定最低资本限额。就是作出规定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的最低资本限额也通常数额偏低，不能与公司的经营风险完全相适应。因此衡量公司资本是否充足，应与公司从事营业的性质和所承受的风险相对照来判断。另外，公司资本不足，是指公司在设立时股东未缴纳足够的出资甚至虚假出资，或者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由于股东抽逃出资造成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而不是指公司在设立时有足够的资本，后来由于经营不善等合法原因导致公司资本减少。因此，当出现公司的资本与其营业性质和风险相比显著不足，或者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对公司资本作欺诈性的虚伪表述等情形时，就应揭开公司的面纱。在美国的判例中，在以公司资本颇多少来决定是否揭开公司面纱时，还与公司债务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是合同之债，法庭通常不会以资本不足为理由揭开公司面纱，因为债权人缔结合同是自愿的，事先应当调查对方的资信情况，除非对方在缔结合同时虚报或隐瞒了公司的资本状况，有欺诈行为（这时，合同债权人就不是自愿的）；如果是侵权行为之债，受害人是被迫地成为公司的债权人，对侵权公司无法事先选择，法庭认为公司的营业风险高，而公司资本相应不足，就可能以资本不足为由，揭开公司面纱，让股东以个人财产赔偿受害者的损失。这一理论无疑是公正合理的，值得我们借鉴。
2、虚拟股东行为。多数国家公司法都明文规定设立公司的最低股东人数。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由五人以上作为发起人。但在实践中常有为获得公司注册而虚拟股东的行为，如以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等作为虚拟股东。这样就使得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上符合公司法的设立条件，而实际上成为“一人公司”。但我国现行法律不允许股东为自然人或者非国有投资主体的“一人公司”存在，因而除国有独资公司外，因虚拟股东而成为实质上的“一人公司”的，或者公司设立时股东人数符合法定条件，但由于有股东死亡或退出也成为“一人公司”且仍以公司名义继续经营的，应否认其法人人格，让股东直接对公司债务负责。同样，股份有限公司因虚拟股东而使发起人不足五人的（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除外），也应否认其公司法人人格。
3、公司人格混同。公司之所以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是因为严格贯彻分离原则，公司的财产和责任与其股东相对独立，并且有不同于股东的独立的组织机构、名称、业务等。当公司与股东或与其关联公司在财产上、利益分配上、组织管理上、业务上出现混同时，就丧失了作为法人的独立性，理应否认其法人人格，让其背后的股东直接承担公司的债务责任。公司与股东、母子公司之间、其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财产混同，往往表现为拥有同一资产（包括用一笔资金组建数个公司的情形）、资产任意转移或者收益不加区分等，使公司无法贯彻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进而影响到公司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物质基础；公司与股东或者关联公司之间的业务混同主要表现为业务不加分离，外观上难以判断业务的真正归属；另外，母子公司或者其他关联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有时表现为组织机构上的混同，如拥有同一领导机构（即一套班子、几块牌子的现象）、董事相互兼任等。
4、股东对公司的幕后操控。如果公司被其股东完全控制，控股股东任意干预公司的经营，将其意志强加于公司，公司完全失去自己的独立意志，则实际上成为股东的“替身”或“傀儡”。⑿当出现这种情形时，应揭开公司面纱或否认其法人人格，让幕后的控制股东直接承担公司的债务和其他法律责任。这一情形在母子公司之间以及集团公司内部之间表现的最为突出，母公司或集团公司从整个集团的利益出发，为了规避经营风险或法律责任，幕后操控子公司，不惜牺牲子公司的利益，进而损害子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主要表现为：（1）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条件不公平，故意将亏损留给予公司，利润上交母公司，如子公司倒闭，其债权人将得不到赔偿；（2）将子公司当作是母公司的一个部门，无独立的组织机构或虽有但纯属摆设，完全按母公司旨意经营；（3）母公司将风险较大的业务交由子公司经营，但子公司资本却显著不足。在上述情况下，法庭应无视子公司的法人人格，让母公司承担子公司的债务责任。
此外，国有独资公司作为我国的“一人公司”，如果不严格按照分离原则设立和运作，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部门或者行政主管部门任意无度地操纵和干预，致使公司丧失独立意志的，也应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对于公司无力偿还的债务，由背后操纵的有关部门和机构负责偿还。
5、利用公司法人人格逃避债务、规避法律义务。这里面，又可分为几种情况：（1）利用公司法人格以规避税法、公司法等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如公司董事、经理为规避《公司法》第六十一条所规定的竞业禁止义务，而作为支配股东设立另一家新公司从事竞业禁止活动。（2）利用公司法人人格逃避合同义务，如负有巨额债务的公司为了不继续履行合同，而转移公司资产，另行成立新公司，故意让原公司破产以达到脱壳经营的目的，使公司债权人得不到清偿。（3）利用公司法人人格回避侵权行为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民法的上其他债务。譬如，在经营具有高度危险性、承担侵权责任概率较高的业务的公司中，其支配股东为了分散经营风险和责任财产，可能会将公司分割成多个性质相同的小公司，如出租车行业，为分散经营风险而以每一部车为单位单独成立一家运输公司，以便在发生交通肇事等侵权行为后，可以以公司法人人格为抗辩理由，最大限度地回避侵权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应将这些企业视为一个“企业实体”，揭开那些小公司的法人人格面纱，直接追究法人人格滥用者的赔偿责任。
6、不遵循法定程序运作。公司依法设立，必须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指非任意性规范）运作，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始承认公司的法人格并维持之。若公司不遵循这些法定程序，不符合法人要求时，法庭可以否认其法人人格，将公司视为股东的“替身”。这也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不遵循法定程序、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形主要有：（1）不按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组织机构；（2）不举行股东会或董事会会议；（3）股东任意挪用公司资产支付个人费用；（4）公司的管理和财务记录不全。
7、以公司名义从事欺诈行为。行为人以公司的名义实施一些欺诈行为，如股东借公司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大量的预付款，以供个人挥霍浪费等，此种行为极易给人一种假象，即这些行为是公司的行为而不是个人的行为，因此应由公司而不是个人负责。实际上在此情况下，公司人格已被滥用，成为个人从事非法行为的遮幕。在我国法律中，虽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工作人员以公司的名义从事欺诈等行为，规定了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但并未规定对债权人所应负的民事责任，这一点乃是立法上的一个漏洞。
（二）完善立法
“现在叫做法人格否认法理的东西，必须被吸收到不断地法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⒀为避免滥用司法审判权，在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实践中，以成文法的形式作出某些规定的英式做法，很值得我国借鉴。对此，我国应根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的适用情况，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修订到相关成文法中。
第一，公司法。若以成文法法确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制度，公司法无疑首当其冲。1、应规定滥用公司法人资格的情形和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条件，以明确适用该法理的具体场合及法律依据；2、应规定支配股东和其他相关责任人的民事责任，以便于适用该法理追究当事人的实际责任。
第二，公司集团法。在公司法之后，制定公司集团法已成为中国当务之急。当今世界，公司集团化的趋势犹如潮水一般势不可挡，母子公司成为全球现象，我国亦不例外。⒁母子公司在实际运作中引起的法律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关于子公司及其债权人之利益如何保护的问题。中国制定公司集团法，亦应作出相关规定，以便在特定情况下为适用该法理追究母公司法律责任提供具体的法律根据。
第三，破产法。在破产法领域，由于公平对待所有债权人以平均分配债务人财产的“公平”原则是最重要的考虑，因而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显得别具意义，特别是在母子公司暗中关联情况下的破产问题，常常需借助该法理来追究母公司的责任。所以，破产法应作出有关该法理的规定，以更好地贯彻其公平原则。
第四，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鉴于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要在5年内履行自己所作的承诺，面对机遇与挑战，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法律问题，可在有关成文法的制定颁行以前，通过司法解释以列举的方式指出在几种情况下的法人人格否认，为司法审判提供援引依据，充当权宜之计。
主要参考资料
1、江平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2、蔡立东著：《公司人格否认论》，载《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3、刘俊海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版。
4、潘华山著：《法人人格的滥用及否认》，载于《法学》，1998年第3期。
5、王利明著：《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若干问题》，载于《政法论坛》，1994年第3期。
6、朱慈蕴著：《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