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于价值链的视角。
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首先提出价值链的概念：价值链就是互相联系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价值的动态过程。文化产业与制造业可以通过重组融合将原有产业的价值链进行分解，打破原有价值链各环节形成一种混沌状态的价值网，之后再将原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提取出来，通过建立新的价值通道，重新整合为一条新的价值链。融合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价值链分解。
文化产业和制造业同时将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可分离的价值活动逐一分解，形成混沌状态下的价值网。在分离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竞争优势的影响，即要将能使企业获得相对成本优势和差异性的价值活动分解出来。
（2）价值链整合。
进过上一步的分解后，需要根据未来潜在的市场需求和现有产业特征，截取原有价值链中需要的核心增值价值活动，进行排序重新整合，形成一条新的价值链。在新价值链中，不仅包含了制造业价值链的核心价值活动，还增加了原有制造业所没有的文化核心能力和创意体系，从而构建出一个能够比原有价值链创造更大价值的链条，而这种变化可能发生在基本活动中，也可能发生在辅助活动中。
2.基于产业集聚视角。
产业集聚是指一些相关互补的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高度集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通过不断投入共享要素在这个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现象。这种融合过程一般需要政府的促进和规划，通过鼓励文化类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在文化创意园区内入驻，形成集聚效应以便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专业化服务和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产业集聚区的创新因子从文化产业中溢出并不断扩散，制造业企业通过不断积累“学习效应”克服其在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获得内在创新动力。在融合过程中，制造业企业把原由企业自身提供的研发、设计、营销、咨询等环节外包给集群内以专业化形式存在的文化企业，制造企业由此提高了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而文化类企业获得了规模经济的好处。由于这种好处，集群外一定辐射半径内的其他企业也会纷纷加入进来，进一步增强区内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3.基于共生理论视角。
共生理论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共生”概念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他将其定义为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的现象。经济学中产业共生是指彼此具有联系的业务模块的不同或相似的产业之间基于分工细化而呈现融合、互动和协调的关系。产业共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自发现象，它与产业融合关注点都是价值增值和产业创新过程中的业务连接关系。这种融合过程遵循以下三个阶段：
（1）融合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在最初意义上是一对具有业务融合性质的两类产业，前者的业务融合在后者的价值创造或价值实现过程中，而后者的价值总量又融合了前者的贡献[5]。此时文化产业以寄生的方式依附于制造业上，其价值的实现是融合在制造业的价值活动之中的。例如，在电子信息产业出现时，并不需要文化产业，但当数字内容产业出现后，它就不可能离开文化产业而独立存在。
（2）互动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间的互动实际上就是在融合过程中为维持共生关系而进行的价值创造过程。当文化产业独立为制造业提供创意思想和技术支持时，制造业不仅可以获得来自外部的专业化资源，而且可以将自身资源专用于生产环节提升效率；于此同时，文化产业也可以享受到制造业规模化生产的益处，形成双赢互动。
（3）协调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间的协调实际上就是在互动过程中找到一个数量和质量最优的平衡点。数量的协调通常可以通过产业间投入产出的关系制定出各个产业间应该完成的数值目标。而质量的协调更强调协调效率，这就要考察在产业互动过程中，哪种协调手段最能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以激发其发展潜力，找出最优共生手段是共生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
4.基于专业化分工视角。
专业化分工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他在《国富论》一书中开篇就指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由于文化产业具有与制造业相同的工业属性，所以文化产业归根结底是制造业企业将原先由内部提供的服务转而向外部市场购买而产生的。具体来说，制造业企业出于竞争优势的考虑，逐步将自身资源集中化，纷纷将原企业内部的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管理咨询等职能转移出来，交给内部独立运作的职能部门或专业化服务企业执行。制造企业的交易成本随着专业服务由外部市场提供而降低，从而不仅推进了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了文化服务企业增强自身专业化水平以提高效率，从而进一步推动分工的深化。由此分工专业化和交易成本降低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二、结语
加成定价在经济学上之所以难以估计，主要原因是存在不可观测项边际成本。在计量经济学中借助工具变量法来消除遗漏变量的影响，从而得到无偏估计量。许多学者用会计数据中的利润、收入或者销售额减去企业的劳动和资本支出来计算边际成本。从经济意义上看，由于使用不同会计规则，会计数据和成本加成没有明显的时间序列相关关系，利用这些会计数据估计加成定价将会使估计出现问题(Bresnahan，1987;DeLoecker，2012)。因此我们使Hall(1988)和Roeger(1997)所采用的“索罗”残差来消除估计内生性问题，得到各个估计量的无偏估计。根据《中国工业统计数据库》中提供的数据。其中AVit表示工业增加值(Cai＆Liu，2009;聂辉华，2012)，CEit表示支付工人工资总额，CMit表示中间投入品额，NKit净固定资产余额，Rit是资本使用成本。
二、结果分析
本文按1999－2007年份对各行业按照公式(1)进行了回归，其中β为加成系数，stdr为标准差，u为常数项，no为观测数。本文在模型回归中采用面板数据，通过HansmanTest方法，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在表1中所有行业的加成定价能力都大于1，表明国内制造业企业都存在加成定价行为，市场是处于非完全竞争市场。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β都小于企业的平均垄断势力0.269，即上述几个行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低，市场商品价格低，很容易遭到其他出口国家的反倾销调查。通过查看今年来我国遭受到各类贸易摩擦来看，上述几个行业真实中国遭受各种贸易制裁措施的重灾区。而饮料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加成定价能力比较高，如果一个行业在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越强，其拥有的成本加成能力也越强，这与该行业的产品竞争力相关。为了解我国的制造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时间效用，对公式(1)进行回归，其中deltax系数表示β1的系数，将每年的出口企业作为哑变量，其系数为β2，我们可以看出从2000－2007年我国的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处于下降态势，只有2002年除外。
2000年加成定价能力要比1999年低1.11%，2007年要比1999低15.9%，但是2002年要比1999高3.78%。那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于2002年，我们觉得这与我国加入WTO有关，当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企业面对的是更大是市场需求，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有很大的需求量，企业加成能力较高，但是2002年以后我国的出口企业加成定价一直在下降。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对我国出口企业采取出口退税或者出口补贴的政策，这导致我国的企业即使加成定价能力弱，也大量出口，从而获得国家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一直不合理，本文认为我国出口企业过多的集中在低端加工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这些行业，这些行业往往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发展的动力依靠我国的低价劳动力，同时很多的跨国企业利用转移污染来避税，将能耗高、污染重的制造业转移到我国，所以我国的出口企业应该加快产业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从加成定价反映的企业竞争程度可以看出，出口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仅仅采取低价策略，不利于我国出口的长远发展我国的出口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鉴于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的不一样，根据是否从事出口来对企业性质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表3中回归结果表明:出口企业加成成本更低，而非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为正向，加入出口企业(Exdeltax)的虚拟变量后，其系数为－0.189，说明出口企业加成能力很弱，同时，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对企业出口额与工业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出口并没有提高我国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一方面非出口企业在国内拥有更多的垄断因素，对于市场有更高的制定价格的能力，而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面对的竞争因素更多，比如国外的法制的完善性、国外市场的透明度有关。同时，国内的企业可能面临更多的其他费用，造成非出口企业在产品价格中包含了更昂贵的运费、税收、管理费用等，这就间接的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使得非出口企业的产品的价格要高于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汤二子(2011)认为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其原因是国内存在较高的准入条件，企业面向的国内市场成本要高于出口市场，同时，出口企业一般是规模大的企业，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边界值才能进行出口。对于市场集中度，本文回归中用hhidea表示，通过表3可以看出，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加成定价有正向促进作用，那么对于加成定价很弱的行业来说，其市场集中度就很低，对于我国出口市场来说，进行出口的企业分布众多，市场竞争力弱，这也体现当今不尽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从市场集中度我们可以看出需要调整我国的出口行业的结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门槛变量方面，就系数符号的变化方向来看，门槛变量系数实现了由负到正的转变，这表明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并非总是正向促进作用，而是一个阶段性的渐进过程。当生产业集聚处于较低水平时，其对制造业升级起到抑制作用，但随着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其对制造业升级又变为促进作用。针对这一现象，本文认为因集聚而产生的资源争夺效应和集聚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产业是在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服务外包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生产服务外部化的结果。随着生产业的不断发展，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集聚成为其主要的发展形式。根据集聚的不同阶段，本文将生产业集聚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结合本文前文中根据生产业区位商和门槛值的相对大小划分的四个集聚区间，低集聚水平属于萌芽期，中等集聚水平和较高集聚水平属于成长期，高集聚水平属于成熟期。在生产业集聚的萌芽期和成长期，其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生产业发展相对不足，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因此，此时制造业各企业倾向于将生产服务内部化，这样生产业的集聚发展就会与制造业各企业抢夺相关的人力资本、资产投资等资源，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业集聚的资源争夺效应，这种效应会阻碍制造业升级。生产业是在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服务外包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生产服务外部化的结果。随着生产业的不断发展，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集聚成为其主要的发展形式。根据集聚的不同阶段，本文将生产业集聚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结合本文前文中根据生产业区位商和门槛值的相对大小划分的四个集聚区间，低集聚水平属于萌芽期，中等集聚水平和较高集聚水平属于成长期，高集聚水平属于成熟期。在生产业集聚的萌芽期和成长期，其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生产业发展相对不足，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因此，此时制造业各企业倾向于将生产服务内部化，这样生产业的集聚发展就会与制造业各企业抢夺相关的人力资本、资产投资等资源，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业集聚的资源争夺效应，这种效应会阻碍制造业升级。
生产业集聚的正向集聚效应则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其促进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生产业集聚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生产业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集聚，能够深化自身及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制造业运行效率。制造业将某些相关的生产服务外包给专门的服务企业，有利于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技术研发、科技创新等活动中，从而能够促进制造业向生产价值链的中高端延伸。第二，生产业集聚有利于降低制造业成本。集聚在一起的生产业之间会进行相互竞争，这样有利于多样化、高质量、低价格生产服务的提供，因而，制造业将相关生产服务外包会节省大量成本，而且生产业集聚会凸显出一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也有利于制造业成本低的降低。第三，生产业集聚能够形成技术创新网络，有利于科技创新成果向制造业扩散和渗透。生产业在相对较近距离范围内的集聚，有利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使得各生产业企业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彼此之间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网络。技术创新网络的形成不仅能够加快生产业的科技创新，还能够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制造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制造业升级。
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关键是看生产业集聚的总效应。总效应为资源争夺效应与集聚效应的合力，即总效应=资源争夺效应+集聚效应。在生产业集聚的萌芽期和成长期，生产业集聚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质等资源，这就使得其具有相对较强的资源争夺效应，而此时生产业的集聚规模尚未形成，其集聚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最终使得生产业集聚的资源争夺效应的负向作用强于集聚效应的正向作用，因而总效应的方向是负向作用，所以在这两个时期，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体现的是阻碍作用。但是随着生产业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入到集聚的成熟期时，生产业发展相对稳定，其集聚效应不断突现，而此时大部分制造业企业考虑到成本、专业化等因素，倾向于将其生产服务外包，因而生产业集聚在此时期的资源争夺效应相对减弱。正的集聚效应不断增强，负的资源争夺效应因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程度提高而不断减弱，最终使得集聚效应强于资源争夺效应，因而总效应的方向为正向作用。因此，生产业集聚在这一时期的外在的体现即是能够促进制造业的升级。门槛变量系数由负变为正就反映了上述总效应的变化过程。进一步观察表3各门槛变量系数的数值还可以发现，当生产业集聚由低集聚水平向中等集聚水平过渡时，门槛变量系数由－75.9499变为－82.7560，就数值的相对绝对值大小来看，负向作用变强;当生产业集聚由中等集聚水平向较高集聚水平过渡时，控制变量系数由－82.7560变为－62.9118，负向作用减弱。这是由于，生产业集聚由萌芽期向成长期过渡时，因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数量迅速增加，使得其资源争夺效应相对萌芽期明显增强，而集聚效应虽有所增强但是其程度相对较小，因而总效应结果是负向作用增强。在生产业集聚的成长期内，随着其集聚规模的变大，集聚效应有所增强，但集聚效应仍弱于资源争夺效应，而在这同一时期内，生产业集聚的资源争夺效应开始变小，因而总效应的结果是负向作用减弱。
生产业集聚在不同阶段的资源争夺效应、集聚效应和总效应情况如图4所示。图中OA段表示生产业集聚的萌芽期，在这个时期内，资源争夺效应和集聚效应都在逐渐增强，但是资源争夺效应增强的程度大于集聚效应，因而总效应体现为资源争夺效应，表现为对制造业升级的抑制作用。随着生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加强，集聚进入成长期，即图中的AB段。这一阶段，资源争夺效应先是迅速增强，到达顶点后因与制造业的协同性开始显现而使得争夺效应逐渐减弱，在这一过程中，集聚效应虽然也一直在不断增强，但是增强的程度明显小于资源争夺效应。因此，这个阶段中的总效应仍表现为抑制作用，而且其作用程度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在B点处，生产业集聚的正向集聚效应与负向资源争夺效应相互抵消，总效应为零。B点之后，生产业集聚进入到成熟期，在这个时期内，资源争夺效应仍在逐渐减弱，集聚效应开始充分显现，其正向作用强度开始超过资源争夺效应的负向作用，因此总效应由负向变为正向，表现为对制造业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在控制变量方面，就估计结果的符号而言，四个控制变量的符号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具体来说，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250，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这表明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对制造业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自身素质相对较高，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相关知识，从事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作，而且工作效率也相对较高，有利于发挥创造性作用，从而为制造业升级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资本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052，而且估计结果显著。制造业的升级离不开先进机器设备等的支持，对制造业固定资产等的投资，可以为制造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进而加快制造业升级进程。科技进步对制造业升级也显示出了正向作用，但是估计结果不显著，这说明科技进步在制造业升级中的作用仍有待于提高。制造业出口对制造业升级显示出了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分工中我国显示出了明显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这使得我国制造业位于国际生产价值链的底端，主要以初级产品加工、装配以及国际代工为主，产品的设计和研发能力薄弱，拥有的主要是最简单的加工能力，因此，我国的制造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常年处于这种国际分工形势下，虽然每年制造业的出货值很大，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的加工生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较强，但出口的产品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科技含量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制造业的升级。总之，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使得对外出口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在量(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方面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对制造业质的提高方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抑制作用。
二、结论
生产业是是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生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集聚逐渐成为其重要的发展形式，因此，正确认识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就显得日益重要。特别是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生产业集聚发展刚刚起步，有必要了解随着其集聚程度的不断加强，其对制造业升级作用的变化情况，从而为我国未来生产业的集聚发展提供借鉴。基于此，本文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生产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三个门槛值将生产业集聚划分为低集聚水平、中等集聚水平、较高集聚水平和高集聚水平四个区间。从生产业集聚每个区间所包含的省份数量来看，我国大部分地区位于低集聚水平区间，整体的集聚水平偏低，但就每个区间所包含省份数量的变化情况而言，我国生产业集聚水平有提高的趋势。从生产业集聚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来看，属于低集聚水平和中等集聚水平的省份基本上位于我国中部、西部内陆地区，属于较高集聚水平和高集聚水平的省份基本上位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的部分地区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1.两业联动的内涵。物流业与制造业的联动发展属于产业联动的范畴，王佐（2009）认为两业联动是基于物流外包的一种协作境界，从而将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等同于物流外包。然而，物流外包只是联动发展的一种形式，不是全部。李虹（2009）从产业联动的定义出发，把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看作是在产业关联的基础上，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间进行的协作活动，具体包括运输、仓储、配送、生产制造等环节中的合作发展。本文将制造业和物流业联动定义为双方在信息共享的条件下，为共同战略目标，共同制定物流解决方案，这种因物流供需而建立的一种有计划的合作关系也可称作联盟。
2.两业联动的发展模式。郭淑娟（2010）依照两业合作的程度将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的合作模式分为一次性合作模式、短期合同合作模式、基于实务运作的合作模式、基于管理活动的合作模式以及物流战略联盟合作模式。王见喜（2010）认为制造企业往往为了集聚其核心竞争力而在其非核心业务方面与物流企业采取联动发展的物流运作方式，并将联动发展模式概括为四种：第一种是基于资源未整合的物流外包模式，第二种是基于资源整合的物流外包模式，第三种是基于3PL-HUB的物流外包模式，第四种是战略联盟模式。王浩天（2011）则进一步强调了在目前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环境下物流外包对制造企业的重要性，并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分离物流资源、整合外包物流业务，部分外包、全部外包或与第三方物流企业合资组建专业物流公司以及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等联动发展模式开始出现。
3.关系嵌入的内涵。1944年，Polanyi在其《大变革》中首先提出了“嵌入性”这一概念，并强调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与非经济的体制中的，因此，将非经济因素包括在研究内是极其重要的。Granovette（r1985）在此基础上对“嵌入性”进一步进行阐述，并提出了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两种分析框架，由此将嵌入性的研究视角从社会、经济系统的宏观层面引申至产业和企业的中微观层面。其中关系嵌入是指某个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嵌入或缠结于他人互惠而形成的关系网络中，并受其影响和决定。Uzz（i1996）认为关系嵌入可以从信息共享、信任和共同解决问题三个维度去考虑，这是目前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一种划分方式。
4.关系嵌入的作用机理。关系嵌入对经济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从嵌入的知识获取效应和嵌入的治理效应这两个方面去考虑（黄中伟，2007）。一方面，由于隐性知识具有粘滞性、默会性和难以模仿性，如果没有基于信任、关系专用投资以及路径依赖基础上的嵌入关系，那么很难通过学习来获得隐性知识（Dhanaraj，2004）。另一方面，Uzzi（1996），Rowley，Behrens和Krackhard（t2000）认为，由强关系形成的嵌入在建立网络成员间行为规范、互惠意识、合作理念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等方面都起着很大作用，并担当了网络成员行为治理的控制机制。
5.两业联动的协同效应。协同效应即通过企业间的协同所产生的效果。Helena（1999）将协同效应概括为在复杂的大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所产生出的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了整个系统的整体效应和联合效应。企业战略层面的协同效应表现为在人力、设备、资金、知识、技能等资源相互协调配合，提高整体的运行效率及分担风险，从而获得协同效益并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Michael，et，2005）。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联盟的协同效应包括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市场快速响应性、货物交接准时率、隐性知识的转移、物流成本的下降、管理灵活性增强、收益增加、分散或降低风险等。以往学者在特定的研究条件下将战略联盟的协同效应划分为不同纬度，如Prahalad划分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和共生经济效应；FredWeston（1998）划分的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以及管理协同效应，这是目前引用较多的两种纬度划分方式。
二、关系嵌入对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持续合作的影响路径分析
1.关系嵌入与协同效应。我们所说的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联盟是指在双方信息共享的条件下，为共同战略目标，共同制定物流解决方案，从而建立起的一种有计划的持久合作关系。然而，即使结成战略联盟关系也不可避免会有道德风险、机会主义风险等的产生，从而导致联盟组织的不稳定性。对于制造企业，一旦将物流外包后，企业的物流职能必然弱化，最终导致企业严重依赖物流服务商，从而加大了物流企业产生机会主义的可能性。而对于物流企业来说，在承担更多的业务后就可能意味着要进行一些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包括对专业人员的培训或购置一些专业化的物流设备，如此物流企业会担心一旦制造企业退出合作就会带来“套牢”风险。而通过彼此信任关系的制约，企业间会达成共识，共同遵守同一规则，从而使得联盟网络得以稳定运行。信任能有效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以及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由于彼此间强联系的建立，从而省去了大量的谈判和监督成本，并大大缩短了资源和信息的传递时间，从而能够针对市场的变化迅速作出反应。信息共享则可以有效降低因信息共享不充分带来的牛鞭效应（chen，et，2000），减少不确定行为，并对供需双方运营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协同效应产生的动因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Larson（1992）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来分析协同产生的内在机制，并指出经济层面的协同通过密切的沟通、共享管理系统来协调彼此合作的业务；而社会层面的协同则主要通过道德义务和信任机制来推动企业间的合作。本文根据两业联动的特性将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合作的协同效应划分为经营协同效应和协同共生效应。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指实现协同后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效率方面带来的变化及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效益。协同共生效应则指合作企业在共生系统中所产生的新的利益和能力，这些效益和能力是合作企业单独存在时无法达到的，如隐含知识的传递等。
2.关系嵌入、协同效应与持续合作。由两业联动发展的模式可知，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常常表现为由低阶段向高阶段发展。随着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以及合作任务的日益复杂，双方信息的及时、广泛沟通，彼此间的高度信任或一起面对并解决问题的决心等，这些因素能够使得企业之间业务的磨合和交流更加顺畅。比如现在制造企业已不仅仅满足于物流服务商提供的简单的物流作业活动，更需要物流企业提供物流解决方案。而要完成这些个性化、定制化的物流服务，尤其需要彼此间的信任和信息的充分共享，从而促使信息、资源的不断扩散，并进而使双方的弱联结关系转化为强联结，从而促成合作的持续发展。此外，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建立持续合作意愿的最直接原因无非是得益于合作所带来的协同效应，具体包括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提高；获得专业化物流服务从而提高服务水平；减少或消除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促进组织间知识转移，获得比联盟以外企业更多的竞争优势等。
三、结论
加快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实现技术创新化
（一）推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集中优势资源和技术力量，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业化为导向、产业公共技术开发平台为支撑，政、产、学、研各方参与共建的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和发展行业性研发中心、工业设计中心、信息中心、技术推广中心、检测中心和服务中心。强化科技产业园区的“科技中心”功能，打造集研究开发、技术支撑、技术推广、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二）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支撑力度
完善配套政策，优化使用办法，用好产业专项资金。发挥专项资金的杠杆拉动作用，加大对重大技术创新企业的支撑力度，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重大成套装备、核心技术自主化和系统集成能力等方面实现突破，逐步实现本地化及市场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促进先进制造业技术成果转化。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对引进的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通过消化吸收形成自主创新能力。（三）打造技术创新平台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吸引部级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设立公共研发和检测服务平台，支持重点实验室、公共研发检测平台和企业研发中心的建设与运营。
加快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实现产业集群化
（一）提升产业集群水平
1.以提升发展产业集群化为目标，重点为产业集群提供信息化支撑。通过信息化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完善，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加快企业信息化技术应用步伐，鼓励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推进节能技术、产品、设备等的研发，推广精益生产、清洁生产模式，逐步实现产品设计的数字化、生产的智能化、系统的集成化、管理的信息化和经营的网络化。
2.以信息技术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和完善产业集群的公共服务平台和产业支撑体系，加快发展生产业，不断丰富和延伸产业链。完善产业集群的交通、能源等配套保障设施，降低生产要素的流通成本，实现水、电、气等资源的集中统一供给，进一步推动产业集聚，提升产业集群的水平。
（二）大力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
按照“新增项目全部进园区、中心城区工业布局调整优化进园区和条件成熟地区零星工业点逐步进园区”的原则，大力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引导布局分散的中小企业逐步集中到开发区中的都市工业示范园；完善专业配套服务，强化产业布局导向；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产业集聚、土地集约、工业集中、管理集成的发展格局。
（三）提高工业区建设管理水平
提高工业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水平，推广“一体化”开发管理理念。开展综合性信息化管理试点；提升工业区的环保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工业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机制；促进管理优势与地域优势相结合；提升工业区基础配套设施、招商引资能力和管理水平。
积极推广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实现制造信息化
（一）实行全过程信息化
鼓励企业对产品的设计、制造、管理、服务等全过程实现信息化，推广三维CAD和CAE应用、产品数据管理或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虚拟设计、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企业资源计划、远程监测和远程服务等技术运用。
（二）推广普及制造业共性技术
重点推广普及共性技术中的现代设计理论、设计方法和网络化、协同化、开放式、数字化设计技术，特大型及关键零件的焊接、铸造、塑性成形、热处理和加工技术，亚微米到纳米级的细微制造技术，产品智能自修复及再制造技术等。
（三）积极发展绿色制造流程与工艺
以绿色化和信息化为核心，研究开发具有高技术含量产品制造、能源转换和大宗社会废弃物资源化3项功能的新一代制造流程及相关工艺。鼓励企业广泛采用国际先进标准，积极进行国际技术标准认证。
（四）密切跟踪世界先进制造业发展动态
完善重点产业跟踪体系，建立政府购买产业发展信息的制度。依托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按照市场化办法，重点购买国际重点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世界最前沿制造业工艺和技术的研究成果。每年定期向社会相关信息，为制造业各行业、企业投资和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五）建立先进制造业发展专家咨询制度
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担任政府产业发展决策咨询顾问。根据阶段性发展目标和遇到的问题，不定期举办咨询研讨会；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研究、咨询机构、行业协会和专家学者的智慧与成果。
加强技术标准建设，实现制造标准化
（一）加强技术标准体系建设
加强对先进制造业产业技术标准化工作的指导，完善现有产业技术标准体系，建立新的产业技术标准体系，推动企业由单纯被动执行标准向主动创新标准转变，推动技术标准示范专业镇街的建设。
（二）加强技术标准平台建设
完善先进制造业技术标准信息资源库和技术标准服务网络的建设，解决企业在获取国际、国内相关技术标准、技术法规等信息相对滞后的问题，为企业提供技术标准方面的开放性、公益性信息服务。加快技术标准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技术标准人才培训、评价考核与激励机制，培养熟悉国际标准规则、业务能力强、外语好的复合型标准化人才，形成一支与实施技术标准战略相适应的标准化专业人才队伍。
推行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实现资源集约化
（一）大力发展低耗能产业，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
着重降低单位能耗。优化资源能源利用，加快建立完善节能减排的统计、监测和评价体系及节能投资激励机制，开展节能技术服务与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推广应用，加大对节能减排重大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
（二）构建资源节约型发展体制与机制
加快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污染排放量和市场供求关系的资源利用体制机制。严守生态控制线，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推进环保产业基地建设，强化对绿地、水系、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建立区域合作机制，联合处置跨区域环境治理问题。加强水资源管理，实现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加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建立大气污染管理协调机制，制定主要污染物和颗粒物的排放标准，对重点污染企业实行区域联合监管，加大污染源头治理力度。
（三）合理有效配置土地资源
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率，逐步提高开发区用地建筑容积率，不断提高单位用地产出率；加快推广普及清洁生产，推进资源综合利用。
扩大开放力度，加快推进制造业国际化
（一）不断提高吸引外资的质量
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吸引高科技含量的产业投资。通过产业配套、研发配套、延伸产业链，提高对世界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吸收和技术的创新能力。以形成产业链和“以外引外”为主，鼓励外商进行组团式和生产环节上下游贯连配套的项目投资；以存量项目增资扩产吸引外资流入；提高外资的植根性。关注外资企业运营与发展，作好沟通服务，促进“以资引资”和增资扩股。按照国家鼓励国际资本并购国内企业的政策，鼓励跨国公司以购并等方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鼓励外商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完善资本市场。
西部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主要缺陷
第一，产业集群总体竞争力缺乏，综合效益不高。2004年，西部装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仅仅是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的1/5与1/3，利润总额分别为1/13与1/7;产值利润率为2.41%，资产利润率为1.74%，远远低于该年全国装备制造业4.74%和为5.35%的平均水平。〔1〕至2010年，西部装备制造业已得到较大发展，但资产利润率为5.583%，仍较全国平均水平7.196%明显偏低。整体而言，产业对内对外开放程度不足，外资利用率低，产业的国际延伸性差，跨国经营收入在总销售收入中的比例不高;民营企业发展滞后，融资困难、竞争激烈，在彼此的缠斗、国企外企的夹缝中求生存，综合效益不高;产业内国有企业包袱沉重，核心业务缺乏规模效应与竞争力。在与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综合效益不高。
第二，产业集群技术研发体系不完善。从而造成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不利局面。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的技术研发体制，沿袭有原计划经济苏联模式的特征。企业与行业内专门研究单位相互独立，各行其是，难以有效整合，产学研脱节;大量科技研发力量游离于企业之外，不能得以集中运用。即便对于大型国有企业而言，独立承担重大科研公关，如核心技术、前瞻性技术研发，仍然非常困难。研究缺位，与研究重复、甚至研究低端泛滥相并存;迫切的研究难以攻克，与研究的进展相互封锁、研发的成果难以转化相并存。正如令人诧异的情形:我国舰船动力技术比我国现有发电设备制造技术落后至少20年，却无法实现双方资源的融合。〔2〕装备制造业产业研发体系之低效率让人着实叹息。
第三，产业集群组织协同效率低。(1)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通常由相对大型的国有企业领军，但在很多细分产业中，如汽车、仪器仪表等产业，领军的国有企业不大不强，缺乏规模效应，缺乏对产业发展的带动能力与提升能力。(2)产业内部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协同配套性差。西部装备制造业中居于集成制造环节的大型国有企业，通常源于三线建设，大而全，自我配套，至今仍有沿袭，未能与相关环节民营中小企业建立良好高效的业务整合网络，中小企业难以进入其协作体系;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融资困难、研发人才奇缺、中高级技工人才匮乏，始终难以进步，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稳定性和工艺档次，从而大型国企有大量寻求外来配套的需求，难以得到中小企业的支持，或退而自我完善，或转而进口国外。这一结构性矛盾，在西部装备制造业中非常突出，严重制约产业整体的发展，影响产业的国家自主化，造成大量利润外流和对外技术的依赖。
第四，产业集群始终面临恶性竞争的束缚。西部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中，企业大量聚集于产业链中生产加工环节，竞争激烈，位于整个产业链价值分配的最低端。例如风电设备制造业，现在全世界共计约140家厂商，我国即占90家，至2010年，在我国风电市场处于连续5年每年递增50%的行业发展黄金期，行业内却引发严重的价格战及降价潮，企业利润极大摊薄。产业集群中:一方面，广大中小企业，自身艰困，又缺乏大型国有企业的带动、提升，愈加困难，大量滞留于产业链中加工制造的低端产业环节，陷入恶性竞争的泥潭;另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自身也常常未能充分实现技术升级，缺乏集成制造领域的核心技术，未能在根本上跳离低端产业环节，虽有充分优势而不惧民营企业的竞争，但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产业环节的低端化从而蚕食自身的收益，使得自身技术升级变得更加困难，从而亦被产业内恶性竞争所束缚。
第五，技术发展滞后是产业集群缺陷的内在原因。西部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发展的落后。没有核心技术与成套技术的突破，便难以强化集成制造能力，难以在产业集群中树立枢纽性的向上引导力;没有基础材料制造技术的突破从而实现材料性能的提升，关键性中间材料的性能便无法提高，中场产业中间材料的竞争力也无法提高;没有中场产业产品制造核心技术的突破，不仅竞争力难以提高，甚至根本难以开辟中场产业的中高端细分领域。因此，在西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集成制造环节龙头企业与中场产业环节配套企业相互之间纽带缺失，归根结底是二者核心技术的不足;产业集群始终面临恶性竞争的困扰，内在原因也是核心技术不足，导致大量企业既受困于中低端环节难以超越，又止步于特色细分领域难以差异化竞争。
对策建议
第一，大力扶持技术进步。优化西部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核心措施是激励自主创新，推动技术突破。技术研发与自主创新需要有实体规模与配套条件相支撑;普通民营中小企业在实践中具有非常大的困难。因此，相对具有技术研发、自主创新所需各种能力与条件的大型国有企业，是肩负技术进步责无旁贷的领导力量。政府的扶持措施应当包括:(1)加大对大型国有企业技术研发的扶持。政府每年向大型国有企业拨付技术研发的专项扶持资金，该资金由企业支配、政府监督，接受审计部门审计。每年该资金的安排、投放与应用情况，需在年终呈报政府备案。(2)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建立内部系统性的研究机构。国家制定国有企业内部研究机构的分级管理制度，并相应制定研究机构的评级办法，以促进国有企业内部研究机构规范高效地运作，不断提升研究机构的建设水平，并根据级别享受政府资金援助与人才政策的支持。此外，鼓励企业的研究机构申报与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3)加大对产业内中小企业技术研发的扶持。大型龙头企业不可能完全自我配套，但广大中小企业却又的确能力与资金同时欠缺，技术研发面临很大困难。因而，可以考虑“资源捆绑”机制。具体措施为:将扶持发展中场产业环节上升为关于西部装备制造业的重要产业政策，并以此为依据，政府提供资金，由专门研究机构与具备较好基础的中小企业联合申报技术课题立项。主管部门在综合评审二者资质能力及技术项目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后，择优立项，派发课题经费并备案公示、严格监管验收。中小企业与专门研究机构的合作细则，由当事人自行约定;技术成果的归属及分配方案，在申报时需向政府提交，纳入评审范围。从而同时实现在资金、研究能力、生产转化上的政府扶持。
1.1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服务化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新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如GE的财务公司业务，IBM的咨询业务，XEROX的文档管理业务等实质上都属于这一范畴。Vandermerwe和Rada（1988）最先提出服务化一词，他们认为，制造企业由仅仅提供物品或物品与附加服务向“物品-服务包”转变。完整的“包”包括物品、服务、支持、自我服务和知识，并且服务在整个“包”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增加值的主要来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企业对“顾客满意”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制造业企业服务外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通过提供服务来增加其核心产品的价值，制造企业由提供物品到提供服务转变。制造业领域企业围绕主业向价值链高端服务环节延伸，或通过外包制造环节转型为服务企业，即“制造业服务化”过程。这种产业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在制造业内部自发演化出服务业务，并逐渐成为企业的重要价值来源。由于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易被模仿，而服务环节尤其是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不易被模仿，能够获得较长时期的差别化竞争优势，因此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以加工制造环节为起点，向研发、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导致服务化现象的出现。总而言之，制造业服务化，就是制造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将价值链由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产品总是容易同质化，服务比较容易差异化。制造业服务化更有助于帮助传统制造寻找到自己的不同点，从而实施差异化竞争。因此，制造业服务化实质上成为制造企业提升和不断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1.2服务业产业化
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融合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服务业产业化。服务业产业化，是指将服务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并坚持走产业化经营之路，并不是简单的完全市场化，而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引导下，各类服务机构（包括提供公共商品服务机构和提供个人商品的服务机构）依照投入产出原则，从市场获取产业发展要素，在扩大市场供给需求的过程中实现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系统性社会再生产。产业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由一家一户的零星生产到形成以分工协作为纽带的产业群体的过程。服务业领域企业利用其研发设计能力或市场营销网络向制造环节延伸产业链条，形成独立的服务产业，促进了生产业集聚和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服务业产业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渠道。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外化也变得越来越普遍。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数量增加、规模扩张和分工细化的过程，并建立起行业体系框架，形成完整的服务配套体系，进而形成产业规模。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看，也只有产业化才能形成强大的生命力，为制造企业提供大量服务需求，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足够的服务支撑，满足社会经济日益多元化、专业化的发展需求。
1.3分工深化下的“服务外包”与“制造外包”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服务外包”和“制造外包”两种方式互动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分工深化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影响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演进的最根本因素。从分工角度来看，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良性互动，随着社会分工、产品内分工的融合，二者也会出现新的融合态势。从企业的角度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环境、生产要素的差异决定了两类外包企业在成长机理的形成和演化等机制上存在差异。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制造外包企业比服务外包企业的交易成本结构简单、稳定。制造外包企业核心资源的整合模式是从有形的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到无形的技术发明、品牌等资产的整合；而服务外包企业的核心资源整合是从无形的信息、知识、文化到无形的品牌及技术延伸。制造外包企业通过市场创新、新生产要素来延长全球价值链；而服务外包企业通过商业创新和技术增值服务来延长全球价值链，从而获取价值链治理能力。
2、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现状分析
从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表现形式与发展趋势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制造业升级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从我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的互动融合情况并不乐观。由于制度和历史的原因，造成我国生产业对于制造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创新能力不足：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渠道。
产业的创新能力不足使得产业的发展缺少源动力，制约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发展。由于产权制度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培育的不到位，在企业中还普遍缺乏进行自主创新的内在机制缺少自觉从事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激励机制。在市场运行规则、价格体系和调节机制、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以及为企业创新提供服务的市场中介组织等方面，还远没有形成。法律保证制度还明显不足。自主创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任何创新活动都是难以进行和持久的。现阶段，我国的企业创新意识还比较薄弱，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创新能力不强，研发投入偏低，创新人才不足，具备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产品比重低，尤其缺乏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引领产业发展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同时，国际经济中的产业壁垒和技术封锁仍然存在，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继续寻求在竞争中的垄断地位，对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加之某些行业和技术领域因为存在严重的垄断而导致竞争不足等创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企业自主创新内在动力最大的问题。
2.2制造业盈利能力不强：以加工贸易为主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
根据微笑曲线原理，参与分工合作的企业，由生产最终产品转变为依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只完成最终产品形成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工作。最终产品的生产，经过市场调研、创意形成、技术研发、模块制造与组装加工、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链。在工业产品的附加值构成中，中间制造环节的比重越来越小，附加值更多的体现在两端的设计与销售环节。对于我国的制造业来说，在实现经济结构快速转型的同时，“大而不强”的情况十分突出，增加值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长期处于微笑曲线中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面临着长期处于低端的尴尬局面。我国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却远超发达国家，许多行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在参与全球国际分工过程中，低成本劳动优势加大了现阶段低技术生产出口密度，迫使我国在过度追求“量”增的同时，表现出“质”劣的贸易条件恶化格局，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不断缩小。从全球生产供应链布局来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化的生产布局，将产业链延伸到各个角落，这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只是构成跨国公司整体运营过程中相对比较封闭、单一的环节，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产品的研发、服务、营销等高增值环节都在外，跨国企业利用当地的低成本制造优势，进行加工组装，缺乏技术研发和创新的动力，使得我国制造业长期锁定于价值链低端，很难与服务业形成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
2.3虚拟经济畸形发展：产生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与人为空心化。
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虚拟经济侵蚀实体经济的现象。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力，以代工制造为主业的实体经济。同时，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以金融业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循环、自我创新、自我膨胀等问题。这些问题，必然导致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不配套，产业资本源源不断的脱离实体经济，流入金融市场。由于盈利丰富，民间借贷吸引上市公司、国企参与，吸引企业家退出实业进入了金融业，资产投资、资源投机和大宗产品炒买炒卖领域，产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了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更进一步转化为了投机资本，出现了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趋势。虚拟经济虚胖必然助推金融资本、资产的泡沫化，同时也导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经济出现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与人为空心化的现象，制约了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
3、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模式：协同创新
我国目前己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应加快发展面向工业生产的相关服务业；坚持把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坚持把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我国制造业集群发展主要集中于传统产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打破服务业与制造业供需低效平衡，加快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高技术服务业，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创新型产业集群，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近年来，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些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并没能同时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度仍然较低。我们认为，要想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必须实现二者的协同创新。我国发展服务业需要探寻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协同创新的新思路、新方法。
3.1协同创新机制“四位一体”，形成完整产业链条。
协同创新是指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集自主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组织创新“四位一体”的创新协同过程，实现协同创新需要创建新的体制和机制。目前，一方面我国自主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组织创新总体创新不足，创新条件不具备。另一方面，这四个子系统各自独立运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因此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和组织创新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起到化学作用，导致我国创新能力不强。强化协同创新正是破解这个的困局的方式与方法。首先是自主创新协同。自主创新协同分三个阶段：知识创新、研发设计创新和产品市场创新。这三个阶段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时也是递进的关系。要具备创新的知识，激发创新的思维，再通过产权等制度法律保障，进行研发设计开发，最重要的是将研发的产品推入市场，转化成生产力，通过市场的考验，即产品市场创新。其次是自主创新机制的协同。包括创新成果的有偿使用机制（例如购买和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集成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包括风险投资、股权激励等）。再次是与自主创新相协同的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自主创新并不是创新的一个具体类别，而是强调创新的自主特性，这种特性在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创新中会得到体现。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长期以来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错误理念，这种态度无论是对于制造业还是对于服务业的自主创新都是非常不利的，最终必然会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最终影响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协同，产业创新与自主创新之间协同在于形成自主的技术范式和技术路线；制度创新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协同在于形成具有独特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制度规范；组织创新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协同在于形成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的组织架构。
3.2协同创新产业间有所侧重，现代服务业侧重组织创新，制造业侧重技术创新。
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来说，其技术创新成果能够在市场中得到直接验证和利润自哺，因而创新激励大、效率较高。但其组织创新受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难度较大，营销创新容易被模仿，这客观上造成制造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技术创新方面。从产业层面上讲，制造企业的组织关联渠道相对狭窄，即使能产生组织创新也难以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有效的扩散，因此从总体上说，制造业创新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是比较合理的。服务业技术创新由于其组织关联互补性大，组织创新更容易在产业内和产业间扩散，因而组织创新是服务企业和产业最有效率的创新方面。Edwin（2006）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创新倾向和对组织程序变革的欲望对服务业创新有更大的影响，而研发强度则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更大。激发生产业的组织创新，可以弥补制造业组织创新的不足；而推动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又可以带动生产业的技术创新，进一步促进其组织变革。两者分别在各自最有效率的方面加强创新，并通过产业互补增强彼此之间的需求联系。这种螺旋发展的良性互动，对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创新是大有裨益的。
4、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与协同创新的政策选择
基于生产业与制造业互动现状的分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快生产业发展，发挥生产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
4.1建设工业企业自主创新体系，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
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建设企业自主创新体系是发展生产业和制造业升级的关键纽带。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优化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业布局，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促进工业由大变强。中国已经进入可以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自主创新已成为提高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以及制造业升级的动力。加快建设中国工业企业自主创新体系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优势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国制造业升级与发展生产业相互结合的关键纽带在于加快建立企业自主创新体系。
4.2适时进行产业政策调整，使企业由过去的做大转变为做大与做强并重。
首先，要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开始，进一步构建国家价值链，努力培育和构造中国的跨国公司。构建基于本土市场的国家价值链的领导型企业，就是要求我们努力培育和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培育跨国公司的同时，还要从深化改革、改变市场环境、优化税收入手，做活做强中小型企业；从强化政府的产业标准执行和完善市场机制入手，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建立产业升级正常机制。其次，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放宽外资外贸管制，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引导FDI流向，支持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改革出口退税政策，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不断降低“两高一资”行业产品出口退税率，甚至取消这些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另外，要充分利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鼓励工业企业加快技术进步步伐和新产品开发力度，加大生产过程中生产投入和外包的比例，充分利用生产业FDI，提高内资工业企业生产效率。
4.3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化进程。
生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化程度不够，政府服务功能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就需要深化体制改革，改变部分生产行业垄断经营，市场准入限制过严和透明度较低的状况；进一步加大垄断性生产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分离行政管理职能，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加快实行企业化经营。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生产业发展，加快适宜产业化经营的社会事业改革进程，逐步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机制。具体来说，一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简化审批手续，将政府职能从市场准入规则的制定者和审批者转变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二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降低门槛、鼓励竞争。三是推进关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如水、煤、油、电、气、环境补偿等，为提升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制定鼓励企业进行服务和产品创新的财税、政府采购等政策，为制造业的服务增强营造良好的实施环境，促进我国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
4.4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转移转型进展，规划引导好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