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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论文(合集7篇)

时间:2023-04-01 10:28:23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第1篇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懂得,比较经典与广泛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含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懂得基础上还包含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懂得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懂得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合适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方案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方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含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方案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懂得,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鸣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鸣: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给量,实行高利率;保存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持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汲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鼓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杂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效、战略功效等,在满足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响。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宏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础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懂得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法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供给把持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方案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响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响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法。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供给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响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经济转型论文第2篇

关键词:乡村休闲农村转型经济发展

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休闲将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乡村休闲尽管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但其蕴涵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已展示出强劲的发展趋势。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乡村休闲成为我国目前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机遇。本文选择从乡村休闲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着手,重点阐述乡村休闲的方式、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以及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和着力点。以期能够丰富乡村休闲产业的理论体系,起到对乡村休闲发展的指导作用。

农村、乡村与休闲概念的释义

(一)农村与乡村的概念

大多数学者把“农村”和“乡村”视为城市的相对面,并不区分“农村”和“乡村”在用词上的差异。学者袁镜身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中也把“农村”和“乡村”合二为一进行论述,认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的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

从字面意思理解,“乡村”和“农村”的区别可能在于认识的角度不同。“乡村”是从生活和居住的角度来看,表明乡村中的聚落,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而“农村”可能更多地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认识,意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人群聚落。“乡村”聚落的居民未必是农民,而“农村”聚落的居民则一定是农民。很多城里人居住乡村,他的身份可能依然是城里人;而很多农村居民居住在城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也与农业生产活动无关,可他们依然被视为农民。本文为了论述的方便,将不对乡村和农村的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

(二)休闲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休闲”,理论界已有许多界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受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于光远先生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指出:“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行为,是可以自我做主的”。

从语义上讲,汉语中的休闲包含两层含义:休,停止劳作,休假,休息;闲,闲适、悠闲的状态。本文更倾向于休闲是一种面对生活的状态与心态,是人们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自主选择地从事某些个人偏好性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惯常生活事务中所不能给予的身心愉快、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与发展。真正的休闲不是消遣,不是打发时间,而是在休闲时间里能够提高自身的素养。总之,休闲是人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较高目标。

乡村休闲方式

乡村休闲产业。乡村休闲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的综合性产业,当然,这里所说的乡村休闲,并不一定是在村庄里休闲,也不仅是指已经发展起来的乡村景点景区,而是一个包罗范围较广的环都市乡村地带。这个地带与城市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环境主体是生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或很少侵入,大体上保留着山水和田园生态面貌,交通条件一般较好。乡村休闲以其乡村性、平民性、参与性和体验性,适应了人们对原生性和生态性的要求,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喜爱。

乡村休闲方式。由于乡村消遣、乡村旅游、农耕体验和其它“发生在乡下”的乡村休闲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生产活动,休闲消费者所获得的只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远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所指,“经历”和“体验”产品供给是相关厂商群的彼此相互协作、有机组合的“共同产品”。因此,乡村休闲产业至少包括乡村旅游产业、乡村娱乐产业、休闲观光农业、乡村休闲度假产业等。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乡村需求强力促进了乡村休闲的发展,目前乡村休闲的内容形式主要包括乡村旅游、采摘农园、农家乐、体验农园、乡村娱乐、农家美食等。具体来讲,主要表现为:大城市附近的农家乐;高科技农业体验观光园;农业新村,特点是经济发达、乡村城镇化,在发展中有意识地使本村成为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古村落的开发,如江西安义的古村群、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等;农业的绝景和胜景,如桂林的龙胜梯田;乡村娱乐和休闲度假。

事实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乡村休闲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农村经济转型方向及问题

所谓经济转型指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结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是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形态的变化。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由资源约束转变为市场约束。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改革开放30年来,在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运行机制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但也必须看到,农业的发展还主要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质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而且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变为现在的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可以说当前面临的挑战更大。要实现农村经济转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改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促使农业向质量和效益型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而乡村休闲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加强乡村休闲的发展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高效、优质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整体的发展进程。

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着力点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产业,乡村休闲能促进一、三产业的紧密结合,在发展中具有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农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情况下扩大就业;能使农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跨越流通环节适时缓解农业产业化中购销体制不畅等诸多难题;能有力地推进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环境等。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休闲是农村地区扶贫的重要突破口,而且可以推动广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乡村休闲能够充分发挥和挖掘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发展乡村休闲能把农业的生态环境、农村民俗文化和空间环境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因此,顺应时展潮流,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摆脱传统的单一种植业开发模式,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发展乡村休闲,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另外,农业经济不能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而产供销一条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乡村休闲的发展在促进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可打破产业界限,有助于形成产供销、服工农、科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和购销渠道,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乡村休闲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多,其基本的服务工作对员工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或是经过一定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而且乡村休闲产业的关联度高,它与餐饮、娱乐、交通、建筑、食品、旅游工艺品等产业密切相关,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得到很好的转移,农民的就业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

乡村休闲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休闲的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以提高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的便利性,因此必须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譬如道路交通、通讯、医院、商店等基础性设施。乡村休闲的开发将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逐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健康发展。

乡村休闲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要维持乡村休闲市场的持久性,就必须注意并保持乡村生态系统的持久性。乡村休闲把发展生产、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内涵结合起来,它的生产要素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乡村环境,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通过乡村休闲的规范开发,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之中,更好地创建清洁、优美的乡村环境,维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塑造良好的乡村,使整个农村成为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生产基地和生活乐园。

乡村休闲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发展乡村休闲,可以将先进的文化和观念引进农村地区,有利于打破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的状态。在与外来游客交往的过程中,当地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视野逐渐开阔,思想道德素质得以提升,这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契机。乡村休闲产业是服务产业,又是文化产业。如果没有视顾客为上帝的服务精神,就难以立足于市场,更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发展乡村休闲产业还可以培养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服务顾客的文明意识。

乡村休闲方式与农村经济转型之间的关联性可见图1所示。

结论

综上所述,乡村休闲的发展缘于旅游者的消费动机所形成的新的类型和休闲市场需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休闲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展乡村休闲,能够实现农村地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罗书林.发展我国休闲产业的必然性研究[J].苏州工职院学报,2008

经济转型论文第3篇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以及1949年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都具有鲜明的集权社会特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转型。其中由封闭系统向开放系统转变,由计划秩序向自发秩序转变,由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变,是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向,上述转变至今仍在继续。

(一)由封闭系统向开放系统转变

我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以及妄自尊大的王朝意识,均不支持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从明朝初期开始,更是采取了极端的闭关锁国政策,人为割裂了与西方文明的交流。1949-1978年,受意识形态和世界政治形势影响,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也极为有限。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才真正开始了由封闭系统向开放系统的自主转变,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思想观念均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垄断走向竞争,并开始认同和接受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适往规则。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速度进一步加快,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等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二)由计划秩序向自发秩序转变

支持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的儒家学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因而封建社会秩序是典型的层级秩序或计划秩序。1949-1978年,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自上而下的计划和命令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同时,在历史观上,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循环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均认为人类已经认识了历史演化规律,因而支持由权威和精英制定秩序。然而,实践证明,人类的认知能力极为有限,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计划不可能涵盖复杂的社会需求,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自发秩序则更有利于社会进步。因此,从计划秩序向自发秩序转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方向。

(三)由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变

我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伦理观念,使得社会秩序更多依靠儒家学说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来维持。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均由自上而下的权威部门来安排,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由于缺乏独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思想、觉悟、忠诚等与自律相关的品质成为官员选拔的首要依据,因而社会秩序主要依赖人治维持,法律的普适性则难以保证。改革开放后,面对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和逐利性,人治的弊端日益凸现。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建立法制社会已是势在必行。而要建立法制社会,就必须消除一切特权,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

二、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重点领域探讨

(一)产权制度改革

完整的产权包括财产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视尊重和保护产权,认为它是将企业家精神、创造性和竞争性导入建设性方向的基本制度安排。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很多领域的产权是不完整的,如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并没有土地所有权和处置权;不动产所有者只拥有地上部分的产权,并不拥有与不动产不可分割的土地所有权;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更加模糊,导致预算约束软化,人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产权不清晰,必然制约自由交易,影响资源合理配置。从长期来看,必须建立能够使所有者形成明确、稳定预期的排他性产权制度,以保证财产安全,激发企业家精神,提升公众的创造热情。

(二)司法制度改革

独立的司法系统是保障自由、公平、正义等普适价值的前提,也是建立社会信心的基础。西方国家通过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较好地抑制了权力滥用。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均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然而,在管理体制上,由于各级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多方面均受制于党委、人大、政府等部门,导致党政领导干预司法的现象屡见不鲜,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问题突出。同时,人民代表大会也缺乏对司法系统进行监督和制衡的有效手段,司法公正缺乏实质性制度保障。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增强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公正,已经成为经济社会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已经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构成制约。今后,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的进一步凸显,以民主、法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对此,首先,应进一步加强法制政府建设,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选举权、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等基本权利,以及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等基本权益;其次,应切实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确保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法律在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中发挥核心作用;最后,建立健全政府决策机制,推进信息公开,实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四)信用体系建设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活动通过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计划来部署,社会秩序依靠上级部门的权威和下级部门的忠诚维持,微观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无关紧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贸易范围的扩大,必然要求交易活动由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社会”向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社会”转变。其中,以个体自主、平等信任、责任自负为核心的信用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就当前而言,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和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力,重塑公共信用体系;通过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凸现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改善企业信用关系;通过舆论开放和宣传教育提高公民守信意识,增强公众诚信关系;建立以稳定货币为目标的现代金融系统等等,均应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五)竞争环境建设

在我国,几十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公众养成了追随权威、服从管制的习惯,甚至对垄断、特权、腐败等不符合竞争精神的行为也已习以为常。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内、国际市场的融合,竞争将最终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力量。对此,在经济领域,应逐步打破政府对土地、资金、劳动等要素市场的管制,降低竞争性行业的准入门槛;在文化领域,应营造宽松的创作环境,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培育公众的质疑和思辨精神;在政治领域,应逐步增加领导干部的竞争性选举比例,形成能上能下的干部管理体制。从根本上讲,建立开放、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首先需要消除人们的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宣传教育培育竞争性文化,进而使竞争精神内化为公民的行为规范,并最终形成保障自由竞争的外在制度。

三、结语

经济转型论文第4篇

1.1工农的性质改变

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了解,对其工业化的过程分析,了解到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发展中,是以农业发展为主体。在农业生产中投放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再把农业发展产生的资源投放到工业发展中。在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2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工业渐渐取代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工业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地步,工业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取得如此大显著的成果,离不开农业资源的提供、农业经济的大力支持、农民的伟大奉献。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积累的能力在逐步提高,我国政府也随之改变了相关的政策,为了保证工农产业的平衡发展,缩短工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改变城市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规定用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用工业发展来促进农业发展,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1.2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开始使用现代的工业、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经济管理方法,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的农业逐步改变为现代化的农业。它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手段。现阶段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化的农村,不仅会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创新农业经济的生产技术,还会为创建社会主义下的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也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增强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村的竞争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增强资源的利用率,可以增强农业产品的国际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加快执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有着很大的意义。

1.3城乡一体化

在我国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农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产组织能力不高、生产设备匮乏、生产力低、增长过慢、农民收入较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过快,造成了工业与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农民对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更加剧烈,要求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实现城市与农村共同富裕。

2农业经济的转型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带来了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给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也带来一些影响和改变。

2.1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增多,传统农业经济逐步被现代化的农业经济所取代,农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关于农业的学科渐渐增多,管理学科的对象应着重放在农业的产业链上,注重农业生产的过程,保障农业产品安全质量。

2.2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主要的城乡经济结构。城乡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在社会经济的转型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定会得到极高的重视,管理学科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现代也是一个注重环境的时代。农业本身就是经济和环境的再生产结果,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农业产品的再生产,所以环境保护理论也成了管理学科关注的重点。

2.3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逐渐深入到农业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渐渐变成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并且进行了一些探讨,主要体现在:政府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理念,把可持续性的使用和保护环境当作农业经济转型期的管理学科重点,以至于农业经济的管理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怎样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农业生产将会成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重点。

3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改变

3.1确定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社会经济的转型显示出很好的发展趋势,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是转型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存在的矛盾。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很少,农业生产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形成农业产业的整体形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去农业发展只注重产品的重量,转变成现在注重农业产品的安全质量。这就激发了过去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与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2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要管理好农业,就要确定好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极力解决2者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3.2分析农业经济管理,着重变现学科之间的特色

在分析了转型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管理学科的探讨对象的一些变化,了解到其中的差异,执行差异化的学科战略,把工农的性质结果、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作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研究重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分析,注重生产之前、生产中和生产之后3个阶段的生产步骤,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注重环境和国际方面的问题。

3.3加强人才的培养

从差异性的学科中可以发现,针对不同的重点有着不同的方针,这样就导致了需要不同的人才。可以提出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合理和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科学合理地选取农业经济在转型期管理学科所需要的资源,例如教学教材、教师辅助教学所要用的资料和理论。恰当调整研究重点,将教学新理论、新方法和技术融入到管理教学中,培养探讨重点所需要的人才。政府应加大教学的改革和规划,推出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教学中的人才培养对策,重点培养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和优秀的人才,增强培养力度。

3.4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

经济转型论文第5篇

1何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1]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1).

[2]刘君德.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制度的创新与思考.杭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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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UF.1999.The`game''''oflandedpropertyproductionandcapitalcirculati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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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YEHAG.WUF.1996.Thenewlanddevelopmentprocessandurban

经济转型论文第6篇

为解决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主体资格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两种讨论:一是建议将集体经济组织界定为“非法人团体”;二是认为集体经济组织与“法人”更接近。集体经济组织与非法人团体的法理区分非常明显。在我国,民事法律的“非法人团体”主要指“个人合伙”。集体经济组织与个人合伙存在本质性差异。首先,个人合伙是由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与集体经济组织是两类本质不同的组织。个人合伙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即私有产权的联合。集体经济组织是以集体产权为基础,以集体所有土地或集体资产为核心的组织。其次,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债务并不负有连带责任。再次,合伙人可以退伙,也可以合伙终止,相应地资产分割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转让自己的股份,但不能要求分割集体资产。《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等。从实践来看,大多数地方倾向于将其定位为“法人”。以广东省为例,1991年颁布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登记办法》规定:全省农村经济合作社、经济联合社、经济总社实行登记发证制度,即通过登记就可以取得法律主体资格。1999年我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这种获取法律主体资格的方式被废止。2006年广东省颁布实施《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建设性地将过去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登记发证改为提供组织证明书,并规定以此可以在银行或农村信用社办理开设账户等手续。这个规定虽然为集体经济组织解决了市场交易中的部分障碍,但绕开了“法人资格”问题,关于法人权利和义务更是没有涉及。此后,广东省又颁布了《广东省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本条例登记后取得法人资格,并规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地方法规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法律主体资格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但是根据“下位法从属于上位法”法则,地方法规规章直接确认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是不合适的。《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而第十二条指出,对于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以及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可以实行行政许可。

二、“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特征及其转型目标选择

(一)“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征“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发生本质性变化。首先,物业、资金等非土地资本成为核心资产,物业租赁成为经济收入主要或唯一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第二条第五款规定,“村改居”之后,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政府给予征地补贴或者让集体经济组织继续使用。“村改居”后的集体经济组织不再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而是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其次,社会保障成为组织主导功能。“村改居”后,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失去土地保障的“村(民)转居(民)”人员在社会保障与一般城市户籍人员存在差距,而且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就业困难。在三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作为股东的“村转居”人员要求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每年提供稳定的分红及各种社会福利。在这种硬性要求下,集体经济组织每年的收入主要用于分红、福利支出、公共服务支出等,缺乏用于扩大再投资的资本积累。总之,“村改居”后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脱离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畴。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体系下,找准自己的定位。

(二)转型目标选择———企业法人根据《民法通则》,法人分为四类:企业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很明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机关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只是隶属于农村基层组织的一个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很难列入社会团体法人范畴。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而是以集体土地所有为核心的组织。因此,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归类于社会团体法人。另外,集体经济组织在核心资本、分工、管理方式等方面与企业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集体经济组织只要依赖集体土地就可以设立,这一点足以让二者区分开来。结合“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特征,其向“企业法人”转型具有合理性、可行性。理由如下:第一,产权逐步清晰。产权清晰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村改居”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推动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改革。其主要特征是进行确权改革,通过“资产量化、股权固化”的方式进行。首先,进行产权界定,理顺集体经济组织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集体资产产权范围,界定集体资产产权和村民产权。其次,将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进行量化,折算成股份,并按劳龄等标准将股份落实到个人或家庭。第二,具备法人财产基础。一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对集体所有土地依存度高。除土地所有权外,几乎没有其他资产可以用来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法律规定,集体土地不能成为偿债资产,也不能用以承担民事责任。“村改居”的对象通常是经济实力较强的集体经济组织,物业、资金等非土地资本在其资产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具备市场经济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基础。第三,治理结构企业化。“村改居”之前,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和党支部之间存在交叉任职,“一套人马,三块牌子”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政企不分”是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村改居”之后,村委会撤销,居委会成立。居委会不能干预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反而需要集体经济组织协助解决社区治理和建设等相关问题。为解决监督和管理问题,“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公司治理模式逐步完善治理结构。例如,广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包含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理事会、民主理财监督小组(监事会)等机构。

三、集体经济组织向“企业法人”转型的困难

从各地实践来看,“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向“企业法人”转型进展缓慢。例如,某市在2002年颁布文件,明确提出“在‘城中村’村委会撤销的同时,改变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政企不分的状态,转制成由集体法人股东或个人股东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公司)”。这种自上而下式改革并未能很快推展开来。2008年,该市出台新文件,指出:集体经济组织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和条件自主确定是否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公司),转制必须经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表决。集体经济组织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公司),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给予大力支持。到目前为止,该市“村转居”的集体经济组织实现成功转型的并不多。转型面临众多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股权结构封闭“资产量化、固化股权”的集体经济产权改革就已经决定了产权结构发展基调。固化股权最初的主要内容是“生不增,死不减”,不仅固化了股权数量,而且固化了股权的权属。即便是股东的子女等亲属,一旦错过股权分配时机,就无法获得股权,除非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近年来,有些城市推动集体经济组织股权流动,但流动范围限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村改居”以后,为防止股权流动导致集体利益的侵蚀或解体,有些集体经济组织将股东区分为“村居股东”(即原集体经济组织股东)和“社会股东”(即通过继承或转让等形式取得股权的非原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与前者相比,后者只享有资产产权和收益分配权,不享有表决权、选举与被选举权。对于外在投资者而言,这种规定是牢不可破的防火墙”。股权结构的封闭性与现代企业的开放性是相冲突的。资本的自由流动性、管理权从属于资本权是现代企业开放性的重要内容。对集体经济组织股东而言,这两点本质性要求正是他们所排斥的。

(二)社区建设公共投入和公共福利支出不明晰“村改居”后,按照既定的改革方案,社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由公共财政承担。实际上,“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不同程度地承担社区公共投入,包括治安、卫生、文化、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甚至出现“集体经济办社区”的现象。此外,“村居”人员社会保障水平与原城镇居民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要消除这一差距,必须由集体经济组织来补足。但“村居”人员并不认可这一方案,而是由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发放各种形式的福利补贴来替代。社区建设、福利保障和分红挤占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本积累,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异化成福利机构。

(三)公司化转型存在法律障碍集体经济组织转型为公司,既可以解决法人地位的问题,又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类,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又可细分为一般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很明显,集体经济组织只能向一般有限责任公司转型。但是,《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一般而言,集体经济组织股东数量远超过这个数字。

四、推进集体经济组织转型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政府主导的“村居”社区多元化公共投入体系剥离社会职能是集体经济组织重返专业经济组织的前置条件。大量的社区公共投入、股东分红及福利等导致集体经济组织无法进行资本积累。“政府主导”替代“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社区投入体系是现代城市治理的要求。政府要根据财力界定公共服务的种类与范围,同时明确哪些服务是可以由社会公益组织提供的,哪些服务是由企业提供需要居民购买的。第一,政府需要承担社区道路、路灯、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关于社区治安,公共安全由政府来承担,社区关于小楼保安等个性化安全需要由市场解决。第三,社区公共政务等公共服务提供,谨防过度投入,导致资源的低效率运作。第四,社区居民家政服务可以由公益组织和企业提供。

(二)实现“村居”人员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村居”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社会保障实质性差异,既不符合“村改居”的初衷,违背公共财政均等化原则,又增加了集体经济组织负担。集体土地性质变化、身份改变等导致了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组织成员的直接或间接利益损失,“村改居”本质上是农村利益对城市利益的让步。因此,“村居”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保障缴费不足部分应该由公共财政来补足。

(三)建立集体经济组织退出机制“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分化。部分集体经济组织由于集体物业多、区域位置好等原因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同时也存在集体资产薄弱又无集体土地赖以维持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发展难以持续。对于后一类的集体经济组织应该构建退出机制。退出机制可以参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解散办法。政府制定退出条件、申请主体、退出程序等相关办法,提供指引。是否解散集体经济组织应该由其成员来决定,资产清理与评估等工作则可以委托第三方,政府参与监管。

(四)搭建区域性集体经济股权交易平台无论集体经济组织如何试图保持股权结构封闭性,股权的流动都是不可避免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区股东将呈递减趋势,而社会股东会越来越多,这与“村居”人员融入城市的深度有关。如果缺乏交易媒介,即便股东有交易股份的意愿,交易活动也会受到抑制。建立股权交易平台,有利于提高交易便利性,有利于保证交易的公正性,体现股权的市场估值。首先,政策引导股权交易,制定股权交易形式、程序等制度规范交易,实施减免交易税费等优惠政策鼓励交易。其次,在完善集体资产交易平台的基础上,适当引进集体产权交易,进行示范交易。再次,逐步扩大交易范围,允许区域内国有资本、民间资本等参与集体经济组织股权交易。通过股权交易最终实现集体经济组织的开放性,逐步确立资本在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经济转型论文第7篇

关键词:海洋经济

论文正文:

海洋经济转型思路

一、发展条件与重大意义

(一)发展条件

1.港口优势得天独厚。宁波港口岸线总长为1562公里,占全省的30%以上,其中可用岸线872公里,深水岸线170公里。现有生产性泊位300多座,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60多座,已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个港口通航。2010年完成货物吞吐量居大陆第2位、全球第4位,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居大陆第3位、全球第6位。港口岸线资源既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性资源,也是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打造海上浙江最为独特的优势和载体。

2.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丰富的岛、涂、渔、景、油等海洋资源,组合优势明显,适宜规模化、基地化开发。岛屿资源良好,共有500平方米以上海岛516个,约占全省的1/5,岛屿面积524平方公里,岛屿岸线长758公里。滩涂资源充裕,拥有可围滩涂资源约140万亩,占全省滩涂总面积的34%,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象山港内、大目洋沿岸和三门湾北岸4大片,围垦开发条件优良。渔业资源优良,紧邻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象山港是具有部级意义的大渔池。海洋旅游资源优越,滨海地区具有滩、岩、岛三大特色,主要集中在象山港内和象山县沿岸。油气储量丰富,春晓油气田总面积22000平方公里,探明天然气储量达700多亿立方公尺,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3.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宁波位于我国T字形经济带和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海域位于长江黄金水道入海口,是长三角地区与海峡两岸的联结纽带。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的推进,使沿海港口物流、战略物资储运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杭州湾跨海大桥、甬台温铁路的建成,使宁波成为连接上海、江苏和浙江温台乃至福建南部的枢纽城市,成为浙江温台和浙西地区接轨大上海的桥头堡,为发展海洋经济、打造海上浙江提供了有力支撑。

4.海洋经济比较发达。2009年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2500亿元以上,是2005年的近2倍,年均递增15%以上,形成了以临港工业、港口物流业、海洋渔业为主导,以滨海旅游、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制药、海洋油气等新兴高新技术海洋产业为引领,以港口贸易、金融为配套的现代海洋经济产业体系。特别是临港工业方面,经过几年发展,初步形成以石化、钢铁、汽车、造船和能源等行业为支柱,绵延二十几公里的沿海临港产业带,基本建成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5.海洋科教实力较强。具备比较雄厚的海洋研发实力,形成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涉海专业、重点实验室,以及企业研发中心等为主体的海洋科研与技术开发体系。建有宁波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宁波海洋开发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拥有海洋与渔业领域重点实验室9家,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8家,海洋科技工作人员达20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占15%以上。在海洋养殖、海洋生物、海洋环保等领域取得一批关键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科技进步奖15项,市科技进步奖35项,专利授权30项。

6.海洋经济腹地广阔。宁波港张水清夏晖孙立锋面向广阔的内陆腹地,主要包括华东、华中、华西地区,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2%。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这些地区对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接受东部地区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的要求更为迫切。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首位;浙江作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具有灵活的体制机制优势;宁波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具有较高的开发开放水平,这都为宁波依托港口优势和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加大对华东、华中、华西地区的辐射,促进这些区域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重大意义

1.发展海洋经济,是建设成为上海两个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的客观需要。国务院关于长三角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上海两个中心《指导意见》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宁波沿海和海岛地区地处我国黄金海岸、黄金水道T字形经济带核心区,对内是江海联运枢纽,对外是远东国际航线要冲,在我国内外开放扇面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分发挥宁波区位优势和港航资源潜力,有利于共同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提高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水平。

2.发展海洋经济,是贯彻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辐射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客观需要。沿海和海岛地区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平台,是宁波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更是北承长三角、南接海西区、东濒太平洋、西连长江流域和内陆地区的纽带。加快宁波沿海和海岛地区建设,有利于服务长三角和海西区,增强辐射长江流域,带动闽、赣、皖等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3.发展海洋经济,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储运安全的客观需要。宁波地处南北海上通道战略要冲,是海上桥头堡,在全国沿海战略物资储运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2009年,宁波石油及制品、进出口铁矿石、煤炭吞吐量分别达5000万吨、3000万吨、600万吨以上,进一步将宁波建设成为我国重要战略物资的储运、供应基地和加工、贸易中心,有利于维护国家能源和战略物资江海联运和海上运输安全,为宁波和浙江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战略保障。

4.发展海洋经济,是完善沿海区域发展布局,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需要。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分别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发展海洋产业,《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近年来,辽宁沿海经济带、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地区、福建海西经济区、广东珠三角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开发已先后纳入国家沿海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建设宁波海洋经济发展,有利于完善国家沿海区域发展布局,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挖掘海洋开发潜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二、总体思路与功能定位

(一)总体思路

综合分析国内外发展形势,并结合宁波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今后一段时期我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六个加快战略部署,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港航服务业、临港大工业、海岛资源开发和清洁能源建设为重点,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坚持以陆带海、以海促陆、海陆联动,统筹陆域经济和海洋经济发展,统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统筹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着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着力完善海洋经济基础设施,着力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海洋经济大市向海洋经济强市的战略性转变,为浙江建设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发挥先行作用。

在实际工作推进中,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推进联动发展,把海洋的资源优势、后发优势与陆域的综合优势、先发优势结合起来,以海带陆、以陆促海,统筹陆海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保护。

二是推进高端发展,紧紧抓住后危机时代科技革命的新动向,跟踪全球海洋经济发展最前沿,推进海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

三是推进集约发展,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着力自主创新,提高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四是推进持续发展,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妥善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切实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使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五是推进开放发展,立足于亚太国际门户城市重要节点区的有利位置,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宁波沿海海洋经济产业带建设成为宁波乃至浙江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大平台。

(二)功能定位

综合考虑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等因素,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是:浙江省和长三角南翼海洋经济中心、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长三角亚太重要国际门户城市、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

(1)浙江省和长三角南翼海洋经济中心。充分发挥区位、港口和海洋资源及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以港口开发为重点,以海洋科技进步为支撑,推进海洋产业高级化,充分发挥宁波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带动功能,使之发展成为浙江省和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海洋经济中心。

(2)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组成部分。依托宁波舟山港深水良港和区位优势,拓展和放大梅山保税港区的功能,完善战略物资、大宗散货、外贸集装箱和江海联运体系,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战略物资和大宗散杂货中转储运、保税加工和物流配送基地,使之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枢纽港;同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发展,把宁波打造成为立足长三角、面向海内外,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主动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服务,承接辐射,错位发展。

(3)长三角亚太重要国际门户城市。宁波地处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交汇处,是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宁波将进一步发展成为长三角、长江流域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海上桥头堡和物流节点城市。

(4)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依托港口和宁波区位优势,优化布局,不断推进转型升级,紧紧瞄准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大力发展石化、钢铁、新材料、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着力发展现代物流、国际贸易、总部经济、研发设计、旅游休闲等高端临港服务业,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

(5)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的原则,以象山港、三门湾等区域为重点,推进海洋经济的有序开发、有效利用和严格保护,加强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实施海洋污染海陆联动防治,探索跨区域海洋环境联合治理,切实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为我省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子。

(三)空间布局

宁波今后重点构建一港、三沿、五平台和一批产业集聚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一港,即宁波舟山港宁波港区及其依托的腹地,重点是发展成为国家物流节点城市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沿,即沿杭州湾、沿象山湾和沿三门湾,沿杭州湾和三门湾区域将发展成为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是宁波新型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重点区域;象山港区域将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将发展成为生态经济型港湾。五平台,即杭州湾新区、宁波石化产业基地、梅山春晓六横保税物流体系核心区、象山港区域和宁波三门湾区域。一批产业集聚区,即发挥陆海资源优势,在沿海建设一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农业集聚区域,推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

三、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

为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目标,必须加快功能开发和建设,重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大港口。

坚持以延伸港口价值链为导向,进一步转变港口发展方式,推进港口由第二代港口向第三代、第四代转变,努力建设成为我国深水枢纽港和集装箱远洋干线港。

(1)坚持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加快整合现有业主的岸线码头,推进其向公共岸线码头转化,提高岸线利用效率;

(2)积极推进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加快北仑港四期、大榭岛五期和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到2015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500万标箱;

(3)增强港口增值服务能力,推进培育船舶交易、船员交流中心,探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以梅山保税港区建设为契机,积极争取自由贸易港通关政策,创新港口增值服务模式和业态。

(4)推进建设浙江港口联盟,着力建设以宁波港为龙头,嘉兴港、台州港和温州港等为支线和喂给港的港口联盟,强化与国内外港口的跨区域战略合作。

二是发展大物流。

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港口国际物流和航运服务业,努力建设成为国家物流节点城市。

(1)进一步推进宁波国际集装箱海铁联运物流枢纽中心、镇海大宗货物海铁联运物流枢纽港等建设,加快形成货物吞吐、交易和金融三位一体的现代港口物流体系;

(2)加快物流主体培育,推进第四方物流发展,提升物流服务信息平台;

(3)以新一轮大规模铁路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集装箱海铁联运,建设提升金华、上饶、鹰潭、南昌、武汉、成都、重庆等省内外无水港,推进海铁联运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4)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延伸航运服务产业链,探索推进建设国际海运信息平台;

(5)推进梅山保税港区建设,大力发展港口国际物流,建立国际性配送中心,积极拓展国际中转、国际采购等功能,更好地发挥连接国际国内的功能,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培育大产业。

瞄准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着力构筑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

(1)进一步做大做强临港工业。在优化布局、严格准入、注重环保的前提下,重点发展市场前景好、环境影响小、产出效益高的临港制造业。石化产业,以镇海、北仑、大榭等区块为依托,最终形成1亿吨炼油能力和350万吨乙烯能力、增加值过千亿元的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钢铁工业,重点发展世界先进水准的高端产品,打造年产钢铁2100万吨的能力。船舶产业,建成我国新兴的先进修造船业基地。汽车(零部件)产业,争取到2015年整车产量达到80万辆/年,轿车发动机80万台/年。新材料产业,重点发展磁性材料、高性能金属材料、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到2015年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

(2)发展临港型现代服务业。在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和航运服务的同时,加快发展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业。国际贸易,建设进出口贸易交易平台,打造重要的区域性资源配置中心。金融服务,建设成为与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相适应的区域性国际金融结算服务中心和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

(3)扶持发展战略新兴海洋产业。重点发展海洋旅游、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生物产业、海洋能产业等战略新兴海洋产业。

四是完善大配套。

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一批涉海重大项目建设,完善公路、铁路、水运、电力和油气管网等集疏运体系,提升水水中转、水陆联运能力,提高交通、水资源和能源保障水平。

(1)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全面形成一环六射高速公路网络,规划建设杭州湾跨海铁路和甬金铁路,推进宁波铁路南客北货布局调整和铁路货运环线的规划建设;

(2)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快浙东宁波段引水工程、慈溪曹娥江引水工程和海涂水库建设。加快象山10万吨级海水淡化工程建设,提高海水综合利用规模和比例。逐步解决海岛地区居民饮用水难问题。

(3)完善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建立海洋防灾减灾检测与决策体系,健全安全生产和海上船舶应急救助网络。推进强塘固房和标准渔港工程建设。

五是推进大保护。

牢固树立生态用海理念,集约节约开放利用深水岸线、航道、锚地等海洋资源。切实加强对无居民海岛的分类管理、有效保护、科学开发。科学划分岸线、滩涂和海岛功能,合理有序利用海域。重视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修复,严格规范海洋产业项目和涉海基础性项目的管理。加强陆海污染综合治理,推进跨区域海洋生态环境联合建设。加强近海沿岸海洋生态修复建设,切实保护利用好象山港资源。

六是打造大平台。

着力打造五大平台,即杭州湾新区、宁波石化产业基地、梅山-春晓-六横保税物流体系核心区、象山港区域和宁波三门湾区域。

(1)杭州湾新区,位于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慈溪市境内,陆域面积约23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350平方公里。要坚持以新型城市化为方向,以高端现代服务业和新兴先进制造业培育为重点,通过2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努力,把杭州湾新区建设成为具有现代都市气息与浓郁田园风光的国际化新城区;

(2)宁波石化产业基地,包括镇海、北仑、大榭三大片,规划面积约74平方公里。要根据国家石化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要求,以石化工业循环经济生产理念为指导,依托镇海炼化等特大型项目,形成比较完善的石化产业链,最终形成1亿吨炼油能力和350万吨乙烯能力、增加值过千亿元的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

(3)梅山春晓物流产业集聚区,包括我市的梅山、春晓等地,总面积220平方公里。要按照国家海关特殊监管区宏观发展导向,以自由贸易区为方向,以现有的梅山保税港区为核心,以北仑春晓、舟山六横为两翼,增强保税港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设成国家对外开放的先行区和门户区、浙江省建设海洋经济发展带的先行区和宁波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核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