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m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分析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方法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as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电子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规律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Rothbart,GeneralIntroductionin:Harre,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of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哲学中，克里斯（RobertP.Crease）曾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自然之剧（playof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研究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理论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科技现象之中。（ValDusek,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分析，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1999,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Morris.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N.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规律（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dappled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of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and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andTooley,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2003a,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2003b,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2003a,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现代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参考文献：
艾幕士：《实用自然主义导论》，2000，朱建民译，台北，时英出版社。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古添洪：《普尔斯》，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孙周兴译，199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陈嘉映，王庆节译，2006。
南希.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王巍，王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布鲁诺.拉图尓：《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刘文旋，郑开译，东方出版社，2005。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黄勇编，张国清译，上海译文，2003。
安德鲁.皮克林编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Clarke,S,2002，RecentThemesinthePhilosophy:ScientificRealismandCommonsense,Kluwer.
RobertP.Crease，1993，ThePlayofNature:ExperimentationasPerformance,IndianaUniversityPress.
ValDusek，2006,PhilosophyofTechnology:anIntroduction,Blackwell.
TrishGlazebrook，2000,Heidegger’sPhilosophyofScience,FordhamUniversityPress,NewYork.
NelsonGoodman，1978，WaysofWorldmaking,HackettPublishingCompany.
RomHarre(2004),Modeling:GatewaytotheUnknown,Elsevier.ppⅷ-ⅸ.
MartinHeidegg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inRobertC.ScharffandValDusek(ed.)，2003，PhilosophyofTechnology:TheTechnologicalCondition:AnAnthology.
IanHacking，1983a,ExperimentationandScientificRealism,PhilosophicalTopics,vol.13,no.1,pp71-87.
IanHacking，1983b,RepresentingandIntervening:IntroductionTopicsinthePhilosophyofNaturalSci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DonIhdeandEvanSelinger(ed.)，2003，ChasingTechnoscience:MatrixforMateriality，IndianaUniversityPress.
DonIhde，1999,ExpandingHermeneutic:VisualisminScience,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
SergioSismondo，2004,AnIntroductionto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Blackwell.
ErnestSosaandMichalTooley(ed.)，2002，Causation.OUP.
学校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载体,学校教育受文化的影响具有时代性,没有学校教育文化就缺失了最重要的传承方式,导致很多文化可能会失传。文化是学校教育的基础,没有文化,学校教育的内容就会显得空洞乏味,因为学校教育是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主,并将其运用到生产生活中。由此看出,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是密切相连的,武术文化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显得更为错综复杂。
2武术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价值
武术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价值主要从武术文化对学生的道德修养、意志品质和民族精神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2.1对学生道德修养的培养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对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武术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把个人的道德修养放在很高的地位。我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尊师重道、谦虚礼让、勤劳节俭、重义轻利、重信守诺、积极进取等美德为历代习武之人遵守和传承。为此,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在传授武术技术的同时,重视用传统武德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利于学生自信、自立、自强品德的形成。
2.2对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
日趋激烈的竞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学校教育自身存在的不足,不能及时的教会学生如何调节压力直面竞争。我国的家庭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从小娇生惯养,导致他们受挫能力差,心理素质差,面对竞争和压力容易逃避。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对武术套路的学习不仅能增强学生的体质,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灵敏性和柔韧性,而且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能磨练学生的意志,使学生学会吃苦耐劳,不惧辛苦。教师在教授学生武术文化的过程中,应多给学生讲解古代侠义人士在面对苦难时所受的屈辱和痛苦,让学生明白面对逆境要学会百折不饶,面对竞争和压力时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学会如何做人如何解决困难,通过对武术和武术文化的学习,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意志品质,学会助人为乐,尊重对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
2.3对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重在弘扬、重在培育”,但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是前提,创新才是根本,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永恒动力。中华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它始终是发展的、前进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丰富多彩,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指引下出现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并顽强奋斗的杰出人物,他们高扬时代精神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断探索。武术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向学生讲述民族精神中的历史人物和典故,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提高学生的素养,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3学校教育传承武术文化的构想
3.1建立健全武术文化教学体系,转变教学思路和教学理念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离不开教育,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样如此。武术文化真正要传承发扬光大,必须把武术和武术文化纳入到正规的教育体系中。当今武术文化发展暂时处于落后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学校教学思路和教育理念的落后。我们必须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现实,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知识体系以进行及时补充和更新,并对原有知识进行整合,还需要调整自己原有的教学思路和方法,使自己的教学节奏和教学模式适应新的教育形式。不能再用单一、枯燥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机械的学习套路,而忽略武术的技击性。在课堂中,教师应多讲武术的技击原理,攻防方法,使学生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不仅身体素质得到锻炼,还能传承武术文化。
3.2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利用学校广播、黑板报、橱窗、文化广场、食堂等公共场合作为媒介,对武术文化进行广泛的宣传,有利于在全校范围内形成良好的校园武术文化氛围,有利于武术文化在校园的传播。通过多媒体让学生观看武侠电影,用广播宣传武术赛事介绍武术文化的历史,用艺术节进行武术套路表演和宣传,开展与武术有关的知识问答。学校运动会、课余体育活动、体育文化节、体育训练队、班级体育活动和各种体育竞赛等这些活动的开展,都可以让学生在校园中充分了解武术和武术文化。其中,武术协会作为武术爱好者互相学习和交流的地方,在营造良好的校园武术文化氛围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武术协会定期进行武术训练和武术表演,可以普及武术文化知识,传授武术技术,使武术在学生尤其是对武术有兴趣的学生群体中得以不断传播和发展。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性质的武术比赛,不仅可以得到学习和提高,而且能加强武术运动在学校体育中的地位,促进武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发展。
3.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革教学内容
（一）提高师资的专业素质和教学设备的质量我们都知道，高校美术学教学的改革创新需要大量的专业师资和教学设备，所以，高校要想将自己的美术学教学的改革创新工作做好，就必须提升其师资的专业素质，首先，学校应该高薪聘请有才能，有能力的专业美术教师来主导学校的创新改革工作，其次，对于学校现有的美术教师，学校应该定期对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培养教师改革创新的工作思想，并且实施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严格审查教师的教学工作，对他们适当的实行奖惩制度，以激励他们用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的改革创新工作中去。此外，学校应该派遣有能力的教师去其他模范学校进行沟通交流，借鉴其他学校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发展自己教学方式的改革创新工作。最重要的是，学校及时审查改革创新方案实行的预况，及时发现学生出现的状况，并且及时高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对此加以改进改革创新的教学方案。对于教学设备的购进，学校一定要严格审核，购进适合自己学院发展的教学设备，并且购买的教学设备必须是高质量的，先进的，能够适应教学的改革创新，这样，学校才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来发展美术学教学的改革创新工作。
（二）教师应该因材施教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得背景下，教师对于学生的美术学教学的引导方式是多重多样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教师要善于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学生实行对其最有效的教学方案，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对于美术学的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定期检察学生的美术作品，认真分析他们存在的问题，然后认真监督他们认识自己的不足，并且加以修改，尽量确定学生正确的学习方向，重点培养学生的正确的审美能力和优秀的创新能力和以及实践能力，对其作品进行点评，并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学生发展的学习方式。此外，教师应该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惑，积极的帮助学生去解决这些问题，把自己当做学生的知心朋友，能够完全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理解他们，然后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掌握他们性格以及兴趣和风格，从而引导每个学生走自己的风格路线，积极创新，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有创意的美术风格。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行事方式，教师应该尽量让自己的教学方式灵活，保证每个学生都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从而更加有效的学习美术，提升自己的创新思维。
（三）培养学生对于美术学基础课程的兴趣美术学基础课程是一个学生学好美术的根本，所以教师一定要努力提升学生对美术学基础课程的兴趣。首先，教师应该让自己的课堂活跃起来，美术学基础课程不一定要上的那么枯燥，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积极讨论发挥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样不仅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够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教师也可以通过野外写生的方式来上美术学的基础课程，这样，学生既可以享受到学习的乐趣，还可以高效学习。
二、结语
皮影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民间表演艺术。皮影戏小小的幕布，可以取得以近追远、以小见大、生动有趣的艺术效果。罗山皮影又叫“丝弦皮影”，相传始于明代，有着悠久的历史，皮影剧多取材于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没有固定的剧本，只通过师傅口头传授技艺。罗山皮影的影人以水牛皮为材料，经艺人镂刻而成，再以布帛作为背景，一般表演时由三个人同时操作影人，由唢呐配乐或是演奏成员用豫南方言演唱，通俗易懂。信阳固始柳编全国闻名。固始县拥有“中国柳编之乡”的称号，固始柳编有着色泽洁白、造型新颖、款式大方、纺织精巧、风格独特、自成一统的特点。随着市场的需要，固始柳编由原来单一的柳编创新发展出草柳混编、蒲柳混编和藤柳混编等多种材料混合编制的新产品，主要有果篮、礼品篮、购物篮、门帘、屏风等多种产品，既经济实用又绿色健康，是集工艺、装潢、实用性为一体的生活用品。同时，由于编织工艺精细，有的柳编制品可以当做工艺品和室内软装饰品。信阳的根雕艺术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形式。信阳地处大别山腹地，根材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是从事根雕艺术创作的好地方。现在常用的根雕树种有檀木、女贞、杜鹃等十多种。信阳根艺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令人爱不释手，在色、形、质、味、韵等方面都保留了根料的自然天趣，给人以高层次的艺术享受。
二、信阳历史文化遗产在美术教学中的开发利用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并在新的美术课程标准中专门设置“综合·探索”学习领域,使美术教学不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而进一步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因此，教师要敢于开发利用当地的美术教学资源，以拓展美术教学内容。
1.改变教学观念
部分教师仍以课本和课堂为中心，只注重学生美术技能的培训，只看重学生的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差。还有的教师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理解不够，误以为“乡土”就是过时的代表。殊不知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到世界各民族，小到各村寨部落，都因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骄傲，越是本土的越受到追捧。因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不能把教学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积极搞科研，要认识到美术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要掌握和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美术等资源，并善于研究，理解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意义，并将其与美术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根据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筛选、分类和整合。
2.改变教学方法
自20世纪90年代初始，亦即当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被产业化的时候，当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被纳入追逐以各种指标为判准的“一流水平”之轨道的时候，当然也是在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下，各种学术腐败现象演化成了中国学术界必须直面的最为重要的大问题之一。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主动地或者是“不得不”放弃了学术伦理而不择手段地用学术和教育资源去换取金钱、住房、职称、官位、奖品等等；他们抛弃了知识生产所应当遵循的逻辑而采纳了市场商品生产所遵循的逻辑或者政治活动所遵循的逻辑，在与市场场域、社会场域或政治场域进行共谋的同时也出卖了学术的品格。从学者剽窃抄袭，到教授行贿丑闻；从考博成绩的操作，到文凭上的权钱交易；从个人学术履历和研究成果的伪造，到学术单位研究成果的谎报；从教师的“非学术”走穴和兼职，到教授的不教书却雇学生干活——这类令人发指的学术腐败现象在学术界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并且使中国学术界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正是面对上述情形，在《学人》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最早倡导下，此后又在《中国书评》的强力推进下，中国学术界逐渐掀起了一场以“中国学术规范化”为名的运动。自此以后，不同学科的论者和诸多学术单位也都从不同的维度或立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这个论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且构成了这场运动的真正的主体。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完全是一场因学者或学术机构关注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掀起的“民间性”的学术运动。它是 “学在民间”在20世纪90年代的特定形式，其目的就是要对学术规范问题以及产生这个问题的各种原因进行追究和反思，并由此形成一种符合知识生产之逻辑的 “活”的学术规范，进而建构起中国学术自己的自主性。当然，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这场“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虽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就，但是它还没有彻底地遏止住中国学术界中的那些学术腐败现象。为此，我认为，我们还必须通过把我们的关注力从知识研究领域的检讨和批判扩展至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来进一步推进“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值得我们关注的自上而下的趋向，即国家权力开始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此一原本以迈向学术自主性为主旨的领域。国家教育部于2011年6月下旬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正式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有关部门教育司（局）和有关高校。该《规范》共七大部分、二十五条。除了“总则”和“附则”以外，其余五部分分别是 “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和“学术批评规范”。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该《规范》虽说以维护学术尊严、净化学术环境、保护学术成果、提高学术质量为己任，但是它却只是一部有关学术活动的自律性守则，因此该《规范》建议，各高校可以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学术规范及其实施办法，并对侵犯知识产权或违反学术规范的“学术不端行为”加以监督和惩处。 该《规范》一，就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注意，当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定注意。从一般的角度上讲，我们可以从人们的回应当中发现这样两种主要的倾向：第一，历时三年完成的这部《规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加强学风和学术道德的建设也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人们在认为该《规范》具有意义的同时，也对该《规范》对于那些学术腐败现象是否具有效力的问题表示了担忧，因为该《规范》并没有对违背知识产权和学术道德的行为及学术不端行为规定一个具体的处罚措施。甚至有学者认为该《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规范好人的，而对于那 些有意违反该《规范》并为自己狡辩的人来说，它却是无力的。因此，人们纷纷呼吁尽快制定《规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惩处条例，并且加大惩处的力度。 尽管我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腐败现象，但是我却对该《规范》的合法性持有一种基本的怀疑态度和批判态度。 第一，我认为，那种呼吁国家机关这类《规范》的诉求本身就是大有疑问的，因为我们知道学术规范乃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其知识实践的过程之中就如何进行知识生产及再生产和如何进行知识传播及交流等具体的学术活动所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这些具有道德意义的规范性共识，不仅源出于学术界自身的实践，而且也在其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调整。这里的关键在于，那些试图与外部权力相结合而对学术界的活动施加规定的诉求，不仅会给遵循自身运行逻辑的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引入布迪厄所言的那种“异治性”，而且还会为其他权力干预学术活动确立一项“先例”并为之打开方便之门。 第二，我认为，学术规范的产生和有效性也绝不渊源于任何外部性的权力，而源出于知识分子个人对它的承认，以及学术共同体对违背这些规范的行为所实施的道德谴责和相应的学术机构对它所实施的惩罚，正如任何学术评价及其判准都必须源出于学术界同行一般。如果学术规范的有效性渊源于外部性权力，那么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以及由此展开的对学术规范问题的大讨论也就无甚意义了。因此，以任何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学术规范，都会使它自身的合法性大打折扣。 第三，更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讲，《规范》的还在客观上误导了人们对学术腐败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不是它的初衷。一如上述两种倾向那样，它们实际上都是以一种不甚正确的观点为前设的，因为这种观点误以为当下的学术腐败问题可以通过国家机构《规范》和相应的惩罚措施而得到解决。在我看来，这类《规范》的并不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当下的学术腐败问题，而它之所以无法做到这一点，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它缺乏相应的惩罚规定和机制，而毋宁在于它从根本上就没有涉及那些致使中国学术腐败问题得已产生的原因。再者，从逻辑上讲，该《规范》甚至认为学术腐败的问题乃是一个个人自律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它不仅没有对致使中国学术腐败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原因进行追问，实际上还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这些体制性原因的“盯视”。 我认为，剽窃抄袭、行贿交易等学术腐败行为虽说是学者个人品质低下的表现，但是在这些学术腐败现象的背后，却一定存在着各种体制性力量的激励。（1）当学术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对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进行的争夺与学者个人对物质利益的牟取相互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必定会导致某些知识分子采取投机行为，而学术腐败也就必然隐含于其间了。我们的职称制度不仅要求论著的数量、学位，而且还要求有一定数量的获奖成果、项目等，而这些要求的提出则“逼着”那些因各种原因达不到这些要求但仍试图获得相应职称的知识分子去干那些学术腐败的勾当；然而，在这些要求当中，有些要求是必须的（如教学和科研的指标），但是有些要求却纯粹是没有道理的（如论著数量、获奖数量、项目和学位等），因为它们只会导致一些人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比他读的文章和书还多。（3）当国家和社会所确定的各种评比和评奖活动越来越多，而获得这些奖项 又与评价知识分子的能力相联系的时候，一些知识分子必定会为了获奖和多发表成果而难免在自己没有精力进行研究的情况下去弄虚作假和抄袭剽窃其他学者的论著。（4）在根本上讲，中国当下的学术体制、评价判准和管理手段，充其量只适合于常规性的学术研 究和教学活动，但是却不适合于那些需要足够时间和足够寂寞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和原创性学术研究；进一步言，中国当下的许多与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紧密相关的政策和规定只适合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但却不适合于被管理者（即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教师）的学术实践和教学活动。因此，我认为，学术腐败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屡禁不止，除了个人学术道德修养缺失这个因素以外，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合理评价体系的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失所致。 据此我想指出的是，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必须植根于学术界自己的土壤之中，由广大的知识分子自己通过对各种学术腐败现象及其原因进行讨论、反思和批判来实现其目的。当然，我们不是拒绝那些主管教育和学术的行政管理机关的参与，而是希望这些机构能够通过对它们自己启动的各种旨在推动学术和教育发展的措施进行更深层的反思、对它们的各种管理措施、评价指标和它们确立的各种制度安排进行严肃的批判来参与这场伟大的“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而且我也相信这些行政管理机构能够做出它们的贡献，因为正如靳诺在有关《规范》的新闻会上已经表示的那样，该《规范》的还只是建立学术规范的“重要一步”，离实现纯洁的学术环境和完善的学术规范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注释]： 据一般统计，首先，除《中国书评》1994年集中发表了大约20多篇专门讨论有关学术规范化问题的论文以外，截止2003年，《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东方》、《现代与传统》、《历史研究》、《美国研究》、《社会科学论坛》、《中国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探索与争鸣》、《美国史研究通讯》、《自然辩证法通讯》、《读书》、《世界历史》、《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学术界》和《经济学季刊》等学术刊物又陆续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次，学术界迄今为止还成功地举办了数次全国性的有关学术规范化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即199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主办的以“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为题的学术讨论会；199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杂志社和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有关遵循学术规范、加强学风建设的专题研讨会；199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有关遵循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的学术讨论会；1999年12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和山西大学联合主办的以“重建学术规范、整饬学术道德”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2002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季刊》主办的“中国经济学学术规范座谈会”，等等。第三，除了《中国书评》长期开设了有关学术规范化的专栏以外，《学人》（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和第3期）、《东方文化》（1999年第6期和2000年第3期）以及《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等学术刊物也就学术规范化的问题开设了专栏。第四，学术共同体还就学术规范化的问题采取了一些联合性的行动。比如说，在史学界，《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等六家权威性学术刊物，于1996年联合开展了有关推进学术书评工作的活动；本世纪初，它们又联合《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一起发表了《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请参见拙文：《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载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11年9月版。 参见拙文：《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载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11年9月版。 参见靳诺（教育部社政司司长）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新闻会上的发言；时间：2011年 8月27日；来源：教育部网。 关于引文问题，该《规范》明确规定：“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关于学术成果的问题，该《规范》则规定，“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而且“学术成果不应重复发表”；另有约定再次发表时，应注明出处。关于学术评价的问题，该《规范》规定，学术评价应坚持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应以学术价值或社会效益为基本标准：“对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应以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为主要尺度；对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应注重其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此外，评审意见慎用“原创”、“首创”、“国内领先”、“国际领先”、“世界水平”、“填补重大空白”、“重大突破”等词语。而关于学术批评的问题，该《规范》也规定，学术批评应以学术为中心，以文本为依据，以理服人；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但不得对批评者压制或报复。 该《规范》正式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而且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行为也将被划为“学术不端行为”。 关于这样的倾向，至少可以参见丰捷（《光明日报》记者）：《学界首部“学术宪章”问世》，光明日报2011年8月27日；原春琳和樊未晨（《中国青年报》记者）：《学术规范能规范谁——专家呼吁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中国青年报2011年8月27日；施芳（《人民日报》记者）：《首部“学术宪章”应对学术失范》，人民日报2011年8月27日；郭少峰（《新京报》记者）：《教育部首部“学术宪章”》，新京报2011年8月 27日；张颖：《教育部祭出反腐杀手锏：一纸规范能管学术腐败吗？》，北京晨报2011年8月28日；卢丽君（《中国教育报》记者）：《解决学术道德问题的起点——专家谈新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中国教育报2011年8月28日；靳诺（教育部社政司司长）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新闻会上的发言，教育部网2011年8月27日。 参见靳诺（教育部社政司司长）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新闻会上的发言；时间：2011年8月27日；来源：教育部网。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邓正来
1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框架
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是保证整个实践教学环节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所以实践教学目标体系的建设要符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及符合重点服务区域或行业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符合学生全面发展要求。体系的定位要体现应用化工技术专业自身纵向发展的需要。所以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是建立在对区域或行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数量、层次，就业岗位所需知识、能力、素质等进行了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还应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与毕业生就业相匹配。
2实践教学目标体系建设
实践教学体系的目标应围绕学校目标及人才培养目标展开，并与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所有实践教学目标体系应包括专业核心能力、职业素养、创新能力三个方面。2.1专业核心能力建设。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要从学生入学开始抓起，开发以构建学生能力为根本的课程体系，培养出既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又具备企业岗位所必须的专业技能。所以目标体系的建设必须在充分调研区域或行业内产业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明确学校专业建设重点和特色，体现行业、区域内支柱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呼伦贝尔煤炭资源丰富，探明及预测储量1948.48亿吨，是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总和的1.8倍，其中褐煤占绝大多数，呼伦贝尔地表水资源储量272亿立方米，占全国地表水资源的1%，占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储量的73%，良好的水煤组合为本地区煤化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无论是自治区“十三五”发展规划、呼伦贝尔“十三五”发展规划还是呼伦贝尔“两区三地一家园”的发展思路都提出将呼伦贝尔建设成为清洁能源及新型煤化工基地。我校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目标体系正是在充分调研本地区行业、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并结合专业建设特点的基础之上，明确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并以此制定相应的专业建设规划，按照专业建设实施计划，每年对建设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反馈、评价，实现实施过程全监控，并根据定期开展的企业调研、毕业生反馈调研等活动，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和优化机制。2.2职业素养建设。解决就业问题是全球各国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全球就业议程》强调：“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这使得工作成为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中国人口众多，青壮年基数巨大，导致就业压力较大；中国有句古话，“人非有品不能闲，小人闲居为不善”。那么要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问题，就要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就业率及从业质量入手，这也是职业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以就业为根本”满足社会需要。既然社会需要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的毕业生，那么，高职院校就应该把职业素养建设作为其重要目标建设之一。同时，现代社会提倡联合办学，即社会、企业参与到办学中来，共同培养大学生的职业素养。职业素养包含职业道德、职业思想（意识）、职业行为习惯及职业技能四个方面，其中前三项属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范畴是职业素养中最根基的部分。而职业技能，是通过学习、实践、培训获得。例如，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技能，可以通过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专业、系统的学习掌握入门技术，在后续的实习、实践中逐渐熟练进而成为专家。因此，无论学习的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的培养方案不仅要包括学生职业素养教育，即培养方案要有完成知识、技能等显性职业素养的培养；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职业作风等方面的隐性素养。以此作为为大学生将来职业需要的储备。2.3创新能力培养。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高职院校越来越认识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而高职教学中的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主战场，所以实践教学体系框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依据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及企业岗位需求，以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为目标，创新实践教学育人模式，积极构建新型的高职院校实践教学育人模式。
3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建设
实践教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解决学生就业，这也是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核心；这一核心在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建设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无论是在课程体系建设、还是课程设置都应该满足就业岗位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并且要与人才培养目标相匹配、与职业标准相融合。我校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在实践教学内容的制定上即满足以上标准，还新增了考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内容，即实行“双证书”制度，这也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学生就业；学生在校期间修完相应学分后会拿到毕业证，完成相应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基础上，具备化工专业特定岗位所需的特定技能、专门知识后，通过职业技能鉴定，考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例如：可以在考取氨合成工、化工总控工、尿素加工工等诸多工种的职业资格证书；学生可以同时获得学历证书和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真正做到教学与考核结合起来，既让教学考核保持职业方向性，又达到了知识和能力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4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及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决定了高职院校必须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地方经济为本地区相应的行业、企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要达到这一高标准、高要求，实现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创新能力、协作能力、综合素质的提高，仅仅具有完善的实践教学目标体系及内容体系还不足以完成，还要有对这些体系进行评价和保障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及内部质量保障体系。4.1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建设。实践教学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能否实现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要求，都需要对实践教学的效果及达到的水平进行评价，即建立校内、校外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学生评价和教师评价及社会评价相结合的三方评价体系；定期对实践教学内容、过程及要达到的效果；实训室、实验室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的管理、改革等进行评价；例如：定期对实习实训基地、实验室现状进行分析评价；对实验、实训项目及开出率进行统计、分析、评价。并制订明确的实习实训基地、课程、师资、教材等建设的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案；对师资队伍建设和实习实训条件建设经费预算，额度是否符合相关制度要求，与专业建设需求是否相匹配进行评价。并分析评价结果，找出影响实践教学的主要原因及问题症结所在，形成有针对性的整改方案并落实。4.2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随着社会对高素质、高技能复合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也被很多高职院校重视起来。我院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为了保障实践教学能顺利高效的完成，促进实践教学质量快速提高，建立了针对实践教学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个体系能够正确处理实践教学效果与评价的关系，也体现了实践教学体系独特的特点。我院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注重加强实践教学计划、课程大纲、学生实习、实训报告等文件资料的撰写和管理制度建设，按照制度要求做到组织管理工作到位、教学环节合理衔接。在校内开展了对实践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诊改，形成常态化的实践课程质量保证机制；按照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思路开展实践教学工作，强化学生基本实践技能训练（开展合成氨仿真实训、化工机泵、管路拆装理实一体实训等）、实验教学（化学分析、仪器分析等课程的实验实训）、实习（学生顶岗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的管理；完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制度；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5结束语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复合人才的重要保障。所以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实践教学不能局限于理论知识，不能与现实岗位脱节。我院根据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认真筛选实践教学内容，把培养学生技能和提高学生职业素养有机结合起来，注重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突出强调职业岗位的适应性和针对性，从而大大增强学生的择业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秦敬祥.构建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高职实践教学体系[J].现代教育科学，2010（7）.
[2]沈时仁.高等职业教育职业素质养成体系的构建[J]宁波大学学报，2016（6）.
关键词：文学艺术 数字技术 创作形态 传播手段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宇航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1998年1月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随后同志提出了“数字中国”概念，此时全球信息技术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数字化技术的深刻变革，这场以信息的数字化为核心的信息革命将对世界科技、经济、文化和社会其它领域产生重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无疑也对文学艺术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面对数字化及网络技术全球化的冲击，现当代国际上许多著名的美学家、艺术学家，甚至许多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也都在思考文学艺术与现代科技的关系问题。数字技术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角落。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论述。
一、数字技术对创作题材的影响
数字技术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包罗万象的素材资源，直接影响和丰富了文学艺术的表现内容，扩展了文学艺术的表现范围。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探索自然的能力日趋增强，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认知视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全世界的资源全部共享，目前，Internet己成为世界上资料最多、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资料库。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只要坐在微机前，都可以从Internet分布在世界各地计算机上浩如烟海的文件中找到所需文件资料和素材，或者至少对你提供这种文件的相关信息。Internet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服务于社会。文艺创作者能够在浩瀚的素材资源中获得大量的间接经验和审美感受，有利于激发文艺创作者的创作灵感，从而对其自身的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启发与推动作用。
二、数字技术对创作思维和创作观念的影响
随着数字新技术和网络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正快步进入现代技术文明的新时期，网络虚拟空间的引入，现实和虚拟世界的交错，引起人类社会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的革新，人类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交往方式和节奏都在改变，文学艺术的思维深度也不得不进一步拓宽和立体化、多样化。
文学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文学艺术作为时代的影子，在时刻关注着世界的一切变化。《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社会各个行业也都在积极迎接数字化的变革和洗礼，文学艺术更是毫不例外。英国著名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认为，艺术和宗教都同属于幻想的领域，情感的领域，科学则属于现实实证的领域，理智的领域。而今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与理论的推广与应用，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联姻，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紧密结合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思维当中。
现实与虚拟的碰撞，极大的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形式，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了新的审美取向。在审美感受中，美和新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种美好的艺术方法一旦停止发展陷于重复，就会在读者和观众心理中引起疲倦，文学艺术家只有紧跟数字技术化时代的步伐，不断变异和更新自身的创作思维和观念，才能保持最大的审美价值。
三、数字技术对创作方法的影响
“数字”或“数字化”揭示了计算机工具的本质，是指直接利用计算机技术来完成的工作，其着眼点在于工具本身。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文学艺术的创作表现提供了新的方便快捷的技术手段。相对于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它在编辑、表现、传播、存储、复制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形成了科技美与文学艺术美的融合，它使得许多思维想象变为视觉审美呈现，冲击人的视觉神经。
通过数字技术收集、整理、保存、加工、编辑、展示、研究各类文学艺术信息，数字技术介入了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成为文学艺术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来创造文学艺术形式的整个过程。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应用则使许多想象中的画面具有直观性、整体性和多元性。然而数字技术的创作方法引入到文学艺术的创作当中直接冲击文字的表现功能。
四、数字技术对创作形态的影响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对文学艺术的创作形态产生了质的影响和改变。数字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学艺术的表现提供了新的物质手段和技术手段，使文学艺术作品更富有表现力，也促使了新的职业人群和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种类的产生。例如：网络文化、自由撰稿人和数字艺术专业。
数字科学技术在文学艺术创作形态中的介入，促使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在更大程度上向视觉艺术形态的转变，同时促进了数字艺术的发展。数字艺术是一种以技术为主导表现的艺术，是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并以技术为核心的新艺术，广义的理解就是艺术的数字化。狭义的数字艺术，是指以数字科技的发展和全新的传媒技术为基础，把人类理性思维和艺术感觉巧妙融合一体的艺术。数字艺术作品必须在实现过程中全面或者部分使用了数字技术手段。
通过数字媒介，数字化后期合成技术使得许多幻想画面呈现视觉上的可能，数字虚拟现实能使人造事物像真实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镜头、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审美的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在当今数字化时代，许多传统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经过数字化技术的加工也正以一种全新的艺术形态又呈现在人们眼前。如：《西游记》、《红楼梦》、数字电影京剧《对花枪》、《指环王》等。
五、数字技术对传播手段的影响
数字传播媒体的应用及普及，便捷的收集、整理、保存、加工、编辑、复制、展示和运输，使得文学艺术的传播手段由静态转为动态、由单一转为多元，由二维转为多维，它创造了新的审美活动形式，为文学艺术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时空。
数字技术对文学艺术传播手段的影响，最重要的表现在于文学艺术的电子媒介化倾向。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与融合，艺术作品的表现、传播和体验都能在技术上很容易地融合在一起。传统的纸质媒介、广播、电视、电影快速地向数字音频、数字视频、数字电影方向发展，与日益普及的电脑动画、虚拟现实等构成了新一代的传播媒体，即：数字传播媒体。数字传播媒体技术介入了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成为文学艺术的一部分，同时也大大加快了信息传递速度与广度，创造了新的审美活动形式。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残奥会的开幕式的呈现即是文学艺术数字化传播的典范，为人们呈现了一场文化艺术的视觉盛宴。
但是，数字传播媒体技术对传统信息传媒形成强烈冲击。《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认为，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从事与信息相关事业的人，如果不及时进化到数字化时代，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在美国，“如何才能拯救报纸？”已成为当下美国报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当然，数字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但同时数字化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对文学艺术也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如：数字技术的复制性和仿真性与文学艺术独创性的矛盾、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本土化的矛盾、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及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倾向、对某些传统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毁灭性的改变等等，同样也值得我们深思。而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最大限度地认识和运用数字科学技术，去防止数字科技给人们带来的人文精神缺失、审美趣味庸俗化与心理疾患蔓延等负面影响；用好数字科技这柄剑，让文学艺术真正地发挥它的审美教育作用，让世人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达到精神的愉悦与审美的满足，让人类的发展再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杨建民：《艺术感觉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张佐邦：《文艺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朱 狄：《美学・艺术・灵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4]谭好哲、凌晨光：《文学之维：文艺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