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性跟教育性
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主要就是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和教育性。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是民族教育过程中所涉及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语言、社区、、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而民族教育学的教育性就是指民族教育过程中在教育学上的特点反映。民族教育学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必须要“两面适应”、“两面兼顾”、“两手准备”。在此，笔者把民族教育学具有的这种特有的特点，称之为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总之，双重性在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多个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从总体上讲，我国在民族教育学的实践中较好地把握住了双重性。尤其在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上方面，双重性坚持得较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民族教育的过程中，怎么样合理把握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民族教育过程中如何坚持双重性，特别是如何有机统一起来开展民族教育学，显得十分重要。
二、民族教育学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要了解和把握好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特点，就必须得从民教育学的形成说起。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着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①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着。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①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着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着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同时也包含了教育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性。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民族教育学既具有民族性，同时也具有教育性，伟大的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不是曾说过：“只有在文化上是多样的，才可能是可行的：一致性在人类领域里可能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是极其有害的。”于无形处也说明了民族性在教育的领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如何对待民族教育学的教育科学及民族科学双重性
如何对待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不仅仅要体现在民族教育学课程的设计和实践上，还要在相关的政策上作出一定的倾斜。民族性和教育性在民族教育学的地位中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它们既有相同的共性特征，又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问题上，要持科学全面的观点。
在民族教育学的理论课程设计上，我们要坚持民族教育学的教育科学性特点为原则，同时兼顾民族教育学的民族科学性特点，比如说在民族教育过程中要把少数民族自身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艺术、体育、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政治等各方面的要素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学设计当中去，让我们的民族教育学的理论课程设计更趋完美。
一、博弈:大学人文教育湮没在科学教育的光环之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满足和解放了人类的某些需要，但也诱发了某些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欲望。当下的景象是，享受物质的现代人正被物质所俘虏，拥有物质的现代人正被物质所拥有，甚至患上了某种“物欲症”，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追求，忘记了自己追求财富的目的和初衷，也忘记了人最值得选取的生活不是为了生计而劳碌，而是在闲暇中自由而理性地沉思。正如德国人本主义哲学家弗洛姆所诘问的那样，假如“电视、广播、体育运动以及报刊停止活动四个星期……人们不得不重新依靠自身力量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呢?”弗洛姆之问，反映了当今社会人们对科技依赖之深，也折射出人类的某些缺失。人类究竟如何才能走出科技依赖和人文缺失的困局?答案是“不能没有人文教育”。然而，人文教育在虚化和式微，科学教育被过分推崇。对于一些大学而言，人文教育如同“鸡肋”，弃之可惜而食之无味，成为象征性的符号，往日的荣耀不再。对管理者而言，强调科学教育意味着大学更好地顺应了科技时代的发展要求，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更好的就业前景和市场适应能力，很显然有利于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吸纳更多的学生。对于学习者而言，选择接受科学教育，意味着更好的发展前途、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优越的社会地位，何乐而不为?诚然，与科学教育相比，人文教育好像既不能为国家、社会、企业乃至大学自身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推动人类文明大步向前。因此，在崇尚快捷与效率的当代社会，人文教育容易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并被遮蔽在科学教育的光环之下。客观地说，几个世纪以来，科技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用精神的缺失去否认科技的价值，不公道也不客观。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科学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推动人类文明大步迈进的同时，整个社会付出了人文缺失的惨重代价。正如“信仰的时代要受到理性的审判一样，理性的时代必须接受感情的审判”。纯粹的物质追求必然导致灵魂空乏，盲目的科技依赖难免诱发精神贫瘠。从长远来看，人文教育被搁浅的后果是“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因此，如何在科技建构的物质世界，为人文世界保留一方空灵宁静的精神园地，是大学必须直面的问题。
二、追本:大学人文教育的本质与功用
西方早期的哲学知识，主要是关于宇宙世界的，像泰勒斯的“水是万物的始基”，阿纳克西曼德的“世界源于无定”，阿纳克西米尼的“世界源于无限的空气”，毕达哥拉斯的“万物都是数”，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一”，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揭示的都是世界本原或“无物常住”的规律。是不是所有的哲学家只关注宇宙世界，是不是没有哲学家关注人自身?当然不是。譬如，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就是关于人自身的知识，而苏格拉底则是公认的“最早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的人，使它在人的城邦中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和善恶”。关于人的认识和探究，为人文教育拉开大幕，奠定了基础。
(一)人文教育是人本身的教育
人文教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或“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教育。大学诞生之初，其教育主要是人文教育或是根基于人文的。当今之大学，人文教育往日的辉煌不在，代之而起的是科学教育，“科学给我们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有时谈论‘合乎理性的艺术’和‘科学的伦理学’”］。知识哪怕是科学知识的力量，最终也是来源于人的力量，如果人不能很好地释放和驾驭这种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只会给人类徒增烦恼甚或危险。人文教育是人之为人的教育，它帮助人找到自我，认识自我，让人更像人。“人类的幼年和很多低等动物的崽子比较起来，原有的效能差得多，甚至维持身体所需要的力量必须经过教导方能获得”。受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之后，人从潜在的人转化为现实的人，从一个“自然实体”生长为一个“社会实体”。教育不仅让人成为人，而且让人更像人，变得更强健、更智慧和更高尚。也就是说，因为教育，人才认识了自我，才凤凰涅槃而成就人性;因为教育，人才懂得由己推人，正确认识他人和社会;因为教育，人才灵肉合一，摆脱外物的牵绊与束缚，走向人的自由、完善与超脱;因为教育，人才正本清源，懂得珍惜自然并与自然和谐共处。大卫•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有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教育自然也绕不过人性。离开了人性，教育就找不到出发点和归宿。离开了人性，人所参与的文化、艺术、社会乃至宗教活动都将失去立足之本和存在价值，更遑论探索宇宙万物的奥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了。大学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的特殊使命，大学培养出来的人除了应具备丰富的知识和娴熟的专业技能，更不可或缺的是“人之为人”的人文素养、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否则将是“能力越大，危害越大”。
(二)人文教育是人之化成的教育
1.人文教育让人类自身得以化成。《易经》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先化成人自身，然后化成天下。而这一切则依凭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因为人文教育不是知识的拼盘教育，而是一种在人文精神观照下的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以人文精神来认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知识，并在教学的过程中实现知识与文化、科学与道德、存在与思维相互交通、相互映射、相互吻合的教育。因为人文教育不是将知识的保存、传递和创新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而是将其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强调关注知识背后的文化背景、人文渊源和价值理性，通过“人文化成”的内在影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可以说，人文教育是根本性的，“大学教育的真正而且充分的目的不是学问或知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思想或理智，抑或称之为哲学体系”。缺乏思想或理智的人，不是全面发展的人，而是片面的或单向度的人，是真善美割裂的人。人文教育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尤其注重教人以“怎么样”的自觉态度和“应如何”的道德责任感对待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教人正确理解和处理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
2.人文教育让人从本我走向超我。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本我的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本我是无意识的，不为个体所觉察。而超我则与此相反，它按照“道德原则”行事，遵守社会道德和社会行为规范。从“本我”走向“超我”的过程，无疑是一个人逐步获得道德生命、意义生命的过程。人因道德生命和意义生命的获得，才算是真正从一个自然实体成长为一个社会实体，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但是，从本我走向超我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它依凭于教育，依凭于人文化成。
3.人文教育让人诗意而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人文教育不是谋生的手段，不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它与过富有成效和本身有意义的生活过程是一致的。人文教育以服务于人的生活和生命为使命，它提升人的生命境界，让“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海德格尔)，让“人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因为有了人文教育，“物质世界带着诗意的光辉向人们发出微笑”(马克思)。因为有了人文教育，人诗意地存在，人自由地存在。因为有了人文教育，人才能有“少年听雨歌楼上，中年听雨客舟中，而今听雨僧庐下”的沧桑体验，才能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深刻感悟，才能有“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自由心灵。
三、溯源:人文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初状态
科技可丈量出物质文明的长度和深度，但不能评测出精神世界的广博和深远。在现代科技的度量衡面前，人文似乎已变得一文不值。换言之，“我们在利用技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允许它抽空我们文化的精髓和智慧。我们对现代科技的迷恋使我们用量化的计算取代质的评判、用技术手段取代真正的人类目的，并最终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除了技术意义之外，别无所有的世界”。值得庆幸的是，当国家、社会、乃至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社会团体把对科技的迷恋和依赖推上顶峰，科技王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开疆拓土之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渐觉醒，重新反思人文教育的意义与价值。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士意识到:人文精神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对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大学对人文教育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人文教育是大学的原初模样，即中世纪大学设文学、法学、医学和神学四科，而文学科是学习法学、医学和神学的基础，是必学之学科。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尤其是“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后，科学教育逐渐占据了上风，而人文教育则日益暗弱。纵观今日之大学，科学主义勃兴，人文精神萎靡;科学教育身披金甲圣衣，背后光芒万丈，而人8大道泛兮: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耦合文教育则粗布麻衣，少人乃至无人问津了。尽管一些大学依然坚守着人文教育的最后防线，但却被扣上老旧、保守以及不合时宜的帽子。不难窥见，人文教育“它本崇高，却被贬抑了;它本分量极重，却被视之极轻;它本悠久，却被忽略了;它本古老地存在着，却被现实地遗忘了”。人文教育的这种式微，不仅是大学的不幸，更是社会的一种隐患。社会呼唤人文精神的觉醒，大学更需要人文教育的回归，人文教育也必须回到大学的怀抱。一个只顾埋头走路而不懂得仰望星空的民族是可怕的，一所只为理性而忘却了人的大学是可悲的。令人欣慰的是，卓越的大学懂得珍视人文教育，善于创新人文教育。比如，耶鲁大学从不过分强调实用性，而是突出人文精神，始终相信并坚持那些经过证明了的或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可行的价值观，自建校之初就确立了发展人文教育的办学宗旨，并将人文学科视为学术研究的正统。20世纪80年代，在自然科学盛行、人文科学遭到非难和贬低的潮流面前，耶鲁大学顶着社会舆论的压力成立了“惠特尼人文科学中心”，吸引了各方的人文科学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使人文科学的教学与科研能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成就了耶鲁大学厚重的人文品格和学术声望。又如，哈佛大学的人文学科不仅是人文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也是理工科学生的基础课。哈佛大学的人文精神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是渗透在校园文化的方方面面。独特的人文教育塑成了千万学子心目中熠熠生辉的哈佛大学，也成就了千万大学森林里参天挺立的哈佛大学。再如，斯坦福大学明确规定学生必须研修西方文化、文学和艺术、哲学、社会和宗教思想、人类发展、行为和语言、社会过程和机构、数学科学、自然科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其中多半是人文课程。
四、旨归: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圆融统一
“商谈伦理学”为社会和谐提供了一种手段:言语交往。其实，这种手段是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延伸而出的。在这一理论中，交往成为社会成员的重要行为方式，语言则被视为重要的交往路径［3］。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制定了一套“语言的有效性要求”: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4］。这套规则在“商谈伦理学”中同样被延续下来。在哈贝马斯看来，要为社会成员提供能被认可的道德规范也是需要语言的，而且这些语言必须遵守“语言有效性要求”，这是社会成员获得道德规范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员间相互理解的一条可行性路径。具体而言，“正确性”原则指的是言语者需要运用恰当合理的语法来进行句子陈述，句子和交流过程中不要出现语法错误、歧义等现象，它是语言交流的最基本条件。比如，“这位是英雄的母亲”就存在歧义:一是指这位———英雄的母亲(母亲是英雄);二是指这位英雄的———母亲(母亲之子是英雄)。“商谈伦理学”的基本前提是“商谈”，如果商谈的语法都出现了错误，那么何谈构建统一的道德规范呢?“真实性”原则要求言语者具备真实地描述一个客观事物或现象的能力。比如，描述一个苹果的形状，介绍亚里士多德的生平，阐释国学教育的内容等。在“商谈伦理学”中真实地表达客观现实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它使得商谈双方得以更好、更客观地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只有真实地理解了对方的需要才能建立起为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标准。“真诚性”不同于“正确性”和“真实性”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对言语者的要求，也是对听者的要求，即在交流过程中，言语者和听者都需具备真诚的态度，以便使自己获得对方的信任。“商谈伦理学”认为建立一套可为社会成员接受的道德规范，缺乏真诚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不仅为一个理论的成熟提供了学理依据和实践基础，而且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可执行策略。而这两条对于我国国学教育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它为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提供了理论前提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也为国学教育的具体操作提供了可行性言语方案。
二、“生活世界”之于国学教育的作用
哈贝马斯强调了“生活世界”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意义:第一，它是“商谈伦理学”的前提与主线;第二，它为一个理论提供了脉络走向。“文化上的释古与创新，都与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联，……换言之，文化思考是与社会结构连贯在一起的，非抽象地、概念地谈道德与价值。”［5］所以说，文化要传承就需要进行合理教育，而“生活世界”对于我国国学教育的作用正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的。首先，国学的发展本身就需要承接地气，这个地气就是国学的“生活世界”;其次，我国国学教育的走向要以满足“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需求为目标。在讨论“生活世界”之于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意义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国学的“生活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在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中，人类及其相互关系只能在其中得以完成，它其实就是人与人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一个网络，只是这个网络涵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那么国学教育存续的生活世界又是什么呢?国学教育究其根本，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是以人为核心建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心灵和谐关系的网络。这个网络就是生活世界，只有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我国传统文化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围绕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生活世界”之于国学以及国学教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表现两个特性:一是需要“国学”尤其是国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即“强实践性”;二是需要“国学”及国学教育涵盖范围广，国学要满足存续于“生活世界”中各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这是一种“广对象性”特征。
(一)“强实践性”是国学以及国学教育发展的最终归宿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一个理论若要发展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具现实可操作性的理论通常很少能够对政治决策产生作用。比如，墨家的“兼爱”理念想法很好，它为全社会成员谋福利，但是这种无差别的“兼爱”却不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现实情况，所以并不为统治者接受，最终早早没落。而我国国学要想得到发展、要想重新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就必须以实践为前提，看看国学在我国当今的市场在哪里、具体应用模式是什么。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国学或者国学教育的实践和市场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学的市场是要平衡我国市场经济下的“重利”思想。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重利”成为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随之而来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商人唯利是图、公务员以权谋利等，“毒馒头”“地沟油”“假酒”等案件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淡泊名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思想就会对这些不好的思想起到抑制和引导作用。第二，国学教育的市场是沿袭着国学的市场而来的，只有加大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才能够使得这些优秀思想得到更多地认可和普及;而且国学教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善和发展。这与我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思想相吻合，只不过应当称为“百年树思想”。
(二)“广对象性”是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推进的根本依据
“广对象性”指的是价值理论所对应的受众群体需广，它包括两个含义:其一，这个价值理论需要涵盖当前情形下的大多数民众;其二，这个价值理论所涵盖的民众范围愈广则其存在时间愈长［6］。举例而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便只符合广对象性的第一个特征却不符合其第二个特征。它之所以被奉为封建时期的圭臬，一个重要原由在于它宣扬读书人、士的重要性，这种理念不仅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还为一些贫穷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向上的门路，故此其受众群体颇为广泛，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念;但由于它只宣扬士而轻视其他阶级，所以其对象覆盖范围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局限性会愈加明显，便不能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了。这种只强调一些人利益的观念并不能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故此只能存在于特殊的社会历史之中了。国学及与之相应的教育也应当以符合这两个含义为目标来设定具体措施:首先，它的服务对象一定要广，不仅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还要使绝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循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承与发扬。其次，要达到这个目的，国学教育就不能仅仅局限在高校教育或者课堂教育上了，而应当采用多种教育形式，比如广告、影视等，还可以在各个单位开展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竞赛活动等方式来进行。据上可知，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中可以挖掘出“强实践性”和“广对象性”这两个重要特征，它们对国学教育的启示性意义在于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引导性作用。也就是说，国学以及国学教育的受众群体同样应当是社会全体成员，而非仅仅是高级知识分子或无产阶级;而且这一价值理念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更要融入社会实践之中，将传统优秀理念贯穿至社会的每个领域。
三、国学教育中的三种语言路径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社会交往提供的手段是言语交往，并为其设定了一套具体施行措施“语言有效性要求”: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这一理念在国学教育中同样适用，传统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积淀，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破除的［7］，如何传承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了。教育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语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国学教育中遵循“语言有效性要求”，则有利于国学更好地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弘扬。
(一)正确性是国学教育表述的基础要求
语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口头语言、情绪语言，也可以是体态语言、书面语言。而“正确性”要求更多指的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它要求语言文法的恰当与用语的准确。国学教育中的“正确性”要求，也更多集中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发展时，首先需要保证的是所宣传思想的正确性，包括思想形态要紧跟党的领导、要与基本国情相一致，即这种思想是积极向上的。其次，在进行具体的宣传教育时，用语也需准确。比如要对《诗经》进行讲解与分析时，就需了解它是自西汉后才被称为《诗经》的，先秦时还被称为《诗》或《诗三百》，如果说错了就会闹笑话，更起不到教育的作用。
(二)真实性是国学教育表达的客观条件
“真实性”原则也更多集中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国学教育中，“真实性”指的是教育者应当具备客观描述一个国学或传统知识的能力。比如，正确描述“孝”的含义，在一些封建卫道士眼中的“孝”是“顺”，无论父母的决定是否正确都一概听之、任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贯“听妈妈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孝”，只有从实际出发，真正地为父母考虑才是“孝”。而国学教育者在进行国学教育时也需要具有这样的辨析能力，剔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华。
(三)真诚性是国学教育实现的情感要件
首先，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是人得以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它担任着信息传递的使命。其次，在人类沟通与交流过程中，语言是将其内心的心理表现与生理活动转化为外部交流语言的工具，它是对人类思维的反应。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可通过语言交流锻炼其思维及表达能力，一个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提高学生思维活跃度的重要前提，在一定层面上能够促进其智力的提升与发展。开展语文课程教学则是保障学生掌握语言、合理应用语言的前提，是奠定国民教育、传承我国文明、延续母语的重要表现。因此，语文教育是终身教育，它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学习的始末。
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主要特点
汉语言文学教育承担着传递人文风貌，提高整个民族语言文化水平的重要职责，它重视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与价值特征，属于传统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从汉语言文学自身专业特点来说，它关注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重视语言教育的实用性，但其适用表现并非体现于实际应用的部分，而主要在于精神概念的影响方面。汉语言文学教育并非直接注重经济效益创造的学科，它更为注重社会效应。伴随着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神话与发展，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内容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它在保持其传统特色的同时，也正迈向与社会文化相交的轨道中，内涵也在不断丰富。
三、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关联性
(一)教学目的一致
语言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均在于为社会输送专业化的应用人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汉语言文学教育从属于语文教育，两者在教学内容、教学理论方面存在一定的共通性，汉语言文学教学注重对学生精神面貌及文学素养的培育，而语文教学重点则在于突出其工具性特征，关注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的提升。
(二)表达方式的差异性
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强调语言表达的准确、生动与鲜明，要求所创作作品的语言能够更好地表现作者的情感及其对事物的理解与认识，透过语言能够感受作品中情感的表现，事物的性质等。而生动则主要表现在语言表达的独特性、灵活性与动人性。但汉语言文学教育同样是将语文教育作为基础，并将教育目标的实现作为其重点目标。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汉语言文学的教育若脱离了基础的语文教学，则无法满足普遍性教育的需求，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三)专业程度差异
相较语文教学来说，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性较强，在教学过程中，涉及到更多的专业性知识与内容，一般设立于中专、高等院校中。汉语言文学教育更强调学生积累丰厚的文学底蕴，与汉语建立深厚的情感。而语文教学，除了其对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功能外，更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开放性思维能力。(四)在强调人文关怀方面有一定的一致性无论是语文教育抑或是汉语言教育，均关注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要求文学进入学生的心灵，发挥文学渲染与洗涤作用，融入学生的生活中，洋溢着人文与理性的光辉。两者均重视对学生情操的陶冶与情感的丰富，关注其人文素养的提升。
四、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
(一)教育理念的对接
确立开放式教育理念，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建立开放的教学观点，在注重文化传承的同时，关注文学的创新与发展，以开放的目光迎接现代文化的融入与交流，实现语文教学的完善与发展。因此，需在中小学语文教学内容中适量地注入更多的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内容，而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同样需要添加新时代开放理念与意识的教育，实现教学理念的对接。
(二)学生自主学习方面的对接
要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还需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丰富课程教学形式，以学生为本，将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以教师作为教学的指代者，展开开放式的教学方案，引入新的教学手段，为学生采集更多学习资源，包括视频节目、教育频道、课程录像等，为学生组织更多教学资源片段，围绕语言课程教学内容，纳入更多符合课程性质、特点的多媒体教学课件，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学习的自主性，进而使学生应用能力得到强化，实现语文教学与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学生学习能力的对接。
(三)现代技术指导学习的对接
当前在部分高校已开展了开放式的远程教学模式，将课程的开展与现代技术的应用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师在教学与现代技术运用方面有其显著的优势，在导学方面的能力相较传统教学而言提升明显。包括课件制作、网页设计、系统操作等，自动化程度较高。为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学在教学技术方面的对接，必须在广大中小学内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组织开放式教学，为日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创新思维能力的对接
语文及汉语言文学教学的主要目标在于锻炼学生的能力，培养出勇于实践与具备创新精神的符合型人才。细化两者的教学目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在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与体验，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提升其综合素质，使学生具备较强的文学鉴赏与分析能力，同时能够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因此，为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需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五、结束语
长期以来，生物医学模式的盛行使医学界出现了“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现代化诊疗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医生的注意力从关注病人转变成分析化验单数值、依赖检查仪器寻找病因，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病人逐渐地在医学诊疗过程中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要素。这种“技术至善”主义凸显出医学正逐渐背离“以病人为本”的原则，医学人文主义精神被摒弃一旁。这就导致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偏重于传授知识与技能，强调知识技能的实用性及功利性，以满足岗位需求作为衡量教学质量高低的标准，而忽视了医学人文教育对医学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医学融入人文教育的意义
事实上，医学应该是一门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完美结合的学科；医生不仅要具备系统的医学知识，更要具备专业的医学人文精神。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作为系统和整体的医学模式被深刻认识与接受，医疗活动除了以诊疗疾病为重点，更要求把病人视为一个多层次整体的人而不是损伤的机器来治愈。医生不应是只治病不治人的技术主义者，而应是品德高洁、医术精湛、待病人如亲人的仁医。这就要求高等医学教育中融入人文精神的培育，使医学生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养成良好的人文素养。医学教育要从以医学科学为中心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转变为医学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的综合医学教育模式，着力培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实际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手段去预防、治疗疾病，体现出医学的终极目标不但是为了防治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更是要服务于人类健康，造福于社会。
三、医学人文教育的新途径
1.构建合理的医学人文教育课程体系。
目前多数医学院校不同程度地开设了“心理学”“伦理学”“卫生法学“”社会医学”等课程，但内容分散，未形成学科整体优势，多是为了应付教学计划的完整和满足对医学专业教育的补充。要促进医学教育的整体发展，必须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统筹规划医学人文教育，使其朝着专业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以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为指标，尝试对医学专业课与医学人文课进行融合，根据医疗实践的需要，将探讨医学价值、医学规范的如“医学哲学”“行为医学”“医患沟通”等学科整合到相关医学教材中，把人文教育的内容渗透到专业课程和各个阶段的实践中去，将医学人文教育与医疗活动相结合，注重内涵式建设，促进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深度整合，强调整合性、交叉性和系统性的原则，构建从基础到专业、从理论到实践技能，循序渐进、多形式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2.革新医学教育教学方法。
改革医学人文教育教学方法，尝试分为课堂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教学两部分，在课堂理论教学中开设医学人文必修课与选修课，必修课明确修满学分方能毕业，选修课由各院校自行选定但也规定相应学分。组织知名专家学者编写医学人文教育的权威教材与规划教材，同时鼓励各院校编写具有区域特色的地方教材与学校教材；充分利用网络教育技术，建立多媒体教学网站，实现开放性教学，注重对社会医学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原因和提出解决方法,既要探索研究，又要解决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医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引导学生自我构建医学人文知识体系。在临床医疗实践中，建立“感触医疗”的实践教学模式，结合典型病例进行专题讲解和案例分析，以医学人文的视角引导医学生将人文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研究解决医疗问题，感受人文关怀在医疗实践中的意义，体会人文精神对于临床工作的实际价值，使临床实习既成为医学专业技能的实习过程，也成为医学人文素质的养成过程，使医学人文教育成为不断线、可持续的渐进发展过程。
3.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推进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取决于要有一支数量足、素质高的医学人文教育教师队伍。坚持培养与引进并重，既利用和发挥好原有的人文学科方面的师资力量，为优秀教师提供进修深造的途径和渠道，完善医学人文教育师资队伍培训制度；通过专业培训，聘请不仅熟练掌握专业理论与专业技能，而且具有良好人文修养的优秀临床医务人员参与医学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利用他们的专业修养和综合素质解决学生的问题，培育“双师型”教师队伍；根据学科建设和课程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引进相关领域的学科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同时面向社会聘请具有社会影响力、学有建树、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知名专家学者为兼职教师，充实师资队伍，优化队伍结构，为学生开设医学人文讲座、论坛和课程，以活跃学术氛围，开阔学生眼界，培育人文精神，实现医学人文教育师资队伍专业化，切实提高医学人文教育质量。
4.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涵养人文精神。
校园文化是一种引导性文化，对学生的知识文化、价值趋向、人格完善以及心理素质的提高起着强烈的熏陶作用。良好的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师生的人文精神养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优美的校园环境和校园景观，能陶冶学生的心灵，带给学生良好的情景教育，培养其审美意识，增强审美能力，提高其精神境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文体活动和社团活动，将无形的校园文化融入到有形的人文素质教育活动中，将学校的内在精神理念外化为各种可见的文化符号，学校通过正确引导和大力支持，使学生在社团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聪明才智，营造出大学精神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凝聚一种积极向上的校园人文精神；通过校园文化精神的长期培育与历史传承和优秀教师的言传身教，使学生自己通过知识学习、观察、实践逐渐内化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从而在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共同作用下，使自身的综合能力和人文修养得到提升，完成知识技能和人文素质协调发展。
5.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提高人文素养。
一、心理学教育的内涵及研究范围
心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约2400年前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在《灵魂论》里对心理现象作了系统的阐述，我国的荀况、王充也有许多杰出的论述，但心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要从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算起，至今只有一百多年。心理教育就是以心理知识的传授为契机，以心理能力的培养为目的的教育。它研究的范围很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心理现象包括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心理过程又包括：认识过程（感觉、知觉、思维、想象）；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个性心理又包括：个性倾向性(需要、动机、兴趣、信念、世界观)；个性心理特征（能力、性格、气质）。
二、心理学教育和教育教学的关系
心理学教育和教育教学的关系是密切的。教育教学所面对的是人，所教育的知识都要通过人的内因起作用，而人的学习过程是心理现象的某一心理特征或个性心理的变化。教育教学中的学习、能力、注意力、兴趣、品德等方面都是心理的反映或特征。人一生的学习、接受都是心理变化过程。心理学教育将是带动其它学科的先导学科，这门科学的研究和运用已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在美国，心理学被视为科学的七大部类(理化、数学、环境、技术、生命、社会经济和心理学)之一，苏联和其它许多国家中，心理学已作为一门课程在中学开放，我国虽稍稍落后，但也于2001年在广东开展了中学生心理学教育的试点工作。由此可见心理教育定会在未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三、心理学教育对教育教学的影响
心理学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可以让学生了解心理现象产生的根源并采取有效的方法去调整心理状态，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有的放矢的发展自己、完善自己。需要、动机、兴趣、信念和气质、能力、性格的非智力因素对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也难一下子论述清楚，现在就心理学对教育教学中教育者及教法的影响作简单分析。
1．心理学教育对教育者的影响
教育改革取决于教育者的思想和水平。一个真正合格的教育者，必须明了学生心理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才能有效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才能让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这就要求教育者必须自己先学好心理学，把心理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如果一个教育者要教育学生有高尚的动机，健全的情感，顽强的意志，完美的人格，正确的自我意识，科学的学习方法，那么他先须具有这些品质。否则，他的教育就会流于教条。所以，一个教育者只有认识到心理教育的重要性，具备了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的理念，具有了心理教育的知识水平，那教育教学工作才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前提，否则，素质教育就只能是空想。
2．心理学教育对教法的影响
许多思想家、教育家对教育过程中的心理问题有许多精辟的合乎规律的见解。如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孟子反对“揠揠苗助长”；荀子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名言。这都是教育教学中心理现象的积极探索。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巴甫洛夫的“观察、观察、再观察”，“不观察，你就永远当不了科学家”。这些名言不但从心理学角度说明了心理教育对学生的重要性，而且为教育者制定教法和措施起了导向作用。
①要培养学生的观察力。
学生的感觉、知觉都有规律，很少有孤立的感知觉。教师在教学中要掌握基本规律，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让学生明确观察的目的与任务，做好观察准备，提出观察的方法，制定观察计划和做好观察记录并整理观察结果。这样才能培养学生有良好的观察力。
②让学生有良好的记忆品质，培养学生的记忆能力。
从事任何活动都要有记忆，如果没有记忆，就不能进行学习和劳动，不能认识环境和事物，生活难以想象。记忆是智力活动的基础，在实践中作用是巨大的。教育者在教学中要了解记忆规律，把无意识记、有意识记、机械识记和意义识记结合起来，消除影响记忆的因素，培养学生的记忆力，具体实施到学生时，根据中学生特点，要让学生明确识记目的任务，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然后指导学生运用正确识记方法，正确地复习和练习，加深理解，最后培养学生自我检查的能力和习惯。当然教师要根据学生个别差异，让学生合理使用大脑，做到身心健康。
③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
学生所学的主要是理性知识，良好的思维能力是学习得以成功的得要条件，教育者应有意识地训练学生思维的技能技巧，让学生思维的广阔性和深刻性、独立性和批判性、逻辑性、灵活性和敏捷性得到综合发展。教师要强调启发式的教学法，加强学生的言语训练，注意运用心理定势的积极作用，发展求异思维。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教育者要掌握想象的固有特点，以无意想象为基础，发展学生的有意想象，尤其创造想象。发展学生想象，首先要引导学生学会观察，获得感性经验，不断丰富表象。其次引导学生思考，再次要让学生学好知识，发展想象力。然后让学生多参加活动，丰富生活经验。此外，还要培养学生大胆幻想和善于幻想的能力，并敢想敢做。
④培养学生的注意力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事物的指向和集中，是人脑兴奋、抑制相互作用的结果，某区域的兴奋与抑制会引起近区域的抑制和兴奋。教师掌握了这一原理，就可以巧炒地运用注意规律，把无意注意、有意注意和有意后注意结合起来交替使用，创造情境，变换方式，让课堂有紧张、有轻松，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⑤掌握意志品质的特点，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
爱迪生说过：“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坚强的意志。”无数的事实证明了“有志者，事竟成”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由此可见意志的重要性。教育者必须学好心理学，掌握学生意志品质的特点，如果违反规律进行教育教学，不但会影响教育效果，甚至还可能造成被动局面。例如：初中生自制力有限，欠缺抗拒诱惑能力。控制情绪冲动的能力差，易沾染不良习气，行为固执。精力充沛，毅力较差。承受挫折力差，做事易半途而废。他们幼稚性突出，处处表现自己的独立、能干和勇敢，却又常把鲁莽、冒险、顽皮、顶撞、破坏纪律误为勇敢。易受暗示，模仿他人，自以为是。初中二年级表现尤为突出，这是学生心理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是初二现象的根源。教育者掌握了这一特点，就能引导教育并有效地解决问题，让学生的心理逐步完善，收到良好的效果。
⑥了解学生的个性心理及心理问题，因材施教
个性心理是非智力因素，但对教育教学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需要教育者和学生的沟通了解。教育者如果能让学生发挥出潜能，表现出独特的个性，那就是找到了学生成才的钥匙。
此外，教育者还要了解一些学生心理异常和心理缺陷的原因，找到心结的关键，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个别教育，达到教书育人的真正境界。
(1)科学在近代，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不断取得巨大的成就，“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呐喊，使科学建立了自信和权威。这种自信和权威紧随着科学的迅速增长而膨胀为一种自我的迷狂和自恋。于是在17—18世纪，科学教育步步进逼，人文教育不断退却;而到19世纪，科学开始大肆宣扬其中心地位，要求包括人文在内的其他学科或领域都要到它的门庭求取存在的合法性证明。这一方面导致科学及科学教育的自我迷失，另一方面导致了人文教育及其他学科或领域一场比较负面的的科学化运动。适度的借用、移植科学的方法、思想或精神，对于人文教育等其他领域而言本是必要且合理的，但人文教育等其他领域的科学化往往走入极端，以至于狄尔泰等不得不专门建构了“人文精神科学”以与自然科学相区分，以至于像语文这样的人文学科的教育竟也一度沉溺于字词句段的科学化分析，甚至追求像数学学科那样的精确和标准。表面上看，它们不至于因为与科学没有建立“友好”关系丧失自身的存在，实际上却因为过度自卑或自我放逐而“无家可归”。
(2)人文教育在与科学教育争夺教育领地的时候，除却采取“追求科学化，讨好或模仿科学”的做法外，也就只剩下顽固和拒绝了。这就是人文教育采取一种闭关自守、排斥合作的态度在自我的界域自说自话，尤其是非理性主义思潮中的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作为理性主义，特别是实证主义的对立面，给了人文教育强烈的支持和深远的影响，表现之一就是人文教育及其研究拒绝实证科学的探询和考量。
(3)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出于对自身领地的守护，相互采取拒绝参与、无关对话的姿态，逗留于“极地”乐不思返，使得两种教育龃龉不断而又距离迢遥，这在19世纪的两种教育的关系进展中表现明显。无论是科学自我张狂引来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的紧张，还是人文教育、科学教育或单方或相互的自我固化，其造成的两种教育的关系样态是相似的，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背向”。所以，“教育融合”的起始阶段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由“背向”转为“相向”:不论是科学教育还是人文教育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身，保持必要的节制和审慎，坚持“限度性生存”的原则，以为两种教育关系的回复或缓和奠定基础。同时，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特别需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胸襟，以作为两种不同视界的教育的“交往—对话”，尤其是“视界融合”的实现提供契机。至于这种相向何以可能，最重要的是要像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原理所说的，在社会和心理领域建立一种反对习俗、反对常规、反对一成不变的强大意向，以使相对的二者能够在介于其间的“超然领域”相交易。就两种教育而言，重要的是各自要努力植入或培养一种反向意识和反向能力，以破除自我神性(权威)的迷误和消解那种“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翻身思维模式。
二、“教育融合”的过渡期:走进
“走进”是教育融合的过渡阶段，大约始于20世纪中后叶，伴随着人们对科学主义和片面科学教育带来的“精神—意义”危机、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以及科学教育改革更加注重人的现实生活和挖掘科学中独特的精神资源。此阶段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已处身两者间的“边缘地带”，并开始以两种不同视界的身份在“边缘地带”进行“交往—对话”，具体展现为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互涉、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互补、科学思维与人文思维的互动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渗。鉴于我们用“走进”的初衷只是为了概括“教育融合”进程所经历的一个阶段，逐一阐明两种教育之构成要素的关联没有必要，以下拟以对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之互涉的分析稍作说明。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互涉，至少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获得索解:从“历史”来看，文明早期，科学与神话、宗教等人文观念相互交错，即使到了科学比较成熟的时期，科学也未能割断与形上观念的联系。正如E•A佰特在谈及前牛顿科学时所说的，“至于前牛顿科学，那在英国和大陆都与牛顿哲学属于同一个运动;科学就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属于思辨形态的哲学，科学与自然哲学的融合，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科学与形上观念的纠缠。这种纠缠不仅构成了前牛顿科学时期的一道景观，而且也存在于牛顿以后科学的发展过程。”
这表明，科学(包括以其为内容的科学知识、科学教育)在其历史之内和之外处在与人文(以及以其为内容的人文知识、人文教育)的内在关联中，只是这关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而已。从“现实”来讲，其一，科学与常识有着深层的联系，“在科学本身的基础上，铭刻着它同普通经验、普通的理解方式以及普遍的交谈和思维方式的历史连续性的记忆，因为科学不是一跃而成熟的。”其二，科学知识的呈现和科学内容阐述也总是与人文的观念或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科学的知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着人文的内涵。纯而又纯，完全剔除了人文内容的所谓‘科学’，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而缺乏现实的品格”。其三，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现时代汇流的发展:自然科学的方法、工具、概念和范畴等向人文学科渗透，人文学科内蕴的价值和评判尺度成为自然科学的方向标，而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互渗又衍生了大量的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也把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推入或带回对话之境。这说明，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事实性地具有内在的联系。
从我们揭明的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关联来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走进”阶段交相参与的关系不是“新”的关系，而是两种教育本然的具有的内在关联。或者说，两种教育在“走进”阶段的相与建构关系其实是一种对两种教育本然性联系的重拾。当然，这种联系与两种教育的本然性联系是形式相似而内质有别的，因为迈入“走进”阶段的两种教育经历了“非融合”(分离、分裂以至对立)阶段关系的洗礼，并克服和超越了“非融合”阶段关系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走进”阶段两种教育的“交往—对话”，确切地说是一种对两种教育的本然性联系的扩充，是发展了的两种教育的新联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以分解之法阐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走进”阶段的关系只是出于描述的方便，而不表明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是“分裂”的。事实上，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是以知识、方法、思维、思想及精神等构成的有机整体而处身“走进”阶段的。
三、“教育融合”的完满期:一体化
在经历了走向、走进阶段的洗礼、磨合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步入“一体化”阶段。这是两种教育关系发展的完满期，大约从20世纪晚期开始，伴随着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等成为改革、发展教育的共识和普遍选择。“完满”只是意味着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作为有机整体的发展趋向较高的水平，两种教育在促进人之完满精神世界的建构上达成高度一致，而不意味着两种教育关系的终结或完善。事实上，两种教育的关系并不可能终结或完善，因为学科分化与综合的发展并不会终结，而教育处身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总在持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中，这决定了教育融合是个不断展布的历史进程。作为两种教育关系发展的最后篇章，“一体化”表现为两种教育“依存—开放”“民主—平等”“创造—生成”关系的形成以及两种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确立。“依存—开放”强调两种教育的共生关系，两种教育各以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证明，脱离彼此其存在的“岌岌可危”。但这并非要把两种教育中的一种消解或化归在另一种教育中，而是要求在守护各自边界的前提下，秉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理解、接纳对方，取彼之长以更好地促进自我发展和共同提高。“民主—平等”注重两种教育在“交往—对话”中的关系的性质，即无论科学教育还是人文教育都应认识并把握自身的存在限度，坚持以一种平视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看待、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做到既从自我看他者，也从他者看自我。“创造—生成”注意的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作为两种不同的视界走向融合的结果。
实际上，两种教育在“边缘地带”基于“依存—开放”和“民主—平等”展开的“交往—对话”，会在教育的预成与生成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科学教育、人文教育都能获得自身的更好发展，同时又能生成不同于它们自身的新质教育(资源)，“以人为本”，关切两种教育的价值指向。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因科学、人文不同而差异明显，但它们共享着“教育”这个共同的语素。教育之为教育并不因科学、人文而不同，而是始终如一地指向进入并处身其中的人的生成。而人之为人对于教育的需要，实际上使教育具有关切人的存在的意义。倘若从广义的“教育”来论，则教育不仅关切人的存在，而且关切人的存在方式。在此意义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殊途而同归:应促进栖身其间的人的发展。如果两种教育都指向了教育中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两种教育走向融合的判断。因为，一方面两种教育回到了教育的原点，另一方面两种教育“依存—开放”“民主—平等”和“创造—生成”关系的建立，表层的目的是为了良性的教育生态的形成，深层的目的却是为了更有效地促进人的发展和自由。所以，教育融合之“融合”最特出的表征是两种教育回归自我的本真，也回归教育的本真，在更好地发展自我和更好地促进人的完满精神世界的建构上达成深度共鸣或高度默契。而这其实也是融合态中的两种教育与非融合态中的两种教育的标志性区别。总之，显现为上述三种关系样态和一种价值指向的两种教育，是契合“教育融合”内有之义的两种教育。
四、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