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变管理结构
新时期，信息化背景下的图书馆更能体现新型管理理念在实际管理中的应用价值。应用网络管理系统的流通阅览室，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进行高效的管理决策处理。
2、完善管理内容
传统的流通阅览室对人性化服务的要求不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效率也普遍低下。引用数字化管理模式的流通阅览室，大部分管理工作都可以通过信息处理来完成，且其服务性能也会大幅度下降。
二、新时期数字化背景下流通阅览部的管理创新
1、管理创新
现代管理理念在文化和管理技术的双重影响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体系和制度上的结构变化对管理理念的影响很大。流通阅览室的工作流程一般是按照规定目标和任务来拟定的，与其他图书馆管理内容不同，流通阅览室的客流量很大，且借阅信息数据复杂，管理人员必须认真比对每个借阅信息对图书馆内书籍进行综合管理。数字化的管理模式不仅要体现在管理计划上的实效性发展，还应体现在方案流程与实际调控手段的合理性改革。将提高流通阅览室的服务质量和功能效率为目标，在优化其管理模式的同时，尽可能的以标准化的管理规范对馆内各管理内容进行系统性规划。与此同时，还要将管内设施、书籍、工作人员信息实时输入到管理信息系统中，管理人员应在规定的流程内完成借阅工作。
2、引进激励机制
流通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具有丰富的实践管理经验，其管理能力和工作效率都非常高。但是在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双重负面环境的影响下，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也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巨大的转变。激励机制是数字化管理模式的重要改革项目之一，通过激励机制，图书馆领导可以宏观地调控各流通阅览室的管理结构，并通过工作人员的反应和工作状态及时调整管理计划和管理方案。一般情况下，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很差，其在数字化管理体制下很难找到明确的管理位置，激励机制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一现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人力资源
工作人员在复杂繁重的工作中能够体会到数字化管理模式带给他们的新鲜感，通过引进新的管理设施和设备可以调动其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绩效管理模式是一种应用价值非常高的管理方式，引入科学适当的绩效考核机制，可以规范图书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使其明确管理目标，严肃、认真的完成管理任务。
（2）发挥工作人员的管理潜质
一系列绩效考核项目不仅可以提高管理质量，还能有效促进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明确发展目标，不断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和技能，同时，数字化平台也大大提升了管理工作的信息共享性，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数据库清楚了解每个员工的工作情况，员工之间的平等关系建立起来了，其管理合作关系也会更加紧密。
（3）引进交流机制
流通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和流动人口众多，交流是管理人员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数字化管理系统可以让管理者清楚的了解工作人员和借阅人的数据信息，使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能够通过广阔的资源信息平台开展友好的交流活动。交流机制对提高流通阅览室管理人员的协作意识、团队精神以及沟通意识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3、信息集成化管理
［关键词］省际新闻流通；省委机关报；整合分析；社会变革
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报道和被报道的情形。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甚为关注的问题。诚如政治学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间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变化，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力度，以及趋向分离或整合的走势”（1981，P113）。新闻又是一种表征话语（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过连续不断地报道社会变动而与现实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将人们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对静止的个人经验与社会的、流动的、制度的、整体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有一种“自动”获取的“合法”权力。新闻报道及其信息流通的这种特性使其扮演一种社会性的整合离聚功能，也因此，它彰显了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时代而言，这些变化的特征较为集中体现在地方自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传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呈现出何种面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点来看（1949年建国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间新闻交互是如何演变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经发展又是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在省际新闻流通中？显然，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前，笔者和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合作，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对该项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综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
关于中国大陆“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由于国土辽阔，情况复杂，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曾于50年代在有关省之上设置“行政大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区。至1955年大局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自此，“省”一级行政单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便成为大陆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省”以下虽还有“地区”和“县”，也各自发挥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性的行政单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大陆“省”的研究明显增多，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采用3种取向。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传统的主流思路。第二种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分析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研究其发展的模式。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通常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份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种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方法虽异，但无所谓优劣，然而在分析阐述上则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排除了省与省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以致难以深刻理解中央与“省”之间的变化。“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对“省”的研究，还未涉及省际互动领域，作为上述3种取向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发展出第4种研究取向，即：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就本文而言，我们尝试采用这种研究取向，探讨中国大陆省际间的新闻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开放，只要目前市场经济及区域开放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各省将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利交往。据此，省际间的新闻流通总量及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省际水平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探究省际交互联系更具意义。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只是新闻信息，虽然这只是省际互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其重要的潜在价值则不容忽视。
省际新闻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运用某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对采用第4种取向的研究至关紧要。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国际间新闻信息流通方法论的启示。当时，一大批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大辩论，最后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言之，研究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学者揉合了发展传播学和批判学派的特点，视跨国新闻信息流通为世界体系运作的一个方面和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是世界体系的产物。许多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谱系，也揭示了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矛盾和冲突关系。世界体系是当代左翼思想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将世界划为“中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半边缘”（介于两者之间）三大块，以全球视野，分析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冷战结束，但华氏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倍受重视并被其他学者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析和论述。
传播学者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报道，总结了几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发现在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信息流通失衡现象及单向主导的传播资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两位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统筹下，一批学者同时对38个国家如何报道全球214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国际新闻信息交互流通的调查，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框架和统一的内容分析方法，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从2000年开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顾几十年来积累的文献，可以说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备充分的理论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整，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鉴作为一国内新闻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础框架。
省委机关报与省际新闻流通
在国内传媒体制中，每一家省委机关报就是该省的“人民日报”，它代表省的领导层向全省说话，履行传递政令，上情下达的职责；同时，它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又在与外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成为把门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国内传媒传统上是一种垂直单向性的宣传型模式，省委机关报历来以宣传上面政策，报道下面省情为主；面对其他省份的报道，除了一些常规的新闻（如“祖国各地”，“塞外风情”等花絮新闻）可按编辑专业喜好处理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还要顾及地方的经济利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换言之，省委机关报在国内1500份地方报纸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守土有责”，通过某些机制，对其他省份的信息进行筛选，决定是否让它流入本地区。也因此，这种传递既涉及政经因素，也涉及编辑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编运作习惯使然，也同省委领导层的理性偏好有关联。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级传媒中。这说明，中国地方传媒机关报和外部信息交互的运作机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地。
省委机关报这种“精英导航”特性，使得它在众多的各类地方媒介生态圈内始终执政治传播之牛耳，其权威地位无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报一般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不间断地连续出版，而其他种类的媒体则无此条件（如“晚报”和城市电视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兴盛起来，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我们顺理成章选择了全国各省的机关报作为代表媒体，并以每一省的党报对外省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长时段系统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探究建国以来省际
新闻流通是怎样体现在省委机关报上的。
研究关注点和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1.1949年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的模式与形态变化；
2.“”前（1949—1966），“”期间以及后时代（1977—至今）3个阶段省际新闻流通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考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省际新闻流通中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它与50年来社会变革的关系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3)
因此，我们选择以系统纵向设计的方法搜集资料，然后进行内容分析。在具体操作上，分别选定3个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时段中，又分别选取两个连续的年份点，每个年份抽取4个星期的省报进行全体抽样调查。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响，每个时段都分别包括这两个年份。最近的年份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为1955—1956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3个年代分别是代表各自的10年时段。总之，这样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过往40多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也在我们驾驭的范围内。(4)表一、表二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表一：省际新闻流通量统计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两年内消息总数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数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数2.01.05.0
单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简讯％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头版消息％49.840.54.8
新闻主题
政治军事％14.136.510.6
经济发展％63.835.835.7
科学技术％8.310.116.4
文化娱乐％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灾人祸％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际新闻的空间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报道：％
最多的九个省606761
中间的九个省272526
最少的九个省13813
报道者：％
最多的九个省424155
中间的九个省323232
最少的九个省262713
被报道：％
最多的五个省435245
最少的五个省635
报道者％
最多的五个省262437
最少的九个省13147
归纳表一、表二的数据，省委机关报反映出来的省际新闻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机关报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报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1955—1956年间，平均每份省报每天只有两条外省新闻；1975—1976年间，每天只有1条；目前则为5条。其中，增长最快的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
二、质的方面，65%以上的省际新闻报道属普通消息类报道，新闻图片类型的报道不断减少。而90年代简明新闻类则明显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闻处理成简讯栏放在头版，而当下的作法是将非本地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家和外省）放在内页固定的版位上。这说明近年省际消息在省报的特点是数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报道主题方面，经济消息占据主要地位，政治新闻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时，除了科技新闻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灾祸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种类的报道则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变化则是新闻类型呈多元化趋势，趣味性的软新闻和罪案新闻的比例增加较明显。
五、空间分布上，在所有3个年段中，省际新闻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信息丰富省份和信息贫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扩大趋势。1995—1996年间，9个信息丰富省份占了55%的报道量，而9个信息贫乏省份仅占13%，比率为4.21。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建国以后3个年代省委机关报进行省际新闻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宝贵数据，对认识大陆前、中以及贴近当今的90年代省际间的新闻信息相互之间的交流状况颇有裨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启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证，还缺乏多元有效的参数变量进行更复杂的量化统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传统上，大陆的报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级党报为核心的垂直管理体系。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级的报纸（包括综合性和行业对象性报纸）除了负责传递中央的信息外，也侧重各地新闻动态的报道。在时代，传递和推广各地符合中央意图的先进典型和地方经验往往是中央一级报纸要唱好的重头戏。而省及市一级的报纸主要任务则放在上情下达和报道本地区新闻上，对其他省或市的横向报道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更使这种变化赋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种变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体制结构、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经贸的、地缘文化的、人口的、历史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省际新闻的流通量研究还需和中央传媒对各地报道的新闻流通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省的省委机关报对外省报道总量一直偏低，期间，每天只有1条，反映了当时高度一元化的宣传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但省际新闻的流通量仍然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报每天也不过只有5条外省消息。换句话说，每6个省里面，只有1个省的消息出现在它省的机关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区间水平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导航”机关报上，仍然较为偏重信息的垂直单向流通。而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呈现出来3种模式的异同，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新的社会改革因素和旧的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间愈来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党报/媒介体制在官方权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下正不断向双轨制结构演变，即：新兴的市民—市场导向的商业媒介体制同传统的党报媒介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补缺”，甚至实行“小报（代表市民的商业媒介）养大报（代表正统的党报媒介）”，这情形有些类似8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如合资、民营、集体等）的双轨制现象(6)。当然，由于传媒的政治敏感性，商业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要比非国营企业小得多。但是，这类媒介（主要指市民报/晚报，消遣杂志，有线电视台/各省的卫星台和新近崛起的民营网站等）对促进地方信息交流意义重大。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报(7)如《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近年来不仅重视本土新闻的报道，也较为重视外地新闻尤其是社会的财金新闻的报道，这需要今后专门的研究予以实证了解。
注释：
(1)见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笔者与祝建华的一部份研究发表在《新闻学研究》期刊，2000年7月号上，题为“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页。本研究从方案设计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析，祝建华教授都贡献良多，笔者感到受益匪浅。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4)关于操作与抽样过程的几项说明：
1）1955—1956年间的3份省报不适用于全部3个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阙如，《日报》于1956年后期才创刊；《宁夏日报》于1959年创刊；《海南日报》则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因此，在3个年段中互动省报样本数不一致，1955—1956年间是27份，1975—1976年间是29份，1995—1996年间是30份。为了保持连贯性，我们只使用27份省报样本在3个年段内进行比较，29份样本在70年代与90年代进行比较，90年代的对比则使用30个样本。
2）我们初步检测发现，大部分省报很少报道其他省的新闻，因此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选取一或两星期）必须选取数量相当大的样本。我们在所选择的6个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个
星期28天内的省报，进行全部抽样调查，或者说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了4816期报纸。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新闻报道，其他表述意见的文章，例如社论、评述、读者来信以及副刊、广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关于“省际”新闻的定义，我们参考有关国际传播研究传统界定的关于“国际新闻”定义的阐释来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际新闻报道”的定义。
5）北京是个例外，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级城市，我们将它代表国家和城市的双重身份作了特殊的处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关中央政府与国家大事的报道。
6）假如一则新闻报道涉及一个以上的外省，我们采取多个省的条目处理。
7）国内一流大学的3位资深新闻资料室管理员协助担任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运用上述标准对选自30个省份出版的省报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下列要求逐项进行编码：事发地点（即外省名称），新闻数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报道类型（普通新闻、简明新闻、图片新闻）和刊登位置（头版或内页）。由于编码人员经过反复培训，素质较高。加上编码要求明确，最后编码分类的一致度符合标准，达到满意的要求。
(5)见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双轨制怎样在社会转型中取得“帕雷图改进”的积效，可参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图书信息资料中心，是为教学、专业服务，为生产实践服务的具有一定学术性的机构［1］。学校要出人才、出成果都离不开图书资料的研究和利用，教学和科研都与图书馆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图书馆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流通部门的工作在图书馆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做好高校图书馆图书流通的工作，充分发挥图书馆“窗口”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1图书馆员要做好流通工作，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
流通部是展现图书馆利用价值的重要部门，高校图书馆流通部工作人员每天面对青年大学生，其一言一行都直接影响图书馆在他们心中的价值形象。所以流通部的馆员应该比其它部门的馆员更注重政治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文化专业教育。
首先只有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才能真正做到爱岗敬业，为人师表，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真正做到急读者所急，想读者所想，把“读者第一，服务至上”这一服务理念落实到工作中，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促进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政治素质的高低决定服务读者的质量，关系到馆员的品质，优质的服务可以博得信赖和支持，良好的品质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其次21世纪高校图书馆是现代信息化、社会化等多元化的有机结合。随着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与管理模式由传统向现代化、数字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图书馆员不仅要熟悉纸质文献资源的搜集、整理、开发、利用，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会对网络信息资源的搜集、分类、整合提供服务平台。这就要求馆员必须具有扎实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技术与管理学等专业知识，才能为读者提供更广泛更系统更深层次的服务，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信息知识导航员。现代图书馆已逐渐从传统的服务方式向现代的服务方式转变。只有具备计算机和外语知识，才能架起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才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高效满意的服务。流通部的工作是单调而繁杂的，馆员要不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文化专业教育。工作人员的博学多才，热情开朗、乐观自信的态度和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的胸襟及默默奉献、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对读者势必产生极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让他们体会到阅读的美好和遨游书海的情趣，为读者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借阅气氛。
2做好藏书管理是图书流通工作的重点
藏书管理是做好图书馆流通服务工作的重要环节。文献资料管理目标应是损失少、寿命长、排架准确、整齐，使之便于读者利用，使馆藏图书资料经常处在流通状态中［2］。图书流通得越快，它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而现实管理中发现，部分入库选书的读者，由于不了解图书的分类体系和排架规律，常出现放错位置的现象，流通部的工作人员要经常巡视架位上的图书，发现有放错架的图书要及时归到正确的架位上；对归还的图书和新到的图书要及时上架，保质保量上好书，以利于读者查找，提高图书的流通率；应随时整架、排架，将乱架率降到最低。笔者发现有的读者到书库找书，在A处看到自己喜欢的书就抓在手里然后继续找书，到了B处又看到另一本更喜欢的书，于是就随手把A处的书落在了B处，我们且不说这是故意还是无意，其结果已经造成乱架现象。这样，这些书就长时间错放在其他架位上，不能和其他读者见面，而影响文献资源利用率。如经常巡视，就有可能及时发现和随时纠正这种现象。另外，及时修补破损图书是流通服务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作，读者喜爱的书流通率高，破损率也高，如不及时修补，就会影响图书流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知识、新技术、新学科的涌现，图书资料急剧增长，知识更新速度加快，文献老化也快，对那些利用率不高，或破损严重，甚至长了虫的图书应及时下架，以提高图书流通率。
还有，在藏书管理中也不能忽视书库的防火、防盗和清洁卫生。每位工作人员都要了解有关防火、灭火知识，学会安全用电，熟知各种灭火器材的使用。纸质文献不能晒太阳，也怕潮湿，必须根据书库的位置和每天日晒的规律，知道一天当中何时该开窗和关窗。经常清扫书库里的蜘蛛网和书架上的灰尘，由于来往读者较多，每天应清扫一次地板。
3读者违规行为的预防及处理对策
在图书馆的图书流通中，普遍存在着毁书、盗书现象，有的读者为了得到书刊上自己需要的知识信息，为了避免抄写的麻烦或是为了节省复印经费，为了一己私念，不惜牺牲图书馆的信息资料，竟在借阅的书刊上开起了“天窗”，更有甚者，一偷了之。有的在阅读的书刊上，随手记录私人信息，或是结合自己当时读书的心境，把评论毫无保留地写在了所借阅的图书中。尤其是教材及教学辅导类图书，如我馆大部分有习题集的教学辅导书被读者当成了练习册，在书中密密麻麻地填满了答案。
这种现象的出现应引起学校及图书馆的高度重视，行为者已完全无视了信息资源共享的权利，他们不顾自身的行为将给后来借阅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生、蔓延，这将是图书馆的不幸，也是高校大学生信息道德教育的不幸。笔者认为，当前最有效的应对措施是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课堂教育，一是图书馆教育。
在思想品德教育课堂上，教师应多强调信息道德教育，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深入到大学生群体中，去熟悉他们的行为，了解他们的动态，在教学中做到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真正认识到在传递、、利用信息时，要真实、准确、及时，尽量做到信息互补和共享，对人要以诚相待，勿传虚假信息，同时，还要发扬民主作风，反对信息垄断、封锁和独占［3］。
图书馆是大学生课余活动较为集中的场所，是大学生们进行知识、信息的收集、传播、交流以及课余休闲的主要活动场所。特别是直接和学生面对面的流通部在对大学生思想行为、道德情操的教育方面具有下列优势：①接触学生具有广泛性；②了解学生思想变化具有及时性；③掌握学生心理动态具有直观性；④引导和教育学生具有主动性和多样性。同时，高校图书馆里各种优秀的书刊读物对大学生高尚思想品德的养成又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①通过有组织、有目的的阅读革命领袖、英雄人物、著名科学家的模范事迹和成长道路，可为大学生们树立起学习的榜样、效法的楷模，使大学生学习到高尚的品质；②通过阅读各种书籍，可以使大学生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大量的优秀读物中渗透着歌颂善良美好、鞭挞邪恶丑陋的主题思想，感彩鲜明，并且通过形象的说理和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可使学生产生相应的内心体验，引起大学生的思想共鸣，从而提高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③通过阅读文艺作品或举办形式多样的各种读书活动，可以寓教于乐，溶思想性与趣味性为一体，使大学生得到美好的精神享受，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大学生的高尚情操。此外，丰富的历史读物也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范本。
对于经过教育之后还发现有违规现象的读者，我们只能根据图书馆的有关规章制度来惩罚，杜绝违规现象的发生。
4在流通工作中做好服务育人
图书馆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是满足读者对文献信息、知识、教育等方面的社会需求［4］。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中心所具有的教育服务功能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日显突出和重要。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文献信息中心，它与大学的课堂教育、实验室实践教育一起构成高校教育的三大支柱，高校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教育理念在图书馆的各项工作中均能得到充分体现。而流通部门作为图书馆的窗口，是图书馆工作的第一线部门，是读者主要接触部门，也是读者主要活动的场所之一，所以图书流通工作是以读者为中心开展服务工作的。高校图书馆的读者群主要是大学生。他们正处在确立世界观，面对社会选择自己和自己选择人生的重要阶段。如何做好这一读者群的服务工作，发挥图书馆的育人职能，是摆在流通部门工作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
4.1满足读者需求是服务育人工作的前提流通工作是以读者为服务对象，以馆藏文献为服务手段，通过向读者提供文献资料来传递各种信息，使各类信息发挥其社会效益的育人工作［4］。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大学生和教师，流通部门要根据他们对文献信息的不同需求有的放矢地设置服务项目。如解答读者咨询，帮助他们解决查找资料时遇到的困难；开展联机检索服务，指导学生利用计算机检索所需要的资料。另外，根据实际情况，放宽借阅期限和册数，延长开馆时间，最好在周末和节假日也能适当开放，便于师生借阅。图书馆流通工作人员面对的是来来往往的读者，借、收着不计其数的书籍，重复着机械式的劳动，解答着永远解答不完的问题，有时难免会产生厌烦情绪，如果不注意调节，就容易和读者产生磨擦。为了防止类似问题发生，首先，要注意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定准自己的位置，不能有怕麻烦的思想。其次，要有耐心，认真地对待每一位读者的咨询，争取满足每位读者的要求。即使读者有时的要求过分了，也要耐心地解释或给予变通。要让读者感到他们充分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料，不是给图书馆工作人员增添负担、增加压力，而是图书馆的职能所在，是对图书馆工作的支持。广大师生的科研成果越显著，文献利用率越高，越表明图书馆的工作做得好。
4.2做好阅读指导工作是服务育人工作的主要途径导读工作是高校图书馆读者工作的重要环节。对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世界观还没形成，有相当大的可塑性，求知欲强。他们有必要借助图书馆这一知识宝库来了解和认识社会，使自己的思想逐渐成熟起来。所以在图书流通工作中需要思想觉悟高，业务素质好的工作人员来进行阅读指导工作，在工作中应遵循主动性、针对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如果能有效地做一些真正有助于读者的导读工作，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流通部门的服务育人工作就能取得较大的成绩。
4.3工作人员与读者的沟通是服务育人的重要手段沟通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图书馆流通工作人员应具备的一种能力。交流是理解的基础，理解是交流的结果。要学会与读者沟通，要主动与读者交流。这是因为读者服务工作本身就是双向的交流与互动，只有了解对方的愿望和需求，才能更好地提供服务。从沟通的媒体上分主要有两种：工作人员与读者的语言沟通和行为沟通。在沟通过程中，要坚持平等的原则，沟通是相互的，沟通的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要尊重读者，注意维护他们的自尊心，应该认识到尊重他人是一种良好的品格，只有尊重读者，读者才会尊重你、信任你。所以与读者沟通，态度要和蔼，感情要真切，语言要诚恳，把读者当作朋友来看待，通过交流来达到沟通和理解，形成互相尊重、配合默契的氛围。
总之，服务育人是流通工作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我们都能够在工作中坚持“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信念，就一定会取得优良的成绩。
【参考文献】
［1］杨晓蓉.不经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J］.图书馆论坛，2005，25（3）：228-229.
［2］邱春兰，徐晓平.图书馆图书流通工作管理的几点思考［J］.图书馆论坛，2005，25（2）：241-242.
1.1情绪管理模式
流通馆员情绪管理模式是指流通馆员在为读者服务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针对自己的情绪进行管理，进而恰当地表现出高校图书馆及读者所期望的情绪行为的过程。流通馆员的情绪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特征：（1）情绪表现属于过程行为，在流通服务过程中完成；（2）馆员情绪能影响读者的情绪、态度、认知和行为；（3）流通馆员的情绪具有可控性、传染性和塑造性；（4）遵循服务人员的情绪的表现规则。
1.2情绪管理的数学模型
通过上述理解，文中定义个人的情绪为变量，这个变量以及其变化遵守一个高度的非线性系统，但此系统易受到各种刺激并产生各种观念，这个过程定义为外力。情绪和外力之间构成了一个典型的非线性系统。绝大多数的状况下，这些非线性系统将会产生混沌现象。最简单的混沌———达芬（duff-ing）振子的轨迹图。处于轨道上的每个点都是情绪在某些时刻的数学表现。x轴上两个中心点（1,0）和（-1,0）则可以形象为两种不同的情绪稳定状态。正常情况下，如果外力没有受到刺激产生新的观念：即系统没有耗散（系统能量未衰减）的话，个人的情绪状态将保持原有的固定环形轨道运行，受到外力作用之后，个人的情绪状态将形成另一个环形轨道，直到轨道接近中间原点；这个点具有非常强的不稳定性，即一点作用力，就可以使得情绪转移到另一个情绪状态，并且维持轨道运行，直到有另外一个外力促使情绪继续转移，并回到原来状态的周围。事实上，流通馆员的情绪绝对不会只有两种状态，情绪所形成的系统也绝对没有达芬系统这么简单。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亦可借助于非线性动力系统与混沌的一些规律来理解流通馆员的情绪。这样一来很容易理解，如没有外界刺激就不会产生不同观念，情绪就不会产生变化。
2流通馆员情绪的影响因素
Strazdins提出，影响情绪工作的显著因素有6个：社会地位、家务劳动的分配、组织气氛和奖励机制、角色期望的要求和人际交往频率、角色特征显著性、人格和技巧。具体到图书馆流通馆员中，对情绪产生影响的外力（刺激、观念）分为自身因素和外在影响。其中，外在影响主要包括社会因素、组织因素及读者因素。
2.1自身因素
自身因素是影响流通馆员情绪系统的最主要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性格、工作经验、工作态度、个人价值观、职业观等。目前，国内流通馆员队伍中女性多于男性，女性流通馆员存在的先天优越性（例如耐心、社交能力、整理能力、声线等）比男性更合适其岗位。同时，流通馆员普遍临近更年期（如温州大学、丽水学院图书馆、南昌大学等），这个时期情绪易变动，也使他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工作经验丰富的流通馆员比工作经验较少的馆员更易调控自己的情绪；工作积极的流通馆员比工作倦怠的馆员更能高效工作；热爱流通服务工作的馆员比不热爱的馆员更能够进入积极的情绪劳动状态；态度端正的流通馆员比消极的馆员更易融入服务工作中。
2.2社会因素
（1）不招待见和不被理解。社会上很多人一直存在误解，认为图书馆员工作就是清闲的借还，缺乏高知识水平（整体水平及素质不高），不可能开展高质量、高水平的服务。另有些人选择不去图书馆，保持着不需要你们，你们的设立毫无意义的观点。这些观点直接导致流通馆员在社会上感到地位低人一等，自卑、压抑和毫无荣誉感，对流通工作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2）低于教师岗位的不公待遇。在高校内，作为教辅单位的图书馆，馆员和教师若同样的职称，教师的绩效系数毫无理由就是比你高。这种付出与回报的不公平让高校馆员情绪低落且产生抱怨，进而工作消极。
2.3组织因素
高校图书馆各部门设置岗位有异，工作强度和任务量存在差异，各部门工作性质和氛围也不同，这些差异可能会促进或妨碍馆员的情绪表现。例如，在资源建设部与信息咨询部，这些部门的工作更易受到领导的关心与重视。相比较流通部，因为工作单调枯燥、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再加上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的各类资源应用指数倍增，流通借阅量又逐年下降，这些方面特别容易造成员工的消极情绪。而流通部的情绪劳动在日常工作中占重要地位，流通馆员直接服务读者，他们情绪劳动的好坏直接影响读者对图书馆的满意度。
2.4读者因素
高校流通馆员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除了他们还有本校教师，还有可能会存在一些社会人员。在校学生的生活背景、阅历、情绪以及他们对流通馆员的认知等都存在差异。且大部分人对流通馆员的角色期望相比其它社会角色越来越高。并且，在一般的高校图书馆服务中，馆员的服务态度被投诉率相比其他部门要高。这是因为，流通馆员接触读者的频率比较高，情绪劳动工作也越多。
3流通馆员有效管理情绪的必要性
美国学者Ashforth&Humphrey认为情绪劳动与服务接触中，服务员系代表组织面对顾客、服务过程必须面对面互动，服务接触具有变动性(dynamic)与突发性(emergent)、抽象性质的服务让顾客不易评断其质量的好坏。陈永愉博士在其博士毕业论文中，研究论证了情绪劳动深受潜意识（观念）的影响，情绪劳动中的深层情绪伪装及基本情绪表达与互动和服务质量正相关。由此可见，适当的情绪管理对提升高校流通馆员乃至整个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是有必要的。
3.1提高服务质量的需要
流通馆员为学校师生及社会人士提供最基础的书刊整理、借阅服务，是图书馆与读者沟通的信道。正因如此，流通馆员与读者之间的情绪互动是其服务提供的必要内容。读者对流通服务质量的评价中，除了包括享受到的服务“结果”，还包括感受到的服务“过程”。正如前面阐述的流通馆员情绪表现的第一个特征，在这个过程中，读者所感受到的与流通馆员之间除了语言、肢体、肢体语言等方面的行为互动外，还包括流通馆员的亲切微笑、愉快语气、耐心热忱等因素。换言之，即使馆员为读者完成了服务，但是在服务进行的过程中，情绪没有表现到位，那么，读者依旧会感到服务的质量不高，可以说，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服务。可见，流通馆员的情绪劳动决定了图书馆流通服务的质量。
3.2提高读者满意度的需要
以读者为导向服务的流通馆员除了建立和谐的馆员读者关系外，还要兼顾读者对高校图书馆的感知价值，提高读者对图书馆的满意度。流通馆员与读者之间的情感互动，影响着读者对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感知价值和满意度。当流通馆员以良好的情绪为用户服务时，绝大多数读者也会以友好的情绪作为回应；而当流通馆员表现出冷漠态度或者不理睬的情绪时，即使完成了服务过程，绝大多数读者还会感到不满意，对图书馆的感知价值存在偏见。在读者被服务的过程中，图书馆流通部的服务氛围及流通馆员的情绪表现等因素都会影响着读者对服务质量的价值感知。因此，对流通馆员的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4流通馆员有效情绪管理的对策
情绪管理只有一条规则：当人的观念正确的时候，人的情绪就稳定在一定的轨道运行。人是观念的高级动物，观念改变，态度就改变，信念也会同步改变，然后情绪就会不一样。事件的发生是不容易控制的，然而观念是可以自由调整的。为了有效做好流通馆员的情绪管理，提升高校图书馆流通部乃至全馆的服务质量，笔者在此提出两点建议。
4.1稳健自我情绪系统
情绪系统并非先天存在，而是个人后天与外力不断交互时自我反省、自我变化的产物。从系统角度判断，一个系统是否稳定，在于系统结构是否合理和系统是否具有自我调控能力。作为流通馆员，在不断的情绪劳动中，其情绪波动的自动控制机制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情商高手具备超强的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包括自我觉察和自我管理两方面。图书馆流通馆员稳健的情绪系统应该可以分为：真实表现积极情绪、假装表现积极情绪、压抑消极情绪。围绕以上三种情况，在日常工作中，流通馆员会经常对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反省，如果反省后发现情绪不对，应该作出调整，回归正确的情绪轨道。情绪可以管理，就是因为人可以方便地调节、整理、改变、控制自己的想法。所以一个人能够管理好个人的情绪，最有效地办法，就是时刻调整自己的观念，而不要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或者老怨天尤人，也不要不切实际地希望环境会发生改变，中国文化中的“面壁思过”是最恰当的阐释了。
4.2降低外力的干扰强度
论文摘要：惠普创始人戴维．帕卡德曾经说过：J、事成就大事，细节成就完美。”通过对流通服务中管理细节关注的焦点进行探讨．提出了用心打造流通服务细节的具体措施。进一步提高流通服务质量。
细节是成功的基础，细节造就完美，细节决定成败。在图书馆的各项服务中，流通服务是直接面对读者的一种服务．是读者能直接感受和体验到的一种服务。流通服务的窗口也成了读者评价图书馆的焦点，流通服务的质量也直接影响到读者的到馆率。因此，图书馆流通服务要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把“以人为本”深入到服务的每一个细节中．在无形而具体的服务细节中。让读者倍感亲切和温馨。
图书馆的日常工作平凡而琐碎．很少有激动人心的大事件发生．尤其是作为图书馆对外“窗口”的流通阅览服务．每天的工作都是一些繁杂及细小事务的重复。但是，简单不等于容易，把小事做好，同样不容易，同样是一门学问本文就流通服务管理细节与同行们进行一些探讨
1细节的含义
细节．顾名思义就是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或难以被大家注意到的服务行为、环节和态度。老子说过：“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难事，必做于细。”他精辟地指出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从细微之处人手，才能取得有效的创新。在工作中，如果看不到细节，或者不把细节当回事的人。对工作缺乏认真的态度。对事情只能是敷衍了事。这种人无法把工作当作一种乐趣．而只是当作一种不得不受的苦役。因而在工作中缺乏工作热情。而考虑到细节、注重细节的人。不仅能认真对待工作，将小事做细，而且注重在做事的细节中找到乐趣。
2流通服务管理细节的关注焦点
2．1流通业务管理细节
流通业务管理是保证开架书库能够有效运转的前提和保证．要做好读者的服务工作。必须在细节上做到细致入微．以节省读者时间、实现有效借阅为根本。
2．1．1标志准确醒目
标志准确醒目是开架书库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读者进入书库首先映人眼帘的就是各种标志，并通过标志到达目的地。快速实现图书借阅。为此，在开架书库中设置的架标、书标等各种标志应准确可靠、一目了然．对各种类目的解释要通俗易懂，不用或少用笼统的、概括性语言。
2．1．2架位整齐有序．
开架书库中架位的方向、高度、间距以及图书排放的满架度和层数都是值得关注的细节．如同超市一样，货架的摆放、商品的陈列是不能含糊的。书架的方向和间距决定了利用自然光的强弱和读者选书时的便捷程度，图书排架的满架度和高度决定了读者选书时的难度。最适宜的架位应该是2～5层，太低，光线太暗．读者看不清楚而且选书困难；太高，大多数读者取书放书困难：最有效的满架度为50％～80％，太少。书架空位多浪费资源；太满，读者取放书困难，而且破损率较高。
2．1．3操作规范统一
读者在开架书库办理借书、还书手续时。工作人员应该严格按照系统操作规范执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做到手、眼、嘴协调一致，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位读者。避免因操作不规范导致窜借、漏借、漏还等一系列问题．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影响图书馆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甚至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就此，笔者认为，要提升流通服务质量．办理借书过程中可通过以下几方面的管理和检查来预防：完善图书借还的操作规范。要求馆员严格按流通借阅子系统的指南实施操作：完善工作日志制度。要求馆员坚持做好每天借还量的统计日志；部主任要加强监督检查。
2．1．4业务流程顺畅
开架书库能够正常运转。不仅需要流通工作人员的努力，更需要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比如，计算机网络、硬件和软件问题以及图书的采、编等各个环节无不与开架书库的管理与服务密切相关。开架书库管理秩序井然、服务畅通与上述各环节的工作质量与效率相关。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疏漏，都会在流通环节显现出来。造成读者借阅失败。图书、光盘、磁带以及书标、条形码等破损修补与复制效率同样也是制约着流通环节的重要因素，所以，做好书库细节管理，必须处理好相关的各个环节工作，使业务流程顺畅。
2．2流通服务沟通细节
由于图书馆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工作环境，因此，非言语沟通的方式在流通服务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2．2．1眼神语沟通
工作人员的每个眼神都会影响到读者的情绪．因此，工作人员对目光要有控制能力。当读者在书库内遇到困难时．细心的流通工作人员能通过目光接触而看出他们流露出的困惑与需要帮助的神情．以热情诚恳的目光主动与读者进行直接的目光接触．根据其需求给予帮助；当有的读者高声说话时。工作人员通过与他的目光接触，可以提示、告诫他保持安静；当有的读者乱放图书或乱扔东西时．工作人员投过去的严肃目光，也是一种监督和警示。
2．2．2微笑语沟通
当今，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都推崇微笑语。图书馆同其他服务性行业一样．应大力提倡“微笑服务”。微笑，除了表示友好、愉快、乐意、欢迎、欣赏、请求、领略之外，有时还表示歉意、拒绝或者否定。面对各种各样的读者．在流通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若始终报之以微笑．则可以大大缩短与读者问的心理距离。面对一个优秀的读者。工作人员的微笑是肯定、赏识、欢迎和鼓励；而面对有违规行为的读者，工作人员的微笑略有责备。但那是善意友好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包容和大度；当我们的工作出现差错时，工作人员的微笑则表示一种歉意．希望能获得读者的理解。
2．2-3姿势语沟通
姿势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用来表达思想感情具有简单明了的特点。如点头、摇头、招手、挥手等。工作人员要巧妙准确地运用姿势语来与读者进行信息沟通。如读者一进门．工作人员除了用眼神语与其交流外，还应点头示意欢迎；当我们为读者借还书时，应轻拿轻放。不应丢摔过去。
2．2．4仪态语沟通
流通部门是图书馆的窗口．它关系到图书馆的整体形象而馆员的仪表和行为对图书馆整体形象的树立有很大影响。虽然一个人的容貌、形体是先天的，但受过良好的训练。举手投足就会彬彬有礼。在流通部门．馆员因工作需要常常和读者接触交往。馆员在接待读者时，应符合其职业特点，着装得体，整洁大方，精神饱满，特别要注意流行时尚与工作性质的关系。注意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注意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在业务工作中的运用．善于用微笑拉近和读者的距离．令读者产生一种愿意接近和寻求服务的心理需求，给读者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
2．3流通服务环境细节
书库布局讲究。优美、安静舒适的服务环境，令读者感悟到的是一份尊重和关怀在特定的图书馆服务空间内．服务环境的关注焦点可从“净与静”两个字上做文章，找突破口。“净”强调的是整齐、有序和清洁。要求馆藏资源的摆放科学合理，方便读者查阅：室内地面清洁、空气清新、阅览桌椅整洁无尘等。令读者在此感受到一份温馨、一份享受。“静”则要从注意手机声、脚步声、交谈声、图书的轻拿轻放、书车推动声几方面人手。为了有效地减少噪声源，笔者认为必须对借阅区工作人员提出下列要求：工作期间，避免穿容易发出响声的鞋；工作交谈，尽量用耳语；搬运、摆放图书时，轻拿轻放；推动书车时，速度要慢，同时对空书车略为“施压”，避免噪音的产生。安静而干净的环境，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无声的关怀，美的熏陶，有利于读者集中精力，思维敏捷地开展研究学习。
3流通服务管理细节的实施措施
3．1设置还书箱
放置图书馆门口，24小时(或非上班时间)供读者还书。变相延长了还书时间，节省了许多读者的宝贵时间，提高了图书馆的服务形象，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图书馆，读者借书后，可以在有业务联系的多个图书馆任何一馆还书，有的还书处甚至还设在学校、大街、商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
3．2设置待排书架
在每个书库设置待排书架，用来缓解开学、四六级考试期间或其他还书高峰期不能及时上架的图书，用来解决平日读者无法归架的图书。事实证明，此举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流通馆员和勤工学生心理上的焦虑情绪，并且保持书库的整齐。
3．3及时处理“问题”图书
图书在借还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非正常状态。如条形码磨损严重、索书号不清楚、需修补的破损图书、充消不了磁的图书等．工作人员在借还过程中发现上述问题时应及时将图书归类收集。并在一周内处理完，不积压
3．4设立新书和热门书架
新书和热门书单独设架摆放，并标示醒目的招牌，让读者看了一目了然．解决读者找新书难和费时费力之苦，极大地方便读者，提高了文献的利用率。
3．5弹性工时制
实行弹性工时制，合理调配人力，解决好借阅高峰期读者拥挤等待现象。
3．6关注设备设施的设计摆放细节
外借窗1：3设置双向视屏．让读者及时确认本人借阅记录；甚至可以向超市收银台一样，在外借服务1：3安排打印设备．为需要的读者打印清单等。
3．7设置大屏幕
在图书馆门厅设置查询台或大显示屏．报告图书馆的最新信息
3．8开通电子邮件超期催书和QQ实时咨询服务
读者只须提供电子邮箱地址．借阅系统在外借图书到期前一个星期，定期通过电子邮件提醒读者．直至还书为止
3．9开展代购服务
当读者将所借图书丢失．想要买回同版书还给图书馆，却不知道哪里有售时。只要将购买的图书信息及姓名、借书卡号和联系方式在专门负责赔书人员处登记，即可帮忙代购，解决读者的难题。
3．10收集统计读者需求信息
流通部定期对读者借阅状况进行统计．通过对各类图书进行详细清点，核实哪些图书借阅率较高而馆藏复本量不够或严重破损且无法修补．哪些图书读者急需而没有馆藏或版次过低，哪些图书借阅率为零，哪些图书读者需要。馆藏记录存在，却在书架上找不到对应的图书等，将统计结果及时反馈给采访部。以便及时补充馆藏空隙或进行剔除处理。:
3．11实施首问负责制
随时准确地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协助代查等服务。并在校园网上介绍馆藏新书，每位馆员都要有兼职咨询员的意识。
3．12定期征求读者的意见和建议
发动读者对借书还书、阅览等服务规章制度等挑毛病，或对原有的服务环境进行创新性改造设计；如果图书馆认为有合理之处．而且有条件办得到．就尽快接受建议这样的活动实际上是让服务对象参与管理、读者与馆员加强沟通和互动的有效措施，也是图书馆彻底表现“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理念的行为。
3．13开设读者休闲室(区)
读者在图书馆学习久了。常感觉枯燥单调；或累了，需要休息一会；或想和同学朋友探讨聊天一会。图书馆若开设有读者休闲室(区)，提供休闲桌椅、茶点、音乐和“绿色”环境，提供简单的运动器械，就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图书馆不仅是知识宝库．而且是轻松惬意之处
3．14设立便民服务台‘
［关键词］省际新闻流通；省委机关报；整合分析；社会变革
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报道和被报道的情形。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甚为关注的问题。诚如政治学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间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变化，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力度，以及趋向分离或整合的走势”（1981，P113）。新闻又是一种表征话语（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过连续不断地报道社会变动而与现实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将人们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对静止的个人经验与社会的、流动的、制度的、整体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有一种“自动”获取的“合法”权力。新闻报道及其信息流通的这种特性使其扮演一种社会性的整合离聚功能，也因此，它彰显了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时代而言，这些变化的特征较为集中体现在地方自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传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呈现出何种面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点来看（1949年建国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间新闻交互是如何演变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经发展又是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在省际新闻流通中？显然，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前，笔者和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合作，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对该项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综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
关于中国大陆“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由于国土辽阔，情况复杂，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曾于50年代在有关省之上设置“行政大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区。至1955年大局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自此，“省”一级行政单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便成为大陆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省”以下虽还有“地区”和“县”，也各自发挥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性的行政单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大陆“省”的研究明显增多，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采用3种取向。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传统的主流思路。第二种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分析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研究其发展的模式。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通常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份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种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方法虽异，但无所谓优劣，然而在分析阐述上则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排除了省与省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以致难以深刻理解中央与“省”之间的变化。“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对“省”的研究，还未涉及省际互动领域，作为上述3种取向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发展出第4种研究取向，即：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就本文而言，我们尝试采用这种研究取向，探讨中国大陆省际间的新闻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开放，只要目前市场经济及区域开放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各省将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利交往。据此，省际间的新闻流通总量及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省际水平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探究省际交互联系更具意义。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只是新闻信息，虽然这只是省际互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其重要的潜在价值则不容忽视。
省际新闻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运用某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对采用第4种取向的研究至关紧要。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国际间新闻信息流通方法论的启示。当时，一大批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大辩论，最后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言之，研究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学者揉合了发展传播学和批判学派的特点，视跨国新闻信息流通为世界体系运作的一个方面和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是世界体系的产物。许多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谱系，也揭示了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矛盾和冲突关系。世界体系是当代左翼思想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将世界划为“中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半边缘”（介于两者之间）三大块，以全球视野，分析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冷战结束，但华氏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倍受重视并被其他学者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析和论述。
传播学者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报道，总结了几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发现在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信息流通失衡现象及单向主导的传播资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两位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统筹下，一批学者同时对38个国家如何报道全球214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国际新闻信息交互流通的调查，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框架和统一的内容分析方法，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从2000年开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顾几十年来积累的文献，可以说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备充分的理论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整，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鉴作为一国内新闻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础框架。
省委机关报与省际新闻流通
在国内传媒体制中，每一家省委机关报就是该省的“人民日报”，它代表省的领导层向全省说话，履行传递政令，上情下达的职责；同时，它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又在与外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成为把门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国内传媒传统上是一种垂直单向性的宣传型模式，省委机关报历来以宣传上面政策，报道下面省情为主；面对其他省份的报道，除了一些常规的新闻（如“祖国各地”，“塞外风情”等花絮新闻）可按编辑专业喜好处理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还要顾及地方的经济利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换言之，省委机关报在国内1500份地方报纸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守土有责”，通过某些机制，对其他省份的信息进行筛选，决定是否让它流入本地区。也因此，这种传递既涉及政经因素，也涉及编辑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编运作习惯使然，也同省委领导层的理性偏好有关联。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级传媒中。这说明，中国地方传媒机关报和外部信息交互的运作机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地。
省委机关报这种“精英导航”特性，使得它在众多的各类地方媒介生态圈内始终执政治传播之牛耳，其权威地位无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报一般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不间断地连续出版，而其他种类的媒体则无此条件（如“晚报”和城市电视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兴盛起来，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我们顺理成章选择了全国各省的机关报作为代表媒体，并以每一省的党报对外省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长时段系统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探究建国以来省际
新闻流通是怎样体现在省委机关报上的。
研究关注点和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1.1949年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的模式与形态变化；
2.“”前（1949—1966），“”期间以及后时代（1977—至今）3个阶段省际新闻流通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考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省际新闻流通中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它与50年来社会变革的关系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3)
因此，我们选择以系统纵向设计的方法搜集资料，然后进行内容分析。在具体操作上，分别选定3个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时段中，又分别选取两个连续的年份点，每个年份抽取4个星期的省报进行全体抽样调查。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响，每个时段都分别包括这两个年份。最近的年份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为1955—1956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3个年代分别是代表各自的10年时段。总之，这样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过往40多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也在我们驾驭的范围内。(4)表一、表二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表一：省际新闻流通量统计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两年内消息总数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数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数2.01.05.0
单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简讯％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头版消息％49.840.54.8
新闻主题
政治军事％14.136.510.6
经济发展％63.835.835.7
科学技术％8.310.116.4
文化娱乐％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灾人祸％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际新闻的空间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报道：％
最多的九个省606761
中间的九个省272526
最少的九个省13813
报道者：％
最多的九个省424155
中间的九个省323232
最少的九个省262713
被报道：％
最多的五个省435245
最少的五个省635
报道者％
最多的五个省262437
最少的九个省13147
[page_break]
归纳表一、表二的数据，省委机关报反映出来的省际新闻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机关报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报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1955—1956年间，平均每份省报每天只有两条外省新闻；1975—1976年间，每天只有1条；目前则为5条。其中，增长最快的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
二、质的方面，65%以上的省际新闻报道属普通消息类报道，新闻图片类型的报道不断减少。而90年代简明新闻类则明显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闻处理成简讯栏放在头版，而当下的作法是将非本地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家和外省）放在内页固定的版位上。这说明近年省际消息在省报的特点是数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报道主题方面，经济消息占据主要地位，政治新闻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时，除了科技新闻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灾祸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种类的报道则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变化则是新闻类型呈多元化趋势，趣味性的软新闻和罪案新闻的比例增加较明显。
五、空间分布上，在所有3个年段中，省际新闻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信息丰富省份和信息贫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扩大趋势。1995—1996年间，9个信息丰富省份占了55%的报道量，而9个信息贫乏省份仅占13%，比率为4.21。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建国以后3个年代省委机关报进行省际新闻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宝贵数据，对认识大陆前、中以及贴近当今的90年代省际间的新闻信息相互之间的交流状况颇有裨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启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证，还缺乏多元有效的参数变量进行更复杂的量化统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传统上，大陆的报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级党报为核心的垂直管理体系。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级的报纸（包括综合性和行业对象性报纸）除了负责传递中央的信息外，也侧重各地新闻动态的报道。在时代，传递和推广各地符合中央意图的先进典型和地方经验往往是中央一级报纸要唱好的重头戏。而省及市一级的报纸主要任务则放在上情下达和报道本地区新闻上，对其他省或市的横向报道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更使这种变化赋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种变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体制结构、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经贸的、地缘文化的、人口的、历史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省际新闻的流通量研究还需和中央传媒对各地报道的新闻流通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省的省委机关报对外省报道总量一直偏低，期间，每天只有1条，反映了当时高度一元化的宣传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但省际新闻的流通量仍然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报每天也不过只有5条外省消息。换句话说，每6个省里面，只有1个省的消息出现在它省的机关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区间水平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导航”机关报上，仍然较为偏重信息的垂直单向流通。而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呈现出来3种模式的异同，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新的社会改革因素和旧的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间愈来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党报/媒介体制在官方权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下正不断向双轨制结构演变，即：新兴的市民—市场导向的商业媒介体制同传统的党报媒介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补缺”，甚至实行“小报（代表市民的商业媒介）养大报（代表正统的党报媒介）”，这情形有些类似8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如合资、民营、集体等）的双轨制现象(6)。当然，由于传媒的政治敏感性，商业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要比非国营企业小得多。但是，这类媒介（主要指市民报/晚报，消遣杂志，有线电视台/各省的卫星台和新近崛起的民营网站等）对促进地方信息交流意义重大。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报(7)如《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近年来不仅重视本土新闻的报道，也较为重视外地新闻尤其是社会的财金新闻的报道，这需要今后专门的研究予以实证了解。
鸣谢
本研究曾获得香港浸会大学学术研究基金资助，在此表示感谢。另本论文初稿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国际研讨会”（2000年10月20—21日）上报告过，并获数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教，本文的定稿已尽量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见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笔者与祝建华的一部份研究发表在《新闻学研究》期刊，2000年7月号上，题为“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页。本研究从方案设计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析，祝建华教授都贡献良多，笔者感到受益匪浅。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4)关于操作与抽样过程的几项说明：
1）1955—1956年间的3份省报不适用于全部3个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阙如，《日报》于1956年后期才创刊；《宁夏日报》于1959年创刊；《海南日报》则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因此，在3个年段中互动省报样本数不一致，1955—1956年间是27份，1975—1976年间是29份，1995—1996年间是30份。为了保持连贯性，我们只使用27份省报样本在3个年段内进行比较，29份样本在70年代与90年代进行比较，90年代的对比则使用30个样本。
2）我们初步检测发现，大部分省报很少报道其他省的新闻，因此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选取一或两星期）必须选取数量相当大的样本。我们在所选择的6个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个
星期28天内的省报，进行全部抽样调查，或者说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了4816期报纸。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新闻报道，其他表述意见的文章，例如社论、评述、读者来信以及副刊、广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关于“省际”新闻的定义，我们参考有关国际传播研究传统界定的关于“国际新闻”定义的阐释来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际新闻报道”的定义。
5）北京是个例外，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级城市，我们将它代表国家和城市的双重身份作了特殊的处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关中央政府与国家大事的报道。
6）假如一则新闻报道涉及一个以上的外省，我们采取多个省的条目处理。
7）国内一流大学的3位资深新闻资料室管理员协助担任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运用上述标准对选自30个省份出版的省报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下列要求逐项进行编码：事发地点（即外省名称），新闻数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报道类型（普通新闻、简明新闻、图片新闻）和刊登位置（头版或内页）。由于编码人员经过反复培训，素质较高。加上编码要求明确，最后编码分类的一致度符合标准，达到满意的要求。
(5)见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双轨制怎样在社会转型中取得“帕雷图改进”的积效，可参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关键词］省际新闻流通；省委机关报；整合分析；社会变革
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报道和被报道的情形。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甚为关注的问题。诚如政治学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间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变化，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力度，以及趋向分离或整合的走势”（1981，P113）。新闻又是一种表征话语（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过连续不断地报道社会变动而与现实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将人们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对静止的个人经验与社会的、流动的、制度的、整体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有一种“自动”获取的“合法”权力。新闻报道及其信息流通的这种特性使其扮演一种社会性的整合离聚功能，也因此，它彰显了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时代而言，这些变化的特征较为集中体现在地方自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传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呈现出何种面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点来看（1949年建国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间新闻交互是如何演变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经发展又是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在省际新闻流通中？显然，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前，笔者和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合作，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对该项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综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
关于中国大陆“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由于国土辽阔，情况复杂，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曾于50年代在有关省之上设置“行政大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区。至1955年大局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自此，“省”一级行政单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便成为大陆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省”以下虽还有“地区”和“县”，也各自发挥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性的行政单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大陆“省”的研究明显增多，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采用3种取向。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传统的主流思路。第二种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分析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研究其发展的模式。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通常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份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种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方法虽异，但无所谓优劣，然而在分析阐述上则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排除了省与省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以致难以深刻理解中央与“省”之间的变化。“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对“省”的研究，还未涉及省际互动领域，作为上述3种取向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发展出第4种研究取向，即：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就本文而言，我们尝试采用这种研究取向，探讨中国大陆省际间的新闻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开放，只要目前市场经济及区域开放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各省将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利交往。据此，省际间的新闻流通总量及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省际水平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探究省际交互联系更具意义。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只是新闻信息，虽然这只是省际互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其重要的潜在价值则不容忽视。
省际新闻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运用某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对采用第4种取向的研究至关紧要。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国际间新闻信息流通方法论的启示。当时，一大批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大辩论，最后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言之，研究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学者揉合了发展传播学和批判学派的特点，视跨国新闻信息流通为世界体系运作的一个方面和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是世界体系的产物。许多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谱系，也揭示了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矛盾和冲突关系。世界体系是当代左翼思想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将世界划为“中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半边缘”（介于两者之间）三大块，以全球视野，分析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冷战结束，但华氏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倍受重视并被其他学者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析和论述。
传播学者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报道，总结了几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发现在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信息流通失衡现象及单向主导的传播资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两位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统筹下，一批学者同时对38个国家如何报道全球214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国际新闻信息交互流通的调查，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框架和统一的内容分析方法，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从2000年开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顾几十年来积累的文献，可以说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备充分的理论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整，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鉴作为一国内新闻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础框架。
省委机关报与省际新闻流通
在国内传媒体制中，每一家省委机关报就是该省的“人民日报”，它代表省的领导层向全省说话，履行传递政令，上情下达的职责；同时，它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又在与外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成为把门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国内传媒传统上是一种垂直单向性的宣传型模式，省委机关报历来以宣传上面政策，报道下面省情为主；面对其他省份的报道，除了一些常规的新闻（如“祖国各地”，“塞外风情”等花絮新闻）可按编辑专业喜好处理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还要顾及地方的经济利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换言之，省委机关报在国内1500份地方报纸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守土有责”，通过某些机制，对其他省份的信息进行筛选，决定是否让它流入本地区。也因此，这种传递既涉及政经因素，也涉及编辑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编运作习惯使然，也同省委领导层的理性偏好有关联。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级传媒中。这说明，中国地方传媒机关报和外部信息交互的运作机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地。
省委机关报这种“精英导航”特性，使得它在众多的各类地方媒介生态圈内始终执政治传播之牛耳，其权威地位无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报一般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不间断地连续出版，而其他种类的媒体则无此条件（如“晚报”和城市电视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兴盛起来，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我们顺理成章选择了全国各省的机关报作为代表媒体，并以每一省的党报对外省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长时段系统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探究建国以来省际
新闻流通是怎样体现在省委机关报上的。
研究关注点和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1.1949年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的模式与形态变化；
2.“”前（1949—1966），“”期间以及后时代（1977—至今）3个阶段省际新闻流通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考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省际新闻流通中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它与50年来社会变革的关系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3)
因此，我们选择以系统纵向设计的方法搜集资料，然后进行内容分析。在具体操作上，分别选定3个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时段中，又分别选取两个连续的年份点，每个年份抽取4个星期的省报进行全体抽样调查。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响，每个时段都分别包括这两个年份。最近的年份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为1955—1956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3个年代分别是代表各自的10年时段。总之，这样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过往40多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也在我们驾驭的范围内。(4)表一、表二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表一：省际新闻流通量统计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两年内消息总数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数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数2.01.05.0
单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简讯％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头版消息％49.840.54.8
新闻主题
政治军事％14.136.510.6
经济发展％63.835.835.7
科学技术％8.310.116.4
文化娱乐％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灾人祸％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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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省际新闻的空间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报道：％
最多的九个省606761
中间的九个省272526
最少的九个省13813
报道者：％
最多的九个省424155
中间的九个省323232
最少的九个省262713
被报道：％
最多的五个省435245
最少的五个省635
报道者％
最多的五个省262437
最少的九个省13147
归纳表一、表二的数据，省委机关报反映出来的省际新闻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机关报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报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1955—1956年间，平均每份省报每天只有两条外省新闻；1975—1976年间，每天只有1条；目前则为5条。其中，增长最快的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
二、质的方面，65%以上的省际新闻报道属普通消息类报道，新闻图片类型的报道不断减少。而90年代简明新闻类则明显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闻处理成简讯栏放在头版，而当下的作法是将非本地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家和外省）放在内页固定的版位上。这说明近年省际消息在省报的特点是数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报道主题方面，经济消息占据主要地位，政治新闻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时，除了科技新闻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灾祸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种类的报道则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变化则是新闻类型呈多元化趋势，趣味性的软新闻和罪案新闻的比例增加较明显。
五、空间分布上，在所有3个年段中，省际新闻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信息丰富省份和信息贫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扩大趋势。1995—1996年间，9个信息丰富省份占了55%的报道量，而9个信息贫乏省份仅占13%，比率为4.21。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建国以后3个年代省委机关报进行省际新闻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宝贵数据，对认识大陆前、中以及贴近当今的90年代省际间的新闻信息相互之间的交流状况颇有裨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启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证，还缺乏多元有效的参数变量进行更复杂的量化统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传统上，大陆的报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级党报为核心的垂直管理体系。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级的报纸（包括综合性和行业对象性报纸）除了负责传递中央的信息外，也侧重各地新闻动态的报道。在时代，传递和推广各地符合中央意图的先进典型和地方经验往往是中央一级报纸要唱好的重头戏。而省及市一级的报纸主要任务则放在上情下达和报道本地区新闻上，对其他省或市的横向报道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更使这种变化赋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种变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体制结构、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经贸的、地缘文化的、人口的、历史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省际新闻的流通量研究还需和中央传媒对各地报道的新闻流通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省的省委机关报对外省报道总量一直偏低，期间，每天只有1条，反映了当时高度一元化的宣传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但省际新闻的流通量仍然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报每天也不过只有5条外省消息。换句话说，每6个省里面，只有1个省的消息出现在它省的机关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区间水平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导航”机关报上，仍然较为偏重信息的垂直单向流通。而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呈现出来3种模式的异同，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新的社会改革因素和旧的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间愈来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党报/媒介体制在官方权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下正不断向双轨制结构演变，即：新兴的市民—市场导向的商业媒介体制同传统的党报媒介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补缺”，甚至实行“小报（代表市民的商业媒介）养大报（代表正统的党报媒介）”，这情形有些类似8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如合资、民营、集体等）的双轨制现象(6)。当然，由于传媒的政治敏感性，商业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要比非国营企业小得多。但是，这类媒介（主要指市民报/晚报，消遣杂志，有线电视台/各省的卫星台和新近崛起的民营网站等）对促进地方信息交流意义重大。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报(7)如《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近年来不仅重视本土新闻的报道，也较为重视外地新闻尤其是社会的财金新闻的报道，这需要今后专门的研究予以实证了解。
注释：
(1)见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笔者与祝建华的一部份研究发表在《新闻学研究》期刊，2000年7月号上，题为“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页。本研究从方案设计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析，祝建华教授都贡献良多，笔者感到受益匪浅。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4)关于操作与抽样过程的几项说明：
1）1955—1956年间的3份省报不适用于全部3个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阙如，《日报》于1956年后期才创刊；《宁夏日报》于1959年创刊；《海南日报》则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因此，在3个年段中互动省报样本数不一致，1955—1956年间是27份，1975—1976年间是29份，1995—1996年间是30份。为了保持连贯性，我们只使用27份省报样本在3个年段内进行比较，29份样本在70年代与90年代进行比较，90年代的对比则使用30个样本。
2）我们初步检测发现，大部分省报很少报道其他省的新闻，因此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选取一或两星期）必须选取数量相当大的样本。我们在所选择的6个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个
星期28天内的省报，进行全部抽样调查，或者说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了4816期报纸。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新闻报道，其他表述意见的文章，例如社论、评述、读者来信以及副刊、广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关于“省际”新闻的定义，我们参考有关国际传播研究传统界定的关于“国际新闻”定义的阐释来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际新闻报道”的定义。
5）北京是个例外，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级城市，我们将它代表国家和城市的双重身份作了特殊的处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关中央政府与国家大事的报道。
6）假如一则新闻报道涉及一个以上的外省，我们采取多个省的条目处理。
7）国内一流大学的3位资深新闻资料室管理员协助担任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运用上述标准对选自30个省份出版的省报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下列要求逐项进行编码：事发地点（即外省名称），新闻数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报道类型（普通新闻、简明新闻、图片新闻）和刊登位置（头版或内页）。由于编码人员经过反复培训，素质较高。加上编码要求明确，最后编码分类的一致度符合标准，达到满意的要求。
(5)见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双轨制怎样在社会转型中取得“帕雷图改进”的积效，可参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