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会计准则；公允价值；上市公司业绩
2007年是我国上市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的第一年，新会计准则的最大变革之一是引入了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引入会计准则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影响，随着2007年年报数据的公布，这一“谜底”也将逐步揭开。
一、公允价值影响公司业绩的观察视角——利润与净资产
利润是公司业绩的最主要体现。在新会计准则框架下，公允价值变动引起的损益被分成了两个部分——计入损益表作为利润构成内容之一的部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直接计入公司净资产的部分（资本公积）。因此，观察公允价值变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也就要从利润与净资产两个方面来观察。从新准则内容上看，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等都涉及到公允价值的应用，但要求按照期末公允价值调整账面金额确认未实现利得与损失的主要是金融工具和投资性房地产。按照新准则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等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在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与账面余额之间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因此，观察公允价值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主要可以通过观察损益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和股东权益变动表中的“资本公积”项目进行。应指出的是，由于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使用上的限制，绝大多数公司都没有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于是，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于金融资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统计资料显示，沪市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中共有256家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本期发生额不为零，其中169家上市公司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平均影响比例为利润总额的4.78％；87家公司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平均影响比例为利润总额的-1.84％。沪市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中共有239家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增加了股东权益，平均增加10.32％，43家公司产生了减少股东权益的负向变动，平均减少1.49％。可见，公允价值对净利润的影响在5％以内，对净资产的影响在11％以内，说明会计准则的政策过渡还是比较平稳的。
二、公允价值的利润影响——冰火两重天
从沪市上市公司公布的2007年度年报来看，一些上市公司借助公允价值增加了公司经营业绩，但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在引入了公允价值之后，经营业绩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同样是采用公允价值，沪市上市公司在经营业绩上却显现了完全相反的走势。
在发生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损益的公司当中，年度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账面数值最大的是中国平安（601318），达到了利得68.85亿元；年度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账面数值最大的是中国人寿（601628），损失达到了63.88亿元！从发生公允价值变动相对比例看，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相对比例最大的是钱江生化（600796），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收益达到了利润总额的70.28%；损失比例最大的是信雅达（600571），损失占利润总额的比例为52.86%。中国平安、钱江生化和中国人寿、信雅达相比，年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可谓“冰火两重天”。从2007年报数据看，金融保险行业受到公允价值的影响最大，这与金融保险行业的资产结构有关。中国平安2007年年末资产总额6511.04亿元，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金额849.38亿元，占资产总额的13.05%，比2006年的9.49％上升了3.56个百分点。中国平安2007年度的利润总额为174.83亿元，较上年增长近100亿元，增长了133.20%。中国平安通过交易债券、股票、基金等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合计为229.56亿元，占公司总投资收益的40.3%，该部分为已经实现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收益。该公司2007年度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总额高达68.85亿元，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金额为66.45亿元，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总额的96.51%，占利润总额的38%。可见，中国平安公司业绩的巨额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增值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引入。金融保险行业的另一知名公司为中国人寿，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方面却与中国平安形成了强烈反差。中国人寿2007年年末资产总额为8946.04亿元，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为251.10亿元，占资产总额的2.8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4175.13亿元，占总资产的46.67%。2007年中国人寿利润总额为347.94亿元，其中投资收益913.77亿元，公允价值变动损失63.88亿元。对于2007年度合并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出现的63.88亿元亏损，中国人寿将这项主要财务指标变动的原因归结为“实现了部分投资收益，相应提高了再投资成本”，其潜台词是“股价的下跌造成了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即便如此，中国人寿仍然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了308.73亿元的投资收益，占2007年总投资收益的33.79%，而且对当期利润产生了244.85亿元的正向影响。
公允价值影响相对数最高的是钱江生化和信雅达。钱江生化2007年末资产总额93910.40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为5441.64万元，占总资产比例为5.79%。2007年度利润总额4009.96万元，投资收益2907.10万元（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收益达3867.24万元），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例为72.4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818.05万元，占利润总额达70.27%。换句话说，钱江生化2007年度主要靠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了利润，其主业是亏损的。信雅达2007年资产总额67175.08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1029.52万元，占总资产的1.53%。2007年度利润总额122.97万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损失65万元，占52.86%。信雅达公司2007年初交易性资产才1万元，2007年年末达到1029.52万元，本想在资本市场上获利，但2007年年末的股市下跌反使其深受资本市场业绩的拖累。三、公允价值的净资产影响——悄然变化的净资产
人们在谈论公允价值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时候，关注的角度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公允价值变动对当期利润的影响方面。其实，在引入公允价值之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即股东权益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有时甚至受到了公允价值变动的巨大影响。
公允价值变动对净资产影响绝对值最大估计还是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中国人寿2007年年初净资产合计为1153.47亿元，期末增加到1697.71亿元，中间还向股东分配了股利39.57亿元，实际本年增加股东权益583.81亿元。由于中国人寿持有大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07年年末公允价值达4175.13亿元，占总资产的46.67％），其公允价值变动在本年度形成的资本公积增加达496.70亿元，占净资产本年增加的85.07%。中国平安2007年年初净资产为466.26亿元，期末增加到1092.18亿元，增加了625.92亿元，其中股东投入增加382.22亿元。2007年度，中国平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资本公积增加达379.99亿元，占净资产增加额的60.71％，占非股东投入净资产增加额的155.93％。相对数影响最大的应属福建水泥，2007年期初净资产为6.61亿元，期末增加到19.34亿元，增加了12.73亿元。由于福建水泥在2007年度将一项长期投资变更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直接导致福建水泥净资产增加了16.26亿元，占净资产增加额的127.73％。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会计准则基本实现了平稳过渡。本次新会计准则的推出，无论是对上市公司的利润，还是对其净资产，均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有些公司的影响还很大，但总体上，本次会计准则转换还是比较平稳的，基本实现了平稳过渡的目的。
第二，会计准则转化过程中，公允价值对公司净资产的影响程度往往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程度。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会造成对利润的影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则会造成对净资产的影响，而一般情况下，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交易性金融资产要多，于是，公允价值变化造成的净资产影响很可能超过对利润的影响。
我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美国FASB在2000年2月的SFACNo.7中，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交易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即排除强迫或清算的情况），当前资产的购置或出售金额。并对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No.5）提出的五种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和历史收入、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现值）进行了简要评论，指出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在不同情况下都分别符合公允价值的定义。可以说，公允价值是一种选择价格的观念，它的本质特征就是，资产在市场中反映其经济实质的价格：公平的市场交易中商品的价格或者能够实现的未来现金流量。公允价值概念是对现值概念的体现，是价值概念的会计表达。从产权经济学来看，为了维护各产权主体的根本利益，要求在产权优化的前提下，会计信息必须具备相关性和可靠性，从而提供对各产权主体决策有用的信息，使会计信息产生“正”经济后果。笔者认为，产权经济学是公允价值会计的理论基石。法学上的“产权”即“法权”指的是财产权利；经济学上的“产权”，是指围绕财产而内化的一系列权利束的总和，包括经济权利关系和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不管如何定义，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财产”。那么，财产的价值是多少，如何计量，这又涉及计量属性的选择问题。现有产权会计理论对交易费用如何从会计的角度予以量化，沿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给出了一些基本思想。我们认为，对交易费用（大部分是沉没成本）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是合理的、正确的，因为此时公允价值计量与历史成本计量结果往往一致。但是，对财产如何计价，产权会计学者似乎没有引起关注，或者默认了目前现行准则中主要采用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这里，笔者提出：产权会计理论关于“财产”计价必须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这是由真实公允地反映产权流，维护外部产权主体的财务分配和财务决策等产权利益决定的，也是产权的激励约束功能决定的。只有这样“产权域秩序”才能得以有效维持。那么，公允价值在实务中的运用如何操作，公允价值是一个复合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计量就是基于现值和价值的会计计量。本文认为，价值代表着企业未来的经济利益，那么财产的价值就是该财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这就是所谓的直接法，先价值（现值）后公允价值（除现值外）；如果现值很难获得或准确性存在大问题，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我们应采用“现值”的近似替代形式：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短期可变现净值和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历史成本，这就是间接法，先公允价值（除现值外）再价值（现值）。可见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是不对立的，历史成本可以是当时的公允价值。公允价值会计理论与实务技术均比较成熟，为产权会计的完善提供了契机。综上所见，产权会计理论上迫切需要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以使其对财产计价合理化，公允价值实务技术的成熟奠定了产权会计理论的实践基础，公允价值理念的引入大为拓宽了产权会计的理论视野。二、公允价值的契约有用性
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企业是一个契约的耦合体。“会计作为耦合体的内部游戏规则，主要确定企业组织里每个人的权利、评价人业绩的标准及其报酬方式。”公允价值既是会计契约的组成部分，也影响会计契约的作用。
公允价值对契约有用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二是公允价值的计量如何影响契约形式。根据Watts(2003)的观点，影响公司的契约主要有四种形式：（1）公司契约(包括股权、薪酬、债权)；（2）税收契约；（3）政府管制契约；（4）诉讼类契约等。这四类契约形式和契约中运用的会计信息，特别是公允价值信息，将形成复杂的交互关系：一方面是不同的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另一方面是公允价值的使用又如何影响到契约形式的变化。
1.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
为了满足不同契约形式的要求，契约的签订方可能会采用公允价值以满足契约中的条款。具体研究的问题包括：（1）不同的股权结构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以国资股为主要股权的公司是否偏好于公允价值计量以满足国资运作绩效的考核，而民营持股公司是否更愿意用历史成本以掩盖真实的财务盈利。（2）不同的薪酬契约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当公司的利润指标包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时，经理人员可能更倾向于多做股票投资并及时将持有利得入账；（3）不同的债务契约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在债务契约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可能利用资产的公允价值升值来掩盖资产流动性的实际降低；（4）虽然所得税征缴过程中应纳税所得是独立的，但是在所得税基仍然依赖于公司会计信息的情况下，以及流转税的征缴依赖于公司发票上的价格而不是现值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为了躲避税收而拒绝采用公允价值；（5）在政府管制较严的情况下，例如石油、电力等垄断性行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将可能进一步暴露利润，如果政府对高利润行业进行严格管制，这些行业可能拒绝采用公允价值；（6）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将更有可能招致诉讼中法官的拒绝，在面对诉讼的时候，企业可能会采用保守的历史成本。
2.公允价值如何影响契约形式的改变
一般来说，契约的签订要依赖会计信息，但是当会计信息度量成本过高或可靠性较低的情况下，契约的签订就可能使用其他更可靠的度量手段，例如放弃对利润的使用而直接使用生产数量，这方面研究的问题包括：（1）一家公司在公允价值度量情况下，如果净利润发生变动，公司的分配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融资决策。（2）如果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净资产发生变化是否会引起股权结构的变化。（3）当营业利润中包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情况下，董事会如何考核经理人员的业绩，是否会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剔除，是否要辅助其他的考核指标。（4）在公司资产的公允价值远高于历史成本的情况下，银行抵押贷款的发放将依据于历史成本还是公允价值。（5）面对不同行业按照自身的利益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政府将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管。（6）法院将如何应对公允价值的民事纠纷，如果公司间交易的是特殊商品，公允价值难以取得，而小股东认为经理层认定的公允价值不适合，法院将如何判断。
【摘要】我国在1998年的会计准则中首次运用了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工具。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在30个涉及会计要素计量的准则中有17个准则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工具。本文以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对公允价值的本质和公允价值的契约有用论分别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产权经济学公允价值
参考文献：
[1]伍中信.产权与会计.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
【关键词】产权经济学公允价值
一、产权经济学是公允价值会计的理论基石
我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美国FASB在2000年2月的SFACNo.7中，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交易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即排除强迫或清算的情况），当前资产的购置或出售金额。并对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No.5）提出的五种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和历史收入、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现值）进行了简要评论，指出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在不同情况下都分别符合公允价值的定义。可以说，公允价值是一种选择价格的观念，它的本质特征就是，资产在市场中反映其经济实质的价格：公平的市场交易中商品的价格或者能够实现的未来现金流量。公允价值概念是对现值概念的体现，是价值概念的会计表达。从产权经济学来看，为了维护各产权主体的根本利益，要求在产权优化的前提下，会计信息必须具备相关性和可靠性，从而提供对各产权主体决策有用的信息，使会计信息产生“正”经济后果。笔者认为，产权经济学是公允价值会计的理论基石。法学上的“产权”即“法权”指的是财产权利；经济学上的“产权”，是指围绕财产而内化的一系列权利束的总和，包括经济权利关系和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不管如何定义，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财产”。那么，财产的价值是多少，如何计量，这又涉及计量属性的选择问题。现有产权会计理论对交易费用如何从会计的角度予以量化，沿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给出了一些基本思想。我们认为，对交易费用（大部分是沉没成本）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是合理的、正确的，因为此时公允价值计量与历史成本计量结果往往一致。但是，对财产如何计价，产权会计学者似乎没有引起关注，或者默认了目前现行准则中主要采用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这里，笔者提出：产权会计理论关于“财产”计价必须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这是由真实公允地反映产权流，维护外部产权主体的财务分配和财务决策等产权利益决定的，也是产权的激励约束功能决定的。只有这样“产权域秩序”才能得以有效维持。那么，公允价值在实务中的运用如何操作，公允价值是一个复合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计量就是基于现值和价值的会计计量。本文认为，价值代表着企业未来的经济利益，那么财产的价值就是该财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这就是所谓的直接法，先价值（现值）后公允价值（除现值外）；如果现值很难获得或准确性存在大问题，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我们应采用“现值”的近似替代形式：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短期可变现净值和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历史成本，这就是间接法，先公允价值（除现值外）再价值（现值）。可见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是不对立的，历史成本可以是当时的公允价值。公允价值会计理论与实务技术均比较成熟，为产权会计的完善提供了契机。综上所见，产权会计理论上迫切需要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以使其对财产计价合理化，公允价值实务技术的成熟奠定了产权会计理论的实践基础，公允价值理念的引入大为拓宽了产权会计的理论视野。二、公允价值的契约有用性
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企业是一个契约的耦合体。“会计作为耦合体的内部游戏规则，主要确定企业组织里每个人的权利、评价人业绩的标准及其报酬方式。”公允价值既是会计契约的组成部分，也影响会计契约的作用。
公允价值对契约有用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二是公允价值的计量如何影响契约形式。根据Watts(2003)的观点，影响公司的契约主要有四种形式：（1）公司契约(包括股权、薪酬、债权)；（2）税收契约；（3）政府管制契约；（4）诉讼类契约等。这四类契约形式和契约中运用的会计信息，特别是公允价值信息，将形成复杂的交互关系：一方面是不同的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另一方面是公允价值的使用又如何影响到契约形式的变化。
1.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
为了满足不同契约形式的要求，契约的签订方可能会采用公允价值以满足契约中的条款。具体研究的问题包括：（1）不同的股权结构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以国资股为主要股权的公司是否偏好于公允价值计量以满足国资运作绩效的考核，而民营持股公司是否更愿意用历史成本以掩盖真实的财务盈利。（2）不同的薪酬契约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当公司的利润指标包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时，经理人员可能更倾向于多做股票投资并及时将持有利得入账；（3）不同的债务契约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在债务契约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可能利用资产的公允价值升值来掩盖资产流动性的实际降低；（4）虽然所得税征缴过程中应纳税所得是独立的，但是在所得税基仍然依赖于公司会计信息的情况下，以及流转税的征缴依赖于公司发票上的价格而不是现值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为了躲避税收而拒绝采用公允价值；（5）在政府管制较严的情况下，例如石油、电力等垄断性行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将可能进一步暴露利润，如果政府对高利润行业进行严格管制，这些行业可能拒绝采用公允价值；（6）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将更有可能招致诉讼中法官的拒绝，在面对诉讼的时候，企业可能会采用保守的历史成本。
2.公允价值如何影响契约形式的改变
一般来说，契约的签订要依赖会计信息，但是当会计信息度量成本过高或可靠性较低的情况下，契约的签订就可能使用其他更可靠的度量手段，例如放弃对利润的使用而直接使用生产数量，这方面研究的问题包括：（1）一家公司在公允价值度量情况下，如果净利润发生变动，公司的分配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融资决策。（2）如果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净资产发生变化是否会引起股权结构的变化。（3）当营业利润中包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情况下，董事会如何考核经理人员的业绩，是否会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剔除，是否要辅助其他的考核指标。（4）在公司资产的公允价值远高于历史成本的情况下，银行抵押贷款的发放将依据于历史成本还是公允价值。（5）面对不同行业按照自身的利益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政府将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管。（6）法院将如何应对公允价值的民事纠纷，如果公司间交易的是特殊商品，公允价值难以取得，而小股东认为经理层认定的公允价值不适合，法院将如何判断。
参考文献：
[1]伍中信.产权与会计.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
金融行业公允价值运用情况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文献,且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银行.现有文献大多认可FVA信息能够提供更为相关、及时、可比的会计信息.但是,并不是所有项目的公允价值信息都具有价值相关性或增量价值相关性,并且,可靠性确实对FVA信息质量产生了影响.Barth以美国银行业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相比历史成本信息具有增量信息含量[2].Nelson以美国1992年和1993年200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为对象,发现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3].Eccher等也取得了一致的发现[4].但是,证券投资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具有不稳定性,当模型控制了净资产报酬率和账面价值增长率后,价值相关性不复存在[3].除了证券投资,贷款、存款、长期债务、表外项目的公允价值信息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文献研究也得出不同观点.Nelson发现公允价值取值噪音损害了信息的可靠性,使得这些信息并不具有价值相关性[3],但Barth等认为贷款、证券与长期债务的公允价值信息都具有相对于历史成本的增量信息含量[5].我国关于FVA价值相关性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相对较少.较早开始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邓传洲,他以1997~2004年B股公司为样本,使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公允价值披露显著增加了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但是投资的公允价值调整没有显示出价值相关性[6].2007年我国开始实施FVA后,此类研究相继涌现.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与邓传洲相似,认为实施FVA后盈余信息具有较高的价值相关性,例如程小可和龚秀丽、王建新等的研究.但也存在不同的结论,朱凯使用2006年新旧会计准则的两份报表检验公允价值对股票定价的相对增量作用,得出公允价值对股票定价增量作用不显著的结论[7].吴水澎和徐莉莎同时采用价格模型、收益模型、现金流量价值相关性检验模型对价值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准则执行后账面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增加,盈余对股票价格的解释力度反而下降,说明资产负债表逐渐成为中心[8].朱凯等也通过研究证明实施新会计准则后盈余价值相关性并没有提高[9].张金若等改进了公允价值损益的度量方式,发现非金融行业FVA信息对股票报酬与高管薪酬都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与传统研究并不一致,他们认为研究结论与我国FVA应用现状是相符合的,FVA对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极其有限[10].国内关于金融行业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很少.罗婷等对金融行业和非金融行业同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受新准则影响部分的账面净资产价值相关性得到显著改善[11].王建玲等选择金融和建筑房地产两个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使用价格模型对盈余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探究,结果显示公允价值计量对于金融行业有提高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的作用[12].因此,相对现有文献,本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弥补了我国金融行业FVA信息经济后果的研究,立足于金融行业是FVA主要执行者的客观事实,专注研究其FVA的价值相关性,从而抓住了我国FVA研究的关键点.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综上文献可知,会计学术界对FVA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主要持肯定态度.在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是FVA的主要践行者,根据国泰安数据库(CSMAR)2007~2013年的数据,其持有的各类金融资产(负债)占所有上市公司持有总金额的94％以上,且它们持有的执行FVA的金融资产(负债)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也非常大.因此,根据计量观,本文认为,与张金若等发现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FVA信息价值不具有相关性不同[10],金融行业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所提供的FVA信息,包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损益信息,应该具有价值相关性.进一步的,虽然研究认为可靠性会影响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但是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FVA信息的可靠性是具有充分保障的.这是因为我国衍生品市场和场外证券交易市场相对欠发达,通过查阅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可以发现,这些金融单位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比例非常低,持有的金融资产主要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股票、债券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等,这些均能够获取可靠的公允价值信息.但是,执行FVA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其FVA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非全部一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除非由于实质性贬值而计入资产减值损失,大部分情况下绕过净利润进入资本公积和其他综合收益.而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和负债,它们的公允价值变动则直接计入营业利润.在我国,尽管会计准则于2009年将其他综合收益引入利润表,但是,我国重视净利润,尤其重视营业利润的传统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中国证监会有关股票上市、增发的规定,国资委有关国有企业业绩考核的指标,无不以净利润或营业利润为导向,并没有真正重视其他综合收益信息.同样的,资本市场大多数分析师流行采用的市盈率、市净率等股票投资价值分析指标,也并没有真正重视其他综合收益.因此,相对于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营业利润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而言,市场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FVA信息的反应程度可能更弱.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1: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具有价值相关性.假设2: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具有价值相关性.假设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具有价值相关性.假设4: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的价值相关性强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价值相关性.
三、研究设计
(一)回归模型目前实证研究价值相关性的主流模型为Ohlson提出的剩余收益估价模型[13],Kothari和ZimGmerman认为可以同时使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来检验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14].根据国外文献的普遍做法,模型的选择不会受到样本公司行业属性的影响,金融行业和非金融行业都可以采用相同的研究模型.本文亦采用剩余收益估价模型,构造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对金融行业执行FVA对股票报酬与股票价格的影响进行研究.具体构造模型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现有实证研究文献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处理存在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检验交易性金融资产FVA的影响时,直接利用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信息;检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FVA的影响时,直接采用利润表“其他综合收益”数据,并据此检验未实现利得和未实现损失的信息价值是否具有差异.这种研究方法得到普遍运用,例如,刘永泽和孙翯使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超额每股收益两类数据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15];胡奕明和刘奕均也用相似的方法,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造成的每股收益进行价值相关性检验[16];徐经长和曾雪云为研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在研究模型中加入反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每股净资产影响的变量,并通过利润表“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度量[17].第二种方法考虑了金融资产处置时需要对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进行转回,重新设计研究变量.这种方法是张金若等首次采用的.该方法认为,根据财务数据生成逻辑,处置金融资产或负债时,需要将原先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未实现损益转入“投资收益”;计入所有者权益中“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也需转入投资收益.也即,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并不能直接解释为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或下降,不能直接视为未实现利得或损失.例如,T期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价格上升10万元,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10万元;T＋1期售出,1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入“投资收益”,T＋1期的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10万元,但该数字显然不能解释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价格下降形成的未实现损失.因此,投资收益是反映公允价值变动的重要项目,忽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入到“投资收益”的影响,会错误解释公允价值涨跌的信息价值[10].本文认为,第二种方法更符合财务会计准则关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执行FVA的本质.但是,考虑到这种方法尚未得到普遍运用,本文同时采用两种方法设计研究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进一步确认考虑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因素对正确认识FVA信息经济后果的重要性。1．价格模型式(1)为考虑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以下简称转回)的价格模型,系数α4、α1、α2显著分别代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净资产、考虑转回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等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考虑转回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具有价值相关性.式(2)为不考虑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以下简称不转回)的价格模型,系数β4、β1、β2显著分别代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净资产、不考虑转回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等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不考虑转回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具有价值相关性.2．收益模型系数显著代表含义同价格模型.
(二)变量解释相关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详见表1.
四、样本选择与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07~2013年沪深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所使用的大部分原始数据取自于深圳国泰安公司的中国资本市场会计研究CSMAR数据库,部分数据库中列示不详的财务数据如其他综合收益的明细项目,则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公司年报中手工整理获取,并对样本进行如下整理:(1)剔除投资收益明细列示不明的样本;(2)剔除公允价值产生的税前每股收益(FEPS)为0的样本;(3)剔除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FV)为0的数据;(4)剔除主要财务指标数据缺失样本;(5)剔除股票交易数据缺失样本.最终,价格模型获得230个样本,收益模型获得194个样本.
(二)描述性统计表2和表3分别为价格模型及收益模型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量.从表2可以看出,由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负债或其他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和负债产生的每股收益(FEPS)相对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每股收益(NFEPS)较小,FEPS_R为005元/股,NFEPS_R为106元/股,FEPS_R与NFEPS_R之比为476％,虽然仍是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每股收益较大,但是对比非金融行业FEPS与NFEPS约2％的比例,金融行业公允价值变动对每股收益的影响是相对较大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每股损益(AEPS)在考虑转回的情况下是011元/股,不考虑转回的情况下是－0．05元/股,两种情况下AEPS绝对值均比FEPS大,可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每股收益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考虑转回与不考虑转回的指标差异较大.本文对转回(变量后标为_R)与不转回(变量后标为_NR)两组样本中同类指标的均值进行了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样本均值具有显著差异.基于此,本文预测考虑转回与否的实证分析结果会出现差异.表3为收益模型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各变量情况与价格模型相对应变量大体一致.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本文认为样本公司执行FVA后,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都有较大的影响.本文对以上回归模型分别做了Pearso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大多数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小,VIF值分别为711、701、441、414,不需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多元回归结果本文应用Stata软件,分别对式(1)~(4)回归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应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对考虑转回和不考虑转回两种情况分别进行检验.为了消除异常值影响,回归模型中所有的变量均按照1％的比例进行了WINSORIZE处理.同时加入年度虚拟变量,使用固定效应回归对企业进行控制.检验结果报告于表4和表5中.从表4价格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FV)在两组结果中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对股价有显著解释力,反观不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NBV)则不显著.在不考虑转回的情况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每股收益(FEPS_NR)回归系数为63372,对股价没有显著影响,而考虑转回的解释变量(FEPS_R)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只有在考虑转回的情况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股价才有显著影响.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只有考虑转回时在10％的水平下表现出了微弱的相关性.从表5收益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FV/Pi,t－1)在两组结果中均在1％的水平下表现出显著影响,说明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对股票报酬有显著解释力,与价格模型结果一致.在不考虑转回的情况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每股收益(FEPS_NR/Pi,t－1)对股票报酬没有显著影响,而考虑转回的解释变量(FEPS_R/Pi,t－1)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只有在考虑转回的情况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股票报酬才有显著影响,此结果与价格模型一致.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AEPS),无论是否考虑转回,该解释变量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与价格模型结果有微小差异.综合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本文发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均表现出显著影响,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衍生金融资产(负债)或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负债)而言,以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直接作为解释变量数据基础,或是将投资收益中与上述金融资产(负债)相关部分转回后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加总作为解释变量数据基础,两种方法下的结果差异很大,只有在考虑了转回的回归模型中,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每股收益FEPS对股价和股票报酬才有显著解释力,假设2在考虑转回时得到了证实.而对于资产规模更大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言,AEPS在收益模型下无论转回与否,均不显著,在价格模型下也仅在考虑转回时表现出微弱显著性,假设3仅得到部分支持.但是,综合这些回归结果,研究假设4得以支持.本文认为,考虑了转回的回归结果更为可信,说明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这与FVA对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具有重要影响的事实是相呼应的,它也支持了张金若等的观点,研究变量的设计必须符合财务会计处理逻辑.本文认为,研究假设4通过检验而研究假设3没有得到有效支持,说明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犹存.所谓“功能锁定”,是指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会锁定于某种特定的信息,导致不能充分利用相关信息来评估决策.例如,信息披露位置不同,投资者关注程度也会不一样.交易性金融资产等金融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信息是通过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反映的,处置时转入“投资收益”,均是计入当期损益项目.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先计入“资本公积”,而后在处置时才转入当期损益.按照Ohlson剩余收益估值模型,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可以及时有效地获得全部有用的信息并加以应用,以便作出相应的决策[13].因此理论上公允价值变动信息无论在利润表还是在股东权益变动表披露,都不会产生差异.但是事实上,我国的资本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投资者大多为非专业人士,报表的信息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投资者对损益信息的关注程度大于对股东权益变动信息的关注程度.虽然从2009年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除了计入资本公积外,同时在利润表“其他综合收益”中进行披露,但是披露的位置是在净利润之后,并未计入当期损益.由于“功能锁定”效应,投资者对其关注程度远不如计入当期损益的项目,因此没有利用该信息对股价和盈余进行判断、做出决策,从而导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信息没有表现出价值相关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基于Ohlson提出的剩余收益估价模型[13],同时使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对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执行FVA对股票报酬与股票价格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对股票价格和股票报酬都有显著影响,说明资产负债表的公允价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对信息使用者判断股票价格和股票收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与是否考虑转回因素有关.当考虑转回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股票价格和股票报酬才有显著解释力,也就是说利润表的公允价值信息才具有价值相关性,这说明是否考虑转回对FVA相关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结果印证了本文研究方法设计的合理性,也进一步支持了实证研究变量设计必须扎根财务会计处理逻辑的观点.但是,无论考虑转回与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信息与股价和股票报酬都几乎没有显著相关性.本文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存在“功能锁定”现象,投资者对于当期损益信息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对股东权益变动的关注,导致计入“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不具有价值相关性.本文还将结果与张金若等关于非金融行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相关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张金若等发现,在非金融行业中,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与股票报酬不具有显著相关性,考虑了转回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股票报酬亦不具有显著解释能力[10].这与本文金融行业的结果相反.本文认为这与我国实施FVA的情况是相符的.总体上,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持有大量以FVA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FVA对金融行业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金融监管部门都应对公允价值信息给予更多的重视;并且,投资者也能够应用公允价值相关信息对股票价格和股票报酬作出判断.相比金融行业,非金融行业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很少,FVA对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影响都十分有限,投资者对公允价值信息的关注程度也不及金融行业.
公允价值的特性
1运用公允价值的信息成本较高。首先，应该承认我国在市场经济与市场交易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欠发达、活跃，金融市场规模小、金融工具使用不普遍，因此，要取得有关的公允的市价就要花费很多成本。其次，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动态的，要求会计人员在每个会计期末分析各种因素，对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做出认定，这个过程也需要大量的信息成本。
2运用公允价值不应作为企业操纵利润的工具。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公允价值的使用会为企业操纵利润提供便利条件。这让笔者联想到：1997年至2000年间财政部大力提倡使用公允价值（1998年6月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首次引入“公允价值”的概念），而到了2001年财政部又不得不紧急刹车，在当年和修订的11项具体会计准则中强调了真实性和谨慎性，明确回避了公允价值计量；但是到了2006年2月15日，在财政部正式的39项新会计准则中涉及公允价值的就有22个。由此可以看出：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会计准则中应用的历程比较坎坷，从一开始的大力提倡，到后来修订中的回避，直到现在的重新引入，特别是自2006年以来，财政部对公允价值问题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可以得出：公允价值与利润操纵之间并不是没有必然联系--公允价值本身可以成为利润操纵的一种手段，但只要企业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不投机倒把，就一定能够回避利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的现象。因此，公允价值的盈余管理问题也一定能得到相应的控制。
3可操作性。在公允价值的实际操作这方面，确实含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与我国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及相关指引内容的缺失有很大关联。因此，可能会阻碍公允价值计量的合理性、有效性，给会计核算工作带来较多的可操作空间。
4可靠性。很多人认为公允价值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估计、假设和判断，可靠性不足。原因在于公允价值产生的前提必须是公平交易，非市场化的因素还在很多领域存在着，使得企业的部分资产与负债缺乏统一的完善的市场评价标准，难以使得公允价值有凭有据，所以信息质量很难保证。就拿公允价值在垄断市场上的情形来说吧：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垄断行业真实存在，因此垄断企业作为垄断方具有绝对的价格决定权这一优势，被垄断方对于交易的价格多少存在一些非自愿性。但市场始终是资产或负债价格的决定者，在垄断市场上交易双方如果最终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则垄断价格仍可作为公允价值；但问题是价格的垄断源于市场的缺陷，背离市场评价，显然会引起公允价值的操纵问题，影响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因此不得不承认公允价值在垄断行业的公允性是存在争议的。当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十全十美的，会计核算也一样，估计、假设、判断原本就是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并互相影响可靠性。在会计领域，可靠性不等于精确性和绝对性，而应该理解为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实际应用中，只要根据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实际需求，选择合理的计量基础和计量方式，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就能很好的体现。
应用建议
1建立规范的公允价值计量理论框架体系。自2006以来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中涉及公允价值计量的已有22个准则，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会计体系进步的结果，但是还应看到：目前，我国经济事项中涉及公允价值的相关事项很多、且缺乏规范的指导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和缺少计量公允价值的实务基础。随着我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逐步放开，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紧迫性将会越来越引起我国会计理论界的重视，因此加速完善公允价值理论体系，对具体指导和规范经济活动的发生、堵塞原有会计计量方法的漏洞、提高会计信息的可信度，具有积极的意义。
2建立与公允价值相适应的市场环境。随着我国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人力资源市场、金融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公允价值将成为我国会计工作领域中应用与实践的关键，而公开、活跃、健全的市场环境恰恰是实现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作为研究公允价值理论最有代表性的美国，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市场规则为主、政府监管为辅--只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公开活跃的交易市场，才能使公允价值计量不受利益集团的操纵，从而实现经济交易的“公平”、“公正”。
我国于2006年2月颁布的新准则引发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国内许多学者从理论上就新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预测和分析。赵治纲（2007）提出，新会计准则中包括投资性房地产、非货币易、债务重组等9个具体准则很有可能被上市公司用来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必须引起有关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重点关注。刘泉军、张政伟（2006）认为，新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引入持谨慎态度，在运用时有较多的条件限制，因此公允价值的适度应用不会成为操纵利润的工具，债务重组不会被滥用，同时新准则下，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空间将越来越小。沈烈和张西萍（2007）则认为，新准则体系下，盈余管理可借用的空间有消有长，并且对于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企业影响并不均衡。可以看出，就新准则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理论界尚未有统一的观点，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影响方面，由于公允价值在我国运用的时间不长，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比较有限。徐经长、曾雪云（2010）以2007年、2008年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公允价值收益、公允价值损失与管理层薪酬之间的敏感系数，发现上市公司存在着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重奖轻罚”现象，表明公允价值对管理层薪酬契约有明显影响，而薪酬契约是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动机，因此公允价值很有可能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有部分学者从金融资产、债务重组等角度研究新准则体系下，公允价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张涵，2008；路国光，2008；马超逸2009），但所用数据区间跨度较短，且结论不尽相同。综上，对于新准则实施以及公允价值应用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考察，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作为证据。新准则实施至今，财务数据比较充足，目前是检验新准则实施后果的一个较为恰当的时机。本文将首先比较新准则实施前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其次，将从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非货币易以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角度检验新准则下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2006年2月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在旧准则的基础上加上了20多项准则及指南。从对盈余管理影响的角度分析，一方面，新准则禁止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这一传统的盈余管理重要途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通过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的盈余管理；但另一方面，新准则在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方面赋予管理者更多选择和判断的空间（赵治纲，2007），例如，新准则下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以及预计净残值的改变，都采用未来适用法，不用追溯调整；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再被限制，并且摊销方法也不仅局限于直线法。而公允价值的重新引入，在债务重组、非货币易等事项上需要更多的职业判断，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管理者进行利润操控的空间。此外，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很多公司的资产大幅减值，之后的市场也大不如前，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有比较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假设1：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提高根据新准则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当期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并且影响当期利润。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基于公开、活跃的证券市场，比较容易取得，留给管理者的盈余管理空间很小。同时，金融资产一旦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在今后不得重新分类为其他金融资产，因此管理者在初始分类时会持谨慎态度。目前为止，采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司数目很少，并且选择采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模式以后也不得转为历史成本模式。因此，本文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不会对盈余管理程度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反映上述两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据此提出假设：假设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盈余管理程度无显著影响新债务重组准则将因债权人让步而导致债务人豁免或者是少偿还的债务，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实物抵偿债务，引入公允价值计量。这一变化为一部分公司提供了进行利润包装的新手段。同时在新准则下，非货币易也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确定需要大量的职业判断。当一些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管理者很有可能通过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的途径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当期利润，实现盈余管理目的。所以新准则下，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增加了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已有研究表明，这两项收入是营业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选用营业外收入作为其替代解释变量提出假设：假设3：营业外收入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在旧准则下，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是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途径。新准则下，虽然长期资产减值的转回被禁止，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过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但存货、坏账准备等流动资产的减值准备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仍可转回，上市公司仍有可能通过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公司管理层有可能在财务状况好的时候，多提减值，为日后盈余管理进行能量储备；在财务困境时，违背真实的情况，少提或不提当期应该计提的减值准备，甚至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使得本期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提高，从而提升当年业绩。本文以资产减值损失作为资产减值的解释变量，提出假设：假设4：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数额越少，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越高操控性应计利润是管理者可以通过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方法操控的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标之一，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盈余管理相关的研究中。本文首先从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角度，对新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进行比较，检验假设1。其后进一步探讨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对假设2、3、4进行检验，最后分行业对假设1的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按盈余管理动机对假设2、3、4的检验结果进行验证。
（二）新准则实施前后盈余管理程度比较具体为：（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部分研究中，选择2003年至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来自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对上述样本做如下处理：剔除金融、保险业的公司，剔除模型中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获得样本公司11976家。（2）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采用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的指标，计算借鉴吴联生、王亚平（2007）总结的通过非预期应计利润模型的方法进行。其中，DTACt为上述计算得出的公司第t年末操控性应计利润；dummyt为虚拟变量，若年份t≥2007（即新准则实施后），dummyt=1，否则dummyt=0；ROEt为第t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以当期盈余与期末净资产的比值表示；LEV为产权比率；SIZE为规模，以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PB为市净率；此外模型还对行业进行控制。本文对于假设1的检验，就是要考察α1是否显著为正。
（三）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具体为：（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部分研究样本，是在上部分研究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剔除2007年之前的数据，以及模型二中主要变量缺失的公司，得到样本数据5942个。（2）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本部分研究探讨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根据准则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情况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因此本文选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替代解释变量“；营业外收入”一直是盈余管理的重灾区，在公允价值计量下，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利得是“营业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选用“营业外收入”作为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以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替代解释变量；此外，本文以“资产减值损失”作为资产减值的替代解释变量。针对假设2、3、4，本文提出模型2。其中，FV表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数值除以期末资产总额表示；YYW表示“营业外收入”，以“营业外收入”科目数值除以期末资产总额表示；JZ表示“资产减值损失”，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数额除以期末资产总额表示。其他变量的解释同模型1。对假设2、3、4的检验，主要考察β1是否不显著，β2是否显著大于0，β3是否显著小于0。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1）提供了两个数据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新准则实施后公司的平均业绩和市净率有较大程度提升，但平均盈余管理水平也明显提高，平均规模和平均产权比则较为稳定。另外，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平均数额远低于营业外收入和资产减值损失，可见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司并不多。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在回归时对所有变量进行1%~99%winsorise处理。
（二）回归分析表（2）是各假设的检验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dummy的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2007年之后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明显高于之前的年份，即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提高，假设1的推论得到证实。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V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操控性应计利润不相关，即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不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产生显著影响，这与假设2相符。YYW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营业外收入越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也越高。在新准则下，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是营业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结果显示，公允价值计量下，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很可能已成为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新途径。假设3的推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JZ的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反映资产减值损失数额越大，操控性应计利润越小，表明在公司需要调高利润的年度，管理者很有可能通过少提或不提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当年利润，粉饰业绩，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三）稳健性检验已有理论研究认为，新准则的实施对不同行业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影响并不均衡（沈烈、张西萍，2007），本文按照行业一级代码将样本一分为12个组，利用模型1分别进行回归，检验新旧准则对不同行业盈余管理的影响。表（3）反映了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针对新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各行业情况有所不同：新准则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交通仓储、信息技术、批发零售以及房地产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而农业和电力能源行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却是显著降低，其他行业则不显著。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在于：由于各行业涉及的业务范围、竞争环境、生产特征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别，新准则中各项实施细则的变动对各行业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很可能也会有所区别；新准则实施以后的年份中，一些制度法规的变动（例如税收政策、行业规范等）对各行业的影响会有所差别；针对一些政府重点发展和扶持的行业，例如农业、能源行业等，享受近年来推行实施的各项鼓励政策、引导政策以及政府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和财政补贴，而进行盈余管理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相比而言，从事这些行业的公司管理层，不会有很强烈盈余管理动机。根据公司所处的财务状况不同，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各异，相应采取的盈余管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前人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有“洗大澡”、扭亏为盈、配股和平滑盈余等（张丽，2009）。为了保证模型2结果的稳健性，同时为了进一步探究具有何种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管理者选择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本文根据ROE的范围将模型2的样本按照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细分为亏损公司、微利公司、配股动机公司和平滑动机公司四个组，并利用模型2分别进行回归。其中ROE<0的公司为亏损公司，ROE的范围在［0，1%）的公司为微利公司，ROE的范围在［6%，7%）的公司为具有配股动机的公司，ROE≥10%的公司为具有平滑盈余动机的公司。表（4）反映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四组样本的回归结果中，FV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对于具有这四种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操控性应计利润均不相关，假设2的结论比较稳健。其可能原因在于，目前为止，我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司寥寥无几，不能产生重大影响，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有较为成熟的市场为基础，易于确定，留给管理者的操控空间很小。因此，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计量都不会对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产生显著影响。假设3的结论对于亏损公司和具有平滑动机的公司比较稳健，说明这两类公司更倾向于通过“营业外收入”科目进行盈余操控，而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很可能已成为实现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此外，资产减值损失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并不十分稳健，可能的原因是，在旧准则中长期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和转回是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方式，新准则中禁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管理者通过这一途径进行盈余管理（张然等，2007），因此资产减值损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也会相应削弱。
四、结论
【论文摘要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引入成为一大亮点。在执行中需要会计人员认真分析其本质，提高可靠性。
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一经即获得学术界及实务界广泛的关注和探究。虽然其中不乏赞誉之声乃至质疑之意，但是各方一致地将全面引入新准则的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视为“革命性的重大突破”和“一大亮点”。这一亮点更被一致性地视为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实现实质性趋同的一个重要性标志。众所周知，公允价值计量已成为国际潮流，且已作为国际会计准则（IAS）的基本理念。但是，财政部根据我国国情，出于谨慎，在新准则体系中适度对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非货币易等采用了公允价值，而对市场相对不活跃，各方面不符合公允价值条件的资产仍保持历史成本计量。在执行时，除公允价值外，减值预备、未来现金流量的判定及折现率的确定等新会计标准都要求会计人员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职业判定力和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
一、公允价值的本质分析
公允价值一经提出，在会计界掀起了十分激烈的讨论，支持方和反对方各有其坚持的理由。在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熟悉方面，国内目前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公允价值作为一种独立计量属性，对其他计量属性起到了补充功能；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允价值本身并非一种计量属性，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在不同情况下都可能符合公允价值的定义。这一分歧的解决，对公允价值的应用起着关键功能。究竟应当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公允价值是解决此新问题的关键。
所谓计量，是指以选定的能够反映计量对象内在特征的尺度并将其内在特征予以数量化。因此，计量属性则是被计量对象内在特征的外部表现，主要解决的是计量何种特征的新问题。笔者认为，要正确熟悉公允价值，首先要深化对资产本质的熟悉。20世纪早期，会计学界普遍赞成以历史成本计量资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学在会计中的应用，对于资产更倾向于价值计量，即强调资产的客观价值及其服务潜能。由此可以推出，公允价值是计量对象自身的客观价值，它是资产或负债内在的或者自然的属性，不能做出绝对的准确计量，只能依附于其他计量方法来表现。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定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中提到的五种计量方法是公允价值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的反映形式，是计量资产或负债客观价值的工具。这些计量方法是外在于计量对象的，它们是由人们的主观判定选择的结果，而作为计量对象内在属性的公允价值则是唯一的，它本身不是一种计量属性，而是需由其他计量属性来表现的客观价值。
再者，从公允价值存在的条件来说，无论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还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SAB）都倾向于交易对象存在的活跃市场。根据IAS的定义，活跃市场是指满足以下条件的市场摘要：（1）市场中交易的项目是同质的；（2）通常可以在任何时候找到自愿的买方和卖方；（3）价格公开。由此可以看出它和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的异曲同工之处，即摘要：公允价值实现的基础是一个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它等于供给和需求达到一致的均衡点的理想价格。但是，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市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所以，把公允价值等同于市价或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这一普遍观点是欠妥的。
新问题的关键在于，20世纪末以前，公允价值计量的技术新问题始终是国际会计界的难题之一。在存在同类资产或类似资产的活跃市场的条件下，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和短期可变现净值可以作为公允价值，这种情况下公允价值计量的难度相对不大。然而，在任何国家，对所有资产或负债的活跃的市场并不可能处处存在，此时的公允价值计量必须采用现值技术。由于特定个体对于和特定资产相关的未来现金的流量的估计、风险的估计和折现率的选择往往各不相同，导致现值技术运用的主观判定因素较大，可验证性却相对较低，从而公允价值在实务中的运用倍受挫折。
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会计必须要针对现实的环境作出变革。国际学术界及实务界对于公允价值的追求并没有因为以上困难而停止其脚步摘要：FASB在其的第7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7）《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中，探究了会计计量中现值计量的目的，提供了指导现值使用的一般原则，尤其是当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或这两者均不确定时现值的计量新问题，SFAC7的标志着会计理论从此步入了价值计量的“不归路”。据统计，截至2004年12月底，FASB共了153项准则，和公允价值有关的会计准则有60项。在国际会计准则中，75%的现行准则运用了公允价值，越是新近的准则，采用的比例越大。
在我国，公允价值的运用虽然历史短暂，但却走过了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在1998年至1999年由财政部颁布的《债务重组》、《投资》、《非货币易》等具体准则中，首次大张旗鼓地运用了公允价值。然而，其后两年的运行过程，屡屡发生上市公司之间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肆意高估资产的公允价值以达到利润操纵的目的。有鉴于此，2001年初，我国对以上具体准则进行了修订，提出尽量回避公允价值的方针。2002年，财政部基于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公允价值将越来越轻易取得的趋向提出将在更多准则中采用公允价值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深入地贯彻于2006年初的新准则之中，公允价值概念和计量得到了全面的应用。
二、公允价值计量的优越性
（一）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
主要以合约形式出现的衍生金融工具因不具有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加之交易和事项大多未实际发生，传统的历史成本无法对其进行会计处理，而公允价值计量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个新问题，其价值的确定并不取决于业务是否发生，只要双方一致同意就可形成一个对市场价值判定的价值。因此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反映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同时将衍生金融工具的到期累积风险分散到其合约的存续期间，也符合稳健性原则。
（二）使会计收益更加真实、全面
按传统的会计学收益概念，会计收益是指来自交易期间已实现的收入和相对应费用之间的差额。经济学的收益概念除包括会计收益外，还包括非交易和未实现的资产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和损失，较之会计收益在内容上更为真实和全面。而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恰恰就是既要计量资本和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还要计量公允价值变动造成的利得和损失。这样可弥补会计收益的不足而向经济收益看齐，更加准确地披露企业获得的现金流量，更确切地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及所承担的财务风险，更合理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及企业的真实收益，可以全面评价企业管理当局的经营业绩。
（三）有利于企业的资本保全
企业对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能力必须回购，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如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计量得出的金额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将购不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产能力。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计量时，不管何时耗费的生成能力一律按现行市价或未来现金流量现价计量，计量得出的金额即使在物价上涨的环境下也可以购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成能力，企业实物资本得到维护。
（四）更加符合配比原则的要求
对于非货币性资产而言，其计量的主要目标在于计算本期的企业收益。现行企业计算收益时，收入是按现行市价计量，而成本、费用则按照历史成本计量，收益包括劳动者创造的纯利润和由经济因素影响形成的价格差。现行的利润分配制度对这两者不加区分，从而形成收益超分配、虚利实分的现象。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这种现象就能很好的解决。在公允价值计量下，收益是现时收入和按公允价值计算的成本费用配比的结果，因而更能体现配比原则。
（五）提高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综上，按公允价值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较之于历史成本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而言，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从而提高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按公允价值计量得出的信息能为企业管理人员、债权人、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提供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避免因历史成本无法反映未实现利得和损失而做出错误判定，从而为他们的经营、决策提供更有利的支持。
三、提高公允价值可靠性的思路
当历史的洪流再次把公允价值推入我们的视野之中时，我们应该理解其必然性。此时，任何的质疑都是苍白的，我们所应做的是积极地面对，探索提高公允价值可靠性的路径。
（一）构建一个活跃的市场，为公允价值计量提供环境支持
公允价值的应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对公允价值的应用提出了要求，而市场经济的深度、广度越大，市场交易就越能以公平为特征，交易价格就越公允。可见，活跃的市场是公允价值运用的基本前提。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基本确立，但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国际上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资产或负债缺乏完善的市场，难以通过市场取得有关公允价值的完备信息。显然，构建活跃的市场环境，是解决公允价值可靠计量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二）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为公允价值计量提供制度保障
公允价值计量的全面推行依靠于相关制度的配套完善，其中包括监管制度、资产评估制度、公司治理和审计制度。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国际会计准则相比，我国的新准则体系对于公允价值应用的态度仍是十分谨慎的。如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中，相当强调商业实质的概念和具体判定标准，这对于公允价值的滥用起到了一定的防范功能。
为加强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笔者认为，应当加强对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监管。如要求在附注中披露重要公允价值信息的计量基础（是采用现行市价还是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程序（包括从类似资产的市价调整为所得公允价值的程序、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时间和金额的程序以及折现率的确定程序）、计量的关键假设及其依据，并陈述其合理性及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尽可能降低公允价值计量的主观性和可操纵性。笔者发现，这一思想较好地贯彻于资产减值准则的披露要求中，但其他准则如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和非货币易准则（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的披露要求却显欠缺。
（三）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为公允价值的可靠取得提供技术支持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借助于信息技术攻克各学科难题的例子已屡见不鲜。在这样的时代，撇开信息技术的支持，而谈攻克国际会计难题——公允价值的可靠计量，是不明智的。迅速发展的网上交易不但活力无限而且数据资源丰富，收集活跃的网上交易数据，是否有可能建立网上公允价值数据库，则大量公允价值信息不仅可能可靠地取得，而且可能及时取得，其可验证性新问题也可能将灰飞烟灭。
（四）加强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为公允价值的可靠计量提供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