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的辨析和澄清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如果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看作是一项待建的工程，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概念就是施工建设的地基。而相关概念的形成，尤其是对于基本概念与核心概念来说，则更需要借助哲学思维来实现。从某个角度来看，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哲学性的研究，这一结论是经过前人的验证而得出的。大部分研究学者都是将基本概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开始，之后才对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范畴的体系进行建设。
(二)观点的概括和提炼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实际上，大部分的原理体系都是由多种观点或某种定理组成的，但是，对这些观点进行提炼或概括，从而使其具有规范性，则是原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基础内容之一。这一基础内容仍然需要依靠哲学思维来完成，这是因为哲学思维具有非常好的抽象概括功能。有些事情从表面来看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如果用哲学的思维来思考，其内部的复杂性就表现出来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所有的基本观点，不论是定理，还是最终得出的结论，都能够借助哲学思维进行思考，从而深入提炼。
(三)体系的建构和论证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将已有概念与定理整理、建构成一项完整的建筑工程，离不开系统性的思维与全面的眼光，同时，也离不开较强的学术能力。对于这一问题，哲学发挥出了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并非分析某些细小事物的哲学派，而是一种广阔思维的世界观。要想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研究，就必须了解教育，同时，还要了解基本的政治与哲学，这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把握好运用哲学思维特别是哲学概念的度
(一)哲学思维应用不足站在哲学思维应用不足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就存在不少问题。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它拥有诸多相似的概念，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等，但是，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具体边界以及理论定位等问题都十分模糊。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中，广义与狭义共存，不仅如此，还有更广义与更狭义的范畴。因此，必须设立过渡与转换的临界点，在两个甚至多个层次中随意转换是不被允许的。就拿对“思想政治教育”下定义来说，很多研究学者都称其为“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所具有的东西”，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广义的定义。然而，在之后的研究与表述中，研究学者未经任何过渡地声称:“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显然，这种说法并没有考虑到其他阶级与社会集团对培养目标所给出的定义。
(二)哲学思维的运用缺少原则性正如以上所说，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时不能缺少哲学思维，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运用哲学思维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有些学者在提炼关键论题时，并没有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当作源头，更没有以历史经验为探寻对象，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生搬硬套，并冠之以“思想政治教育”，以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关键提要。从浅层次上来看，这一现象是由学术繁荣造成的，然而，实际上却是毫无意义的争论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需求而构成的经院哲学。这种行为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建构做出贡献，甚至还加大了原理建构与教材编写的难度。
(三)哲学思维应用过多由上述内容可知，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论题的提取不能在哲学原理中生搬硬套，还要注意哲学概念的运用，应尽可能地遵循“少即是好”的重要原则。哲学思维与哲学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不能将两者等同。在运用哲学思维的过程中借助哲学概念是可行的，但要尽量降低哲学概念的使用频率。专业的哲学研究往往会非常频繁地使用哲学概念，但是，当哲学运用到其他领域时，如果运用过量，就是不妥当的。不仅如此，过度依赖于哲学概念，从某一角度来说，就显示出了哲学思维的愚昧。精细、系统的哲学思维应该是运用于无形的，同时，还是在解决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涉及到多领域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学科群。因此，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理应分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学科，但是，它们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一)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区别实际上，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理论抽象层次更高，我们才说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研究重点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中的哲学问题，还包括实践中遇到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基本概念问题，通常情况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依据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等。在发达国家的教育哲学发展过程中，值得一提的就是道德教育哲学，它提出了非常多的具有价值的论题与观点。
(二)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而非完全背离的。原理的阐释必然会涉及到相应的“元问题”，也会依赖于“元理论”的某些研究成果。所以说，上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内提取出来的。其次，当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哲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尤其是比较成熟的结论，将被“名正言顺”地归纳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有时也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相对分离与互动，会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推向高峰。
四、总结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当中引入案例教学成为当前高校公共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应用案例教学时,应注意遵循案例的生动性、通俗性与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方法比例相协调的原则;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教学目标相统一的原则。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应用原则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传统注入式教学方法以传授知识为目标,较为单调、呆板,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2005年2月,、教育部又下发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明确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认真探索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当中引入案例教学成为当前高校公共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探讨案例教学的应用原则对于更好的搞好教学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关于案例教学实践的回顾
案例教学法(CaseStudy)最早发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问答式”教学,原是讨论问题的方式,即从意见对
立中寻求矛盾,在矛盾中寻找新的意见,在归纳的基础上,形成对真理的表述。作为现代教学方法,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是由哈佛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朗德尔于1871年最早使用于哈佛大学的法学教育之中,由于其鲜活性、启迪性、针对性、直接实践性的鲜明特点,在法学、管理学、部门经济学等教学中广泛应用。1980年前后,案例教学法引入我国,逐渐在我国经济管理类、法学类、医学类以及其他许多应用学科的教学中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随之在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开始推广,如上海交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心主任黄伟力教授在2000年就提出:案例教学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方法改革的方向。2001年海南大学钱伟量教授的《邓小平理论概论案例教学研究及教学案例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将“案例教学法”引入“两课”,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案例教学的基本思想是以促进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和培养学生独立判断、批判和决定事物的能力为目标,要求教师根据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利用真实的事件设置一个具体的教学案例,引导学生针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以达到高层次认知学习目标的一种启发式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把传统注入式教学方式变成一种促进学生成为教学主体,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探索性学习的开放式教学方式,变传统的单向信息沟通为全方位的多向沟通,它充分调动了全体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和学习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教育资源。不仅符合我国多用启发式、少用注入式教学法改革的要求,而且对于进一步改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思想道德素养及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2关于案例教学实践的原则
随着案例教学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为了更好的达到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要求,应当积极探讨在案例教学的应用中注意遵循的原则。
2.1案例的生动性、通俗性与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体系完整而严密,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较强,单纯使用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法,使学生逐渐丧失了学习兴趣、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若辅以案例教学,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新颖活泼的形式,让学生直接参与教学活动,师生共同分析、探讨、争辩、质疑,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但如果片面追求案例的生动性、通俗性,追求课堂气氛的生动、活泼、活跃,忽视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抛开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则与教学目标背道而驰。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灵魂在于它的思想性,必须用课程自身的魅力去吸引学生。案例是表象和思想的切入点,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应遵循案例的生动性、通俗性与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案例的应用必须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针对教学的特点,针对课程特点,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紧紧围绕教学主题展开,以教学目标和教学基本内容为主线来应用案例、组织材料,不能追求那种只是表面的、显而易见的刺激,不能简单地堆砌案例,更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课堂气氛而牵强附会地拼凑案例。应用案例前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总结和提炼,针对其重点问题、核心问题有针对性地选择案例;在选择使用案例时,要注意思想性、政治性,选用的案例要恰当、典型,既要与形势、与生活实际联系密切,又必须与有关教学内容的知识点相关联。透过案例表象揭示蕴涵的内容,挖掘精神实质,让学生认识到各种事实和现象背后所揭示的客观世界的真理和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真正的学习兴趣。
2.2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方法比例相协调的原则
在案例教学应用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比例过小。在完成基本教学内容之后,刚刚引出案例说明、佐证、引申基本教学内容时,而教学时间却即将结束,没有充裕的时间引导学生针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另一种是比例过大。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传统教学法和电化教学、现场观摩、社会调查等其他教学方法,大量的案例列举,甚至搞案中案,把政治理论课上成案例课、故事会,让知识服务于案例,使学生沉迷于案例,偏离案例教学法的实质和本意。不仅占用大量的课堂教学时间,致使师生无法针对案例进行充分的阐析、讨论和评价,学生无法有效地参与到课堂内,教师应有的引导、启发作用也无从发挥,而且不利于学生对知识要点的理解和把握,案例教学法的效果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严重削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
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教师在案例教学的应用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时间的安排。要保证学生能直接参与教学活动,有时间对案例要进行深入的分析,从一般现象中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提高学生的判断、分析、归纳、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在应用过程中要注意与传统教学方法和其他教学方法的比例,案例在整个教学内容中的比例一般不宜超过三分之一。政治理论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教师的课堂教学应以系统讲授为主,通过对教学中难点、疑点、重点、焦点问题的阐述,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和消化课程内容,案例教学只能作为系统讲授的辅助方法,而绝不能把政治理论课教学变为纯案例教学。在实际的教学中,要从具体教学目的出发,有针对性地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使它们互相结合、取长补短。既要重视案例教学法,又要重视其他方法的研究和运用。如果不顾教学内容的特点,一概用案例教学,忽视其它方法的运用,也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应围绕所授知识点精选案例,并注重情境启发和典型引导,帮助学生分析和提取出案例中所包涵的基本原理,要处理好应用案例教学和采用其他教学法的关系以及案例与教材的关系。要把具有直观性、生动性的案例与具有科学性、知识性的教材结合起来,既不能让案例脱离教材,也不能用案例代替教材,这样才能达到科学性、知识性、主动性和趣味性的统一,较好地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
2.3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教学目标相统一的原则
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从理论上解决学生的深层次思想认识与信仰问题,培养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成的科学思维方法去解决现实问题,使学生明确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历史使命和功能。因此,在教学中不能过量、片面引进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腐败和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虽然可能会暂时产生一些轰动效应,增加新鲜感、新闻性和煽动性,但不利于学生思想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甚至影响学生的信仰、信念、信心、信任,从而严重偏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
“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这些年来一直在向前推进，但是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白淑杰认为应通过教学实践，不断从资源建设、教学方式、学生学习形式的角度出发，以“整合”为核心来探究一种更科学、更符合开放教育特点的教学模式，以更好地促进开放教育的发展。他认为“整合式”教学实践需要解决资源共建、共享以及课程评价体系问题。高丽、张凤艳、李见恩提出要在“政治学原理”授课中运用动态教学法，所谓动态教学法是指在讲授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发展变化的眼光和思维方法，把教科书中的基本理论与现实政治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以求更具体、生动、真实地加以阐发。张荆红提出教师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应将多元互动教学模式落实到政治学原理教学的每一环节，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陈莉莉认为在“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中应用启发式教学法，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郭淑清、范丽娟提出教师要以生态理念为指导，尊重个体的生命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实践者，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生态教学模式是提高“政治学原理”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陈红、宋强分析了研究型教学模式的特点，认为该模式实质是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引导学生发挥自主创新作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付金柱认为在“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中采用“读写议”教学模式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师单一讲授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上研究成果是对“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有益探索，富有重要启示意义，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扬弃。但是前人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政治学原理”的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各种方法都是各有利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有效的方法。传统的讲授法在目前仍然是使用范围最广的方法，所以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也是非理性的。因此，课程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不能仅仅为了方法而研究方法。除了方法研究，还要探讨“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在教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在此基础上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是什么？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析，并提出课程改革的思路。
二、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理念
1.以学生为本，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政治学原理”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基础课，概念多、理论性强。例如，、政治、国家、权力等概念均是对人类政治社会中某些共同特征的归纳，在现实中几乎很难找到完全符合的对应物，学生在接受相关知识时就容易感到空洞，兴趣寥寥。在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往往采用“填鸭式”的教学，学生只是“洗耳恭听”，是机械的记忆和记笔记，教师和学生不是处于对等的地位，好像平行的两个世界。现代教育理念要求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以学生为本，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课程教学改革应该以学生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不再是知识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知识的主动获取者。诚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而没有兴奋的情趣怎么能激动人，没有主动性怎么能唤醒沉睡的人，没有生气勃勃的精神怎能鼓舞人呢？”
2.以现实为依托，突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政治学是研究人类政治活动规律的科学。通过对原理的学习有助于增强公民意识、政治认同感和政治信任感；有助于借鉴和吸取外国政治的合理因素，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助于提高广大干部的管理才能，实现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助于增强学生对中国政治生态的了解，提高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认知水平。因此，学生理解和掌握一些基本的原理和方法是必要的。然而纯理论的教学会比较枯燥并且容易和实际相脱节。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能及时关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实际问题，要密切地关注时代的发展，关注社会的热点问题和政治问题，通过教学让学生深入了解社会，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从而使“政治学原理”充满鲜明的时代特色。
3.以发散思维为主，培养学生思维方式。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思维总是同人们的认识过程相联系，它是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运用判断和推理的认识过程。发散思维是人们在一段时期内不拘一格地朝着多种方向去探寻各种不同的方法、途径及答案，呈散射型或分叉型的思维模式。发散思维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它有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有助于打破思维定式，摆脱传统的知识或经验的束缚，开拓新的知识。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发散思维鼓励人们不要墨守成规、由此及彼大胆想象、勇于探索，可说发散思维是创新的必经途径和特征。心理学家吉尔福特也说过，“人的创造力主要依靠发散思维，它是创造思维的主要部分。”大学阶段的学习，学生掌握必要原理、具体的专业知识当然重要，但是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进行思维模式训练。一些具体的知识学生可能没出校门就忘记了，但是一种良好的思维模式一旦形成，可能会对其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大学生要学会思考、敢于思考，要培养一种发散型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漏斗”型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开阔视野，兼收并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政治学原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息息相关，作为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对于社会的突出政治问题不要做预设性的结论，而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去思考去探索，最后再运用知识去分析。此所谓“，带着知识走向学生”，不过是“授人以鱼”；“带着学生走向知识”，才是“授人以渔”。
4.以角色转变为切入点，培育多元互动的课堂。
角色一词原来是指规定演员行为的脚本，社会心理学家把它引入到社会心理学中用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特征。人在社会关系中的状况决定了人的社会行为，和脚本规定了演员的行为相似，人的社会角色受到一个人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发挥作用的影响。同时角色理论也说明，一旦所处的环境或者影响的条件发生改变就需要及时改变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课程教学改革要求教师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及时转变自己的角色，在不同的角色下教师应当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做什么。组织行为学认为，任何行为的产生都是由动机驱使的。其中需要是动机的基础，没有需要一定不会产生动机。在课程教学改革中只有教师有了改革的需要并有意识地去研究时才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当然，这种需要不是外力强加给教师的，而是教师内在的激励所形成的。此外，一旦教师有了这样的角色需要，那么其自身的行为也就有了一定的目标指向。为了实现这种目标，教师就需要有意识地选择将如何去行动，应该承担和扮演怎样的角色。
三、课程教学改革面临的挑战
1.课程教学改革要有激发性。
所谓激发性就是在“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一定的自由和学习的方法，让他们就自己所喜欢的内容进行深入的钻研，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培育学生属于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激发性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培养学生对政治学的兴趣，挖掘学习的潜能，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为实现此目的，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课题的选定、方法的采用、问题的设计、考核的方式等环节均需要认真思考、精雕细琢。
2.课程教学改革要有针对性。
首先要紧紧围绕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方案的目标，譬如对于新建地方性本科院校要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因此课程教学改革要突出应用性。其次要针对课程的性质“，政治学原理”毕竟是属于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中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忽略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学习。最后要针对学生的特点，有的放矢。教师在授课及课余应通过与学生的沟通了解学生对课程的要求和偏好，根据学生的一些不良思维定式和对政治课的偏见，有针对性地逐步转变学生的观念。要解决学生轻视课程的心态，培植他们对专业的兴趣。
3.课程教学改革要有互动性。
所谓互动性，就是教师在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指导下，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变以教师为主的单中心模式为以学生、同事、督导等参与的多中心模式。在“政治学原理”教学改革中要欢迎其他教学主体的参与，集思广益，在与他人的沟通交流中取得好的改革思路。笔者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教师可以尝试转化为学生中的一员，与他们平等沟通和切磋。利用课堂讨论，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遇有争议性的问题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自己不先做预设性的结论，鼓励学生人人参与讨论，互相交流。
四、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
1.教师要有课程教学改革的意识。
改革的意识就是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它对于课程教学改革同样具有指引作用。教师作为课程教学改革最主要的主体，必须要有改革意识，这是教学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首要因素。
2.教师要不断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
20世纪末，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就提出面向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是要培养学生学会四种本领：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在这一目标指引下，教师不仅需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还要有较高的实践能力；不仅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还要教给他们做事技巧、与人沟通合作、生存的技能。为实现此目标，教师需要不断地学习，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在质和量上都要不断提升。就“政治学原理”而言，该课程难度系数很大。教学的过程中会涉及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学习，扩大自身的阅读量，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期在授课的过程中做到有广阔的发挥空间。
3.合理使用现代教学方法。
首先，可以尝试任务驱动法，指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在问题动机的驱动下，紧紧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对学习资源的积极主动应用，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并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引导学生进行一种学习实践活动。该方法让学生的学习活动必须与大的任务或问题相结合。以问题来引动和维持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带着真实的任务学习。其次，合理使用讨论法。讨论法是一种较为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它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讨论法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口头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通过讨论来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使用讨论法的过程中，教师要尽可能发现和掌握讨论的时机，选择好讨论的主题，合理地设计讨论程序。最后，合理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把具体的理论知识和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政治学原理”的核心概念，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阔学生的视野，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式，有利于实现教与学的统一。在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注意要选取适当的案例、问题的设计要有启发性和可辩论性、教师要恰当进行角色定位并且做好案例教学的过程设计。
4.完善传统教学方法——讲授法。
1．社会经济关系，就是反映社会经济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生产始终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90页），因而人们在生产中必然发生构成这种社会形式的独特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所有制关系，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正是这类经济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即生产是为谁的利益进行的，决定了社会的阶级结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固有的与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构成了该社会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指出，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由此确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五种社会经济关系，规定了五种社会形态。
2．组织经济关系，就是在具体组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和协作，企业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调节经济运行的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等。这类经济关系，一方面是适应生产一般的需要，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显示出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某种共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产关系（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共性，生产资料所有制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
二、生产关系两层次的区别和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1．二者的区别：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在经济上的质的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根本区别之所在；组织经济关系的许多内容往往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
2．二者的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两者是一种从属关系。社会经济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组织经济关系反映的是人们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前者是决定性的，后者是从属性的，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形式。
三、正确理解生产关系两层次的意义
1．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统一性。“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从经济上来说，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反映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改革）是改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是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非但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促进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规定了正确的方向，是改革开放得以健康顺利发展的保证；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分清生产关系两层次，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政治学原理》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一门重要的基础性课程，其本身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旨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政治观和公民意识。但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存在教材编著中价值导向上“西主中附”现象、教材内容上缺乏完整性以及教学方式上过于追求形式创新等三大问题。为此，要改变《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就必须对症下药，切实保障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提升。
关键词：
政治学原理；教学改革；维度
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原理》无疑是一门基础性课程，特别是对政治学、行政学等专业学生来说，更是极其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作为一门重在介绍政治学领域中“元理论”的《政治学原理》课程，其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形成独立的政治思考和分析能力，具有“终身受用，终身受益”的价值。在我国，政治学曾一度被视为伪科学遭取消。自20世纪80年代起，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恢复和重建。在30多年的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建设中，《政治学原理》这门专业基础课程自身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因此，认清《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此作出针对性的改革和创新，对加强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存在的三大核心问题
首先，在教材的价值导向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西主中附”的倾向。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政治学原理》是帮助当代大学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程，担负着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重任，意识形态性比较强。因此，在《政治学原理》的教学实践中，既要致力于学生对政治理论的学习兴趣、对政治实践等认识和思维能力等的培养，又要通过课堂教学逐渐帮助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掌握对国家、民族、宗教以及权力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政治学原理》课程在教学中必须坚持的根本价值导向。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政治学原理教材普遍存在明显的“西主中附”倾向。据笔者了解，很多高校选用同一本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学原理》教材，而且是作为高校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之一被推出的，即2004年出版的《政治学导论》(2004年6月第2版)。在该教材中，全部的引文大约310多条，但其中关于中国问题的引文不足30余条，如加上马列的引文在内也才70多条。也就是说，在该教材全部的引文中，80%都是西方学者的论著或西方政治实践。同样，在该教材所列的参看书目中，西方学者的论著同样占80%以上，甚至连一本马列的论著也没有，更不用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文献了，类似情况不只是这一本教材。可见，这类教材在价值导向上更多偏向于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对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只是零星论及。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容易拿西方国家政治发展规律和模式来对照我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无法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其次，在教材缺乏完整的政治学原理教学内容虽然政治学学科恢复至今已有30多年，学界和教育界对《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程的理论和教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来说，政治学的学科特色仍不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问题在于人们对这门课程的范畴体系及其逻辑关系研究不够深入，研究主题不够明确，直接导致所编写的《政治学原理》诸多教材与其他学科在内容体系上区别度不大。众所周知，范畴体系是一个学科区别另一个学科的主要特征，每个学科都有其独特的范畴体系。然而，从目前来看，在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尚未形成类似经济学那样，由“核心范畴——基本范畴——一般范畴”等所构成的完整范畴体系，各范畴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清晰。这就必然影响到教材具体内容的设置。有的教材依然停留在对中学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的简单重复，理论体系性不强；有些教材虽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种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西方政治学说的话语体系之上，严重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因此，没有一套完整的范畴体系，没有厘清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无法保证政治学原理教学内容体系的完整性，这使得《政治学原理》教学过程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也就难以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最后，在教学的方式、方法过于追求形式且缺乏实效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多样性的教学手段。随着现代教学手段和方式的不断更新和运用，人们在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中也取得较多成果，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一是越来越多的新教学法得到不断运用，目前在《政治学原理》教学实践中，生态教学法、多远互动教学法、研究式教学、“读写议”教学法等多种现代教学手段被普遍接受，这些教学手段和方法相对传统的“灌输式”讲授法无疑是一种创新，也确实提高了教学效果。二是相对于过去教师主导课堂的传统模式，现代课堂教学更重视学生的主体性，比如在研究式教学法、“读写议”教学法等中，就极为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三是强调教学方法创新中的多学科融合，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过去单一学科视野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学生提供理解和分析政治问题的跨学科视野。当然，其中，依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体现在：过于重视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甚至迷信新教法，反而忽略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起的作用，直接导致授课教师对自身政治理论素养的轻视；与此相关，传统的讲授教法也被逐渐边缘化。而对《政治学原理》来说，有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还是离不开教师对其的深入解读和阐释。此外，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过多追求方法上的创新，案例、互动等内容安排过多，虽然形式上好看，课堂氛围会很活跃，但会使学生对基本知识的学习出现碎片化。因此，再好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其本身也都是一种手段和形式，不能因为过于追求形式而忽略了教学的最终目的。
2《政治学原理》教学改革的相应推进措施
针对目前《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要推进《政治学原理》教学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应从教材的价值导向、教材的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等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在教材的价值导向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创建并教授中国自己的政治学原理。在《政治学原理》的教学中，必须摒除西方中心论。这里涉及一个怎样对待西方政治学说的问题。一方面，要肯定西方政治学说及其政治实践的价值，西方政治学说是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理论学说，也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成果，对于这些文明成果，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应该敢于吸收和借鉴。但这并不是说要一味地照搬照抄，中国的政治实践有其自身的传统和规律，政治学研究首先应该立足于中国现实，研究中国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这是根本。当然，西方政治学说的科学内容和方法可以拿来作为参考。因此，在《政治学原理》教材编著的价值导向上，决不能将西方政治学说当成普遍原理来加以定位，而应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教材编著中的主导性方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观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在科学认识和总结其规律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政治学原理。因此，在《政治学原理》教材的编著上，既要将能反映和阐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实践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系统化为教材主要内容，还必须科学地继承、变革和提升中华民族政治发展的丰富遗产，充分认识和正确对待中华民族创造的丰富政治文明成果。其次，在教材的内容体系的设计上，注重构建科学的《政治学原理》的教学理论体系。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厘清政治学原理的范畴体系及其逻辑关系。范畴是人们的思维对于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是帮助人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任何一门学科和课程都应当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拥有自己的范畴体系是一个学科和课程自立于学科之林的基本依据，课程成熟的标志之一。[2]从范畴的层次看,在政治学原理范畴体系内部,我们可以将之划分为核心范畴、基本范畴、一般范畴三个层次。所谓核心范畴，在政治学原理中主要体现为那些能对政治现象内含的本质、规律的进行抽象概括的一些概念，它们构成《政治学原理》范畴体系中的“元知识”，也是政治学这个学科中所特有的范畴。具体来说，《政治学原理》的核心范畴包括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国家、政府与政党，政治参与政治民主化、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等。所谓基本范畴是指对《政治学原理》核心范畴的进一步阐释和延伸，如果说核心范畴反映的是政治现象的最本质属性，那么基本范畴则侧重于对政治现象的一般过程或初级本质的抽象概括。具体而言，《政治学原理》的基本范畴应涵盖国家政权与国家形式、政府机构设置与基本职能、政党与政治社团、政治革命与政治改革等内容。所谓一般范畴则更多体现为对政治现象某个方面、某个具体过程的相对简单的抽象概括，包括国体政体、法治人治、政治权威与政治稳定、政治选举与政治表达等。这三者的逻辑关系主要表现为：核心范畴是处于基础性地位，规定着一般范畴和基本范畴的实质内涵和相互关系；核心范畴也离不开一般范畴和基本范畴,否则就难以形成合理的理论框架。二是要合理选择政治学原理的研究主题，在弄清政治学范畴体系及逻辑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确定《政治学原理》教材必须要研究的具体内容，比如政治与政府；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政治的类型；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政治体制；选举制；政党制；公民社会；政治全球化、政治发展，从而逐渐构建起一个合理的教学内容体系。最后，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在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手段的基础上注重实效性。一是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学理论修养，重视对基本概念、范畴和基本原理的讲授。《政治学原理》教学效果的提高确实离不开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创新，但不能因为过于强调教学方式和方法上的革新，而忽视教师本人在整个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此外，从《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的特点来看，理论性和基础性都很强，而且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因此，教师本人的政治学理论素养和政治立场，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不能一味强调新教法而忽视传统的讲授教法。特别是对于大学新生而言，政治学原理中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比较深奥，必须得依赖于授课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才能得以消化。二是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给学生指定一些相关的政治学名著进行阅读，并以读后感的形式进行考察。《政治学原理》不可避免会涉及一些政治学的经典名著，对于这些名著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性的介绍，而应该鼓励学生在课堂教学之前进行深入阅读。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会形成一些基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再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就不会让学生感觉很突兀，而且也会深化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同时可以要求学生提交相关的政治学原著的读后感，以此作为平时成绩的一个依据，也会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会对拓展学生政治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具有良好的效果。问题是如何选择可以阅读的书籍？我们的看法是，应尽可能选择一些学生能看懂的经典著作，数量也不宜太多，三四本即可。结合笔者的教学感受，在一些重要的学习内容方面可以做如下安排，比如在讲授政治学的基本研究传统时，可以指导学生先期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两本名著是政治学学科当中不能不读的经典，而且相对比较浅显易懂，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这两大政治学研究的传统思路；而在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时，可以选择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博大精深。三是适时引入时政案例的教学。众所周知，《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理论性很强，内容也相对艰深且比较枯燥，如果只是就理论而理论，可能学生会比较厌烦。因而，在《政治学原理》的课程教学中，我们可以尝试将国际和国内发生的重大时事政治引入政治学原理的讲解中，既有助于帮助学生将抽象的政治学原理与具体而鲜活的政治时事进行有机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明白现实的政治活动当中无不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自觉地运用相关政治理论知识分析政治时事的能力，进一步把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内容。比如，在讲授西方三权分立制度设计的时候，就可以举2013年的美国政府关门事件，并以此来帮助学生了解三权分立制度的优缺点。四是鼓励学生适度参与政治生活实践。《政治学原理》的基本教学目标就是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一些基本的政治学知识，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一定政治学素养的合格的大国公民。这就离不开对他们进行公民意识的培养，这种公民意识并不是通过单纯课堂教学就能获得的，还必须借助于日常的政治实践。在当前的条件下，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学校和社区的志愿团体，认真对待班级、学院、学校和社会的选举活动，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他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提升其公民意识水平和参与能力，为我国民主建设的推进培育社会支持力量[3]。
3结语
《政治学原理》因其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考虑其价值导向性，也就是说，必须始终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学原理》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且扎根于中国国情，既要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文明为根基，又要以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政治实践作为理论的关注点，突出中国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杜绝“西主中附”现象；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教学内容的选择就有了依据和指引方向，这样，我们在组织《政治学原理》的教学内容时才会有章可循。在此基础上，具体的教材内容的编排上，要围绕中国政治现实问题，善于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吸取养料，妥善处理好政治学的范畴体系及其内在逻辑关联性，而在主题的选择上尽可能要体现中国特色。最后，教学效果的好坏还取决于教学方法的选择是否恰当。当然作为《政治学原理》的授课老师来说，除了应探索科学的教学方法之外，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学理论水平和素养。因为，无论采用什么教法，教师自觉提高理论修养和加强备课都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基本保证。
参考文献
1朱碧君.试论范畴体系及其认识作用[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1)：32-36.
2陈荷夫.试论政治及政治学范畴与体系[J].政治学研究，2001，(1)：47-5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回顾； 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5－0040－05
原理，通常指某一领域、部门或科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基础理论是指在一门科学理论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具有稳定性、根本性、普遍性特点的理论原理。一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就是体系化、科学化的基础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的教材，反映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理论或者说是本学科基本理论的集中体现。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着现实实践的深入发展，本学科专业人才的学习培养对基本原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进行梳理回顾，以发展性、超越性和建构性的眼光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创新与发展，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的内生要求。本文在对部分文献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对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建构、教材编撰，包括内容框架设计等提出自己的一些拙见。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文献概况
自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正式创立以来，学界对其基础理论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辛勤探索，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也多达数十种。1986年第一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正式教材的出版，标志着本学科最带有根本性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本学科主干课程的建设拉开了新序幕。2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自成一体，不可割离。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题名检索专著，共有17条记录，最早的专著出版时间是1986年（陆庆壬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同样的检索方式，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题名检索即可得出75条记录，最早的专著出版时间为1983年（曾德聪：《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这75条记录除9条属于学位论文外，其余66条全部为专著。这就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以教材、专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沈壮海教授曾做过统计：目前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中，有88%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的著作。其中，概论性著作80部，占此类著作59%；分论性著作39部，占29%。［1］从检索得出的专著的出版年份数量来看，2010年4部，2009年4部，2008年4部，2007年4部，2006年7部，2004年5部，2000至2003年共9部，1990年到1999年共19部，从总的趋势上看，这些数据的变化实质上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越来越形成了带有普遍共识性的观点和结论，这一过程本身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断凝练、总结、归纳、提升的过程。甚至于后续形成的大部分原理专著，无论是章节设计，还是具体内容，包括主要概念、范畴，都是在1999年高教版《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和2001年人民出版社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
在CNKI中国知网中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题名进行跨库检索仅有17篇文献。以“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为题名检索仅有6篇期刊文献（检索时间为2011年10月4日）。检索结果表明：学界很少以整体性或系统化的视角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问题，而大多都是就原理本身所辖含的某一问题加以研究。这是目前学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一个典型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的编写也有其特定的方式，而且经历了从国家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编写到各校自行编写的发展过程，背后反映了本学科从设立之初的探索试办试行到现阶段学科建设发展自大大增强、博士和硕士学位点林立的发展历程。邱柏生教授总结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编写的三种主要方式，即“由教育部有关职能部门统一组织编写、同类型学校合作编写、各校自行组织编写。之后，编写相关教材主要通过后两种方式进行。这些年来，各地编撰了不少同类教材，总共算来也有几十种之多，尽管称谓不同，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等等不一，但教材内容大致相似”。［2］
从所检索的专著的题名来看，书名有没有“原理”两字，实际上并不影响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成果或者学科主干教材的属性，但可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是以专业、学科建设（也内含教材建设）为“原发动力”，专业、学科设置和发展诉求直接催生了原理的研究，这一来，其实当时并没用太多的理论积淀可供本学科创始人在编写本专业教材的过程中参考利用，与思想政治教育最接近的，自然就只有教育学了。也就是说，最初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教育的一种形态来理解，也是自然而然的。
近十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渐渐趋热，特别是05年以来，研究成果很多，就原理而言，也有不少新成果，但几乎都是原理的分论。以博士论文为例，从原理的整体结构上来专门作系统研究的比较少，而大多数是对原理所涉及和包含的某些带有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理论等。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主要构成内容上看，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理论继承与借鉴；范畴；过程和规律；功能和地位；环境理论；对象群体分析；目标与内容；机制、原则和方法；评估；队伍建设；领导管理等。当然，对于当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至今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看法或达成学术共识。这也是作为一门学科最为基础和根本的理论内核――原理的建构、发展和完善必经的一个过程，或者说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不足，这是客观必然性的，应该理解。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发展历程及其整体框架结构
尽管2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成果颇丰，但学界很少系统回顾和梳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发展的阶段历程，更多的是谈论学科的发展历程。而学科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因此，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也是有阶段可以划分的，目前以原理主干课程的教材为例进行分析，是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发展历程的主要方式。
目前，初步检索到的文献中，邓亚秋、罗洪铁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理论体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95年到2001年；此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主要代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1999年版)。该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基本确立了以范畴和过程规律为核心的本体论样式，涉及内容较为丰富，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各环节、要素为视点组织体系的主要内容，体系相对庞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分支学科的内容还包含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分支学科的体系内。二是2001年到2006年；此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主要代表作是2001年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三是2006年至今；此阶段比较重要的代表作是2006年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3］
罗洪铁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总结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分期，理论界有不同的划分法。有的学者认为：第一阶段应为1921年建党至1984年，这段时间思想政治教育有深刻丰富的理论，但尚未建立相应的学科。第二阶段为1984年至今，建立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初步系统化阶段。有的学者认为：第一阶段为1978年至1986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为1987年至今，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时期”。同时该文提出以有代表性的专著为标准，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萌芽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4］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框架和内容构成，总体而言还是缺乏整体性的研究设计（亦可称为“顶层设计”研究）。近十年来，形成了很多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的分论专论，它们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当中的某一组成部分。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框架结构（内容布局问题）的研究总体偏少，甚至于没有涉及。事实上，如果作为具有高度总括概述特点的“原理”缺乏对其所包含的某一理论（分论）的整合能力，只能表明作为学科主干的原理教材的编写和研究落后于其所辖的某一具体理论的研究，原理的内容未能全面反映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体现学科研究的最新动态，那么，我们整个原理的内容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整体框架，也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构成的探索。从现有原理教材的内容组成来看，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大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主要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介绍、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特点、学科性质、学科基础理论）、本质论、目的论、发展论、价值论、结构论、主导论、主体论、接受论、中介论、过程论、资源论、载体论、环境论、机制论、管理论、方法论、评价论、艺术论、发展论等。围绕原理所涉及的问题，近些年已经分门别类地形成了以下多种专著：如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研究》2009年）、思想政治教育中介（邵献平《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论》2007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李合亮《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源起及本质的研究》2007年、杨威《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论》2010年等）、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王敏《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论》2003年、张世欣《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论》2005年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项久雨、胡国义等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陈华洲《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论》2007年）、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陈万柏、贺才乐等专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刘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研究》2009年、另有博士学位论文3篇）、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李辉、沈国权、戴钢书等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秦在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论》2003年、赵志军《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2009年等）、思想政治教育主导（石书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2004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2005年、万美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2009年）等等。
此外，近些年来许多属于本学科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积淀、形成、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理论智慧。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经过新一轮的有意识的提炼、综合，最终能够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例如，万光侠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2006年）、雷骥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研究》（2008年）、马万宾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转向研究》（2009年）、伍揆祁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论》（2007年）、荆兆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定位及建设思路研究》（2011年）、田鹏颖的《思想政治教育哲学》（2010年）、王娟的《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研究》（2011年）、赵兴宏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用论》（2008年）、李宪伦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话语探析》（2007年）、李征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2011年等，这些研究成果虽不直接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但其所涉及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内容，从不同视角、不同论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丰富发展起到了推动借鉴作用，这些成果能够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总结起来，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主要是以分论、专论研究为主，就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整体框架加以深入探讨并给出基本结论的文献非常少。有些研究者虽然对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结构设计有过一些设想，但缺乏深入、系统的提出论证，大多零散粗略地陈述于一些报刊文章当中。
三、学界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同观点及其评述
应该敢言，2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取了显著的成绩，学科发展日趋成熟，一些本学科特有的范畴体系、内容结构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同，学科的科学化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作为今天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干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在框架设计、基础理论、结构安排、内容体系、学术逻辑等等诸多方面都逐渐形成一定的风格，不少问题只有在本学科的论域当中才会得到深入的讨论和阐释。这些都是我们原理研究的骄人成绩。当然，客观上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以下笔者整理了部分学者的观点：
张耀灿教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发展到今天，与进一步推进其发展创新要有新的思路是分不开的，即开展元理论研究，特别是要推进研究范式的人学转向，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范式观照下，重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重新审视，应从理论体系的结构和理论观点的解释力两大方面探讨八个基本理论问题”。［5］
邱柏生教授从原理课程教学的角度认为“从该专业确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就被看作一门重中之重的核心课程，各校都投入了一定力量进行课程建设和师资梯队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是一门有相当教学难度的课程，尽管其中有不少内容属于程式性教学，内容比较直白，不需教师做多少解释学生自能充分理解，但有不少内容则给教师预留了极大的理论开拓空间”。［6］他结合原理教学，重点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当中的对象、过程和价值三个方面来重点分析当中存在的难度问题，并就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背后遇到的挑战作了分析。
沈壮海教授认为，“目前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多是在微观的视野中观察、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聚焦于探索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变化及其教育引导的规律，并以此为轴心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意义、要素、过程、规律、环境等问题的理论探索”。“应构建新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即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成果为理论指导，以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为实践依据，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的深入探索为逻辑主线，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与本质、目标与价值、运行机制与过程、管理与创新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准确阐述为主要内容，尤其应当以宏观视野、原理定位、时代特色、中国属性、教学逻辑、创新思维的有机统一为贯穿教材编撰全过程的基本原则”。［7］
秦在东教授没有直接提及如何来设计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结构框架问题，但他从学科规范和概念的角度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当中存在的对主要的、核心的概念研究不足的问题。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化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学科的原创性知识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限域内不可为其他学科所替代的原理事实的研究整体上的仍然很薄弱。［8］
陈义平教授认为：“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理论体系的内容框架设计，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但差异性仍较大，可以归纳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体系。总体不足表现为：一是有的框架体系只能称作‘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理论体系’；二是有的框架体系虽试图涉及对上述三个基本规律、三个基本研究领域的研究，但由于逻辑起点的不清晰、进而整个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不强，导致了体系的结构混杂、内容丰瘦不一，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框架尚未搭建起来”。该文提出，“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演绎过程，搭建起由思想政治教育关系论、体系论、行为论、过程论、发展论构成的框架内容”。［9］
高峰教授认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以往所依据的是我国建国以后自身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如果说这种研究的依据基础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今天，其实践依据与实践基础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局限性。作为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最普遍和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原理，今天就应该立足于全球化的广阔视野，奠基于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之上加以审视”。作者认为“很多情况下仍然习惯于用我们自身‘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与范畴去套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因此，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与解读存有不少误区与偏见，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10］
也还有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作了一定区分，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创生”这一命题，认为：“之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创生’而不是‘创新’，就在于此前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已有的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命名的著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过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概论把学科建设成果几乎全部囊括其中)而已”。［11］
就原理教材的编写，邱柏生教授提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重心大部分放在编写各种教材上面，也注意优秀教材的不断更新修订。那时的不足是专门研究太少，学术专著太少。由于缺乏专门研究和专题深入的探究，缺乏广泛深入扎实的学术积淀，于是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教材都带有泛泛而论、大而化之和雷同重复的毛病，从而时常遭受人们的批评，编写教材的声誉也受到很大影响”。［12］近年来，“教材编写正受到冷落，不少教材的使用年份已久，不少内容也已落后于形势，更落后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之水平”。
笔者以为，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存在两个主要不足。这两个不足，也常被其他一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品头论足”。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过度依赖于教育学、乃至教学论的理论支撑，原理的教育学痕迹太深，而且显得十分浅显，这也使得学科间的区分度不强，本学科的主要特色和本质属性体现得不明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创办阶段并没有面临今天如此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大幕不久，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而日渐表现出来，互联网形成的如此深远的影响尚未呈现端倪，当时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初衷主要出发点是提升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使之坚定理想信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因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重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要依托于学校，教育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当中居于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也主要是以教育学，特别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为基准来构建。事实上，这显然只是其中的一种“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建构需要首先考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究竟是“政治的教育”还是“教育的政治”的问题。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那么仅凭教育，似乎很难实现这一本质目的。因为人特定的政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尽管教育活动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青年阶段，人的可塑性强，这是很重要的前提。但政治关系、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乃至个人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感受都对人们政治价值观念的判断认同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很多调研结果表明，社会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最主要的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其实并不表现为一个教育教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应当停留在教育教学的窠臼里，而是应当以此为基础，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心理道德素质等等的影响关系的研究，既反映影响人的价值观念认同的多种因素的从微观到宏观、从单一到多维的变化，又能体现自身的学科特色和属性。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该是较为宏观的“叙事”，国家主体与公民客体是其基本立论的关系，而不仅仅只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
二是在内容编排叙述方式上过度注重独立地分块分论，使得内容与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不甚密切。一直以来以主体论、本质论、方法论、环境论、管理论、过程论、结构论、载体论、价值论等等来叙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独立化”、“平行化”、“并列式”的条块性研究思维方式，而这本身带来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实际问题关注的减少或缺失。这种分门别类“块状”研究的成果或许作为本学科的基本原理叙事比较有效，换言之，作为一种教材化的体系展示比较适合，但是这本身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主叙述模式”。而且作为学科的基础理论，不应该是一条一条的罗列排序，应该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笔者以为，原理之所以成为原理，应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学理性（抽象性）和预见性，它是一个学科理论的基础和核心。
因此，原理的内容要能体现最新学科研究成果，反映国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最新动况和理论方法，对诸多不同观点应给予梳理、整合和评述，增强指导性。此外，就教材的行文而言，应以避免冗长重复为“原则”，可以直白凝练，更加贴近人们生活实际特别是当代青年群体的实际。
在本学科发展处于分化与整合、调整与创新提高的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框架结构与内容，建构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本学科专家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所在。据了解，作为“青马工程”系列重点教材之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编写正在深入进行之中，其汇集了本学科著名的专家学者，最终形成的成果将会对推动本学科新一轮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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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洪铁.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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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 峰.全球化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10（7）：52－56.
［11］ 王智慧.范式转换与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创生［J］.思想理论教育，2010（13）：42－49.
［12］ 邱柏生.试论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J］.思想教育研究，2010（4）：16－20.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回顾；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5－0040－05
作者：杨增岽
原理，通常指某一领域、部门或科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基础理论是指在一门科学理论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具有稳定性、根本性、普遍性特点的理论原理。一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就是体系化、科学化的基础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的教材，反映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理论或者说是本学科基本理论的集中体现。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着现实实践的深入发展，本学科专业人才的学习培养对基本原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进行梳理回顾，以发展性、超越性和建构性的眼光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创新与发展，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的内生要求。本文在对部分文献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对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建构、教材编撰，包括内容框架设计等提出自己的一些拙见。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文献概况
自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正式创立以来，学界对其基础理论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辛勤探索，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也多达数十种。1986年第一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正式教材的出版，标志着本学科最带有根本性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本学科主干课程的建设拉开了新序幕。2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自成一体，不可割离。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题名检索专著，共有17条记录，最早的专著出版时间是1986年（陆庆壬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同样的检索方式，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题名检索即可得出75条记录，最早的专著出版时间为1983年（曾德聪：《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这75条记录除9条属于学位论文外，其余66条全部为专著。这就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以教材、专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沈壮海教授曾做过统计：目前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中，有88%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的著作。其中，概论性著作80部，占此类著作59%；分论性著作39部，占29%。［1］从检索得出的专著的出版年份数量来看，2010年4部，2009年4部，2008年4部，2007年4部，2006年7部，2004年5部，2000至2003年共9部，1990年到1999年共19部，从总的趋势上看，这些数据的变化实质上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越来越形成了带有普遍共识性的观点和结论，这一过程本身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断凝练、总结、归纳、提升的过程。甚至于后续形成的大部分原理专著，无论是章节设计，还是具体内容，包括主要概念、范畴，都是在1999年高教版《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和2001年人民出版社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
在CNKI中国知网中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题名进行跨库检索仅有17篇文献。以“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为题名检索仅有6篇期刊文献（检索时间为2011年10月4日）。检索结果表明：学界很少以整体性或系统化的视角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问题，而大多都是就原理本身所辖含的某一问题加以研究。这是目前学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一个典型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的编写也有其特定的方式，而且经历了从国家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编写到各校自行编写的发展过程，背后反映了本学科从设立之初的探索试办试行到现阶段学科建设发展自主权大大增强、博士和硕士学位点林立的发展历程。邱柏生教授总结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编写的三种主要方式，即“由教育部有关职能部门统一组织编写、同类型学校合作编写、各校自行组织编写。之后，编写相关教材主要通过后两种方式进行。这些年来，各地编撰了不少同类教材，总共算来也有几十种之多，尽管称谓不同，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等等不一，但教材内容大致相似”。［2］
从所检索的专著的题名来看，书名有没有“原理”两字，实际上并不影响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成果或者学科主干教材的属性，但可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是以专业、学科建设（也内含教材建设）为“原发动力”，专业、学科设置和发展诉求直接催生了原理的研究，这一来，其实当时并没用太多的理论积淀可供本学科创始人在编写本专业教材的过程中参考利用，与思想政治教育最接近的，自然就只有教育学了。也就是说，最初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教育的一种形态来理解，也是自然而然的。
近十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渐渐趋热，特别是05年以来，研究成果很多，就原理而言，也有不少新成果，但几乎都是原理的分论。以博士论文为例，从原理的整体结构上来专门作系统研究的比较少，而大多数是对原理所涉及和包含的某些带有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理论等。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主要构成内容上看，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理论继承与借鉴；范畴；过程和规律；功能和地位；环境理论；对象群体分析；目标与内容；机制、原则和方法；评估；队伍建设；领导管理等。当然，对于当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至今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看法或达成学术共识。这也是作为一门学科最为基础和根本的理论内核――原理的建构、发展和完善必经的一个过程，或者说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不足，这是客观必然性的，应该理解。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发展历程及其整体框架结构
尽管2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成果颇丰，但学界很少系统回顾和梳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发展的阶段历程，更多的是谈论学科的发展历程。而学科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因此，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也是有阶段可以划分的，目前以原理主干课程的教材为例进行分析，是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发展历程的主要方式。
目前，初步检索到的文献中，邓亚秋、罗洪铁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理论体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95年到2001年；此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主要代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1999年版)。该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基本确立了以范畴和过程规律为核心的本体论样式，涉及内容较为丰富，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各环节、要素为视点组织体系的主要内容，体系相对庞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分支学科的内容还包含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分支学科的体系内。二是2001年到2006年；此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主要代表作是2001年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三是2006年至今；此阶段比较重要的代表作是2006年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3］
罗洪铁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总结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分期，理论界有不同的划分法。有的学者认为：第一阶段应为1921年建党至1984年，这段时间思想政治教育有深刻丰富的理论，但尚未建立相应的学科。第二阶段为1984年至今，建立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初步系统化阶段。有的学者认为：第一阶段为1978年至1986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为1987年至今，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时期”。同时该文提出以有代表性的专著为标准，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萌芽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4］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框架和内容构成，总体而言还是缺乏整体性的研究设计（亦可称为“顶层设计”研究）。近十年来，形成了很多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的分论专论，它们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当中的某一组成部分。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框架结构（内容布局问题）的研究总体偏少，甚至于没有涉及。事实上，如果作为具有高度总括概述特点的“原理”缺乏对其所包含的某一理论（分论）的整合能力，只能表明作为学科主干的原理教材的编写和研究落后于其所辖的某一具体理论的研究，原理的内容未能全面反映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体现学科研究的最新动态，那么，我们整个原理的内容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整体框架，也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构成的探索。从现有原理教材的内容组成来看，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大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主要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介绍、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特点、学科性质、学科基础理论）、本质论、目的论、发展论、价值论、结构论、主导论、主体论、接受论、中介论、过程论、资源论、载体论、环境论、机制论、管理论、方法论、评价论、艺术论、发展论等。围绕原理所涉及的问题，近些年已经分门别类地形成了以下多种专著：如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研究》2009年）、思想政治教育中介（邵献平《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论》2007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李合亮《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源起及本质的研究》2007年、杨威《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论》2010年等）、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王敏《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论》2003年、张世欣《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论》2005年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项久雨、胡国义等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陈华洲《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论》2007年）、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陈万柏、贺才乐等专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刘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研究》2009年、另有博士学位论文3篇）、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李辉、沈国权、戴钢书等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秦在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论》2003年、赵志军《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2009年等）、思想政治教育主导（石书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2004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2005年、万美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2009年）等等。
此外，近些年来许多属于本学科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积淀、形成、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理论智慧。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经过新一轮的有意识的提炼、综合，最终能够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例如，万光侠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2006年）、雷骥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研究》（2008年）、马万宾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转向研究》（2009年）、伍揆祁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论》（2007年）、荆兆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定位及建设思路研究》（2011年）、田鹏颖的《思想政治教育哲学》（2010年）、王娟的《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研究》（2011年）、赵兴宏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用论》（2008年）、李宪伦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话语探析》（2007年）、李征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2011年等，这些研究成果虽不直接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但其所涉及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内容，从不同视角、不同论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丰富发展起到了推动借鉴作用，这些成果能够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总结起来，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主要是以分论、专论研究为主，就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整体框架加以深入探讨并给出基本结论的文献非常少。有些研究者虽然对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结构设计有过一些设想，但缺乏深入、系统的提出论证，大多零散粗略地陈述于一些报刊文章当中。
三、学界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同观点及其评述
应该敢言，2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取了显著的成绩，学科发展日趋成熟，一些本学科特有的范畴体系、内容结构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同，学科的科学化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作为今天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干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在框架设计、基础理论、结构安排、内容体系、学术逻辑等等诸多方面都逐渐形成一定的风格，不少问题只有在本学科的论域当中才会得到深入的讨论和阐释。这些都是我们原理研究的骄人成绩。当然，客观上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以下笔者整理了部分学者的观点：
张耀灿教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发展到今天，与进一步推进其发展创新要有新的思路是分不开的，即开展元理论研究，特别是要推进研究范式的人学转向，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范式观照下，重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重新审视，应从理论体系的结构和理论观点的解释力两大方面探讨八个基本理论问题”。［5］
邱柏生教授从原理课程教学的角度认为“从该专业确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就被看作一门重中之重的核心课程，各校都投入了一定力量进行课程建设和师资梯队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是一门有相当教学难度的课程，尽管其中有不少内容属于程式性教学，内容比较直白，不需教师做多少解释学生自能充分理解，但有不少内容则给教师预留了极大的理论开拓空间”。［6］他结合原理教学，重点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当中的对象、过程和价值三个方面来重点分析当中存在的难度问题，并就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背后遇到的挑战作了分析。
沈壮海教授认为，“目前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多是在微观的视野中观察、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聚焦于探索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变化及其教育引导的规律，并以此为轴心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意义、要素、过程、规律、环境等问题的理论探索”。“应构建新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即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成果为理论指导，以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为实践依据，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的深入探索为逻辑主线，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与本质、目标与价值、运行机制与过程、管理与创新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准确阐述为主要内容，尤其应当以宏观视野、原理定位、时代特色、中国属性、教学逻辑、创新思维的有机统一为贯穿教材编撰全过程的基本原则”。［7］
秦在东教授没有直接提及如何来设计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结构框架问题，但他从学科规范和概念的角度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当中存在的对主要的、核心的概念研究不足的问题。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化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学科的原创性知识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限域内不可为其他学科所替代的原理事实的研究整体上的仍然很薄弱。［8］
陈义平教授认为：“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理论体系的内容框架设计，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但差异性仍较大，可以归纳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体系。总体不足表现为：一是有的框架体系只能称作‘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理论体系’；二是有的框架体系虽试图涉及对上述三个基本规律、三个基本研究领域的研究，但由于逻辑起点的不清晰、进而整个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不强，导致了体系的结构混杂、内容丰瘦不一，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框架尚未搭建起来”。该文提出，“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演绎过程，搭建起由思想政治教育关系论、体系论、行为论、过程论、发展论构成的框架内容”。［9］
高峰教授认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以往所依据的是我国建国以后自身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如果说这种研究的依据基础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今天，其实践依据与实践基础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局限性。作为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最普遍和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原理，今天就应该立足于全球化的广阔视野，奠基于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之上加以审视”。作者认为“很多情况下仍然习惯于用我们自身‘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与范畴去套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因此，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与解读存有不少误区与偏见，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10］
也还有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作了一定区分，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创生”这一命题，认为：“之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创生’而不是‘创新’，就在于此前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已有的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命名的著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过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概论把学科建设成果几乎全部囊括其中)而已”。［11］
就原理教材的编写，邱柏生教授提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重心大部分放在编写各种教材上面，也注意优秀教材的不断更新修订。那时的不足是专门研究太少，学术专著太少。由于缺乏专门研究和专题深入的探究，缺乏广泛深入扎实的学术积淀，于是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教材都带有泛泛而论、大而化之和雷同重复的毛病，从而时常遭受人们的批评，编写教材的声誉也受到很大影响”。［12］近年来，“教材编写正受到冷落，不少教材的使用年份已久，不少内容也已落后于形势，更落后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之水平”。
笔者以为，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存在两个主要不足。这两个不足，也常被其他一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品头论足”。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过度依赖于教育学、乃至教学论的理论支撑，原理的教育学痕迹太深，而且显得十分浅显，这也使得学科间的区分度不强，本学科的主要特色和本质属性体现得不明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创办阶段并没有面临今天如此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大幕不久，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而日渐表现出来，互联网形成的如此深远的影响尚未呈现端倪，当时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初衷主要出发点是提升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使之坚定理想信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因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重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要依托于学校，教育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当中居于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也主要是以教育学，特别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为基准来构建。事实上，这显然只是其中的一种“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建构需要首先考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究竟是“政治的教育”还是“教育的政治”的问题。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那么仅凭教育，似乎很难实现这一本质目的。因为人特定的政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尽管教育活动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青年阶段，人的可塑性强，这是很重要的前提。但政治关系、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乃至个人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感受都对人们政治价值观念的判断认同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很多调研结果表明，社会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最主要的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其实并不表现为一个教育教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应当停留在教育教学的窠臼里，而是应当以此为基础，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心理道德素质等等的影响关系的研究，既反映影响人的价值观念认同的多种因素的从微观到宏观、从单一到多维的变化，又能体现自身的学科特色和属性。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该是较为宏观的“叙事”，国家主体与公民客体是其基本立论的关系，而不仅仅只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
二是在内容编排叙述方式上过度注重独立地分块分论，使得内容与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不甚密切。一直以来以主体论、本质论、方法论、环境论、管理论、过程论、结构论、载体论、价值论等等来叙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独立化”、“平行化”、“并列式”的条块性研究思维方式，而这本身带来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实际问题关注的减少或缺失。这种分门别类“块状”研究的成果或许作为本学科的基本原理叙事比较有效，换言之，作为一种教材化的体系展示比较适合，但是这本身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主叙述模式”。而且作为学科的基础理论，不应该是一条一条的罗列排序，应该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笔者以为，原理之所以成为原理，应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学理性（抽象性）和预见性，它是一个学科理论的基础和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