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管理应具备的基本理念是：
（一）主体性理念。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培养法官的现代司法理念，实现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在管理的基本方法上，制度管理是方法，但制度管理是有限的，管理的最终立足点必须是人。一切管理论的根源是人的个性与组织规则的对立统一、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的对立统一、组织动员与组织控制的对立统一、独立性与系统性的对立统一。由于这种对立统一，导致组织管理决策需要高度保持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又需要有对个人行为的有效控制，这两种管理价值、管理目标、管理功能互相是对立统一的。管理必须源自于人，服务于人，在管理中注意研究人的内在需求和行为规律，把实现管理目标的过程作为培养教育人的过程，通过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并自觉自愿的为实现管理者设定的目标努力，化对立与统一，实现两种管理价值的平衡和统一，才能达到管理的最高境界。
（二）系统性理念。管理模式从整体上规定着司法运行的效果。通过管理，一个组织要实现的是“整体凸现功能”。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管理模式的构架必须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整体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有序性原则、目的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其基本特征是综合性特征、最优化特征，定量化特征、信息化特征、有效性特征。通过系统的整合，使系统发挥大于部分之和的整合力。因此，管理必须是系统的，管理必须具备系统性理念。从系统的角度去看待具体问题，以具体问题的解决和制度设置完善组织运行系统。
基于对近年全国法院审判管理实践样态的梳理，根据不同的标准，审判管理结构有三种不同的两分法。根据审判管理的内容，可分为审判指导监督和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审判指导监督主要指院长、庭长对案件实体裁决的指导监督等。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即围绕审判程序性事项和审判质效测评等辅事项，不以调整、确定或处分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不介入或干预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决的管理活动。具体表现形式为审判动态监控、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效考核等。①根据审判管理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内在审判管理和外在审判管理。“广义的审判管理，包括内在于审判权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管理行为和外在于审判权运行过程的各种管理活动;狭义的审判管理是指近年发展起来的外在于审判过程的由审判管理专门机构从事的各种专门管理活动。”②可认为，在上述广义的审判管理中，内在审判管理即为审判指导监督，外在审判管理即为审判事务及决策管理。只不过内在和外在审判管理主要是根据表现形式作出的划分，而审判指导监督、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主要是根据管理活动性质作出的划分。根据审判管理的行为特点，可划分为司法性审判管理和行政性审判管理。司法性审判管理与审判指导监督(内在审判管理)大致等同，行政性审判管理同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外在审判管理)的外延基本一致，但该划分认为院长、庭长指导监督是司法性权力，而案件质效评估、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属于行政性管理活动，故而作出司法性与行政性审判管理的划分。③课题组认为，在司法性审判管理与行政性管理的划分中，审判管理仅是在某些方面借用了某些行政管理手段，同时审判管理也较行政性管理具有更强的服务属性，与严格意义的行政性管理显然是迥异的，将其定位为行政性审判管理，有扩张司法行政化之嫌，与审判管理去行政化的发展方向不相一致。更重要的是，该划分认为院长、庭长审判指导监督是司法性权力系欠缺法律依据的判断，《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和三大诉讼法均未明确院长、庭长有对审判组织的审判权进行实质性管理的权力，院长、庭长对个案裁判的审判管理是基于行政管理者位置而产生的行政性“权力”。相较而言，将审判管理分为审判指导监督(内在审判管理)和审判事务及决策管理(外在审判管理)更为科学。将审判管理进行两分法划分并不具有当然的学理价值，也不代表课题组认同审判管理从逻辑上可以作出两分法的划分，其意义在于审判管理实践活动的确存在对案件实体进行指导监督和对案件质效指标以及流程进行管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两种不同的审判管理活动有不同的性质和运行规律。只有做出基本的划分才能厘清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在深化司法改革背景下提出修正路径。
二、审判管理制度的实践困境
审判管理制度本是为解决司法建设和运行中的问题而在实践中产生，但在实践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审判管理制度仍应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审判管理制度的强化，对提高审判质效、防止裁量权滥用、促进司法公正廉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审判管理制度行政化因素的膨胀以及偏失使其成为审判权运行行政化的重要体现，审判管理制度困局俨然成为深化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去行政化的障碍。以院长、庭长监督指导个案审判为核心的内在审判管理制度和以案件质效评估为核心的外在审判管理制度，在实践中均出现了一些深层次问题和困境。
(一)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之困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与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关系问题，是人民法院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反复涉及的内容，制度变迁几起几伏，尤其是自2010年全国法院强力推进审判管理以来，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呈现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趋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关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指向正是解决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依据不足及职责不明、权责不清的问题。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困局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制度形成欠缺实证佐证。加强院长、庭长审判管理的动因在于院长、庭长是优秀法官，没有院长、庭长的审查把关，审判质量有下降的可能、司法不廉有多发的趋势。事实上，“二五改革纲要”实施之后逐渐呈现院长、庭长收权趋势，并无审判质量上升或下降的实证分析，只是一种逻辑的应然判断，而可能忽视了制度背景，即司法评价的高低起伏与社会环境有关等，而且社会对司法的感观更多基于热点敏感案件，而与院长、庭长收权放权对审判质量的影响不一定具有直接关系。当然，以“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为核心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同样应当注重实证调查与研究。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9家法院牵头推进试点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对照组来评估试点效果，科学厘清改革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真正构建在实践中有生命力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其二，制度正当性不足。院长、庭长的内在审判管理已构成对案件实体裁判的实质影响，其授权制度依据应为法律，但法律制度却付诸阙如，仅有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文件作出模糊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5号)第16、17条规定，院长、庭长可对合议庭的评议意见和制作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有异议的可建议合议庭复议，但是不得改变合议庭的评议结论，合议庭复议长仍有异议的，可将案件提请院长审核，院长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1号)第7条规定，对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案件、合议庭有重大分歧的案件等，可以由审判长提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组织相关审判人员共同讨论。尽管两个司法解释赋予院长、庭长的仅是审核、建议复议权，但鉴于院长、庭长在法院科层制格局中对各项资源的支配地位，这种审核、建议复议权在实际运行中已演化为实质性的审判管理权，以司法解释性文件赋予的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限制法律赋予的审判组织审判权，在制度正当性上存有缺憾。全国法院自2010年加强审判管理以来，强化院长、庭长实质性管理的指导思想与制度设置，使得院长、庭长介入案件裁判，从过去“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变得较为名正言顺甚至堂而皇之。这使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更为严重。其三，权力越集中越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把司法公正寄希望于院长、庭长的独善其身和有效把关，本身就是审判权运行机制中的一种人治思维。院长、庭长对审判结果具有一锤定音的能量，反可能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影响审判结果的信息可以通过庭长、分管副院长以行政化的方式畅通无阻的运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就全国范围看法官违法违纪中院长、庭长占有相当高的比重。④一些地方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种现象。⑤在科层式的法院层级结构中，合议庭基本对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没有反向制约，院长、庭长审判管理的强势地位极可能导致新的司法不公不廉。院长、庭长强力行使审判管理职责的另一恶果是，一旦与合议制的滥用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司法裁判中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司法不廉窝案之源。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和合议庭一定范围内的独立裁判权结合起来，就可能形成合议庭在诉讼程序及事实和法律上做好基础，院长、庭长利用管理权限拍板认定的现象，这无疑是用内部审判运行机制给枉法裁判披上“合法外衣”。其四，无法突破理论瓶颈。司法的亲历性与判断性，这是司法之重要法则。⑥尽管不可否认院长、庭长管理个案实体裁判在一定程度、范围和时间内起到了积极效果，但其理论根基的缺失难以回应诉讼法原理的诘问。我国三大诉讼法早已经确立辩论原则和公开审判制度，院长、庭长对实体裁判的管理活动显然不符合公开审判制度及辩论原则。诉讼法理中的直接审理原则、言词审理原则、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法官对个案的处理必须亲历其境，听取诉讼两造论辩，直接审查证据和事实，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院长、庭长实质性审判管理与这些诉讼法原理均南辕北辙。尽管有论者主张，司法亲历性原则等经典原则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法律适用问题可不适用亲历性原则，亲历性的要求并不构成对行政化决策方式的根本性否定。⑦但无论如何不直接审理案件，仅凭听取汇报、审阅书面材料认定事实显然不符合审判权作为判断权的认识规律。法律问题并非法官的专属权限，法官在法律问题上也应受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制约。⑧法官法律适用意见的形成同样有赖于听取诉讼两造针对法律观点的论辩，尽管这种需要程度弱于事实的内心确认。
(二)案件质效评估制度实施之困
定量方法在案件质效评估中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法院较为粗放的管理方式，但案件质效评估与司法绩效考核联姻后的指挥棒效应，既加剧审级关系行政化，又将审级关系的行政化转嫁至一个法院内部形成层级管理的高度行政化。困境之一是重共性轻差异。由于法院所在地域、所处层级不同，特定法院的具体工作环境与具体任务存在差异，各个法院的案件质效评估以及对评估指标体系的使用应当具有一定特殊性。评估指标体系的权威性导致对指标体系的简单套用成为常见现象。比如在对法官履职行为的评价中，不少法院以案件质效评估体系为标准进行评价。将法院案件质效与法官履职行为“挂钩”，表面是具有高关联性的评价方法，同时也是将法官履职效果指数化，避免主观臆断。但是，案件质效评估指标体系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是大数原则，即需要较大的通常以法院为单位的案件数量作为评估基础。这意味着将评估指标体系直接用于法官个人履职行为考评，从根本上违背案件质效评估机制的基本原理，也异化为对法官审判行为实施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困境之二是重定量轻定性。由于过去多以定性方法评价审执工作，容易出现信息不全、主观臆断的问题，导致部分法院对案件质效评估的定量方法过度依赖甚至到了迷信地步，处处强调“数据说话”，唯数据论地看待审判管理活动，对案件质效的认识、管理基本不再使用定性方法，改善审执工作大多要求在数据上迅速体现。定量方法主要关注具体指标的数据结果，展开数据层面的动态分析、横向比较，定性方法则主要关注数据结果的形成原因，展开涉及实务操作的过程分析、方法比较。对定性方法的有意忽略，反映出“重结果，轻过程”，或者说“重数据，轻实质”的认识问题。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对定性方法的有意忽略，极易导致对数据表现绝对优化的片面追求。这种急功近利的追求催生了以高效、统一、权威的行政化手段推动审判活动，进而实现提升审判质效的目标，最终使得审判活动超出司法规律的合理范围。困境之三是重整体轻个案。在当前审判管理视角下，案件质效评估更为关注案件质效整体性的综合指数反映，与法院外部包括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对个别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导致案件质效评估结果与法院外部对案件审理效果的感受出现较大差距。一个受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案件，其程序适用是否正当、实体裁判是否合乎规则对司法公信的影响，远远大于众多未被关注的普通案件。这意味着，仅从案件质效综合指数的合成方法上看，案件质效评估对重点个案关注的不足将导致其结论的合理性存在巨大缺陷，不符合通过审判管理提升案件质效和司法公信的制度设计宗旨。困境之四是重内部轻外部。现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主体是法院，承担此项职能的主要是各级法院的审判管理机构。以审判管理机构为枢纽、上下级法院联动、辐射法院审执部门的内部评价体系已经建立。评价主体单一性、运行方式封闭性、评价结果内部化是现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重要特征，当事人等外部主体对司法业绩没有发言权。无论多么完美、多么自成一体的内部评价体系，可能只会走向自我封闭的反面，这种自我封闭即为内部管理行政化的体现。外部参与不足也是案件质效评估体系重结果、轻过程的体现。对司法过程的评价，不应只由法院和法官说了算，而应充分考虑诉讼活动参与者的感受和认知。当然，法院外部主体参与司法业绩评价的程度和范围，是与其同法院的关联度、参与诉讼活动的深度相关联的，且以不损害独立审判为前提。
三、审判管理制度的转型路径
(一)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的转型与修正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的修正应服从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审理者裁判与裁判者负责的关系界定中，审理者裁判是前提和过程，裁判者负责是保障和结果。审理者裁判明确了审理者和裁判者的同一性，解决了裁判主体不明、审判责任混同的问题，使裁判者负责成为可能。裁判者负责中的“负责”有两层含义，一是裁判者对案件实体裁判的做出享有最终裁决权，二是裁判者对独立做出的实体裁判结果承担对应的审判责任。第一层含义是对审理者裁判的强调与固化，第二层含义则指向职权明晰、权责一致的审判责任制。如果说裁判者负责的第一层含义与审理者裁判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诉讼法表达，那么裁判者负责的第二层含义所指的审判责任问题则是审判管理问题，并且是去行政化背景下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主要构成部分。比较而言审理者裁判更容易实现，只需落实诉讼法即可，而裁判者负责即审判责任制的构建则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难点，亦是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重心，这也是中央决策层把司法责任制作为司法体制改革关键的缘由。⑨课题组认为，以审判责任制为核心的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转型应在坚持合议庭独立审判基础上，构建合议庭责任制和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责任制，做到权利与义务对等、权力与责任统一。
1.构建权责统一的合议庭责任制
在强化合议庭责任制方面，重点是在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前提下如何防止合议庭审判权不受监督和制约，关键在于审判责任与独立审判的对等以及合议庭成员审判权的平等行使。审判责任与独立审判的对等依存于审判责任的明晰化，集体负责等同于人人无责，审判责任明晰化的关键在于构建结果控制式的权力制约机制。而结果式控制的关键在于合议庭成员评议活动的实质化。这是由于庭审与评议是合议庭履行职责最重要的两个场域，而在与合议庭责任制的关系方面，评议具有更明显的关联度，因为裁判结论虽然理应形成于法庭，但最终以一定形式明确表现出来是在评议阶段。最根本的策略是对合议庭成员裁判意见适度向当事人公开的结果式控制，使审判责任得以明晰，结果式控制会延伸到行为控制，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合议庭成员自然会审慎行使审判权，积极参与案件合议而非简单附和承办法官意见，再配之于规范的合议规则和裁判文书会签等制度，合议庭成员审判权就能平等行使，合议庭就会成为真正的实质裁判者。这种平等行使的审判权本身就是对合议庭滥用审判权的制约，就是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内核式保障。合议庭成为真正的审判责任主体，才会成为真正的独立审判的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现有规定，合议庭少数意见属于审判工作秘密不得公开。瑏瑠但诉讼法及法院组织法均未规定合议庭少数意见不得公开。尽管不同法系对合议庭少数意见有不同的传统，普通法系公开是惯例，大陆法系则视评议秘密为法院独立的守护神，但近年来呈现逐步融合的态势。瑡瑏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地区)认为，评议保密原则是对评议过程的保密，而非对评议结果的保密。例如，德国联邦准许法官提出不同意见书，并在裁判中公布表决结果比例。瑏瑢日本1947年制定的《法院法》第11条规定，最高法院各法官必须在裁判书表示自己的意见。瑣瑏台湾地区判决书虽不公布少数意见，但允许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在裁判后查阅法官评议意见。综合各国(地区)做法，大致有三种改革选项。其一，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案件，裁判文书中分别记明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但不必具体言明“某某法官认为”，而使用“多数意见认为”“少数意见认为”的概说方式，这是明确法官裁判责任的依据，也可遏制其他合议庭成员消极履行审判职责，防止“形合实独”，同时不载明“某某法官认为”，可免去法官发表评议意见的后顾之忧。其二，许可查询评议笔录。当事人及其诉讼人、辩护人可在判决作出后申请查阅合议庭笔录，而不在判决中阐明多数意见及少数意见。瑏瑤其三，许可查询专门制作的合议庭意见书。法院在合议庭评议后制作统一样式的合议庭评议意见书，载明“多数意见认为”“少数意见认为”，不具体言明“某某法官认为”，合议庭评议意见书内容不载入判决书，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可以申请查询，但不得复制抄录，同时不得查询合议笔录。第三种路径将查询主体限定为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而非在裁判文书中向社会公开，查询对象为专门制作的评议意见书而非评议笔录，最大限度维护了评议过程保密原则，又体现了评议结果适度公开要求，可以考虑作为改革的选项。当然，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仍有极大争议，需要在深化司法改革中进一步研究论证。在合议庭少数意见适度公开还未形成共识的情境下，仍应以对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内部控制发挥合议制的内在制约功能。合议庭评议笔录是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客观记载，可围绕合议庭评议笔录建立发挥合议庭内在制约功能的系列制度。首先是合议庭充分发言制度。合议庭成员必须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及适用法律等情况充分陈述意见，禁止仅作同意与否的简单表态，这种合议庭成员间的对话式评议，是审判权运行的内部公开，是合议庭成员间相互制约的重要体现。其次是合议庭笔录完整记录和内部评阅制度。合议庭笔录应当全面完整反映合议全程和细节，同时建立合议情况内部评阅和专项检查制度，庭长对合议笔录定期或不定期事后评阅，督促合议庭全面客观评议。最后是把合议庭笔录评阅情况作为合议庭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甚至将其置于同案件质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应当是今后审判管理的重要关注点。
2．构建院长、庭长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
合议庭独立审判后，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的具体形式是另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措施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对今后一段时期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的描述是“应集中在程序事项审核批准、综合性审判工作宏观指导、审判质效的全面监督管理以及排除不当干扰等方面”。课题组认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后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具有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的特征。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与个案审判管理职责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核心应当是实现案件信息对称，而不是替代和影响合议庭独立作出裁判。应在三个层面实现对称。其一，个案信息对称。主要包括流程信息和质量信息。质量信息主要是被改判发回重审的具体情况、裁判文书差错情况等质量信息，院长、庭长需要以此作为优化审判指导监督的第一手资料。其二，类案信息对称。类案信息是对某类案件裁判规则的系统总结，院长、庭长需要在此基础上履行统一法律适用职责。其三，整体审判运行信息对称。整体审判运行信息包括指标数据走势及存在问题、案件质量评查情况、审限管理情况等综合性审判管理信息，院长、庭长需要在此基础上解剖案件瑕疵，解决普遍性问题，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同时，庭长应是合议庭与审判管理专门机构对称审判信息的桥梁和纽带，院长应是合议庭、审判庭与审判委员会对称审判信息的桥梁和纽带。
(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转型与修正
案件质效评估体系转型的总体思路是:打造“统筹多元、动态开放”的案件评估指标体系，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更加关注过程评价和外部参与，去除案件质效评估的行政化色彩。
1．从数据高值型转向柔性评价型
审判管理的关键不在于管理技术有多高明，也不在于管理制度多健全，而在于与审判规律的契合度有多高。瑏瑥如果只是将评估结果作为追求“排名”的依据，就可能出现“唯数据论”等负面倾向，加剧审级关系行政化进而加重法院内部层级管理行政化。应当严格区分工作目标考核与案件质效评估，进一步明确案件质效评估指数不应成为法院攀比的对象，作为“体温计”、“体验表”的指数不应成为“竞价器”、“成绩单”。尤其应当高度关注案件质效评估结果的运用，明确禁止将案件质效评估与司法业绩评价、法官绩效考核简单对等处理，发挥案件质效评估“评”的功能，弱化和去除“比”、“考”的色彩，评估指数不排名，仅分别通报被评估法院其指数。
2．从定量评价型转向定量定性结合型
数字会说话亦要实现与数据的对话，与数据对话的过程就是定性评价的过程。相同或接近的案件质量指标，在法院不同的案件数量、人员结构以及纠纷形成态势面前，有着不同的内涵。反之，当法院间某项指标虽然存在一定数据差异，但此差异不足以证明他们在司法水平上存在实质差距，需要进一步研判。当定量分析中的数据差异居于某个合理区间内时，案件质量可能在定性分析中获得同等程度的认可。瑏瑦可以说，定量分析使案件质量可量化，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使案件质量具有真正意义的可比性。
3．从内部封闭型转向法院主导社会参与型
法院的公共性质及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司法的民主性，决定了法院评估不能仅由自身来进行，社会信息的获取、反馈和司法效果的提升都需要外部参与，同时评价主体多元和适度社会化也是案件质效评估去行政化的重要举措。该评估模式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公众评价与法院内部评价相结合，具体而言首先要求评估主体多元并适度独立，吸纳第三方参与，以保证结果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其次要求评估对象广泛，当事人、律师、政府工作人员、法学教授、上级法院等均可作为信息来源;最后要求评估方法多样，可通过社会调查、民意测验等多种方式，定期了解社会大众对相关法院的满意度。
4．从结果导向型转向结果过程并重型
审判管理改革的模式探索:系统审判全程管理
(一)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内涵宗旨1.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内涵"系统审判全程管理,以司法公正与效率为价值目标,以审判工作为服务对象,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基础上对立审执进行一体化整合,将系统优化与全局一盘棋的审判管理理念渗人到审判过程每一个环节的管理模式"易言之,系统审判强调审判工作向其前道环节和后道环节的延伸,强调立审执的一体化,前道环节如财产保全诉前调解诉前调查(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基本状况的调查证据保全等)立案立案前等环节,后道环节如执行结案后等环节;全程管理就是对立审执的全程进行协同管理,既包括全员管理,又包含全院管理,既包括院党组的宏观管理,也包括审判管理办公室的中观管理庭长的微观管理,既包括审判工作的管理,又包括审判管理与服务于审判工作的人事管理政务管理的契合管理"理论研究表明,审判管理,是围绕案件审判展开的,以审判决策程序控制质量督查行为激励等为主要内容的管理制度体系".,〔5〕因此,系统审判全程管理模式的主要运作要素是:科学的审判决策机制有效的程序控制制度合理的质量督查制度和完善的绩效评估与奖惩制度"2.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必要性"任何强调法官独立性的理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法官不能像一个医生或律师一样独立开业或独开一个审判机构"因为法院是国家权力机关,而权力机关的运作单位是一个分工协作的整体"这不仅是效率的需要,也是公正的前提"因此,毋庸置疑的是,司法运作的过程必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民法院在人财物的资源整合上,在人事管理政务管理上审判实务管理上一体化推进公正审判的过程"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必须突破原有的单一管理分散管理的落后模式,对原有单独的分立的管理制度进行整合创新,总结各部门存在的问题难点,整合法院系统的各条战线,形成结构完善责任明确的系统管理模式,实行法院的综合管理集约管理"(二)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新型理念1.以系统论整合立审执监审判管理活动"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任何基层法院都是一个大系统,由审判管理系统行政管理系统和服务系统组成"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可能有许多个庭室组成"各个庭室如果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将难以形成合力"所以,审判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这么说,审判工作除了案件审判就是审判管理"因此,构建科学的审判管理模式,必须全面梳理和整合审判工作中的有关管理事项,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制度体系".,〔〕在基层法院系统建设过程中,应将法院内部不同系统之间法院与政府各部门之间建立接口关联,形成一个联动整体,以便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检查,从而促进审判行为廉洁规范;尤其是,我们应当树立立审执监一盘棋思想,〔7〕全方位推进审判管理工作的改进"江汉的三位一体模式,〔〕北京朝阳法院一体化审判管理体系,都是系统管理思想在一个个个案中的体现"2.以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全面协调审判管理活动"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意思就是要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社会是个大系统,法院是个小系统"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内部管理"基层法院要做到五个统筹,即统筹审判人事与政务管理统筹立审执统筹管案与管人统筹管理与服务统筹局部与整体"在审判管理中,要坚持全员管理,把审判委员会审判业务庭合议庭,从院长庭长到审判长法官等每个审判组织每个审判人员,纳人到审判管理体系之中;要坚持全程管理,以过程管理为抓手,为立案分案排期开庭裁判执行等每一个环节配以任务指标要求,确保裁判过程严谨规范公开透明;要坚持全面管理,从人到财物,从管理到服务,从立案到执行,从法院内部到法院与外部的接口"总之,审判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而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司法实践中的统筹兼顾方法论,就是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并且,能立足当前,谋划长远"
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实践运行
如何联系我院审判实际，充分发挥审判管理工作的“规范、保障、促进、服务”功能，我们的基本做法是：
（一）整章建制，完善和规范审判管理工作。
为了规范和加强审判管理工作，根据上级法院对审判管理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和建立了关于审判质量和效率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使审判质量和效率管理工作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有章可循。整章建制方面，审管办经过精心准备和不懈努力，在本院原有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基础上整章建制，于4月下旬，拟定出新的《审判流程管理规定》并将该意见稿发送全院各庭室局队进行讨论研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力求审判流程管理规定的全面性、科学性、可操作性。2015年4月9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及我院与县邮政局重新签订法院特快专递合同这一新情况，审管办向各业务庭局发送《关于规范邮寄送达法律文书的通知》（安法发[2015]14号），设立法律文书送达“专用通道”，进一步规范法律文书邮寄送达工作。
（二）根据我院实际情况，实行“四步”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将案件质量评查作为全院性的常态运行机制，人人关心案件质量，人人参与案件质量评查。
（三）为提高业务技能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业务学习和培训活动。
1、全院范围内广泛开展案件技能大比武活动，倒逼业务人员自觉加强业务学习。
2、通过案件质量评查，及时发出案件质量评查通报，让一线法官对照各类情形查问题，用批判的方法进行学习，防微杜渐，避免瑕疵第二次产生和出现。
3、聘请专家教授来院授课，及时掌握新法律法规。
4、不定期地开展庭审听评活动和动态案件质量评查，在听完庭审后，当即进行交流探讨，提高庭审驾驭能力。通过评查流程中的案件，点评办案流程中的问题和瑕疵，能整改的进行整改，需完善的立即完善。
5、利用每两个月一期的《__县人民法院工作管理动态》通报质效指标、进行态势分析，让每个庭、每个人及时掌握本庭、本人的业务实绩，查找差距，激发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一）对审判管理工作认识不深，观念跟不上，有待转变
任何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认识到接受的过程。审判管理工作作为一项新生事物，虽已有10多年的实践了，但是许多法官对它还了解不深，不理解审判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理解审判管理的内涵，表现为受旧有管理体制的影响，官本位思想的渗透，不少审判人员对当前的审判管理理念没有完全接受，甚至有排斥心理，审判管理意识在一些法官的头脑里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普遍这样认为：一是认为审管办作为与各审判业务部门是平级部门，却在管理上步步对各审判业务部门进行监督，不适当且无依据，加之，审判业务庭的庭长是由人大任命，而审管办主任是由政法委任命。二是目前业务庭、局处于案多人少的被动局面，故对审管办工作存在对抗心理，认为审管办是专门针对业务庭挑刺的机构，处处对各业务部门审判进行跟踪，不能理解。对审管办交代的工作存在应付了事或置之不理的情况。三是认为审管办的绩效考核工作是其单个部门的任务，与各审判业务部门无关，好与坏只能靠其去进行技术操作和与上级相关部门沟通协调，而与其他人员和部门无关，造成了审判管理人员执行审判管理工作难度增大。四是对审判管理工作内容和职责了解不够、认识不清，主观上又不主动学习和认真研究，认为审管办的日常工作就是单一的事后评查案件、进行司法统计和纠错整改。就连现行的数字法院平台、庭审图文直播、庭审录播（直播）几个不同的平台都在混为一谈。
（二）审管办在法院内部的地位尴尬，地位不明，职责不清晰，有待进一步具体明确
1、法院组织法没有明确审判质量和效率管理办公室的法律地位，主任的任职也不是由同级人大任命，而是由同级政法委任命，尤其是与审判监督庭的关系处理特别为难，比如，有的法院是两个部门合署办公，有的是审管办配合审判监督庭工作，有的是审判监督庭配合审管办工作，这样就出现了“合法的审判监督庭”与“无法的审管办”的关系协调，如果是审判监督庭配合审管办工作，主任和庭长同时出现在一个合议庭时，谁担任审判长的问题就
会出现矛盾。 2、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审判管理机构主要承担审判委员会日常事务、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审判运行态势分析、审判经验总结等审判管理职责。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该机构作为新生事务，许多干警甚至法院领导对该部门职责不是很清晰，将原来是法院办公室、研究室、政工室的很多服务性工作也一并纳入该机构去负责办理，导致机构职责不清晰，造成审判管理要么缺位、要么越位的现象。
3、审管办在法院的定位不明，审管办到底是审判业务部门还是行管部门，谁也说不清楚了。审管办与其他审判业务庭一样是法院内设庭室，由于本身无权监督管理其他业务庭，而审管办从机构设置到人员配备，与业务庭地位、级别相同，形成的是另类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平等地位的管理关系，因此审判业务庭难以接受审管办的管理，审管办也难以进行管理，这种平等或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管理势必影响管理的权威，使管理流于形式，无法实现管理的效能。
（三）审判管理制度不健全，有待科学体系的形成
基层法院各机构之间可比因素较少，各个机构均有其各自的特点，尤其是业务方面的共性可比指标少，而考评机制单一。审判管理的改革需要配备相应的规章制度，法院内部制度方面强调落实各项单项管理要求，应当有单项的管理制度进行规范，避免不同审判人员有不同的做法。而制度的制定需要与法院工作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从立案、审判、执行几个环节的监督管理规定，都要具有可操作性，各项管理制度之间要能良好的协调和衔接，而不能脱离工作实际，制定难于操作的制度，或者对工作起到不良作用的制度；
（四）信息化建设水平滞后，有待加强提高
审判管理依托网上办案、信息化建设的应用，但由于现在人员的构成现状，仍是以40岁以上的人员为主，多数人对计算机的应用不熟练，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又不高，加之主观上对旧有办案方式的依赖，及对网上办案系统培训不够，使得法院信息化建设远远滞后，我院网上办案的趋于零，没有一人能在网上进行办案同步；
（五）法官队伍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有待考评体系的建立
审判管理对法官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虽然先后开展了“百万案件评查”、“审判技能大比武”、庭审观摩、庭审评查、裁判文书评查等活动，不少法官遇到评查就容易紧张，针对庭审中出现的问题不知所措。当然在评查中，也评选出不少优秀的庭审和文书，可见法官队伍的业务素质还是参差不齐的，需要建立一套考评体系，对法官的业务素质进行规范，使法官时刻警醒，不断学习，而不是遇到考评才紧张，平时也不能放松警惕；
（六）对审判质量效率指标数据存在重排序、轻运用的现象，有待提高指标数据的导向作用
重视和关注评估指标，并自觉分析运用，使指标数据成为真正的决策依据，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排序，既要重视指标数据又不能唯指标数据。
第三、对如何规范与完善审判管理机构运行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一）更新观念，这里指的不仅是对被管理者，也是针对审判管理者本身
审判管理改革属于国家司法改革的范畴，司法统一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从这一角度来说，建立统一的审判管理模式，将是今后审判管理改革的远景目标。设立专门的审判管理机构的意义就是在现有条件限制下，积极保障审判的公正与效率，防止司法腐败，加强司法统一。所以，我们法院内部人员要有一个清晰而正确的认识，要针对本院实际开展审判管理工作，认识上要有突破，思路要清晰，方式要有创新，方法要有亮点，要从观念上从被动管理转变到自觉主动配合审判管理工作上来。
（二）明确定位、厘清职责，推进服务型审判管理机构的设立
其一，明确定位，特别需要明确的是管理意味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行使管理职权必须有着与其权力相适应的地位，这种适当的地位，所以必须实行审管办职位高配，才能保证管理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其二，厘清职责，人民法院的专门审判管理是为了有效整合司法资源科学安排审判工作，严格规范审判过程，客观考评审判质效，服务保障审判权依法、独立、公正、高效、廉洁行使而开展的组织、协调、评估、考核、指导、督办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和。审判管理机构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把分内的工作做好，把该管的事情管好，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在实践中，去摸索、探讨和总结审判管理管什么的问题。
1、审判管理混乱，功能交叉
审判工作与辅助工作，业务工作与管理工作职能交叉，管理混乱，表现为：审判庭即开庭审案、合议、裁判。又要调查取证、财产保全、送达法律文书，即进行独立、庄重、严谨的审判活动，又负责事无巨细的辅助及管理工作，其结果是辅助工作和管理工作冲淡了审判工作，繁杂事务排挤了审判业务，以审判工作为主的审判庭，一般会对管理工作抱着理所当然不重视的心态，加之由熟识审判业务而不擅长管理的法官扬短避长去从事管理工作，从而导致审判庭在管理方面出现混乱情况并非不可思议。另一方面，法官与辅助人员，判案人员与管理人员分工不清，职责混淆。审判管理事务工作和从事辅助工作的直接后果是，法官不仅直接开庭审理案件，而且还要负责安排开庭时间，甚至填写开庭传票，送达法律文书。这一方面使得审理案件的法官事务缠身，不能集中精力办案，另一方面，对法官司法水平的评判不仅在于其判案能力，而还注重其处理辅助工作和从事管理的能力，因而出现了谙熟法律初到法院工作的高素质法学人才，尽管能写出复杂的案情分析报告，也可能被指责为不会办案的咄咄怪事。
2、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功能难以实现
诉讼的基本原则的目的是实现公平、正义，而诉讼的基本原则则体现在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合议、回避、公开等一系列原则中，现行审判管理模式具有极强的行政化和集权化特征，强调法院独立审判，不注重合议庭、法官在依法独立审判中的作用，强调庭长的审判管理，却不注重法官个性及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的培育。这种模式，院长、庭长虽不参与审判，但是，院长、庭长却有签字审批权，对于案件，他们可以凭经验及掌握的法律知识决定案件处理，现在虽然很多法院给了法官更多的权力，可以自己依法作出处理，但是，院长、庭长却依然可以以与自己意见不相符而启动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有些是很多根本无须讨论的，影响了审判委员会职能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影响了诉讼基本原则和制度功能的实现。
3、程序法与法院内部规章制度不衔接，不配套，程序的保障作用难以发挥
我国的诉讼法规定了各种诉讼的操作程序，但是法院内部又规定了各种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与诉讼法衔接不够紧密，特别是法院内部缺少专门的管理机构。一方面，由于管理工作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部门，不能形成规模，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管理成为审判庭的一种附属工作，所以很难制定出一个统一的与诉讼法配套的同时适应各个内部机构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混杂的管理模式所表现出来的管理上的分散性，操作上的无序性和心理上的随意性，恰恰适应了普通人追求自由和惰性的本能，使管理者失去制订这种制度和措施的积极性。同时，法官对于自己承办的每个案件，都有绝对的控制权，不易受到其他权力的干涉，很容易让法官随意增减程序。
4、难以提高法官的素质
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案件的审批权在于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有时办案法官自己的主观思维受到上级的不公正践踏，这时法官象机器人，法官很难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学习法学知识，影响了法官对法学修养、审判艺术的培养，为公众服务精神的冶练，对社会正义的要求，甚至削弱了作为法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法官素质提高很难。
以上几点问题是法律界有关人事及笔者的看法，当然，还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分析研究，笔者仅针对以上几点谈一下看法。
我们进行审判管理体制改革，应该通过改革达到以下目标：
1、法官精英型。通过改革，使法官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法官实现由人数众多向精英型的转化。
2、程序公正、透明性。通过改革，使审判管理步入科学管理轨道，做到审判程序的公正、透明。
3、监督有力性。改革后的审判管理体制，应该是监督有力的，达到监督法官公正办案、督促法官公正办案的目标。
4、管理有序性。使法院审判管理走上有条不紊，秩序井然的管理模式。
针对我国审判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切实进行审判管理制度改革，笔者有以下具体的改革建议：
一、改革法院体制和法官人事管理体制，逐步使法院与地方政府脱离，通过人事改革以减少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
改革法院体制和法官人事管理体制是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使法官能够更好的独立办案，真正实现法院及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和统一。
由于法院都依靠地方财政，工作的开展需要当地政府的配合，并且许多工作受制于地方，例如法院装备、办公条件、办案经费、工资、福利、职工住房等方面，都需要地方政府拨款，各级法院又是要当党委的领导下，人事管理亦由地方进行管理，领导干部任命又必须通过地方人大，因而在现有条件下，法院的法官不可能不面对这种现实，这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地方保护主义。在法官自身利益与地方利益挂钩的前提下，法官不可能不考虑地方经济利益，会有一种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考虑，希望本地当事人胜诉，本地的钱不要被外地拿走。加上有地方党政领导的要求和支持，于是，司法活动中违反法律，、偏袒本地人、不作司法协助、甚至枉法裁判等地方保护主义就有其必然性，法院必然沦为保护地方利益的工具。第二、案件外来干涉严重。法院和法官都是地方的，你必须听从地方党委的领导，那么，涉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及与他们有切身利益的案件，他们会想方设法干涉法官办案，法官在许多情况下，是根本抵挡不住的，因为，法官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
因此，必须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措施主要是：
1、实行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分开
改革的措施是将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分开，打破行政辖区对司法辖区的统辖关系。建立独立于行政的司法管辖系统。应该加以改革的是地方法院系统，最高人民法院可仍保持原先状况。具体应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在省会城市设高级人民法院，下设几个上诉法院，可管辖二至三个地市，上诉法院下设初审法院。初审法院可管辖二至三个县区。初审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方便群众的原则，设立巡回法庭。地方法院的财政均由中央财政拨付。管辖权划分的大致与原先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一致，上诉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与原先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一致。这样的法院设置是为了打乱司法与行政混合的体制，迫使司法管辖与行政管辖脱钩，保证法院和法官的独立。这样的体制，可以较大程度地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较大程度地让法官公正执法。
2、地方法官由省人大任免，实行法官终身制。
地方法官由省人大任命可以使法官摆脱地方束缚，办案更加公正，防止地方官员对案件指手划脚，案件处理与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时，对法官进行打击报复。法官应当实行终身制，法官无违法现象，不应当随意进行免职。法官有违法现象时，应当履行严格的审查手续，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成立法官调查委员会，专门对违法的地方法官进行调查处理，对法官进行调查时，应当允许法官进行充分的申辩，调查委员会应当听取法官的意见。调查结束后，该委员会根据调查情况，写出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省人大作出决定。省人大的决定，法官可以进行复议。复议时，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由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调查委员会进行复审，并拟定出复议处理意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最终处理决定。
二、法院内部建立审判管理局。
为了克服现在审判管理工作的无序性，法院应当设立审判管理局。审判管理局下设审判流程管理庭、审判监督庭、书记员办公室、助理法官办公室等庭室，审判管理局由院长兼任局长，统一对判案法官进行监督管理。审判流程管理庭设立立案窗口，负责案件的受理工作，受案的输入微机进行程序性管理，确定案件的开庭日期，指派法警送达传票及有关诉讼文书，对案件的审理期限进行监督，对开庭案件指派书记员进行庭审记录，并确定每个案件的开庭地点，审判流程管理庭还设有法官库，法官库适当进行专业化分类，以便某一类型案件确定专业法官进行审理，对每一个案件通过一定的正当程序确定一名法官还是几名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判监督庭负责对案件的庭审活动进行监督，并监督法官的日常生活有无违反法官职业道德情况，并且负责对控告法官及申诉进行审查。对于经审查应该再审的案件，经法定程序后决定立案的移审判流程管理庭确定法官进行审理。对于法官违法办案情况，根据情况进行调查。书记员办公室中的书记员听从审判流程管理庭的统一调配。助理法官职权则是依照判案法官的命令进行案件调查工作，进行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委托评估或鉴定，进行庭前证据交换，他们的工作完全听从于判案法官的命令，并在判案法官指令的期限内完成工作。
三、取消业务庭，逐步转为合议庭和法官为单元的审判工作机制。现行的审判庭在实际工作中起着管理作用，在建立审判管理局以后，现在的审判庭就无存在的必要性了，应逐步转化设立法官办公室，如“某某法官办公室”，改革后的判案法官人数将得到缩减，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几人合用一个办公室。
四、实行法官定额制度，逐步推行助理法官改革。
一、引言：问题及进路
审判管理是基于对审判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对审判行为与过程实施调控、评价、引导的一种重要的司法工作机制。 近年来，在深入推进审判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各级人民法院积极致力于审判效率评估体系的研究、探索与运用，加强管理机制的建设和平台的搭建，审判管理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审判管理逐渐成为人民法院内部既有别于案件审判，又相对独立于司法人事管理、司法政务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司法管理活动，审判管理在人民法院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不断得到强化。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院、庭（局）长的管理作用，而忽视对法官自主管理的研究，鲜有论述法官个人因素对审判质效所产生的影响。在许多人看来，"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械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是机械性的。"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认识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习惯于将法官非人化、机械化，忽略了法官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其人的因素对裁判过程的影响。法官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影响着法官在判决中的倾向，法官自己都没有认识到的潜意识、预感和直觉有时甚至起着决定作用。
法官的个人因素对裁判过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日复一日，以不同的比例，所有这些成分被投入法院的锅炉中，酿造成这种奇怪的化合物"。 而对法官个人产生影响的诸因素中，有法官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非理性因素等，本文重点要研究的是非理性因素中的习惯问题。非理性因素是指"理性或理智之外的因素，主要包括情绪、情感、意志、动机、态度、兴趣、性格等因素"。在每个人的思维活动中，都有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的非理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它们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并对人的思维活动产生十分重要的制约和影响。裁判过程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和非个人的过程，法官同样不可能逃脱这种无意识的东西在判决形成中的影响，它是"深深掩藏在表象之下的力量"。而非理性因素中，习惯对审判管理工作影响尤为明显。习惯是指长期形成的、一种重复性的、通常为无意识的日常行为规律，它往往通过某种行为的不断重复而获得。法官在工作中一旦养成良好的习惯，就会激发内在潜力和创造精神，这种动力是内在的、自发的、持久的、源源不断的，它让审判管理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行动，从而促使审判工作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如何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来发挥法官个人因素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影响，是我们加强审判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背景资料：影响审判质效的不良习惯及其特征描述、评价
法官个人因素积极作用的发挥是法律价值目标实现的必要途径，也是法律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一旦法官的个人因素过度膨胀，突破了相应的限制就会走向相反面，对于法院来说后果无疑特别严重。不良习惯就是个人因素不断膨胀的产物，是我们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习"而成"惯"的种种不良个性特质。为排查影响审判质效的不良习惯，我们有针对性地设计了调查表格，调查对象不仅包括资历较深的老法官、新任命的年轻法官，也包括从事法官辅工作的书记员。调查结束后，我们将回收的调查表根据审判条线、节点等要素分类汇总，邀请审判业务骨干座谈，就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不良习惯问题进一步进行梳理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分析、归纳，共提炼出立案、审理、执行、卷宗装订与归档四大环节15个节点92项不良习惯。随后，分阶段、按步骤运用6个月时间引导法官对照问题查找不足，在养成良好习惯的同时，抑制不良习惯的消极影响。在此期间，通过随机抽查、法官论坛、专项评查分析等形式督促提醒，有效巩固成果。
（一）不良习惯的特征描述
不良习惯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对其特征的描述，必然与非理性概念、特征相结合。非理性作为人类精神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关于人的特征及认识能力的精神构成。这种精神构成建立在感知、情绪、行动三个相互关联的链条上。不良习惯的特征是：
1、非智力性。在法官所具备的各项素质中，习惯与信心、意志、兴趣、性格等一样，属于非智力因素。即不良习惯与法官的智力高低并无必然联系，不论是智商高的人还是智商低的人，都可能会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惯，且不良习惯的多少与智力的高低亦不成比例。另外，不良习惯与法官的年龄大小无必然联系，在审判实践中，年长的法官与刚任命的年轻法官相比，基于不良习惯的日积月累，显然前者多于后者。
2、非自觉性。不良习惯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活动，它根源于人的本能欲求，具有心理内化的特征，因此它往往是隐蔽的、潜在的、自发的。从法官个体看，每个法官由于其生理和心理素质的差异，生活经历和环境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这种在司法过程中的习惯性话语和行为方式的表现不是有意而为的，而是一种无意识的。从法官群体看，法官个体之间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影响是相互的，习惯的形成与周围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环境的影响亦是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
3、顽固性和可变性。不良习惯作为人的心理因素，不可避免地要渗透于人的认识，并在人的认知定势中积淀下来。认知定势具有相对稳定性，形成后难以改变或改变幅度很小，总是保持着一种惯性，促使人们按原有方式认知事物，因而形成一种循环式、封闭式的认知模式、思维模式和行动模式。当然，这种稳固性也不是绝对的，只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强化训练和影响，即使是已经形成的较为牢固的不良习惯，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
（二）不良习惯的危害
习惯对于一个人的行为有着强烈的控制力，在审判管理中，那些影响审判质效的不良习惯，无论多么细微与寻常，都会起到错误的诱导作用，给认识和思维造成障碍，从而影响法官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审判工作造成负面的影响，制约审判质效指标的提升，甚至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和法律的权威。
1、审判效率。司法的功能意义逻辑地、内在地要求必须把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但是在现代司法中，公正并不是司法唯一的追求，司法还必须关注其他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效率。效率主要考虑的是司法的投入与司法的产出之间的关系。司法必须要以效率为目标、及时、有效地对社会资源进行公平分配，使之达到收益最大化。这是效率价值存在的独立意义。司法实践中，审判效率除受到案件的难易程度、案件数量的多少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法官办案节奏、工作速率、工作积极性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法官一旦养成散
漫、拖拉、懒惰的不良习惯，必然会导致办案的低效率，进而案件积压、超审限现象突出，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和司法形象。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2、审判质量。案件质量是审判工作的生命线。评判案件质量的优劣，应从实体质量和程序质量二个方面来考量。从实体公正看，其结构要素包括两个方面：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从程序公正来看，其结构要素包括：司法的中立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参与性、程序的自治性和程序的公开性等。实体公正直接反映在裁判结果上，程序公正则反映在案件审理的不同环节上。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司法实践对实体公正的推崇，以及过分强调程序的工具价值，导致了我们法官在裁判过程中，久而长之形成习惯，对程序公正缺乏足够的重视，违反程序法和程序不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当然，在强调程序公正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程序公正推到目的论或本位论的高度。离开了实体公正，司法活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这才是现代司法所追求的方面。
3、审判效果。在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司法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司法审判不仅要强调审判活动的合法性，注重法律效果的实现，而且要关注审判工作对于社会生活的依存性，把握社会公众对审判过程与结果的认同关系。因此，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政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衡量人民法院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的重要标志。严格适用法律，追求司法的法律效果，固然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一味机械地适用法律，不考虑社会需求、社会后果和社会评价，也是有悖于法治精神的。在案件裁判过程中，我们的法官习惯于以追求"结案"为目标，不愿意付诸心血去调解、去化解矛盾，一判了之，非但没有真正解决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严重违背了司法解决纠纷、安定秩序、促进发展等方面的功能。
（三）成因剖析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好习惯的养成归根结底是对自我的科学管理。而不良习惯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的态度、意志、品质等自身主观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环境、制度等外部客观因素则构成了外部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而发挥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好的外部环境可以抑制不良习惯的滋生，反之却成为加速不良习惯滋长的催化剂。
1、主观因素。当今人的精神世界中非理性问题是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矛盾运行产生的，是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是理性的消极作用缺乏理性的指导而造成的。更进一步说，精神世界中非理性问题主要根源于人自身错误地价值取舍。因此，影响审判质效的不良习惯也源自于法官的价值观问题。可归纳为：懒、散、慢、拖，精神状态不佳，效率低下，敷衍了事，推诿扯皮；责任心不强，缺乏进取心，安于表面，缺少创新意识，处理事情方法比较简单、表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2、客观因素。不良习惯是一种非理性因素，属于人的精神领域，是人的精神属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所以它同整个精神一样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在社会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因此，要研究不良习惯的客观因素，必须要根植于法官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所处的角色。第一，法官是自然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生物，法官自然有着最基本的自然本性。第二，法官是社会人。法官总是生活在特定时空的社会共同体之中，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伦理价值积淀为法官的价值观和个性心理支配其行为。社会转型所引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转型对人（包括法官）的精神世界造成沉重的影响，这是当今重要的客观因素。第三，法官是政治人。法官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系统中的一员，政治信仰对其行为的影响也很深刻。第四，法官是裁判者。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的是法院的内部环境对法官所产生的影响。
（1）周围环境的同质化效应。同质化效应是指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逐渐接近参照群体或参照人员的态度和行为的过程，是个体在潜移默化中对外部环境的一种不自觉的调适。尤其在职场中，在同一个单位或部门的时间久了，人与人之间会呈现出一种趋同性，如果周围的人普遍存在一些共同的不良习惯，那么即便原来没有这种不良习惯的人也很可能在耳濡目染中渐渐地被同化，人的从众心理也会引导其跟随大多数人的脚步，而不愿意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法院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职业环境，客观上容易消磨人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产生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理状态，工作中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
（2）管理制度不合理。制度是一种固化的社会关系。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形成一种既定的力量影响着人的和谐发展。但审判管理制度本身不合理或存在缺陷和漏洞，得不到法官思想上的认同和共鸣，产生抵触情绪，在工作中不自觉地破坏规则，或不按规则行事。另一方面，管理者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成熟的管理模式、有力的管理措施，导致管理松散、监督薄弱，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分析、纠正审判工作中的问题与弊端，未能引起法官思想上的重视和行动上的配合，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3）管理手段缺失。对于审判工作，传统的评价方式主要有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在审判管理中广泛运用的主要是定性评估的方法，并适当运用定量评估作为补充。这种考核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对于司法这处复杂的系统而言，采取思辩的、定性的传统评估方法，并不能全面揭示司法运用内在的客观规律，也不能正确、全面地把握审判活动运用过程和运作结果。加之，公务员工资改革后，奖惩激励机制功能的弱化，做多做少、做好做差都一个样或者差别很小，法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受到挫伤，工作缺乏动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懒散、马虎、低效率等不良习惯。
三、运行设计：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之完善
（一）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解析
管理的基础在于有一个制度化体系，一个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管理体系才能发挥出管理工作最大的效能，审判管理亦是如此。近年来，各地法院纷纷进行形式多样的审判管理体制改革，出现了多种模式，如江苏法院打造的以评估体系为基础和导向，包括审判信息处理、审判宏观决策、审判程序控制、审判质量控制、法官行为激励在内的综合性管理模式。
自律型管理，本质上就是自主管理，是对组织基层充分授权，从而激励组织和个人工作自觉性和创造性的管理方式。它要求充分注重人性要素，充分注重个人的潜能的发挥，注重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统一，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个人的价值。如果说，在推进审判管理机制改革中，江苏法院适应审判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根据审判特点、审判职能、人员特征、外部环境等要素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综合性审判管理体系的话，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则是对法官行为激励这一内容的具体化，它是从习惯等非理性因素的角度出发，激活法院队伍内在活力，优化法院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构建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他律与自主管理的关系。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本身追求公平正义、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甚至追求个人良心安宁、价值实现，这是一个自主管理的过程。自主管理的过程就是不断自省、修正自己的过程；就是不断自律，提升自己的过程；就是不断自励，优化自己的过程。审判管理不解决以他律管理为本向以自主管理为本的转变，永远只能在低层次上徘徊。自律型管理模式的要义就在于充分发挥好他律管理与自律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审判管理方式的转型。
自律型管理模式应贯彻的价值理念是：首先，充分尊重审判规律是一切审判管理工作的基本前提。第二，审判管理制度的人性化再造：由刚性的制度控制向互动的激励监督机制和自我控制转变。第三，切实增强法官的司法能力，凸现法官的主体地位。 在审判管理是一定要想方设法尊重法官的自主性，激发法官的自觉性，强化法官的自律性，引导法官的创造性。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要通过他律引导自律，即在理性的正确引导下，伴随着非理性问题的解决而不断向前推进的，期间需要不断自我修正、自我调整。
（二）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的实践
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管理模式，是审判管理的最高境界。在构建该模式过程中，我们主要从排查不良习惯入手，经历了发现、矫正、稳固、定型四个阶段，实现了从过去以他律管理为本向以自主管理为体的转型。
1、发现阶段。不良习惯是潜藏于人的精神深处的心理活动，是处于意识之下的无意识，因为习以为常，法官往往自己并不能意识到。所以，发现和找出不良习惯就成为了关键。作为院、庭（局）长、审判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对评估指标的综合分析，全面、客观地排查出审判工作中影响审判质效的病症、研究挖掘其背后深层次的病理，从而揭开隐藏着的不良习惯的面纱。
2、矫正阶段。矫正阶段是整个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阶段。不良习惯的顽固性，决定了这个阶段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不间断地、反复地督促、提醒，进行矫正工作。矫正阶段一般以2个月时间为宜。在这一阶段，法官需增强自律性，依靠自身努力，克服不良习惯。
3、稳固阶段。经过矫正，审判工作中不良习惯的现状得到极大改观，不良习惯的消极影响在逐步消除。但不良习惯并未得到彻底根治，容易出现反复。这个阶段也是不良习惯向良好习惯过渡、转化的重要阶段，一般需要2个月时间。适宜采取随机抽查、个别提醒的点对点模式，来检验前一阶段的整改效果，也可从正面表扬鼓励、树立先进典型。
4、定型化阶段。此时，不良习惯消失，良好习惯定型，并沿着良性的轨道继续发展下去。良好习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需要加诸外力的帮助，法官的自律就可以抑制不良习惯的再生。
封建制国家其权力基本是专制主义的，它能实行一定程度的吏治，但却永远消除不了因专制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腐败。封建国家的吏治，比起真正的民主制来虽都有局限性，但是这二者毕竟也有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人类社会权力制约历史上的里程碑，它对于我们国家建立新型的权力制约制度，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几千年来，封建刑律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上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今天欲从立法及司法上加强对现行刑法中“渎职罪”的研究，使其进一步完善，古刑律中这方面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地方颇多。
古代对官吏在司法审判上违法犯罪的监督比较全面，综合起来有惩治不依法判决的犯罪、惩治不依法审理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讯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执行判决书犯罪、惩治越权审断及违法受理诉讼的犯罪和惩治司法官吏监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一、我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职务犯罪概述
（一）中国古代惩治司法官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意义
司法官员的职务犯罪是刑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是这样，近现代是这样，将来也仍会是这样。
职务犯罪所以重要，这与其犯罪主体是官吏这一点密不可分。官吏是国家的重要参与者及管理活动家主要实施者。官吏的职务活动是国家职能实施的主要杠杆。官吏依法履行职务是国家法制确立的重要基础。官吏守法对民众守法起着带头羊的作用，官吏的坏法是对民众违法犯罪的鼓励与唆使。对官吏违法犯罪姑息容忍最易激起人民群众对法律的逆返心理。官吏违法犯罪所形成的对民众的压迫以及他们造成的腐败的环境，是社会上违法犯罪的根源之一。
司法官吏违法犯罪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利用职权。以利用职权为特征的职务犯罪，比一般犯罪有更大的危害性。一是职务犯罪侵犯的客体往往是属于国家法益的管理秩序；二是因为有职权可利用，其犯罪得逞率高，后果严重；三是因为凭借权力，这种犯罪对被侵犯对象的反抗与举报，客观上都存在抑止性；四是这种犯罪常常表现为国家机构内部的一种腐烂，富于隐蔽性，因而容易避过一般的监督。历史封建刑律都重视对职务犯罪的监督是有其深刻原因。
封建国家对司法官吏职务犯罪的监督与处置，根本目的是强化国家机器，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但是封建刑律对官吏违法犯罪的抑制也有其相对的进步作用。在封建社会，人民与的矛盾集中地反映在官吏与民众的对立性上。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经常奉行的措施之一就是用刑法手段来监督官吏，使官吏对民众的欺压与剥夺限制在民众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从而来缓和封建国家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便是封建刑律维护封建吏治的积极意义。
重视吏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使用刑法来惩治官吏的职务犯罪的封建刑律的一个传统特点。封建刑律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特点是在立法上张起严密的法网，法律对职务犯罪不但从严监督富有威慑性，而且在立法和司法上具有一定的预防性及教育性。
（二）中国古代司法审判职务犯罪的渊源
司法审判活动是古代国家最重要不得国务活动之一，也是古代官吏职务犯罪中较主要的一个方面。
司法官吏在审判上的职务犯罪史书早有记载。《尚书•吕刑》曾指出西周法官有对犯人不能依法定罪判刑的“五过之疵”。其内容是“惟官、惟内、惟货及惟来”。孔安国《传》解这五个方面是“或尝同官位，或诈反囚词，或内亲用事，或行货枉法，或旧相往来”。《吕刑》中还记载说，司法官因犯为些罪过，而致出入人罪的则“其罪唯均”，即与犯人同罚。这段史料清楚地概括了当时司法官违法审判中的主要犯罪表现。
在中国，职务犯罪也是一项古老的犯罪。历史告诉我们，官吏的职务犯罪基本上同国家与法律的产生而同时产生。
古代中国关于官吏职守的专门立法，出现得也很早。我国商朝已经有了为预防和减少官吏（包括国君在内）违法犯罪而专门制订的法律《官刑》。《尚书•尹训》记载国相伊尹说制订《官刑》的目的是儆戒有权的人物：“制官刑，儆于有位”，达到“居上克明，为下克忠”的目的。商朝的《官刑》中，规定有“三风十愆”的罪名，从作风上、道德上、政治上来管束官吏和当权者。所谓“三风”是指“巫风”、“淫风”、“乱风”。其中“巫风”包括无节制地在宫室歌舞（“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二愆”。“淫风”包括徇私于财货和女色，长期地游乐和打猎（“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的“四愆”。“乱风”包括轻侮国君的命令，拒绝忠直之规劝，疏远上高德劭之人而亲近狂顽之徒（“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的“四愆”。训令还指出：“唯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作为臣下的人，如不匡正君主杜绝“三风十愆”，则要处刺脸的“墨”刑。惩罚官吏的职务犯罪是国家管理活动的需要。官吏职务犯罪的内容及制度，随着国家政务管理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我国西周有关国家管理活动的立法已有很多记载。
《周礼•秋官•大司寇》规定最高法官“大司寇”的职责之一是“以五刑纠万民”。其中“二曰军刑，上命纠守”，“四曰官刑，上能纠职”，意即使用于军中的“刑”法，是鼓励遵守命令的，举论有亏职守的；施行于官府的刑罚，是鼓励贤能，举论失职的。由此可见，在先秦众多的吏治立法中，包括有一系列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规范。
从立法的角度说，封建社会初期，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都散布于刑律的各篇之中。战国魏国的《法经》六篇中属于职务犯罪的“金禁”与“博戏”被列在《杂律》之内，其他《囚》、《捕》二篇内当然也会包含职务犯罪的内容。从秦简的片断中可以判定，秦朝关于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也散列于“六律”之中。《置吏律》及《行书》中在规定官吏的某些职务犯罪时都说“以律论之”。所谓“以律论之”就是以《六律》中的规定办。汉朝的《九章》及汉律六十篇中，也无专门的职务犯罪的篇章，职务犯罪的条文散列于各篇的情况可以想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职务犯罪在封建刑律中逐渐形成单独的篇章。在明清规戒律刑律中职务犯罪规定得齐全，监督得严密，在编纂上条分集中，安插科学，继续体现了封建刑律重视吏治的优良传统。
二、我国古代司法审判中职务犯罪的表现
古代对官吏在司法审判上违法犯罪的监督比较全面，综合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惩治不依法判决的犯罪。
通过审判给罪犯定罪判刑，古代较早就有在这方面监督的法律制度。凡不依法判决，其违法行为都根据不同的主观心态来定罪处置。
1．纵囚秦律中说：“当论而端弗论，及埸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即应该处罪而故意不处罪，以及减轻罪行，故意使被告够不上处罚标准，从而判令无罪，就是“纵囚”。纵囚罪刑罚较重，一般要以被纵囚犯之罪罚来处罚纵囚之人。
2．不直秦代把仅限于一定幅度范围内的故意错判称为“不直”：“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即罪应该重处面故意轻处，应该轻处而故意重处，是属于“不直”。
汉代“不直”的概念与秦代不完全一样，其表述是“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在“故意”的前提下，只有在“入罪”的情况下，汉代才称为“不直”。秦代的“不直”，汉代以“不实”对应。
3．失刑在秦代与属故意“不直”相对应的过失地在幅度上处刑不当的行为称为“失刑”。《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记载一位审判官吏把“六百六十”的赃误订为“值百一十”。在定性时，上级答复询问说：“吏为失刑罪”，但是“或端为，为不直”。这里界限比较清楚：过失的错断为“失刑”，故意的错断就属“不直”。
4．出入人罪司法官吏不依法判决之犯罪，各依其犯罪主观心态区分罪名，在制度的比较严密的是唐代。按《唐律疏议•断狱》规定，唐律首先一般地把审判官定罪判刑上的违法行为统称为“出入人罪”。然后“入罪”与“出罪”又各分为“故意”与“过失”二种，共四种：故意入人罪，故意出人罪；过失入人罪，过失出人罪。在出入罪的幅度上又区分为出入“全罪”及出入轻重的不同情况。所谓出入“全罪”是指无罪判有罪，有罪判无罪，以及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的各种情况。属于出入轻重的是指在刑等上从轻入重、从重出轻，以及笞杖之差及徒流之差的出入。在追究审判官的刑事责任上，法律规定，故意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差额论；故意出罪的情况，也参照此原则办理。但是，过失地入罪的，比故意犯“减三等”；过失地出罪的，比故意犯“减五等”。
5．不具引律令格式正文唐代要求法官在定罪判刑时，要完整地抄引有关的法律、法令的正文为根据。这样规定是便于监督依法判决。《唐律疏议•断狱》：“断狱之法，须凭正文。若不具引，或致乖谬。违而不具引者，笞三十。”作为断罪根据的法律条文不但要引正文，而且要求完整地抄引。这种制度在晋朝已开始建立。
（二）惩治不依法审理的犯罪。
判决书是审理的结果，正确的判决要以依法审理为基础，唐律不但监督依法判决，而亦重视都督依法审理，在这方面的罪名有：
1．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唐代要求法官都要依据所告本状审理，不能在本状之外，旁更推问，别求他罪。《唐律疏议•断狱》规定，法官如违犯这一条，要“以故入人罪论”。关键是不准法官无根据地于本状之外去查问别的犯罪行为，只有“若因其告状，或应掩捕搜检，因而检得别罪者”才“亦得推之”。
2．受囚财物，导令翻异，通传言语，有所增减这是审判官与罪犯共犯的妨碍正确审判的犯罪。通常是审判官接受囚犯行贿后，启发囚犯翻供另招，或者是给囚犯通风报信，而造成囚犯之情状有所增加或减轻的行为。《断狱律》规定，法官犯有此罪以监临官“受财而枉法”之罪论处，赃满十匹加役流，满十五匹处绞刑。
（三）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讯的犯罪。
在古代的审判中，刑讯是合法的手段，但刑讯必须依法进行才为合法。法律监督司法官吏依法刑讯的目的，也是为了正确地定罪判刑。法律为此规定了刑讯进行的条件。秦朝规定可以刑讯，但要以结果来检验。秦简上说，能根据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得到犯人真情的是“上”等；通过拷打而得到真情的是“下”等；恐吓犯人以致不得真情的是“败”。《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应讯疑似，犹不首实”的情况下才刑讯。而且要在“立案同判”的条件下进行。
1．拷囚过度唐代规定囚犯拷讯整个案子的全过程只能拷三次，而且，三次拷打的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下：“拷囚不得过三度，杖数总不得过二百。”如犯人所犯是属于处笞杖刑的案子，则拷打不得超过本刑的笞杖数。《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若过三度”，司法官要受“杖一百”之刑。若“杖数过（二百）”或过笞杖本罪的，司法官要反坐所剩，即以超出之数反拷法官。
2．有疮病不待差而拷唐代对于有疮或有病的犯人，法律规定要等疮病痊愈后才能拷打。《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即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决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
（四）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执行判决书犯罪。
判决是正确定罪判刑的自然结果，依法执行判决是体现法律作用的最重要的方面。唐代对司法官吏依法执行判决也予以周密的监督。
1．不待复奏报下而辄行决古代为了慎重对待死刑，从北魏开始实行处决前向皇帝进行复奏的制度，以便皇帝在复奏时对死刑判决作最后定夺。隋朝已实行“三复奏”，即向皇帝复奏报告三次无否决才下令行刑的制度。唐代自太宗起,京内还实行“五复奏”的制度，即决前二日一奏，决前一日一奏，当日三奏的制度。同时，执行单位接到处决命令要等三天才行刑，但不能过期。《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若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
2．孕妇未产而决在唐代，如有孕妇犯死罪应处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如有孕妇犯罪应拷讯及应决要笞杖的，也要等产后一百日进行。“若未产而决（死刑）者，待二年；产迄，限（百日）未满而决者，徒一年。失者，各减二等。”法律又规定：“若未产而拷及决杖笞者，杖一百。”“若产后限未满而拷决者，于杖九十上减二等。”
3．领徒应役而不役唐代的徒流刑犯人，在刑期内都要令其身受苦役，即使犯人因病请假，病愈后也要补服苦役。掌管囚徒的人一定要照法律规定执行。《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领徒应役而不役，及徒囚病愈不计日令陪身者，（有责任的司法吏员）过三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五）惩治越权审断及违法受理诉讼的犯罪。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县衙是受理诉讼的基层审级。县的上级是州（府），州（府）的上级是中央的刑部及大理寺。在审判权限上，唐代的《狱官令》规定，“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后送州复审讫”，徒、流以决杖形式执行的，可就执行，但属于实处徒、流刑以上的判决，也必须报中央刑部。死刑案件由刑部移大理寺审复，报皇帝批准。大理寺自审的京都徒以上案件要经刑部审核。《唐六典》同时还记载巡复制度说：“凡天下诸州断罪，应申复者，每年正月于吏部择使，……仍过中书、门下定讫以闻，乃令分道巡复，刑部录囚徒所犯，以授使。使牒与州案同，然后复送刑部。”这些严格的分权制约制度，也是正确定罪判刑的基本保证之一。
1．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报古代各级司法官吏审断案件必须遵守以权限规定的申报与批复制度。《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凡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即分别故意或过失的性质，照所断刑罚的轻重等级，减三等处罚。
2．受越诉及应合为受而推抑不受唐代为维护审判秩序而规定：“凡诸辞诉，皆从下始。从下至上，令有明文。”不能越方。所谓“越诉”，即是如“应经县而越向州、府、省之类”。《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其越诉及官司受者，笞四十。”但是，如当事人对某级判决不服，向原衙门“语汇状上诉”，原衙门如发给“不理状”，即发给同意向上级申诉的证明文件，当事人持“不理状”向上级申诉，这不是越诉，各衙门不可不受理。而对于非越诉的“应合为受”的告诉，“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
（六）惩治司法官吏监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古代法律规定监禁囚犯既不能放任纵容，也不能苛刻虐待。否则，都是犯罪，都要受到惩罚。
1．应禁而不禁囚犯于牢中使用的刑具，在唐代，按《狱官令》规定：“死罪枷、枢，妇人及流以下去构，其杖罪散禁“。狱吏对囚犯应关禁而不关禁，刑事具该用不用，不该用而用，及随便调换的，都是犯罪。《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囚应禁而不禁，应枷、锁、枢而不枷、锁、枢及脱去者”，狱吏要参照囚犯的罪等给予处罚，如“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如属于“回易”调换刑具的，按上面的处罚办法减一等处罚。
2．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古代也重视对狱中囚犯的必要的养护措施。如唐代按《狱官令》。规定：“囚去家悬远绝饷者，官给衣粮，家人至日，依数征纳。囚有疾病，主司陈牒，请给医药救疗。”还规定囚犯病重，听家人入视，及脱去枷、锁、枢等刑具。《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应脱去枷、锁、枢而不脱去者，杖六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参考文献
1.《唐律疏议•断狱律》
2.《唐律疏议•擅兴律》
3.皮纯协等编《中外监察制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4.《唐六典•州刺史•诸县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