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审判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就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长期以来，审判委员会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实行审判民主，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我国缺乏相应的法官准入机制，因此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但是，现在社会中日益繁杂且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矛盾却需要具有丰富文化知识和深厚专业功底的法官来解决。这样，法院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而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正是以内部消化的方式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把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新型案件；有利于统一司法尺度，保证适用法律统一，从而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实现司法公正。同时，对提高法官的办案能力与水平，防止法官，抵制人情压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不一定是精通民事、刑事、行政审判业务的全才，又不可能直接参加每个具体案件的审理，只凭主审法官在极短时间内汇报，很难把握案件的事实和如何适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就很难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决定。另外，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审判公开原则相违背，形成了“审”、“判”分离。同时也与回避制度相矛盾。
对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严格明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标准，改革审判委员会现行的操作模式，完善规范审判委员会的的评议案件规则，改革审委会的组成机构和人员构成，组建专业化的审委会组织，在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顾问委员会。这样才能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更加完善、合理，更加有效地对合议庭进行指导和监督，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 缺陷 改革设想
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均设立有审判委员会，它是法院审判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审判委员会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实行审判民主，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同国际接轨的需要，也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审判委员会这一当代中国法院制度体系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见。法学理理论界对这一制度表现出了较多的关注，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司法实务界也开始对这一制度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深入的讨论。本文将结合审判工作实践经验，对当前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弊端进行剖析，探讨对该制度改革之设想。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之现状
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这是目前为止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集中表述，它指明了我国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构成及运作。审判实践中，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大致相同。一般来说，法院的院长和主管审判业务副院长是当然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各主要业务庭（如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等）庭长和院党组其他成员也都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真正不担任领导职务而具有审判委员会委员身份的人数极少。如果一个委员一旦不再担任院长、副院长、庭长等领导职务，其审判委员会的身份一般也就随即终止。由此可见，作为统一领导法院审判工作的组织，审判委员会从组织构成上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它是法院内部设立的专门对审判工作进行领导和指导的机构。
（二）审判委员会的性质。它与独任庭和合议庭不同，审委会受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各级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机构。由于审委会拥有对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尽管它并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却实际上承担着审判职能作用，成为一种特殊的审判组织。
（三）审判委员会的运作、启动。无论是讨论案件还是决定其他事项，审委会运作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即召开审委会会议。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院长享有审判委员会会议的主持权，并有权决定是否召开审委会会议。实践中审委会的运作、启动带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一般来说，如果是独任审判的案件，法官个人对案件拿不准的，先向庭长汇报，如果庭长和承办法官的意见一致，则可以定案；如果不一致，庭长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也拿不准的，经副院长向院长汇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如果是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的意见与庭长意见不一致，由庭长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重新审查后，如果意见还不统一，则由副院长向院长汇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四）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无论是《人民法院组织法》，还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遵循着汇报、讨论、决定三个步骤：（1）由承办法官在法庭审理的基础上以口头形式或审理报告的形式向审委会汇报案情，提出争执点、疑点、难点等；（2）审委员在听取承办法官汇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讨论；必要时可以向承办法官提出询问，要求其解答；（3）审委会各位委员逐一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表态，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对于审判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同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可以作出的三种结论：判决、裁定和决定相比，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结论，甚至可以视为“判决之上的决定”，其“效力”明显高于判决、裁定和一般的决定。这是因为，无论案件是独任审判的还是合议庭审判的，一旦被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就必须无条件执行审委会的决定。换言之，审委会经过讨论所作的决定具有绝对的权威。
（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人民法院组织法》粗略简要地规定了“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但是何为“重大”、“疑难”案件，法律本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所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115条规定，合议庭对于以下“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1）拟判处死刑的；（2）合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3）人民检察院抗诉的；（4）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5）其他需要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关于行政案件，由于行政诉讼直接涉及到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不少法院在对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处理甚至在受理时一般都要提交审委会讨论。对于民事案件，由于缺乏具体的审委会“受案标准”，只要是在定性问题拿不准或者地方行政机关（或领导）干涉的，甚至是有些案件实际上并不存在事实上或法律上疑难问题，只是依法判决后很难执行，则都属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范围。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合理性之透视
长期以来，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为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司法审判领域中发挥了不可抵估的重要作用，显示了其自身的合理性：
（一）保证案件审判质量，提高法官业务素质。在过去，由于对审判人员应具备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准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了解，导致我国法官入口显得过于宽松，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进，从而使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尽管为改变这一状况，多年来法院系统一直在进行业务方面的培训，但由于种种先天的、现实的原因，我国法官的文化和职业素质状况很难在短时期内有实质性的改变，基层法院尤其如此。但是，现在社会中日益繁杂且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矛盾却需要具有丰富知识和深厚专业功底的法官来解决。这样，法院就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而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正是以内部消化的方式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把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新型案件，有利于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实现司法公正。同时，对提高其他法官的办案能力与水平，增长其他法官的业务知识和素质，指导其他法官办好同类案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统一司法尺度，保证法律统一。各地基层法院都设有不少的审判庭和派出法庭，各中、高级法院内部都设有业务性质相同或类似的几个审判庭。由于法律条文必须具有一般性，不可能将所有实际发生的情况都包括在内，也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等原因，在实际审判和案件处理中，各个法庭的法官往往会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形成一些新的具体作法。这些具体作法虽然对解决个案最适合，但它却会造成各个法官、各个合议庭、各个审判庭以至于各个派出法庭之间的执法标准的不统一。而审判委员会具有“总结审判经验”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形成本法院管辖案件的司法尺度的统一，便于形成一些规则性的具体作法。同时，审判委员会总结积累的一些具体可操作性的经验有助于未来基于司法经验基础上的立法，有利于改变目前我国立法普遍存在的“纲领化”、缺乏实际操作性的弊端。
（三）防止法官舞弊，抵制人情压力。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案件一律实行法官独立审判或合议庭多数法官决定，较容易造成司法腐败或司法不公。有了审委会制度，当法官在审理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时，遇到人情压力，可以用“此案要提交审委会，我无权决定的理由”进行抵制。当然案件进入审委会讨论，虽然并不一定都能清除腐败可能带来的审判不公，但这种可能性却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我国法官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也承担着更大的责任，甚至是超负荷的责任压力。而审委会的存在，在重大疑难案件中，可以使法官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及决定转移到审委会，从而也就减轻了法官责任的负荷，也可以说为法官责任的超负荷提供了分流机制。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弊端之分析
审判委员会制度虽然具有上述优越性，但同时存在很多弊端，甚至有些弊端就是优越性的另一面。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外行”审判。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司法审判也日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如前所述，审委会委员是由院长、副院长及各主要业务庭的庭长等组成，这些委员并非都是精通各门法律和熟悉各类案件的“全才”，他们除了对自己负责的业务案件比较熟悉外，对其它业务案件和部门法律则相对比较陌生，这样，审委会绝大部分成员对于某一提交给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来说只能算是“外行”。这种由“外行”来评判案件，显然难以保证案件的质量。另外，审委会委员较少而案件较多情况下，势必导致委员的疲于应付而造成案件大量积压的局面。加之案件承办人员不能在有限时间内详细汇报案情，委员也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了解案件事实及运用的法律、法规，那么讨论决定的质量更难保证。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诉讼程序保障。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证公正而有效的审判，我国在诉讼程序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和制度，而审委会的委员很少亲自参加开庭，也很难有时间参加案件的旁听，如果仅仅听取承办法官对案情的汇报就对案件进行秘密的讨论和决定，这就是日益遭到批判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分离“两张皮”现象，其弊端当然不言而喻了。毕竟来说，一个案件的全部情况，仅仅通过汇报很难全面把握的。同时，审委会所听到的案情汇报，还受办案法官个人对案件主观认识的影响，他汇报的案情在客观性和全面性方面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裁判结论的公正性、合理性也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了。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独立。为了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就必须确保司法独立，使人民法院与法官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在正常行使裁判权时，不会受制于某个人或某个组织，而是完全忠实于法律。审委会制度实际上使法官独立审判不能实现，也可能会影响法院自身的独立性。如前所述，审委会制度有时会为法官抵制人情压力提供借口，但它同时又可能会为地方行政机关（或领导）干预司法和进行地方保护大开方便之门，“从前门挡住了狼，却从后门放进了虎”。虽然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是一种集体决策，但很难避免“将个人意志”转化为“集体意志”，从而影响公正裁判。由此可见，审委会制度存在着不少弊端和缺陷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不克服，就会影响审委会积极作用的发挥，因而研究分析审委会的弊端对当前的司法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之设想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审委会制度存在有不少弊端，但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目前尚不宜按法学理论界所提出的废除审委会制度，但我们也不能为了迁就现状而对审委会制度的诸多弊端视而不见，这反而会影响其积极合理一面的发挥。因此，可行的思路就是对现行审委会制度进行改革。
（一）严格明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标准。鉴于目前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数量过多，范围过大，有些甚至拖延了审理期限，影响了案件的及时裁判和裁判质量。笔者认为，建议对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及限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将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界定在法律规定的两类案件上：第一为重大案件。所谓重大案件，应当是该法院管辖范围内案情重大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以及案件争议的标的、事实涉及多方面社会关系的案件。第二为疑难案件。所谓疑难案件，只能是案件事实复杂或如何运用法律难以确定，合议庭及主审法官个人无法作出判决的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标准的制定上应尽可能明确化、具体化，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出现“弹性条款”，以增强其实施的可操作性。
（二）改革审判委员会现行的操作模式。随着诉讼体制和庭审方式的改革，开庭审理成为查清案件事实和解决诉讼争议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为了保证审判委员会客观、全面地了解案情，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更强的公正性，对符合审委会讨论标准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成员就应尽可能亲自参与所讨论案件的开庭审理或参加旁听，没有参加审理或旁听的审委会委员不得参加具体案件的讨论决定。这同时对于避免庭审流于形式，强化庭审功能，监督合议庭及法官审理也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完善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评议规则。完善的、健全的议事规则是确保审委会正常运作的必要保障，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审判实践，为克服旧的弊端，笔者认为，审委会应建立以下的评议程序规则：（1）规范汇报形式，提高会议评议质量，主审法官应由即席式的口头汇报改为提前书面汇报。在院长确定此案由审委会定期讨论评议后，主审法官应将该案的事实、争议的焦点、所涉及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合议庭或主审法官对案件的看法，写成书面材料提前发送给各位审委会委员，以便于各位委员有充足时间进行评议讨论前的准备。（2）提高会议效率，对重大但不疑难的案件，开会时可直接进行讨论，由各位委员围绕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充分发表意见，并给出结论和理由。在必要时也可以进行投票表决。所议事项需要有全部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参加，并以其超过半数以上同意方可通过。少数持有异议的，就将其异议记入笔录，审委会评议案件的笔录经各位委员亲自审阅确认无误后，应由本人予以签名，以此来加强审委会评议案件的规范性、严肃性，增强审委会各位委员评议讨论案件的责任心。
（四）可考虑改革审委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组建专业化的审委会组织。针对目前审委会制度“外行裁判”的弊端，在保持全院统一的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权威的前提下，可考虑成立若干专业性质的审判委员会分会，如审判委员民事审判分会、刑事审判分会、行政审判分会、知识产权审判分会等，各个专业审判分会在人员构成上排斥“外行”，吸收“内行”，由分管副院长、相关业务庭的庭长、研究室主任、熟悉某类业务的资深法官组成。各专业审判分会只讨论决定各相关业务领域的案件，但是如果一个案件既涉及一个专业又涉及另一个专业或多个专业且案情复杂时，可由院长决定召开若干相关专业审判分会联席会议的方式解决。至于全院审判委员会则是对事关全局性、整体性、普遍性的审判问题召开全会讨论决定，进行宏观指导。这样，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就不再只是行政权威、强制权威，而且更是专业权威、知识权威，具有更强的信服力、影响力、执行力。同时，这也可能解决目前审判委员会“疲于应付”问题，对于消化分解具体案件的讨论决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五）可考虑在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顾问委员会。掌握有审判大权的人民法院在法治社会中所起到作用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有效地集思广益，确保审判的公正与合理，可邀请同属法律大家庭共同体成员的法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著名律师、资深检察官及有关专业人士组成为法院审判服务的人民法院审判顾问委员会，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为审委会审理案件提供所需的咨询和建议，供审委会评议案件时予以参考。从而促进审委会科学决策、公正决策，这同时也有益于监督审委会，防止司法腐败，提高司法过程的透明度。
总之，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现阶段法院审判工作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但也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只有通过对该制度进行改革，使其日趋完善、合理，才能更好地指导和监督审判工作，为最终实现法官职业化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司法制度资料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与研究》，2000年第20期。
一、青州市法院审判委员会基本情况：
1、青州法院现有委员17人，对审委人数有单数要求。
2、青州法院审委全部为院庭领导，单设了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为中层单位，设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
3、最近三年来青州法院每年召开20次会议以上（分别为2002年21次；2003年23次；今年至10月份18次），共讨论议题102个，其中刑事26件，民事45件，行政21件，执行10件，国家赔偿0件。02年共开会21次，讨论案件33件，其中刑事11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5.1%；民商事15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行政7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2%；执行3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03年共开会23次，讨论案件35件，其中刑事16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4.85%；民商事18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1%；行政8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06%；执行4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3%；04年共开会18次，讨论案件34件，其中刑事9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3.2%；民商事13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3%；行政6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31%；执行3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12%；
4、在本院办理案件中比例为0.57%，案外议题2件，讨论并通过了审委会工作制度和审委办职责。
5、审委会已开展了编纂案例工作，已编辑发行《审判案例精析》一书（约15万字），正在编辑《青州市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选》（2004卷），已送审。
6、案件提交具体标准以疑难重大为主，由分管院长把关。
7、只有分管院长按规定提交审委会。
8、审委会召开时间固定在双周的周五，由院长主持，实际人数必须过半，不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列席。
9、审委会讨论议题须经过半数以上委员同意形成决议，形成会议纪要。文字材料入档。刑事裁判文书不写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其他均写明。
10、在讨论法律适用的同时，有时也讨论事实和证据。
11、规定了回避制度，以自行回避为主，辅之以事后惩戒制度。
12、审委会的决定都得到了贯彻执行。由审委办进行监督。
13、设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该机构为院中层部门，无隶属机构，人员为中层干部，副科级审判员，法律大本学历，二级法官。
青州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
（一）整理审判委员会会务；
（二）组织业务庭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审判工作情况，分析审判工作形势；
（三）根据审判委员会决定或会议主持人的指示，组织有关人员对有关案件提出参考性处理意见；对审判委员会就案件和有关事项作出的决议进行督办；
（四）组织整理典型案例；
（五）承担审判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审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理下列日常事务：
（一）审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有关事项的材料；
（二）办理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有关事项的登记和排期；
（三）通知审判委员会委员及有关人员出席、列席会议。
14、审委会实行错案追究制度。按表决结果正确与否承担责任。
15、未设立审委会的专业分会。
二、取消审判委员会之设想
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上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步伐的加快，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也暴露出很多的弊端，主要表现在：
一、审委会的设立有“行政化”因素，组成不科学。
在实践中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大都是院长、副院长、庭长等领导干部，审判委员会委员往往与行政职务挂钩，大凡是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可取得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由于行政色彩较浓，使一些有学术专长，但行政级别不高的同志难以被吸收到这个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中来。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大都有行政职务，因自身的行政事务较多，难以拿出较多的精力，研究讨论审判工作中重大问题，甚至在召开审判委员会时，经常有请假缺席现象，即使勉强到会，对研究问题不深不细，对研究案件不深不透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此，审委会人员组成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质量，也大大影响了审判委员会在法院内部的威信和声誉。
二、审委会的存在使审级、合议庭、独任审判流于现式。
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对于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他案件，一审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二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由于审委会的存在，审委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并且必须以合议庭的名义发出，更有甚者是审委会先定下调子，再让合议庭审判，走个过场。审委会作为案件的实际裁判者，却从不在裁判文书上署名，让持不同意见的合议庭法官以自己的名义去制作反映审委会意见的裁判文书，并承担不排除被错案追究可能的案件责任，不仅对法官过于苛刻和不公，对当事人也未免不负责任。
三、现行审委会的运行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造成“审”“判”分离，很难得到公正裁判
审判委员会超越合议庭之上的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权，加深了法官和合议庭对审判委员会的依赖心理。为了逃避错案责任追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越来越多，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法官之上无法官”，由于法官在疑难复杂案件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裁判权，很难使业务素质适应司法改革的要求。各业务庭审理的案件稍有难处，便借故推给审委会，这样就造成审委会的案件积压成堆，再加上院长、副院长们的行政事务繁杂，更难保证由审委会讨论研究的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从而使审委会效率很低，这项职能也常常被法官们利用来达到既可推行自己意见又可推卸自己责任的目的，汇报法官为使审委会成员赞成自己的意见，常常有意无意的带有某种倾向性，没有直接临审案件的审委会委员对案件事实的茫然，专业知识的欠缺、大量待定案件的压力以及不必对案件结果承担个人责任的安全感，很容易被利用来作为推行己见的挡箭牌。前不久，多家媒体报道了福建省周宁县一少女被人后，经其父母反复做思想工作，方才到该县公安局报案。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陈长春以找该少女了解案情、核实证据为由，在办公室里再次了她。案发后，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起福建省公安厅和宁德市委督办的重大案件，一审法院以陈长春犯罪、妨害作证罪仅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该判决结果还是经过该院审判委员会的监督和把关而出炉的。后虽经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陈长春有期徒刑12年，承办该案的原一审法院刑庭庭长阮金钟也被刑事拘留，依法受到了追究。但是，这起典型的法官枉法裁判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司法界对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职能的反思，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审判委员会的存在、组成及其功能；再次使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的存与废，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四、现行审委会的存在和运行，与我国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不相适应。
我国法院系统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改革和完善审判方式正是为了有利于保证裁判正确，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法官素质，加强法院队伍的廉政建设。而审委会的活动则是不公开的，而且是不经过庭审的，所以是与改革和完善的庭审方式不相适应的。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就曾指出：“今年改革重点是：改变长期存在的审判工作行政管理模式，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具有审判工作特点，适应审判工作需要的法院管理机制。”在司法过程中，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良好的效果，充分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这是现代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追求。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实行错案追究制的鼓噪下，由于各级法院对错案的判断标准不统一，且有扩大范围、层层加重的倾向，从而给法官造成相当的压力，使得改革以来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的案件本来已逐渐减少的趋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一些法官一旦遇到有点疑问的案件或新型的案件，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或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请示主管副院长乃至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意性、任意性强，合议庭、独任庭往往对案件不能作出独立的、最终的裁判，造成所谓“审”与“判”的分割，这本身就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环节、降低了诉讼效率。
五、现行审委会忽略对审判工作和总结经验的讨论。
由于审委会主要将精力放在讨论个案上，而无暇讨论审判工作的其它问题和总结审判经验。在不少法院，审委会一般只讨论具体案件，没有研究审判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总结审判经验，就削弱了审委会的其它职能。
三、关于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专业咨询委员会的设想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司法环境下的产物，在职业法官素质较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它所要求并推动的司法制度的突破性变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与法制不断完善发展，以及司法现代化要求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更加民主、科学、公正、公开，更加规范和完备，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与这些要求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了。
我们设想设立专业化的咨询案件委员会。
一、可由原审判委员会委员改任，针对不同专业的重大、疑难案件进行研讨，总结该类案件的审判经验，确立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裁判基调，指导该类案件的直接审判，为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提供业务咨询，最后仍由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自由裁量，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恰当地作出裁判，自负其责。切实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具有“暗箱操作”之嫌的这种违背现代司法理念审判工作机制的问题。
二、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细化，案件类型和分工更加具体明确，审判工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而每一名审判人员包括领导干部更不可能样样通，因此分专业设立咨询委员会是可行的。我们认为应设立刑事、民商、行政三个专门委员会。
三、咨询委员会应当由法官当中素质较高的人员担任，要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本身应当是该法院法学方面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单纯的审判职务，并不是一种行政职务，更不是一种待遇，不应当与职级挂钩。只要符合法官专家的条件，就可以吸收到咨询委员会中来。反之，虽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但并不具备研究、讨论疑难复杂案件的能力，则不应予以吸收，以保证法官专家咨询意见的科学性。
四、咨询委员会是只提供咨询性意见的机构，不具备实体审判权。其主要职责是根据案情，提供法律适用的参考性意见，法官和合议庭可以执行，但不是必须执行。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咨询意见不承担责任，裁判结果被证明错误的仍由法官和合议庭承担责任。
五、委员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自由地作出其认识合理的解释，不受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影响，因为真理有时就在少数人手中掌握。对委员的不同咨询意见，由法官进行取舍。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实践反思，制度瑕疵
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是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和监督的一种组织形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委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在现代司法实践中，传统审委会制度与公正司法的要求愈来愈不相适应，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质疑。我们以为，应当在国情基础上对一项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基于此，我们拟从实践层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反思。
一、从实践层面反思的必要性
首先，形成良好的“治疗方案”的前提是发现“病因”。审委会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原因在于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审判组织内部都并不设置审委会，这是学界所认同的，也经常是学界对我国审委会制度提出质疑的理由之一。但我们不能就此以“与世界接轨”为理由而全盘否定现存的审委会制度，同时审委会的存在，至少对于基层法院而言，对于保障更为良好的司法是必要的，或者说是利大于弊的（1） .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不主张立刻废除审委会制度，而主张保留审委会制度，同时转变其部分职能。这实际上就是要对该制度“动一次大手术”，而这前提就是要能够将制度这一“手术对象”身上存在的“病变”处找到，否则就显得有些盲目。因为外科医生不可能在没有发现病因的情况下，就对病人的身体任意的手术，他必须要在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和知识，结合故有的医疗经验得以发现病因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提出理性的“治疗方案”，做到有目的地手术，从而达到救治病人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审委会制度“生病”，而它的存在比废除是“利大于弊”，那么这时候要救治它，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就成为了首要任务。
其次，发现问题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反思制度存在的瑕疵的过程。尽管我们对废除审委会制度持反对态度，但一项制度如果期望能够长远、正常地运作下去，就必须能够为人们所真正广泛地接受和认可，避免“说三道四”。回避存在的问题不是支持一项制度的明智之举，而应当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完善制度，从而赋予其生命力和说服力。既然反思、发现制度存在的问题如此必要，下面我们就从实践的层面将审委会制度存在的瑕疵揭露出来。
二、审判委员会的制度瑕疵
就像前面所举“外科手术”的例子，医生在手术前总是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来发现病因，从而救治病人。反思审委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一样，应当依据一定的逻辑和运用分析研究方法来分析。这里的分析研究方法是指把审委会制度整体分解为若干部分进行研究，或者把审委会制度的个别特征和方面分解出来进行审查的方法，它是与系统研究审委会制度的系统方法是完全对立的。根据分析结论的精确程度不同，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两种。对于审委会制度的定性分析是该制度好与坏；而对它的定量分析则要是研究该制度的利弊分析和解决概率，解决它为什么好或者为什么不好的问题，二者应当相互结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在审委会制度的研究中，经常做的是定性分析，却忽略了定量研究。另外，我们分析和考察审委会制度是否应当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以为，外部因素对审委会的作用发挥和运作程序应当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熟人社会里，外部因素的干扰是个痼疾，一时难以根除，但就一项制度的弊端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地从隐藏于其自身的问题着手解决，所谓“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基于上面的分析，下面我们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拟按照四个思路进行分析：审委会制度实践效能；审委会的组织构成；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一）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能
既然审委会制度实施了数十年，那么它必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该制度设立的任务和目的：保证审判质量，发挥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但是经过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质量、裁判结果是不是就一定不存在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下面将要谈到的审委会委员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而不可能是“万事通”，这样要求他们就他们并不熟悉的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的意见，确实勉为其难。二是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过多，容易出现“讨论走过场”、“责任大家担”，从而降低了讨论质量，使得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质量并非就高于未经讨论而直接裁判的案件。三是审委会委员往往是“不审而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上诉、申诉、抗诉的比比皆是。我们曾一当事人吴A提出申诉，申诉过程费尽周折，其实案情很简单，这里不妨一说。吴A从事水产养殖，年收入百万元左右，而吴A之兄吴B曾从事竹器生意，但因亏损，欠下外债10万余元。吴B欲找王某借10万元，但吴B不会写字，遂由吴A为其写一借条（包括借条上吴B的姓名也由吴A书写）。因吴B无钱还债，王某就将吴A和吴B告上了法庭。审理过程中，王某申请撤回对吴B的诉讼请求，法庭予以了准许。该案一审、二审很蹊跷地回避了被告提交的证据，而对原告的证据一一进行了认定，案件甚至在审委会讨论通过，决定判决吴A支付王某10万元。但我们细观一审、二审判词通篇是“按照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分析的（注：该案审理之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尚未生效）。姑且不谈该案从实体的角度来说有多么的不公，仅从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裁判结果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对证据的认定还是对法律的适用均让人难以信服。于是乎，吴A就不断上访，申诉信投向了当地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大，当然这种情况都是“石沉大海”。我们不敢就此个案而断言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的上诉、申诉、抗诉的比例就大于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直接裁判的案件，以此案件为例，旨在说明我国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往往由于运作程序瑕疵、委员良知缺乏等原因而影响了裁判结论和案件质量。
可见，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果表现的较为低下，它的功能发挥不全，很多制度在实施中任意性太大。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多是被当成处理案件的“工具”来对待的，在很多法院“审委会工具主义”观念极为普遍。现实中的实施效能不力和错误的观念其实都可归结于一整套机制的缺乏，具体制度不健全是审委会效能低下的制度原因。
（二）审委会的组织构成
反思审委会的组织构成，我们认为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审委会制度产生是我国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着立法、司法的水平。在立法上，法律还不够健全、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人员的水平还不够高，当事人的参诉能力不够强；加之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错综复杂，仅凭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很难把握一些重大、疑难案件。这时审委会的产生就成为必然了。由于审委会大都是由党组成员、正副院长、业务庭长，原则上讲其法律、政策水平应该较高，综合分析能力更强，将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审委会讨论，相对有利于保证案件质量。
然而，如果我们具体调查分析现有制度环境下，审委会组织构成是否存在问题时，我们会很“如愿”地发现很多瑕疵，例如：（1）中国各级法院里，尽管审委会是作为审判业务机构设置的，但实际上审委会委员享受的却是行政职务待遇，和他们在法院任职级别相连结，这样就从事实上降低了审委会这一机构的很多功能的发挥，尤其是其专业技术性的降低。在很多地方，审委会委员主要由院长、各分管副院长、各业务庭庭长、政治处主任、纪检委主任、研究室主任组成。（2）审委会委员“外行”现象广泛存在。审委会委员中很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如民事行政案件的分管副院长，往往只对民事行政疑难、复杂案件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刑庭庭长往往只对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较为熟悉，而对其他案件则缺乏敏锐地断案能力。当然不排除有的审委会委员一门法律都不精通。这时，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可能出现“外行委员”受“内行委员”诱导或者左右，当然更多的情况则是“外行委员”不发言，跟着附和。（3）缺乏具体的办事机构。目前， 多数法院的审委会是一个组织较为松散的机构，多没有设立专门的日常办事机构，也没有专门人员负责议案的呈报纪录、整理归档以及决议的监督执行，致使审委会监督乏力，工作随意性大。有的地方法院审委会出席率较低，有的审委会委员“出勤不出力”，还有的地方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意见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这些情况的出现与审委会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密切联系。
（三）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诉讼公正要求通过程序的公正，最终实现结果公正，即由程序及于实体的公正，诉讼公正既是程序自身的公正，也是实体法律及实体权利义务得以正确归结的公正。（2） 应该说，程序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目前，审委会的运作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审委会制度所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缺陷，这种断言主要是基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表现在它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制度或诉讼原则，也表现在它的许多工作制度主要源自于习惯，缺乏理性分析。具体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与审判公开、直接审理原则相悖。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很显然这是与审判公开原则相矛盾的。此外，审委会讨论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并不在场，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和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决。这又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相悖，对准确判断、分析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显然是不利的。（3） 因为直接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立双方进行平等论证、抗辩和说服的环境，保证对立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制约和影响的机会对等，直接审理还有助于审委会委员直接运用自己的五官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促使他们减少预断和偏见。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现有审委会制度对二原则的直接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审委会的具体制度时应考虑充分体现二原则。
2、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4） 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从而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三大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
3、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出现“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审理者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有些地方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5） 此举值得怀疑，具体理由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及），判决者则是审委会，造成审、判分离，合议庭“审而不判”，审委会则是“判而不审”、“不审而判”。有人将此种状况比喻为“看病的医生无权开处方，开处方的医生却不看病”。这类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而且会从实质上影响到审判的质量。
4、抵御外部压力的作用有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案件一进门，各方都托人”的情况，法官承受的外部压力的确很大，这种压力事实上在不断地给法官施压，当这种压力达到极限后，就会使其“崩溃”，从而置公平、正义于不顾，徇私枉法。所以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为法官设置一个“抗压”的机构能够帮助其抵御外部压力和诱惑，但这种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贺卫方先生认为，审委会的存在不仅不能成为抵御外部压力的屏障，相反，它完全可以成为外部压力进入法院的最便利的入境通道。我们总是想着让普通法官向干预他的人说：“这个案件是要上审判委员会的，我作不了主。”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院长们“无奈地”对试图干预他们的人说：“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具体案件如何处理我作不了主，我没有权力干涉法官办案。”（6）
5、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落实。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则很难追究审委会委员个人的责任。基于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并未实际裁判，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说来说应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审委会讨论案件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负责。 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是往往无人负责。如果出现错案，无法追究个人责任，至多在自我批评会上，说一声“我也是有责任的”就可完事。这就使得个别执法者有徇私枉法的可乘之机。
6、审委会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法律规定的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目前， 我国各地审委会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个案研究、案件讨论上，而在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开展宏观调查研究等方面显得极为不足。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法院都是将审委会作为“工具”对待的，较为现实地重视个案讨论，而不宏观、长远地发挥审委会的职能。
（四）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良心是一种道德上有义务履行的行为必须坚定地履行的执著信念。缺乏法官良知的法律就不会去积极地追求公平和公正，就会陷入一种冷漠的状态；有良知的法官则会通过能动地执法，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法官运用智慧和良知审理案件就是要在准确把握立法宗旨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内心确信，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法律精神恰如其分地体现在案件裁判之中。（7） 审委会委员在讨论决定某个案件的过程，也就是道德选择的过程。审委会制度设立之初衷是希望审委会委员运用自己的全部经验、专业知识和思维能力，在良心的支配下，通过反复权衡和比较，从而作出确定性选择。
另外，2001年10月18日《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颁布，并于当天开始起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当天的会上说，法官是否具有优良的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确保公正司法意义重大。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良好的职业道德被列为从事法官职业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些准则或意见的出台对于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审委会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法官应属其调整对象，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有法官需要进行职业道德建设，而审委会委员可以例外。我们以为，基于审委会是各级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对其成员不应降低任何要求，对审委会委员的道德建设应该高标准、高要求。
但实践中，还是存有很多审委会委员违背良知和职业道德的现象。曾有某中级法院的一名法官对我们描述了该院审委会开会的场景通常是：承办案件的法官将开会前一天已发送给各审委会委员手中的汇报材料宣读一下，然后由各位审委会委员讨论。这里的“奥妙”之处在于，只要有一位审委会委员发言并谈了自己的裁判意见后，其他审委会委员一般情况下都是附和的，反对之声较少，因为一切都是“心照不宣”的。据说，反对者有之，甚至为案件的裁判意见发生激烈的争执，但似乎都有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还曾实地了解了某地基层法院审委会召开的状况：案件经分管副院长同意后，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讨论前，承办人员多已将裁判文书制作好存于电脑之中，这时只需将格式调整一下，将“本院认为”改为合议庭合议意见或独任审判员的意见，将裁判结论部分删除。而且这些简单机械的操作多由随案书记员完成的。这样符合格式的汇报材料就制作完成了，随后于审委会开会前一天送交各审委会委员，开会之时这些委员所听到的承办人员案件汇报的内容也是这些内容。在会上，承办人员一般阐述一下合议庭合议形成的意见或者自己作为独任审判员审理时的个人意见。至于审委会讨论的细节，因属秘密，我们这样的局外之人自然就无从知晓。但如果基于某种“关系”还是可能知晓一些情况的，前面某中院法官的描述就是明证。这明显违背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规定的“忠于职守、秉公办案、不徇私情、惩恶扬善、弘扬正义……要自觉抵制不正当利益”的道德要求。实证研究表明，前述情况虽不具有普遍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委会运作的“实况”，至少表明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审委会制度亟待进一步规范。
结语
审委会制度是结合我国国情产生的、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我国现有法律对审委会制度所进行的规定是较为宏观的，且具有前瞻性，但基于历史、现实的原因和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现有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亟需改进，正是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以上制约审委会功能难以发挥的诸多因素，以期为审委会制度的完善提供些许粗浅思路。
注释：
（1） 参见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
（2） 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3） 参见程新生：《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个案制度的缺陷》，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
（4） 参见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27页。
（5） 参见前引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该文作者苏力先生述及其调查显示的状况，如果是独任审判的案件，法官个人对案件拿不准的，先向庭长汇报；如果庭长与主审法官的意见一致，则可以定案；如果不一致，庭长将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也拿不准的，经副院长向院长报告，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
关键词 审判委员会；制度；司法改革
程序作为一种规则，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秩序。法律作为社会法权要求的集中体现，其不仅反映着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还应该以最便捷的方式为人们所接受。而正当程序则是程序法对这一要求的回复。正当程序是程序法的内核，也是程序法的外在要求。正当的程序是实体审判的程序保证，也是实体审判的正确保证。审判委员会制度究竟在何种层面体现了司法公正的要求？本文拟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瑕疵进行反思，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完善提一些建议。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概述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和监督的一种组织形式，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产物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中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条例》就规定设置“裁判委员会”，即审判委员会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早规定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及职责以来，各时期的人民法院组织法都规定了审判委员会制度。自设立至今，审判委员会在抵御司法干预、保障司法独立、把好案件质量关以及统一司法尺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瑕疵
（一）组织形式行政化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一般均由法院院长、副院长和主要业务庭庭长组成，除了即将退休不再兼任院长、庭长等行政职务的委员外，由普通法官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情况十分少见，中级以上的法院也是如此 [2]。由法院内部司法行政部门或党务部门领导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他们或没有司法经验，或没有取得法官资格，在讨论案件时，多为随声附和。审判委员会的组成情况表明，它难以保证一个法院最高审判组织的专业性与权威性，给予其位于专业合议庭和专业法官之上的政治权威，其弊端可想而知。
（二）运行机制不合理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
1、与直接言词原则相悖。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中，只有承办案件的法官有机会向审判委员会委员当面汇报。这就意味着作为案件最终裁判者的审判委员会，对几乎每一个案件的决定都是在案件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
2、与审判公开原则相悖。《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不准进入会议室，更不用说旁听、报道，是典型的“暗箱操作”。
3、回避制度形同虚设。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从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3]。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判委员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回避。而司法实践中，一些应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此种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判委员会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判委员会委员形同虚设。
4、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的落实。审判委员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来说应由审判委员会集体承担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往往是无人负责。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完善
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缺陷，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取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制度或者改变其性质。但就目前而言，取消是不现实的，更为现实的途径是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
（一）组织形式司法化
改变审判委员会委员资格条件，突出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首先得打破行政管理模式，不再以行政职位来决定进入审判委员会的资格条件。对于难以适应审判委员会工作的应予及时免职，不能再将委员一职视为一种政治待遇。其次可以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考试、考核制度，确定相应明确、标准较高的任职条件。
（二）工作程序诉讼化
程序法作为法规范的一种，其直接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秩序。秩序是一定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态。因而是他们摆脱了相对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形态。在现代社会，秩序价值的意义有着愈来愈重要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社会生活日趋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社会现象交织在一起，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让社会生活出于一种有序的状态。因为这种有序的状态能够减少社会摩擦所带来的生活成本。从这一点来看，是与法治对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与此同时，秩序始终是与一定的规则相联系的。通过规则对主体行为进行引导或者评价，这是规则的重要功能。无论是传统的道德规范，还是近代以降的法律规范，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的有序状态。程序法的制定是为了实现社会秩序功能，社会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秩序化状态。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运作，从准入、汇报、调查、辩论、表决及异议等都应制定出一套细化的程序规则。
1、审判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法庭审判。在案件决定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后，所有将要参加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委员都必须参与法庭审判活动，这种参与可以采取旁听的方式，也可以在法庭上设立审判委员会专席。
2、实行案件讨论公开制。案件讨论公开，至少可以向本院的审判人员公开。凡合议庭审理的案件，讨论时合议庭其他成员到场补充汇报并听取审判委员会意见。讨论案件的记录应当作为诉讼材料可以被具有阅卷资格的诉讼参与人查阅。
3、设立先期预告制度和申请回避制度。在启动审判委员会讨论或决定案件会议程序之前，应当实行回避制度，操作方式是审判委员会会议及参加人员的先期预告。当事人可在会议召开前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审判委员会委员应自行遵守回避制度。
对于审判委员会制度，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司法体系中没有与其相同或者类似的制度存在，就简单地否定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当前中国现实存在的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制度固然有其难以根除的缺陷，但是只有结合审判委员会制度所依存的社会现实环境进行研究，那些有关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和完善的理论探讨才会真正做到全面和客观，也才真正具有了现实意义[4]。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只是整个国家司法改革中的一个环节，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个体系中其他环节改革进程的影响，必须将其纳入到整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改革中进行整体协调的考虑。
参考文献
[1]罗书平.审判工作的理论与实务――司法公正漫谈[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
[2]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J].北大法律评论，1998（1）.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实践反思，制度瑕疵
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是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和监督的一种组织形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委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在现代司法实践中，传统审委会制度与公正司法的要求愈来愈不相适应，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质疑。我们以为，应当在国情基础上对一项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基于此，我们拟从实践层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反思。
一、从实践层面反思的必要性
首先，形成良好的“治疗方案”的前提是发现“病因”。审委会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原因在于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审判组织内部都并不设置审委会，这是学界所认同的，也经常是学界对我国审委会制度提出质疑的理由之一。但我们不能就此以“与世界接轨”为理由而全盘否定现存的审委会制度，同时审委会的存在，至少对于基层法院而言，对于保障更为良好的司法是必要的，或者说是利大于弊的（1） .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不主张立刻废除审委会制度，而主张保留审委会制度，同时转变其部分职能。这实际上就是要对该制度“动一次大手术”，而这前提就是要能够将制度这一“手术对象”身上存在的“病变”处找到，否则就显得有些盲目。因为外科医生不可能在没有发现病因的情况下，就对病人的身体任意的手术，他必须要在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和知识，结合故有的医疗经验得以发现病因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提出理性的“治疗方案”，做到有目的地手术，从而达到救治病人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审委会制度“生病”，而它的存在比废除是“利大于弊”，那么这时候要救治它，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就成为了首要任务。
其次，发现问题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反思制度存在的瑕疵的过程。尽管我们对废除审委会制度持反对态度，但一项制度如果期望能够长远、正常地运作下去，就必须能够为人们所真正广泛地接受和认可，避免“说三道四”。回避存在的问题不是支持一项制度的明智之举，而应当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完善制度，从而赋予其生命力和说服力。既然反思、发现制度存在的问题如此必要，下面我们就从实践的层面将审委会制度存在的瑕疵揭露出来。
二、审判委员会的制度瑕疵
就像前面所举“外科手术”的例子，医生在手术前总是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来发现病因，从而救治病人。反思审委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一样，应当依据一定的逻辑和运用分析研究方法来分析。这里的分析研究方法是指把审委会制度整体分解为若干部分进行研究，或者把审委会制度的个别特征和方面分解出来进行审查的方法，它是与系统研究审委会制度的系统方法是完全对立的。根据分析结论的精确程度不同，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两种。对于审委会制度的定性分析是该制度好与坏；而对它的定量分析则要是研究该制度的利弊分析和解决概率，解决它为什么好或者为什么不好的问题，二者应当相互结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在审委会制度的研究中，经常做的是定性分析，却忽略了定量研究。另外，我们分析和考察审委会制度是否应当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以为，外部因素对审委会的作用发挥和运作程序应当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熟人社会里，外部因素的干扰是个痼疾，一时难以根除，但就一项制度的弊端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地从隐藏于其自身的问题着手解决，所谓“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基于上面的分析，下面我们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拟按照四个思路进行分析：审委会制度实践效能；审委会的组织构成；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一）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能
既然审委会制度实施了数十年，那么它必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该制度设立的任务和目的：保证审判质量，发挥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但是经过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质量、裁判结果是不是就一定不存在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下面将要谈到的审委会委员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而不可能是“万事通”，这样要求他们就他们并不熟悉的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的意见，确实勉为其难。二是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过多，容易出现“讨论走过场”、“责任大家担”，从而降低了讨论质量，使得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质量并非就高于未经讨论而直接裁判的案件。三是审委会委员往往是“不审而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上诉、申诉、抗诉的比比皆是。我们曾一当事人吴A提出申诉，申诉过程费尽周折，其实案情很简单，这里不妨一说。吴A从事水产养殖，年收入百万元左右，而吴A之兄吴B曾从事竹器生意，但因亏损，欠下外债10万余元。吴B欲找王某借10万元，但吴B不会写字，遂由吴A为其写一借条（包括借条上吴B的姓名也由吴A书写）。因吴B无钱还债，王某就将吴A和吴B告上了法庭。审理过程中，王某申请撤回对吴B的诉讼请求，法庭予以了准许。该案一审、二审很蹊跷地回避了被告提交的证据，而对原告的证据一一进行了认定，案件甚至在审委会讨论通过，决定判决吴A支付王某10万元。但我们细观一审、二审判词通篇是“按照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分析的（注：该案审理之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尚未生效）。姑且不谈该案从实体的角度来说有多么的不公，仅从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裁判结果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对证据的认定还是对法律的适用均让人难以信服。于是乎，吴A就不断上访，申诉信投向了当地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大，当然这种情况都是“石沉大海”。我们不敢就此个案而断言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的上诉、申诉、抗诉的比例就大于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直接裁判的案件，以此案件为例，旨在说明我国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往往由于运作程序瑕疵、委员良知缺乏等原因而影响了裁判结论和案件质量。
可见，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果表现的较为低下，它的功能发挥不全，很多制度在实施中任意性太大。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多是被当成处理案件的“工具”来对待的，在很多法院“审委会工具主义”观念极为普遍。现实中的实施效能不力和错误的观念其实都可归结于一整套机制的缺乏，具体制度不健全是审委会效能低下的制度原因。
（二）审委会的组织构成
反思审委会的组织构成，我们认为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审委会制度产生是我国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着立法、司法的水平。在立法上，法律还不够健全、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人员的水平还不够高，当事人的参诉能力不够强；加之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错综复杂，仅凭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很难把握一些重大、疑难案件。这时审委会的产生就成为必然了。由于审委会大都是由党组成员、正副院长、业务庭长，原则上讲其法律、政策水平应该较高，综合分析能力更强，将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审委会讨论，相对有利于保证案件质量。
然而，如果我们具体调查分析现有制度环境下，审委会组织构成是否存在问题时，我们会很“如愿”地发现很多瑕疵，例如：（1）中国各级法院里，尽管审委会是作为审判业务机构设置的，但实际上审委会委员享受的却是行政职务待遇，和他们在法院任职级别相连结，这样就从事实上降低了审委会这一机构的很多功能的发挥，尤其是其专业技术性的降低。在很多地方，审委会委员主要由院长、各分管副院长、各业务庭庭长、政治处主任、纪检委主任、研究室主任组成。（2）审委会委员“外行”现象广泛存在。审委会委员中很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如民事行政案件的分管副院长，往往只对民事行政疑难、复杂案件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刑庭庭长往往只对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较为熟悉，而对其他案件则缺乏敏锐地断案能力。当然不排除有的审委会委员一门法律都不精通。这时，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可能出现“外行委员”受“内行委员”诱导或者左右，当然更多的情况则是“外行委员”不发言，跟着附和。（3）缺乏具体的办事机构。目前， 多数法院的审委会是一个组织较为松散的机构，多没有设立专门的日常办事机构，也没有专门人员负责议案的呈报纪录、整理归档以及决议的监督执行，致使审委会监督乏力，工作随意性大。有的地方法院审委会出席率较低，有的审委会委员“出勤不出力”，还有的地方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意见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这些情况的出现与审委会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密切联系。
（三）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诉讼公正要求通过程序的公正，最终实现结果公正，即由程序及于实体的公正，诉讼公正既是程序自身的公正，也是实体法律及实体权利义务得以正确归结的公正。（2） 应该说，程序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目前，审委会的运作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审委会制度所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缺陷，这种断言主要是基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表现在它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制度或诉讼原则，也表现在它的许多工作制度主要源自于习惯，缺乏理性分析。具体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与审判公开、直接审理原则相悖。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很显然这是与审判公开原则相矛盾的。此外，审委会讨论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并不在场，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和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决。这又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相悖，对准确判断、分析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显然是不利的。（3） 因为直接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立双方进行平等论证、抗辩和说服的环境，保证对立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制约和影响的机会对等，直接审理还有助于审委会委员直接运用自己的五官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促使他们减少预断和偏见。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现有审委会制度对二原则的直接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审委会的具体制度时应考虑充分体现二原则。
2、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4） 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从而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三大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
3、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出现“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审理者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有些地方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5） 此举值得怀疑，具体理由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及），判决者则是审委会，造成审、判分离，合议庭“审而不判”，审委会则是“判而不审”、“不审而判”。有人将此种状况比喻为“看病的医生无权开处方，开处方的医生却不看病”。这类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而且会从实质上影响到审判的质量。
4、抵御外部压力的作用有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案件一进门，各方都托人”的情况，法官承受的外部压力的确很大，这种压力事实上在不断地给法官施压，当这种压力达到极限后，就会使其“崩溃”，从而置公平、正义于不顾，徇私枉法。所以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为法官设置一个“抗压”的机构能够帮助其抵御外部压力和诱惑，但这种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贺卫方先生认为，审委会的存在不仅不能成为抵御外部压力的屏障，相反，它完全可以成为外部压力进入法院的最便利的入境通道。我们总是想着让普通法官向干预他的人说：“这个案件是要上审判委员会的，我作不了主。”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院长们“无奈地”对试图干预他们的人说：“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具体案件如何处理我作不了主，我没有权力干涉法官办案。”（6）
5、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落实。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则很难追究审委会委员个人的责任。基于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并未实际裁判，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说来说应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审委会讨论案件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负责。 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是往往无人负责。如果出现错案，无法追究个人责任，至多在自我批评会上，说一声“我也是有责任的”就可完事。这就使得个别执法者有徇私枉法的可乘之机。
6、审委会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法律规定的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目前， 我国各地审委会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个案研究、案件讨论上，而在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开展宏观调查研究等方面显得极为不足。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法院都是将审委会作为“工具”对待的，较为现实地重视个案讨论，而不宏观、长远地发挥审委会的职能。
（四）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良心是一种道德上有义务履行的行为必须坚定地履行的执著信念。缺乏法官良知的法律就不会去积极地追求公平和公正，就会陷入一种冷漠的状态；有良知的法官则会通过能动地执法，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法官运用智慧和良知审理案件就是要在准确把握立法宗旨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内心确信，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法律精神恰如其分地体现在案件裁判之中。（7） 审委会委员在讨论决定某个案件的过程，也就是道德选择的过程。审委会制度设立之初衷是希望审委会委员运用自己的全部经验、专业知识和思维能力，在良心的支配下，通过反复权衡和比较，从而作出确定性选择。
另外，2001年10月18日《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颁布，并于当天开始起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当天的会上说，法官是否具有优良的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确保公正司法意义重大。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良好的职业道德被列为从事法官职业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些准则或意见的出台对于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审委会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法官应属其调整对象，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有法官需要进行职业道德建设，而审委会委员可以例外。我们以为，基于审委会是各级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对其成员不应降低任何要求，对审委会委员的道德建设应该高标准、高要求。
但实践中，还是存有很多审委会委员违背良知和职业道德的现象。曾有某中级法院的一名法官对我们描述了该院审委会开会的场景通常是：承办案件的法官将开会前一天已发送给各审委会委员手中的汇报材料宣读一下，然后由各位审委会委员讨论。这里的“奥妙”之处在于，只要有一位审委会委员发言并谈了自己的裁判意见后，其他审委会委员一般情况下都是附和的，反对之声较少，因为一切都是“心照不宣”的。据说，反对者有之，甚至为案件的裁判意见发生激烈的争执，但似乎都有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还曾实地了解了某地基层法院审委会召开的状况：案件经分管副院长同意后，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讨论前，承办人员多已将裁判文书制作好存于电脑之中，这时只需将格式调整一下，将“本院认为”改为合议庭合议意见或独任审判员的意见，将裁判结论部分删除。而且这些简单机械的操作多由随案书记员完成的。这样符合格式的汇报材料就制作完成了，随后于审委会开会前一天送交各审委会委员，开会之时这些委员所听到的承办人员案件汇报的内容也是这些内容。在会上，承办人员一般阐述一下合议庭合议形成的意见或者自己作为独任审判员审理时的个人意见。至于审委会讨论的细节，因属秘密，我们这样的局外之人自然就无从知晓。但如果基于某种“关系”还是可能知晓一些情况的，前面某中院法官的描述就是明证。这明显违背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规定的“忠于职守、秉公办案、不徇私情、惩恶扬善、弘扬正义……要自觉抵制不正当利益”的道德要求。实证研究表明，前述情况虽不具有普遍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委会运作的“实况”，至少表明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审委会制度亟待进一步规范。
结语
审委会制度是结合我国国情产生的、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我国现有法律对审委会制度所进行的规定是较为宏观的，且具有前瞻性，但基于历史、现实的原因和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现有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亟需改进，正是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以上制约审委会功能难以发挥的诸多因素，以期为审委会制度的完善提供些许粗浅思路。
注释：
（1） 参见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载http://law-thinker.com/detail.asp？id=378.
（2） 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3） 参见程新生：《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个案制度的缺陷》，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
（4） 参见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27页。
（5） 参见前引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该文作者苏力先生述及其调查显示的状况，如果是独任审判的案件，法官个人对案件拿不准的，先向庭长汇报；如果庭长与主审法官的意见一致，则可以定案；如果不一致，庭长将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也拿不准的，经副院长向院长报告，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
——从实践层面探析
何艳芳 余茂玉/西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 要】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它的任务主要是总结交流审判经验、讨论决定疑难、复杂案件以及研究与审判工作有关的问题。但由于制度设计和运作程序上的问题，审委会制度的瑕疵日益凸显。本文拟从实践的层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反思。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 实践反思 制度瑕疵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04］08-0169-05
Pondering over the Institution of Adjudication Committee
---analyzing on the angle of practice
HE Yanfang YU Maoyu Cheng Jinming
Abstract: Adjudication Committee is the supreme internal 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peoples courts ,its chief roles are communicating experience of adjudication,
diciding on and discussing complicated cases and investigating the problem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adjudication.But just owing to the problem of the
institution design and operation procedure,the specks of the institution of
adjudication committee emerges.The article intends to ponder over the
institution from the angle of practice.
Keywords: Adjudication Committee;the angle of practice;speck of the institution.
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是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和监督的一种组织形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委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在现代司法实践中，传统审委会制度与公正司法的要求愈来愈不相适应，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质疑。我们以为，应当在国情基础上对一项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基于此，我们拟从实践层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反思。
一、从实践层面反思的必要性
首先，形成良好的“治疗方案”的前提是发现“病因”。审委会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原因在于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审判组织内部都并不设置审委会，这是学界所认同的，也经常是学界对我国审委会制度提出质疑的理由之一。但我们不能就此以“与世界接轨”为理由而全盘否定现存的审委会制度，同时审委会的存在，至少对于基层法院而言，对于保障更为良好的司法是必要的，或者说是利大于弊的（1） 。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不主张立刻废除审委会制度，而主张保留审委会制度，同时转变其部分职能。这实际上就是要对该制度“动一次大手术”，而这前提就是要能够将制度这一“手术对象”身上存在的“病变”处找到，否则就显得有些盲目。因为外科医生不可能在没有发现病因的情况下，就对病人的身体任意的手术，他必须要在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和知识，结合故有的医疗经验得以发现病因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提出理性的“治疗方案”，做到有目的地手术，从而达到救治病人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审委会制度“生病”，而它的存在比废除是“利大于弊”，那么这时候要救治它，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就成为了首要任务。
其次，发现问题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反思制度存在的瑕疵的过程。尽管我们对废除审委会制度持反对态度，但一项制度如果期望能够长远、正常地运作下去，就必须能够为人们所真正广泛地接受和认可，避免“说三道四”。回避存在的问题不是支持一项制度的明智之举，而应当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完善制度，从而赋予其生命力和说服力。既然反思、发现制度存在的问题如此必要，下面我们就从实践的层面将审委会制度存在的瑕疵揭露出来。
二、审判委员会的制度瑕疵
就像前面所举“外科手术”的例子，医生在手术前总是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来发现病因，从而救治病人。反思审委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一样，应当依据一定的逻辑和运用分析研究方法来分析。这里的分析研究方法是指把审委会制度整体分解为若干部分进行研究，或者把审委会制度的个别特征和方面分解出来进行审查的方法，它是与系统研究审委会制度的系统方法是完全对立的。根据分析结论的精确程度不同，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两种。对于审委会制度的定性分析是该制度好与坏；而对它的定量分析则要是研究该制度的利弊分析和解决概率，解决它为什么好或者为什么不好的问题，二者应当相互结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在审委会制度的研究中，经常做的是定性分析，却忽略了定量研究。另外，我们分析和考察审委会制度是否应当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以为，外部因素对审委会的作用发挥和运作程序应当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熟人社会里，外部因素的干扰是个痼疾，一时难以根除，但就一项制度的弊端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地从隐藏于其自身的问题着手解决，所谓“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基于上面的分析，下面我们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拟按照四个思路进行分析：审委会制度实践效能；审委会的组织构成；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一）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能
既然审委会制度实施了数十年，那么它必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该制度设立的任务和目的：保证审判质量，发挥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但是经过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质量、裁判结果是不是就一定不存在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下面将要谈到的审委会委员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而不可能是“万事通”，这样要求他们就他们并不熟悉的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的意见，确实勉为其难。二是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过多，容易出现“讨论走过场”、“责任大家担”，从而降低了讨论质量，使得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质量并非就高于未经讨论而直接裁判的案件。三是审委会委员往往是“不审而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上诉、申诉、抗诉的比比皆是。我们曾一当事人吴A提出申诉，申诉过程费尽周折，其实案情很简单，这里不妨一说。吴A从事水产养殖，年收入百万元左右，而吴A之兄吴B曾从事竹器生意，但因亏损，欠下外债10万余元。吴B欲找王某借10万元，但吴B不会写字，遂由吴A为其写一借条（包括借条上吴B的姓名也由吴A书写）。因吴B无钱还债，王某就将吴A和吴B告上了法庭。审理过程中，王某申请撤回对吴B的诉讼请求，法庭予以了准许。该案一审、二审很蹊跷地回避了被告提交的证据，而对原告的证据一一进行了认定，案件甚至在审委会讨论通过，决定判决吴A支付王某10万元。但我们细观一审、二审判词通篇是“按照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分析的（注：该案审理之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尚未生效）。姑且不谈该案从实体的角度来说有多么的不公，仅从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裁判结果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对证据的认定还是对法律的适用均让人难以信服。于是乎，吴A就不断上访，申诉信投向了当地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大，当然这种情况都是“石沉大海”。我们不敢就此个案而断言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的上诉、申诉、抗诉的比例就大于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直接裁判的案件，以此案件为例，旨在说明我国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往往由于运作程序瑕疵、委员良知缺乏等原因而影响了裁判结论和案件质量。
可见，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果表现的较为低下，它的功能发挥不全，很多制度在实施中任意性太大。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多是被当成处理案件的“工具”来对待的，在很多法院“审委会工具主义”观念极为普遍。现实中的实施效能不力和错误的观念其实都可归结于一整套机制的缺乏，具体制度不健全是审委会效能低下的制度原因。
（二）审委会的组织构成
反思审委会的组织构成，我们认为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审委会制度产生是我国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着立法、司法的水平。在立法上，法律还不够健全、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人员的水平还不够高，当事人的参诉能力不够强；加之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错综复杂，仅凭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很难把握一些重大、疑难案件。这时审委会的产生就成为必然了。由于审委会大都是由党组成员、正副院长、业务庭长，原则上讲其法律、政策水平应该较高，综合分析能力更强，将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审委会讨论，相对有利于保证案件质量。
然而，如果我们具体调查分析现有制度环境下，审委会组织构成是否存在问题时，我们会很“如愿”地发现很多瑕疵，例如：（1）中国各级法院里，尽管审委会是作为审判业务机构设置的，但实际上审委会委员享受的却是行政职务待遇，和他们在法院任职级别相连结，这样就从事实上降低了审委会这一机构的很多功能的发挥，尤其是其专业技术性的降低。在很多地方，审委会委员主要由院长、各分管副院长、各业务庭庭长、政治处主任、纪检委主任、研究室主任组成。（2）审委会委员“外行”现象广泛存在。审委会委员中很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如民事行政案件的分管副院长，往往只对民事行政疑难、复杂案件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刑庭庭长往往只对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较为熟悉，而对其他案件则缺乏敏锐地断案能力。当然不排除有的审委会委员一门法律都不精通。这时，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可能出现“外行委员”受“内行委员”诱导或者左右，当然更多的情况则是“外行委员”不发言，跟着附和。（3）缺乏具体的办事机构。目前， 多数法院的审委会是一个组织较为松散的机构，多没有设立专门的日常办事机构，也没有专门人员负责议案的呈报纪录、整理归档以及决议的监督执行，致使审委会监督乏力，工作随意性大。有的地方法院审委会出席率较低，有的审委会委员“出勤不出力”，还有的地方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意见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这些情况的出现与审委会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密切联系。
（三）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诉讼公正要求通过程序的公正，最终实现结果公正，即由程序及于实体的公正，诉讼公正既是程序自身的公正，也是实体法律及实体权利义务得以正确归结的公正。（2） 应该说，程序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目前，审委会的运作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审委会制度所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缺陷，这种断言主要是基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表现在它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制度或诉讼原则，也表现在它的许多工作制度主要源自于习惯，缺乏理性分析。具体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与审判公开、直接审理原则相悖。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很显然这是与审判公开原则相矛盾的。此外，审委会讨论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并不在场，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和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决。这又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相悖，对准确判断、分析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显然是不利的。（3） 因为直接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立双方进行平等论证、抗辩和说服的环境，保证对立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制约和影响的机会对等，直接审理还有助于审委会委员直接运用自己的五官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促使他们减少预断和偏见。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现有审委会制度对二原则的直接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审委会的具体制度时应考虑充分体现二原则。
2、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4） 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从而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三大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
3、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出现“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审理者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有些地方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5） 此举值得怀疑，具体理由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及），判决者则是审委会，造成审、判分离，合议庭“审而不判”，审委会则是“判而不审”、“不审而判”。有人将此种状况比喻为“看病的医生无权开处方，开处方的医生却不看病”。这类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而且会从实质上影响到审判的质量。
4、抵御外部压力的作用有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案件一进门，各方都托人”的情况，法官承受的外部压力的确很大，这种压力事实上在不断地给法官施压，当这种压力达到极限后，就会使其“崩溃”，从而置公平、正义于不顾，徇私枉法。所以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为法官设置一个“抗压”的机构能够帮助其抵御外部压力和诱惑，但这种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贺卫方先生认为，审委会的存在不仅不能成为抵御外部压力的屏障，相反，它完全可以成为外部压力进入法院的最便利的入境通道。我们总是想着让普通法官向干预他的人说：“这个案件是要上审判委员会的，我作不了主。”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院长们“无奈地”对试图干预他们的人说：“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具体案件如何处理我作不了主，我没有权力干涉法官办案。”（6）
5、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落实。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则很难追究审委会委员个人的责任。基于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并未实际裁判，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说来说应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审委会讨论案件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负责。 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是往往无人负责。如果出现错案，无法追究个人责任，至多在自我批评会上，说一声“我也是有责任的”就可完事。这就使得个别执法者有徇私枉法的可乘之机。
6、审委会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法律规定的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目前， 我国各地审委会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个案研究、案件讨论上，而在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开展宏观调查研究等方面显得极为不足。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法院都是将审委会作为“工具”对待的，较为现实地重视个案讨论，而不宏观、长远地发挥审委会的职能。
（四）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良心是一种道德上有义务履行的行为必须坚定地履行的执著信念。缺乏法官良知的法律就不会去积极地追求公平和公正，就会陷入一种冷漠的状态；有良知的法官则会通过能动地执法，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法官运用智慧和良知审理案件就是要在准确把握立法宗旨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内心确信，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法律精神恰如其分地体现在案件裁判之中。（7） 审委会委员在讨论决定某个案件的过程，也就是道德选择的过程。审委会制度设立之初衷是希望审委会委员运用自己的全部经验、专业知识和思维能力，在良心的支配下，通过反复权衡和比较，从而作出确定性选择。
另外，2001年10月18日《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颁布，并于当天开始起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当天的会上说，法官是否具有优良的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确保公正司法意义重大。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良好的职业道德被列为从事法官职业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些准则或意见的出台对于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审委会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法官应属其调整对象，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有法官需要进行职业道德建设，而审委会委员可以例外。我们以为，基于审委会是各级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对其成员不应降低任何要求，对审委会委员的道德建设应该高标准、高要求。
但实践中，还是存有很多审委会委员违背良知和职业道德的现象。曾有某中级法院的一名法官对我们描述了该院审委会开会的场景通常是：承办案件的法官将开会前一天已发送给各审委会委员手中的汇报材料宣读一下，然后由各位审委会委员讨论。这里的“奥妙”之处在于，只要有一位审委会委员发言并谈了自己的裁判意见后，其他审委会委员一般情况下都是附和的，反对之声较少，因为一切都是“心照不宣”的。据说，反对者有之，甚至为案件的裁判意见发生激烈的争执，但似乎都有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还曾实地了解了某地基层法院审委会召开的状况：案件经分管副院长同意后，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讨论前，承办人员多已将裁判文书制作好存于电脑之中，这时只需将格式调整一下，将“本院认为”改为合议庭合议意见或独任审判员的意见，将裁判结论部分删除。而且这些简单机械的操作多由随案书记员完成的。这样符合格式的汇报材料就制作完成了，随后于审委会开会前一天送交各审委会委员，开会之时这些委员所听到的承办人员案件汇报的内容也是这些内容。在会上，承办人员一般阐述一下合议庭合议形成的意见或者自己作为独任审判员审理时的个人意见。至于审委会讨论的细节，因属秘密，我们这样的局外之人自然就无从知晓。但如果基于某种“关系”还是可能知晓一些情况的，前面某中院法官的描述就是明证。这明显违背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规定的“忠于职守、秉公办案、不徇私情、惩恶扬善、弘扬正义……要自觉抵制不正当利益”的道德要求。实证研究表明，前述情况虽不具有普遍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委会运作的“实况”，至少表明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审委会制度亟待进一步规范。
——从实践层面探析
何艳芳 余茂玉/西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 要】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它的任务主要是总结交流审判经验、讨论决定疑难、复杂案件以及研究与审判工作有关的问题。但由于制度设计和运作程序上的问题，审委会制度的瑕疵日益凸显。本文拟从实践的层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反思。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 实践反思 制度瑕疵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04］08-0169-05
Pondering over the Institution of Adjudication Committee
---analyzing on the angle of practice
HE Yanfang YU Maoyu Cheng Jinming
Abstract: Adjudication Committee is the supreme internal 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peoples courts ,its chief roles are communicating experience of adjudication,
diciding on and discussing complicated cases and investigating the problem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adjudication.But just owing to the problem of the
institution design and operation procedure,the specks of the institution of
adjudication committee emerges.The article intends to ponder over the
institution from the angle of practice.
Keywords: Adjudication Committee;the angle of practice;speck of the institution.
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是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和监督的一种组织形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委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在现代司法实践中，传统审委会制度与公正司法的要求愈来愈不相适应，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质疑。我们以为，应当在国情基础上对一项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基于此，我们拟从实践层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反思。
一、从实践层面反思的必要性
首先，形成良好的“治疗方案”的前提是发现“病因”。审委会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原因在于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审判组织内部都并不设置审委会，这是学界所认同的，也经常是学界对我国审委会制度提出质疑的理由之一。但我们不能就此以“与世界接轨”为理由而全盘否定现存的审委会制度，同时审委会的存在，至少对于基层法院而言，对于保障更为良好的司法是必要的，或者说是利大于弊的（1） 。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不主张立刻废除审委会制度，而主张保留审委会制度，同时转变其部分职能。这实际上就是要对该制度“动一次大手术”，而这前提就是要能够将制度这一“手术对象”身上存在的“病变”处找到，否则就显得有些盲目。因为外科医生不可能在没有发现病因的情况下，就对病人的身体任意的手术，他必须要在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和知识，结合故有的医疗经验得以发现病因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提出理性的“治疗方案”，做到有目的地手术，从而达到救治病人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审委会制度“生病”，而它的存在比废除是“利大于弊”，那么这时候要救治它，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就成为了首要任务。
其次，发现问题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反思制度存在的瑕疵的过程。尽管我们对废除审委会制度持反对态度，但一项制度如果期望能够长远、正常地运作下去，就必须能够为人们所真正广泛地接受和认可，避免“说三道四”。回避存在的问题不是支持一项制度的明智之举，而应当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完善制度，从而赋予其生命力和说服力。既然反思、发现制度存在的问题如此必要，下面我们就从实践的层面将审委会制度存在的瑕疵揭露出来。
二、审判委员会的制度瑕疵
就像前面所举“外科手术”的例子，医生在手术前总是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来发现病因，从而救治病人。反思审委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一样，应当依据一定的逻辑和运用分析研究方法来分析。这里的分析研究方法是指把审委会制度整体分解为若干部分进行研究，或者把审委会制度的个别特征和方面分解出来进行审查的方法，它是与系统研究审委会制度的系统方法是完全对立的。根据分析结论的精确程度不同，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两种。对于审委会制度的定性分析是该制度好与坏；而对它的定量分析则要是研究该制度的利弊分析和解决概率，解决它为什么好或者为什么不好的问题，二者应当相互结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在审委会制度的研究中，经常做的是定性分析，却忽略了
定量研究。另外，我们分析和考察审委会制度是否应当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以为，外部因素对审委会的作用发挥和运作程序应当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熟人社会里，外部因素的干扰是个痼疾，一时难以根除，但就一项制度的弊端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地从隐藏于其自身的问题着手解决，所谓“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基于上面的分析，下面我们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拟按照四个思路进行分析：审委会制度实践效能；审委会的组织构成；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一）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能
既然审委会制度实施了数十年，那么它必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该制度设立的任务和目的：保证审判质量，发挥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但是经过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质量、裁判结果是不是就一定不存在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下面将要谈到的审委会委员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而不可能是“万事通”，这样要求他们就他们并不熟悉的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的意见，确实勉为其难。二是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过多，容易出现“讨论走过场”、“责任大家担”，从而降低了讨论质量，使得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质量并非就高于未经讨论而直接裁判的案件。三是审委会委员往往是“不审而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上诉、申诉、抗诉的比比皆是。我们曾一当事人吴A提出申诉，申诉过程费尽周折，其实案情很简单，这里不妨一说。吴A从事水产养殖，年收入百万元左右，而吴A之兄吴B曾从事竹器生意，但因亏损，欠下外债10万余元。吴B欲找王某借10万元，但吴B不会写字，遂由吴A为其写一借条（包括借条上吴B的姓名也由吴A书写）。因吴B无钱还债，王某就将吴A和吴B告上了法庭。审理过程中，王某申请撤回对吴B的诉讼请求，法庭予以了准许。该案一审、二审很蹊跷地回避了被告提交的证据，而对原告的证据一一进行了认定，案件甚至在审委会讨论通过，决定判决吴A支付王某10万元。但我们细观一审、二审判词通篇是“按照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分析的（注：该案审理之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尚未生效）。姑且不谈该案从实体的角度来说有多么的不公，仅从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裁判结果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对证据的认定还是对法律的适用均让人难以信服。于是乎，吴A就不断上访，申诉信投向了当地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大，当然这种情况都是“石沉大海”。我们不敢就此个案而断言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的上诉、申诉、抗诉的比例就大于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直接裁判的案件，以此案件为例，旨在说明我国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往往由于运作程序瑕疵、委员良知缺乏等原因而影响了裁判结论和案件质量。
可见，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果表现的较为低下，它的功能发挥不全，很多制度在实施中任意性太大。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多是被当成处理案件的“工具”来对待的，在很多法院“审委会工具主义”观念极为普遍。现实中的实施效能不力和错误的观念其实都可归结于一整套机制的缺乏，具体制度不健全是审委会效能低下的制度原因。
（二）审委会的组织构成
反思审委会的组织构成，我们认为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审委会制度产生是我国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着立法、司法的水平。在立法上，法律还不够健全、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人员的水平还不够高，当事人的参诉能力不够强；加之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错综复杂，仅凭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很难把握一些重大、疑难案件。这时审委会的产生就成为必然了。由于审委会大都是由党组成员、正副院长、业务庭长，原则上讲其法律、政策水平应该较高，综合分析能力更强，将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审委会讨论，相对有利于保证案件质量。
然而，如果我们具体调查分析现有制度环境下，审委会组织构成是否存在问题时，我们会很“如愿”地发现很多瑕疵，例如：（1）中国各级法院里，尽管审委会是作为审判业务机构设置的，但实际上审委会委员享受的却是行政职务待遇，和他们在法院任职级别相连结，这样就从事实上降低了审委会这一机构的很多功能的发挥，尤其是其专业技术性的降低。在很多地方，审委会委员主要由院长、各分管副院长、各业务庭庭长、政治处主任、纪检委主任、研究室主任组成。（2）审委会委员“外行”现象广泛存在。审委会委员中很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如民事行政案件的分管副院长，往往只对民事行政疑难、复杂案件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刑庭庭长往往只对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较为熟悉，而对其他案件则缺乏敏锐地断案能力。当然不排除有的审委会委员一门法律都不精通。这时，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可能出现“外行委员”受“内行委员”诱导或者左右，当然更多的情况则是“外行委员”不发言，跟着附和。（3）缺乏具体的办事机构。目前， 多数法院的审委会是一个组织较为松散的机构，多没有设立专门的日常办事机构，也没有专门人员负责议案的呈报纪录、整理归档以及决议的监督执行，致使审委会监督乏力，工作随意性大。有的地方法院审委会出席率较低，有的审委会委员“出勤不出力”，还有的地方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意见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这些情况的出现与审委会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密切联系。
（三）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诉讼公正要求通过程序的公正，最终实现结果公正，即由程序及于实体的公正，诉讼公正既是程序自身的公正，也是实体法律及实体权利义务得以正确归结的公正。（2） 应该说，程序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目前，审委会的运作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审委会制度所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缺陷，这种断言主要是基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表现在它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制度或诉讼原则，也表现在它的许多工作制度主要源自于习惯，缺乏理性分析。具体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与审判公开、直接审理原则相悖。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很显然这是与审判公开原则相矛盾的。此外，审委会讨论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并不在场，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和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决。这又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相悖，对准确判断、分析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显然是不利的。（3） 因为直接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立双方进行平等论证、抗辩和说服的环境，保证对立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制约和影响的机会对等，直接审理还有助于审委会委员直接运用自己的五官对证据的证明 力作出判断，促使他们减少预断和偏见。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现有审委会制度对二原则的直接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审委会的具体制度时应考虑充分体现二原则。
2、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4） 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从而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三大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
3、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出现“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审理者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有些地方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5） 此举值得怀疑，具体理由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及），判决者则是审委会，造成审、判分离，合议庭“审而不判”，审委会则是“判而不审”、“不审而判”。有人将此种状况比喻为“看病的医生无权开处方，开处方的医生却不看病”。这类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而且会从实质上影响到审判的质量。
4、抵御外部压力的作用有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案件一进门，各方都托人”的情况，法官承受的外部压力的确很大，这种压力事实上在不断地给法官施压，当这种压力达到极限后，就会使其“崩溃”，从而置公平、正义于不顾，徇私枉法。所以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为法官设置一个“抗压”的机构能够帮助其抵御外部压力和诱惑，但这种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贺卫方先生认为，审委会的存在不仅不能成为抵御外部压力的屏障，相反，它完全可以成为外部压力进入法院的最便利的入境通道。我们总是想着让普通法官向干预他的人说：“这个案件是要上审判委员会的，我作不了主。”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院长们“无奈地”对试图干预他们的人说：“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具体案件如何处理我作不了主，我没有权力干涉法官办案。”（6）
5、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落实。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则很难追究审委会委员个人的责任。基于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并未实际裁判，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说来说应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审委会讨论案件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负责。 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是往往无人负责。如果出现错案，无法追究个人责任，至多在自我批评会上，说一声“我也是有责任的”就可完事。这就使得个别执法者有徇私枉法的可乘之机。
6、审委会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法律规定的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目前， 我国各地审委会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个案研究、案件讨论上，而在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开展宏观调查研究等方面显得极为不足。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法院都是将审委会作为“工具”对待的，较为现实地重视个案讨论，而不宏观、长远地发挥审委会的职能。
（四）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良心是一种道德上有义务履行的行为必须坚定地履行的执著信念。缺乏法官良知的法律就不会去积极地追求公平和公正，就会陷入一种冷漠的状态；有良知的法官则会通过能动地执法，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法官运用智慧和良知审理案件就是要在准确把握立法宗旨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内心确信，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法律精神恰如其分地体现在案件裁判之中。（7） 审委会委员在讨论决定某个案件的过程，也就是道德选择的过程。审委会制度设立之初衷是希望审委会委员运用自己的全部经验、专业知识和思维能力，在良心的支配下，通过反复权衡和比较，从而作出确定性选择。
另外，2001年10月18日《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颁布，并于当天开始起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当天的会上说，法官是否具有优良的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确保公正司法意义重大。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良好的职业道德被列为从事法官职业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些准则或意见的出台对于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审委会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法官应属其调整对象，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有法官需要进行职业道德建设，而审委会委员可以例外。我们以为，基于审委会是各级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对其成员不应降低任何要求，对审委会委员的道德建设应该高标准、高要求。
但实践中，还是存有很多审委会委员违背良知和职业道德的现象。曾有某中级法院的一名法官对我们描述了该院审委会开会的场景通常是：承办案件的法官将开会前一天已发送给各审委会委员手中的汇报材料宣读一下，然后由各位审委会委员讨论。这里的“奥妙”之处在于，只要有一位审委会委员发言并谈了自己的裁判意见后，其他审委会委员一般情况下都是附和的，反对之声较少，因为一切都是“心照不宣”的。据说，反对者有之，甚至为案件的裁判意见发生激烈的争执，但似乎都有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还曾实地了解了某地基层法院审委会召开的状况：案件经分管副院长同意后，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讨论前，承办人员多已将裁判文书制作好存于电脑之中，这时只需将格式调整一下，将“本院认为”改为合议庭合议意见或独任审判员的意见，将裁判结论部分删除。而且这些简单机械的操作多由随案书记员完成的。这样符合格式的汇报材料就制作完成了，随后于审委会开会前一天送交各审委会委员，开会之时这些委员所听到的承办人员案件汇报的内容也是这些内容。在会上，承办人员一般阐述一下合议庭合议形成的意见或者自己作为独任审判员审理时的个人意见。至于审委会讨论的细节，因属秘密，我们这样的局外之人自然就无从知晓。但如果基于某种“关系”还是可能知晓一些情况的，前面某中院法官的描述就是明证。这明显违背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规定的“忠于职守、秉公办案、不徇私情、惩恶扬善、弘扬正义……要自觉抵制不正当利益”的道德要求。实证研究表明，前述情况虽不具有普遍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委会运作的“实况”，至少表明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审委会制度亟待进一步规范。
结语
审委会制度是结合我国国情产生的、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我国现有法律对审委会制度所进行的规定是较为宏观的，且具有前瞻性，但基于历史、现实的原因和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现有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亟需改进，正是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以上制约审委会功能难以发挥的诸多因素，以期为审委会制度的完善提供些许粗浅思路。*本文原载于《前沿》2004年第8期，此处有增删。
作者简介：
何艳芳，女，河北保定人，西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余茂玉，男，安徽芜湖人，西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
注释：
（1） 参见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载/detail.asp?id=378。
（2） 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3） 参见程新生：《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个案制度的缺陷》，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
（4） 参见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27页。
（5） 参见前引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该文作者苏力先生述及其调查显示的状况，如果是独任审判的案件，法官个人对案件拿不准的，先向庭长汇报；如果庭长与主审法官的意见一致，则可以定案；如果不一致，庭长将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也拿不准的，经副院长向院长报告，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