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方剂量考证
【中图分类号】R-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11-0084-02
近些年来，对仲景时期药物剂量的考证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东汉货币（如前文所述章太炎先生就主要是通过测量汉代钱谱而进行考证）；②东汉衡器；③《汉书・律历志》所载累黍之法；④水的比重；⑤黄金比重；⑥药物实测。[1]在这些方法中，又以文物考古学的方法为主导，而且以文物考古学方法得出的结论较为权威。但以药物实测、累黍测量等方法考据的文献报道亦不在少数。笔者将近些年来通过各种文献报道的经方量值考证结论择其代表列述如下。
1经方1两合今13.92克/13.75克/15.625克
之所以将这三种结论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这三个数值相差不大。而且这三个结论均是运用文物考古法对出土的汉代权器文物进行考证而得。
1.113.92克――是吴承洛（1892-1955）在《中国度量衡史》中提出的观点，是根据新莽货币与嘉量考证而得出的结论。[2]吴承洛被誉为中国现代度量衡的创始人之一，他撰写的《中国度量衡史》是其多年以来有关度量衡研究成果的结晶。该书结论是以吴大澄考据新莽货币校得新莽一两等于13.6746克，以及刘复考据新莽嘉量测得新莽1两为14.1666克这两个数值相加取平均值，从而得出新莽一两为13.9206克。这一结论影响很大，在近代中医界被广泛引用，如五版、六版、“十五”国家规划《方剂学》教材、《中药大辞典》、《中医方剂大辞典》等权威著作均采用此结论。支持这一结论的医家也有很多，如中医科学院范吉平教授撰写《经方剂量揭秘》一书，书中运用文献分析法与实验研究法并结合目前中医临床处方用量调查对这一结论进行佐证，并建议目前临床应用经方时当按照13.92克/两进行折算[3]。另有王笑青[4]、赵国强[5]等人采用累黍之法测定1200粒黍子的重量，再乘以二，得出的数值与13.92克所差无几。
1.213.75克――是卢嘉锡、丘光明在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中根据东汉出土的39件权器文物进行考证而得。该书将东汉一斤量值暂定为220克，1两重约13.75克。[6]渠敬文[7]通过对大量文物资料分析，认为西汉时期每斤约合今248克（一两约合15.5可），新莽时期每斤合238克（一两约合14.875克），仲景所处的东汉时期每斤约合220克（一两约合13.75克），与丘光明之说吻合。程磐基[8]通过对出土文物及相关文献进行考证，认为东汉时期1斤在220～250克之间，1两在13.75～15.625克之间，程氏此说表明他认同吴承洛、丘光明及柯雪帆所考证之结论，认为这三种考证结果均具有科学合理性。
1.315.625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柯雪帆教授依据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光和大司农铜权”进行考证而得。柯氏结合医药经验认为该折算标准符合近年来开展的药理实验与临床实践，按此数值对经方剂量进行折算并应用于临床具有可行性与科学性。[9]今年来支持该结论的文献报道很多，如畅达[10]等人把仲景方中以量器和个（枚）数计量的28味药物分别按1两≈3克和1两≈15.625克进行折算后比较，认为柯氏考证的数据科学合理。郝万山[11]通过文献分析法认为根据“光和大司农铜权”考证的结果是较为权威的标准，汉1斤约为250克，1两约为15.625克，1铢约为0.65克。闫艳丽[12]从药水比例与解表药煎煮时间两个角度进行验证，也支持柯氏提出的经方1两约合15.6克之说。贾传春[13]通过对仲景方剂非衡器计量药物的用量统计，重剂取效的病案分析法以及经方常用11味药物的剂量统计法对经方本源剂量进行考辨，认为柯氏论点合理可靠。李玉胜[14]等人从临床实际出发，结合经方的配伍组成规律，并以麻黄汤为例进行实物测算，进而验证柯氏之说的真实可靠。仝小林[15]以柯氏之论为基础，认为仲景方1两合今15克，回归经方本源剂量来临床治疗2型糖尿病郁、热、虚、损四阶段的病证，所采用的经方有半夏厚朴汤、大柴胡汤、小陷胸汤、承气汤类、泻心汤类等，皆按照原方1两=15克进行折算，临床收效显著。近些年来支持柯氏之说的文献报道数量可观，在此仅就验证方法不同择其代表而论，别者不复赘述。
2经方1两合今6.9克/7.8克/8克/9～10克
从约7克/汉两至10克/汉两这一区间内的考证结果多样，但差距并不大，考据方法有用文献分析法，有用黄金比重测算法，有用水蜜比重测算法，有用煎药萃取原理比对法，等等。不似前文吴氏、丘氏与柯氏的考证结论，均是运用文物考古学的方法而得。
2.16.9克或7.8克――这两个数值是在上文所引吴承洛提出的汉1两合今13.92克以及柯雪帆提出的汉1两合今15.625克基础上进行折半所得。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医科学院）主编，1959年出版的《伤寒论语译》[16]即持此观点。折半的理论依据是唐・苏敬在《新修本草》中的一段文字“谨按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唯有仲景已涉今秤，若用古秤，测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耳”[17]，由是推断仲景时期的药秤并非“复秤”，即仲景使用的是为当时衡量二分之一的“今秤”，若按当时衡量一两为13.92克折算，则《伤寒论》中一两应为6.9克。朱文惠[18]亦赞同此说，不过朱氏是在柯雪帆考证的东汉一斤约合今250克的基础上进行折半而得出仲景方一两为7.8克。此外，朱氏还认为仲景在度量衡上，称量药物是使用复秤（小秤），人命关天，必求合古，而对水溶液之类，则使用今秤（大秤）称量，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如苏敬所言“若用古秤，测水为殊少”，才符合客观实际需要。
2.28克――陈家华[19]用水蜜比重测算法，依据《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症治》篇乌头桂枝汤方后注“右一味，以蜜两斤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令得一升……”认为一斤蜜的容积是0.5升，若按照东汉一升约为198毫升，生蜜比重为1.27克/毫升，可以推算出东汉一斤约合今126克，每两约合近8克。
2.39克～10克――黄英杰[20]、谭曦然[21]根据《伤寒杂病论》进行药物实测及文献考据，并结合当今临床处方用量调查，认为仲景本源剂量1两约合今9克～10克之间。党玉兰[22]则从古今煎服方法的不同着眼，认为仲景方剂多为一煎三服，而今日则多两煎三服，根据萃取法原理与郎比定律进行实验研究，推导出若按今日二煎三服法折算，则仲景一两约合今10克。
3经方1两合今3克
仲景1两约合今3克是当今临床使用最为广泛的折算标准，但这一折算比例，恰恰不是由文物考古法得来。若要寻其本源，则要追溯到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的那句话“古今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23]。在李时珍之后的很多医家也都认同该折算比例，如李中梓、汪昂、陈修园、曹颖甫等名医。足见李时珍这一结论虽非考证而来，但却比较准确的反应出当时对仲景剂量的折算标准，也为后世进行折算提供了一定依据。明代的一斤约合今600克，每钱约合今3.7克。自1956年全国首批四所中医学院建立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伤寒论》教材还是《方剂学》教材均采用汉制1两折合公制3克的标准。即便在当今，很多新版教材开始逐渐采用吴承洛、丘光明或柯雪帆等人的考证结论，但临床大夫在开据处方时仍以经方1两合3克来折算为主。
4经方1两合今1.0～1.6克
位于1.0～1.6克这一区间的折算标准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量值非常之小，与吴承洛、柯雪帆等人的考证结论比较，相去十余倍之远！这一范围内的经方折算比例主要是日本医家应用，较具代表性的有①小岛学古《经方权量考》：“两者，三分四厘八毫”（约合今1.3克）。②平井《古方分量考》：一两约为二分五厘（约合今1.0克弱）。③清水藤太郎《国医药物学研究》：“一两为1.42克”。④大冢敬节《药物的权量》：“汉制一两，合今1.3克，一升合今200毫升”。⑤矢数道明《汉方处方临床应用解说》认为仲景方按1两约等于1.33克折算。⑥粟岛行春氏等，依据孙思邈“神农秤”之说进行考据，认为汉一两约等于今1～1.6克左右。[20]日本医家采用如此之小的折算标准，其文献基础正是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所言“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之“神农秤”，因该衡值采用的累黍之法――“十黍为一铢”仅相当于《汉书・律历志》中“百黍为一铢”的十分之一，因而以此推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汉制的十分之一。但日本汉方医运用该折算标准也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有学者曾就中日两国生药材质量、易感疾病类型、水质、人的体质以及用药心理等多方面对日本中药处方用量较中国少3～5倍进行探讨[24]。
5小结
综上可见对经方本原剂量的研究结论不一，《晋书・律历志》云“医方，人命之急，而秤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正因此，经方本原剂量如何折算是关乎中医方药临床用量规范化、合理化的重大问题，是关乎中医方药量效关系研究的重大问题，单纯的文物考证、文献研究与实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似乎都难以令人信服亦难以应用于当代临床，或许，只有将文献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方能给出合理的答案。
参考文献
[1]傅延龄.经方药物剂量及现代临床应用（1）[J].中医杂志，2009，50（1）：17-19
[2]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37
[3]范吉平，程先宽.经方剂量揭秘[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156-158
[4]王笑青，林大勇，时红磊.《伤寒论》中药物剂量的折算[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5（3）：591-592
[5]赵国强.古经方用量之我见[J].光明中医杂志，1995，（1）：55-56
[6]卢嘉锡，丘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447
[7]渠敬文.伤寒论方药剂量古今折算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3（15）：2
[8]程磐基.汉唐药物剂量的考证与研究[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0（3）：38-41
[9]柯雪帆，赵章忠，张玉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J].上海中医杂志，1983，（12）：36-38
[10]畅达，郭广义.伤寒论药物中非衡器计量的初探[J].中成药研究，1985，（8）：44
[11]郝万山.汉代度量衡制和经方药量的换算[J].中国中医药，2005，3（3）：48-51
[12]闫艳丽.经方剂量与煎服方法[J].河北中医，1989，（5）：7
[13]贾传春.经方剂量考辨与启示[J].国医论坛，1994，（43）：1-4
[14]李玉胜，李丰年，尚晓东.经方剂量及煎服方法研讨[J].中国民间疗法，2000，（9）：4-5
[15]仝小林.经方本源剂量在2型糖尿病治疗中的应用[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08，3（12）：695-698
[16]中医研究院.伤寒论语译[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4：15
[17]苏敬.新修本草[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31
[18]朱文惠，沈兰心.张仲景古方称量考[J].中医杂志，1996，（12）：756
[19]陈家华.经方药量管窥[J].浙江中医杂志，1981，（5）：204
[20]黄英杰.《伤寒论》用药剂量及其相关问题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7
[21]谭曦然.《伤寒杂病论》用药剂量及相关问题再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9
[22]党玉兰.《伤寒杂病论》药量折算再探讨及其临床意义[J].江苏中医药，2004（9）：53-54
藏医药魅力何在
尽管现代医学已经进入以信息工程、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发展阶段，但是，具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藏医药依然魅力不减，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青睐。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提供的信息表明，最近20多年间，中国已经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社会的藏医医疗、教学、科研和藏药生产体系。有20多个国家设立了藏医学研究机构。藏医药学的经典专著《四部医典》、《晶珠本草》等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出版。
藏医药何以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日益引人注目？出席此次学术会议的中外学者提交的500余篇论文集中展示了藏医药的独特魅力。藏医药起源于青藏高原，是藏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中，通过长期丰富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博采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和古阿拉伯医学之长，逐步积累、完善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传统医学体系。
著名藏医药学家强巴赤列说，藏医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人们或许无法想象，藏医早在公元8世纪就揭开了人体胚胎学的奥秘。”北京藏医院副院长、心血管病专家仁旺说，藏医强调人体的整体调理，所用药物大多采自高海拔、大温差、强日光的高原地带，其有效成份和生物活性大大高于其他同类药物，在治疗消化道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疾病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这是藏医药吸引患者的又一显著优势。
来自印度的达师博士毕业于德里大学藏医系，在印度和意大利开了五家印度医院和藏医诊所。他认为，藏医药的独特魅力还在于藏药产自号称地球四大超纯净地区之一的青藏高原，几乎没有污染，不会产生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符合当前人们追求健康、崇尚天然药物的时尚。藏药主要取材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青藏高原共有2000多种植物、159种动物和80余种矿物可以入药，这是世界上任何其它民族医药都难以比拟的。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认为，藏医药的另一诱人之处是它的文化内涵。他说，藏医药是熔古代哲学、天文历算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于一炉，并同藏传佛教紧密结合的人文医学。“这是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医学领域的反映” 。
揭开人体奥秘的藏医“唐卡”
会议期间，中外专家在藏医学院图书馆里看到了一幅数百年以前绘制的描述人体胚胎发育的藏医“唐卡”。
藏医院院长占堆说，这是古代藏医为解说形成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药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而绘制的80幅彩色挂图之一。它形象地描述了人体受孕、妊娠反应、胎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鱼期、龟期、猪期”的顺序，与脊椎动物、鱼纲、爬行纲、哺乳纲和人类的进化顺序相一致。“古藏医对胚胎学的认识，比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要早1000多年。”占堆说。印度藏医学专家达师博士在观看了这幅绘制精美的唐卡后，不由得感叹：“12世纪就用图画形式介绍藏医药理论体系和实践技术，不但在中国医学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医药史上亦属罕见。”形成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藏医藏药，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有毒就有药”的防病治病知识和用酥油治疗外伤的临床实践。在此基础上，公元8世纪藏医鼻祖宇妥・云登贡布在总结藏族本土医疗经验时，广泛吸取和借鉴了当时中医、古阿拉伯医和印度医的发展成果，编著了较为完整的藏医藏药理论巨著《四部医典》。
《四部医典》分《总则本》、《论述本》、《秘诀本》、《后续本》，共156章，系统地论述了藏医药学的理论基础、人体构造、生理功能、病因病理、诊断治疗、药物种类、服用方法，以及饮食起居、卫生保健、行医道德等，首次揭开了雪域高原人体的奥秘和防病治病方法。
从公元12世纪到17世纪，一代又一代藏医名家先后绘制了80幅《四部医典系列挂图》，成为藏医药学的形象化教科书，使藏医藏药在、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地的藏区广为流传。根据第36幅彩图中的描绘和历史博物馆珍藏的100多件精制的外科手术器械推测，当时藏医的外科手术十分发达，可以进行刀伤、烧伤、骨折等各种外科治疗。占堆说，有些传统的藏医手术，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沿用。他说：“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有名的白内障手术藏医，他们可用一根金针挑拨白内障，使患者重见光明。”这种古老的藏医眼科手术，一直延续到在实施现代医学眼球晶体浑浊摘除手术。
古老藏医药插上现代科技翅膀
自古以来就凭望、触、问等方法诊断病情的藏医如今普遍用上了听诊器、血压仪、B超、CT等现代医疗器械，世代相传的藏药作坊也正被现代化的藏药生产线所取代。
现代科技的导入不仅弥补了藏医药在诊断等方面的不足，而且揭开了一系列有关藏医药疗法的难解之迷，消除了国内外许多人对民族医药科学性的怀疑，使古老藏医药的发展如虎添翼。我国目前已有20多种藏药正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336种藏药载入部颁标准。全国不仅建立了57所藏医医院，而且有36种藏药被300多家中西医医院普遍采用。专家们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放血等藏医药的一些独特疗法作出了科学的解释。1994年，由国内知名藏医、针灸和解剖专家组成的攻关组经过两年临床研究，对77个放血脉位进行了层次解剖，不仅确定了原有脉位的确切位置，而且增加了24个新的放血脉位，使这一传统疗法在理论上更加完善、临床上更易操作。
有关部门还组织专家对1000多种藏药药用植物的名称、种属、药理成份、功能作用、用法用量等作了定性和定量分析，使藏药生产走上了标准化、科学化的轨道。
从喇嘛到部级医疗专家
在出席学术会议的海内外学者钦佩的目光注视下，71岁高龄、双目失明的藏医学权威强巴赤列在助手的搀扶下走上讲台，宣讲他对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的最新研究成果。为表达对这位喇嘛出身的部级专家的崇敬之情，会议组委会特地安排他在开幕式后第一个发言。持续不断的掌声几乎把他的话语完全淹没。强巴赤列现任藏医学院名誉院长。他编撰了藏医药史上第一套运用现代科学观点论述的藏医学教材。他还利用丰富的藏医知识，对《四部医典》这部奠定藏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医学巨著提出了得到同行普遍认同的独到见解：《四部医典 》是藏医学鼻祖宇妥・云登贡布的科学著作，从而结束了对此书作者的历史纷争；《四部医典》在总结藏族本土医疗经验时，广泛吸取和借鉴了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和古阿拉伯医学的成果。
强巴赤列出生于藏医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是著名的医师。他13岁时进拉萨哲蚌寺当喇嘛，同时向曾担任过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席保健医师的钦绕诺布学习藏医。长期以来，藏医习惯于师傅带徒弟，不编写教材只读古典医书，行医不分专科，不给病人建立档案。70年代，强巴赤列向这些传统做法发起了挑战。他利用从西医中学来的科学理论，为藏医学校编写了基础学、生理学、诊断学、病理学等11门课程的教材，共40万余字。这套教材被公认为藏医史上第一部用现代科学观点系统描绘和总结藏医奥秘的著作。为了这部著作，强巴赤列付出了巨大代价。由于长时间伏案研读那些发黄的木刻书，他的双目受到严重损害。但强巴赤列却非常乐观地说：“这些教材可以让藏医学生快速成材，所以我从不后悔。”如今，强巴赤列仍然把每天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在编写400万字的《四部医典系列挂图详解琉璃说》的同时，还在为藏医学院带研究生。他说：“我要把一生的行医经验留给后人，使藏医药事业在新世纪发扬光大。”
高僧藏医依然活跃在青藏高原
在现代医学日益普及的今天，身着袈裟或紫红色藏袍、运用传统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的高僧藏医，依然受到青藏高原藏族百姓的欢迎和尊敬。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地区，旦增旺扎的名字几乎妇孺皆知，因为他不仅是原始宗教本教的高僧，著有40多万字的《本教源流》，更主要的还是医术精湛的藏医药学家。这位以“普度众生”的佛教思想和“治病救人”的医学精神为人生奋斗目标的高僧藏医，从60年代起就在缺医少药的阿里牧区行医，并自费建立了阿里地区第一个藏医院，被当地牧民称为“活菩萨”。
此次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的大会主席措如・次朗，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是藏东著名佛教寺庙措如寺的住持，曾长期在藏区行医。近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从事佛教和藏医药学的研究，先后撰写了170多部学术论著，其中包括《四部医典注疏》、《宁玛教派史略》和《噶举巴教派史略》。
由于他在佛教和藏医药学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年逾古稀的措如・次朗如今已由普通的高僧藏医跃升为藏医学院院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他还多次应邀到日本、匈牙利、尼泊尔等国家讲学。
与会代表、年过古稀的楚臣坚赞年轻时曾在拉萨祈祷大法会上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他现在除偶尔接待患者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著书立说。会议期间，他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进行了广泛交流。他说：“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藏医药知识传给更多的人。”
第一代女藏医话今昔
“女人与狗不准接近藏药制造过程”，流传于千百年的这一“古训”是昔日藏医药排斥妇女的真实写照。如今，藏族妇女与男性一样在藏医药卫生事业中大显身手。在学术会议上，身着藏袍的女藏医们优秀的论文和精辟的见解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今年52岁的德吉卓嘎是第一批女藏医之一，现在是藏医院副主任医师。她同各国专家交流了运用藏医药治疗肿瘤、心血管病等疑难杂症的学术成果。德吉卓嘎的母亲是昔日拉萨大贵族夏扎的家奴，终日过着“衣不裹体、食不饱肚”的生活。由于母亲是奴隶，德吉卓嘎一出生就被农奴主登记入册，注定了终身为奴的命运。
解放后获得人身自由的德吉卓嘎上了政府办的第一所小学。1963年，她考入拉萨藏医学校。1966年毕业至今，德吉卓嘎一直在门诊为病人服务，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妇女没有人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德吉卓嘎感慨地说。目前藏医院500多名医护人员中，女藏医、女护士占50％以上，藏医学院每年招收的学员中近一半是女学生。
第一代女藏医中，许多人像德吉卓嘎一样成就卓著。出身于木匠家庭的强巴卓嘎现任藏医院住院部内科主任，对治疗心血管疾病有独到见解。在旧，偏瘫、脑溢血等疾病被认为是天上走动的“神影”辐射造成的。强巴卓嘎经过多年研究，不仅摸索出了藏、西医结合治疗这些疾病的有效途径，而且 还帮助信教病人摆脱“神”的精神桎梏。目前，藏医院藏、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治愈率达85％。30岁的永嘎毕业于藏医学院，是出席这次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的女藏医中最年轻的一位。她收集了中外藏医药专家提交的所有论文，认真参加每一场专题讨论。她说：“尽管我的藏医理论功底和医疗水平都无法与老藏医相比，但我非常热爱这项工作。”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女藏医，在医术上超过她的前辈们。
藏医藏药有传人
已招收了两批藏医学硕士研究生的藏医学院，目前已培养出650多名本专科毕业生，他们大都在、青海、甘肃、云南等地从事藏医藏药工作，有的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行医。藏医药学后继有人。
今年34岁的央嘎是首批4名藏医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出生在藏北牧区，自幼喜爱藏医药，先后在大学藏医系和藏医学院学习、任教，现在，又在部级藏医专家强巴赤列等著名学者的指导下攻读藏医硕士学位。
国家投巨资建立的藏医学院，经过10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最大、最权威的藏医大学。本科生学制5年，藏医药教材包括《藏医学发展史》、《解毒学》、《月王药诊》等20多门科目。为培养高级藏医药人才，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授权藏医学院为硕士研究生单位。目前，学院已有10名硕士研究生在校深造。除政府设立藏医学校和医疗机构外，父子或师徒相传这一传统藏医培养人才的方式，至今仍在延续。在农牧区，民间藏医都带有徒弟。藏医药界的权威学者强巴赤列、措如・次朗和众多藏医药学家的身边，都有2至3名精通藏、汉语言的学生，帮助整理老师们口述的藏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这些著作将成为后辈们的宝贵财富。
藏药生产逐步实现产业化
中国藏药发展势头强劲，产业化步伐明显加快，逐步形成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作为知识资源，藏医药文化底蕴深厚。它植根于青藏高原藏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与本地特有的宗教、哲学、天文、民俗等学科门类息息相关，其理论规范、思维方式、技术手段、医德伦理都蕴含着藏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
由中国药学会主办，中国药科大学、江苏省药学会承办，国邦药业协办的第十二届全国青年药学工作者最新科研成果交流会定于2014年6月初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会议将邀请两院院士作特邀报告，并就我国青年药学科技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及新技术、新成果进行广泛交流和探讨，同时进行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征文及评奖
①征文范围：药物化学、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药剂、药物分析、生化与生物技术药物、生物药品与质量、海洋药物、老年药学、制药工程、抗生素、医院药学、药事管理、军事药学、药物流行病学、药物经济学、药物安全评价、药物临床评价、医药知识产权、药学史等药学领域研究论文，以及近年最新科研成果论文均在应征范围。论文要求立题明确、条理清晰、实验方法科学、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并没有在科技期刊公开发表。②征文要求：面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医药企业等青年工作者征文，论文第一作者必须是年龄在45岁以下（1969年1月1日以后出生）。论文格式请参照《中国药学杂志》。应征论文字数限3 000字以内（包括参考文献）。③论文评审：由学会组织专家进行论文评审合格的论文将收载在大会论文集中。遴选出50篇论文作会议报告交流，每人12分钟以内，并参加优秀论文评选。会议将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0名，奖励金额（含税）分别为2 000元、1 000元、600元人民币，并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③其他事项：请将论文电子稿以Word格式编辑后发E-mail至：，并注明稿件所属专业，以便于论文评审；文责自负。我们收到每篇稿件后，将及时给作者邮件回复。会议获奖论文推荐在《中国药学杂志》、《药学学报》、《中国中药杂志》、《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等学会主办期刊发表。⑤征文截止日期：2014年5月9日。
魅力南阳：三台大戏异彩纷呈
“一方水土一方人”，张仲景文化是南阳的“人文根脉”。医圣张仲景是具有世界人文影响力的历史名人，研究、挖掘、传承张仲景文化具有极其珍贵的时代价值。医圣张仲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巨著《伤寒杂病论》，迄今已无间断传承1800年，被称为中医药的“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圣书”，而南阳医圣祠也是中国仅有、世界唯一的医药类历史名人祠庙，具有多方面价值，是重要的南阳地标文物保护实体，也是张仲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理载体。
先贤张仲景不但医术福泽苍生，医德堪为人杰，治学垂范千秋，为官以民为本，而且在他身上也体现出了“承古开新、开放包容、向善思进、文明诚信”的南阳城市精神。
缘于这些因素，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届医药文化节围绕建设“医圣故里、美丽南阳、健康之都”的目标，以“大中医、大健康、大民生、大产业”为主题，按照“政府指导、学术主导、社团主办、企业运作”的原则，以学术研讨、项目招商、普惠群众等为重点，进一步传承弘扬张仲景学术思想，着力提高医药文化节的学术性、大众性和效益性。本届医药文化节期间，首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系列活动、中医药产业项目招商推介活动、中医药惠民系列活动，成为令人目不暇接的三台“大戏”；同时，在本届医药文化节期间，还举办了张仲景基金会募捐、名医名家义诊、健康养生大讲堂等多项惠及民生的活动。
开幕式：《伤寒论浅歌》手稿现身
10月22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由南阳市人民政府市长程志明主持，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致欢迎辞。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开幕式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庆国，南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豫为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揭牌。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莪向医圣祠捐赠其祖父亲自编撰并手书的《伤寒论浅歌》手稿。医圣祠暨张仲景医史文献馆馆长刘海燕欣喜地说，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陕西中医名家米伯让先生向南阳赠送《伤寒论》刻版之后，张仲景医史文献研究收藏方面取得的又一重要医著史料。据了解，出生于1931年的杨士莪，如今已是耋耄之年，其祖父杨鹤汀系民国时期南阳首任知府，中年办学兴教，晚年埋头于医学研究，著有《伤寒论浅歌》、《金匮浅歌》等医著。
“愿《伤寒论浅歌》能丰富张仲景医史文献库，更希望能为后人带来健康福祉”。带着“传家宝”回到故乡，杨士莪感触万千。
“医圣仲景南阳论坛”开坛：
宣读《南阳宣言》
在仅仅20分钟的、简约隆重的开幕式结束后，首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正式开坛。22日上午9时许，王国强庄重地敲响了“医圣仲景南阳论坛”铜锣。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曹正逵致创坛辞，他说，仲景论坛的宗旨是：依托医圣故里南阳的人文资源优势，汇聚高端学者专家，创造民主、宽松之学术氛围，开展多元、开放式交流，多视角、全方位解析研讨中医药学术、张仲景医学的精髓内涵，培育壮大中医药健康产业经济，为仲景医学的继承创新和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学术智力支撑。仲景论坛的目标是：立足中医学术，拓展国际视野，将“仲景论坛”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中医药创新、仲景文化交流的主阵地，打造成为中医药养生健康产业的孵化地，打造成为中医学子、社会贤达瞻拜先贤、传承国粹的朝圣地，打造成为中医药实用型人才、开拓型人才的输出地，打造成为中原经济区中医药对外开放、辐射发展的示范地。
在首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开坛仪式上，中国中药协会秘书长王桂华宣读了《南阳宣言》。《宣言》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养生理念，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正是有了中医药的佑护，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才支撑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呼吁将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推进中医药全方位参与健康中国行动计划，让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南阳宣言》倡导传承、创新与发展，注重开放、包容与共享，致力于多元对话、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现代医学菁华，吸收跨学科研究成果，继往开来，发扬光大，让中医药在人类健康工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期两天：更专业、更务实、更惠民
在为期两天的“南阳第十一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上，记者观察到，与往届相比，今年的医药文化节体现出了“更专业、更务实、更惠民”的新亮点。
之所以说“更专业”，是指传统中医药的学科特性更突出。在这届医药文化节上，不但请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中医药界领军人物，还请来了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专家、国际流通专家，更推出唐祖宣、吴林鹏两名“南阳中医大师”和王建、王新昌、刘占国、吴汉卿、宋红旗、张炜、杨磊、郑均山、赵青春、贾太谊此“南阳中医十大名师”；更重要的是，为确保节会的专业性，《南阳宣言》，提出创设“医圣仲景南阳论坛”，成立经方论坛国际协作联盟，开展多维深度合作。在首届仲景南阳论坛开坛的同时，专业性更强的中药开发应用论坛和“三部六病”研讨会一并举行。
之所以说“更务实”，是指今年的医药文化节的活动密度。仅从时间上看，往年的医药文化节多为7天，而今年则缩减到了两天，但从效果上看，医药文化节各类要达到的“目标落地率”却显得更高。一是在中医药项目信息暨项目签约活动上，南阳新区管委会、卧龙区、市中医院分别与海王集团、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南阳有限公司及台湾地区两家公司签订了“现代中药产业园区项目”、“白云山和黄南阳大健康生态产业园建设项目”、“现代化医药物流中心及现代中药产业园建设项目”、“海峡两岸中药产业合作发展协议”等。同时，海王东森现代医药物流系统正式上线。二是河南省南阳张仲景基金会现场募捐，河南宛西制药、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深圳海王集团、中国医药集团等单位慷慨捐款700多万元。三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张仲景形象诸多，形态不一。这次节会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河南省南阳张仲景基金会和南阳医圣祠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考证、研究、琢磨吸收，终使权威版张仲景像面世。四是由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杂志社出资300万元修建的仲景经方碑林在医圣祠内奠基。碑文采用张仲景博物馆珍藏的国家文物白云阁木刻藏本《伤寒杂病论》的328个方剂，由全国中医名家手写每一方剂镌刻成碑。
之所以说“更惠民”，是因为在今年的医药文化节期间，共有来自河南全省各地的80名专家参与了义诊，现场提供的中医特色疗法也超过了40种。前来应诊的群众，有病的当场诊查开方；适宜现场治疗的，当场或针灸或推拿或理疗，这让前来寻医问药的3000多名群众，不出古城南阳，即可一睹名医风采，充分享受了一场“中医惠民”的饕餮盛宴！
各界声音：
大中医、大健康、大民生、大产业
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在22日上午致欢迎辞时指出，传统的中医药瑰宝应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穆为民说：近年来，南阳深入实施张仲景医药创新工程，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逐步形成了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六位一体”的中医药发展格局。今后我们将以节会为平台，以产业发展为目标，紧紧围绕建设“中医药都、养生之都”的发展定位，把南阳地区的中医药产业提升到国家层面来发展，扩大到跨产业门类来整合，不断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打造一个规范种植、企业引领、学术为先、文化传承的和谐药都，让传统的中医药瑰宝在南阳大地焕发生机，永放光芒，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穆为民在首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上所作的题为《传承医圣仲景文化、成就健康中国梦想》的主题演讲，还围绕“大中医、大健康、大民生、大产业”的主题，提出了优先发展仲景服务业、建立国家健康养生CBD的概念，为南阳市健康产业的打造指明了方向。
在这届医药文化节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李连达在发言中指出：中药临床再评价助力中药的二次开发。他认为：“未来中药产业大致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新药创制，另外就是对现有大品种的二次开发。近年来，随着新药审批数量的下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已上市品种的二次开发，过去20年里世界上的‘重磅炸弹级’药物，其中有许多是在上市后，通过系列的、精心设计的上市后临床研究，获得新临床证据，寻找到新临床定位或新适用人群，而获得持续的市场高速增长的，并最终成为真正的‘重磅炸弹级’药物。”
同时李连达还担忧：“目前国内企业的上市后临床研究和上市后临床再评价存在一些误区，很多课题的结果对医生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市场销售也没有任何帮助。”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庆国认为：张仲景开创了辨证施治和个体化治疗体系。他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张仲景以整体观为指导的辨证施治的组方用药特点，体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个体化治疗特点；仲景辨证组方的个体化治疗特点是以个体为核心，紧密结合临床实际，有着较高的实用价值。仲景创立的宏观辨证论治体系，是个体化治疗的最早典范。《伤寒杂病论》辨证组方所揭示的疾病规律和创制的汤方证治不脱离个体情况，至今仍具有令人信服的实践价值。”
王庆国阐述说：“张仲景还确立了与260余首经方相对应的证候，从而使方剂运用指征由个体化到规范化，是令后人瞩目的最大功绩。仲景个体化辨证思维表现在病、脉、证、治的各个方面，组成了富有特色和生命力的辨证思维，为中医个体化的辨证论治树立了典范，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王庆国认为：“现代中医从业者，应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完整地发挥个体化治疗的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南阳中医大师、邓州市中医院院长唐祖宣则从顶层政策的高度指出：新医改应以普及中医药为基础。他认为：“中医药主张预防为先、治疗有效，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延长人类生存寿命、防治慢性病和老年病方面，对目前现代医学病因不明、疗效不佳的各种疑难杂病以及新型的高致病性传染病，如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甚至艾滋病，都显示了中医药独特的疗效和显著的优势。并且中草药的价格低廉，中医的治疗费用也远远低于西医，具有‘简、便、廉、验’等特点，最适合成为我国医改的核心力量。由于中医不需要什么仪器设备，尤其适宜在农村和城镇社区建立小诊所，可以方便群众就地治疗，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要想使医改取得成功，必须从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路子。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尤其是农村收入低投入少，而中医药廉价安全，强调‘治未病’，既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又具有深厚的文化与群众基础，只有以中医药为基础的医改，才能为广大群众提供有效的医疗保障。”
唐祖宣还认为，医改的中国特色，首先要体现在以中医药为基础上，尤其在广大农村以及城镇社区，一定要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这是一条低成本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是我国医改成功的唯一可行之路。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已在医改中更多地借助中医药的力量了。
北京东方灵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延淮则从中药行业的视角提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他认为：“目前，我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地和中药的最大生产国。欧、美、日本、东盟和拉美国家已成为中国中药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与世界600亿美元的市场份额相比，还是非常小。令人尴尬的是，目前中药配方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免费大餐。日本人以张仲景等中国古代医圣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等210多个处方为基础，建立汉方药厂达200多个，所形成的汉方制剂，在国际上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中国仅占5%，其中大部分中药是以原料药材廉价出口，成药比例不足30%，而且是按食品和保健品种类出口。迄今，鲜有中药能进入西方国家医院处方市场。”
刘延淮担忧：“中药知识产权正在被大肆掠夺。比如，日本人在我国名药‘六神丸’的基础上开发研制成的‘救心丸’，其年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由于中国企业没有注册专利，这上亿美元收入就落进日本人的口袋。而中国人发明了青蒿素，没有申请专利就在外国，反被德国人申请了专利，使我国每年损失两三亿美元。韩国人利用同仁堂牛黄清心丸配方，改变剂型，在世界上1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申请的专利，年销售额7000万美元。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已有900多种中草药项目被外国公司在海外抢先申请了专利。”
刘延淮呼吁：“如果不加快实施中药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加强中医药行业的技术创新，我们将来会为吃自己祖宗留下的‘药方’而向外国人交付专利使用费！”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中的一颗夺目的明珠。中医药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医学理论,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其成果在今日依然璀璨,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资料显示,中国针灸已传播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药出口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外国医学机构和专家来到中国,与中方合作研究中医药治疗有效性的科学证明。本文通过对中医药在欧洲发展历程的阐述,进一步讨论如何才能使中医药更好的“走出去”,扩大中医药在世界的影响力。
一、中医药在欧洲的发展历程
中国药物至少在公元10世纪已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明末清初,中西医药交流颇为频繁,其中以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医药知识为多。但从雍正开始禁教后,传教士感到在华行医传教难以进行,他们便转而研究中医中药,并将这些知识介绍到欧洲。曾经入仕元朝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记述了中国药材外运的史实。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de Rade,1533-1578)受菲律宾殖民政府派遣,到福建沿海活动,购回大量有关中医药书籍。卜弥格(P.Michael Boym,1612-1659),波兰人,任过波兰王的首席御医,他在华期间留意中国药物学,用拉丁文写出《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实际是《本草纲目》的节选本,是目前所知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的最早文献,清顺治十三年(1656)在维也纳出版。1683年荷兰医生赖尼(William ten Rhyne)在伦敦出版了一本《论关节炎》,书内有一节为应用针刺治疗关节炎的内容,这是介绍中国针刺术到欧洲的最早期文献之一。
17世纪末,英国医生弗洛伊尔(John Floyer)将卜弥格关于中医脉学的译述转译成英文,连同自己的著述合为《医生诊脉表》一书,公元1707年在伦敦出版。18世纪以后欧洲人对针灸术认识渐多,出版介绍针灸的书约50种,德、法、英、瑞典、捷克等国均有介绍,爱尔兰出版了一本关于论述灸术的生理作用的专书。法国从1808年到1821年短短20年中,就出版专门论述灸术的书籍约8种。上世纪30年代,法国汉学家马伯乐(Maspero)就在《亚洲杂志》上著文向欧洲介绍中国气功中的胎气法、服气法、闭气法、六字诀等功夫。1850年马氏又根据中国古籍《黄庭经》,介绍中国气功的理论基础。
现代,中医药在德国、英国、法国均有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以及较广阔的发展前景。德国的中医药学术组织已达48个,居欧洲国家第二位,高于英国(31个)。中医药在德国的地位逐渐提高,中德合办的医疗机构不断增多,医疗保险组织多已支付部分治疗费用,政界与公众的呼声日渐增高,德国、医学界也出现了有益的分化,德国“联邦医生同业协会”与我国中医界交往合作的形势看好,有些人积极学习中医,并认为应掌握与运用中医的医学原理和哲学思想指导临床实践。70%以上的人预计中医学在德国立法方面会受到更多重视。
目前,法国的中医药事业仍以针灸为主,针灸术已成为医疗竞争中的必备技能。1993年,法国已有针灸医生近万名,每年消耗中草药达35 000吨左右。1996年,在巴黎开设第一家中医医院,这所医院是在中法两国卫生部的倡议下,由欧洲共同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下开设的。2007 年2 月14 日,法国教育和科研部长吉勒・德罗宾在巴黎第五大学宣布,法国政府将正式授权有关高校颁发中医针灸部级学位证书,以全面提升法国的中医针灸教学及治疗质量。
而英国政府对中医药一直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西欧,中医药在英国的发展比较快,水平比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1995年底,当欧盟各国开始实施欧盟禁用草药工业制品的法令时,英国政府却接受了英国草药医和广大民众的要求,决定在英国暂缓执行欧盟上述禁令。其结果是不仅促进了英国中医药业的发展,同时使英国成为欧盟事实上的中医药中心。
二、中医药在欧洲的发展前景
20世纪以来,由于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不断为人们所认知,欧洲民众乐于接受天然的各种疗法,例如,在法国中医被称为“软医学”或“柔和医学(Mild Medicine)”,意思是毒副反应较小,对人体有益的一种医学。由于中医中药在欧洲日益深入民众,对中医中药的保健知识需求也相应增长,多种多样的外文版中医、中药、针灸、气功书刊出现在欧洲人民的书架上。这不得不说是中医药走出国门以后取得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中医药要想在国际上取得更长远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因此,面对中医药传播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今后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中医药的立法:这也是中医药在国际上保持长久生命力重要因素。国外政府应该有管理中医药的专门机构,并给予相应的立法。中医药如果没有立法保障、政府的支持,要大力发展是不可能的。
2. 中医药的教育: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是决定该行业盛衰的重要因素。如果能由双方政府合作,在大学里开办高质量的中医院校、专业,或者与中国的中医药院校开展办学合作,也许会对提高欧洲的整体中医药水平起到重要作用。同时组织专家,结合欧洲的具体情况,编写适合西方国家的材,让所有的中医院校都用同样的教材,如此才能保证中医教育的质量,考试也有据可依。
3.中医药优势的发挥:中医的特长是“治未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我们的长处在养生方面,对慢性病、急性病康复期治疗有独到的地方,故临床应用尽量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
炮炙，今通称炮制，系指用火力将中药材加工制成中药饮片的一种方法。炮制，主要包括炮与炙。炮法又称炒法，如斑蝥炮法：用糯米、小麻子与斑蝥相拌同炒，待米黄黑出，去麻子等，去两翅、足并头，用血余裹，悬于东墙角上一夜，至明取用。斑蝥有剧毒，气味奇臭。炙法即是用火烤制法，最典型的炙法是淫羊藿加羊脂油炙。淫羊藿经羊脂油炙后，可增加淫羊藿苷的含量，淫羊藿苷能兴奋性机能，使分泌亢进，精囊充满后，刺激感觉神经，兴奋，有温肾助阳的作用，用于阳痿、。羊脂油炙淫羊藿、用米炒斑蝥的首创者，即是药界雷公――雷激。
雷，时称“雷公”，南北朝刘宋药学家，擅长药物炮制技术，雷总结了前人炮制经验，使炮制由过去零星的记载系统化，形成了中国第一部炮制专著――《雷公炮炙论》。《雷公炮炙论》成书于南北朝时期（公元420―479年），本书全面总结了南北朝刘宋时期以前的中药炮制技术和经验，是中国历史上对中药炮制技术的第一次总结，也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制药学专著，佚文尚可见于《证类本草》。
《雷公炮炙论》所载炮制方法全、规定细、专一性强。书中载有蒸法（包括加辅料蒸）、煮法（包括加辅料煮）、炮法、煨法、炒法（包括各种辅料炒）、煅法、炼法、浸法（多种辅料浸）、洗法、飞法等多种炮制方法，涉及除去非药用部位、分离不同的药用部位、粉碎、切制法、干燥法、盛药容器、炮制时间和药量、药材真伪和优劣、部分的炮炙理论等。该书收载约300种药物的炮制法，已具备水制、火制、水火共制等古代制药基本原则，总结了南北朝以前的中药炮炙学成果，对中药的制作和临床应用，具有开创性贡献，为历代医家所沿用。《雷公炮炙论》的问世奠定了炮制学基础，使中药炮制成为一门学科。
《雷公炮炙论》原著早已亡佚，这一书名，始载于宋代《图经本草》，后被宋代唐慎微所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引用，流传至今。建国以后，由王兴法辑校整理而成的（辑佚本）问世，并将雷氏原著散落在各家本草著作中的精髓内容尽录其中，基本上较为符合雷氏原作的面貌。该书共分上、中、下三卷，所载药物268味，记载了药物的性味、炮炙、煮熬、修治等理论和方法。该著全面论述了中药炮炙前后的制备基本知识，包括真伪优劣药材的选择、修治和切制，文武火候的掌握，以及醪醴辅料的取舍和操作工艺流程等。
此外，该书还介绍了中药饮片的贮藏、炮制作用及注意事项等基本知识，并系统地归纳了《雷公炮炙十七法》，被后世奉为中药炮制的经典准则。正如敦煌出土《五藏经》所云：“雷公妙典，咸述炮炙”，它对后世中药炮制事业的发展影响颇深。明代李中梓的《雷公炮炙药性赋》和明代缪希雍撰写的《炮炙大法》等中药炮制专著均是在整理《雷公炮炙论》的基础上，分别汇总了一些民间炮炙经验而著成，从而使中药加工炮制技术日臻完善，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完整的中药炮制学。
《雷公炮炙论》所提到的中药炮炙方法达17种之多，被后世称为“雷公炮炙十七法”，其中包括炮、炙、煨、炒、煅、炼、曝、水飞等常用的炮炙方法，这些方法实用性强，至今仍然沿袭应用。《雷公炮炙论》对药物的净制、粉碎、干燥、注意事项等内容论述详尽。其中粉碎法就有细锉、捣细、捣筛极细、杵粉、研、酵磨、槌破等。火力是药材加工炮制的主要环节，书中提出文武火、文火、武火、中火等火力，这一经验已被汤剂煎煮广为采用。
书中论述了不同加工形式对药物作用的影响，如：水淘覆盆子是为了“去黄叶并皮蒂”，去山茱萸核是因为“其核能滑精”，去荜茇皮“免伤人肺，令人上气”，制水银的目的是为了去除毒性等。本书突出炮制的方法、目的和要求，特别是关于注意事项的要求十分具体，其中多数较现代炮制要求要详细，具有重要的科学性。为今后中药炮制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雷的中药炮制理论对当今中药饮片工业具有重大影响。今日，一批经验高超的老药工在传承，他们依然沿袭其理论遵古炮制，以确保药物的疗效。正是：
关键词 民族医药 独特魅力 挑战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而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我国的南部、西南及西北等边陲地带，由于历史、地理、气候、民族习惯、疾病种类、用药方式的不同，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及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积累了许多医药经验和文献著作，有的还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医药理论和应用方法。由于历史原因，汉族人民在中国是主体民族，所用药物习惯用“中”字，故称中药或是中草药（“草”字，追其本意有民间用药之说），在我国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和深远影响，今天我们所称的民族医学只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医药学体系或医药知识经验。近年来民族药的发展可谓是“一枝独秀，异军突起”，经过多年来的发掘整理，约有30多个少数民族的民族医药得到系统整理，其中尤以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以及壮、苗、瑶、彝、侗、朝鲜、土家等民族医药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发扬。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弘扬民族医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着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各个民族的文化领域，既有互相交融、渗透、共通的普遍性，也有因基原、个性和特色不同而形成的特殊性。我们弘扬民族医药是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尊重。当前，国际国内对传统药物的民族特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如哈佛大学著名中枢神经天然产物研究家舒尔茨在1968年提出，综合人类学、考古学、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诸方面的知识来寻找新的天然活性物质的科学诸方面的知识的科学称为民族药物学。此后，日本、美国、欧洲等国相继成立了民族药研究所或研究中心［1］。1979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第三世界应更大限度地利用先辈用草药治病遗留下的丰富遗产。1982年他又组织摄制组赴墨西哥、印度、埃及、中国、肯尼亚等国拍摄科教电影《绿色药物》。这些都标志着人类对药物认识的日益深化。
正如著名导演张艺谋曾说过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样，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的其它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民族药就是中国医药事业一朵璀璨的奇葩，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展民族医药，是我国医学科学繁荣兴旺的体现，也是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发展创新的源泉之一。
2 民族药的独特魅力
医学的本质，是对人体生命的认识能力和保护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而且也是历史经验积累的成果。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物质文化丰富的同时，病痛却如影随行，不少疑难病成了人们的头号杀手。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医学家、药物学家从少数民族中的一些长寿者身上，从一些民族医和民间医生治愈了不少的实例中，首先发现了不少科研的题材和治愈各种疑难杂症的可能。
如藏药中“七十味珍珠丸”、“二十五味珍珠丸”、“七十味珊瑚丸”、“二十五味珊瑚丸”、“如意珍宝丹”可治疗心脑血管系统疾病；“仁青常觉”、“五味石榴丸”可治疗胃肠道疾病；“乙肝健”、“九味朱黄丸”可主治肝病等。傣药的“雅暖”（睡药）、“雅烘”（熏蒸药）、“雅喃”（药浴）对治疗风湿骨痛、偏瘫、痿软、中风后遗症、顽湿癣疹、皮炎等有显著疗效。蒙药“扎木萨-4汤”古方中筛选出了具有明显疗效的降血脂活性成分组成新方，命名格根饮片剂；通过对古方“阿如拉-3味”的研制，制成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心肌功能的新药“嘎格日―塔布”注射液等，这些古方中开发的新方，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都有着较好的治疗作用。苗药“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之说，苗医药不分家，就地取材，药物应用方法及剂型较多，简易灵活速效，如口含剂、香囊剂、熏洗剂等，一病一方，以单验方为主，以伤科称著，临床疗效卓著［2，3］。
除此之外，民族药有着丰富的药用资源，没有受到环境的污染，许多还是道地药材和特色药材。如青藏高原拥有大量的药物资源，是当今世界颇有特色的药物种质基因库，藏药1 660余种，其中植物药1 461种，隶属于200种，870属，由于青藏高原恶劣的环境致使药用植物有效成分具有高含量、高活性、无污染等品质。民族医药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理论基础，独特的疗效和优势，丰富的药材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医学、中医学上的困难和不足，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3 面向世界，迎接挑战，促进民族医药学的发展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西南、西北、边疆和贫困地区，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使当地的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得到宽容宁静的藏身之地。目前，各地方政府把民族医药的开发列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虽说这并没什么不好，但由于存在药品生产标准的制定滞后于药品生产，对野生资源不加保护的盲目的掠夺式的开采，以及对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认识不深刻，导致对药用植物的利用率不高的现实，致使野生资源急剧下降，甚至有的品种已濒临灭绝。应当实事求是，加强研究，合理利用，这对西部地区民族医药的开发发展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民族医药的发展，必将促进我国医学科学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成为我国医药文化繁荣发达的标志，也将为发展世界传统医药提供新鲜经验，为各国替代医学提供广泛的选择。
4 结束语
人类为全面适应现代社会与文明发展需要，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包括人类自身）的能力获得空前提高，民族医药也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弘扬民族医药要在把握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伴随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使整个民族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新的变革和升华，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具有现代科学水平的科学体系。深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新世纪的民族医药学将显示以下特征即：国际共享性，为世界大多数人所认识与应用；不可替代性，在当今的卫生保健及在预防、医疗、康复等方面显示出更大贡献；显示科学性，逐渐脱思辩与推论，在理论、实践与方法等方面均显现其现代科学特征，使其得到科学阐明与广泛应用；呈现开放性，使中医学成为主体发展与开放兼容系统；显示发展性，不断涌现出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
民族医药在今日中国的存在，既是历史文化的余荫，又是返朴归真的新声。它的继承与发展实际上是由它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我国民族医药的应用研究刚刚起步，还需共同努力。为使我国的民族医药得以发扬光大，我们还需几代人的继续探寻，不断总结。
参考文献
1 胡世林.国外的民族药.1982年全国民族学术会议论论文集［M］,1982,12(内部印刷).
2 丁月芳,李峰,杨红.我国民族药研究略述［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1(7)1,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