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存在就业矛盾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从上世纪70年代未知青返城，到农村经济改革带来劳动力剩余，再到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的职工下岗，就业问题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正当连续5年的高增长即将冲淡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担忧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再一次笼罩了就业市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昔日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与农民工一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一、2009：就业形势严峻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的信息和各级媒体对就业市场的频繁关注中，我们不难感觉到，就业问题已经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人，全年城镇需要就业的总人数达2400万人，这组庞大的数字显示出了2009年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两个群体就是大学生和农民工。
二、大学生：毕业失业
据统计，今年全国新增大学毕业生将达到610万，与往年未能就业的150万大学生叠加，一支庞大的待业队伍立刻呈现在人们眼前。即使在经济发展正常年份，消化这样一支高学历的劳动力大军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在就业市场遭遇寒冬的2009年呢?“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这样一句以往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调侃，在2009年变成高校毕业生的真实写照。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北京、上海、深圳、石家庄、郑州、成都、沈阳、武汉、厦门、哈尔滨、西安等地的抽样调查显示，到2009年2月底，应届毕业生整体就业率仅为35．6％，这与社会保障部期望的70％的就业率还有很大差距。而往年就业率较高的几个大省市，今年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更加不容乐观。据悉，截至今年1月底，天津市2009届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不到10％，比上年同期下降18个百分点；而截止1月中旬，广东全省本科生就业签约率则只有2．2％。
三、农民工：回家≠过年
2008年春节，数十万农民工因为雨雪灾害被阻隔在广州火车站无法回家；2009年春节，风和日丽，却仍然有数十万农民工在广州火车站徘徊，今年，他们则是因为遭遇了就业市场的寒流而不得不回家过年。同样是回家，心情却迥然不同，新年的快乐与期望被失业的无奈和迷茫冲刷得无无踪。
据统计，2009年春节前，约60％左右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过年，而根据人保部的抽样调查显示其中的5．4％是因为失业。以我国务输出大省四川为例，至2009年1底，四川省共有212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占外输劳务总量的17．8％。200年春节后，全国需要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2000万人以上。而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需求却一降再降。作为解决了全国1／6就业岗位的广东省自2008年以来，全省用工需求一直呈下降趋势，由第一季度的228．7万人下降到第三季度的211万人。另据预测，今年第一季度全省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约为190万人次，比上季度下降约4．99％。短短十几个月时间，“工荒”戏剧性地转化为“民工过剩”2009年就业形势的紧张程度可见一斑。
四、谁该为“就业寒冬”买单
就业问题一直是一个广受社会关注的话题，但百分之百的就业即使在理论上也是很难实现的。一定规模的失业率是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发达国家平均年登记失业率也在5％以上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降低，2007年已降至4％。而2008年下半年来，就业矛盾却突显日益尖锐之势。究竟原因何在，可谓众说纷纭。都是金融危机惹的祸尽管造成就业困境的原因很多，但从影响力上来看，金融危机以绝对多数票被指认为罪魁祸首。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一方面，大量沿海加工贸易企业因为人民币升值和国外需求减少的双重打击而接连倒闭；另一方面，国内上游企业因遭受牵连而举步维艰。国内经济在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周期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迹象。在这种情况下，除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外，剩余企业招聘计划也纷纷被冻结或缩水。
往年风光无比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等金融机构，几乎都大幅削减甚至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而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外资银行也放缓了发展步伐。同时，吸纳就业人数众多的地产、汽车、广告、石油石化、能源、物流行业，也因前景不明而无法给就业市场缓解压力。
五、高等教育的反思
从零工资就业、名校生养猪，到考研热、公务员热，知识型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局势”使人们反思高等教育的呼声日益升高。各方舆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1999年以来的大学疯狂扩招难辞其咎。1999年，国务院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科技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做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9年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据统计，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与此相对应，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政府数据显示，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而在2007年，高校毕业生已达到495万人，今年更猛增至611万人。国内人力资源市场“青黄不接”的状况早已完全改善，并且日益饱和，即使没有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
另外，有关专家指出，所谓大学生就业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心理感受。国内教育的倾向使得不少大学生习惯将自己就读的学校、专业等与薪资待遇挂上钩。这种片面的理解往往使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失去不少机会。
六、经济转型的必然之痛
经济转型是引起失业率短期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在金融危机的放大作用下，人们已经忽略了它本身的影响。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到了转型期，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已是时势所趋。事实上，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始于金融危机来袭之前。也就是说，即使不存在金融危机，产业结构调整也会带来大量剩余劳动力。
这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历的阵痛。但是，它最终会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而自行解决。
七、就业与社会经济发展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充分就业被认为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目标。这不仅是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而且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保障。尽管充分就业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短短两个月内，相关政策就已接连出台，但在目前复杂的情况下，要缓解就业压力却并非政府一家之责，企业和就业者本人也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八、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就业增加使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得到就业机会，使全社会的劳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生产出更多最终消费品，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导致居民收入增加，整个社会的消费和投资也会相应增加，这又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关系。反之，失业的增加则会导致经济增长向相反方向运动。按照奥肯定律，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反向的替代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失业率每上升1％，总产出就会减少3％。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就业是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不景气导致就业形势恶化，失业又造成居民购买力下降，市场需求因此减少，企业产品滞销，生产和投资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击，令经济增长乏力。如果不集中力量解决就业问题，“保增长”的目标很难顺利实现，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复苏都将成为一句空话。
九、就业与社会稳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其经济收益和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50％以上为劳务所得，这就意味着，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必然大幅度下降。这样不仅无法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使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受阻，同时，在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会给失业农民带来很大生活压力，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十、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随着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一大批国有重点企业在今后几年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些公共安全和社会服务领域的单位，以及机械制造、桥梁设计等行业，也发展迅速。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尽量提供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缓解社会上的就业压力，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企业今后的蓄势待发储备充足的人才。
十一、就业者应该摆正心态
关键词：分工就业新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此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和手段来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本文试图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角度论述我国的就业促进战略。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以超边际分析来复兴古典经济学思想，把研究重点放在分工与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上。在杨格看来，分工包含着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二是不同专业的种类数；三是生产的迂回度。而生产的迂回度是工业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工业化发展的程度越高，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就会越长。伴随着新技术的产生和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或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分工水平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个人专业化水平加深，生产的迂回程度提高，迂回生产链条上每个环节的产品种类数增加，而这意味着不断出现新的专业和分工领域。
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失业是与分工相关联的一种经济现象。如果没有分工，整个社会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时，不存在失业；当整个社会处于完全分工状态，每个人都进行专业化生产时，社会也没有失业。失业发生在一定水平的分工阶段上。从一般意义上讲，当分工演进机制受阻，原来的专业化生产不能进行时，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劳动力既不能重回自给自足状态，也不能跃进到新的分工水平状态，失业便会产生。具体而言，新兴古典经济学解释失业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式是分工网络的可靠性，即交易风险来解释失业现象。在新兴古典产权理论中，若每个交易都有一个失败的风险，则当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均衡的分工水平会上升，而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完全失灵的风险也上升。但是因为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增加的分工好处大于增加的总外生交易费用和增加协调失灵风险的坏处，所以人们会从这些相互冲突的效果之间的最优平衡角度，同时选择高分工水平和高协调失灵的风险。而高分工水平意味着商业化程度、大市场容量和高总量需求，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则意味着人们在协调失灵中可能被迫回到自给自足的低生产效率。因此，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意味着大规模失业的风险。
第二种方式是所谓整数理论来解释失业现象。所谓整数问题就是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整数条件，即能产生最高效用的角点均衡中，选择专业化模式的角点均衡人数必须是整数。假定一个经济中只有3个人，当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出现分工，瓦尔拉斯全部均衡意味着每个专业有1.5个人，这与整数条件不符。因此瓦尔拉斯均衡可能不存在，但如果3个人中有一个人的生产率低于其他两人，则瓦尔拉斯均衡仍会存在。而两个生产率高的人会发现，与生产率低的人进行分工将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所以，他们将会形成一个瓦尔拉斯均衡并将生产率低的人排除在分工之外。生产率低并不是这个人被排出分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整数条件不满足。因此他是在愿意卷入分工且当整数条件满足时也能卷入分工，但却因整数条件不满足而被迫处于市场和分工之外。这类失业就是非自愿失业。
第三种方式是分工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当交易效率或生产函数的参数变化时，均衡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贸易品种类数、均衡的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都会变化。这些变化就会要求某些人改行。若改行的费用很高，则在分工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产生失业现象。由于分工的特点是专业化熟能生巧的正面影响，所以改行也意味着过去的专业经验突然变得无用，而新入行者永远赶不上已有很多专业经验的人，因此再也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一旦失业，就失去了边干边学的机会，因而效率会更低，形成恶性循环。
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工角度探讨了失业产生的根源，在现实经济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尤其是对处于高度分工水平的发达国家。我国现阶段的分工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比较低，新兴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认识失业的新视角，对研究我国的失业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分工演进阻滞是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可以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但同时又增大了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十分低时，分工带来的好处小于交易费用，经济体系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分工演进。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从分工不发达的经济体系演变为分工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过程。
有学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分工和就业的关系后指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就业问题只是市场需求的问题，总需求不足自然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不足，失业也就成为市场机制排出剩余劳动力的必然结果。在以分工——就业为基础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的分析框架下，市场需求是内生的，刺激需求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终办法，就业问题应该放在以分工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框架中去考察。这个新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本质区别在于分工演进不足。由于分工水平低下，市场机制所能起到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也是低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较快，但其质量水平却不高，就业水平不高也就不可避免了。我国的就业问题是由低水平分工和低人力资本积累造成的，一味地靠刺激内需、增设工作岗位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分工扩张创造更大的空间，提升分工水平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途径。
杨小凯（1998）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而失业或隐形失业或是由于分工水平低，大多数人自给自足，找不到专业化的就业机会，或是分工水平很高时，由于大分工网络造成的协调失灵风险高，加上转业的困难等原因造成。但在经济起飞、分工演进加速的发展中国家，失业不是大问题。正如台湾、香港、温州经济起飞时不但不会有失业，反而劳力不足要从外地进口劳力。从一般意义上讲，充分利用分工经济的效果，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随着分工的演进，产业链会不断加长，会促使中间产品专业生产者人数增加。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还不完善，制约了分工的自发演进。
我国分工演进阻滞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不少地方政府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一味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地区经济结构，甚至不惜动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预跨地区的分工，这种“自足自给”经济布局使得不少地区的分工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分工的自发演进。二是很多企业的诚信程度不高，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不完善，使得不少企业认为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风险比较大，内生交易费用较高，因此宁可自己组织生产产品，也不愿意进行分工。这无疑是影响分工演进的重要因素。三是企业组织缺乏弹性。当企业内部组织生产某种产品的零部件的成本过高时，企业本应该放弃“自给自足”的方式，把这种零部件外包给专业化的企业，但这样做往往意味着要影响到原有的机构和员工的利益，从而使得这种专业化的分工因为遭到这些机构和员工的抵制而不能实现。企业组织的僵化现象在国有企业中尤其普遍，严重阻碍了整个社会分工的深化。
以分工促进就业是我国就业促进战略的指导思想
根据上面的分析，透过失业现象的表面，可以认识到我国分工的自发演进受到阻滞，分工水平不足，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是造成我国失业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在制定就业促进战略时，应当确立以分工促进就业的指导思想，在各个方面采取有利措施促进分工深化，为分工的自发演进创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政府应当放弃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结构思想，真正树立起社会化生产的观念，放手让企业进行自发的分工协作。政府的行政干预往往会扭曲企业之间的分工行为，造成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低下，最终压抑分工的深化。
加快全国性的企业信用档案体系建设，将目前分散在诸如银行、工商、税务等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单位的企业信用数据进行集成，建立一个完整的企业信用数据库。定期向社会公布那些资信不好企业的名单，让资信不好的企业在市场上既筹不到资金也找不到合作伙伴，从而抑制欺诈、违约等内生交易费用的发生，让大多数守信的企业能在一个相对良好的市场环境中，打消顾虑积极进行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
改革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和就业。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劳动分工不可能只局限在某一地区，而是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的这种超区域性意味着劳动力应当能够自由地跨区域进行流动，这样才能保证劳动分工的最终实现。因此，国家应当改革沿袭数十年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区域之间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藩篱，建立起适合劳动力进行自由迁徙的制度安排。
我国各地区的分工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就业结构呈现出很强的区域性。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以及省会城市分工水平高，就业机会相对较多。但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尤其是资源枯竭的矿城，军工企业密集的大三线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老工业基地的人口结构老化，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就业岗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三类重点地区成为当前就业困难群体最为集中、就业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对于这类地区，政府除了有计划的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和布局以增加就业机会外，还应当鼓励劳动人口进行流动迁移，让有工作能力的群体积极参与到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
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化大生产所进行的劳动分工是自发形成和不断演进的，政府运用行政力量进行有意识的分工安排往往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有时反而会扰乱正常的分工秩序。分工的演进有赖于交易效率的提高，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取决于能够有效减少交易费用的合理制度安排。我国正处在复杂的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应当不断地审视和分析与分工有关的各项制度运作的有效性，及时清理以前出台的各种阻碍和抑制分工的政策措施，为分工创造相对宽松和合理的制度环境。与此相应，分工的深化则会不断地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促进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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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4年，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宏观框架在形态、运行和结构层面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的就业也在新产生的企业市场取向和政府公共财政和独立货币政策运作的基础上，向着效率型就业方向发展。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主体支柱在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决策权力和责任机制等等的体制或制度方面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获得相应的改善和加强。因此，中国目前阶段的就业表现为与市场创新相联系的核心就业，和与传统计划体制或政府失当干预体制相一致的非核心就业(虚拟就业)共同存在和发展的局面。就中国目前情况看，就业的虚拟成分还是比重太大，这种核心和虚拟就业二重发展的局面在劳动力人口达到最高峰以前将可能长期存在。就未来的就业发展任务而言，中国需要压缩虚拟就业比重。
虽然将要展开的核心就业理论来源于创新理论和最近10来年兴起的将创新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的内生增长理论，但是，核心就业的概念以及核心就业与国民经济中总就业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东西方理论文献上还没有看到。本文试图借助于西方学者关于"就业的核心"（Thecoreofemployment）的思想启发（Salmenpera,2002），提出核心就业理论并且尝试对中国的就业问题进行应用性分析。
一、什么是核心就业和非核心就业？
一国的就业总量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从就业是否具有创新功能的标准来衡量，就业总量是由核心就业和非核心就业两个部分构成。所谓的核心就业，是指与企业创新活动相联系（即产生、促进和扩展企业创新）的就业。非核心就业或虚拟就业是指通过与企业创新无关的其他手段所创造的就业。核心就业构成一国总体有效就业量的核心或基础，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创造力量，能够拉动国民经济和总体就业的扩展。虚拟就业是国民经济中没有可持续生命力的就业量，通常由违背经济内在规律或要求的人为力量、应急性宏观经济措施、暂时性外部经济力量或偶然性的经济因素所促成。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内在目标之一，就必须是培养和扩大核心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同时削减在过去大量形成的虚拟就业的相对规模。虽然，任何一国的市场经济都无法完全取消虚拟就业的存在，但是完备的市场经济的一个标志应该是由核心就业构成总体就业的绝大部分。
作为核心就业基础的企业创新（InnovationWithEntrepreneurship），即指企业家通过对企业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发现新的原材料来源、实行企业组织的调整、产出新的产品、以及开辟新的市场所进行的创新活动(Schumpeter,J.A.,1911)。企业创新是以利用信息预测、勤于发现和冒险利用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为基本特征的。所以，企业创新活动或企业创新者具有发现潜在市场盈利机会、开拓新经营领域和承担风险责任、有较强组织能力、有社会参与和贡献感、以及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预期5个特征。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并不推崇经商和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这中间的第五个特征，在目前的中国受到更为严重的忽视和误解。一方面，中国正规舆论还不习惯于以公开的货币收入标准来衡量一个事业的成功或个人追求的自我价值实现。另一方面，社会中迟迟没有建立规范个人合法高收入源流的配套制度。例如收入帐户联网、交易记录，纳税档案，社会保障，私有财产保护等等方面的制度。而与非利润追求者如政治家、科学家、工程师、学者、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价值追求和评判标准不同，企业家成功的价值实现就主要体现在企业的创新利润及个人相应的高报酬上。如果这种价值观一直没有得到社会义理和法律的支持，企业家现存的高收入总是处于暗地操作和变相流动状态，那么企业家的真正大量产生是极其困难的。所以，企业创新及其核心就业量的创造，与这五个特征及其所派生的相应要求密切相关。在企业制度和就业制度设计中，只有同时满足这5个方面要求的制度，才能促成充分的企业创新和核心就业的迅速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产生核心就业的企业创新又具有两个发展特征。一方面，企业创新的功能已经越来越清晰地从其他企业活动（如投资、科研发明或企业管理）中分离和独立出来，承担企业创新功能的企业家在市场扩展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条件下，企业家越来越不可能单独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和个人权力来实行和完成企业创新，相反，企业家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和联合本企业的各个相关利益方，特别是所有雇员或员工方，来合作实现企业创新。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创新成为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团队生产的结合物。
中国就业发展新论
不过，从更广的视野看，企业创新还离不开培养和支持它持续发展的其他经济社会活动。与企业创新相关的其他宏微观经济因素，如政府促进就业市场完善的人力政策和再就业政策，政府和民间的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更新的努力，社会鼓励和推动积极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文化的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和商标专利的保护制度，健全和多层次的企业融资和资本市场制度等等，都可以视为核心就业的生成因素。因此，所有这些真正扶助核心就业发展需要的宏微观方面的活动及其就业量，都可以视为一国经济中广义的核心就业的范畴。
在现实经济中，不仅存在着促进企业创新的经济力量，而且存在着不促进，甚至干扰或者抵制企业创新的经济力量。这些非创新的经济力量，虽然无助于促进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长期社会就业量的创造，但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形成或产生一定数量的就业量。这些就业量，就是虚拟就业或非核心性就业。非核心就业，从宏观方面的力量来看，可以分别是（1）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中的官僚体制所造成的冗员型就业，（2）对于亏损企业的不合理财政补贴所造成的补贴型就业，（3）由于短期大量的赤字性财政支出所造成的赤字性就业，（4）由于战争、冷战和其他原因导致过度的大规模军火开支所造成的军备型就业，（5）由于一国实行过度的保护贸易壁垒所造成的壁垒型就业，（6）纯粹为了安排虚假的形式上就业（如虚假的政绩性公共工程）而产生的虚假型就业等等。从微观方面的力量来看，非核心就业可以产生于，（1）企业和银行资产泡沫性扩张所造成的泡沫型就业，（2）银行或企业中巨大的隐藏性亏空和坏帐（如传统的日本银行业和最近的美国安然企业）所虚假维持的亏空型就业，（3）由于资源性垄断、市场性垄断、行政性垄断等等所造成的垄断型就业，（4）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形成严重污染的产品生产和服务项目所创造的污染型就业，以及（5）违背现行国家法律和法规的各类微观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违法性就业，如此等等。
论文中国就业发展新论来自
二、中国核心就业量的估算
对于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就业量和非核心就业量的估计，需要考虑到就业与企业创新的直接关系。一般而言，中国的就业划分为企业类就业、事业类就业和国家机关类就业三大类。在企业类就业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由于其与政府之间的产权权责还没有能够明确，政企还不能分开，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还没有理顺，因此，虽然国有企业中不乏少量的创新明星（其原因分析见下文），但整体上与企业创新和核心就业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城市中和农村的乡镇企业中，集体企业也是由于政府体制的改革还没有到位以及企业中产权和激励关系不明确，集体企业与政府的联系要大于与市场的联系，在企业创新上也普遍存在着"心气不足"和"力不从心"的现象。所以，虽然个别集体企业也可能成为突破体制约束的创新明星，但在总体上而言，集体企业的企业创新缺乏普遍性和持续性，其核心就业方面如同国有企业一样，还不能构成总体核心就业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核心就业的主体是私营企业就业和个体企业就业。虽然，私营和个体的企业无论是在城市、农村或乡镇企业中，都有融资信誉记录不好、涉及假冒伪劣产品生产销售、内部管理不善、向官员行贿和偷税等等不好名声的历史，但是，随着中国这些年来市场法制的健全和监管的严格化，私营和个体企业就业非但没有萎缩，而且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些企业不仅直接面对市场需求波动的冲击，而且受到来自公有制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外资企业享有的种种特殊优惠待遇造成的不公平竞争的压力。如果说在改革开放早期的市场空白面很大和监管十分粗放的条件下，个私企业发展中的创新努力成分有可能并不算大，那么，在个私企业面对的市场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和法制环境比较严格的今天，对于守法经营的个私企业来说，他们的就业量的创造可以说主要是靠企业创新来实现的。
另外，在企业就业中的新型资本形式的企业，如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非国有国控股份公司、外商投资、港澳台投资等等类型的企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享受政府的一定优惠待遇，在市场竞争中具备更有利的竞争条件，但是，他们一般具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和决策机制。所以，这些企业创造的就业可以算为核心就业。
最后，作为广义核心就业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就业。这些方面就业，在其形成企业核心就业或狭义核心就业所必不可少的外部有利环境和条件的角度来看，是企业核心就业的促进因素。从数量上看，中国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就业在传统上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弊端。在目前阶段，机关事业单位的就业还有因政府改革不到位而对于企业中的核心就业的形成带来负面影响的坏作用（下文将予分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中的这些弊病而全部否定其在现有核心就业形成中的积极作用。并且，随着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深入和机构精简，整个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就业，就主要不是数量方面存在问题，而是功能转换方面的问题。所以，这里将国有单位就业减去国有及国控企业就业之外的国有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就业量，作为广义核心就业量的一个部分。
中国就业发展新论
在最近几年里，中国的核心就业率一直处于30%左右的水平
从总的情况看，城市的核心就业规模在1998－2000年为7500－8500万人，占城市总就业人口的35－40%左右。农村的核心就业规模为12000－13000万人，占农村总就业人口的25%左右。所以，中国总的核心就业人员在2－2.1亿人的规模，占全国7亿左右就业人员的比重大约为29%。不过，如果以狭义的企业核心就业标准来衡量，城市的核心就业人员就缩小到4900－5300万人的规模，占城市总就业比重为23－25%左右。这样，企业核心就业在城乡的相对比重都是差不多的，为25%即四分之一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政府部门就业和教育、卫生、艺术、体育、科研等等事业单位就业的"机关事业单位"核心就业。这一块本身的规模在两年里就缩小了1443万人，缩小比率达40%。其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克服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中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而压缩了人员编制，另一方面是实行了一部分事业单位的企业化转型。这块就业的缩小，从其性质上看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一致，不能当作核心就业的缩小。但是，从市场经济中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服务性就业在总就业中所应该占有的比重来看，这块就业量又是太小。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中国的机关和事业方面应该展开的对于社会或民间经济各方面需要的服务，还远远没有到位。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比较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在1999年，中国的机关事业单位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为3%左右，按照国际可比口径的"社会和个人服务就业"来看，中国也只有7%。而同年美国的政府就业一项占总就业的比重就达到15%左右，社会和个人服务就业达到35%。其他发达国家如英、法、德、日、意，其社会和个人服务就业比重也在25－35%的规模。与中国经济情况相似的亚洲国家，最低的比重也在14%以上，如印度尼西亚的14%，泰国的15%，韩国的17%。当然，如果以传统的二元经济分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服务对象绝大部分应该是在城市。因此，如果以城市就业规模即2.1亿人作为基数，中国的机关事业单位就业及社会和个人服务就业两项的比重，就能够分别提高到11%和25%的水平。但是，中国必须和正在建设的是一个打破二元分割和实行市场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的现代化经济社会。所以，中国需要做的是如何提高机关和事业单位对于广大农村人口的服务，而不是把农村排除在机关事业单位的服务对象之外。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块就业发展的潜力应该是很大的。
由于经济背景和国情的不同，中国的核心就业率与外国的核心就业率难以进行直接的比较。据笔者按照以上关于核心就业和非核心就业的定义进行的初步测算估计，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就业率一般在80－90%左右。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年份如泡沫经济和政府以大规模公共工程弥补严重衰退的时期，非核心就业的规模就很大。如果去掉非核心就业周期波动的因素和平均化不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差别，核心就业的水平总体上处于80%左右。
三、核心就业的利益取向和扩大就业经验
如同任何经济问题和经济概念一样，核心就业和非核心就业的划分有一个主体利益标准或利益取向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的假定，核心就业是以本国国民绝大多数人的长期利益为最终准绳的。由于人们在短期和长期利益上的差别，一国内部不同地方人群的在利益上的差别，以及一国外部在国际间不同国民之间的更大的利益差别，"企业创新"以及核心就业和非核心就业在理论上的理解和政策上的操作就可以是很不相同的。
例如，在泡沫经济时期，对于那些在泡沫经济性企业和行业中获得大量短期利益的人们来说，如何制造泡沫成为一种所谓的"企业创新"（通过改变企业的组织形式或产品来制造泡沫而获得创新利润）。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的长期利益而言，这不过是一种货币虚拟经济和虚拟就业的扩大。又如，对于垄断性就业，虽然它妨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核心就业的发展以及国民的长期利益的提高，但国家可能为了短期的财政收入扩大、社会的稳定、鼓励科技创新或者培养一定行业的国内外科技竞争力，而允许和保护垄断性企业和就业的存在。因为，这可能维护了国民的对外整体利益和短期利益，尽管它同时损害了非垄断企业和整体就业方面的长期利益。还有一项有比较大争议的就业，是违法性就业。违法性就业不仅在发展中国家里广泛存在，即使在市场就业发展达数百年的西方市场经济中，具有非法性质的地下经济及地下就业依然存在。当然，这其中首先是法律的代表性问题。如果按照国内法，一项法律只是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其他大部分国民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违法性就业的出现就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按照国际法，一项国际法律就可能与国内法律不一致（如国际法严格禁止和禁捕野生动物，而某些国家允许生产或消费某种，或者允许捕杀某种野生动物），那么有关这些方面的就业从国际法角度看就是违法性就业，但在国内法中可以属于合法的核心就业。还有，如果一项法律没有与时俱进，束缚了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的改善，那么与此相应的违法性就业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尽管如此，鉴于法律的存在总是能够提高效率（即科斯定理中的界定产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效应），同时现代法律在总体上一般能够代表国民的长远利益，并且对于违法性就业的纠正总是要耗费国家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因此，本文这里还是以依据现行法律的合法性为准绳。此外，为了实现核心就业中的整体和长期利益取向，对于国民中种种因素造成的不公平分配的纠正机制的建立是必要的。
中国就业发展新论
核心就业虽然从理论上看，可能具有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但是，从大多数国家的历史经验看，从宏观总体效果看，情况远远没有那么悲观。许多实证经验研究证明，什么地方核心就业发展得好，什么地方的总体就业状况就好。在皮安塔和维瓦雷里（PiantaandVivarelli）《创新对就业的影响》（2000）一书中，对意、芬、挪、德、丹五个国家的21个部门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创新活动对于总体就业具有扩大就业量的正效应；只是在部门的内部，创新在短时期内会引起就业量的减少。此外，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1996）曾经对其成员国在最近200年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由创新活动引起的经济高增长，是与高就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增长对于总体就业的正面影响是主要的，而其负面影响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一项经验实证，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工业化发展早中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赛格勒（Zagler）在其《增长与失业：理论、证据和政策》（2002）一文中对于英、法、德、意等国的情况也进行了分析。发现英国在1980年代中，由创新引起的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创新和增长快时失业率下降，创新和增长慢时失业率上升。在其进行的格兰格尔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中显示，在英国和德国，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情况越好，经济中的失业率越低。尽管其他国家没有显示二者之间明显相关性。
四、中国就业滑坡的根本原因
中国从90年代初期以来，就业从整体上呈现持续滑坡的状况。由于统计方面没有统一口径和权威数据，我们目前无法使用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总体失业率数据。作为一种替代，我们可以使用就业弹性和再就业率来反映就业状况。这两方面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
表二中国的就业弹性和再就业率年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经济总体下岗职工再就业率％19910.280.110.400.15641992-0.180.120.480.08621993-0.510.230.790.09601994-0.630.141.030.1058.91995-0.560.181.070.11581996-0.390.290.790.1457.61997-0.030.190.290.125019980.09-0.040.200.074719990.54-0.150.210.134220000.25-0.150.390.1035.420010.460.050.270.1830.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各年度；以及作者的整理和计算。
表二所反映的情况说明，中国的就业弹性在最近10年来，总体上一直处于低水平，在0.1-0.2之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平均水平在0.3－0.4左右，发展较快的上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0.6-0.7左右。从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变化来看，情况就更不令人乐观。其一，本来应该从大量就业不足或隐蔽失业存在的第一产业中把劳动力转移出来的趋势（表现为负值的就业弹性），在最近几年中反而呈现出正值上升的势头。即本应是劳动力移出和产量增长，近几年反而变成劳动力增长和产量增长同步进行，而劳动力增长速度更快的趋势。其二，本来需要作为就业主渠道加以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最近几年的就业弹性反而呈现出有所下降的趋势。其三，主要反映中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发展状况的第二产业，在近几年基本处于负值就业弹性。所以，随着第二产业增长的加快，建筑业和制造业对于企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持续下降。
另一个指标即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从十年前的60%以上的水平直线下降到2001年的30%左右。据报道，在2002年第一季度，全国国企新增下岗人员489.9万，再就业仅22万。再就业率急剧下降为4.3%。所以，着眼于国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流向更多是非国企的各类企业，再就业率更为明显地反映了中国企业在总体上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如果考虑到在最近一些年中，下岗职工的市场化就业观念有了明显增强，下岗培训工作在各地方得到大力开展，以及社区就业等新型就业的普及等等因素，那么，最近几年以及最近一季度的再就业率的持续和大幅下降，就更表明了中国企业在整体上的劳动力需求能力的严重降低。
从表面上和直接原因上看，就业或下岗失业的困难来自于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和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机构精简改革的深化，以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释放速度加快。但是造成中国当前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恰恰是这些方面的改革没有真正深化所造成的。从本质上看，这些年就业困难的积累是企业创新和核心就业扩展的发展缓慢和严重滞后所导致的，而企业创新和核心就业扩展的发展缓慢和严重滞后，又是因为中国经济三个主要方面改革和发展上的严重偏差和滞后所造成的。
中国就业发展新论
第一，目前其职工人数仍然占城镇职工就业量68%左右的国有企业，在改革上走了一条严重偏误的道路。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的注意力没有放在如何培养和造就作为市场经济核心力量的企业创新能力上，而是放在资产所有权比例的调整和国家部门的既得利益的讨价还价上面。因此，除了一部分完全转移所有权的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以外，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大企业基本保留了国家股一股独大的局面。政府部门凭借其"支配性股东"地位，对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和资本并购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插手。"政企分开"成为一句空话。在"稳定压倒一切"之类的政府额外要求下，企业的主要目标不是市场的创新利润，而是向资本市场转移亏损和圈钱，以及没有任何创新和效率准则的企业兼并。其结果，是企业的新的产品积压和亏损的积累。国有企业在整体上不是扩大有效就业量，而是陷入一轮轮的"减员增效－效益滑坡－再减员增效－再效益滑坡"的使总体就业量越来越小的恶性循环。"减员"引起的"增效"效应，仅仅在减员后很短的时间里或在"帐面"上存在。
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改革没有把具有以上提及的5个特征的企业家的培养和形成作为中心目标，而是沿用行政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模式来解决新企业领导人的问题。新的企业领导人既缺乏正常的绩效性激励动力和规范决策权力，又缺乏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家市场淘汰机制的有效约束。即使是有所成就的企业领导人，也基本上把自己当作政治家来看待，并不具有在市场经济中的可持续性。更有许多企业领导人，在高报酬不能合法得到情况下，通过在职消费、贪污、行贿受贿、暗建个人公司转移国企优质资产、企业资金转移境外等等手段，给自己的职位予以补偿或甚至是超额补偿。其结果，不仅使得大批可能有潜在企业家能力的人成为阶下囚或叛国者，而且使一些只有能力讨好上级而无能力开发产品市场的人鱼目混珠于企业家队伍。这一切，更加速了企业恶化和总体就业量不断缩小的恶性循环。国企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光靠生产技术升级和内部管理的改善是无济于事的。
第二，本来其重要责任之一是促进企业创新和核心就业的各级政府，在政府改革没有到位和权力制衡机制混乱的情况下，可能成为虚拟就业的"专家"和核心就业的"杀手"。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是政府成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有效提供者，并且建立各级公共权力之间的有效制衡机制。从政府改革进展较快的一些沿海和少数非沿海地区的情况来看，通过红头文件上报纸、扩大和保护人大的参政权力、重大决策的民众旁听制或听证会、司法公开、政府部门联合执法或"一站式"服务、以及政府上网和公众举报制度等等政府改革措施的促进，当地企业创新和核心就业发展的势头要比那些政府改革较慢的地方好得多。这说明，政府改革的方向是没问题的。
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薄弱的地方，许多市场交易活动中加入了非市场的人为强力破坏和暴力因素（例如在当前发展最快的电信行业的竞争中，一些地方电信企业以锯断通信铁塔、砍断电缆、剪断光缆的方式破坏竞争对手的正常经营。在其他行业如铁路运输、航空托运、金融借贷、采矿、养殖种植、批发零售等等领域，也广泛存在着以暴力手段垄断市场和强行交易的"市霸"现象）。包括遏制这些因素在内的整个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需要政府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中国政府体制的基础，迄今基本上还是建立在"贤明官员"的人治之上。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证明，仅依靠人的"贤明"自律的政府是不可能持续的。用经济学来分析，就是人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推动下，看到的"犯事"可能性和成本太小，而行为的收益很大，于是就不"贤明"一回。即使最后有"犯事大了"被抓住和判刑的可能，但是还有"最后不被发现"和"刑满后享受隐藏赃款"的可能。在缺乏公共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有道理的事不一定得到立法的支持，立法了也不一定执行，执法错误也不一定有司法的纠正，司法权滥用也不一定有人奈何得了，如此等等。
公共权力之间缺乏制衡，公众的利益就必然要作出牺牲。于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就以是否有利于官员个人或群体的直接利益为转移。本来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和核心就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政府立法、政策和措施，由于对当事或决策的官员不利或利益不大，就可能被否定或推迟执行。本来是企业的合法正常经营活动和就业创造活动，但是因为不利于某些当事官员的私利（如主管部门领导不能到私企随意报销），就可能遭到无端清查、罚款、干预和取缔。而那些误国害民的非法就业等虚拟就业（如操纵股市泡沫、非法煤窑、走私和地方黑社会活动等等），由于能够给相关权力部门或地方的官员予好处，反而可能大行其道、屡禁不止。从就业总量上看，虽然一些类型的虚拟就业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弥补宏观就业量严重不足的作用，但是原则上，虚拟就业的制造不能以核心就业的扼杀为代价。
第三，至今仍然容纳中国劳动力数量三分之二左右的农村，其改革和发展步伐的缓慢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企业创新和核心就业的能力。如果说，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波即联产承包制和第二波即乡镇企业的普遍建立为中国农民在生产活动中实行具有企业性质的经营和获得企业创新利润，进行了初步尝试和开了好头，那么，当中国农村面临农业生产经营的相对效益严重下降（总体效益接近于零值和许多地方达到负值）和乡镇企业因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而效益大幅度滑坡时，农村经济活动中的企业性质经营和创新利润并没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在最近的5－10年里，除了一些农村城市化搞得好的局部地方以外，农村的企业创新和核心就业从总体上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乡镇企业的增加值产出增长率在近5年里呈现下降趋势。农民家庭人均经营性纯收入在最近5年左右的时间里连续为负增长。农村居民的消费在最近10年里，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从56.3%降低到45.2%。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即使扣除农村人口比重下降的9.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净下降仍然达到1.2个百分点。这种情况表明，随着近10年尤其是近5年的农村经济面临的宏微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农村领域必需的改革没有及时进行，造成了农村企业创新的中断和核心就业拓展能力的下降。
农村欠缺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农村教育体制的改革没有及时跟上。面对新呈现的市场环境，市场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在人才的竞争和教育素质的竞争。农村人口的识字率虽然一直在提高，但是农村教育水平与城市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离企业创新所需的人员教育和信息装备要求越来越远。其主要原因，是传统的教育体制把农村教育预算的来源几乎全部建立在农民上交的提留费和农业税上，而教育人员和教育内容又完全由国家来指定。农村教育支出对农民上缴税费的比例达到70－80%，有的地方达到90%。随着农村经济收益的持续下降，农民上缴剩余的能力越来越低，因而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困难，农民的教育素质提高和生产及企业创新能力的开发越来越不可能，进而农村经济的竞争力和收益率又进一步下降。无形中，形成了"教育下降－创新能力下降－收入下降－教育支出下降－教育下降"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一循环，就需要从国家支撑型农村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建立入手。实行教育投资中的责任和权力的平衡。扩大农村教育投资（这也是中国投资创新的一个途径）。二是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没有及时实行。我国农村的行政设置是按照传统计划体制的要求完成的，乡镇政府对于农民的各种事务都要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农民的活动内容和范围日益增多和增大，乡镇政府的规模也日益扩大。据调查，乡镇政府人员的编制普遍超编达5倍左右。农村官员利用政府权力无制衡的漏洞，滥用其各方面的公共权力，干扰农村居民在正常经济活动上的选择权，制造经济活动中的额外成本，从而扼杀了农村居民从事企业和就业创新的实力和积极性。三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滞后。土地一方面是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创新的基础，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农业的利润产生直接依靠农民对于土地的合理经营。另一方面，土地一直是农民在实际上的社会保障条件，是农民经营失败后最终能够生存下来的一道底线。所以，农业经营活动的效益要求实行土地集中，而农民的社会保障要求实行土地分散。这两种要求孰轻孰重，哪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只有面对不同客观条件的每个农民自己最清楚。在制度上，应该留出给农民自愿选择和追求效益的空间。因此，现在需要实行土地的有偿转让制度。其中，"自愿、依法、有偿、稳步"是新型土地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可以预料，实行了以上三方面的制度改革，农村经济的企业创新和核心就业状况将会随之大为改善。
五、与核心就业发展有关的几个认识问题
中国核心就业发展的缓慢和滞后，与一些流行的在理论和政策上的突出认识问题有密切关系。
问题一，认为只要是创新都能够增加核心就业。当前，创新的概念被概括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创新从"新的东西创造出来"意义上看，可能有益，可能有害，也可能既无益亦无害。所以，关键问题是"创新"价值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企业创新是唯一在经济学上定义较为完备的概念，为我们判断其他创新的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动力和实现条件。企业创新通过将科技发明引入企业并且创造新的利润而为科技创新提供激励机制，同时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经济生产力的一个必经的桥梁。企业创新，还是相关"制度创新"的引路标和试金石。企业创新包括企业组织形式的调整，因而包括企业制度创新的内容，但是，企业创新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凡是为了开发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而对于企业的产生、运营、营销、组织、管理等等方面的调整活动都属于企业创新的范畴。制度创新的实质就是为了从体制和制度上最大限度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只有企业。企业不创新，生产力就难以发展。市场经济中的制度创新目标是通过企业创新来实现的。企业创新，还是"理论创新"所必须通过的检验标准和最终标的。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是否成功，也需要实践来检验。从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实体方面看，这些实体可分为家庭、社区、企业、非盈利机构和政府等。显而易见，企业的实践活动集中体现了大部分的自然科学理论成果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成果。尤其是当代经济社会中的现代化企业，其中的佼佼者完全是现代各种知识和理论的结晶。能够推动企业创新的理论创新，对于核心就业的创造一定会具有基础性的贡献。
问题二，认为与企业创新相关的核心就业的扩大，会破坏整个经济的就业量。熊彼特在上个世纪前半期认为，创新企业在扩大自己的生产和就业量的同时，以优胜劣汰的效应促使其他企业破产和其他工作者失业。这种观点现在已经基本不能成立，一是熊彼特时代的创新周期比较长，一代新产品的出现往往可以维持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达20－40年（熊彼特总结的三类周期中的4年型基钦周期由存货调整引起，10年型优格拉周期由投资调整引起，40－50年的康德拉捷耶夫周期才是由普遍的创新活动引起），由此造成的其他企业的衰退和失业的扩大可能是持续性的。而在21世纪初期的今天，创新活动的频率已经不能用几十年或十几年的尺度来衡量，一代新产品的优势的维持只能是在一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范围内。各个相互竞争的企业力求不断推出具有自己特色和相对优势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即使今天的创新仍然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性"，但那样造成的失业影响在时间和幅度上与过去相比已经大大地缩小了。二是，企业破产的处理方式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关门走人"，而是大量采用纵向和横向并购和破产保护的方式，被兼并的企业的员工有许多仍然可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或等待被短期召回。所以，跟过去相比，这方面引起的失业也要减少许多。三是，随着创新方式的转变，企业创新越来越带有生产团队创新的性质。企业不是简单地根据景气下降的状况裁减员工，而是以新的团队创新来克服技术和市场难关。由此，当下的失业并不会因为创新活动的存在和增多而大幅度增加。相反，创新起了熨平就业波动的作用。四是，熊彼特低估了创新对于新的就业机会创造和对于整个就业量的拉动作用。创新活动不仅为本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还以其启发、模仿、手段更新和信息传播等等功能为整个经济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市场开发和就业开发的机会。
问题三，认为实行全社会的一体化就业和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会损害中国的就业增长和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就业增长的原动力是核心就业的扩张，依赖于企业的创新活动。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具有相对优势的企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中国长期实行的二元经济政策虽然有助于国家推动的初始资本积累和工业化，但是进一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的是有一定文化和技术素质的劳动力。让全社会大部分劳动力处于一种无知和贫困状态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是不可能持续的。不保证基本生存人权的低成本竞争力，就像最近多次发生的矿难那样，只会让人们失去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和损害整个社会的凝聚力，进而损害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高。
问题四，认为面对中国当前严重的失业问题，要以就业总量是否扩大作为考核经济增长的首要标准。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经济增长除了来自于劳动力要素以外，还有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等等要素。对于不同要素比例的经济增长方式，分别称之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等等。如果以就业量的扩大作为考核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那么，最优的增长方式自然就是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建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之上。毕竟，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创新能力。中国就业问题的关键是企业创新没有搞好。就业增长和产业升级是可以一致的。研究者和决策者的眼光不能仅仅盯在就业总量上，而是要放在如何解放和培养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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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早期经济学思想中，学者们对就业的认知和理解主要是劳动就业能够创造财富以及如何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产生更多财富。十五世纪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重商主义逐步兴起且影响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中叶，他们以增加货币财富积累为目的，主张强大的中央政府干预经济活动，鼓励增加人口和对劳动力的投入。［1］重商主义者认为，造成失业的原因在于商品充斥与货币稀少并存，政府需要采取各种保护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为穷人提供就业岗位。受重商主义影响，当时的政府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就业水平。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和公共舆论为确保就业，往往会向雇主施加压力，使其不得解雇工人。如，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为防止失业的发生，雇主在不赢利情况下也会被迫开工营业，甚至还要支付高额工资。［2］但这一时期的就业政策是出于增加统治者财富的目的而制定的。
二、古典经济学对就业保障制度的影响
十七至十八世纪，以威廉•配第为代表的早期古典经济学思想逐渐兴起，古典经济学者强调自利的经济行为。配第是宏观经济学的开拓者，主张政府尽量少地干预经济。他在《赋税论》中最早提出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还认识到教育和训练会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出现差别。［3］配第认为，应该雇用那些失业的人来修路、挖河道、种树、造桥、采矿和制造各种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配第是提倡在公共服务领域雇用劳动者，从而减少结构性、周期性失业的经济学先驱。［4］十八世纪下半叶，随着亚当•斯密揭示了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行调节的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后，经济学界在此后的两百年间开始了自由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干预之间的争论，两种思潮的争论围绕如何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失业问题、实现充分就业而展开。亚当•斯密强烈反对重商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并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经济人”思想，认为“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使整个社会获得最大利益;而将国家定位于“守夜人”角色，负责巩固国防，健全司法体系和建设公共事业。在生产劳动方面，斯密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国民财富的增加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取决于劳动者数量的增加。［5］同时，斯密并不完全否认国家针对特定领域和情形进行有限干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国家设计和管理税收体制，为公共支出提供资金或减少不平等，包括对弱势成员的保护等。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因此，他对失业、生产过剩问题都未作出具体考虑。斯密的自由市场机制理论先后得到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学派、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的推崇和继承。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批判地继承了斯密理论，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废除《济贫法》，倡导通过个人努力摆脱贫困状态。李嘉图认为，市场机制的作用能使劳动供求达到平衡，价格制度会自动产生充分就业，而不会发生由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充分的生产和就业是常态化的，过剩仅是暂时现象。早期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供给和需求经常趋向平衡，只会产生局部失业，而不会有大规模失业，并提出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供给分析和边际效用学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综合，创立了新古典学派，形成一个以生产成本分析为中心的供给理论和以边际成本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相结合的新经济学体系，同时提出“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概念。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一个没有资源被闲置或被浪费的、均衡的市场，就会是一个“充分就业”的市场，所以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充分问题。［6］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私人职业中介组织相继出现，此后许多国家开始建立免费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促进雇主与求职者的联系，填补岗位空缺。
三、凯恩斯学派国家干预理论促进就业保障制度的发展
十九世纪末，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失业和贫困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使人们对这些理论产生怀疑。先是马尔萨斯、西斯蒙第从需求不足角度出发，对单纯依靠市场解决经济问题提出质疑。马尔萨斯将失业和贫困归结为人口过度增长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尔萨斯认为，增加非生产性消费可以增加有效需求，并建议政府增加用于公共事业的支出。他指出:“在目前我们致力于帮助工人阶层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知道雇用工人从事修路及其他公共事业劳动等是一个好的办法。”西斯蒙第虽然同为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但他倡导政府干预，否定市场能自发达到均衡的理论。西斯蒙第看到经济危机下失业严重的英国，认为造成失业的原因是单纯的市场竞争只重视经济效率而没有兼顾公平，倡导由政府干预失业。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发生，积累的巨额财富迅速消失，社会中充斥着失业者，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理论上否定萨伊定律，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由政府通过税收、利率、政府投资等手段对经济实行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总量决定于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价格之间的变化，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将导致非自愿性失业。凯恩斯将国家经济干预和调节的范围扩大到再分配领域，主张“用累进税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促进充分就业”。凯恩斯从维持再生产的连续性角度提出国家应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以实现充分就业，这为政府促进就业和提供就业保障奠定了理论基础。［7］凯恩斯在承认存在马歇尔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的同时，提出还存在第三种失业即非自愿性失业，认为只要消灭非自愿性失业，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在凯恩斯看来，一个存在大量失业的社会，不仅无法充分利用其生产能力并创造出最大化的商品和劳务，而且失业人口自尊心的丧失和饥饿足以威胁到社会的存在，所以社会改良的首要条件就是消灭失业。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实施干预经济的新政以期摆脱危机，其中包括通过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机会。1944年，也是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英国政府发表《就业政策白皮书》，提出“政府承担维持高度和稳定的就业水平为其主要目标和责任。”随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等国家宣布将实现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主要目标。由于凯恩斯理论中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继承、补充和完善他的经济思想，其中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后改称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调节理论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结合，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因此失业与岗位空缺并存的结构性失业是现达国家常见的现象，其原因归结于产业结构的剧变、就业市场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对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为此，解决失业问题不仅要采取宏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必须依托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8］如，通过发展就业服务机构，开展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业务，帮助失业者及时了解劳动力市场需求，实现供求双方信息对接;政府投入公共财政资金对失业者进行再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使其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制定促进劳动力在不同区域流动的相关政策，等等。［9］
四、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促进就业的政策主张
上世纪六十年代，二战中经济遭到重创国家的国民财富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劳动、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的耗费速度。为破解这一难题，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投资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的价值是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体现和计算。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现代经济增长水平，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土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他据此提出的政策主张包括:政府应承担人力资本投资的大部分费用，特别是资助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增加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及与此相关领域的投资，尤其重视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防止人力资本的闲置和老化。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理论促使劳动力市场政策由“消极”转向“积极”，从而使政策由保障失业者生活为目标转变为以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为目标，最终解决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结构性失业的矛盾。［10］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纷纷陷入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危机，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质疑与批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流派开始倡导福利的市场化供给，反对政府干预。供给学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主张通过减税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来促进就业，里根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主要依据的就是供给学派的论点。货币学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综合学派结构性失业理论，提出自然失业率概念，所谓自然失业率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可以说是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这种失业在经济衰退时期和繁荣时期都会存在，它包括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是政府的就业措施，政府对失业的治理政策只是暂时的，而不具有长期效果。但政府也不是对解决失业无能为力，政府可以通过使用劳动力供给管理政策改善劳动力市场，减少自然失业率。他们提出的具体就业政策包括:建立和完善就业培训、咨询和指导机构，为失业人员提供及时而准确的就业信息，加强就业的咨询和指导;对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进行岗位培训，以提高其再就业的能力;用减税的办法鼓励企业为就业工人进行再培训;改进和进一步完善失业救济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政府对失业率高的地区提供工资补助，对环境差、工资低的就业部门和岗位给予特殊津贴，以减少不愿从事艰苦和低工资工作所产生的自愿失业等。［11］这一阶段，各国促进就业的政策呈现出从宏观向微观转变的特征，更加侧重于劳动力供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面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对凯恩斯学说的攻击，埃德蒙•费尔普斯、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经济学家坚持不完全竞争和价格、工资刚性等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论观点，同时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设，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些缺陷，在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形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新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效率工资、隐含合同和局内人———局外人等多种模型，进而研究了各类市场，着重解释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粘性及其引发的失业等非均衡现象。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具有稳定经济的积极作用，政府采用相应的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同时，也应更多地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利用社会政策手段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避免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而引起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失业。［1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利用多种政策手段，增加政府开支，减缓经济衰退，为企业和雇员提供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以稳定就业。
五、结语
论文关键词：高职毕业生就业云南本地经济协调发展
一、高职教育要适应云南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l、高职教育应坚持以就业、市场、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原则
以就业为导向，也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对企业来说，就是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对高职院校来说，就是培养出圆满完成学业、适应社会需求的毕业生，产品的销售过程就是毕业生走向就业的过程。毕业生能否顺利、充分地就业，对扣叶立学院的形象、打造学院的品牌、增加“入口”的旺盛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也就等于以市场、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教育。
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必须遵循市场运行规律，在市场经济的新格局下，实现学校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当前高职院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它的市场切入点主要是学院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因此，探寻高职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必须首先研究当地经济的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势，而探究云南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探究云南就业市场的背景和潜力。我们只有把握本地经济发展的脉络，才能更好地把握就业市场的发展走向，保证毕业生充分就业。对我们学院来说，要结合云南经济及就业市场的发展特征、需求状况，不断调整教育模式和培养重点。云南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气候复杂多变、地质条件复杂的省份，而地质、冶金、煤炭等行业的地质类专业人才相对缺乏，我院就可抓住这一特点，大力发展地质类等相关专业，培养能充分适应企业需要的专业人才，大力推进“订单式”教育，发挥学院优势，为本地经济的发展培养有用人才。
2、本地经济结构的特点对高职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影响
为本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型、应用型的“高级蓝领”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职责所在。换句话说，本地经济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发展方向就是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最佳依据。就云南来说，它是一个地质灾害多发的地方，一方的经济发展和平安，就需要高职院校培养出大批应用型、综合型的高级技术人才。可见，本地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是高职院校发展的根本依据。
二、云南本地经济发展的特点
云南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咽喉要塞，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其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九九世博会”以来，云南抓住全球信息fh高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契机，在加快本地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同时，以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对经济结构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
1、云南的经济属典型的投资拉动型，产业结构不合理。“九五”以来，云南的GDP从1995年的l20．68亿增加到2002年的2231．88亿，增长率却从l995年的l0．4％降至2001年的6．5％。尽管2003年又回升至8．6％，并趋于稳步增高，使社会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但总体来说，投入与增长率攀升力度还不够，成效还是不明显。
2、农业基础薄弱。200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的21．0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个百分点，但缺乏龙头性企业，规模较小，产业运行机制不规范、不成熟、基层组织发挥作用不完全、农户对农业产业化组织不适应等等，远赶不上内地农业发展态势。转3、工业发展进程缓慢。制造业不发达，导致第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2002年其比重只占GDP的42．8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个百分点。传统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已丧失，烟草行业也因国内市场竞争激烈而走下坡路，矿业、采选、冶炼成本在不断增加，最占优势电力工业也面临着挑战。
4、第三产业自l995年以来以超过9％的增长率快速增长。2002年占GDP比重的36．1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虽然云南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其内部结构、远期规划等方面仍存在着不合理性，还有很多发展潜力未被发掘。结合本地经济状况，笔者认为对本地经济特征、产业结构以及社会发展的准确定位，就是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云南当地行业的实际人才结构与合理的人才结构间的差异，正是就业市场上高职毕业生需要占领的空间。
三、高职毕业生就业率与本地经济结构及教育市场间的关系
据我省2004年初教育厅学生处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省内高职院校间、同校不同专业问的就业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别。就我院2005年应届毕业生“双选会来说，只有地质系、机电系专业的毕业生倍受用人单位青睐。经笔者了解，省内院校部存在这样的现象，有这样结果，主要是因为就业好的专业与云南的经济特点、本地主导产业联系比较密切。因此，高职院校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这些专业的建设，为培养优秀毕业生创造条件，树立院校在社会上的诚信形象。过去较为热门的会计、经济、计算机等类的专业现在就业情况变差，可以说是学校对就业市场缺乏及时、科学的评估和了解。所以转变办学理念，坚持以市场、就业为导向办学是高职学院唯一的出路。
四、高职教育必须坚持“三个导向”为原则的人才培养策略
高职院校应了解本地经济结构、行业发展状况和教育市场、就业市场间的关系，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性培养方案。近几年云南的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大，高新技术被广泛应用，第二三产业也迅猛发展，而重点培养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上业、农业和旅游业的各类应用型“高级蓝领”将是新形势下高职教育的重要使命。作为高职院校本身，要使课程设置和教学系统形成有机的结合，构建一个科学的专业平台，形成灵活多样的专业开发机制，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全方位发展的条件，使其在理论千¨灾际动手能力方而有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空间，增强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培养出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在教学体系建设和专业课程开发等方面存在的不足，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关键词：高职毕业生就业**本地经济协调发展
一、高职教育要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l、高职教育应坚持以就业、市场、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原则
以就业为导向，也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对企业来说，就是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对高职院校来说，就是培养出圆满完成学业、适应社会需求的毕业生，产品的销售过程就是毕业生走向就业的过程。毕业生能否顺利、充分地就业，对扣叶立学院的形象、打造学院的品牌、增加“入口”的旺盛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也就等于以市场、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教育。
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必须遵循市场运行规律，在市场经济的新格局下，实现学校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当前高职院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它的市场切入点主要是学院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因此，探寻高职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必须首先研究当地经济的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势，而探究**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探究**就业市场的背景和潜力。我们只有把握本地经济发展的脉络，才能更好地把握就业市场的发展走向，保证毕业生充分就业。对我们学院来说，要结合**经济及就业市场的发展特征、需求状况，不断调整教育模式和培养重点。**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气候复杂多变、地质条件复杂的省份，而地质、冶金、煤炭等行业的地质类专业人才相对缺乏，我院就可抓住这一特点，大力发展地质类等相关专业，培养能充分适应企业需要的专业人才，大力推进“订单式”教育，发挥学院优势，为本地经济的发展培养有用人才。
2、本地经济结构的特点对高职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影响
为本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型、应用型的“高级蓝领”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职责所在。换句话说，本地经济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发展方向就是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最佳依据。就**来说，它是一个地质灾害多发的地方，一方的经济发展和平安，就需要高职院校培养出大批应用型、综合型的高级技术人才。可见，本地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是高职院校发展的根本依据。
二、**本地经济发展的特点
**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咽喉要塞，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其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九九世博会”以来，**抓住全球信息fh高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契机，在加快本地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同时，以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对经济结构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
1、**的经济属典型的投资拉动型，产业结构不合理。“九五”以来，**的GDP从1995年的l20．68亿增加到2002年的2231．88亿，增长率却从l995年的l0．4％降至2001年的6．5％。尽管2003年又回升至8．6％，并趋于稳步增高，使社会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但总体来说，投入与增长率攀升力度还不够，成效还是不明显。
2、农业基础薄弱。200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的21．0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个百分点，但缺乏龙头性企业，规模较小，产业运行机制不规范、不成熟、基层组织发挥作用不完全、农户对农业产业化组织不适应等等，远赶不上内地农业发展态势。
3、工业发展进程缓慢。制造业不发达，导致第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2002年其比重只占GDP的42．8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个百分点。传统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已丧失，烟草行业也因国内市场竞争激烈而走下坡路，矿业、采选、冶炼成本在不断增加，最占优势电力工业也面临着挑战。
4、第三产业自l995年以来以超过9％的增长率快速增长。2002年占GDP比重的36．1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虽然**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其内部结构、远期规划等方面仍存在着不合理性，还有很多发展潜力未被发掘。结合本地经济状况，笔者认为对本地经济特征、产业结构以及社会发展的准确定位，就是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当地行业的实际人才结构与合理的人才结构间的差异，正是就业市场上高职毕业生需要占领的空间。
三、高职毕业生就业率与本地经济结构及教育市场间的关系
据我省2004年初教育厅学生处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省内高职院校间、同校不同专业问的就业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别。就我院2005年应届毕业生“双选会来说，只有地质系、机电系专业的毕业生倍受用人单位青睐。经笔者了解，省内院校部存在这样的现象，有这样结果，主要是因为就业好的专业与**的经济特点、本地主导产业联系比较密切。因此，高职院校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这些专业的建设，为培养优秀毕业生创造条件，树立院校在社会上的诚信形象。过去较为热门的会计、经济、计算机等类的专业现在就业情况变差，可以说是学校对就业市场缺乏及时、科学的评估和了解。所以转变办学理念，坚持以市场、就业为导向办学是高职学院唯一的出路。
四、高职教育必须坚持“三个导向”为原则的人才培养策略
高职院校应了解本地经济结构、行业发展状况和教育市场、就业市场间的关系，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性培养方案。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大，高新技术被广泛应用，第二三产业也迅猛发展，而重点培养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上业、农业和旅游业的各类应用型“高级蓝领”将是新形势下高职教育的重要使命。作为高职院校本身，要使课程设置和教学系统形成有机的结合，构建一个科学的专业平台，形成灵活多样的专业开发机制，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全方位发展的条件，使其在理论千¨灾际动手能力方而有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空间，增强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培养出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在教学体系建设和专业课程开发等方面存在的不足，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关键词：就业技能结构，技能度量，国民经济各行业
就业技能是就业人员参与社会生产活动所具备的能力，就业技能结构是指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在就业人员中的分布比例。根据技能对劳动力分类源于WoodWard在1887年将劳动力分为“thecunninghand”(熟练的手工劳动者)和“theculturalmind”(有文化的脑力劳动者)。在当前的中国，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技术改变而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发现职场上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太少；而另一方面，广大雇主却在埋怨要招到自己所需要的技工越来越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要分析各行业目前的就业技能结构和发展趋势，为劳动者指明职业技能发展的方向。
就业技能的分类与度量方法
就业技能与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多少、工作时间长短、职业性质和特点等相关，可从经济角度和社会角度来衡量。一些文献对技能划为四种：学术能力或者叫认知能力；一般能力；学习和运用技术的能力；人格智能。其中前两种是从经济角度考察，后两种是从社会角度考察。从经济角度测量技能具体依据有如下四种：证书、资格证等；工作经验；职业类型；教育程度。我国主要从经济角度考察劳动者技能。
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分析
(一)就业技能结构统计中存在的有关问题
我国在就业技能结构统计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首先，我国各资料的取得方式主要是有关部门的统计报表、行政纪录和抽样调查，没采用过问卷调查方式。其次，统计资料存在时间断层。比如《中国统计年鉴》上，“分地区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年末人数”仅有1999年至2002年的数据；按“行业、性别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在2002年后才出现。这反映了我国在面临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时候，却未对就业人员技能及就业技能结构引起足够重视。此外，统计指标在不断调整过程中也存在断层。例如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于1984实施后又在1994年、2002年做了两次修订，2002版和1994版在门类和大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将1994版和2002版的相关行业进行归并分析，会造成较大的误差。如果要做就业技能结构时间序列上的数据比较，只能以2002年作为分界线。
(二)就业技能结构度量指标的确立
相对而言，我国关于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统计较为全面。因此，本文将受教育程度构成作为度量就业技能结构的第一个指标。此外，统计较完整的还有专业技术人员数，它主要根据职称来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认定，而职称基本反映了就业人员在工作中形成的技能水平。因此，本文将专业技术人员即技能型劳动力的比率作为第二个度量指标。两个指标中，第一个指标更细致，但二个指标考虑了就业人员在工作中积累的技能，更有实际意义。
(三)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结构状况分析
1.以受教育程度分析就业技能结构。迄今为止，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栏中仅有2002-2005年数据(见《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年版53-55页，2004年版58-60页，2005年版66-68页)，其就业技能结构特点如下：
各行业中各个学历层次的就业人员比例分布趋势都比较平稳，没有突变情况出现。
在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就业人员比率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些行业能对体力劳动者产生了很好的吸纳效果。现实也如此：大量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劳动力，都劳动在搬运、施工、运输等门槛很低的行业。
除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这些行业外，其余行业劳动者中以初中文化程度的比率最高，也就是说是以低技能为主。
农林牧渔业属于传统产业，但2002-2004年的数据表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就业人员和小学程度就业人员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大专学历人员逐年上升。这是一个可喜的趋势，表明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和生物技术的推广对劳动者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初中学历的逐年上升。这表明我国生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技能结构未满足产业发展要求。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大专、大学本科学历就业人员比率在逐年下降。大学生是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群体，这让人非常担心行业的创新能力和今后发展潜力。
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初中学历从业人员逐年上升，其所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年均增长率竟达2.4%；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逐年减少，年均下降0.75%。一般人都认为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现实并非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还有待改善，应当加大引进高学历人员。
在制造业，初中学历人员逐年提高，高中学历人员逐年下降，大专和本科学历人员逐年上升。当前中国的制造业需要大批具有熟练技能的工人，而如何培育各类技师是社会急待解决的问题。相对初中生，高中生在学习和运用技术方面都有先天的优势。而制造业中吸纳了越来越多的非熟练工人，这也印证了一个无奈的现实：企业普遍难招熟练技工。这对发展我国现代制造业是相当不利的，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中大专以上学历层次人员逐年稳步上升。这和行业本身特性有关，进入此行业意味着稳定的职业生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体面的薪酬待遇。所以许多高学历者都将公务员、教师作为首选职业，同时也印证了近年公务员报考热潮的高涨。
2.以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分析就业技能结构。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除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专有专业技术人员比率略微下降外其余都逐年增加，也就是就业技能结构在逐年提高。特别是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基本年均增长1%以上。
而从2002年以后的数据来分析，部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增加缓慢，甚至有下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行业调整后，大行业中的细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变化不同所致。如2002年以前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房地产管理业、房地产与经纪业等细分行业。而2002年后，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细分行业。一般情况，物业管理比房地产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比房地产与经纪业所要求的技能低，所以出现2002年以前和2002年以后不同的数据。在社会服务业(1994版)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002版)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再如，按照1994版的行业分类，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逐年上升，而按2002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逐年下降。这是因为按照1994年的标准，细分行业教育业的就业人员占到该行业就业人员的90%以上，导致了整个大行业呈现上升趋势，而在2002年教育行业成为一个单独国民经济行业，从文化行业中分离出去了。
(四)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结构的比较
按照受教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来分别度量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发展的趋势，一部分行业是基本一致的，如制造业、教育行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2002版)、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1994版)，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2002版)、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1994版)、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002版)。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员在工作中掌握技能的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如果想改善这些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可以从调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入手。
但也有用不同指标度量出现不同结果的现象。如据1994版和2002版的分类，采掘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逐年上升。这表明，根据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指标这类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在提高。但用受教育程度指标，将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作为高技能人员，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提高的趋势。为什么两个指标度量的就业技能结构有不同呢？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指标构成主要从显性知识角度度量就业技能，而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指标是从隐性知识角度来度量。隐性知识是在工作中积累的，以工作经验、工作诀窍等形式呈现的知识。这些行业中显性知识水平不高的就业人员可以通过长期工作积累，储备较高的隐性知识，获得相关专业技能认证。两个指标度量的结果基本相反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服务业。
改善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对策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部分行业如制造业存在就业技能结构与行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不但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易产生结构性失业，影响社会稳定。为此，笔者结合国情提出以下建议：
国民要树立科学的技能观。目前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存在年龄偏高，技师、高级技师面临断档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倾向很严重，技工实际地位在不断下降，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技能人才的培养。企业用人应不拘一格，充分尊重技工、重视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