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女子学院；女子高等教育；性别公正；西方女子教育
作为一种专门提供给妇女的男女分校式的高等教育，西方早期女子学院为不能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男子的大学相比，这些女子学院具有不同的特点。而在欧美各国，女子学院的办学模式也各有差异。在女子高等教育方面，美国走在了整个世界的前列，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办和发展上。美国的早期女子学院以七姐妹学院为代表，包括：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ountHolyokeSeminary)、史密斯学院(SmithCollege)、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College)、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College)、巴纳德学院(BarnardColIege)、瓦萨学院(VassarCollege)以及布林·莫尔学院(BrynMawrC01．1ege)[1]。这七所女子学院中既有独立的女子学院，学院的楷模。然而，女子学院的价值被公众所接受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过程。以美国为例，直到1973年，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CarnegieCommissiononHigherEducation)发表了《女子高等教育的机会》一文，才首次比较正式地希望教育界关注女子学院所起的作用。该文指出：“女子学院毕业生的成就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它们体现了女子学院对妇女教育的决心，而且在其潜在影响方面更具重要性。”[2]在女子学院出现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妇女及其才智并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女性在社会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如此，早期女子学院还是得到了发展，直到今日它仍是世界女子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历史渊源
西方女性正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发生在近代以后。为了进入大学，妇女们经历了不断的努力和斗争。大学在其创立之初，目的就是培养为教会和国家服务的人才。而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决定了她们无法进人传统的大学领域。此外，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女性在各方面都弱于男性。具体来说，首先，妇女被认为在智力上先天弱于男子，因而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其次，妇女天生体力过弱而无法承受高层次智力活动带来的压力[3]。尽管女子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和努力没有停止过，但女子始终被阻隔在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之外。但是随着社会风气开始趋于开放、高等教育功能不断拓展、基础教育逐渐普及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日益显著，女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同时，女性主义运动推进了妇女争取获得包括教育权在内的各种平等权利的斗争，使妇女在主观上要求接受高层次教育，即高等教育。如此看似不可调和的两难局面，为早期女子学院的建立提供了前提。确实，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为不能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这一时期的女子学院是一种专门提供给妇女的男女分校式的高等教育机构，与面向男子的大学相比，它们有着不同的特点。
美国是最早创建女子学院的国家。在美国殖民地早期，虽然已经有了名为“学院”的专门招收女性的学校，但其程度不过比中学稍高一点，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女子高等教育，并且此类学校多数是寄宿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宾夕法尼亚的摩拉维亚女子学院(MoravianSeminary)。在该学院中，教师教摩拉维亚族女孩语言、宗教、历史、音乐以及包括天文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在内的自然学科。以欧斯特莱恩(ElisabethOegerlein)为代表的先驱者将摩拉维亚女子学院的办学精神在殖民地传播，并且创办了许多类似的女子学院。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摩拉维亚女子学院被公认为是美国女子能接受最高级别教育的机构[4]。随着美国女子要求接受更高教育，1785年摩拉维亚女子学院开始招收美国社会各种族、各阶层的妇女，正式的女子学院初现端倪。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之后，即19世纪30年代，真正意义上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女子学院在美国首先建立。一般来说，这些女子学院也是最前沿的女子高等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名称和内涵的重大变迁。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就出现了比中等教育稍高的专门培养女子的学术团体(Academy)。19世纪初，“女子学院”(Seminary)一词替代了先前的学术团体的称法，使女子接受中学后教育有了更加正式的含义，学院办学的主要目的是职业准备。在这方面，与男子学院为培养军事人才不同，女子学院的培养目标是教师及母亲。虽然不同地区的女子学院的课程内容不一，例如，有些女子学院注重礼仪的培养，有些女子学院提供家政课程，但是当时所有的女子学院都不提供男子学院提供的用希腊语、拉丁语传授的古典课程。女子学院最多也只是提供一些用英语传授的学术性课程，例如历史、哲学、现代语言及自然科学等，其目的也仅限于为妇女从事教学工作做准备。当然，也有一些有远见的女子学院开设了属于大学程度的课程，例如纽约州的特洛伊女子学院(TroyFemaleSemi—nary)[5]。“女子学院”的这种称法一直被沿用到真正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女子学院的出现。到19世纪末，随着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观念的确立和男女平等的高等教育斗争的开展，许多女子学院开始改用传统的“学院”(college)的称法。
二、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与发展
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与发展是女子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早期的女子学院主要有两种形式：独立的女子学院以及隶属于综合大学的女子学院。在这些学院的创立与实践过程中，既有为女子大学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人物，也有从女子学院提供的大学教育中受益匪浅的杰出女性。虽然真正的西方高等教育始于中世纪的欧洲，但是，由于欧洲社会生活的历史传统相对闭塞，欧洲各国在女子学院的创建和发展方面都没有赶上美国。
1．美国独立的女子学院
在美国独立的女子学院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是里昂(MaryLyon)创办的蒙特·霍利约克学院和瓦萨(MatthewVassar)创办的瓦萨学院。
1837年11月8日，美国新英格兰拓荒区的一名女教师里昂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哈德雷创建了第一所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女子学院，即蒙特·霍利约克学院。在蒙特·霍利约克学院之前，里昂已经在新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建立并推广她的女子学院办学模式，这些学院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高等教育水平，但为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创办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首先，招生要求严格。里昂要求入学的妇女思想成熟、态度严谨、有能力完成学院课程的学习，并且具有摆脱传统的家庭生活而追求全新未来的意愿。其次，里昂争取到了男性的支持，这些男性多数来自教会。其中，最重要的是牧师帕卡德(TheophilusPackard)以及霍克斯(RoswellHawks)，他们通过传教的方式将里昂的女子学院办学理念和实践在教区推广[6]。同时，里昂的办学资助也主要来自教会，当然也包括一些个人资助。此外，课程要求规范。在新英格兰建立的女子学院中，里昂的伊普斯威治女子学院(IpswichFemaleSemi—nary)的课程和教学已经具有了鲜明的高等教育特色。
1837年，在募集到了一笔8千美元的资助后，里昂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达到高等教育程度的女子学院建在了马萨诸塞州南哈德雷的霍利约克山边。学院成立之初有80名女学生，校舍为一幢四层的楼房。里昂节俭朴素的风格完全体现在了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校舍建筑风格上。在蒙特·霍利约克学院，里昂让女学生们掌握知识，学会自我管理，更注重培养女孩们对人生的信念。她建立了二个完整的大学系统，将外在的建筑转换成了内在的秩序。在这样的转换过程中，里昂应用了古老的女子教育理念，在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中，适当地借用了母女的关联，从而很好地将家庭和学校教育结合了起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里昂始终强调她们自身的女性角色。这种办学理念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只对男子开放的大学，具有独到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特色。作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建立为美国女子教育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1849年里昂去世，但她所创办的女子学院并未就此停滞不前。随着学院学生、教师、校舍以及办学理念的不断更新，女子学院成为了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时期，历史上第一批女子学院出现在美国东部以马萨诸塞州为中心的地区。其中值得一提的另一所女子学院是1865年创办的瓦萨学院，学院的改革精神体现了美国妇女新纪元的开始。瓦萨学院的创始者们深深地意识到了对女子学院进行革新的重要性，这所用“学院”(college)命名的学校大胆地为妇女提供完整的文科课程。
瓦萨学院的创始人瓦萨曾这样指出，学院创建的目标是让女子能获得和男子一样的高等教育[7]。瓦萨突破了女子学院的传统办学理念，要求自己的学院并非表面化地模仿普通高等教育，强调根据新的教学对象，即女性，进行适当的、特别的调整。首先，在课程方面，瓦萨学院将体育课放在第一位，尤其注重体育课在所有课程中的基础作用。学院还特别成立了体育训练科，在专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各种体育训练活动；同时，学院积极组织开展学生的户内、户外课余运动，并且不断更新校内运动设施。第二，在智力教育方面，该学院的特色是文科教育，因此，要求学生入学时已顺利完成了基础教育。学院的课程设置分为常规课程(regularcourseofstudy)及特别课程(specialcourse)两类。前者与其他女子学院的培养目标接近，即让妇女接受更高级的教育；后者则注重妇女教育的特殊需要。另外，学院还设有不同的专业系科。在瓦萨学院建立之初，曾设想将学院的学习年限从传统的3年延长为4年，但这和传统观念中妇女适婚年龄有点冲突，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也是阻力重重。瓦萨学院的办学在突破传统的同时，也注重女性特色以及教育的社会和职业性。专为女性开设的家政教育便是一大特色[8]，学院不仅在课程设置中保证一定课时的常规家务能力培养，例如针线活、家用设施的修补等，而且还开设了包括家政经济学课程在内的家政课程。同时，在学院的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瓦萨认为，妇女在接受完高等教育后，在社会中将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并承担社会使命，因此，学院所开设的社会教育就是要陶冶学生的情操。在职业教育方面，学院着重培养女性的教学、电报发送、速记、记账等职业技能。这些职业技能都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妇女以成倍的增长速度进入各类女子学院学习。据1870年美国教育委员会的统计，有11，000名美国女性在女子学院学习。也正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女子学院的数量迅速增长，许多原先以旧式女子学院命名的学校都升级为高等教育程度的女子学院。
2．英美隶属于综合性大学的女子学院
早期女子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隶属于综合性大学的女子学院。这些女子学院虽然隶属于综合性大学，但实际上，从管理和经费而言，这些女子学院都是独立的办学机构。而且，多数学院的教学楼不在隶属大学的校园内。当然也有部分女子学院与其隶属大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课程教学方面得到隶属大学的支持。这些女子学院的创办和发展实际上意味着综合性大学开始公平地向妇女提供高等教育。例如，创办于1879年的隶属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创办于1889年的隶属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学院等。
19世纪初，英国已经有一些私人团体为妇女提供带有一定高等教育特色的教育。但是，女子高等教育的真正开端是从剑桥大学开始的，并且以隶属于综合大学的女子学院为重要形式。英国的剑桥大学最先开设了两所隶属性质的女子学院，即格顿学院(GirtonCollege)及纽纳姆学院(NewnhamC01．1ege)。在英国，女子高等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很多革命性观念都首先在这两所学院中产生和实践一J。格顿学院的前身是由英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戴维斯(EmilyDavies)于1869年在希钦创办的一所女子学院。该学院由剑桥大学的客座教授授课，在管理体制上和剑桥大学并没有什么联系。希钦学院在创建5年后搬到了剑桥，新校舍建在名为“格顿”的地方，故将学院命名为“格顿学院”，并且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学院之一。它设有神学、古代文学、数学、自然科学、法律、历史、古代语及音乐理论等学科。戴维斯还推动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确保妇女能参加大学地方考试(HigherLocalExamination)。剑桥大学于1863年允许妇女参加大学地方考试，并从91位考试者中选出25个候选人。虽然这些候选的女生仅用了6周的时间准备考试，但她们却在考试中表现突出。剑桥大学的地方考试按同等条件向有限的妇女开放，进行了为期3年的试验。随后，剑桥大学就开始每年正规地招收女生。这些都为女子高等教育在英国的开端和发展创造了条件。1871年创办的纽纳姆女子寄宿学院于1880年并入了剑桥大学。进入纽纳姆学院的女生必须在18岁以上。该校设有数学、历史、现代语、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学等课程。同时女生也可以到剑桥大学其他的学院听课，并在研究所和陈列馆等场所接受自然科学、物理、地质学及矿物学等操作性课程教育。格顿学院和纽纳姆学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经形成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师资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的特色，而这种做法到19世纪90年代后才在男校中推广。
1879年，牛津大学效仿剑桥大学的做法，开设了多所女子学院。1879年开设的玛格丽特夫人学院(LadyMargarettHall)是专门为信奉英国国教的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而建立的，该学院还开设了大学升学考试准备班。同年，还开设了萨默维尔学院(SommerviUeCollege)。该学院以著名的女天文物理学家萨默维尔(MarySommerville)的名字命名。1886年，另一所为英国国教信奉者开设的女子学院圣休学院(St．Hugh’sHall)在牛津大学创办。1893年又创办了圣希尔达学院(St．Hilda’sHall)。随着这些隶属性质的女子学院的建立，牛津大学校方意识到了加强对这些学院管理的重要性。于是，1878年牛津大学成立了牛津妇女教育委员会，将上述四所女子学院纳入该委员会管理之下，具体管理女子学院的教学内容及对学生进行监督。
三、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历史贡献
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和实践对西方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早期女子学院为西方女子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开端，为其他向妇女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者向世人展现了她(他)们的勇气以及为之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在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者中，有一批坚强的女性，她们身上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精神。例如，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创建者里昂，她不知疲倦地为她的学院募集每一分钱。这些女子学院的先驱者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即妇女是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给予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会使国家和世界得益。其次，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表现出先驱者对女子高等教育的敏锐感和远见卓识。她们不懈努力的结果是，不仅使女子学院成为无数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而且女子学院在美国和世界上的传播推动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早期女子学院既为在其学院中接受过教育的妇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又为所有其他能接受到高等教育的妇女起到了示范的作用。美国的许多女子学院，例如，韦尔斯利学院等不仅倡导和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以促进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理解，而且在女子高等教育的课程建设上提出了各项建议。更重要的是，无论来自何种社会背景和何种生活习俗的妇女在女子学院中都受到了完全公平的对待和教育，因为她们理应受到尊重。
（一）朱熹家庭教育的基本主张
1.及早施教
朱熹认为早期教育是教育的最佳时期，这时期儿童心理纯净尚未受到外界熏染，如果给其以道德教育，就可“先入为主”，收到教育的最佳效果。朱熹将胎教作为早期教育的始端，他认为孕妇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腹中胎儿。他曾提出：“古圣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庄，才过从矣”的胎教思想。在教师的选择上，也体现了“早”。朱熹认为，慎择幼儿教师应自慎择乳母开始。在他看来，乳母与婴儿接触的时间较长，对婴儿的影响也较大，“乳母之教，所系尤切”，为此朱熹提出了选择乳母的条件：“必选求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为子师”。这是对乳母的要求，实质上亦是朱熹期望儿童所应具备的品行。此外，当幼儿入小学之后“及早施教”的理念仍然不能放弃，这个时期，父母应教儿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以“孝悌”、“诚敬”等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来抵御“不合礼法”事情的侵袭。由此可见，朱熹教育思想中一直贯穿着“及早施教”的思想，希望子女在童蒙时期能够接受正确的教育，为以后成长奠定基础。
2.取便于童
朱熹批判当时家长不顾儿童心智发展规律，而一味地要求儿童死记硬背的错误教育方式。提出了“取便于童”的主张，为此他专门对古代经典添加注解，以方便儿童阅读，如《四书章句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这样便于儿童汲取书本的精华。此外，他认为除了让儿童诵读经书之外，还应该根据儿童身心的特点，适时的更新教育内容，开展一些新的教育训练，提升其子女的心智水平。比如在小学阶段，朱熹认为这一时期儿童“智识未开”，思考能力低下，所以主张儿童学习的内容应该是“知之浅而行之小者”，追求浅显、具体，以“教以事”为主，即“洒扫、应对、进退之事、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在大学阶段，重点是“教理”，即教以事物之所以然,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提高儿童修养水平。朱熹认为小学阶段是培养璞玉，而在大学阶段是给璞玉加修饰，使之更加光鲜亮泽。这两个阶段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处理好儿童在每个发展阶段的教育任务，做好衔接工作，才能使儿童获得更完整的教育。朱熹的取便于童，循序渐进的思想符合教育的某些规律，为我国古代蒙养教育增添了新的血液。
3.易子而教
朱熹十分关心子女教育的问题，无论是平时著书亦或交友，都不忘谈及子女教育问题。在其子女婴孩时期，他都是亲身进行教诲，教以读书识字，培养日常品行习惯。子女长成一些后，朱熹自觉能力有限，为了给他们提供优良的教育，他采用古时“易子而教”的教育主张，将自己的子女交给别人教诲。为了教育儿子朱塾，朱熹先后诚请林用中、蔡元定、名师吕祖谦等人进行教导，希望在老师们的学术熏陶和淳淳教诲下，使得朱塾养成良好的习惯，提高文学修养，有所作为。
（二）朱熹家庭教育的主要原则
1.以身作则
朱熹认为家长是儿童情感上最亲近的人，儿童自出生起他们接触最多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他们的的言语、举止、习惯、爱好等都会在儿童心中打下很深的烙印。因此朱熹就认为父母必须“以身作则”，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水平，为此他提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弟子及家众”。只有这样才能给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使之初尝教育的甜果。
2.立规训导
封建“礼教”是封建时代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体系，也是儒家教育的重要内容，朱熹对“礼教”十分重视，为了规范和约束儿童日常行为，使其有规可循。朱熹专门编著了《童蒙须知》，该书分衣服冠履、言语不趋、洒扫涓洁、读书楔子、杂细事宜等目。对儿童生活起居、学习、道德行为礼节等均作详细规定，例如，规定“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阙落；凡脱衣服，必齐整摺叠箱匣中；凡盥面，必以巾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于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杂细事宜，皆当所知”等等。虽然要求比较琐屑，但是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3.严而有慈
在家庭教育中如何处理好慈爱与严格的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父母自然要对子女爱护，但是朱熹认为“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间,正当审决”。在朱熹看来，父母爱护子女天经地义，但是慈爱应有“度”，父母应担负起子女教育的问题，做到有爱有教。朱熹常教训子女：“起居坐立,务要端庄,不可倾倚,恐至于昏怠。出入步趋,务要凝重,不可剽轻,以害德性。以谦逊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须谨饬,无故不须出入,少说闲话,恐废光阴,勿观杂书,分精力,早晚频自点校所习之业。每旬休日,将一旬内书温习数过,勿令心少有放佚,则自然渐近道理,讲习易明矣。”虽然他的有些做法，现在看来有些不合理，但是他的初衷是不可臵疑的。
二、朱熹家庭教育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一）重视开发早期教育的价值
加强基础道德教育孩子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但现在家长过于重视智力开发和文化教育，却忽视品德教育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朱熹非常重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一时期儿童是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个性开始形成的重要时期，如果能顺应儿童的发展习性和发展要求，顺势利导，将为幼儿一生的道德行为打下良好的基础。幼儿美好的心灵、优良品质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它要靠从小对孩子进行有明确目标要求的行为规范教育来实现。比如，从小要求孩子爱清洁讲卫生、说话文明、不打架骂人、尊敬长辈、友爱同学、帮助他人、自己的事自己做等等。这些内容注重道德行为操作的训练，要求从小事、从身边事做起，符合儿童认识发展与道德形成的规律，易于被儿童掌握，而且也有助于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习惯，将为今后的生活学习打好良好的基础。
（二）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1．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的理论基础
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的理念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心理动力学理论，特别是诸如安娜·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等一些将儿童发展放置于社会背景中的学者的理论；其二是皮亚杰、温纳(wemer，h．)等一些研究兴趣在于儿童认知发展的发展心理学家的理论，这些心理学家对教育并不特别关注；其三是杜威、约翰森(johnson，h．)(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创建主任)、艾萨克斯(1saacs，s．)和米切尔等一些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其他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例如勒温(lewin，k．)、拜巴等人的想法也曾对斑克街方案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拜巴曾在斑克街作过长期的研究和教学，并在将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教育实践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如果需用一个词来概括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的特点以及它与其他教育方案的区别，那么这个词就是“发展一互动”(developmental—interaction)。“发展”的含义是儿童生长的样式以及对儿童和成人成长特征的理解和反应的方式。“互动”首先强调的是儿童与环境，包括其他儿童、成人和物质环境的交互作用；其次指的是认知发展和情感发展的交互作用，认知和情感的发展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关联的。这些概念可以运用于各种年龄的儿童和成人的教育，然而在实际运用时必须充分顾及教育对象的年龄、能力和文化背景。也许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儿童不是小大人，他们与外部世界的作用方式，以及他们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是与成人全然不同的。
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将儿童发展归为六条原理：
(1)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或综合的变化过程；
(2)早期获得的经验不会消失，而会被整合到以后的系统中去；
(3)教育者的任务是要在帮助儿童巩固新知和提供有益于发展的挑战之间取得平衡；
(4)在成长的过程中，儿童逐渐以越来越多的方式主动地探索世界；
(5)儿童的自我感觉是建立在与他人和与物体交互作用所获取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而知识是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反复地感知和自我检察而形成的；(6)冲突对于发展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冲突解决的方式取决于儿童生活和社会文化要求诸多有意义的因素的相互作用的性质。近些年来，维果茨基的研究也影响了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方案的设计者们关注了儿童发展和学习的社会背景，并将之整合于“发展—互动”的概念。
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的设计者们认为，儿童的发展包括身体的、智力的、社会的、情感的和审美的各个方面，“整个儿童”的概念能够表明这个教育方案的最主要方面。近年来，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已将其关注点集中在两个更广泛意义的概念上，它们是进步主义和心理健康。
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的设计者们认为，学校应是促进儿童心理健康的机构，它应为儿童提供创造性的和让儿童感到满意的工作的机会；它应给予儿童有意义的刺激，而不是死记硬背的、片断的学习；它应培养儿童的个性，增强儿童的社会民主意识。
2．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的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
斑克街方案的基本理念是儿童认知发展和个性发展与其社会化的过程不可分离，托幼机构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与家庭和社会其他机构分担对儿童教育的职责，它不应被看作是“学课”的地方。因此，教育的目标应依据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特定的学业成就。
斑克街早期
教育方案的教育目标首先是培养儿童有效地作用于环境的能力，包括各方面的能力以及运用这些能力的动机；第二个教育目标是促进儿童自主性和个性的发展，包括自我认同、自主行动、自行抉择、承担责任和接受帮助的能力；第三个教育目标则是培养儿童的社会性，包括关心他人、成为集体的一员、友爱同伴等；第四个教育目标是鼓励儿童的创造性。这些目标都很宽泛，应根据儿童发展的阶段和文化背景的适合性而加以思考和具体化。
拜巴等人将以上宽泛的教育目标细化为八条具体的目标，运用于对3--5岁的儿童实施的教育方案：
(1)通过与环境的直接接触和操作，让儿童去满足自身的需要；
(2)通过认知策略，促进儿童获得经验的能力；
(3)增进儿童有关其周围环境的知识；
(4)支持能提供各种经验的游戏；
(5)帮助儿童内化对冲动的自我控制；
(6)满足儿童应付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冲突；
(7)帮助儿童发展有个性和能力的自我形象；
(8)帮助儿童在互动过程中建立起相互支持的行为模式。
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没有将课程看作是一系列活动的“菜单”，而是将课程看成帮助儿童获得加深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经验的机会，换言之，课程是这些经验的总和，它是通过富有想象的计划和决策的过程而创造的。在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中，课程是综合性的。
由于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强调儿童社会性的发展，“社会学习”就成了该方案的核心。社会学习是有关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习，它涉及人们生存的环境及其所处的位置，也涉及过去、现在与未来。因此，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的基础就是学校不断给予儿童探究民主生活的机会。例如，该课程方案引导儿童理解家庭，从简单的家、邻居的概念，扩展到对国家、世界的理解(winsor，1957)，注意到学什么和怎样学是内在联系的，儿童所学的有关世界的知识以及知识是如何获得和使用的是不可分割的，而这种教育的基本点就是从经验中学。
经验、联系、关系、探究、社区和问题解决等是发展—互动模式的关键词汇。
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常以“社会学习”的问题为综合性课程的主题，教师为儿童获取社会学习和掌握重要技能的经验提供机会。以社会学习为核心展开的课崔，共分为六大类：
(1)人类与环境的互动；
(2)人类为生存而产生的从家庭到国家的各级社会单位及其与人的关系；
(3)人类世代相传；
(4)通过宗教、科学和艺术等，了解生命的意义；
(5)个体和群体的行为；
(6)变化的世界。学习的主题可以从对家庭的研究到对河流的研究，其主要取决于儿童的年龄和兴趣，也取决于儿童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要求儿童掌握的知识、技能。例如，三岁的儿童，课程强调的是儿童对自身和家庭的学习；而对于五岁的儿童，课程则强调对社区服务和工作的学习。在任何一个学习的过程中，课程关注的是儿童在美术、音乐、数学、科学、语言、运动、搭建积木等活动中已有的经验，课程以综合的方式整合这些经验，以帮助儿童对自己的世界加深理解。
斑克街方案的设计者们相信，对于儿童而言，最有意义的经验是那些相互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经验；是那些能引导儿童进一步学习，并有益于获取新知的经验。斑克街方案的设计者们也相信，对于儿童而言，认识世界的最有效方法是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这些经验。
儿童首先需要获取经验，然后，他们会通过再创造的过程，从已获得的经验中去理解这些经验的真正意义，这个再创造的过程包括讨论、想象和建构等。
以社会学习为核心展开的课程整合了以下四方面：①(1)围绕社会学习主题的音乐、阅读、书写、数学、戏剧和美术等不同的课程经验；(2)身体、社会、情绪情感和认知等儿童发展的各个方面；(3)第一手经验以及再创造这些经验的机会；(4)儿童在家庭和在托幼机构的经验。
在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中，主题网和课程轮(curriculumwheel)是课程设计和实施中常用的工具。课程轮的中央是主题，轮辐间的空间可由教师设计各个活动区或活动种类的内容，允许教师根据需要加以更改、增加或删除。课程的实施常分为以下七个步骤：
(1)选择主题；(2)确定目标；(3)教师学习与主题有关的内容，并收集资料；(4)开展活动；(5)家庭参与；(6)高潮活动；(7)观察和评价。
评价是斑克街发展——互动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为教师了解儿童如何学习和成长提供了手段，也为教师提供了课程计划和决策的原则。与追随高水准学业成就的评价不同，班克街长期主张更宽泛的评价方法，这种评价是立足于理解儿童如何了解属于自己的世界，并为儿童提供一系列的机会让他们表达自己的理解。基本技能和学科知识固然是基础，但是，在与环境互动时，儿童的态度和个性特征同样重要，例如，儿童的独立精神和合作活动的能力、发动活动的能力，以及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社区公民，等等。
运用斑克街发展——互动模式的教师必须遵从和完成教育主管部门颁布的教育测试和评估。此外，评价需要严格地和系统地依据对儿童活动行为的观察和记录，包括教师对儿童表现的观察(如阅读、数学、操作材料、与他人的互动，等等)；儿童活动的文件袋(如艺术、书写、计算、建构，等等)；教师为年龄较大的儿童设计的技能检测表所反映的儿童学习质量(如阅读和书写、航海日志、实验报告、编列目录、单元学习的总结，等等)。分析和总结这些资料，能使教师理解每个儿童的特点和需要，能给教师与家长沟通以及确定下一步计划打下基础。
3．教师的作用
在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中，与教育、教学原则有关的社会情感方面的目标与认知方面的目标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在说明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将两者分别加以阐述。
（1）在儿童社会情感发展方面教师扮演的角色
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深受心理动力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埃里克森和沙利文等人的影响。在儿童社会情感发展方面，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 教师和学校是儿童的家庭世界与儿童的同伴世界及其更大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协调者，教师应能给予儿童安全感，使儿童能克服焦虑和解决离开父母而面临的心理冲突，从而较好地适应社会；
②教师和学校的作用是培养儿童自我的发展和心理健康，教师应具备称职的母亲和心理治疗师应有的许多特点，还应具有令儿童信任的权威性。
此外，拜巴等人认为教师的作用还反映在应刺激儿童与周围世界发生拓展性的交互作用等方面。
（2）在儿童认知发展方面教师扮演的角色
在儿童认知发展方面，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评价儿童的思维，使之将想法变为行动，或将其想法进行概括和转换；引导儿童达到掌握概念的新水平，或在控制下拓展内容的范围；
②对儿童的评议、疑惑和行动给予口头的回应、澄清、重述和纠正；
③培养儿童直觉的和联结性的思维；
④提出能促进儿童归纳性思维的问题。
4．与家庭的共同工作
在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中，方案的设计者从儿童的立场定义家庭，家庭指的是“成人和儿童的各种组合体”，是“与儿童接近的，并受到儿童信赖的人们，他们是儿童世界的基础。家庭可以是父母中的一个人、两个母亲或两个父亲、继父母、神父、养父母、叔叔和婶婶、兄弟姊妹、堂(表)兄弟姊妹，或是曾做过家庭日托的邻居”。
与家庭的共同工作旨在“能使早期教育机构的教师与儿童生活历程中对儿童有意义的其他成人之间建立起双向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教师能够在儿童花在教室内和家庭中的时间之间创造联系”。
与家庭的共同工作，包括教师深入家庭和家长参与教育机构工作等，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形式。斑克街家庭中心(the bank street family center)就是其中之一。
斑克街家庭中心邀请和鼓励家庭成员在一日中的任何时间内访问和参与该中心的活动，家庭中心创造欢迎的、家庭式的环境和气氛，保证儿童和成人感到舒适。该中心十分重视在家庭与教师之间建立起伙伴关系，并将它看成是让每个儿童获得安全感，支持其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在儿童和家长进入该中心的最初几个星期，让儿童只是自由地探索和游戏，为的是让儿童感到安全、受到尊重和得到照顾，为的是在家庭与教师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交流、支持和合作是保持这种伙伴关系的关键，家长每天都能收到描述自己孩子日常生活和活动的记录，每个月都能看到介绍中心运行情况的通讯。家长参加家长会和家长学校，支持由家长和教师组成的、讨论家庭和中心教育问题的组织的工作。该中心还为家庭提供各种咨询和特殊教育的服务。
5．对斑克街教育方案的评价
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的根源可追溯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它起源于米切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指导的教育实验局。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强调让儿童进行有意义的学习，使他们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强调帮助儿童理解对他们成长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事物，而不是与学业成绩有关的东西。这一方案以儿童为中心，关注儿童兴趣和需要的满足，鼓励儿童主动的活动。
有些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提出了批评。例如，建构主义者德弗里斯从两个方面批评了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德弗里斯认为，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提出了将社会情感发展和认知发展整合一体的“整个儿童”的教育理论，但是，在如何选择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综合成内在统一的整体时，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发展——互动理论似乎更多地像是广些从各种理论而来的、没有经过统合的观点的集合体，而不像一种完整的理论。”德弗里斯还批评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沟壑，例如，对许多教育实践的理论解释，要么是缺乏的，要么是不正确的。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2014年1月来我院行宫颈癌早期筛查的100例宫颈癌高危人群为研究对象，均为育龄妇女，排除肝肾功能严重障碍、精神异常、拒绝参与本次研究等人群。年龄25～50岁，平均(30.4±2.7)岁。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25例，大专50例，中学23例，小学及以下2例。
1.2方法:
本组100例筛查人群均采取健康信念模式进行健康教育，该模式主要分为三个部分:①个体健康信念。健康信念是医护人员或其他人员进行劝导、指导，帮助其改变不良行为，养成健康促进行为的重要基础，而健康信念又与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包括疾病认知(迹象、表现、严重程度)、预防性方法(内容、重要性、效果)等内容。为此医护人员进行健康教育时，需强调早期宫颈癌对自身的危害性及早期筛查的重要性，让健康观念在女性人群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进而自觉的接受早期宫颈癌筛查或进行自我保健。②行动意向。方法包括健康宣传、亲友忠告、他人提醒等。③影响因素。影响早期宫颈癌筛查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疾病认知、职业等，为此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2.1健康评估:
宫颈癌高危人群来院体检或筛查时，全面了解其年龄、学历、家庭背景、学习理解能力等基本信息，结合体检或筛查结果形成一个系统、准确的健康评估表，并有针对性地告知女性疾病相关情况，包括宫颈癌高危因素、临床表现等，若未筛查出早期宫颈癌，则叮嘱其定期进行体检或疾病筛查，以便及时发现、治疗疾病。若筛查出宫颈癌患者，则劝导其早期进行系统的治疗，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心理辅导及个性化的健康教育，让人群认识到早期诊断、治疗是提高宫颈癌存活率的关键所在。
1.2.2健康教育:
向人群介绍宫颈癌危险因素(宫颈糜烂、人瘤病毒感染、流产等)、不良行为(吸烟、喝酒、性生活不规律)和宫颈癌的关系。同时进行宫颈癌早期筛查时亲切的引导，详细、客观地告知宫颈癌相关检查的目的、原理。对于筛查为早期宫颈癌的患者来说，告知其个人卫生、饮食、运动对疾病的影响，叮嘱其保持会阴干净。另外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提醒人群或患者定期回医院检查或复查。
1.3观察指标:
对健康教育前后人群疾病知识认知度、自我保健意识及筛查依从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对上述各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教育前后人群疾病知识知晓率及自我保健意识情况:
健康教育后人群疾病知识知晓率90%，教育前知晓率为52%，教育前后知识知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另外健康教育前后人群自我保健意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健康教育前后筛查依从情况:
教育后人群筛查依从率明显高于教育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3讨论
摘要：早期清华大学（1926-1952）的外文系培养了大量的人文学科杰出人才，是西方博雅教育理念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成功实践。它将西方博雅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相结合，旨在培养中西会通、全面发展的文化人，而非器物化的某一特定职业的从业人员。其重视基础、文理兼修的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受教育者的中西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并非语言技巧或职业技能训练。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两个层面对时下高等外语教育深具启示意义，对中国高校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弘扬人文精神以及提升受教育者的创新能力均有史鉴价值。
关键词：博雅教育；清华大学； 外文系；外语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收稿日期：2014-01-17
作者简介：吴自选（1969-），男，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翻译学、外语教育研究；天津，300384。黄忠廉（ 1965-），男，湖北兴山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翻译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汉译语言研究；哈尔滨，150080。
一、引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隄、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蔡元培、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成人文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参考文献
［1］方惠坚，张思敬．清华大学志（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53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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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雅教育；清华大学； 外文系；外语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一、引 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 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蔡元培、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 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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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高专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的重要性
0～6岁阶段的学前儿童大脑及神经系统发育持续并逐渐成熟，具有好奇、注意力分散、喜欢模仿等特点，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这个阶段是进行科学意识和科学兴趣熏陶的重要时期。有些科学原理和过程比较复杂，不能带领幼儿进行现场实物操作，教师可以通过早期科学阅读进行认知，满足幼儿对科学领域的探索和好奇。
(一)丰富、扩充学前儿童的科学经验
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可以帮助幼儿形成大脑中已有表象水平上的科学概念。从早期科学阅读形成的特点和学前儿童生理水平发展特点来看，学前儿童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概念的，他们对科学的认识和了解建立在表象水平上。指导学前儿童在科学探索活动中，通过他们的亲自动手操作，以自身的感觉器官直接接触周围世界，或者在教师操作引导下，幼儿将体验、观察后的生动的表象储存在他们头脑中，这些来自早期科学阅读的信息和表象，也是学前儿童获取的初始科学经验。
(二)培养学前儿童对科学的兴趣
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可以激发学前儿童探索科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学前儿童学习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并在学前儿童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科学需要好奇心，科学也最能吸引儿童的好奇心，而学前儿童天生就具有丰富的想象、联想，随时都会有一些古灵精怪的想法，爱探究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他们喜欢探索自然，是天生的科学家。学前儿童的好奇心常常表现为对周围一些事物或现象注意、提出问题、操作摆弄、探索发现等等。合乎学前儿童的好奇心将使学前儿童永远保持探究和学习的热情，也是终身学习的一种动力机制。
(三)激发学前儿童的想象力
在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实践中，教师通过为学前儿童提供各种体裁的科学阅读，让学前儿童自主地进行感知、体验、探索，教师以引导的方式，引导学前儿童发现问题，让学前儿童带着问题去观察、思考、讨论，激发幼儿的创造欲望，鼓励学前儿童的创造性思维。
(四)发展学前儿童的语言能力
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对培养学前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兴趣起着重要作用，学前儿童在欣赏的过程中，体会优美规范的语言文字，赏析生动神奇的情节。在诵读、讲述、创编赏析科学阅读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
二、学前早期科学阅读指导的策略
(一)早期科学阅读活动的指导原则
1．早期科学阅读活动的组织要围绕科学阅读的体裁特点来进行设计科学阅读的体裁形式有科学儿歌、科学儿童诗、科学故事、科学童话等等。诗歌、故事体裁不一，特点各异。在开展科学阅读活动中，结合作品的体裁特点进行。比如，将科学诗歌和诵读联系在一起，故事和讲述联系在一起。活动内容要紧紧围绕体裁设置情境，在科学阅读系列活动中可以出现美术、音乐等活动，但这些活动的主体是科学阅读，这些活动是辅助科学阅读活动进行的，活动的目的也是让学前儿童更好地理解、体验科学阅读作品，对科学阅读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
2．早期科学阅读教育活动应该成为系列主题活动
科学阅读教育是在幼儿园一日活动当中的积累和渗透，不是对一本图画书照本宣科机械的读书，也不是单纯的一次活动。教师以科学阅读为主要教育内容，围绕其展开一系列的主题教育活动，可以和其他领域结合起来，也可以结合时令、天气、节日灵活开展。这样的系列活动可以帮助学前儿童更好地理解科学文艺作品的内容，引发学前儿童更多的思考和阅读兴趣，也有更多的机会培养学前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
3．根据学前儿童生理发展水平的特点进行教育指导
在幼儿园小班，从学前儿童喜欢的科学儿歌和学前儿童能接受的浅显的科学小故事入手，先给幼儿讲一些好听的故事然后让幼儿猜一猜好听的故事是哪里来的，引导幼儿对图书的认识，激发幼儿对书本的兴趣。教师引导学前儿童诵读韵律感极强科学儿歌，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寓教于乐。在幼儿园中班，教师要去营造一种读书真快乐的氛围，创造环境，让孩子们爱上书，喜欢读书。在幼儿园的教室里布置图书角，放一些图文并茂的，小朋友喜欢的科学故事书，科学儿歌书、科学诗等。在语言栏里，有小朋友喜欢读的句子及情景图案，跟小朋友一起读一起看，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
在幼儿园大班，老师有意识、有目的地循序渐进地引导幼儿进行阅读。教师利用多种形式的阅读方式，如音频、课件、挂图，让幼儿发挥听的作用;幼儿对儿歌故事了解之后，再进行复述、创编，这样可以发挥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奠定好阅读的基础。
(二)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策略
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是一种多种感官参与的认知活动，开展不同体裁的学前儿童科学阅读活动指导，潜移默化中对学前儿童进行早期科学启蒙教育。比如在小班开展认识小动物预报天气的科学活动，教师预设的目标是让学前儿童通过倾听、诵读、观察等操作活动指导。幼儿明白有些小动物会预报天气的事理;可以领幼儿到户外去观察，天要下雨，小蚂蚁“过道”、小燕子“低飞”、小鱼“吐泡”;可以通过播放视频，教师讲解。
1．利用听觉认知科学阅读
对于低幼儿童来说，早期科学阅读的重要手段是发挥幼儿的听觉。可以开展听教师诵读、听录音机磁带或其他声频。教师亲切、绘声绘色的语气语调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在倾听的同时理解故事的内容和情景，思考故事后教师提出的问题，同时自己也会有很多的为什么，提高幼儿的思维能力和科学探索能力。
2．利用视觉认知科学阅读
(1)运用实物、图片或多媒体课件展示
在讲解科学儿歌或者科学故事时，出示图片和视频，使幼儿产生感性认识的同时，加深印象，增强理解。对于比较形象的科学文艺作品适合运用实物、多媒体课件或图画等直观方式展示。由于学前儿童缺乏生活经验，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全面，呈现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实物，可以帮助学前儿童真正理解形象化的自然事物和科学原理。比如在讲解科学儿歌《水果歌》“苹果爱红脸，香蕉爱弯腰，石榴爱咧嘴，桃子爱长毛，西瓜爱睡觉，起来要人抱。”可以选择适当季节，进行实物展示，将苹果、香蕉、石榴、桃子、西瓜展示给小朋友。
比如，在指导科学故事《小鸟找春天》，教师在诵读过程中，适当出示相关图片，在老师的引导下，让学前儿童学会观察并有所得;也可以让学前儿童分角色进行表演，再现小鸟找春天的情景，深刻感知春天到了的自然变化。
(2)室外自然景物认知
在活动中，结合活动内容，选择活动时间和地点，教师引导幼儿有目的地进行观察。对于春天自然规律的认知，通过到室外观察花开了、小草绿了、柳树发芽了、小朋友在室外游戏等等，认知春天到了的自然变化的特点。
3．利用触觉认知科学阅读
触觉是学前儿童最早发展的能力之一，也是探索认知事物的重要方式。丰富的触觉刺激能促进幼儿认知作用。对于科学谜语儿歌《小雨点》的认知，“千条线，万条线，数不清，剪不断。落在田里秧苗绿，落到河里看不见。”让幼儿感受雨点的清凉和自然状态;对于科学儿童诗《小雪花》的阅读“下雪啦，下雪啦，像鹅毛满天飞，像棉花满地撒，抓一把，带回家，跑进屋，喊妈妈，再一看，小雪花变成了水娃娃。”让幼儿感受小雪花自然状态和遇热融化的特点。
4．利用感觉记忆认知科学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