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事实]
某房地产公司成立于1996年，注册资金1000万元。公司成立之初，业务尚可。1998年，某国有商业银行下属的平安支行向房地产公司贷款2000万元，期限二年，为满足贷款合规性审查的需要，经过平安支行领导的协调，该笔贷款由平信支行出具了担保书，但平安支行与平信支行同时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认担保书只为贷款审查所用，并不具有实际担保效力。平安支行和平信支行都不是独立法人企业，共同隶属于一家大型商业银行。贷款发放后，房地产公司业务日渐式微，公司资产耗损殆尽，2000万元贷款最终成为不良资产，银行内部认定为损失类贷款。
2004年，平安支行所属的商业银行实施重组改制，国务院出台政策允许该银行将自己的不良贷款债权不分良莠，统统以50%的对价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银行遂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银行为不良债权出让方，资产管理公司为债权受让方，协议还约定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银行或其分支机构作为债务方清偿原债权。平安支行据此得以将房地产公司所欠的2000万元贷款债权及全部贷款凭据转交给了资产管理公司，并得到一半的清偿。但在转让时，平安支行为绝后患，将平信支行所出具的担保书抽出销毁。资产管理公司受让贷款后，对房地产公司进行了追偿，发现该公司已经倒闭，工商局于2005年初吊销了企业的营业执照，公司名下已无任何财产。2006年3月，资产管理公司将所受让的2000万元债权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某民营企业投资公司。
投资公司受让债权后，发现贷款档案中的部分文件显示平信支行曾经出具过担保书，遂向资产管理公司和平安支行索要担保书，遭拒。投资公司认为平安支行和资产管理公司隐匿担保文件，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实施欺诈，侵害其债权。向法院要求平安支行、担保人平信支行与房地产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此案经过审理，法院判决平安支行和平信支行承担200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连带还款责任，平安支行最终自己偿还了自己的贷款。
[法院判决银行还债的理由]
法院判决平安支行承担责任的理由是：平安支行作为债权的出让方，在出让过程中应当诚实信用，不得实施欺诈行为，应当按照债权的客观状况向受让人转让权利，而不应降低债权的追索力，不应抽取重要的债权凭证等。平安支行隐匿担保书的行为使投资公司没有得到本应获得的债权，无法正常行使债权，其权益受到侵犯，因此，应承担责任。
法院判决平信支行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是：平信支行曾经为该笔债权出具过担保书，是债权的担保人，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平安支行销毁担保书的行为并不能否定平信支行表示过为债权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以及平信支行确实为债权提供过担保的客观事实。至于平安支行和平信支行之间的会议纪要只是银行内部因工作需要而制作的行政性文件，不对外出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协议书，对作为第三方的投资公司没有约束力，不影响平信支行的担保行为的效力。因此，平信支行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专家评析]
（一）资产剥离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法院不应受理投资公司对平安支行的。
的前提是民事纠纷的存在，投资公司要想平安支行，就必须与平安支行之间存在民事争议。本案中投资公司与平安支行之间并无协议存在，没有直接的民事法律关系，平安支行的资产剥离协议是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的，如果有争议，也是平安支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争议。而平安支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所谓协议是依据国家政策规定而签订，其50%的定价也是国家规定，甚至资产管理公司与平安支行之间订约的意图也并非双方自愿产生。也就是说，平安支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协议完全不符合自愿、平等、等价有偿的特征，根本就不是一份民事协议，如果发生纠纷，也自然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无论资产管理公司或剥离债权的其他后续受让人，都不能基于剥离行为平安支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曾专门答复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实施的，具有政府指令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到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投资公司如果认为债权转让行为有瑕疵，只能资产管理公司，其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协议是双方自愿订立，且等价有偿，显然是一份民事协议。
（二）投资公司不能要求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承担合同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8条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所谓相对性简而言之即是指合同只对当事人本身具有约束力。本案中投资公司与平安支行之间并无任何协议，而只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签订有债权转让协议，如果投资公司认为其所受让的债权在转让过程中出现违约事由，也只能资产管理公司，而不能将转让协议之外的平安支行列为共同被告。即使平安支行确实存在欺诈，在诉讼安排上，也应由资产管理公司先向投资公司承担责任后，再通过一定途径要求平安支行补偿。
本案法院判决的错误之处还在于：假设投资公司所的欺诈能够成立，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精神，其所获得的赔偿也不应超过合同的标的额。本案资产管理公司与投资公司之间的标的额是20万元，而不是2000万元，法院判决投资公司获得2000万元的赔偿十分荒谬。
（三）平安支行不存在侵害债权的行为。
侵害债权是指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故意损害债权并造成损失的行为，在侵害债权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超越合同相对性的限制向第三人主张侵权责任。但侵害债权最基本的前提是权利人先拥有债权，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后实施侵害行为。如果债权被损害之后才被现权利人拥有，则只能说明现权利人受让的是一个被侵害过的债权，最多是债权出让人履约适当与否的问题，不涉及第三人。本案中平安支行销毁担保书并非意在侵害投资公司，只说明平安支行不愿向资产管理公司转让担保债权，或者说资产管理公司受让的只是一个无担保的债权而已。更何况平安支行在抽掉并销毁担保书时，债权人尚且还是平安支行自己，投资公司在哪里都不知道，何来侵害？
事实上，我国合同法并未确立“侵害债权”的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即使遇到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情形，也只能通过让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借助普通侵权制度来解决。
（四）债权受让人的权利不会超过转让人。
根据《合同法》第89条的规定，无论义务转让或权利转让，其受让人都不可能获得比前手更大的权利或更多的义务，因为转让本身只改变了权利或义务的主体，而没有改变权利或义务的内容。本案中投资公司是从资产管理公司处受让债权，受让完成后，资产管理公司曾经拥有的债权，现在归属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不曾拥有的权利，投资公司也不会无端获得。资产管理公司在剥离时曾向平安支行承诺放弃对平安支行的可能存在的追偿权。因此，即使平安支行确实应当承担责任，则资产管理公司也已经放弃，也即投资公司所受让的是已经同意免除平安支行的赔偿责任的债权，其再平安支行也当然没有胜诉的可能。
（五）民事主体不能自己给自己作担保，作为同一法人的分支机构的平信支行对平安支行的担保不成立。
本案中，平安支行在剥离资产时销毁了平信支行的担保书，其行为的意图十分明显，即放弃对平信支行的担保债权，这一行为与前期的会议纪要相印证，足以证明平安支行已经放弃了对平信支行的权利。且销毁担保书时，平安支行还未将债权剥离出去，自己处分自己的权利，合法有效。由此，资产管理公司或投资公司所受让的债权只可能是无担保的债权。法院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仍判决平信支行承担担保责任是错误的。
1999年11月15日，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肉食厂签订借款合同，由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向肉食厂提供贷款79万元，期限至2000年5月15日，燃抽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两年。借款到期后，肉食厂末归还借款本息，燃油公司亦未履行保证义务。后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算。2000年9月4日，清算组向肉食厂送达清收贷款通知书，但未向燃油公司主张权利。2002年9月20 日，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向燃油公司送达了债务追偿催促书，载明，市政府在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中依据清算方案依法享有的的资产以及相关的财产权益已授权我公司经营，你单位为肉食厂担保的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债权由我公司承继，并行使债权人的权利。请你单位接此通知后，在二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并协助清收欠款或组织资金代为清偿。燃油公司在催促书上加盖公章，但未履行保证义务。同日，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亦向肉食厂送达了债务追偿催促书，告知肉食厂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肉食厂履行还款义务，肉食厂亦加盖公章予以确认，但未履行还款义务。现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起诉，要求肉食厂偿还借款本息，燃油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分析意见
审理中，对肉食厂在主债务超过诉讼时效后在债务追偿催促书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应视为是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没有争议，但对保证人的行为应否视为对已过保证期间的债务承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理由是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对保证人以任何方式主张权利均不发生有效的法律后果。债务追偿催促书是债权入的一种催收通知，保证人在该通知书上加盖公章，不符合最高法院法释[1997]7号 《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收通知单签字或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下称法释 [1997]7号）“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入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的规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
第二种意见认为，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理由是该催促书上明确写有保证人接此通知后，在二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并协助清收欠款或组织资金代为清偿。保证人对其原提供保证的保证期间已届满是明知的，催促书是原告受让债权后与保证人达成的新的合意，保证人亦加盖公章确认，故保证人应按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原告要求肉食厂归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与要求燃油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理由是肉食厂在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在原告送达的债务追偿催促书中加盖公章的行为，根据法释[1997]7号批复的规定，应视为是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原告与肉食厂间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而保证人燃油公司的行为应视为是对原来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而非对肉食厂重新确认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因为肉市厂对原债务重新确认的法律效力不及于保证人。因此，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合并审理，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保证期间是一种重要的法律事实，能够引起担保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是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的，债权人要求保证入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存续期间。法律上规定保证期间，一方面能促使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另一方面也避免因债权人不行使权利而使保证人长期处于承担保证责任的状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5条、第26条的规定，在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未按法律规定的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也就是只要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就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或者免责。保证期间属除斥期间，不因任何事由而中止、中断或延长。因此，当主债务诉讼时效届满、保证期间亦届满的情况下，债权入与债务人又对债务重新确认，只能视为是双方达成了新的债务清偿协议，但不能对保证人的保证期限产生“起死回生”的效果。因此，尽管保证人在债权人送达的要求其履行保证义务的通知上加盖公章，也不产生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后果，其行为不适用法释[1997] 7号的规定。因该规定中的“债务人”仅指借款入，而未提到其他人，因此，该规定只能适用于借款人而不适用于保证人。
但本案的事实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在受让债权时主债务己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且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间也已超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保证人应当免除保证责任。但债权转让后，在受让入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送达给保证人的债务追偿催促书中，明确载明燃油公司为肉食厂担保的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债权已转让给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望燃抽公司“接此通知后，在二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并协助清收欠款或组织资金代为清偿”。燃油公司在催促书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燃油公司的行为实际上是放弃了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产生的抗辩权。根据有关法学理论，债权在诉讼时效期法院的强制执行。但如果债务人放弃该抗辩权的，法律不予千涉；此时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因债务任放弃抗辩权而得以行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0条则赋予了保证人享有债务入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不影响保证人行使抗辩权。当然，保证人也可以放弃其依法享有的抗辩权。
本案在审理中，对被告黄伟忠应当承担清偿借款四万元及逾期还款违约责任没有争议，但对保证人谢丽芳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有下面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保证人谢丽芳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理由是保证人谢丽芳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即信联社约定保证期间自1997年6月14日起至贷款本息清偿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双方的这个约定，属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主债务届满之日是1997年9月14日，所以本案保证人谢丽芳对被保证人黄伟忠借款作保证的保证期间是从1997年9月15日起至1999年9月15日止。虽然截至1999年9月15日，保证人谢丽芳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但保证人谢丽芳又于2000年3月8日在原告信联社向黄伟忠发出的《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上签名，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7?7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视为保证人对原保证关系的重新确认，保证期间应重新计算，原告信联社于2001年3月6日向法院起诉，是在自2000年3月8日起的二年内即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故保证人谢丽芳应当对黄伟忠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保证人谢丽芳应免除保证责任。理由是，本案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保证期间自1997年6月14日起至贷款本息清偿之日止的约定，根据《解释》的规定，应视为保证期间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届满之日起二年。而本案的主债务届满之日是1997年9月14日，故保证人谢丽芳的保证期间是自1997年9月15日起至1999年9月15日止。原告信联社虽然于2000年3月8日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保证人谢丽芳也在《催逾期贷款通知书》上签名，但不能视为对保证关系的重新确认。原告信联社没有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谢丽芳主张权利，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人谢丽芳应当免除保证责任。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应免除本案的保证人谢丽芳的保证责任。理由如下：
第一，保证期间是一种除斥期间，这是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最本质的区别。所谓除斥期间，是指法律规定的权利存续期间，当期间届满时该权利当然消灭。这里的权利消灭，应是指实体权利的消灭。除斥期间适用于请求权，也适用于形成权。既然保证期间是一种除斥期间，那么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权人就丧失了实体的权利。
背书人的责任为次票据责任，即担保责任。担保责任从担保的内容上讲，分为担保承兑和担保付款，就担保时间上讲，从背书生效一直到持票人获得付款；从担保的对象来讲，包括背书人背书之后的任何持票人；从担保的形式来看，只要是转让背书，并交付票据，担保责任便成立，不必另行约定。汇票的背书人，负有担保付款和担保承兑的责任；本票、支票的背书人负有担保付款的责任。所谓担保承兑、付款的责任，是指背书人在无相反记载时，对其后手应按票据文义负付款责任，在持票人未获承兑（汇票）或未获付款时，背书人应负偿还票据金额的责任。背书人的这种责任是二次性责任，具有担保责任的性质，是法定责任，如主债务人的债务已经履行，背书人的偿还义务则予免除。
特殊转让背书情况下背书人的票据责任
附限制条件背书情况下，背书人的票据责任
各国票据法对禁止转让背书和无担保背书的规定有所不同。《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 15 条规定，"背书人担保承兑及付款，但有相反之规定者，不在此限。背书人得禁止再背书；禁止再背书者对于禁止后再由背书取得汇票之人，不负担保责任。"《德国票据法》第 15 条规定，"如无相反记载，背书人负有保证承兑和付款的责任。背书人得禁止汇票再行背书。在此种条件下，背书人对汇票再行背书后的被背书人不再承担责任。"可见，日内瓦法系票据法有禁转背书之规定而无免除担保背书之明确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免责背书的存在，因为上述法律均有"有相反之规定者不在此限"（担保承兑及付款）的规定。《英国汇票本票法》第16条规定，汇票出票人和任何背书人可在汇票上载明，对汇票持有人拒绝或限制自身的责任。
笔者认为，法律之所以不禁止免责背书，是因为：其一，背书人并非最终的票据债务人，免除其担保责任，也只是相对地减少了权利人实现权利的可能途径，并非完全取消权利人实现权利的可能；其二，背书人与付款人之间不存在资金关系，强行要求背书人对不获付款承担付款的责任，而不允许背书人自身排除，对背书人的要求过于严格。因此，法律允许背书人在背书时特别约定，免除背书人的担保责任。背书人如为不承担担保责任的背书，其结果不仅对直接的受让人（被背书人）免除担保责任，同时对被背书人的所有后手，也不承担担保责任。在允许免除担保背书的国家，背书人可以就全部票据金额免除担保责任，也可以就部分票据金额约定免除。在允许空白背书的国家，实践中同样可使某一背书人免除担保责任。
我国《票据法》不允许免除担保背书的存在。该法第 37 条规定，"背书人以背书转让汇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责任。背书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付款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本法第70条、第 71 条规定的金额和费用。可见，我国背书人的责任是不可免除的责任。即使背书人在背书转让时，当事人之间约定记载"无担保背书"，该记载亦不发生效力。其立法依据是，背书人在背书中记载无担保文句，反映背书人对将来票据权利能否行使没有信心，显然对票据信用带来不利，不利于票据的转让流通。我国《票据法》也不允许空白背书的存在，因为空白背书会使某一背书人免除担保责任。如背书人在取得票据时，可以要求他的前手做成空白背书，然后，该背书人依单纯交付方法再转让，就可使该背书人免除背书的担保责任。我国《票据法》不允许空白背书和禁止免除担保背书，其立法的意图是一致的。在信用观念不强，票据制度刚予恢复的国家，票据法作此规定是必要的。
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法治的日益完善，可以借鉴别国经验，允许附条件背书的存在。
到期日后背书和被拒绝付款背书情况下，背书人的票据责任
票据一般是在到期日之前背书，但实践中也有到期日后背书和做成拒绝付款证书后背书的情况，在此情况下的背书人是否应该承担票据责任，这也是各国票据法不能避免的问题。
到期日后背书一般是指票据到期日以后，尚未发生拒绝支付票据金额时进行的背书，或者是票据到期后发生拒绝付款，但尚未做成拒绝证书或者能够做成拒绝证书的期限尚未终了时做成的背书。有的法律把做成拒绝付款证书后或者做成拒绝付款证书期限届满后做成的背书称为期限后背书。
我国《票据法》第 36 条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该条款前半部分，意在禁止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再背书转让，对法律禁止性规定的理解，一般是说该行为法律不予承认或对该行为进行违法制裁。在此条文中，可以理解为法律对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再背书转让不予承认，即该转让行为无效，不发生权利转移的效果，持票人不能取得票据权利，背书人不必承担票据责任，当然不排除背书人承担其他责任的可能性。而在分号后又规定，背书转让的，背书人承担汇票责任，分明是承认了此种情况下的背书效力，前后逻辑明显存在矛盾。
内容提要: 我国《票据法》对限制背书没有体系性的规定，既存在语义上的混乱，又存在内容上的缺失。这种语义上的混乱导致理解上的竣义，影响了法律规范功能的发挥，而内容上的缺失直接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贾易规则必然趋同，我国《票据法》关于限制背书的规定与相关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差异应当消除。
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和交易习惯的不同，不同的票据法关于限制背书的外延规定大相径庭，例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规定的限制背书只包含禁止转让背书和无担保背书两种情形。[1]但是，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一205条的规定，限制背书包含下列情形：(1)附有条件。(2)意图禁止票据再行转让。(3)含有“为收款”、“为存款”、“付任何银行”，或以类似文句表明存款或收款的目的。(4)其他载明系为背书人或他人之利益或使用而背书者。
不难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同的法系在限制背书的外延规定上存在差异，但是，禁止转让背书和无担保背书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票据法中都被作为限制背书予以规范。所以，传统的票据法理论认为限制背书包括禁止转让背书和无担保背书。
我国《票据法》中的限制背书制度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第一，禁止转让背书条文中的词汇语义含糊，颇为费解，与其他条文存在逻辑上的混乱；第二，我国《票据法》缺乏无担保背书制度，与境外票据法存在较大的差距，在越来越发达的国际贸易中，这一差距不仅成为我国拓展国际贸易的障碍，而且还成为我国出口依赖型企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对于我国票据法的相关制度有必要进行反思，应修改有关具体条文并增加相关制度，以提高票据立法的科学化程度。
一、禁止转让背书条文的瑕疵
对于禁止转让背书，两大票据法系即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系和英美票据法系规定的效力是一致的。背书人在作成背书时，在票据上记载禁止新的背书的文句(背书禁止文句)，这种背书称为禁止背书的背书，又称禁止转让背书。[2]
首先，禁止转让背书的效力建立在背书的效力之上，如果背书不发生效力，禁止转让背书的效力无所附丽。到期之背书不生背书之效力，从而如有禁止背书之记载，该记载不生效力；背书如为空白背书，禁止背书之记载亦不生效力。[3]
其次，背书人记载“禁止转让”字样后，票据仍然可以依背书的方式进行转让，只是背书人对于禁止背书后再经由背书取得票据的后手不负票据责任。这完全不同于出票人记载禁止转让的效力，出票人记载禁止转让的票据称为“禁转票据”，这种票据自始就不具有流通性，[4]例如，我国(票据法》第27条规定，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其实，禁转票据不是绝对不能转让，只是禁止收款人依背书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也就是说，可以依照民法上一般债权转让的方式为之，不仅需当事人之间有转让之合意，更需履行对债务人之生效要件。[5]若收款人及其后手背书转让票据，则产生一般债权转让效力。《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恰为适例：“出票人在汇票上注有‘不得由指定人收款’或同文义之记载时，其票据只能按照通常债权转让方式让与，并且具有该种转让方式的效力。”[6]所谓具有通常债权转让方式的效力，并非指受让人不能取得票据权利，而是指被背书人虽然取得票据权利，但与民法上一般债权转让一样，不切断抗辩，即票据债务人可以与背书人之间存在的抗辩事由对抗任何一个被背书人。另外，其背书也不具有权利担保的效力，背书人交付票据后即退出票据关系，对受让方及其后手不承担担保付款与担保承兑的责任。因为出票人为禁止转让之记载，乃是对于票据之指示性予以剥夺，预定由收款人行使票据上之权利。[7]此时票据改变为普通的记名证券。
而在此情形下背书人既不是创设证券权利的人，也不能改变出票人创设的证券的性质，所以背书人的禁止行为的效力大大弱于出票人的禁止行为的效力。[8]这得到了立法的印证，例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5条第2款规定：“背书人得禁止任何再背书；在此情况下，该背书人对禁止后再经背书而取得汇票的人，不承担担保责任。”[9]《德国票据法》第巧条有类似《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5条的规定，《日本票据法》第15条亦为类似规定。[10]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30条第3款规定，背书人于票据上记载禁止转让者，仍得依背书而转让之。但禁止转让者对于禁止后再由背书取得汇票之人，不负责任。《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一206条与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的上述规定相类似。[11]
我国《票据法》第34条规定：“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这一条的立法本意与国际通行的规则一致，即背书记载禁止转让的票据仍然是可以转让的，但是，背书人对其直接后手以外的后手不承担担保承兑和担保付款的责任。[12]但是，这一条规定本身存在词义上的混乱，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显然不准确。保证和背书都是附属票据行为，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背书的主要作用在于证明权利的转移，而保证的唯一作用在于担保票据上权利的实现。[13]
所谓保证责任，在票据法中的确切含义是指票据保证人的责任，票据保证是指票据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以增强票据债务人信用为目的，而在票据上所作的担保票据债务人债务履行的意思表示。所以，票据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具有从属性，其从属性表现在：如果票据债务形式上无效，则票据保证无从生效；票据债务有效，则保证责任与被保证人的票据责任具有同一性，即除了一部保证之外，保证人所应负之责任，以被保证人所应负之责任为断。[14]就票据保证债务来说，其并不是确定的某种义务，既可能是付款义务，也可能是偿还义务。究竟为何种义务，需要依被保证人所承担的义务来确定。因而，保证人的责任也就与被保证人的责任完全一致，这就是保证人与被保证人责任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责任性质上的同一。如果被保证人为汇票承兑人或者本票出票人，承担最终的付款义务，则保证人的责任也是承担最终的付款义务；如果被保证人是票据背书人或者汇票出票人，承担被追索时的偿还义务，则保证人的责任也是承担追索时的偿还义务。(2)责任范围上的同一。票据权利人得向被保证人主张的票据权利，均得向保证人主张，在被保证人承担付款责任时，保证人也承担同样的付款责任，而在被保证人承担偿还义务时，票据权利人到期不能取得付款，可以向被保证人请求支付法律规定的追索金额，当然也可以向保证人请求支付同等数额的追索金额。(3)责任效力上的同一。得向被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持票人，均得向保证人主张同一权利；而不能向被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持票人，则同样不得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例如，当被保证人为禁止转让背书的背书人时，依票据法规定，被背书人再行背书转让时，背书人对其后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付款和保证承兑的责任，故此，该背书人的保证人对其后的被背书人，也同样不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人的责任与被保证人的责任不仅是同一责任，而且是连带责任。同一责任所表明的是在责任的性质、范围、效力等方面的一致性，而连带责任所表明的则是在责任承担过程中的同位性，即在履行义务上处于同一地位，无先后顺序。票据保证债务不同于一般保证债务，是一种法定的连带保证债务，在票据保证中，保证人的责任是连带责任而不是补充责任。因而，对于票据保证人来说，也就不享有一般保证中保证人的催告抗辩权或者先诉抗辩权。也就是说，在存在票据保证的情况下，票据债权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选择向被保证人请求履行债务，也可以选择直接向票据保证人请求履行债务，而无须先向被保证人请求履行债务。
但是，背书人的责任是独立的、确定的。背书人责任的独立性表现在：除出票行为形式无效外，背书的效力依据仅仅取决于其记载事项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只要符合票据法的规定，那么，背书人就依据背书时票据上记载的文义承担票据责任；背书人责任的确定性体现在：背书一旦成立，背书人就承担担保责任，例如我国《票据法》第37条规定背书人在以背书转让汇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
虽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具有独立性，但是保证责任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不因被保证的票据债务在实质上无效而导致票据保证本身无效。也就是说，若被保证的票据债务在形式上已经成立，那么，为此而进行的票据保证即发生效力；即使被保证的票据债务因实质性原因而无效时，已经完成的票据保证仍然有效。例如，在被保证的票据债务的签章为伪造或者无权时，对于被保证的票据债务人本人来说，当然不成立票据债务，因而也就不承担任何票据责任；但对于为此而进行票据保证的保证人来说，不能因此而主张票据保证无效，仍应依其保证行为而承担票据保证责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考虑到票据作为有价证券是一种要式证券，也是文义证券，票据权利人完全依票据记载和文义来主张票据权利，因而，只要票据在形式上为有效票据，就应该对作为票据权利人的合法持票人予以保护。[15]
背书人的担保承兑、担保付款责任亦不同于民法上的“担保”，票据法上的所谓担保，是指背书人的后手不获承兑或不获付款时，可以向背书人行使追索权。背书人的这种担保责任不仅对其直接后手一人存在，而且对其所有后手都存在，这是背书人担保责任的特点。[16]
我国《票据法》第34条中所谓“保证责任”的确切含义应当是指《票据法》第37条中所谓的“保证责任”，即担保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目前的用法很容易使人误解其为《票据法》第45条以下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17]虽然在担保法中，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和其担保责任是同一概念，但是在票据法中，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和背书人的担保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的责任。
二、无担保背书制度缺乏
(一)我国《票据法》对无担保背书的否定
我国《票据法》对于无担保背书没有直接进行规范，对于是否允许出票人或背书人在票据上作免除担保责任的记载并无明确规定。但是，我国(票据法》第24条规定“汇票上可以记载本法规定事项以外的其它出票事项，但是该记载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该法第33条规定“背书不得附有条件。背书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根据这两个条文的规定，出票人不能免除担保责任，背书人记载的“无担保背书”文句就是“背书时附有条件”。那么，“无担保背书”是不产生票据法上效力的记载事项。因此可以说，在我国票据法律制度中，背书人不可以免除担保责任。这一理解可以从我国《票据法》第37条规定的背书人的严格担保责任得到证实：“背书人以背书转让汇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背书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者付款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本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金额和费用。”这个规定要求背书人既担保付款，又担保承兑，而且不允许免除，是最严格的。[18]由此可见，背书人的担保责任是强制性责任，即我国对无担保背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在英美票据法上，汇票的出票人和背书人都可以在票据上作免除担保责任的记载；虽然本票的出票人不得作免除担保付款的记载，但是背书人可以作出这样的记载。[19]例如《英国汇票和本票法》规定，汇票的发票人和任何背书人可在汇票上载明对汇票持有人拒绝或限制自身的债务。因此，根据英国票据法，背书人的担保责任并非强制性责任，背书人可以通过作“无担保背书”来免除承担责任。在这种制度下，作为汇票的背书人，或者作为本票的背书人，都可进行无担保背书。而《美国统一商法典》则规定了“不受追索背书”，如果背书人记载不受追索，有这项记载的票据可以保持票据背书的连续性，但是，背书人不负担保承兑或担保付款的责任，如果被拒绝，持票人不得对该背书人行使追索权，这类背书的实质就是无担保背书。[20]
在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系国家，背书人也可以为免担保背书。例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巧条规定：“如无相反约定，背书人保证汇票的承兑和付款。”《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也有类似的规定。[21]可见，背书人可以记载免责文句以免除自己对承兑和付款的担保责任。[22]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系国家的立法大多有类似的文字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无担保背书，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29条、第30条却作出了别样的选择，即背书人可以为免除担保承兑的记载，但是，不得为免除担保付款的记载。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解释是：票据之目的在于付款，预先免除付款，有违票据之本质。[23]
总而言之，我国《票据法》从根本上完全否定无担保背书，与国际通行的票据交易规则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国际贸易中容易形成法律障碍，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无担保背书的实践突破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福费庭对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迅速得到广泛重视。所谓福费庭，是指一种由包买商(通常是银行及其附属金融机构或者其他财力雄厚的专业福费庭公司)从出口商处无追索权地购买由进口商承诺支付并经进口商所在地银行担保的远期汇票或本票的业务。[24]在福费庭实务中，出口商将票据背书给包买商之时，一般在票据上加注“无追索权”字样以解除付款担保责任。显然，福费庭业务的法律实质是票据的无担保背书或称为无追索权背书。出口商通过卖断票据获得现金，并将收取票据款项的权利和进口商不付款的风险一并转移给了包买商，包买商获得票据权利并承担票据不获付款的风险。
福费庭日渐受人瞩目，其根源在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即包买商无追索权。对于出口商而言，其在票据上背书“无追索权”后，可以立即得到现金，这与贴现不同，出口商取得现金的同时退出票据关系，并且卖断出口贸易中的各种风险从而解除了出口商的担忧，因为包买商接受背书“无追索权”的票据意味着其放弃了对出口商的追索权，在担保行或者进口商不能履行或者拒绝履行票据债务的情况下，不能向出口商进行追索。对于受让包买商票据的福费庭二级市场上的包买商而言，同样要受到“无追索权”的限制，二手包买商受让票据仍然是“无追索权”。因此，在票据债务人和担保行拒绝履行的情况下，其并不能向前手包买商追索，而只能继续向票据的付款人、承兑人追索，否则，自行承担票据不能支付的风险。[25]这为出口商所青睐，因为延期付款的信贷条件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变远期票据为即期收汇，减少了资金占用的压力，加快了资金回收和周转，也可改变资产负债表，改善出口商的财务状况，还便于出口商提前办理出口核销和退税；以无追偿权方式卖断远期票据，可避免与票据支付有关的政治、商业、利率和汇率风险，采用固定利率还可预知并控制经营成本。
对于包买商而言，只要能够有效控制风险，在福费庭业务中可以取得贴现息、承担费、优惠期费。实务中，包买商往往在分析交易相关风险的基础上提出报价。包买商报价的主要内容包括：(1)贴现率。贴现率的高低是根据进口国的综合风险系数、融资期限的长短、融资货币的筹资成本等决定的。(2)承诺费。这是包买商(银行)在承诺期内根据贴现的面值及向出口商承诺的融资天数计算出来的费用。承诺期是指从银行与出口商签订福费庭协议时起至银行实际贴现付款日止的一段时间，承诺期不是事先固定的，但一般不超过6个月。银行一旦承诺为出口商贴现票据，从签订福费庭协议时起的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实际贴现票款，如中途出口商因某种原因未能履约，银行要蒙受一定的资金损失，因此，收取相应的承诺费是合理的。承诺费率一般为年率的0。5% -2%0 (3)多收期。这是指从票据到期日至实际收款日的估计延期天数。由于任何延期都会使银行增加成本，所以，包买商(银行)为补偿其在到期日向进口方银行索偿付款时可能遇到的因拖延或其他麻烦而招致的损失，一般都在报价时在实际贴现天数的基础上加3一7天的宽限期。[26]
由于福费庭包买商是无追索权地受让出口商的票据，为了防止票据到期不能支付的风险，包买商往往要求进口商所在地信誉较好的银行提供担保，担保的方式主要为票据保付和保函两种形式。票据保付签字即担保银行在已承兑的汇票或本票上加注“PerAval，’字样，并签上担保银行的名称并盖章，从而构成担保银行不可撤销的保付责任；而保函担保形式则是指由担保银行出具独立于票据的保函，保函一般应当明确担保责任的性质与范围、法律适用和纠纷的解决等内容。[27]
三、我国《票据法》中限制背书制度的路径选择
检视我国现行《票据法》中的限制背书制度，可以发现我国票据法在制度衔接、理念协调、体系融合等方面存在不少缺憾，欠缺完备和谐的体系性规定。因此，注重我国票据法中限制背书制度的体系性要求，迫切需要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调整。
(一)修改禁止转让背书的相关条文
虽然不确定概念是立法者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无外乎增强法律条文的伸缩性与适应性，从而使之能够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的需求，但是如果不当地使用有歧义的概念，必然会妨碍法律规范功能的发挥。我国《票据法》第34条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前文已述。也许司法界已经开始重视该条文可能引起歧义、带来司法实践中的困惑等间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涉及背书人的责任时，都摒弃了“保证责任”的提法，而表述为“票据责任”。 [28]从词义上看，“票据责任”比“保证责任”更符合《票据法》第34条的立法原意。这体现了司法界对《票据法》第34条的务实态度和有益探索，也为将来修改《票据法》提供了宝贵的立法经验。
内在一贯而不彼此矛盾是一部法典应达到的一项基本标准，美国学者卢埃林所指出的“内部的协调、规则之间的逻辑一致性、部分和全体的一致性”等逻辑上的要求与法律服务社会的实效要求一样，都是批评、改造和变革法律的标准。[29]《票据法》作为法典的内在要求同样在于其规则的内在一致性，然而，我国《票据法》第34条所表述的“保证责任”不仅容易与“保证”一节的内容相混同，而且与同样位于“背书”一节的《票据法》第37条存在逻辑上的混乱，《票据法》第37条规定背书人的责任是担保承兑和担保付款的责任。从逻辑的一致性看，将《票据法》第34条中的“保证责任”修改为“票据责任”或“担保承兑、担保付款责任”后，不仅可以消除该条的歧义，更重大的意义在于，《票据法》中“背书”一节与“保证”一节之间以及“背书”一节内部的协调一致得以实现。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在将来修改我国《票据法》时，将第34条中的“保证责任”修改为“票据责任”或“担保承兑、担保付款责任”，以期消除误解，明确立法原意，达到《票据法》内在体系上的和谐统一。
(二)增设无担保背书制度
如前所述，福费庭业务的本质就是票据的无担保背书，因此，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该项业务得以发展的前提至少是无担保背书在立法上没有被完全否定。因为如果在立法上没有明确承认无担保背书的效力，只要该国或地区的票据法允许作空白背书的，那么，实践中同样可使某一背书人免除担保责任。[30]因为空白背书即无记名背书，背书人可以直接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31]这样，空白背书既没有记载被背书人的姓名，也没有记载背书人姓名，一旦背书人转让票据，立即退出票据关系，于此不负背书人之责任。[32]因此，在允许空白背书的国家或地区，福费庭也有迁回的发展空间。例如背书人在取得票据时可以要求他的前手作成空白背书，然后该背书人依单纯交付方法再转让给福费庭包买商，即可使该背书人免除背书的担保责任。[33]
我国《票据法》所调整的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这三类票据。其中，支票的主要经济功能是支付功能，[34]支票在商品交易中基本不具有信用功能，所以，适用于福费庭业务的只有汇票和本票。而我国《票据法》不允许汇票和本票的空白背书，而且没有赋予单纯交付法律效力，[35]因此，在实际转让票据权利时，票据上的背书必须是连续的，任何一个背书人均须记载于票据之上。同时，我国《票据法》第37条又规定了背书人的严格担保责任，因此，按照我国票据法的规定，背书人不可以免除担保责任。即使在背书人背书转让汇票时，当事人之间约定“无担保背书”且记载于汇票之上，该记载也不发生效力。
由此可见，福费庭在我国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当包买商接受了一份具有无追索权背书的票据时，就会承担与我国法律规定相矛盾的风险。这对于我国出口依赖型企业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使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对我国商品的进口需求大幅萎缩的背景下，这一不利因素更加凸显。有学者早就指出，福费庭在我国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缺乏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的法律基础，至今没有明确的规范予以调整。[36]
福费庭业务的国际性、广泛性及其发展的迅猛决定了必须修改我国《票据法》，确立背书人作出“免担保”或“无追索权”记载的法律效力，以此为国际贸易提供法律保障并促进我国出口依赖型企业的发展。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要么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消极地承认背书人免担保责任的效力；要么明确授权背书人可以记载“免担保”或“无追索权”字样，积极确立免担保背书的法律效力。
票据的价值在于流通，流通的保障在于安全，各国票据法为了加强票据的流通，十分注重票据交易的安全性，往往设计种种制度来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利益，以维护票据交易的安全，最终达到促进票据流通的目标。从交易安全的角度考察，积极承认无担保背书的法律效力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因为如果通过承认空白背书的法律效力，从而迂回地达到承认背书人免担保责任的效力，则容易滋生票据欺诈现象，譬如，行为人伪造票据，然后通过空白背书的方式直接交付转让票据给后手持票人，此时，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仅无法实现，其经济损失也难以追回。
所以，笔者建议在将来修改我国《票据法》时，应直接将“免担保”等字样作为任意记载事项确定下来，授权背书人根据需要进行选择记载。
票据的基本价值在于方便付款，一般而言，票据授受的终极目标也在于付款，所以，在拟定具体条文时，有一种例外情形不得不予以考虑：如果背书人转让的票据本身存在瑕疵，例如作出无担保背书转让的票据是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是无票据能力人签发的票据，且背书人免除担保责任，那么，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可能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允许持票人冲破免担保的限制，要求背书人承担票据责任。[37]这在国外也有成熟的制度可以借鉴。譬如，在占全球福费庭业务25%的美国，福费庭交易制度较成熟，福费庭包买商付款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票据是真实的，如果票据是有缺陷的，那么，包买商有追索权。事实上，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无担保背书的票据，如果票据本身存在瑕疵，那么，无担保背书人不能免除担保责任。[38]
我国《票据法》在增加规定“免担保”等字样作为任意记载事项的同时，也应当对票据本身的瑕疵作出除外规定，即如果票据本身存在伪造、变造、出票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的情形，为了保护票据权利，应当限制“免担保”的效力范围，即某些作出无担保记载的背书人不能免除担保付款的责任。对此应当区分以下两种情形对待：由于直接接触伪造、变造、出票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的票据的当事人最有可能防范票据风险，所以，对于直接接触此类票据的背书人，其担保责任不能因“免担保”事项的记载而免除；而其他背书人得因免担保事项的记载而免除担保责任。这样的制度设计，既可以防范票据不能支付的风险，又可以极大地发挥票据功能，保障票据安全，促进票据流通。
注释:
[1]参见余正龙、姚念慈主编：《国外票据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2]参见谢怀拭：《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年版，第152页。
[3]参见曹世雄、甘陈明汝、甘宛如：《票据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4]参见刘心德：《票据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第159-160页。
[5]参见蒋志明：《记名票据与无记名票据之研究》，《东海大学法学研究》1985年第2期。
[6]同前注[1]，余正龙、姚念慈主编书，第3页。
[7]参见王志诚：《票据法》，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83页。
[8]同前注[2]，谢怀拭书。第152页。
[9]同前注[1]，余正龙、姚念慈主编书，第4页。
[10]同上注，第3一4页、第121一122页、第173一174页。
[11]参见王绍靖：《美国票据法释义》，中正书局1979年版，第56一57页。
[12]参见梁英武：《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释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13]参见林永荣：《亦论票据上转让背书与保证背书》，载郑玉波主编：《商事法论文选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18页。
[14]参见王文宇、林育廷：《票据法与支付工具规范》，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68页。
[15]参见赵新华：《论票据保证及共效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4期。
[16]同前注[2]，谢怀拭书，第145页。
[17]同上注，第139页第140页。
[18]同上注。
[19]See Jonathan Yovel。Quaasi一Checks： An Apology far a Mutation of Negotiable Inshuments， 5 DePaul Business and Commercial law Journal 579， 2007
[20]参见王绍惰：《中美两国票据法比较》，载《法学论集》中册，华岗出版有限公司197年版，第454页。
[21]同前注[1]，余正龙、姚念慈主编书，第3页、第4页、第24页、第25页。
[22]同前注[2]，谢怀拭书，第140页。
[23]参见粱宇贤：《票据法新论》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24]See Ednrond Tavernier，Legal Aspects of Forfaiting， 11 Int' 1 Bus。 law 25， 1983。
[25]参见阅莉娜：《关于“福费庭”融资的若干法律问题分析》，《法学》2003年第1期。
[26]参见李金泽：《关于商业银行开展福费庭业务的法律思考》，《金触论坛》2003年第1期。
[27]See Mel Marquis， !Vote&Comet：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nd Its Impact 。Medium and Long一Tenn Trade Agreements， 4ILSA J。 Int'1&Comp。 I。1199， 1998。
[28]参见《录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千问题的规定》第51条、第54条、第58条。
[29]转引自傅静冲：《二十世纪契约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30]See Micheal B。 Metzger， Jane P。 Mallor and Others， Business Law and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Concepts and Cases， eighth edi-tion， Hornewood， 1，60430， Boston， MA02116， p。699。
[31]空白背书票据的转让方式有以下四种：单纯交付、再以空白背书转让、再以完全背书转让、将原有的空白背书改变为完全背书再转让。同前注。，王丈宇、林育廷书，第144页；同前注[14]，谢怀拭书，第144页。
[32]同前注[23]，梁宇贤书，第134页。
[33]参见阮赞林：《中外汇票背书制度的立法研究》，《法学》1996年第10期。
[34]同前注[14]，王文宇、林育廷书，第69页。
[35]参见傅燕生：《我国票据制度未斌予交付转让的效力》，《法学》2009年第12期。
[36]参见贺连博：《论福费廷的性质》，《法学杂志》2005年第3期。
内容提要: 我国《票据法》对限制背书没有体系性的规定，既存在语义上的混乱，又存在内容上的缺失。这种语义上的混乱导致理解上的竣义，影响了 法律 规范功能的发挥，而内容上的缺失直接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 发展 。随着 经济 全球化的推进，国际贾易规则必然趋同，我国《票据法》关于限制背书的规定与相关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差异应当消除。
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和交易习惯的不同，不同的票据法关于限制背书的外延规定大相径庭，例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规定的限制背书只包含禁止转让背书和无担保背书两种情形。[1]但是，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一205条的规定，限制背书包含下列情形：(1)附有条件。(2)意图禁止票据再行转让。(3)含有“为收款”、“为存款”、“付任何银行”，或以类似文句表明存款或收款的目的。(4)其他载明系为背书人或他人之利益或使用而背书者。
不难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同的法系在限制背书的外延规定上存在差异，但是，禁止转让背书和无担保背书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票据法中都被作为限制背书予以规范。所以，传统的票据法理论认为限制背书包括禁止转让背书和无担保背书。
我国《票据法》中的限制背书制度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第一，禁止转让背书条文中的词汇语义含糊，颇为费解，与其他条文存在逻辑上的混乱；第二，我国《票据法》缺乏无担保背书制度，与境外票据法存在较大的差距，在越来越发达的国际贸易中，这一差距不仅成为我国拓展国际贸易的障碍，而且还成为我国出口依赖型 企业 发展的瓶颈。因此，对于我国票据法的相关制度有必要进行反思，应修改有关具体条文并增加相关制度，以提高票据立法的 科学 化程度。
一、禁止转让背书条文的瑕疵
对于禁止转让背书，两大票据法系即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系和英美票据法系规定的效力是一致的。背书人在作成背书时，在票据上记载禁止新的背书的文句(背书禁止文句)，这种背书称为禁止背书的背书，又称禁止转让背书。[2]
首先，禁止转让背书的效力建立在背书的效力之上，如果背书不发生效力，禁止转让背书的效力无所附丽。到期之背书不生背书之效力，从而如有禁止背书之记载，该记载不生效力；背书如为空白背书，禁止背书之记载亦不生效力。[3]
其次，背书人记载“禁止转让”字样后，票据仍然可以依背书的方式进行转让，只是背书人对于禁止背书后再经由背书取得票据的后手不负票据责任。这完全不同于出票人记载禁止转让的效力，出票人记载禁止转让的票据称为“禁转票据”，这种票据自始就不具有流通性，[4]例如，我国(票据法》第27条规定，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其实，禁转票据不是绝对不能转让，只是禁止收款人依背书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也就是说，可以依照民法上一般债权转让的方式为之，不仅需当事人之间有转让之合意，更需履行对债务人之生效要件。[5]若收款人及其后手背书转让票据，则产生一般债权转让效力。《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恰为适例：“出票人在汇票上注有‘不得由指定人收款’或同文义之记载时，其票据只能按照通常债权转让方式让与，并且具有该种转让方式的效力。”[6]所谓具有通常债权转让方式的效力，并非指受让人不能取得票据权利，而是指被背书人虽然取得票据权利，但与民法上一般债权转让一样，不切断抗辩，即票据债务人可以与背书人之间存在的抗辩事由对抗任何一个被背书人。另外，其背书也不具有权利担保的效力，背书人交付票据后即退出票据关系，对受让方及其后手不承担担保付款与担保承兑的责任。因为出票人为禁止转让之记载，乃是对于票据之指示性予以剥夺，预定由收款人行使票据上之权利。[7]此时票据改变为普通的记名证券。
而在此情形下背书人既不是创设证券权利的人，也不能改变出票人创设的证券的性质，所以背书人的禁止行为的效力大大弱于出票人的禁止行为的效力。[8]这得到了立法的印证，例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5条第2款规定：“背书人得禁止任何再背书；在此情况下，该背书人对禁止后再经背书而取得汇票的人，不承担担保责任。”[9]《德国票据法》第巧条有类似《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5条的规定，《日本票据法》第15条亦为类似规定。[10]我国 台湾 地区“票据法”第30条第3款规定，背书人于票据上记载禁止转让者，仍得依背书而转让之。但禁止转让者对于禁止后再由背书取得汇票之人，不负责任。《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一206条与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的上述规定相类似。[11]
我国《票据法》第34条规定：“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这一条的立法本意与国际通行的规则一致，即背书记载禁止转让的票据仍然是可以转让的，但是，背书人对其直接后手以外的后手不承担担保承兑和担保付款的责任。[12]但是，这一条规定本身存在词义上的混乱，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显然不准确。保证和背书都是附属票据行为，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背书的主要作用在于证明权利的转移，而保证的唯一作用在于担保票据上权利的实现。[13]
所谓保证责任，在票据法中的确切含义是指票据保证人的责任，票据保证是指票据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以增强票据债务人信用为目的，而在票据上所作的担保票据债务人债务履行的意思表示。所以，票据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具有从属性，其从属性表现在：如果票据债务形式上无效，则票据保证无从生效；票据债务有效，则保证责任与被保证人的票据责任具有同一性，即除了一部保证之外，保证人所应负之责任，以被保证人所应负之责任为断。[14]就票据保证债务来说，其并不是确定的某种义务，既可能是付款义务，也可能是偿还义务。究竟为何种义务，需要依被保证人所承担的义务来确定。因而，保证人的责任也就与被保证人的责任完全一致，这就是保证人与被保证人责任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责任性质上的同一。如果被保证人为汇票承兑人或者本票出票人，承担最终的付款义务，则保证人的责任也是承担最终的付款义务；如果被保证人是票据背书人或者汇票出票人，承担被追索时的偿还义务，则保证人的责任也是承担追索时的偿还义务。(2)责任范围上的同一。票据权利人得向被保证人主张的票据权利，均得向保证人主张，在被保证人承担付款责任时，保证人也承担同样的付款责任，而在被保证人承担偿还义务时，票据权利人到期不能取得付款，可以向被保证人请求支付法律规定的追索金额，当然也可以向保证人请求支付同等数额的追索金额。(3)责任效力上的同一。得向被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持票人，均得向保证人主张同一权利；而不能向被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持票人，则同样不得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例如，当被保证人为禁止转让背书的背书人时，依票据法规定，被背书人再行背书转让时，背书人对其后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付款和保证承兑的责任，故此，该背书人的保证人对其后的被背书人，也同样不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人的责任与被保证人的责任不仅是同一责任，而且是连带责任。同一责任所表明的是在责任的性质、范围、效力等方面的一致性，而连带责任所表明的则是在责任承担过程中的同位性，即在履行义务上处于同一地位，无先后顺序。票据保证债务不同于一般保证债务，是一种法定的连带保证债务，在票据保证中，保证人的责任是连带责任而不是补充责任。因而，对于票据保证人来说，也就不享有一般保证中保证人的催告抗辩权或者先诉抗辩权。也就是说，在存在票据保证的情况下，票据债权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选择向被保证人请求履行债务，也可以选择直接向票据保证人请求履行债务，而无须先向被保证人请求履行债务。
但是，背书人的责任是独立的、确定的。背书人责任的独立性表现在：除出票行为形式无效外，背书的效力依据仅仅取决于其记载事项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只要符合票据法的规定，那么，背书人就依据背书时票据上记载的文义承担票据责任；背书人责任的确定性体现在：背书一旦成立，背书人就承担担保责任，例如我国《票据法》第37条规定背书人在以背书转让汇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
虽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具有独立性，但是保证责任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不因被保证的票据债务在实质上无效而导致票据保证本身无效。也就是说，若被保证的票据债务在形式上已经成立，那么，为此而进行的票据保证即发生效力；即使被保证的票据债务因实质性原因而无效时，已经完成的票据保证仍然有效。例如，在被保证的票据债务的签章为伪造或者无权时，对于被保证的票据债务人本人来说，当然不成立票据债务，因而也就不承担任何票据责任；但对于为此而进行票据保证的保证人来说，不能因此而主张票据保证无效，仍应依其保证行为而承担票据保证责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考虑到票据作为有价证券是一种要式证券，也是文义证券，票据权利人完全依票据记载和文义来主张票据权利，因而，只要票据在形式上为有效票据，就应该对作为票据权利人的合法持票人予以保护。[15]
背书人的担保承兑、担保付款责任亦不同于民法上的“担保”，票据法上的所谓担保，是指背书人的后手不获承兑或不获付款时，可以向背书人行使追索权。背书人的这种担保责任不仅对其直接后手一人存在，而且对其所有后手都存在，这是背书人担保责任的特点。[16]
我国《票据法》第34条中所谓“保证责任”的确切含义应当是指《票据法》第37条中所谓的“保证责任”，即担保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目前的用法很容易使人误解其为《票据法》第45条以下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17]虽然在担保法中，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和其担保责任是同一概念，但是在票据法中，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和背书人的担保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的责任。
二、无担保背书制度缺乏
(一)我国《票据法》对无担保背书的否定
我国《票据法》对于无担保背书没有直接进行规范，对于是否允许出票人或背书人在票据上作免除担保责任的记载并无明确规定。但是，我国(票据法》第24条规定“汇票上可以记载本法规定事项以外的其它出票事项，但是该记载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该法第33条规定“背书不得附有条件。背书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根据这两个条文的规定，出票人不能免除担保责任，背书人记载的“无担保背书”文句就是“背书时附有条件”。那么，“无担保背书”是不产生票据法上效力的记载事项。因此可以说，在我国票据法律制度中，背书人不可以免除担保责任。这一理解可以从我国《票据法》第37条规定的背书人的严格担保责任得到证实：“背书人以背书转让汇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背书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者付款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本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金额和费用。”这个规定要求背书人既担保付款，又担保承兑，而且不允许免除，是最严格的。[18]由此可见，背书人的担保责任是强制性责任，即我国对无担保背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在英美票据法上，汇票的出票人和背书人都可以在票据上作免除担保责任的记载；虽然本票的出票人不得作免除担保付款的记载，但是背书人可以作出这样的记载。[19]例如《英国汇票和本票法》规定，汇票的发票人和任何背书人可在汇票上载明对汇票持有人拒绝或限制自身的债务。因此，根据英国票据法，背书人的担保责任并非强制性责任，背书人可以通过作“无担保背书”来免除承担责任。在这种制度下，作为汇票的背书人，或者作为本票的背书人，都可进行无担保背书。而《美国统一商法典》则规定了“不受追索背书”，如果背书人记载不受追索，有这项记载的票据可以保持票据背书的连续性，但是，背书人不负担保承兑或担保付款的责任，如果被拒绝，持票人不得对该背书人行使追索权，这类背书的实质就是无担保背书。[20]
在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系国家，背书人也可以为免担保背书。例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巧条规定：“如无相反约定，背书人保证汇票的承兑和付款。”《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也有类似的规定。[21]可见，背书人可以记载免责文句以免除自己对承兑和付款的担保责任。[22]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系国家的立法大多有类似的文字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无担保背书，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29条、第30条却作出了别样的选择，即背书人可以为免除担保承兑的记载，但是，不得为免除担保付款的记载。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解释是：票据之目的在于付款，预先免除付款，有违票据之本质。[23]
总而言之，我国《票据法》从根本上完全否定无担保背书，与国际通行的票据交易规则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国际贸易中容易形成法律障碍，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无担保背书的实践突破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福费庭对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迅速得到广泛重视。所谓福费庭，是指一种由包买商(通常是银行及其附属 金融 机构或者其他财力雄厚的专业福费庭公司)从出口商处无追索权地购买由进口商承诺支付并经进口商所在地银行担保的远期汇票或本票的业务。[24]在福费庭实务中，出口商将票据背书给包买商之时，一般在票据上加注“无追索权”字样以解除付款担保责任。显然，福费庭业务的法律实质是票据的无担保背书或称为无追索权背书。出口商通过卖断票据获得现金，并将收取票据款项的权利和进口商不付款的风险一并转移给了包买商，包买商获得票据权利并承担票据不获付款的风险。
福费庭日渐受人瞩目，其根源在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即包买商无追索权。对于出口商而言，其在票据上背书“无追索权”后，可以立即得到现金，这与贴现不同，出口商取得现金的同时退出票据关系，并且卖断出口贸易中的各种风险从而解除了出口商的担忧，因为包买商接受背书“无追索权”的票据意味着其放弃了对出口商的追索权，在担保行或者进口商不能履行或者拒绝履行票据债务的情况下，不能向出口商进行追索。对于受让包买商票据的福费庭二级市场上的包买商而言，同样要受到“无追索权”的限制，二手包买商受让票据仍然是“无追索权”。因此，在票据债务人和担保行拒绝履行的情况下，其并不能向前手包买商追索，而只能继续向票据的付款人、承兑人追索，否则，自行承担票据不能支付的风险。[25]这为出口商所青睐，因为延期付款的信贷条件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变远期票据为即期收汇，减少了资金占用的压力，加快了资金回收和周转，也可改变资产负债表，改善出口商的财务状况，还便于出口商提前办理出口核销和退税；以无追偿权方式卖断远期票据，可避免与票据支付有关的 政治 、商业、利率和汇率风险，采用固定利率还可预知并控制经营成本。
对于包买商而言，只要能够有效控制风险，在福费庭业务中可以取得贴现息、承担费、优惠期费。实务中，包买商往往在分析交易相关风险的基础上提出报价。包买商报价的主要内容包括：(1)贴现率。贴现率的高低是根据进口国的综合风险系数、融资期限的长短、融资货币的筹资成本等决定的。(2)承诺费。这是包买商(银行)在承诺期内根据贴现的面值及向出口商承诺的融资天数 计算 出来的费用。承诺期是指从银行与出口商签订福费庭协议时起至银行实际贴现付款日止的一段时间，承诺期不是事先固定的，但一般不超过6个月。银行一旦承诺为出口商贴现票据，从签订福费庭协议时起的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实际贴现票款，如中途出口商因某种原因未能履约，银行要蒙受一定的资金损失，因此，收取相应的承诺费是合理的。承诺费率一般为年率的0。5% -2%0 (3)多收期。这是指从票据到期日至实际收款日的估计延期天数。由于任何延期都会使银行增加成本，所以，包买商(银行)为补偿其在到期日向进口方银行索偿付款时可能遇到的因拖延或其他麻烦而招致的损失，一般都在报价时在实际贴现天数的基础上加3一7天的宽限期。[26]
由于福费庭包买商是无追索权地受让出口商的票据，为了防止票据到期不能支付的风险，包买商往往要求进口商所在地信誉较好的银行提供担保，担保的方式主要为票据保付和保函两种形式。票据保付签字即担保银行在已承兑的汇票或本票上加注“peraval,’字样，并签上担保银行的名称并盖章，从而构成担保银行不可撤销的保付责任；而保函担保形式则是指由担保银行出具独立于票据的保函，保函一般应当明确担保责任的性质与范围、法律适用和纠纷的解决等内容。[27]
三、我国《票据法》中限制背书制度的路径选择
检视我国现行《票据法》中的限制背书制度，可以发现我国票据法在制度衔接、理念协调、体系融合等方面存在不少缺憾，欠缺完备和谐的体系性规定。因此，注重我国票据法中限制背书制度的体系性要求，迫切需要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调整。
(一)修改禁止转让背书的相关条文
虽然不确定概念是立法者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无外乎增强法律条文的伸缩性与适应性，从而使之能够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的需求，但是如果不当地使用有歧义的概念，必然会妨碍法律规范功能的发挥。我国《票据法》第34条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前文已述。也许司法界已经开始重视该条文可能引起歧义、带来司法实践中的困惑等间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涉及背书人的责任时，都摒弃了“保证责任”的提法，而表述为“票据责任”。 [28]从词义上看，“票据责任”比“保证责任”更符合《票据法》第34条的立法原意。这体现了司法界对《票据法》第34条的务实态度和有益探索，也为将来修改《票据法》提供了宝贵的立法经验。
内在一贯而不彼此矛盾是一部法典应达到的一项基本标准，美国学者卢埃林所指出的“内部的协调、规则之间的逻辑一致性、部分和全体的一致性”等逻辑上的要求与法律服务社会的实效要求一样，都是批评、改造和变革法律的标准。[29]《票据法》作为法典的内在要求同样在于其规则的内在一致性，然而，我国《票据法》第34条所表述的“保证责任”不仅容易与“保证”一节的内容相混同，而且与同样位于“背书”一节的《票据法》第37条存在逻辑上的混乱，《票据法》第37条规定背书人的责任是担保承兑和担保付款的责任。从逻辑的一致性看，将《票据法》第34条中的“保证责任”修改为“票据责任”或“担保承兑、担保付款责任”后，不仅可以消除该条的歧义，更重大的意义在于，《票据法》中“背书”一节与“保证”一节之间以及“背书”一节内部的协调一致得以实现。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在将来修改我国《票据法》时，将第34条中的“保证责任”修改为“票据责任”或“担保承兑、担保付款责任”，以期消除误解，明确立法原意，达到《票据法》内在体系上的和谐统一。
(二)增设无担保背书制度
如前所述，福费庭业务的本质就是票据的无担保背书，因此，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该项业务得以 发展 的前提至少是无担保背书在立法上没有被完全否定。因为如果在立法上没有明确承认无担保背书的效力，只要该国或地区的票据法允许作空白背书的，那么，实践中同样可使某一背书人免除担保责任。[30]因为空白背书即无记名背书，背书人可以直接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31]这样，空白背书既没有记载被背书人的姓名，也没有记载背书人姓名，一旦背书人转让票据，立即退出票据关系，于此不负背书人之责任。[32]因此，在允许空白背书的国家或地区，福费庭也有迁回的发展空间。例如背书人在取得票据时可以要求他的前手作成空白背书，然后该背书人依单纯交付方法再转让给福费庭包买商，即可使该背书人免除背书的担保责任。[33]
我国《票据法》所调整的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这三类票据。其中，支票的主要 经济 功能是支付功能，[34]支票在商品交易中基本不具有信用功能，所以，适用于福费庭业务的只有汇票和本票。而我国《票据法》不允许汇票和本票的空白背书，而且没有赋予单纯交付 法律 效力，[35]因此，在实际转让票据权利时，票据上的背书必须是连续的，任何一个背书人均须记载于票据之上。同时，我国《票据法》第37条又规定了背书人的严格担保责任，因此，按照我国票据法的规定，背书人不可以免除担保责任。即使在背书人背书转让汇票时，当事人之间约定“无担保背书”且记载于汇票之上，该记载也不发生效力。
由此可见，福费庭在我国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当包买商接受了一份具有无追索权背书的票据时，就会承担与我国法律规定相矛盾的风险。这对于我国出口依赖型 企业 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在 金融 危机使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对我国商品的进口需求大幅萎缩的背景下，这一不利因素更加凸显。有学者早就指出，福费庭在我国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缺乏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的法律基础，至今没有明确的规范予以调整。[36]
福费庭业务的国际性、广泛性及其发展的迅猛决定了必须修改我国《票据法》，确立背书人作出“免担保”或“无追索权”记载的法律效力，以此为国际贸易提供法律保障并促进我国出口依赖型企业的发展。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要么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消极地承认背书人免担保责任的效力；要么明确授权背书人可以记载“免担保”或“无追索权”字样，积极确立免担保背书的法律效力。
票据的价值在于流通，流通的保障在于安全，各国票据法为了加强票据的流通，十分注重票据交易的安全性，往往设计种种制度来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利益，以维护票据交易的安全，最终达到促进票据流通的目标。从交易安全的角度考察，积极承认无担保背书的法律效力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因为如果通过承认空白背书的法律效力，从而迂回地达到承认背书人免担保责任的效力，则容易滋生票据欺诈现象，譬如，行为人伪造票据，然后通过空白背书的方式直接交付转让票据给后手持票人，此时，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仅无法实现，其经济损失也难以追回。
所以，笔者建议在将来修改我国《票据法》时，应直接将“免担保”等字样作为任意记载事项确定下来，授权背书人根据需要进行选择记载。
票据的基本价值在于方便付款，一般而言，票据授受的终极目标也在于付款，所以，在拟定具体条文时，有一种例外情形不得不予以考虑：如果背书人转让的票据本身存在瑕疵，例如作出无担保背书转让的票据是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是无票据能力人签发的票据，且背书人免除担保责任，那么，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可能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允许持票人冲破免担保的限制，要求背书人承担票据责任。[37]这在国外也有成熟的制度可以借鉴。譬如，在占全球福费庭业务25%的美国，福费庭交易制度较成熟，福费庭包买商付款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票据是真实的，如果票据是有缺陷的，那么，包买商有追索权。事实上，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无担保背书的票据，如果票据本身存在瑕疵，那么，无担保背书人不能免除担保责任。[38]
我国《票据法》在增加规定“免担保”等字样作为任意记载事项的同时，也应当对票据本身的瑕疵作出除外规定，即如果票据本身存在伪造、变造、出票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的情形，为了保护票据权利，应当限制“免担保”的效力范围，即某些作出无担保记载的背书人不能免除担保付款的责任。对此应当区分以下两种情形对待：由于直接接触伪造、变造、出票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的票据的当事人最有可能防范票据风险，所以，对于直接接触此类票据的背书人，其担保责任不能因“免担保”事项的记载而免除；而其他背书人得因免担保事项的记载而免除担保责任。这样的制度设计，既可以防范票据不能支付的风险，又可以极大地发挥票据功能，保障票据安全，促进票据流通。
注释:
[1]参见余正龙、姚念慈主编：《国外票据法》，上海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内容提要: 我国《票据法》对限制背书没有体系性的规定，既存在语义上的混乱，又存在内容上的缺失。这种语义上的混乱导致理解上的竣义，影响了 法律 规范功能的发挥，而内容上的缺失直接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 发展 。随着 经济 全球化的推进，国际贾易规则必然趋同，我国《票据法》关于限制背书的规定与相关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差异应当消除。
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和交易习惯的不同，不同的票据法关于限制背书的外延规定大相径庭，例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规定的限制背书只包含禁止转让背书和无担保背书两种情形。[1]但是，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一205条的规定，限制背书包含下列情形：(1)附有条件。(2)意图禁止票据再行转让。(3)含有“为收款”、“为存款”、“付任何银行”，或以类似文句表明存款或收款的目的。(4)其他载明系为背书人或他人之利益或使用而背书者。
不难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同的法系在限制背书的外延规定上存在差异，但是，禁止转让背书和无担保背书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票据法中都被作为限制背书予以规范。所以，传统的票据法理论认为限制背书包括禁止转让背书和无担保背书。
我国《票据法》中的限制背书制度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第一，禁止转让背书条文中的词汇语义含糊，颇为费解，与其他条文存在逻辑上的混乱；第二，我国《票据法》缺乏无担保背书制度，与境外票据法存在较大的差距，在越来越发达的国际贸易中，这一差距不仅成为我国拓展国际贸易的障碍，而且还成为我国出口依赖型 企业 发展的瓶颈。因此，对于我国票据法的相关制度有必要进行反思，应修改有关具体条文并增加相关制度，以提高票据立法的 科学 化程度。
一、禁止转让背书条文的瑕疵
对于禁止转让背书，两大票据法系即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系和英美票据法系规定的效力是一致的。背书人在作成背书时，在票据上记载禁止新的背书的文句(背书禁止文句)，这种背书称为禁止背书的背书，又称禁止转让背书。[2]
首先，禁止转让背书的效力建立在背书的效力之上，如果背书不发生效力，禁止转让背书的效力无所附丽。到期之背书不生背书之效力，从而如有禁止背书之记载，该记载不生效力；背书如为空白背书，禁止背书之记载亦不生效力。[3]
其次，背书人记载“禁止转让”字样后，票据仍然可以依背书的方式进行转让，只是背书人对于禁止背书后再经由背书取得票据的后手不负票据责任。这完全不同于出票人记载禁止转让的效力，出票人记载禁止转让的票据称为“禁转票据”，这种票据自始就不具有流通性，[4]例如，我国(票据法》第27条规定，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其实，禁转票据不是绝对不能转让，只是禁止收款人依背书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也就是说，可以依照民法上一般债权转让的方式为之，不仅需当事人之间有转让之合意，更需履行对债务人之生效要件。[5]若收款人及其后手背书转让票据，则产生一般债权转让效力。《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恰为适例：“出票人在汇票上注有‘不得由指定人收款’或同文义之记载时，其票据只能按照通常债权转让方式让与，并且具有该种转让方式的效力。”[6]所谓具有通常债权转让方式的效力，并非指受让人不能取得票据权利，而是指被背书人虽然取得票据权利，但与民法上一般债权转让一样，不切断抗辩，即票据债务人可以与背书人之间存在的抗辩事由对抗任何一个被背书人。另外，其背书也不具有权利担保的效力，背书人交付票据后即退出票据关系，对受让方及其后手不承担担保付款与担保承兑的责任。因为出票人为禁止转让之记载，乃是对于票据之指示性予以剥夺，预定由收款人行使票据上之权利。[7]此时票据改变为普通的记名证券。
而在此情形下背书人既不是创设证券权利的人，也不能改变出票人创设的证券的性质，所以背书人的禁止行为的效力大大弱于出票人的禁止行为的效力。[8]这得到了立法的印证，例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5条第2款规定：“背书人得禁止任何再背书；在此情况下，该背书人对禁止后再经背书而取得汇票的人，不承担担保责任。”[9]《德国票据法》第巧条有类似《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5条的规定，《日本票据法》第15条亦为类似规定。[10]我国 台湾 地区“票据法”第30条第3款规定，背书人于票据上记载禁止转让者，仍得依背书而转让之。但禁止转让者对于禁止后再由背书取得汇票之人，不负责任。《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一206条与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的上述规定相类似。[11]
我国《票据法》第34条规定：“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这一条的立法本意与国际通行的规则一致，即背书记载禁止转让的票据仍然是可以转让的，但是，背书人对其直接后手以外的后手不承担担保承兑和担保付款的责任。[12]但是，这一条规定本身存在词义上的混乱，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显然不准确。保证和背书都是附属票据行为，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背书的主要作用在于证明权利的转移，而保证的唯一作用在于担保票据上权利的实现。[13]
所谓保证责任，在票据法中的确切含义是指票据保证人的责任，票据保证是指票据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以增强票据债务人信用为目的，而在票据上所作的担保票据债务人债务履行的意思表示。所以，票据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具有从属性，其从属性表现在：如果票据债务形式上无效，则票据保证无从生效；票据债务有效，则保证责任与被保证人的票据责任具有同一性，即除了一部保证之外，保证人所应负之责任，以被保证人所应负之责任为断。[14]就票据保证债务来说，其并不是确定的某种义务，既可能是付款义务，也可能是偿还义务。究竟为何种义务，需要依被保证人所承担的义务来确定。因而，保证人的责任也就与被保证人的责任完全一致，这就是保证人与被保证人责任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责任性质上的同一。如果被保证人为汇票承兑人或者本票出票人，承担最终的付款义务，则保证人的责任也是承担最终的付款义务；如果被保证人是票据背书人或者汇票出票人，承担被追索时的偿还义务，则保证人的责任也是承担追索时的偿还义务。(2)责任范围上的同一。票据权利人得向被保证人主张的票据权利，均得向保证人主张，在被保证人承担付款责任时，保证人也承担同样的付款责任，而在被保证人承担偿还义务时，票据权利人到期不能取得付款，可以向被保证人请求支付法律规定的追索金额，当然也可以向保证人请求支付同等数额的追索金额。(3)责任效力上的同一。得向被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持票人，均得向保证人主张同一权利；而不能向被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持票人，则同样不得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例如，当被保证人为禁止转让背书的背书人时，依票据法规定，被背书人再行背书转让时，背书人对其后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付款和保证承兑的责任，故此，该背书人的保证人对其后的被背书人，也同样不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人的责任与被保证人的责任不仅是同一责任，而且是连带责任。同一责任所表明的是在责任的性质、范围、效力等方面的一致性，而连带责任所表明的则是在责任承担过程中的同位性，即在履行义务上处于同一地位，无先后顺序。票据保证债务不同于一般保证债务，是一种法定的连带保证债务，在票据保证中，保证人的责任是连带责任而不是补充责任。因而，对于票据保证人来说，也就不享有一般保证中保证人的催告抗辩权或者先诉抗辩权。也就是说，在存在票据保证的情况下，票据债权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选择向被保证人请求履行债务，也可以选择直接向票据保证人请求履行债务，而无须先向被保证人请求履行债务。
但是，背书人的责任是独立的、确定的。背书人责任的独立性表现在：除出票行为形式无效外，背书的效力依据仅仅取决于其记载事项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只要符合票据法的规定，那么，背书人就依据背书时票据上记载的文义承担票据责任；背书人责任的确定性体现在：背书一旦成立，背书人就承担担保责任，例如我国《票据法》第37条规定背书人在以背书转让汇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
虽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具有独立性，但是保证责任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不因被保证的票据债务在实质上无效而导致票据保证本身无效。也就是说，若被保证的票据债务在形式上已经成立，那么，为此而进行的票据保证即发生效力；即使被保证的票据债务因实质性原因而无效时，已经完成的票据保证仍然有效。例如，在被保证的票据债务的签章为伪造或者无权时，对于被保证的票据债务人本人来说，当然不成立票据债务，因而也就不承担任何票据责任；但对于为此而进行票据保证的保证人来说，不能因此而主张票据保证无效，仍应依其保证行为而承担票据保证责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考虑到票据作为有价证券是一种要式证券，也是文义证券，票据权利人完全依票据记载和文义来主张票据权利，因而，只要票据在形式上为有效票据，就应该对作为票据权利人的合法持票人予以保护。[15]
背书人的担保承兑、担保付款责任亦不同于民法上的“担保”，票据法上的所谓担保，是指背书人的后手不获承兑或不获付款时，可以向背书人行使追索权。背书人的这种担保责任不仅对其直接后手一人存在，而且对其所有后手都存在，这是背书人担保责任的特点。[16]
我国《票据法》第34条中所谓“保证责任”的确切含义应当是指《票据法》第37条中所谓的“保证责任”，即担保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目前的用法很容易使人误解其为《票据法》第45条以下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17]虽然在担保法中，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和其担保责任是同一概念，但是在票据法中，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和背书人的担保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的责任。
二、无担保背书制度缺乏
(一)我国《票据法》对无担保背书的否定
我国《票据法》对于无担保背书没有直接进行规范，对于是否允许出票人或背书人在票据上作免除担保责任的记载并无明确规定。但是，我国(票据法》第24条规定“汇票上可以记载本法规定事项以外的其它出票事项，但是该记载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该法第33条规定“背书不得附有条件。背书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根据这两个条文的规定，出票人不能免除担保责任，背书人记载的“无担保背书”文句就是“背书时附有条件”。那么，“无担保背书”是不产生票据法上效力的记载事项。因此可以说，在我国票据法律制度中，背书人不可以免除担保责任。这一理解可以从我国《票据法》第37条规定的背书人的严格担保责任得到证实：“背书人以背书转让汇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背书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者付款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本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金额和费用。”这个规定要求背书人既担保付款，又担保承兑，而且不允许免除，是最严格的。[18]由此可见，背书人的担保责任是强制性责任，即我国对无担保背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在英美票据法上，汇票的出票人和背书人都可以在票据上作免除担保责任的记载；虽然本票的出票人不得作免除担保付款的记载，但是背书人可以作出这样的记载。[19]例如《英国汇票和本票法》规定，汇票的发票人和任何背书人可在汇票上载明对汇票持有人拒绝或限制自身的债务。因此，根据英国票据法，背书人的担保责任并非强制性责任，背书人可以通过作“无担保背书”来免除承担责任。在这种制度下，作为汇票的背书人，或者作为本票的背书人，都可进行无担保背书。而《美国统一商法典》则规定了“不受追索背书”，如果背书人记载不受追索，有这项记载的票据可以保持票据背书的连续性，但是，背书人不负担保承兑或担保付款的责任，如果被拒绝，持票人不得对该背书人行使追索权，这类背书的实质就是无担保背书。[20]
在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系国家，背书人也可以为免担保背书。例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巧条规定：“如无相反约定，背书人保证汇票的承兑和付款。”《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也有类似的规定。[21]可见，背书人可以记载免责文句以免除自己对承兑和付款的担保责任。[22]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系国家的立法大多有类似的文字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无担保背书，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29条、第30条却作出了别样的选择，即背书人可以为免除担保承兑的记载，但是，不得为免除担保付款的记载。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解释是：票据之目的在于付款，预先免除付款，有违票据之本质。[23]
总而言之，我国《票据法》从根本上完全否定无担保背书，与国际通行的票据交易规则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国际贸易中容易形成法律障碍，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无担保背书的实践突破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福费庭对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迅速得到广泛重视。所谓福费庭，是指一种由包买商(通常是银行及其附属 金融 机构或者其他财力雄厚的专业福费庭公司)从出口商处无追索权地购买由进口商承诺支付并经进口商所在地银行担保的远期汇票或本票的业务。[24]在福费庭实务中，出口商将票据背书给包买商之时，一般在票据上加注“无追索权”字样以解除付款担保责任。显然，福费庭业务的法律实质是票据的无担保背书或称为无追索权背书。出口商通过卖断票据获得现金，并将收取票据款项的权利和进口商不付款的风险一并转移给了包买商，包买商获得票据权利并承担票据不获付款的风险。
福费庭日渐受人瞩目，其根源在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即包买商无追索权。对于出口商而言，其在票据上背书“无追索权”后，可以立即得到现金，这与贴现不同，出口商取得现金的同时退出票据关系，并且卖断出口贸易中的各种风险从而解除了出口商的担忧，因为包买商接受背书“无追索权”的票据意味着其放弃了对出口商的追索权，在担保行或者进口商不能履行或者拒绝履行票据债务的情况下，不能向出口商进行追索。对于受让包买商票据的福费庭二级市场上的包买商而言，同样要受到“无追索权”的限制，二手包买商受让票据仍然是“无追索权”。因此，在票据债务人和担保行拒绝履行的情况下，其并不能向前手包买商追索，而只能继续向票据的付款人、承兑人追索，否则，自行承担票据不能支付的风险。[25]这为出口商所青睐，因为延期付款的信贷条件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变远期票据为即期收汇，减少了资金占用的压力，加快了资金回收和周转，也可改变资产负债表，改善出口商的财务状况，还便于出口商提前办理出口核销和退税；以无追偿权方式卖断远期票据，可避免与票据支付有关的 政治 、商业、利率和汇率风险，采用固定利率还可预知并控制经营成本。
对于包买商而言，只要能够有效控制风险，在福费庭业务中可以取得贴现息、承担费、优惠期费。实务中，包买商往往在分析交易相关风险的基础上提出报价。包买商报价的主要内容包括：(1)贴现率。贴现率的高低是根据进口国的综合风险系数、融资期限的长短、融资货币的筹资成本等决定的。(2)承诺费。这是包买商(银行)在承诺期内根据贴现的面值及向出口商承诺的融资天数 计算 出来的费用。承诺期是指从银行与出口商签订福费庭协议时起至银行实际贴现付款日止的一段时间，承诺期不是事先固定的，但一般不超过6个月。银行一旦承诺为出口商贴现票据，从签订福费庭协议时起的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实际贴现票款，如中途出口商因某种原因未能履约，银行要蒙受一定的资金损失，因此，收取相应的承诺费是合理的。承诺费率一般为年率的0。5% -2%0 (3)多收期。这是指从票据到期日至实际收款日的估计延期天数。由于任何延期都会使银行增加成本，所以，包买商(银行)为补偿其在到期日向进口方银行索偿付款时可能遇到的因拖延或其他麻烦而招致的损失，一般都在报价时在实际贴现天数的基础上加3一7天的宽限期。[26]
由于福费庭包买商是无追索权地受让出口商的票据，为了防止票据到期不能支付的风险，包买商往往要求进口商所在地信誉较好的银行提供担保，担保的方式主要为票据保付和保函两种形式。票据保付签字即担保银行在已承兑的汇票或本票上加注“peraval,’字样，并签上担保银行的名称并盖章，从而构成担保银行不可撤销的保付责任；而保函担保形式则是指由担保银行出具独立于票据的保函，保函一般应当明确担保责任的性质与范围、法律适用和纠纷的解决等内容。[27]
三、我国《票据法》中限制背书制度的路径选择
检视我国现行《票据法》中的限制背书制度，可以发现我国票据法在制度衔接、理念协调、体系融合等方面存在不少缺憾，欠缺完备和谐的体系性规定。因此，注重我国票据法中限制背书制度的体系性要求，迫切需要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调整。
(一)修改禁止转让背书的相关条文
虽然不确定概念是立法者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无外乎增强法律条文的伸缩性与适应性，从而使之能够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的需求，但是如果不当地使用有歧义的概念，必然会妨碍法律规范功能的发挥。我国《票据法》第34条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前文已述。也许司法界已经开始重视该条文可能引起歧义、带来司法实践中的困惑等间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涉及背书人的责任时，都摒弃了“保证责任”的提法，而表述为“票据责任”。 [28]从词义上看，“票据责任”比“保证责任”更符合《票据法》第34条的立法原意。这体现了司法界对《票据法》第34条的务实态度和有益探索，也为将来修改《票据法》提供了宝贵的立法经验。
内在一贯而不彼此矛盾是一部法典应达到的一项基本标准，美国学者卢埃林所指出的“内部的协调、规则之间的逻辑一致性、部分和全体的一致性”等逻辑上的要求与法律服务社会的实效要求一样，都是批评、改造和变革法律的标准。[29]《票据法》作为法典的内在要求同样在于其规则的内在一致性，然而，我国《票据法》第34条所表述的“保证责任”不仅容易与“保证”一节的内容相混同，而且与同样位于“背书”一节的《票据法》第37条存在逻辑上的混乱，《票据法》第37条规定背书人的责任是担保承兑和担保付款的责任。从逻辑的一致性看，将《票据法》第34条中的“保证责任”修改为“票据责任”或“担保承兑、担保付款责任”后，不仅可以消除该条的歧义，更重大的意义在于，《票据法》中“背书”一节与“保证”一节之间以及“背书”一节内部的协调一致得以实现。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在将来修改我国《票据法》时，将第34条中的“保证责任”修改为“票据责任”或“担保承兑、担保付款责任”，以期消除误解，明确立法原意，达到《票据法》内在体系上的和谐统一。
(二)增设无担保背书制度
如前所述，福费庭业务的本质就是票据的无担保背书，因此，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该项业务得以 发展 的前提至少是无担保背书在立法上没有被完全否定。因为如果在立法上没有明确承认无担保背书的效力，只要该国或地区的票据法允许作空白背书的，那么，实践中同样可使某一背书人免除担保责任。[30]因为空白背书即无记名背书，背书人可以直接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31]这样，空白背书既没有记载被背书人的姓名，也没有记载背书人姓名，一旦背书人转让票据，立即退出票据关系，于此不负背书人之责任。[32]因此，在允许空白背书的国家或地区，福费庭也有迁回的发展空间。例如背书人在取得票据时可以要求他的前手作成空白背书，然后该背书人依单纯交付方法再转让给福费庭包买商，即可使该背书人免除背书的担保责任。[33]
我国《票据法》所调整的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这三类票据。其中，支票的主要 经济 功能是支付功能，[34]支票在商品交易中基本不具有信用功能，所以，适用于福费庭业务的只有汇票和本票。而我国《票据法》不允许汇票和本票的空白背书，而且没有赋予单纯交付 法律 效力，[35]因此，在实际转让票据权利时，票据上的背书必须是连续的，任何一个背书人均须记载于票据之上。同时，我国《票据法》第37条又规定了背书人的严格担保责任，因此，按照我国票据法的规定，背书人不可以免除担保责任。即使在背书人背书转让汇票时，当事人之间约定“无担保背书”且记载于汇票之上，该记载也不发生效力。
由此可见，福费庭在我国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当包买商接受了一份具有无追索权背书的票据时，就会承担与我国法律规定相矛盾的风险。这对于我国出口依赖型 企业 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在 金融 危机使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对我国商品的进口需求大幅萎缩的背景下，这一不利因素更加凸显。有学者早就指出，福费庭在我国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缺乏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的法律基础，至今没有明确的规范予以调整。[36]
福费庭业务的国际性、广泛性及其发展的迅猛决定了必须修改我国《票据法》，确立背书人作出“免担保”或“无追索权”记载的法律效力，以此为国际贸易提供法律保障并促进我国出口依赖型企业的发展。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要么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消极地承认背书人免担保责任的效力；要么明确授权背书人可以记载“免担保”或“无追索权”字样，积极确立免担保背书的法律效力。
票据的价值在于流通，流通的保障在于安全，各国票据法为了加强票据的流通，十分注重票据交易的安全性，往往设计种种制度来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利益，以维护票据交易的安全，最终达到促进票据流通的目标。从交易安全的角度考察，积极承认无担保背书的法律效力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因为如果通过承认空白背书的法律效力，从而迂回地达到承认背书人免担保责任的效力，则容易滋生票据欺诈现象，譬如，行为人伪造票据，然后通过空白背书的方式直接交付转让票据给后手持票人，此时，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仅无法实现，其经济损失也难以追回。
所以，笔者建议在将来修改我国《票据法》时，应直接将“免担保”等字样作为任意记载事项确定下来，授权背书人根据需要进行选择记载。
票据的基本价值在于方便付款，一般而言，票据授受的终极目标也在于付款，所以，在拟定具体条文时，有一种例外情形不得不予以考虑：如果背书人转让的票据本身存在瑕疵，例如作出无担保背书转让的票据是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是无票据能力人签发的票据，且背书人免除担保责任，那么，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可能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允许持票人冲破免担保的限制，要求背书人承担票据责任。[37]这在国外也有成熟的制度可以借鉴。譬如，在占全球福费庭业务25%的美国，福费庭交易制度较成熟，福费庭包买商付款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票据是真实的，如果票据是有缺陷的，那么，包买商有追索权。事实上，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无担保背书的票据，如果票据本身存在瑕疵，那么，无担保背书人不能免除担保责任。[38]
我国《票据法》在增加规定“免担保”等字样作为任意记载事项的同时，也应当对票据本身的瑕疵作出除外规定，即如果票据本身存在伪造、变造、出票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的情形，为了保护票据权利，应当限制“免担保”的效力范围，即某些作出无担保记载的背书人不能免除担保付款的责任。对此应当区分以下两种情形对待：由于直接接触伪造、变造、出票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的票据的当事人最有可能防范票据风险，所以，对于直接接触此类票据的背书人，其担保责任不能因“免担保”事项的记载而免除；而其他背书人得因免担保事项的记载而免除担保责任。这样的制度设计，既可以防范票据不能支付的风险，又可以极大地发挥票据功能，保障票据安全，促进票据流通。
注释:
[1]参见余正龙、姚念慈主编：《国外票据法》，上海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