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至今大约5年时间内，中国大陆城市地区青少年群体中新出现的流行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产品、产业和话语三个层面上。
产品层面，是指流行文化领域内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产品。手机短信文化、Flash“闪客”文化和以QQ为主的网络聊天文化，可以被视为是这一类现象的代表。
产业层面，是指以制造流行产品为主，或直接参与生产流行产品的文化产业，包括影视、音乐、出版、服饰、美容等文化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品绝大多数是非耐用品，受到时风变化的强烈影响，流行与否是产品能否售出的主要因素。比如最近5年来，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流行的影视作品有《东京爱情故事》等日韩剧、《蜡笔小新》等卡通片、《不见不散》等贺岁电影、《大话西游》等“无厘头”电影，以及《还珠格格》、《流星花园》等偶像剧。
话语层面，是指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的语汇。流行话语并不像前两者具有物质载体，但却直接反映了流行品背后的意识形态。“酷”这一流行词语以及随后的HIGH、IN等流行形容词，集中反映了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指向。对这些词汇的解读，是探寻当前青少年观念心态的一把钥匙。另一类流行话语则是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新出现的高频词。如“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的网上评选活动所选出的“十大流行语”排行结果是：(1)9.11；(2)本·拉登；(3)申奥成功；(4)入世；(5)WTO；(6)“翠花，上酸菜”；(7)出线；(8)QQ；(9)反恐；(10)Flash。(《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6日)其中有(6)、(8)、(10)三项属于青少年流行话语。这些词汇为当年的流行事物留下了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档案。
对于流行文化这一研究对象，我们所能进行的无非是跨时间的纵向比较和跨地区的横向比较。跨地区的流行文化比较虽然很有研究价值，但却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比如中日两国青少年流行文化比较研究。目前我们只能进行前一种跨时比较。对比1997年以前我国青少年中曾经出现的流行文化现象，我们归纳了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以下六个特点。
技术特点——依托网络、电脑、手机的流行文化现象
发达的技术本身并不能够产生流行，但却会迅速地被流行品所吸收。如果问起最近5年流行文化的变化，当代中国青少年感触最深的恐怕就是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新鲜与惊奇。其中，声像技术和通讯技术大大丰富了流行文化的物质载体。
多媒体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电脑和VCD的普及、超大纯平显示器的出现、动画制作工艺的日益精良等等，都极大地增强了各种传媒的声像效果。这些新出现的声像技术强化了人们的视听感受，对诉诸感官刺激的流行文化贡献良多。
[据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与对策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6-7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及3个地级市、3个县城，对12所大学、21所中学的2710位大中学生的问卷调查(以下简称“课题组调查”)，被调查的青少年“个人拥有或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电子物品(比例)为：收音机/随身听(75.9%)，电视机(59.6%)，录音机(50.5%)，电脑(45.0%)，照相机(37.5%)，VCD机(35.7%)，手机(31.9%)，CD机(26.6%)，电子游戏机(26.1%)，组合音响(24.4%)，录像机(23.3%)，传呼机(20.8%)，DVD机(11.8%)，MP3机(7.4%)。]
毫不奇怪，声像技术首先被用于为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色情”与“暴力”添彩。电视广告、影视作品和报刊出版物中的“美女”形象频繁出现，且精益求精，极尽“美容”之能事，以致于一位社会学者以“美女轰炸”来指称这种现象。“暴力”是能带给人们的另一途径。一度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风靡一时的《黑客帝国》，以黑色的“酷”感将“暴力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而“星际争霸”、“反恐精英”等流行的电子、网络游戏，则让热衷其中的青少年们感受到使用“虚拟暴力”的兴奋。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84.6%的人上过网，其中51.6%的人玩过“网络游戏”；在“上网”玩游戏的人中，有44.7%的人主要玩有一定“暴力倾向”的“即时战略”类游戏(如“星际争霸”、“帝国时代”等)和“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如“三角洲”、“CS”等)。]
改变流行文化的另一因素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2002年初，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中国大陆地区上网人数达到2250万，其中35岁以下的占了83.84%，18岁到24岁的最多；同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更是达到1.714亿户的规模。前者是网络聊天、BBS、网络社区、网络游戏等流行文化的技术基础，而手机的广泛使用则推动了硬件方面手机款式的变换和软件方面短信息文化的出现。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上网”青少年中，有44.6%的人“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找人聊天”，“上网”聊过天的人占82.1%，通过聊天室、QQ、BBS、虚拟社区等途径与人聊天的人占95.2%。]
发达的网络通讯技术不仅带来新的电子交流方式，同时也为流行资讯提供了新的强大的传播工具，甚至网络本身就可以完成一次“流行”的全部过程。以《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代表的一部分“网络文学”，就经历了一次由网络到出版到影视(兼有话剧等文艺形式)的流行过程。网络社区和网络聊天的繁荣则促成了新一套的流行话语，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中与流行文化相关的“翠花，上酸菜”、
【摘要题】和Flash，都与网络有直接联系。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被调查的青少年所选择的(限选10个)前10位词语中，有6个词语与网络流行文化有关，并分别排在1-6位：美眉(58.5%)，QQ(45.8%)，翠花，上酸菜(42.2%)，网虫(41.6%)，伊妹儿(41.1%)，网恋(40.8%)；有69.2%的人平时说话或写东西时，使用过这类流行语。]
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只是被动地让人们接受信息，平面制作技术、网页制作技术、Flas等等，喜欢艺术的普通人借之也能够获得某种表现力，并相应地形成了以该种技术为依托的流行文化。而手机短信作为双向互动式的流行文化，则在更大范围内受到青少年的欢迎。2001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发送的短信总量达159亿条，联通也达到30亿条，中国1.7亿手机用户平均每3天发送1条短信。由于短信发送的技术要求，每条只能发送160个英文字符，或者70个中文字符的内容。这种通信技术特点促成了短消息快捷、短促和简单的快餐式文化特征。
阶层特点——“小资”、“新人类”、“小众化”圈子的亚文化
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在最近5年出现的一大变化是阶层分化。作为社会分层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反映，处于不同阶层的青少年开始形成各自流行的“亚文化”。
“小资”这一流行话语关键词，集中体现了青年阶层化的趋势。这个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加批判的历史词汇，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文化意义。那些在中国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青年”们在“小资”的旗帜下，找到了归属感和身份定位。“小资”这一城市主流消费群体的出现，带动了酒吧、健身、美容等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交场所决定了其欣赏品位：典雅、精致、舒适、绅士化、不落俗套，还有一点点“多愁善感”。将“小资”看作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可能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流行话语。事实上，它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形容词出现的频率也更高，比如说“你很小资”，但很少有人直接问“你是个小资吧?”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8.9%的人认为“小资”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新人类”是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的另一流行话语关键词。与之相关的是“新新人类”、“新某族”等一类称谓。比起“小资”来，“新人类”所指称的群体外延不明，其流行文化也很不容易把握，但似乎都具有这样一些价值指向：年轻、新潮、前卫、刺激、暴露、狂野、奢侈和叛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人类”在精神上或许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视为前辈，但在物质上绝对与当年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在《新周刊》进行的一项对“80年代出生者”和他们的父母“买东西时最看中的因素”的调查中，所给出的选项有：品牌、质量、款式、价格和其他。其中“孩子”更看中“款式”(占49.1%)，父母更看中“质量”(占57.9%)。对款式的强烈追求，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消费的炫耀性特征。这种炫耀性不在于与富豪们的财富相比，而在于对自己的品味的展示，在于对自己不甘落后于时尚潮流的追求能力的展示。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穿名牌衣服的目的”，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4.2%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穿给别人看，以免被人瞧不起”，有19.0%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20.7%的人认为“既是为了给别人看，同时也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36.8%的人认为“名牌就是质量好、耐穿，同时也有面子”，4项合计占80.7%。]
“小资”与“新人类”占据了太多的媒体目光，以致于我们对其他阶层中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所知不详。比如城市“民工”青年、“蓝领”工人的流行文化取向如何?是否受到城市“白领青年”的文化取向的影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与阶层化相伴的另一现象是流行文化的“小众化”趋势。阶层化将社会金字塔纵向切割为一些层级，“小众化”则将某一层级再横向细分为许多板块。典型的“小众化”板块，比如“摇滚发烧友”、“欧洲电影俱乐部”、“DV摄影爱好者”等等，围绕这些流行文化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和交流模式，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各个板块之间互有重叠，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这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小众化”板块，虽然人数并不庞大，但却是更大范围内的大众流行文化策源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混迹于北京“摇滚小圈子”里的人物，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类似于营销理论研究中的“市场细分”，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研究也应当对“小众化”的“亚文化”进行细致的分类和考察。
地域特点——“韩流来袭”、京沪流行文化的退与进
当前我国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依然摆脱不掉“后殖民时代”的背景。如果我们不考虑“后殖民”这一词汇所具有的帝国主义色彩，而将它定义为某一地区对另一地区的“文化输出”或“文化输入”，那么它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层含义——正如一位青年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像港台明显那样说话，像韩国明星那样打扮，做出欧美明显的表情，像日剧那样恋爱。”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其中正在崇拜外国“明星”的人占28.8%、港台“明星”的占31.6%、大陆“明星”的只占6.2%、三者都有的占33.4%，正在崇拜影视界“明星”的人占37.2%、体育界“明星”的占23.3%、两者都有的占39.4%，正在崇拜活着的“明星”的人占68.3%。]
同1978年以后的其他时段一样，欧美和港台依然是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策源地。近5年所出现的新现象是“东洋”流行文化的狂飙突进。日、韩流行文化以彩妆、影视剧、劲舞表演等形式在中国城市青少年之中迅速风靡，以致有人惊呼“韩流来袭”。
对中国大陆引进的日、韩的流行文化元素需要区别分析。虽然仍有争议，但“彩发”至少被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反映了东亚国家青少年的“后殖民”心态，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中、日、韩三国尽管染发可选择的颜色多样，但绝大多数都以黄色为主。与此相反，日、韩剧中表现出的家庭亲情和生活气息，则反映了东亚国家重视人际情感的文化伦理。而NRG、H.O.T等劲歌热舞组合，则同欧美的摇滚乐队无异，都是以强烈迅猛的声色效果，冲击青少年的视听感受。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1.0%的人认为“哈日/哈韩”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与此同时，港台流行文化在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依然保持魅力，但早期的那种地域神秘感有所淡化，甚至消失了。“97回归”，结束了一个内地青少年唯“港式”流行文化为时尚的漫长时代，越来越多的流行产品由两岸、三地的创作者联手推出。
在欧美、日韩、港台作为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三大策源地”的格局下，京、沪两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当前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另一地域特征：一方面中国大陆城市流行文化的既有传播路线：“欧美——日韩——港台——广东——内地”依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的传播路线也逐渐形成，并在中国“入世”后有逐渐与前者形成分庭抗礼的势头——这就是东、西洋的外来流行文化直接经由京、沪两地向内地扩散的趋势。与此相伴，一些迹象已显示出：广东作为南方流行文化中转站的衰落，如早年曾经称雄广州歌坛的音乐人纷纷北上，另求发展。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有没有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人”，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上海为83.7%，北京为80.5%，广州为71.7%；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是否有喜欢、崇拜某个‘明星’到了疯狂的程度”，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北京为40.5%，上海为31.6%，广州为19.9%。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对于模仿“明星”、或“与名人对话”这一类电视节目，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看”的人北京占15.6%、上海占14.9%、广州占11.3%；对于“明星”的照片、签名、资料等，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集”的人北京占24.4%、上海占22.1%、广州占13.5%。]
北京和上海在本土的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出现了有退、有进的变化。2000年初爆发的“王朔、金庸之争”，表露出20世纪9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新京味文化”在历经10年后的势微。王朔在著名的《我看金庸》一文最后写道：“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10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有论者认为，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正是中国大陆通俗文化的代言人向港台通俗文化的代言人，第一次站在对等条件上进行的一次象征性的挑战。其实质反映了双方在市场配额、势力范围方面的摩擦与冲突。这的确是一次象征性的挑战，但并非对等的。“北派”已经全面溃退，冯小刚的贺岁电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文化的最后挣扎。
上海则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浦东开发之后，迅速恢复了它60年多前的流行文化记忆，一股“怀旧”风尘借着各种形式，提醒着人们它曾经有过的风流和繁华。张爱玲、王安忆和陈丹燕等女作家以个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全中国的“小资”们提供了足够的“怀旧”想象的空间。而一批上海“新锐作家”、“美女作家”的作品，则让正在现代化和尚未现代化的中国人，强烈感受到已经现代化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场所和跨国资本所在地的身份。这个中国“小资”的最大聚居地，即使在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建树不多，也是最大的消费者。尽管一些流行品(如偶像剧《浪漫樱花》)的制作基地转移到了上海，但这座城市想要恢复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产业中心的地位，仍有待文化政策的放宽，以及在沪文艺工作者的努力。
生产特点——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及产业间的相互渗透
勿容质疑，流行文化已成为一种产业。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她还像个羞涩的小姑娘与市场眉来眼去，那么近5年来她同市场已经结成了一对情投意合的伴侣。正如音乐评论家金兆钧所言：“流行音乐仰仗着它自身的特质和它借以生存的市场之手顽强地向上生长。它在市场经济加都市化的大潮中如鱼得水，虽然仍是人微言轻，但已隐隐然将一张拥有巨大潜能的无烟工业的蓝图悬挂在空中。”除了流行音乐，影视、出版、服饰、美容等流行文化产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时期已经走向成熟，形成从制作、推广到传播的一整套市场化机制，只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有关管理部门对于还将渴望染指的资本排除在某些之外。
产业化促成了流行文化完全的商业化，原生的民间性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只是在“小众化”圈子和新生的网络空间存在着，商人们则时刻以资本的意志利用和改造着青少年流行文化。一旦某一事物由于偶发性的因素进入流行，制造该流行品的生产线就会开足马力，再被商人们以老练的娱乐营销手段迅速推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情况则是生产商直接“制造流行”。1957年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弥尔顿对当时流行文化的特征总结道：“普及的，短暂的，低廉的，大批量生产的，年轻人的，浮夸的，性感的，骗人的玩意儿，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不难感觉到，我们正在进入这样的时代。
最近5年内，出现了不同流行文化产业相互渗透的趋势，最为明显的是出版业与影视业的双向互动。显然，进入流行品市场的资本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谋利的机会，如果有一道流行大餐出现，各个行业都希望从中分得一块蛋糕。围绕着一种流行主产品会产生许多副产品，从而形成一个个流行产品的组合。《泰坦尼克》和《流星花园》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生猛个案。这两部影视片带动了VCD、卡带、画册、图书、“文化衫”、海报招贴画等一系列流行品。有时副产品的出现甚至会早于主产品，如2002年夏季“E.T.文化衫”的出现甚至早于影片《克隆人的入侵》。
产业化最终使资本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将流行文化纳入了生产线式的商业流程。这无疑加速了流行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同时也使流行品的流行周期缩短——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人们已经厌倦了原先的流行品，而是因为流行文化产业内激烈的竞争和资本加速循环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娱乐界“新人辈出”、出版界“新作不断”、服装界“新款轮番上市”的现象。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同时也制造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帮助工业社会，完成其扩大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对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有过精彩的批判和分析。最近5年“消费主义”的出现，是以中国青年中部分群体迅速上升的购买力为背景的。变革中的当代中国社会重新培养了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成为流行品消费的主力人群。另外，国家法定休闲时间的进一步增加，也为流行品市场的繁荣增加了助力。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每月的零花钱有1-50元的人占23.7%，51-100元的占18.2%，101-200元的占15.0%，201-300元的占8.7%，4项合计占65.6%。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得到2002年春节“压岁钱”101-300元的人占13.5%，301-500元的占12.3%，501-800元的占12.2%，801-1000元的占12.2%，1000元以上的18.8%，5项合计占69.0%；“压岁钱”全部由自己支配的人占50.5%。]
心理特点——时尚、幼稚和怀旧
正如没有人料到，在大红大紫的1997年，大街小巷传唱的竟是一首表达无奈心绪的《心太软》，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殊难把握。流行文化的生产过程可以被产业化，然而流行什么，并不完全由商人说了算。社会心理学为我们探寻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提供了一种视角。下面我们尝试着分析近5年来，较具代表性的三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特征：时尚、幼稚和怀旧。
从汉语语源看，“时尚”就是“时风所尚”，与“流行”一词的定义雷同。但“时尚”又与“流行”有重要的区别。“时尚”具有前卫性、区别性和消费性特征，这是大范围的流行文化所不具备的。“时尚”往往是引领流行潮流的群体所崇尚的品位和风格，这是其前卫性；追求时尚的心理有意与社会其他群体区别开来，遵循着“人无我有”的原则，这是其区别性；时尚物品往往是短期的、阶段性的产品，因而也就具有消费性。
“时尚”与“流行”具有共生和互斥的双重关系。在某一物品由时尚走向更大范围的流行时，同时也会成为时尚所扬弃的对象。在爆得大名之前，王家卫的影片很受到一些“小资”青年的喜爱，而《花样年华》迅速走红之后，王本人从一个有些另类的香港导演，成为大众娱乐界的明星人物，其作品也就显得不够那么“小资”了，再谈王家卫，已经有媚俗的嫌疑。时尚心理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影响，可以与阶层化的特征结合起来分析。
“幼稚”是当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中一种看似反常的心理特征。相关的现象之一是《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等一批日本卡通片畅销一时，各大购物网站都将其放到了推荐排行榜上。奇怪的是，这些动画片不仅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也在已经成人的青年中具有相当大的市场。现象之二是《射雕英雄传》、《丁丁历险记》、蔡琴歌曲等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品，也在各大音像店长期热卖。这些流行品帮助今天的中国青年，回忆起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最爱。
不能否认这些流行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但它们之所以能够流行，仅靠艺术魅力还不够。支持这些流行品市场的是青年人中一种“不愿长大”的社会心态，他们刻意地去回避矛盾，希望退缩到从前安宁的状态中。其背后则表达了部分青少年对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的迷惘、无奈和不知所措。“幼稚”和回忆多少可以帮助他们暂时忘掉这一切，陶醉于想象之中与童年的记忆。网上一位作者评论道：“成人世界借助漫画与卡通，缓解了现实的紧张和焦虑。他们的心被想象力的温暖包围着。于是，你可以不长大、不挣钱、不要老婆，也不考虑未来。你可以尽情地在戏谑和游戏中快乐地生活着，和那些猫猫狗狗一样，单纯而愉快地观望世界。”
《老照片》等“怀旧”流行风潮貌似回忆，其实是对历史的想象。“怀旧”这一主题彰显了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的“世纪末情结”。这些生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精心筛选后将片段放大，尽管变形也在所不惜。“怀旧”流行品的主流是上个世纪民国时代中国城市的流风余韵，如20年代的“京华”、30年代的“金陵”和40年代的“海上花”。尽管了无痕，“小资”们还是陶醉在自己幻想的凄凉、美丽的沧桑感中，并在那些梦幻般的历史碎片中找到了往日的自己，从而完成了一次身份定位。他们一边可以端坐在万航渡路上的百乐门舞厅里，捕捉旧世纪30年代的莺歌燕舞；也可以徜徉在90年代的淮海路上，感受时髦女郎追赶流行的脚步。而20世纪那些宏大的历史主题，如民族存亡、文化启蒙、民主革命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喜欢“怀旧”。“新人类”就无旧可怀，他们的眼光总是指向最新鲜的事物。而对于那些还在为生存挣扎的年轻人来说，“怀旧”真是一种奢侈而荒唐的行为。
意识形态特点——市场经济社会的“消费主义”与思潮的多元化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只要我喜欢，价格再贵的东西我都会想办法买下来”这一观点，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6.7%的人表示“完全同意”，有17.3%的人表示“比较同意”，有28.0%的人表示“一般”(无所谓)，3项合计占52%。]
与20年前邓丽君歌曲对坚冰一块的意识形态的突破相对比，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其政治色彩已经大为淡化，“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研究表明，消费意识在新一代青少年的意识结构中，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购买行为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其消费举动背后所暗含着的意念。一份时尚刊物口号式的广告词，清楚、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时期“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
新新MM(美眉)新进化论——
MM比真理可爱
社会要中兴，消费是中心
快乐无罪，花钱有理
好好时尚，天天向上
生活是一种消费，时尚是一场恋爱
爱消费，不要浪费
要资讯，你不要太逊
右手拼命工作，左手拼命刷卡
大脑指挥赚钱，小脑指挥花钱
眼睛想旅行，鼻子要恋爱，舌头想跳舞……
打折比率决定我们的智商高低，消费地图组成我们的大脑沟回
我们零储蓄，我们零压力，我们与快乐——零距离……
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绕着MM转
美眉第二期即将出街，随刊附送超值快乐大礼包!
[“课题组调查”显示，当问及“在日常生活中花钱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3.1%的人回答“人是最重要的，钱该花就花”，有12.7%的人回答“几乎什么都不想”，有4.1%的人回答“钱是身外之物，不花白不花”，3项合计占49.9%。]
“消费主义”之外，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还表现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特征。一位作家在描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年时，曾用了“众生喧哗”一词。以下列举近年来在流行文化中有所表现的几种思潮。
1996年以后，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青年中涌动，而1999年的“5.8事件”更是激起了富有“民族主义”含义的文化产品的流行，比如印有“打倒北约”的“文化衫”和一款根据朝鲜战争改编的国产电子游戏。
“左派”思想也以新的面孔在流行文化领域找到了一席之地。2000年5月，北京音乐人张广天以他执导的《切·格瓦拉》一剧叫响京城，剧中再现的革命语言和红色大旗让观众惊诧不已。不久，北京街头就经常可见印有格瓦拉头像的“文化衫”。
论文关键词：流行书风；艺术观念；碑；帖
近百年来，中国本土艺术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一次次撞击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八五美术思潮”的兴起，传统艺术何去何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画末路论的抛出，引发了美术界关于中国画危机的大讨论，同时也刺激了中国画在创作观念和表现形式上的发展。书法虽与中国画自古同源，但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时候却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它的超稳定性发展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文化生态结构有着重要的关系，虽然朝代废兴更替，但儒家学说和释道思想却相辅相承，影响着几乎整个中国历史。它不但是约束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也左右着文人士子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尽管当下前卫书法也曾不断向传统发起过挑战，但事实是传统形态在书法这一领域依旧占据着强大的阵势。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书法在它过去的历程中承载了太多对自然、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与哲学思考，这也许正是古典书法的魅力和深度所在。
然而，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改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当下的文化生态趋于复杂化，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化，传统文人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为现代工业文明所替代，书法已走下了精英文化的神坛。作为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矛盾统一体，其后者在信息时代失去了基本的意义，而书法的艺术表现性则更进步地从实用的规定性中脱离出来，从而为由文人墨客之雅玩进入到当代艺术体系提供了相应的发展平台，同时它也由一种单一的价值载体逐步成为一种汉字的线性视觉图式，催生这一转化的首先是展示方式的改变与现代评审机制的确立。与古代书法那种在书斋中品味玩赏的方式所不同，当代书法其作品的展示是利用美术馆、博物馆、画廊等场所进行的，具有开放性与专业化的特点，国展等大型书展则汇集了众多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代表作品。公开征稿的方式为每一个创作者提供了相对均等的机会，但10多位评委要面对上万件来稿其评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即使我们完全相信评委的学术眼光与公正无私，也难免有遗珠之憾，艺术的品评从来就没有绝对性而言。尽管如此，这种展览模式与相应的评审机制的确立，使书法在创作思维和创作方式上都具备了当代艺术所共有的表征。
西方现代艺术近100年的发展所呈现出两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作品的实验性和风格的多元化。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要想在艺术领域完全摆脱西方艺术观念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书法艺术在确立它进入当代艺术体系之际便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影响，纵观书法发展史，没有哪个时代有当下如此众多的风格取向，“手札体”、“中原书风”、“民间书风”你方唱罢我又登场，另有“学院派”、“书法主义”等等，整个书坛好不热闹。在热闹的表象下，一种新的书风悄然在书坛漫延开来，它既非纯粹的二王书风，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碑学流派，它的清新质朴给我们带来惊喜，它对原有的审美经验所造成的冲击也给一些人带来困惑，这就是所谓的“流行书风”。“流行书风”这四个字由于它指向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但宽泛的概念往往包含着约定俗成的意义。所谓流行书风，是建立在新的汉字审美趣味与视觉图式上的民间俗体之雅化，即化大俗为大雅。民间书法是一座长期被湮没的书法宝藏，其内容极为庞杂。在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阶层控制着文化思想的主脉，那些出自民间书手匠人的作品是从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作品就不具有美学上的意义。与那些技巧纯净，风格典雅，符合文人士大夫审美标准的帖学书风相比，民间书法结字自然，用笔恣意，少有修饰，看似粗头乱服，实质上饶有情趣，富有张力，充满了野性与生机，有学者将民间书法并置于帖学碑学之后，虽有一定道理，但敝以为这样会引出更多的歧义。根据梁披云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大辞典》的辞条，帖学指崇尚法帖之书派，与之相对，碑学乃崇尚北碑之书派。但碑学巨擘康有为同样对南碑推崇备至。碑学既包含了一些书家如朱义章、贝义渊、王远、郑道昭、寇谦等人的作品，也包含着大量不知名的民间书手工匠的作品；既有精整如《张猛龙》、《张黑女》，又有率意的如瓷刻、经卷、简牍；既有官方碑刻，又有民间墓志、造像，可见碑学的外延是相当宽泛的。流行书风主要是对碑学中民间率意型书风的现代阐述。流行书风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它是审美感知的需要，更是帖学与碑学交替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当代帖学体系的重建，为流行书风在碑帖结合过程中提供了技法上的参照。自北宋淳化年间第一部阁帖问世，法帖翻刻成风，以至徒具其形，精神皆失，与原帖相差甚远。清人转而师碑，然碑以真书为主要书体，学之愈久则愈远离草法。近代虽不乏一些行草书大家，但帖学的整体复苏是在以后。“文化革命”使传统文化遭遇到空前的浩劫，书法的发展也陷入了历史的最低谷，后最急需的就是对书法“法度”的重建。现代印刷出版业的高度发达使历代名家墨迹得以影印再现与普及，博物馆则提供了更多与古人真迹面对面的机会，使得今人在书法视觉审美经验上远比古人丰富。帖学兴起的标志就是手札小行书的盛行，这种具有浓郁书卷气的表现形式在早几届的中青展上几乎垄断了大奖。这种状况在第五届中青展上就被打破了，广西现象占据了舆论的焦点，它的特点之一即取法民间书风，虽然因制作过甚被讥为伪古典，但却向书坛发出了这样一个讯息：经典不再是唯一。民间书风的流行便证明了这一点。当代流行书风的兴起，使民间书法得以学术化，全面提升了民间书法的艺术地位，碑帖在结合过程中长期困扰探索者的技术性问题即生拼硬凑迎刃而解。清代书学由于在取法上的改变，加之古人向来视笔法为枕中秘笈，对魏碑书法技法的探索成为研究的中心，衍生出种种对笔法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推断，后学者极易误入方法论的陷井，过于强调运笔的逆入平出。康有为晚年意识到这种扬碑抑帖所造成的缺憾，欲以个人之力集北碑南帖之大成，后来的书家几乎未有不兼学碑帖者，但学碑者多以篆隶为宗，意在以碑养帖，强其骨气，真正能融汇贯通者鲜矣。盖因碑帖在书写技法与审美趣味上的巨大差异，如何将碑版的朴野与法帖的书卷气融为一体，有待于传统经典技法的突破和审美认知上的提高。早在明末清初，傅山就提出过“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审美理想，只是在敦崇正学的封建文化土壤下无法生长，“平和中正”、“文质彬彬”的儒家美学观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思想，清初的文字狱更使无数学子只能于故纸堆中专事名物训诂，哪敢有什么新思想新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碑学的兴起，不是出于艺术的创新精神，而是在帖学已坏的前提下汉学之兴的副产品，因而清代碑学的特点，整体上依然是顺承性的，它以“充实之谓美”为美学宗旨，追求重、拙、大的艺术效果，其成就主要在秦篆汉隶上。与清代碑学所不同，当代流行书风选择碑学体系中那些名声并不显赫的造像、墓志或砖刻瓷刻，放弃在造型和笔法上的生硬拼凑，将其与帖学各自所独具的神韵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揉合，使之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书法在当代艺术体系中位置的确立，其传统价值观与当代艺术观念之间不断发生碰撞、渗透与交融，特别是后现代艺术，主张艺术家应当提供他独特的视觉经验，主张不全盘否定传统，但可有多种选择，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种观念无疑是对以王羲之、王献之为最高典则的金字塔式的书法发展结构的解构。它为民间书法中朴实无华，甚至被“文人雅士”视为丑俗的作品走进当代书法艺术的殿堂提供了现论基础，也使傅山“四宁四勿”的美学理想得以实现。从风格学的角度来看，流行书风在视觉上打破了千百年不变的传统结字法则和用笔法则。它以民间书法为造型基础，追求对汉字线性的自然表述而不是点划上狭义的精到完美。它在汉字结构中寻找新的平衡点而不是墨守陈规，一成不变。它使民间书法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书风。流行书风之所以流行，在于它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审美情趣。
欣赏者在面对这种风格的时候同样可以感受到古雅散逸的审美享受，也更适合当代文化敢于挑战权威、追求自身价值、追求至真至诚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流行化生活化
一、前言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现代社会要求人们思想敏锐，富有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具有更深刻的思考和认识。高中学生经过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身心发展渐趋成熟，已具有一定的阅读表达能力和知识文化积累，已具备一定的语文素养，语文学习中的个性倾向渐渐明显，不同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的差异逐渐增大。如何在完成语文课程教学任务的同中，同时满足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和需求呢？当前，高中大多是90后学生，这些学生讲究个性、另类、思想古怪，标新立异，讲究时髦等，笔者认为只有从他们思想和行为特征出发，进行语文教学改革，才能一举两得。
二、高中语文教学现状
2.1教学观念误区
当前很多高中语文老师教学观念存在误区，认为语文就是要学语法，重在理论而不是应用。很多高中语文教学出现过“满堂灌”继而“满堂问”的“一言堂”现象，随之又有“习题热”，唯考试论，有“泛语文”，唯生活论。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说过“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课堂的喧嚣失去了思维的真正流动。“一讲到底”到“一问到底”的“一言堂”现象中，教师权威地位没有改变，牢牢掌握课堂的主动权，问题设置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走向固定而唯一的答案。过往的“一言堂”，现在有些课堂“群言堂”的表面繁华，教师的游离状态，都不是语文教学的本真状态、正常模式，它都是语文教学中或左或右的极端化，都忽视了语文学习的对象——学生的真实需要和真实感受，未能从学生角度出发，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的误区，使语文教学本质离初衷越走越远，以致出现偏离。
2.2教学方式陈旧
由于高考升学的压力，教学理念的落后，使得现在我们一些高中语文教学课堂上还是以“教师主讲，学生主听”的学习方式为主，教师设计整个语文教学过程，掌握课堂的发言权，以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分析替代真正的主体——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语文课堂上多是注重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孤立讲解，一味重视知识积累和答题战术的积累，忽略了学生对文本的整体感知和审美体验，使大部分学生的思维处于停滞状态，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主体性没有充分体现，语文教学课堂成了教师的传声筒，使学生对语文缺乏积极性，学习兴趣不高。
2.3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当前语文教学课程很多内容还是延续老一辈的文章，比如说鲁迅的文章，因其特定的时代性、斗争性、人民性，其内容对现在90后的学生有很强的时代距离感，学生根本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文字，深刻体会其中的含义和价值。还有一些古文对于90后的学生来说理解很困难，现在由于网络普及，网络语言的泛滥，使得古文学习受到冲击，学生对于网言热衷度胜过诗词歌赋，而且现在是现代背景，古诗词所体现的时代背景，学生根本无法理解。
三、语文教学流行化转变
综上所述，对于教学理念、方式和内容上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语文教学要向流行化转变。如何转变，笔者认为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3.1教学观念更新
传统的教学理念对于现在的90后学生已经不合时宜，笔者认为不管哪个学科的老师，其主体对象都是学生，要站在学生角度想问题是立足点，不管哪个时代都一样。所以，老师一定要站在学生立场，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站在学生角度，进行理念更新，最好能和学生打成一片，从中找到学生对于语文教学的想法，通过他们想法，来改变自己教学观念和态度。具体措施：最近学生流行什么，在讨论什么，从中体现什么文化底蕴，通过对同学的讲解，使同学知道语文也可以生活化，流行化的。
3.2教学内容贴近实际
对90后学生来说有时代距离的文章不能很好地引起学生兴趣和上课的积极性，笔者建议在内容上尽量可以选些当代比较热门的小说节选或优秀网文选读。例如韩寒、郭敬明等当代学生的偶像作家的文章。这些文章一方面符合当代背景，另一方面学生对这些明星的作品原本就有兴趣，如果加上老师专业的引导，使之语文教学更贴近生活，渗杂流行元素的话，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对语文课的兴趣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对语文实用性大大加强。
3.3教学方式多元化
所谓教学方式多元化，就是指语文老师要打破传统“教师主讲，学生主听”的学习方式，面对语文不同的课程进行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拿高中生比较头痛的古诗词来说，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一位高中化学老师的做法。这位化学老师，把曲子和化学口诀形成在一起，引起网友的热捧。据那位化学老师说，化学公式对于学生很难用单纯记忆记下来，一直是他很头痛的事。后来看见周杰伦唱的青花瓷很受学生喜欢，朗朗上口。所以决定用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用周杰伦的词换上化学公式，结果同学们现在记得化学公式歌了，教学效果也大大增加。
笔者认为此法也可适用于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用中学生现在最爱听的流行歌曲配上古诗词，以提高高中生记忆古诗词的能力。现在流行歌曲充斥着校园文化，与其让中学生死记硬背文诌诌的古诗词，不如在课堂上进行教学时，巧妙运用流行乐曲搭配古典诗词，让同学唱出来，这样对古诗词教学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适应当前课改的要求，语文教学一定要与时俱进，添加流行元素，贴近生活实际，这样才能让学生在语文课上由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由讨厌学习变爱上学习。希望这亦能被其他学科的老师加以借鉴之。
参考文献：
网络语言系统非常庞杂，而作为其中传播速度快、影响广和认可度高的网络流行语除了具有网络语言的共性之外，还体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短期内影响范围广。流行是指新事物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被较多人自觉接受，并且在较大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之后逐渐转衰或者事物形态、样式因为成为常态而停止扩张式传播。网络具有海量资源的特点，网络语言也是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只有当在特定时期内影响广泛的词汇、语句才会成为网络流行语。例如，当网络流行语“圣女”（剩女）逐渐被人们淡忘的时候而变成常态词语，“女汉子”却在近期迅速传播起来，并且影响范围广。“女汉子”是指带有“纯爷们性格”的女性，在网络上流传起符合“女汉子”各种标准的定义等等。其实，不管“剩女”还是“女汉子”，都是女性群体定形象的表述，在现实中有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并在现实社会中产生较大影响。又如“剩宴”，从构词特点如同“剩女”，从语音上谐同“盛宴”，这个词随着“光盘”一起行动传播起来，很快又成为网络流行语，可以说，影响到我们实际生活中的具体思想和行为，又成为“节约粮食”的代名词。二是有时尚个性和多元包容性。流行的特质决定了网络流行语具有了时尚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等特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地区之间交流日益密切，不同语言之间的高频互译也加速了网络语言中带有不同语言元素、文化元素的时尚性。“大V”构词就是既有汉字同时加上一个大写英文字母，指的是在网络新媒体微博上活跃并拥有众多“粉丝”的公众人物，通常把“粉丝”数超过50万人的微博用户称为网络大V。他们成为网络上的意见领袖，有着不容小觑的网络舆情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同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大V”也容易变成“大谣”，具有双重影响。类似这种流行语在早期网络上经常出现，现在并不见怪。如很多通过汉语拼音生成的流行语就是对英语形式的模仿“TMD、TNND”是骂人之语，“BT”是变态的意思，“MM”是妹妹全拼的缩写，“GG”是哥哥全拼的缩写，“JJ”是姐姐全拼的缩写，“DD”是弟弟全拼的缩写，“PLMM”是漂亮美眉全拼的缩写，“PPMM”是漂漂美眉的拼音缩写，“3Q”是THANKYOU的意思，“PF”是佩服的意思。当然，这些网络流行语在网络虚拟交流环境中具有普遍认同性和包容性，可以畅通无阻，但是在现实人际交流使用中还是具有很大局限性，被主流语言和文化所不认同，尤其是其中低俗的词汇，这反映了网络语言的个性化、口语性和随意性等特点，在现实中这些低俗词汇是不值得提倡使用的。三是具有文学性美感的特点。中国传统语言的魅力有其工整性和对仗性，这种形式语言容易传播，在网络上也很能凸显个性色彩元素，很快成为网络流行语。例如：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这句话本身就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具有文学美感，很快发展到用于形容个人形象、建筑气派等各种描述当中；又如“待我长发及腰，少年你娶我可好”，当“众鑫丝”（中国品牌的汽车脚垫）被欧盟提出反倾销调查时，在英国剑桥大学两位中国留学生为中国企业义务提供法律援助，并在网上的当地华人论坛中贴出各自的靓男俊女的照片，因其行为美与形象美，网友为此照片配诗并评论，立即得到国内外华人网友的热捧。这句流行语本身具有文学性，同时这两位留学生的行为也是具有积极意义。四是具有充分的认可性，符合民众的情绪诉求。语言是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完善的表达系统，而处于转型期的民众社会心理也在不断地变化。正如“野百合也有春天，一个草根也要发言，也想把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出来，把内心的感受发泄出来”。现实社会中，人们已经形成了某种社会心理和某种表达诉求，但在语言系统中暂时未找到合适的语言形式，而网络自由的环境中很容易表达出来。一段讲述端午节由来的小学作文内容截图在微博网友中热传，其中的一句话“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被作为网络流行语迅速传播，短时间内成为了热门话题，后有歌手创作同名歌曲。流行的原因就是处在现代化转型期，人们往往不再满足默默无闻的生活方式，敢于在现代社会中充分彰显自我、个性，回归童真，这是真实自我的一种语言体现。
二、网络流行语的社会文化意蕴
网络流行语的生成与流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蕴含着社会和文化因素，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就好比把社会文化看做树，流行语文化特质是叶和花，各种流行语文化集丛是树枝，相互交错、强大的文化集丛形成文化模式，即树的主干，叶、花、枝、干构成树的整体，即社会文化系统。”网络流行语言反映出语言演化过程，更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特点。下面以近年的具体网络流行语为例分析网络流行语的社会文化意蕴。网络流行语反映主流价值观取向。例如“中国梦”“正能量”“光盘”等网络流行语，这些词语本身是由主流媒体在民众中传播的，但是进入网络媒介后，也很快成为网络热词，这充分说明广大网民是有理性选择的，一旦认可了，就会给予广泛传播，这反映出现实社会文化的主流影响与民众的草根需求的切实结合。我们知道，“中国梦”提出之后，很快就与现实个人的“梦”结合起来，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凝聚力量。关于网络流行语的不少研究论述中，对这一方面的叙述和肯定的很少，片面认为在网络上流行出来的词语大多是带有被迫和讽喻性色彩的词语，是民众的被压制话语权的畸形反映，对此需要重视和研究的前提是要进行监督和引导。这些观点是不全面的。诚然，有部分的网络流行语具有一定消极影响，是需要引导的。但正是因为受到某些特定环境的限制，网民的质疑不能得到充分而直接的表达，必须做出某些语言上的掩饰和遮盖，才能表达出自己的质疑，因此，借代、隐喻和反讽的修辞手法，成了网民表达质疑的有效形式，并由此而能够实现话语的表达权力。我们要给公众以权力，创造出良好的舆论空间，建设出制度化的网络公共领域，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而非被屏蔽和反抗建构出来的“河蟹”。
网络流行语反映民众的心理情绪和现实需求。对前者，比较好理解，很多网络流行语是在反映广大网民的心声，是他们对某种事物和现象的反映，进行心理、情感和情绪的抒发。同时，其实也是民众对现实需求或认可的一种反映。如“逆袭”一词，从日语引进，意思是在逆境中反击成功，意义和用法不断拓展，新事物冲击旧事物、后浪推前浪等等，都可称逆袭。保安考研“逆袭”引发网友对积极改变命运行为的大加赞赏，不仅广泛宣传，还汲取正能量观照自身，说明民众对此认可，并且需要这种励志精神。又如“土豪”或“土豪金”一词在网络上流行，土豪本是汉语中固有词语，在20世纪上半叶，特指有财有势横行乡里的地主恶霸，当今网络热词“土豪”用来泛指现实社会中富而不贵的群体，这个词的流行折射出民众的复杂心态，原先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流行“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可能人人想做他们的朋友，但没人喜欢他们。他们挥金如土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消费主力，同时也因品味低而遭到嘲笑，这实际体现了民众对目前国内“土豪”的复杂心态和对自身生活品质的一种期待，是现阶段社会发展与文化观念的具体反映。
关键词：韩流；文化；影视；韩国服装；流行
一. 韩流文化兴起的背景与存在意义
中韩两国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两个国家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无论是文字语言还是礼仪观念、民俗习惯，韩国都深受中国传承文化的影响。韩国文化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二是日本对韩国的影响；三是美国对韩国的影响。韩国和中国一样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因此韩国人在感情表达、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人都很相近。中韩两国又都是亚洲国家，地理位置很近，韩国是中国的四大贸易以伙伴之一，经济、文化必定会紧密联系。现在韩国时尚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也是因为中韩两国人的外貌特征极为相像，从发色到肤色到体型这些因素使得韩国服装进军中国市场极为可能，也为我们借鉴韩国服装流行趋势的成功有依可循。韩流文化的兴起成为增进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因为这样的内外因素让中国更很容易的接纳韩国文化，成为”韩流”得以顺利进军中国的前先提条件。
“韩流”这个词如今在中国已是无人不晓，韩流是起初中国媒体为了描述韩国歌手在中国的演出受到中国青少年热烈欢迎的热潮所创造的新造语，而韩国文化也压倒了同时在中国的所有境外文化，毫无疑问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是主导。
大约从1998年开始，韩国的娱乐业突然爆发，中国兴起了对韩国歌曲，电影，电视剧以及娱乐明星狂热追捧的热潮。而在2001年中国也频频引进一些当下正红的韩国影视作品和艺人，中韩的交流日益密切，中韩通过各种途径的合作以及电视上宣传、网络上的传播，韩国文化不断的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韩国料理、韩国妆容、韩国时尚、韩国电子产品接踵而来，侵占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韩流”的来袭。
二. 韩流文化在中国女装流行的具体体现
“韩流”虽然存在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归根结底属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范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多种需求，而“韩流”正好适应了这一需求，更多程度的是在反映现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与追求。中国人对韩国时尚的追捧主要是一种审美性的接受和愉悦性的欣赏。
如今的韩国文化的热潮已经不容小觑，韩国文化以其强有力的经济为基石经过较长的时间的文化酝酿它的灵气被激活和迸发出来，进而冲击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大有引领时尚之势。“韩流”实现了中韩之间文化的竞争性输出和反馈，这应该是其在我国兴起的外在动力。
对于过分追求韩国文化的人们我们也通常称之为哈韩族。哈韩族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年轻人群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哈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现实生活的枯燥和压力。例如一些韩国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就能很精准的掌握年轻人对自我生活的向往从而抓住他们的心。哈韩族的主要特征就是追求新奇和与众不同，而在中国文化市场他们的追求不被主流文化所重视，于是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把目光转向外来文化上。
韩国服装能够如此受中国市场欢迎，归根结底是源于韩剧的影响。韩国人向来注重脸面和礼节，对不同场合的穿着打扮极为重视。除了韩国影视剧对于镜头的唯美，剧情的动人极为强调之外，韩剧里俊男倩女个个穿着精致帅气，让中国的年轻人大受感染。同时，韩国化纤新技术开发方面的优势使之正逐渐成为世界纤维大国，据说现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等服装强国都是向韩国进口面料。面料通常反映服装的精髓与档次，通常女性对服装的特色和质量极为看重，从面料方面考量，韩国服饰的广泛发展也是势在必得的。除了面料好、做工精外，就服装的板型而言尺码的分类更贴近中国女性，很容易在消费上产生共鸣。韩国服装的设计通常比较突出人体曲线美和视觉舒适感，风格也符合现代中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例如韩国女装在休闲舒适的同时却不会缺失女性恬美温柔的韵味，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淑女装系列就是从韩国流行过来的大荷叶的领子、小灯笼的袖子、胸前可爱的蝴蝶结，显得沉稳干练却不失柔美可爱的气质。像近几年的服装会上处处可见韩国风格的服装，H型的西装外套、宽松的针织毛衣、高腰蓬蓬的连身短裙，即使一件普通的牛仔裤，适当的在裤身的各个部位用特殊的颜料绘上各种抽象涂鸦图案，随意的配上一件单色的简单的上衣都会显得品味十足。这些都是如今在韩国极为盛行的服装款式。时尚但不另类，追随潮流但又不过分张扬，适合各种场合穿着。
从另一方面来说，韩国人对白色极为偏好，使得韩国服饰的色彩格调多是明亮、和谐、淡雅的。“色彩心理学研究表明，纯度高的色彩能够使人产生更强的视觉印象和心理反应，比饱和度低的颜色更具有跳跃感，这也从一个侧面烘
托出韩国是一个有活力的民族。”[1]所以色彩及其形成的格调是服饰生命力的重要标志。韩国的服饰通常给我们单纯和自由的气息，正如卢梭所说：“单纯是所有艺术创作中美的根本基础”[2]，“纯洁产生诗”[3]。纯净的色彩和简练大方的款式，使韩国服饰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混搭风格。
三. 韩流文化对我国女装发展的启迪
中韩文化的相通性为韩国文化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前提条件。韩国的影视文化极大的促进韩国服装的发展使得中国对韩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和认同，也在无形中提升了服饰的文化价值。韩国的服装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强势的韩流文化积淀出韩国独特的服装气息，而这种独特的气质则增强了人们对韩国文化的认可以及更深入的探索与了解。韩国的服装业与中国的服装市场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发展局面。
中国作为服装产业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形引领别国服饰潮流的固定风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问题。韩国的服装的潮流发展能够在吸引别国的同时，仍然保留着自己独到的特点，形成鲜明的本土个性，抓住人们的眼球，引导人们追逐时尚的方向。中国文化传统崇尚中庸之道，时尚是产生于自由，产生于瞬间，产生于创意，产生与生活。如今的中国整体实力日趋强大，中国急需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形象，具有现代感的专属中国特色风格，这种特色反映在服饰中，就会形成“中国风格”。中国的新时代的年轻人若能真正具备实力和毅力，他们的力量将是不可估量的，必将影响整个世界，他们的服饰装扮也必将引领世界潮流。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服装行业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能够使我国服装行业屹立于世界服装强国中，是我国服装行业发展的目标。（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心雄等：《韩国传统服饰色彩与现代设计》，转引自《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话语层面，是指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的语汇。流行话语并不像前两者具有物质载体，但却直接反映了流行品背后的意识形态。“酷”这一流行词语以及随后的HIGH、IN等流行形容词，集中反映了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指向。对这些词汇的解读，是探寻当前青少年观念心态的一把钥匙。另一类流行话语则是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新出现的高频词。如“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的网上评选活动所选出的“十大流行语”排行结果是：(1)9.11；(2)本·拉登；(3)申奥成功；(4)入世；(5)WTO；(6)“翠花，上酸菜”；(7)出线；(8)QQ；(9)反恐；(10)Flash。(《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6日)其中有(6)、(8)、(10)三项属于青少年流行话语。这些词汇为当年的流行事物留下了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档案。
对于流行文化这一研究对象，我们所能进行的无非是跨时间的纵向比较和跨地区的横向比较。跨地区的流行文化比较虽然很有研究价值，但却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比如中日两国青少年流行文化比较研究。目前我们只能进行前一种跨时比较。对比1997年以前我国青少年中曾经出现的流行文化现象，我们归纳了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以下六个特点。
技术特点——依托网络、电脑、手机的流行文化现象
发达的技术本身并不能够产生流行，但却会迅速地被流行品所吸收。如果问起最近5年流行文化的变化，当代中国青少年感触最深的恐怕就是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新鲜与惊奇。其中，声像技术和通讯技术大大丰富了流行文化的物质载体。
多媒体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电脑和VCD的普及、超大纯平显示器的出现、动画制作工艺的日益精良等等，都极大地增强了各种传媒的声像效果。这些新出现的声像技术强化了人们的视听感受，对诉诸感官刺激的流行文化贡献良多。
[据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与对策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6-7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及3个地级市、3个县城，对12所大学、21所中学的2710位大中学生的问卷调查(以下简称“课题组调查”)，被调查的青少年“个人拥有或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电子物品(比例)为：收音机/随身听(75.9%)，电视机(59.6%)，录音机(50.5%)，电脑(45.0%)，照相机(37.5%)，VCD机(35.7%)，手机(31.9%)，CD机(26.6%)，电子游戏机(26.1%)，组合音响(24.4%)，录像机(23.3%)，传呼机(20.8%)，DVD机(11.8%)，MP3机(7.4%)。]
毫不奇怪，声像技术首先被用于为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色情”与“暴力”添彩。电视广告、影视作品和报刊出版物中的“美女”形象频繁出现，且精益求精，极尽“美容”之能事，以致于一位社会学者以“美女轰炸”来指称这种现象。“暴力”是能带给人们的另一途径。一度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风靡一时的《黑客帝国》，以黑色的“酷”感将“暴力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而“星际争霸”、“反恐精英”等流行的电子、网络游戏，则让热衷其中的青少年们感受到使用“虚拟暴力”的兴奋。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84.6%的人上过网，其中51.6%的人玩过“网络游戏”；在“上网”玩游戏的人中，有44.7%的人主要玩有一定“暴力倾向”的“即时战略”类游戏(如“星际争霸”、“帝国时代”等)和“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如“三角洲”、“CS”等)。]
改变流行文化的另一因素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2002年初，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中国大陆地区上网人数达到2250万，其中35岁以下的占了83.84%，18岁到24岁的最多；同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更是达到1.714亿户的规模。前者是网络聊天、BBS、网络社区、网络游戏等流行文化的技术基础，而手机的广泛使用则推动了硬件方面手机款式的变换和软件方面短信息文化的出现。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上网”青少年中，有44.6%的人“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找人聊天”，“上网”聊过天的人占82.1%，通过聊天室、QQ、BBS、虚拟社区等途径与人聊天的人占95.2%。]
发达的网络通讯技术不仅带来新的电子交流方式，同时也为流行资讯提供了新的强大的传播工具，甚至网络本身就可以完成一次“流行”的全部过程。以《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代表的一部分“网络文学”，就经历了一次由网络到出版到影视(兼有话剧等文艺形式)的流行过程。网络社区和网络聊天的繁荣则促成了新一套的流行话语，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中与流行文化相关的“翠花，上酸菜”、
【摘要题】和Flash，都与网络有直接联系。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被调查的青少年所选择的(限选10个)前10位词语中，有6个词语与网络流行文化有关，并分别排在1-6位：美眉(58.5%)，QQ(45.8%)，翠花，上酸菜(42.2%)，网虫(41.6%)，伊妹儿(41.1%)，网恋(40.8%)；有69.2%的人平时说话或写东西时，使用过这类流行语。]
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只是被动地让人们接受信息，平面制作技术、网页制作技术、Flas等等，喜欢艺术的普通人借之也能够获得某种表现力，并相应地形成了以该种技术为依托的流行文化。而手机短信作为双向互动式的流行文化，则在更大范围内受到青少年的欢迎。2001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发送的短信总量达159亿条，联通也达到30亿条，中国1.7亿手机用户平均每3天发送1条短信。由于短信发送的技术要求，每条只能发送160个英文字符，或者70个中文字符的内容。这种通信技术特点促成了短消息快捷、短促和简单的快餐式文化特征。
阶层特点——“小资”、“新人类”、“小众化”
圈子的亚文化
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在最近5年出现的一大变化是阶层分化。作为社会分层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反映，处于不同阶层的青少年开始形成各自流行的“亚文化”。
“小资”这一流行话语关键词，集中体现了青年阶层化的趋势。这个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加批判的历史词汇，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文化意义。那些在中国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青年”们在“小资”的旗帜下，找到了归属感和身份定位。“小资”这一城市主流消费群体的出现，带动了酒吧、健身、美容等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交场所决定了其欣赏品位：典雅、精致、舒适、绅士化、不落俗套，还有一点点“多愁善感”。将“小资”看作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可能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流行话语。事实上，它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形容词出现的频率也更高，比如说“你很小资”，但很少有人直接问“你是个小资吧?”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8.9%的人认为“小资”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新人类”是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的另一流行话语关键词。与之相关的是“新新人类”、“新某族”等一类称谓。比起“小资”来，“新人类”所指称的群体外延不明，其流行文化也很不容易把握，但似乎都具有这样一些价值指向：年轻、新潮、前卫、刺激、暴露、狂野、奢侈和叛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人类”在精神上或许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视为前辈，但在物质上绝对与当年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在《新周刊》进行的一项对“80年代出生者”和他们的父母“买东西时最看中的因素”的调查中，所给出的选项有：品牌、质量、款式、价格和其他。其中“孩子”更看中“款式”(占49.1%)，父母更看中“质量”(占57.9%)。对款式的强烈追求，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消费的炫耀性特征。这种炫耀性不在于与富豪们的财富相比，而在于对自己的品味的展示，在于对自己不甘落后于时尚潮流的追求能力的展示。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穿名牌衣服的目的”，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4.2%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穿给别人看，以免被人瞧不起”，有19.0%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20.7%的人认为“既是为了给别人看，同时也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36.8%的人认为“名牌就是质量好、耐穿，同时也有面子”，4项合计占80.7%。]
“小资”与“新人类”占据了太多的媒体目光，以致于我们对其他阶层中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所知不详。比如城市“民工”青年、“蓝领”工人的流行文化取向如何?是否受到城市“白领青年”的文化取向的影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与阶层化相伴的另一现象是流行文化的“小众化”趋势。阶层化将社会金字塔纵向切割为一些层级，“小众化”则将某一层级再横向细分为许多板块。典型的“小众化”板块，比如“摇滚发烧友”、“欧洲电影俱乐部”、“DV摄影爱好者”等等，围绕这些流行文化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和交流模式，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各个板块之间互有重叠，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这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小众化”板块，虽然人数并不庞大，但却是更大范围内的大众流行文化策源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混迹于北京“摇滚小圈子”里的人物，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类似于营销理论研究中的“市场细分”，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研究也应当对“小众化”的“亚文化”进行细致的分类和考察。
地域特点——“韩流来袭”、京沪流行文化的退与进
当前我国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依然摆脱不掉“后殖民时代”的背景。如果我们不考虑“后殖民”这一词汇所具有的帝国主义色彩，而将它定义为某一地区对另一地区的“文化输出”或“文化输入”，那么它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层含义——正如一位青年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像港台明显那样说话，像韩国明星那样打扮，做出欧美明显的表情，像日剧那样恋爱。”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其中正在崇拜外国“明星”的人占28.8%、港台“明星”的占31.6%、大陆“明星”的只占6.2%、三者都有的占33.4%，正在崇拜影视界“明星”的人占37.2%、体育界“明星”的占23.3%、两者都有的占39.4%，正在崇拜活着的“明星”的人占68.3%。]
同1978年以后的其他时段一样，欧美和港台依然是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策源地。近5年所出现的新现象是“东洋”流行文化的狂飙突进。日、韩流行文化以彩妆、影视剧、劲舞表演等形式在中国城市青少年之中迅速风靡，以致有人惊呼“韩流来袭”。
对中国大陆引进的日、韩的流行文化元素需要区别分析。虽然仍有争议，但“彩发”至少被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反映了东亚国家青少年的“后殖民”心态，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中、日、韩三国尽管染发可选择的颜色多样，但绝大多数都以黄色为主。与此相反，日、韩剧中表现出的家庭亲情和生活气息，则反映了东亚国家重视人际情感的文化伦理。而NRG、H.O.T等劲歌热舞组合，则同欧美的摇滚乐队无异，都是以强烈迅猛的声色效果，冲击青少年的视听感受。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1.0%的人认为“哈日/哈韩”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与此同时，港台流行文化在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依然保持魅力，但早期的那种地域神秘感有所淡化，甚至消失了。“97回归”，结束了一个内地青少年唯“港式”流行文化为时尚的漫长时代，越来越多的流行产品由两岸、三地的创作者联手推出。
在欧美、日韩、港台作为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三大策源地”的格局下，京、沪两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当前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另一地域特征：一方面中国大陆城市流行文化的既有传播路线：“欧美——日韩——港台——广东——内地”依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的传播路线也逐渐形成，并在中国“入世”后有逐渐与前者形成分庭抗礼的势头——这就是东、西洋的外来流行文化直接经由京、沪两地向内地扩散的趋势。与此相伴，一些迹象已显示出：广东作为南方流行文化中转站的衰落，如早年曾经称雄广州歌坛的音乐人纷纷北上，另求发展。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有没有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人”，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上海为83.7%，北京为80.5%，广州为71.7%；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是否有喜欢、崇拜某个‘明星’到了疯狂的程度”，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北京为40.5%，上海为31.6%，广州为19.9%。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对于模仿“明星”、或“与名人对话”这一类电视节目，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看”的人北京占15.6%、上海占14.9%、广州占11.3%；对于“明星”的照片、签名、资料等，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集”的人北京占24.4%、上海占22.1%、广州占13.5%。]
北京和上海在本土的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出现了有退、有进的变化。2000年初爆发的“王朔、金庸之争”，表露出20世纪9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新京味文化”在历经10年后的势微。王朔在著名的《我看金庸》一文最后写道：“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10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有论者认为，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正是中国大陆通俗文化的代言人向港台通俗文化的代言人，第一次站在对等条件上进行的一次象征性的挑战。其实质反映了双方在市场配额、势力范围方面的摩擦与冲突。这的确是一次象征性的挑战，但并非对等的。“北派”已经全面溃退，冯小刚的贺岁电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文化的最后挣扎。
上海则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浦东开发之后，迅速恢复了它60年多前的流行文化记忆，一股“怀旧”风尘借着各种形式，提醒着人们它曾经有过的风流和繁华。张爱玲、王安忆和陈丹燕等女作家以个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全中国的“小资”们提供了足够的“怀旧”想象的空间。而一批上海“新锐作家”、“美女作家”的作品，则让正在现代化和尚未现代化的中国人，强烈感受到已经现代化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场所和跨国资本所在地的身份。这个中国“小资”的最大聚居地，即使在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建树不多，也是最大的消费者。尽管一些流行品(如偶像剧《浪漫樱花》)的制作基地转移到了上海，但这座城市想要恢复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产业中心的地位，仍有待文化政策的放宽，以及在沪文艺工作者的努力。
生产特点——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及产业间的相互渗透
勿容质疑，流行文化已成为一种产业。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她还像个羞涩的小姑娘与市场眉来眼去，那么近5年来她同市场已经结成了一对情投意合的伴侣。正如音乐评论家金兆钧所言：“流行音乐仰仗着它自身的特质和它借以生存的市场之手顽强地向上生长。它在市场经济加都市化的大潮中如鱼得水，虽然仍是人微言轻，但已隐隐然将一张拥有巨大潜能的无烟工业的蓝图悬挂在空中。”除了流行音乐，影视、出版、服饰、美容等流行文化产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时期已经走向成熟，形成从制作、推广到传播的一整套市场化机制，只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有关管理部门对于还将渴望染指的资本排除在某些之外。
产业化促成了流行文化完全的商业化，原生的民间性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只是在“小众化”圈子和新生的网络空间存在着，商人们则时刻以资本的意志利用和改造着青少年流行文化。一旦某一事物由于偶发性的因素进入流行，制造该流行品的生产线就会开足马力，再被商人们以老练的娱乐营销手段迅速推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情况则是生产商直接“制造流行”。1957年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弥尔顿对当时流行文化的特征总结道：“普及的，短暂的，低廉的，大批量生产的，年轻人的，浮夸的，性感的，骗人的玩意儿，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不难感觉到，我们正在进入这样的时代。
最近5年内，出现了不同流行文化产业相互渗透的趋势，最为明显的是出版业与影视业的双向互动。显然，进入流行品市场的资本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谋利的机会，如果有一道流行大餐出现，各个行业都希望从中分得一块蛋糕。围绕着一种流行主产品会产生许多副产品，从而形成一个个流行产品的组合。《泰坦尼克》和《流星花园》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生猛个案。这两部影视片带动了VCD、卡带、画册、图书、“文化衫”、海报招贴画等一系列流行品。有时副产品的出现甚至会早于主产品，如2002年夏季“E.T.文化衫”的出现甚至早于影片《克隆人的入侵》。
产业化最终使资本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将流行文化纳入了生产线式的商业流程。这无疑加速了流行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同时也使流行品的流行周期缩短——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人们已经厌倦了原先的流行品，而是因为流行文化产业内激烈的竞争和资本加速循环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娱乐界“新人辈出”、出版界“新作不断”、服装界“新款轮番上市”的现象。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同时也制造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帮助工业社会，完成其扩大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对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有过精彩的批判和分析。最近5年“消费主义”的出现，是以中国青年中部分群体迅速上升的购买力为背景的。变革中的当代中国社会重新培养了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成为流行品消费的主力人群。另外，国家法定休闲时间的进一步增加，也为流行品市场的繁荣增加了助力。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每月的零花钱有1-50元的人占23.7%，51-100元的占18.2%，101-200元的占15.0%，201-300元的占8.7%，4项合计占65.6%。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得到2002年春节“压岁钱”101-300元的人占13.5%，301-500元的占12.3%，501-800元的占12.2%，801-1000元的占12.2%，1000元以上的18.8%，5项合计占69.0%；“压岁钱”全部由自己支配的人占50.5%。]
心理特点——时尚、幼稚和怀旧
正如没有人料到，在大红大紫的1997年，大街小巷传唱的竟是一首表达无奈心绪的《心太软》，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殊难把握。流行文化的生产过程可以被产业化，然而流行什么，并不完全由商人说了算。社会心理学为我们探寻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提供了一种视角。下面我们尝试着分析近5年来，较具代表性的三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特征：时尚、幼稚和怀旧。
从汉语语源看，“时尚”就是“时风所尚”，与“流行”一词的定义雷同。但“时尚”又与“流行”有重要的区别。“时尚”具有前卫性、区别性和消费性特征，这是大范围的流行文化所不具备的。“时尚”往往是引领流行潮流的群体所崇尚的品位和风格，这是其前卫性；追求时尚的心理有意与社会其他群体区别开来，遵循着“人无我有”的原则，这是其区别性；时尚物品往往是短期的、阶段性的产品，因而也就具有消费性。
“时尚”与“流行”具有共生和互斥的双重关系。在某一物品由时尚走向更大范围的流行时，同时也会成为时尚所扬弃的对象。在爆得大名之前，王家卫的影片很受到一些“小资”青年的喜爱，而《花样年华》迅速走红之后，王本人从一个有些另类的香港导演，成为大众娱乐界的明星人物，其作品也就显得不够那么“小资”了，再谈王家卫，已经有媚俗的嫌疑。时尚心理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影响，可以与阶层化的特征结合起来分析。
“幼稚”是当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中一种看似反常的心理特征。相关的现象之一是《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等一批日本卡通片畅销一时，各大购物网站都将其放到了推荐排行榜上。奇怪的是，这些动画片不仅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也在已经成人的青年中具有相当大的市场。现象之二是《射雕英雄传》、《丁丁历险记》、蔡琴歌曲等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品，也在各大音像店长期热卖。这些流行品帮助今天的中国青年，回忆起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最爱。
不能否认这些流行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但它们之所以能够流行，仅靠艺术魅力还不够。支持这些流行品市场的是青年人中一种“不愿长大”的社会心态，他们刻意地去回避矛盾，希望退缩到从前安宁的状态中。其背后则表达了部分青少年对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的迷惘、无奈和不知所措。“幼稚”和回忆多少可以帮助他们暂时忘掉这一切，陶醉于想象之中与童年的记忆。网上一位作者评论道：“成人世界借助漫画与卡通，缓解了现实的紧张和焦虑。他们的心被想象力的温暖包围着。于是，你可以不长大、不挣钱、不要老婆，也不考虑未来。你可以尽情地在戏谑和游戏中快乐地生活着，和那些猫猫狗狗一样，单纯而愉快地观望世界。”
《老照片》等“怀旧”流行风潮貌似回忆，其实是对历史的想象。“怀旧”这一主题彰显了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的“世纪末情结”。这些生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精心筛选后将片段放大，尽管变形也在所不惜。“怀旧”流行品的主流是上个世纪民国时代中国城市的流风余韵，如20年代的“京华”、30年代的“金陵”和40年代的“海上花”。尽管了无痕，“小资”们还是陶醉在自己幻想的凄凉、美丽的沧桑感中，并在那些梦幻般的历史碎片中找到了往日的自己，从而完成了一次身份定位。他们一边可以端坐在万航渡路上的百乐门舞厅里，捕捉旧世纪30年代的莺歌燕舞；也可以徜徉在90年代的淮海路上，感受时髦女郎追赶流行的脚步。而20世纪那些宏大的历史主题，如民族存亡、文化启蒙、民主革命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喜欢“怀旧”。“新人类”就无旧可怀，他们的眼光总是指向最新鲜的事物。而对于那些还在为生存挣扎的年轻人来说，“怀旧”真是一种奢侈而荒唐的行为。
意识形态特点——市场经济社会的“消费主义”与思潮的多元化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只要我喜欢，价格再贵的东西我都会想办法买下来”这一观点，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6.7%的人表示“完全同意”，有17.3%的人表示“比较同意”，有28.0%的人表示“一般”(无所谓)，3项合计占52%。]
与20年前邓丽君歌曲对坚冰一块的意识形态的突破相对比，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其政治色彩已经大为淡化，“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研究表明，消费意识在新一代青少年的意识结构中，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购买行为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其消费举动背后所暗含着的意念。一份时尚刊物口号式的广告词，清楚、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时期“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
新新MM(美眉)新进化论——
MM比真理可爱
社会要中兴，消费是中心
快乐无罪，花钱有理
好好时尚，天天向上
生活是一种消费，时尚是一场恋爱
爱消费，不要浪费
要资讯，你不要太逊
右手拼命工作，左手拼命刷卡
大脑指挥赚钱，小脑指挥花钱
眼睛想旅行，鼻子要恋爱，舌头想跳舞……
打折比率决定我们的智商高低，消费地图组成我们的大脑沟回
我们零储蓄，我们零压力，我们与快乐——零距离……
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绕着MM转
美眉第二期即将出街，随刊附送超值快乐大礼包!
[“课题组调查”显示，当问及“在日常生活中花钱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3.1%的人回答“人是最重要的，钱该花就花”，有12.7%的人回答“几乎什么都不想”，有4.1%的人回答“钱是身外之物，不花白不花”，3项合计占49.9%。]
“消费主义”之外，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还表现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特征。一位作家在描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年时，曾用了“众生喧哗”一词。以下列举近年来在流行文化中有所表现的几种思潮。
1996年以后，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青年中涌动，而1999年的“5.8事件”更是激起了富有“民族主义”含义的文化产品的流行，比如印有“打倒北约”的“文化衫”和一款根据朝鲜战争改编的国产电子游戏。
“左派”思想也以新的面孔在流行文化领域找到了一席之地。2000年5月，北京音乐人张广天以他执导的《切·格瓦拉》一剧叫响京城，剧中再现的革命语言和红色大旗让观众惊诧不已。不久，北京街头就经常可见印有格瓦拉头像的“文化衫”。
一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创作的影响
香港是亚洲少数拥有自己漫画传统的地方，其功夫漫画别树一格，在日本及美国漫画外，创造出独特的风格而深受各地华人青年的爱戴。较鲜为人知的是，香港漫画从战后至今的发展，一直受到日本漫画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们首先回顾香港漫画家如何受日本的影响3。战后第一批香港漫画家是在1960年代才正式出现，他们主要受中国大陆漫画的影响。当时本地漫画家接触日本漫画的渠道有限，只有少量翻译日本漫画作参考，因此日本漫画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且比较间接。1960年代香港受欢迎漫画中较有日本成份的是许强的《神笔》及李慧珍的《十三点》（1966年始）。《神笔》是科幻侦探作品，超人（Ultraman，俗称「日本咸蛋超人）为书中主要角色，这是因为1960年代末香港兴起超人热。香港电视台播放超人电视剧，一些戏院也定期放影超人电影，超人成为小孩最喜欢的卡通人物。因此，当时不少本地漫画都加上超人一角以增加销路。另一作品《十三点》可说是最早期的香港少女漫画，其画法多少受日本少女漫画的影响，特别是大眼睛与长腿的运用及时装方面。听说李从小就喜欢玩日本少女娃娃（可换衣服的那种）及看日本少女漫画，不少创作灵感大概由此而来。此外，东方庸的科幻作品有抄袭日本人物的倾向，例如其《科学小飞侠》（1966）及《太空神童》（1966）便明显以手冢治虫的《小飞侠》为蓝本4。
1970年代，「香港连环图教父黄玉郎在香港漫画界崛起，为香港漫画开拓新路线，画出与日、美、中不同而富有香港特色的作品。黄的《小流氓》（1971-75）开创香港功夫漫画的先河5，这本漫画内容是关于七个功夫小子替香港社会低下阶层抱打不平的故事。《小流氓》的兴起主要受李小龙功夫热潮的影响。黄玉郎在创作这作品时，在内容及风格上似乎受到日本漫画家望月三起也作品（特别是《七金刚》）的影响。《七金刚》是讲述七个年轻特警除暴安良的故事，它与《小流氓》的最大不同在于书中主角是以现代武器而非传统武术取胜。望月三起也的写实风格，特别是处理暴力画面的手法，对《小流氓》似乎有一定的启发，奇怪的是连主角的样貌也有几分相似6。此外，黄玉郎同期的一些作品有盗用日本卡通人物的情况，其中以《小魔神》（1969）及《超人之子》（1969）最为明显。前者受《铁人28》等日本机械人卡通及电视片集的影响；后者上承1960年代末本地漫画盗用超人的潮流。在没有法律保障知识产权的60、70年代，这种盗用角色的情况十分普遍，连西方（如蝙蝠侠）及本地（如老夫子）的卡通人物也成为盗用的对象。1975年因香港政府立法打击不良刊物，《小流氓》摇身一变成为《龙虎门》（1975年至现在）。除了减低暴力成份外，更有意思的发展是背景国际化，英雄们打击的对象从香港各区的坏人变为日本黑帮。这也为香港功夫漫画奠定了一条方程式，就是代表正义的中国功夫英雄与代表邪恶的日本武士决战。《龙虎门》一直是70年代后半及80年代初香港最受欢迎的本地漫画，直至马荣成在1983年出版《中华英雄》，情况才开始改变。
马荣成是继黄玉郎以来最受欢迎及影响力最大的香港漫画家，他所画的《中华英雄》曾创下一期售出二十万册的记录。马荣成很热爱日本漫画，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向日本漫画学习，更在每期《中华英雄》的最后花上一两页介绍他喜欢的日本漫画家的技巧及特色。他最崇拜的是池上辽一。池上画功细致写实，尤擅长画东方人面孔及功夫打斗场面。池上的《泪眼煞星》及《男组》等作品对《中华英雄》的创作有很大启发。马也承认池上对他影响最深，其早期作品在构图及阴影的处理方面都学自池上。马在自传中多处表达对池上的敬慕，他回忆道：「在我早期入漫画行的时候，我曾很崇拜一位日本漫画家池上辽一，我的创作有许多亦是受他的影响。我自小的心愿是希望能与他握一次手，大家来一起畅谈漫画！于是乎我把每一期自己创作的连环图寄到日本送给他。7此外，另一个对他有较深影响的是松森正。松森最擅长画功夫格斗漫画，其打斗场面十分迫真。马荣成在处理徒手搏击及武器格斗时都曾借镜松森的作品（如《拳神》）8。在故事结构及人物性格的描写上，马受日本漫画剧本家小池一夫的影响最深，而小池正是长期为池上辽一及松森正提供故事的剧本家。受日本漫画处理剧本的手法影响，马荣成（及其编剧刘定坚）在绘画《中华英雄》时，早就将整个故事发展及细节想好，而不像其他香港漫画家边画边写故事。在控制故事进度、在武打加上细致感情与丰富人情味及每集结尾制造高潮上，似乎也参考了小池的做法。在本地漫画家里，黄玉郎的功夫漫画对马荣成很有启蒙作用。因此他上承黄的方程式，故事的主线也是讲中国武术师傅与日本帮派的对抗。
黄玉郎与马荣成后来都开创自己的漫画出版公司，成为香港两大漫画阵营，本地大部分漫画家都在黄的「玉皇朝及马的「天下两大公司出版其作品（主要还是功夫漫画）。黄及马近年在漫画创作上已退居二线，而旗下漫画家主要受他们的影响，没有甚么大突破。
近年最值得注意的香港漫画家反而是来自两大集团以外的非主流派。曾在不同中小型漫画社出版作品的司徒剑侨及利志达是新进漫画家的代表。司徒的作品最有日本味道，擅长画有科幻特色的格斗漫画。他最崇拜日本科幻动画大师士郎正宗及安彦良和，并一直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们，而他们也多次给予意见，所以司徒当自己是他们的「俗家弟子。受日本科幻作品的影响，司徒设计的人物性格较冷酷及人际关系较疏离。司徒表示：「我写的是科幻作品，所以不会偏重爱情。另外，或许我受了日本动画《机动战士》的深远影响，爱情部分自然表达得较为含蓄。9司徒的早期作品《赌圣传奇》（1991）在人物造型及意念上有《龙珠》及《超人》的影子。例如出现类似超级撒亚人及超人变身的「必杀技。其代表作《超神Z》（1993）及《拳皇Z》（2000，获SNK授权）的灵感分别来自电玩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10。此外，其《六道天书》（1998，刘定坚合着）及《八仙道》（2001）则有安彦良和的《机动战士高达》及《阿里安》的影子，可见采用著名日本卡通或电玩的风格及人物角色的做法至今仍未消失。其实近年单是抄袭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的香港漫画便有十多套。
利志达是近年最有创意的漫画家，其画风独特，多少受大友克洋、望月峰太郎及丸尾末广的影响。他的题材及表达形式比较多元化，其中有作品竟取材自村上春树的小说11。在故事构思上喜欢打破惯例及常识，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方面很像望月峰太郎。
二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消费文化的影响
以香港出版情况而言，日本漫画与本地漫画可谓平分春色。自1992年文化传信向日本购买版权，出版香港中文版日本漫画以来，已有近十家本地出版社出版港版日本漫画。其中以文化传信、天下及玉皇朝这「三大为主力，合共出版数百种日本漫画。现在受欢迎的日本漫画单行本可卖五万册左右（昔日的《龙珠》及《灌篮高手》每期有逾十万册的销路），而销路最好的本地版日本漫画杂志EX-am（文化传信）每期售出约四万册（全盛期逾十万册）12。
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的消费文化有颇大影响。首先是对香港漫画出版形式的冲击。香港漫画的形式一直较接近于美国，一般用A4纸彩色印刷，薄薄一本约三四十页，以周刊形式出版；而日本漫画的本地中文版却沿用日本单行本的形式，用B5纸黑白印成约二百页的书，平均一两个月才出版一次。近年有些本地漫画采用日本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尤以珍藏版及重刻版为多。这是因为日式漫画体积较少、篇幅较多及易于携带与保存13。
香港漫画出租书店的普及也是由日本漫画热潮带动的。香港出租漫画的历史可追溯至1950年代，但真正的普及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1980年代后期起，随着日本漫画的流行，出租日本漫画为主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在市面上有近两百家这类书店，其中一部分是漫画茶馆。光顾者以二三十岁的男性为主。随着漫画上网及网吧的流行，最近一些漫画网吧也在香港出现，以配合e世代的新消费品味。
同人志（业余漫画创作）及cosplay（全名为costumeplay，意即扮演卡通人物的活动）是从日本传入的两种漫画文化。同人志早于1980年代已在香港出现，其中以1985开始出版的同人志漫画杂志《漫画同盟》尤为重要，该志每期出版十多个实验性短篇。1990年代由次文化堂出版的漫画也多少带有同人志的性质。近年每年都有几个定期的同人志活动，其中以ComicWorld（由日本的SE株式会社及香港的TG坊等组织合办）规模较大及活动最频密（一年四次；2002年后改为一年两次）。2002年2月举办的已是第13届。此外，每年一度的「漫人墟（由香港漫画协会主办）也是同人志的盛事。整体而言，香港的日本漫画及动画组织日多，参与同人志活动的业余漫画家亦不断增加，但作品多在网页刊登，本地贩卖及收藏同人志作品的活动仍未算十分活跃。近年亦出现同人志出身的新进职业漫画家，例如孙军威就因其同人志作品被文化传信看中而获聘用，而且还曾被派往日本受训。
Cosplay最初出现于1993年的一个文化展览会中。有一个香港同人志团体租用档摊贩卖其团员的漫画，团员则打扮成《银河英雄传说》的人物以引人注意。自1997年香港漫画协会主办「漫人墟后，香港的同人志及cosplay爱好者便每年多了一个活动的机会，参与「漫人墟的人数每年上升。自1999年后cosplay越来越受欢迎及受传媒的注意，开始与同人志分开，呈现独立发展的倾向。香港各大学纷纷举办cosplay的活动，现在每年cosplay的大型活动有四五个之多，而cosplay爱好者则多达数百。香港的cosplay呈现一些本地化现象，除了日本的漫画人物、偶像歌星、电影及电视剧的角色外，本地漫画角色也成为cosplay的对象14。
三日本漫画对香港娱乐事业的影响
日本漫画对香港的消费文化及娱乐事业都有钜大影响。在消费文化方面，Sanrio（如吉蒂猫）、San-X（如趴地熊）、任天堂（如宠物小精灵）及Bandai（如数码暴龙及超速摇摇）等日本卡通人物商品在香港十分流行，除了日本版外，还有大量本地版及盗版。本地版是指一些香港公司向日本取得版权，可以在产品上使用其卡通人物。以月饼为例，几家本地月饼生产商近年推出吉蒂猫、美少女战士、樱桃小丸子、数码暴龙及宠物小精灵的月饼，使中秋节加添了日本的气氛。日本卡通人物商品的成功，刺激一些香港公司加入卡通人物商品的市场，「可爱天国及"Codebar"为两大本地卡通人物公司，它们的设计及商业手法都十分日本化。以「可爱天国为例，其卡通人物都以日文命名，像Hanako及Nanako等，其中一个造型竟是日本神话的怪物「河童。
日本漫画及动画对香港电影、电视剧及音乐有一定冲击。在电影方面，最明显的是1990年代以来很多日本漫画名作被改拍成真人版的香港电影。已上画的包括《城市猎人》、《男儿当入樽》、《孔雀王》、《流氓医生》、《青春火花》、《泪眼煞星》、GTO、《怪医秦博士》、《铁拳》、StreetFighters、《金田一少年的事件簿》及《杀手亚一》的香港电影版；正在拍摄中的则有《头文字D》及《铁人28》等。其中如《城市猎人》、《孔雀王》、《杀手亚一》、《头文字D》及《铁人28》是正式向日方购买版权，它们不但有日本演员、技术人员或资金的参与，而且也在港日两地上画。可是不少以本地市场为目标的制作却没有获得日方的版权，一些使用的片名从广东话译名变化而来（例如GTO的中译为《麻辣教师》，港产片《麻辣教室》便是模仿GTO的作品），而且香港导演与编剧会将故事加以修改，人物也换上本地的名字，藉此逃避法律责任。此外也有很多香港电影的名字盗用或影射日本漫画中文版的名字，虽然内容与原著毫无关系。好象Touch、《废柴同盟》、《爱与诚》、《超时空要塞》及《去吧！稻中桌球社》等便被改为香港电影的名称（如《超时空要塞》变成《超时空要爱》，而Touch改作《初恋无限Touch》；《废柴同盟》及《爱与诚》甚至不加修改便被应用）。日本漫画也影响香港电影的内容及表达方式，好象周星驰的喜剧便十分漫画化（如受惊时大字型倒在地上；兴奋时流鼻血等）15。此外，香港近年出现很多以厨艺比赛为题材的电影，明显是受《伙头智多星》、《将太的寿司》及《中华小厨师》等日本漫画的影响。
日本ACG也刺激香港动画制作及CG（computergraphic，意即电脑构图）在电影的运用，徐克执导的动画片《小倩》（1997）便是港人借日人力量尝试创作本地动画的例子。此片虽然以可与迪士尼及宫崎骏媲美的香港动画片为宣传，但严格来说是港日合作的产品。香港负责出资、执导、配音、剧本及意念，具体的制作如原画、上色、分镜及3D数码特技等则主要委托日本公司处理。香港电影虽发达，但动画片则仍在起步阶段，要借助日人之处甚多。听说在2002年港日动漫界与电视台正商量共同制作以金庸武侠小说为题材的电视卡通系列，假如成事，便开港日合制电视卡通的先河16。2002年初香港女星翁虹也表示会与日人合作拍摄以亚洲为市场的动画片。似乎无论专家或门外汉都对港日动画合作的前景抱乐观态度。
一些日本漫画如《爱与诚》及《消防员的故事》等曾被改编为香港电视剧，剧名虽然不同（如《爱与诚》变成了《香城浪子》〔1982，无线〕；《消防员的故事》被改编为《烈火雄心》〔1999，无线〕），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们是日本漫画的香港电视剧版。此外，《楼下伊人》（1990，亚视）一剧也有《相聚一刻》的影子。2001年台湾华视将日本少女漫画《花样男子》改拍成极受欢迎的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2002年香港无线电视台亦向日方取得版权，准备开拍港版《流星花园》，而且还会去日本取景。似乎最近香港无论将日本动画作品改拍本地电影或电视剧时，都是循着正式购买版权的方向发展。
日本动漫亦丰富了香港流行音乐。香港艺人喜欢将日本卡通的主题曲配上广东话，好象《叮当》、《IQ博士》、《千年女王》、《飘零燕》、《鬼太郎》、《忍者小灵精》、《面包超人》、《机灵小和尚》、《樱桃小丸子》、《百变小樱Magic咭》、《数码暴龙》及《超速摇摇》的广东话版主题曲都曾流行一时。近年，就连日本的动画片如《叮当》、《宠物小精灵》及《数码暴龙》等在港上映时也请本地著名歌手唱广东话版主题曲。
四结语
日本漫画对香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当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漫画丰富了香港漫画及流行文化，但香港漫画家及艺人大多不是盲目抄袭，而是有选择性地加以改造及运用。其实香港的漫画、电影、电视剧及音乐都有其独特之处，也许一些还可以给日本的同行参考。李小龙及成龙的功夫电影及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日本大受欢迎，2002年上半年度日本富士卫星台播放中日合制的金庸《神雕侠侣》的卡通系列（全26集）。香港动画科技公司MenfondElectronicArt曾参与制作Square第八代《太空战士》（FinalFantasy8）的动画影像。香港漫画也开始引起日本人注意，例如李志清带有中国水彩画风格的漫画（如《射雕英雄传》及《三国志》〔与日本漫画剧作家寺岛优合作〕等）及利志达变化莫测的特殊画风（如《刺秦》〔1993〕及《飞人九》〔1996〕等）便很受日人赏识，他们的作品更获邀在日本出版17。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港日漫画界及流行文化会有更多合作与互相刺激的机会。这不但能够刺激彼此的创作意念及方法，还会制造商机，为近年市场及创意均走下坡的港日漫画界带来更新的动力。
注释
1有关日本漫画对港、台、中、韩及东南亚的影响，参NgWai-ming,"TheImpactofJapaneseComicsandAnimationinAsia",JournalofJapaneseTradeandIndustry，第21期4号（东京：2002年7月），页30-33。
2有关日本漫画在香港的历史简介，参夏目房之介：《マンが世界战略》（《漫画的世界战略》）（东京：小学馆，2001），第四章，页93-114。此外，也参看赵永佳：〈日本漫画旋风袭港：记60至80年代的发展历程〉，《新晚报》（香港），1988年6月5日。
3有关香港在战后之初、1950及60年代的漫画发展，参郑家镇：《香港漫画春秋》（香港：三联书店，1992）。
4黄少仪、杨维邦编着：《香港漫画图鉴》（香港：乐文书店，1999），页103。
5有关香港功夫漫画的形成及特色，参JohnLent,"LocalComicBooksandtheCurseofMangainHongKong,SouthKoreaandTaiwan",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第9期1号（新加坡，1999），页108-14。
6黄少仪及杨维邦指出望月的《秘密侦探JA》对黄玉郎的人物造型也有影响。参注4书，页21。
7参马荣成：《马荣成自传：画出彩虹》（香港：友禾制作事务所，1990），页39、95。
8马荣成早期作品的题材、背景构图及对人物动作的绘画等方面，不少是受松森正的启发。同注7书，页45。
9谢联达：〈徘徊现实与科幻之间：司徒剑侨自强信念：「尽人事听天命〉，Action，创刊号（香港，2002年4月），页56。
10；11大アジア虚荣同盟编：《亚细亚通俗文化大全》（东京：スリーエーネシトワーク，1996），页253-54；254-55。
12有关新加坡与香港在出版日本漫画的比较，参吴伟明：〈新加坡的日本漫画文化〉，《亚洲文化》，第24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0年6月），页108-21。
13「三大以外，以自由人（已倒闭）为首的中小型漫画出版社发行不少日式单行本及杂志，对本地漫画业带来冲击。参刘定坚：《连环图大决战》（香港：自由人出版集团，1993），页193-95。
14有关香港cosplay的简介，参EddieChan：《J-Point别册：CosplayCollection秋の号》（香港：J-FanLtd，2001）。
15欧阳傲雪：〈再谈香港电影〉，《西湖评论》，第67期（1999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