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音乐传播与文化发展”。10月27日国内相关专家作了大会主旨发言，28日上午进行了分组讨论，分会场的议题分别是：音乐传播教育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音乐传播学的理论与文化发展策略；民族音乐文化与国际交流。其内容涉及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音乐传播教育，民族音乐的文化变迁，商业环境下的音乐传播，音乐传播与艺术管理，音乐著作权，大型音乐演唱会的策划，文化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网络音乐传播，音乐传播声学、音乐治疗学等多个领域。
一、学科建设深化与教育体系建立
与前两届研讨会相比，本次会议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与教育依然是代表们所关注、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学者们认为，学科的属性、定位问题应从学理的层面继续深化；学科的研究方法应多样，其基本方法应采用人文类研究方法(即定性研究的方法)、实证类研究方法(即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学科的发展应与自然学科相结合，如传播声学、治疗学等；音乐传播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等。
《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曾遂今)基于“对音乐传播现象是怎样依赖于时空的?人类音乐传播活动的发展演变，又是怎样影响着音乐传播活动赖以生存的时空环境?在今天音乐传播时空变化的条件下，我们的音乐文化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与机遇”等问题的思考，将音乐传播方式归纳为音乐的“零信道”传播、“信道”传播、“盲信道”传播、“网络信道”传播四种模式，由此产生两种效应：时空同向效应和时空反向效应。也是因为这两种时空效应观念，从而对音乐文化中的一些美学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音乐美学、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在研究音乐本质问题上的探究，为今天的音乐传播学研究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在音乐传播现象的研究中，把握时空观念，以时空作为该学科的切入点之一，是音乐传播学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的关键环节。
《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薛艺兵)通过对“声音景观”概念的界定和其理论引申的阐发，探讨了这一概念在音乐地域分布研究和地方音乐历史流变研究中值得思考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文中还提出“流动的声音景观”概念，并对其学术含义进行了理论阐述，指出音乐分布和传播研究应突破以往静态研究的局限，以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动态变化的新视角去审视在历史过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动变化着的“声音景观”。作者认为西方民族音乐学近年来常用的“声音景观”一词是一个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学术新概念，这一概念对于扩展我们有关音乐空间理念的认识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深化我国音乐传播学和音乐地理学的研究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在发言时，作者就音乐的时空语境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空间概念、时间概念、传播方式、音乐声音手段分类。
《再谈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汪森)用图表分析的方式，从我国现行的学科设置、体系出发，通过与艺术学、传播学、音乐学的比较，并就美国该专业的发展状况提出：(1)音乐传播学科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地位。认为音乐传播学不属于横向交叉学科、综合交叉学科，而应围绕音乐与传播的本质构建其学科体系的内容和框架。(2)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关系，在音乐传播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方面，可分为作为音乐美学的音乐传播和作为音乐社会学的音乐传播学两个层次。学科关系借助传播学的视角、观念、方法，结合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进行研究，至于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就更是传播学直接的理论来源。
《音乐传播导论》(赵志安)运用传播学的研究视角，指出所谓音乐传播，是指“信息化的音乐文化在社会环境中被交流与共享的系统活动过程”，进而提炼出作为学科范畴的音乐传播所具有的特征：(1)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其内容就是“信息化了的音乐文化”。(2)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传播活动，主题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其活动的展开受到多重社会环境的影响。(3)音乐传播是一种动态的系统传播活动，其中包括多种传播行为和系统活动过程。(4)音乐传播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传播活动，其本质是依托音乐艺术符号和共同的艺术经验，音乐信息在音乐传播的传播、接受主题双方之间引起心灵共鸣的一种精神交流行为。
有关学科建设的论文还有：《实践是音乐传播学的永恒话题》(陈荃有)，认为音乐传播的实践性很强，应密切联系具体研究对象和实践活动，充分挖掘音乐传播活动的特殊性。《流氓学视野中的音乐传播》(陈镇华)，运用跨越了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美学等多重论域，解析音乐传播过程。《“施之予鱼”不如“授之予渔”》(佟雪娜)，论述了音乐传播调查方法的分类及步骤的重要性等。
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建设具有科学体系的理论条件还不成熟，学科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音乐传播学学科理论是建立在传播学基础之上，“对于音乐信息及其传播活动规律的深入认识，不仅要音乐学的知识素养，还需要依托一般传播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广泛吸收艺术审美、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乃至相关法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尽管传播学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基础、观念基础，但音乐传播学毕竟还是音乐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更多地表现为“音乐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偏重于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传承、交流、传播。所以，从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治疗学等诸多学科中汲取营养，从而丰富本学科的理论来源，对于构建音乐传播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源泉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王建元从我国音乐传播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介绍了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音乐传播专业的定位，即以音乐学、传播学、管理学为基础，整合现代传媒、音乐文化事业 和产业等多种组合方式和管理手段，着力培养适应现代传媒和音乐事业、产业的应用操作型、复合研究型的高级应用性音乐人才。对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设想，他提出四个方向：一是培养音乐传播(音乐编导与策划)人才；二是拓宽音乐商务渠道；三是加强音乐传播研究；四是尽早开设音乐疗法专业方向。
宗晓军则从中央音乐学院艺术管理学科的成长历程，坚持认为实践是一个学科核心理论成长过程中的必走之路，新兴学科的理论形成与总结应该建立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念基础之上，而人才的培养必须和实践、就业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学科。
曾原纪则主要对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传播专业的发展和建设做了简单回顾，就该校在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介教育领域的优势和培养人才的体系和模式做了简单分析。
《由南广模式引发的思考》(周烨)通过对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近几年的办学经验和自己教学的分析，尤其注重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渗透创新教育的特色，认为面对音乐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努力为学生寻求可持续多元发展的道路，走实用性和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一条必由之路。
由于音乐传播所具有的跨学科性质，因此对于该学科人才的培养尤显重要。在我国现阶段，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表述，实质基本上是一致的。有的专家认为，音乐传播人才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在立足于传播学研究的视角上，把对音乐传播这一特殊信息传播的研究，与多学科的知识理论联系起来。然而，当面对艺术管理专业或音乐传播专业学生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仍然很模糊。所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这种人才，如何建立合理的教育体系、就业体系，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传播现象分析与民族音乐传播
音乐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间实现的。音乐传播现象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现象，因此，在对现实关注的同时(媒体新技术)，离不开历史与传统(民族音乐)，只有在音乐历史和音乐现实中充分地研究音乐传播问题，通过历史与当代的比较，才能发现音乐传播的规律，揭示音乐现象的本质。
《江南丝竹的传播》(伍国栋)通过江南丝竹历史的、现实的传播事实，尤其是对“天下彝家第一寨”迤沙拉的实地调查和对近现代江南丝竹的外传事实的梳理，运用个案分析与史料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认为在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操纵音乐之主题成员流动，应当是音乐传播方向、途径、范围、影响诸多内容判断之根本的或核心的依据。根据这一乐种的传播现状而言，在现当代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物质的、人文的、精神的诸多因素，共同组成了音乐传播、流动、扩散的综合条件。现代音乐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化的人文学科，也就成为了一个艺术、传媒与教育结缘的综合性学科。
《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研究》(冯光钰)在特别强调实地调查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作用下，对音乐传播中的“传者”与接受者的“受众”的研讨，运用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将众多的曲牌放在传播视野中进行考释研究，通过追流溯源，力求找出各种曲牌及其变体的血缘关系及变化规律。
《音乐传播媒介与原生态文化保护》(吴非)通过参与中央电视台“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栏目编导工作的体会，对原生态文化传播理念、特点等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并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作曲包揽制”、非繁衍性传播与中国戏曲声腔的“太监化”》(周来达)，通过对目前戏曲音乐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的分析认为，只要强大的戏曲音乐自身的繁衍能力能继续存在，戏曲和戏曲音乐的生存就大有希望，当务之急是要抓住戏曲音乐“创作”、“传播”两个根本环节，改变策略，恢复民间戏曲的主体意识和音乐创作机制等，努力改变戏曲音乐的生存环境。
《南高洛古乐本土受众的观演及听闻状况之田野观察》(邓志勇、史东宁)通过田野个案的描述，以南高洛音乐会的本土受众为重点，考察当下古乐的观演和听闻状况，强调本土受众在民间音乐活动所显示出来的流动性和行为的多元性，并初步讨论了本土受众对民间音乐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大众传播的多元化音乐传播》(曾田力)就作者自己在北京搭建的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为例谈了体会，进而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重建的角度提出了应加强对中西文化的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多元化的传播交流手段，最终建立文化生态平衡，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弱势的不利局面。
《试论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庄元)，尝试用传播学的视角就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平台发展的与音乐传播直接相关的数字音视频、计算机与MIDI、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通讯等个人媒体和大众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做较为深入的分析。
《当中国音乐家遇到传媒革命的挑战》(冯效刚)从以数字化为代表的传媒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出发提出：中国音乐家必须面对大众流行音乐文化的挑战；中国音乐家必须争夺大众传媒的“话语权”。
《论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多重音乐语境中的比较视野》(张谦)力图将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还原到具体的音乐文化语境中，以多重语境的视野比较了西方艺术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语境中典型的互动行为，关注互动行为产生的原因和结果。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音乐编辑学、新技术媒体、音乐心理认知等的角度，分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是当代的一个重大命题，运用音乐传播学的视角，或者立足于以民族音乐的土壤为资料源泉，针对历史的、当代的音乐传播现象和行为，来探讨千百年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或者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当代的音乐生活，结合现代高科技，诸如媒体、网络、电视等来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新发展。尽管上述每位专家、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层面不尽相同，但无论怎样，殊途同归，都会促进民族音乐传统和现实的研究与发展，深化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在当代意义的认知。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在研究文化变迁过程中，从音乐传播学的角度切入必将大有可为。
三、音乐传播事业与文化产业
“音乐除了拥有文化产品的特质之外，还有商品特质，音乐产品尤其是大众流行音乐产品更多地成为以商业利益为主而产制与分销的商品。”但是，盗版、侵权的发生不仅因为暴利的驱使，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大众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网络提供了极为便利的音乐传播环境，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音乐发生关系。在我国，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科技与版权夹缝中的音乐产业――从P2P技术所带来的音乐侵权问题谈起》(姚 杰)，以P2P网络传输技术为例，认为音乐产业的前提在于传播科技的发展，而版权问题又是传播科技中音乐产业遇到的根本问题。作者从音乐传播科技发展的历史趋势、音乐艺术功能的社会共享性、音乐版权产业的利益博弈行为等综合角度出发，提出国家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强版权法的建设，积极引导传统唱片业与新生技术之间相互整合，构建一种和谐的利益分配关系。
《盗之道，非常道――对中国音乐传播活动中侵权现象的思考》(冯玲)，以“音乐传播产生权利”为基点，运用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视域，试图在音乐传播活动背景下，来探寻音乐作品使用中的各种侵权现象及其原因，从而提出了在传播中加强音乐著作权保护的意义。
文化传播从业人员张正军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结合自己公司在运营方面的困境，建议音乐传播要与商业紧密地结合，希望各位专家把好的理论导人到市场中来，以便规范文化市场运营，建立健全的市场法律保护机制；建立良好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在培养学生知识养成的同时，也要积极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质，讲诚信、不浮躁。
《音乐出版界的思考》(杜晓十)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在文化产业上是一个弱国，究其原因是我国的文化产业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相关的体系保障还不健全。通过介绍人民音乐出版社近几年的发展，比较了国外专业音乐出版社的出版与经营状况，结合这几年和国外出版界的横向合作情况，提出了加强数字化出版的设想。
《文化产业与音乐的著作权》(谢涛)通过案例分析，就日本文化产业的运行、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做了详细介绍。认为日本的文化产业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在政府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下，他们不仅从艺术创作到所属公司再到所属的行业协会形成的一系列相对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条，还有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支撑着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的良性循环保障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流行音乐产业环境分析及其发展》(黄德俊)从流行音乐产业的概念及特征出发，利用产业理论对流行音乐产业的一般环境和行业环境进行梳理，尝试运用SWOT方法分析其所具有的优势与弱势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我国流行音乐产业未来发展的途径提出了几点建议。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文化产业职业经纪人就文化事业和产业间的关系，原创音乐在网络交易中遇到的一些困境，尤其是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唱片公司的经营理念、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中国演艺业宏观管理中的政府角色等有关问题做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会议期间代表各抒己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首先，积极推动了音乐传播和音乐传播学的纵深发展。本次会议对于学科属性及定位的探讨，尽管个别问题(学科属性)还不统一，但是增强了大家对本学科整体的认识。针对诸多的音乐传播现象，观察问题的方法、思考问题的角度有所提高。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文化事业，关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等内容得到与会代表的共识。其次，会议代表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年轻教师所占比重较大，对一些新的音乐传播现象，如“粉丝经济”、“3G音乐手机”等给予了积极的关注，表现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潜力和蕴含的活力。纵观此次会议，笔者以为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参与的广泛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出席本次会议有部分文化产业的职业经纪人，有利于音乐传播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但是，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参会单位比较集中，缺少师范性或综合性大学的参与，缺少政府文化部门的参与，缺少全国性的参与，不利于该学科的全面建设。(2)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化。音乐传播学既然是一门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结缘的交叉学科，那么音乐传播的一些基本问题就必须清楚。如音乐与传播的关系，音乐传播的目的、本质、社会功能，音乐为什么会传播，传播的特性，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建立音乐传播学的学科理论与学科体系，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方法论，音乐传播事业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关系等等。(3)尽快建立完善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艺术管理本科专业，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各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认识却不尽相同。学生认识模糊，社会认可率不高，似乎艺术管理的人才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懂。从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都不尽相同，更缺乏专业教材。要汲取好的经验，构建招生――教学――就业一体化的良性循环机制，建立合理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是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呼唤。
本文主要以全国各主要音乐理论期刊2006-2009年所刊登的音乐论文以及国内出版的美学专著为参考，分别从音乐美学的本体论关怀、音乐美学学科体系构建、世界多元、民族振兴、比较音乐、流行音乐、音乐批评、音乐教育、音乐表演等诸方面进行述评，拟对新世纪以来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现状加以概览，希图把握音乐美学研究的基本脉络，从中检视音乐美学研究的基本特色和美学意蕴上的分野。
一、音乐美学基本理论研究
(一)音乐美学的本体论关怀
文艺学美学领域本体论问题的提出，是我国美学界近年来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音乐美学亦如此。音乐美学是关于音乐审美的专题研究，音乐美学要研究音乐审美的本质问题，更要研究音乐本体的美学意义，也就是音乐的根本属性。
茅原《意识二重性与音乐美学――源自前人的争论》认为，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或“高原时期”，要想继续自我超越，需要两方面的积累，一是哲学的积累，二是技术方面的积累，同时肯定了意识二重性在音乐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王丽燕《谈音乐的非功利性审美体验――呈现美学视角之下的音乐之美》认为，音乐虽然作为艺术的一种独立形式存在，但是它同时也和其他艺术学科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便是在其自身的“创作诞生”与“演奏释放”的过程中，必然蕴含着艺术的非功利性审美体验。在乐曲创作和演奏的过程当中，审美主体能够因音乐的形式或者其中包含的内容、意境的吸引，而进入一种“沉醉不知归路”的陶醉状态，在感官刺激的作用下身心都得到了俱佳的放松，从而伴随、生发出非功利性的审美。张淑萍《人化思维：音乐艺术思维的本质追问》认为，音乐艺术思维最能体现人化思维的特性，表现为三个方面：音乐艺术思维中主体精神的灌注表明音乐是观念情感层面的产物，是对客观世界的最高艺术抽象；音乐艺术思维中内觉作为人的本能的无意识感受，得到深度保持和充分发挥；音乐艺术思维最能体现生命和精神冲动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高也是最自由和最具创造性的体现。
音乐感性体验与表达是人与音乐发生关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定意义上说，作为音乐美学重点关注的感性体验与表达，就像是可以包容所有相关音乐问题的前后括弧。如范晓峰《音乐理解现象中的“音心对映”关系》认为，音乐理解现象是人的诸多理解认识活动之一，它通过人的理解认识活动的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来探寻音乐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解对象的动机和原因，寻找其成为理解对象的可然性和现实性，在此基础上构成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之间的关系，既是主客体关系也是双重主体关系。主客体关系是在进入认识活动的预设规定情景之前所显示的二者的存在关系，在进入具体认识活动的过程之前，音乐现象是一个潜在的主体；而当进入具体认识活动之后，音乐理解就是具体人和具体音乐现象之间的对话。此类文章还有刘承华《文化对音乐的功能预设――“文化影响音乐的机制”研究之一》、韦希《与“他者”的目光相遇――音乐文化主体性意识的觉醒》、陇菲《“音心对映论争鸣”专题笔会印象》、文丽君《论在音乐体验中的“时间幻象”》、陈辉《基于后现代文化视角的音乐美学学理审思》等。
(二)音乐美学的学科体系构建
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及相关学科建设问题，在纳入史学范畴时明确标示出：20世纪对中国学界乃至人文知识分子具特殊意义，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段中国音乐美学所特有的现代学科形态特征，需要对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做进一步的深入。21世纪专家学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凝聚新的理论焦点，通过研究实现学科扩张，以相当规模与多重系列去推进各个学科的建设。中国音乐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也不例外，现代音乐美学研究，如现象学、释义学等的介入也赋予了音乐美学体系构建上的新的意义。因此，对于音乐美学学科发展的研究，一方面是梳理和发掘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与相关意识形态资源；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当下音乐实际，从而以深度的学理姿态与尖锐的批判载体对当代问题及其前景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诠释。除了保持音乐美学自身的品格以外，还对历史学和音乐美学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与音乐美学的关系做广泛的研究，以期为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呈现出一个具学科原位，有扩充增长态势，并可与当代音乐研究进行有机衔接与合理布局的基本结构，形成规模作业的可能性驱动。
范晓峰《移植、萌生、解读――20世纪初至1978年中国音乐美学学科性质研究叙事》认为，在音乐美学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美学依然转述西方对音乐美学学种性质的界定和认识。在具体的研究中，初步把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文化特征以及社会结构特征融入其中，大胆汲取西方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我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韩锺恩《2005--2008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与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工作报告》，回顾了1979至2008年30年间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在取得历史性、突破性进展的同时，即时完成起步，随即进入扩大领域、深入下去的发展阶 段。进而，在扩大学科领域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向纵深发展。重点还探讨了2005--2008年音乐美学研究又形成了有别于热衷批判与争先创新的自觉意识，并把挖掘思想遗产、广采精华、融会贯通放在第一位，进一步提升对音乐美学学科性质的深度认识。王次熠《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兼谈改革开放30年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情况，涉及到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文献建设、学术建设、组织建设等，认为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主要体现在高校的学科建设中。此类文章还有杨赛《从临响到直觉――论音乐美学的学科性质》、何文华《关于音乐美学学科发展的思考》等。
二、多元文化中的音乐美学研究
普遍人性的存在乃是中西美学互释的基础，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美学研究应该强调对话、多元，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普适性。为中国音乐美学定位，除了应注意中国的民族文化立场外，还应注意美学本身的学科立场，这一价值立场就是强调音乐的审美独立性，而这种审美自律观的社会立足点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多样性。音乐美学研究的多元即差异和互补，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及多方位的参照借鉴。在多元音乐文化的当代国际文化生态中，各民族母语音乐文化所制约的音乐审美取向及其自尊守护为一种趋势，对异民族的音乐艺术开放吸纳并恰当赞赏为另一种趋势。近年来美学发展出现了新的转型，中国音乐美学更多地参与国际对话并形成中国特色，并从现象学、释义学、接受美学及马克思主义等传统哲学作为切入视角来对学科本体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和剖析。
(一)世界多元
在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之中，在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图景之中，我们的音乐美学建设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研究范围呈现扩大化，在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交流、互补、互通中，呈现出我们民族的特色。作为人文学科领域一支活跃的力量，音乐美学感应着历史语境和现实境遇的变化，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姿态。这个阶段的音乐美学研究强调“主体意识”，重点考虑“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观念、态度、视角与西方人有何不同”等问题，关注用中国人自己的审美眼光来看待西方音乐，运用西方音乐某些美学原理解决中国音乐美学问题，用中国人的认知方式来认识、研究西方音乐。
宋瑾《构建多元音乐美学的设想与呼吁》。认为，“全球化”首先出现的是全球西方化，目前处于后西方化时期，其发展趋势是环境和人的中性化，中性化相对于原始民族性而言，具有无差别特征。以往世界各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呈现的是自然多元状态，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以及将来的保护成果，将呈现人工多元状态。在此语境中，“多元音乐”的美学本身也应该是多元的。李晓冬《多义的形式――20世纪西方音乐思想中的形式论因素》认为，对音乐形式思想的理解是研究西方20世纪音乐艺术的一个重要前提，形式概念演变的音乐作品的形式问题，不仅是20世纪西方音乐思想的焦点，而且也是整个现当代美学和艺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此类文章还有柯扬《音乐：作为社会的批判者――阿多诺的否定性音乐美学述评》、郝近瑶《对于西方先锋派音乐不确定性特征的几点美学思考》、刘涛《从新感受力美学看电影音乐的功能》等。
(二)民族振兴
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体化，每一个民族在全球化中都具有平等性。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美学、中国艺术的民族性，认识到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才能为世界美学建构做出贡献，才能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陈列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哪些音乐美学家，有过多少音乐美学的论著和观点，产生了多少命题，而是要揭示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优秀遗产。这就要求对于本民族的研究程度更加深入化，除对原有的传统音乐美学的研究外，对原生态音乐的美学意识也更加关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理论形态和历史形态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直接源自中国的逻辑形态。这一点在刘承华的论文《中国音乐美学的逻辑形态――从内涵逻辑解读传统音乐美学的形态特征》中得以阐述，他认为与西方理论形态主要遵循的外延逻辑不同，中国理论形态主要遵循的是内涵逻辑。正是内涵逻辑，决定了中国音乐美学有着与西方音乐美学不尽相同的理论形态和历史形态。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自问世后其思想为历朝历代人关注，也是学界争鸣的焦点，修海林《有关(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评价的若干问题》一文对嵇康有悖于儒家传统礼教的原因，及《声无哀乐论》的音乐价值进行了客观评价，指出嵇康的音乐观与传统儒家音乐观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吸取、借用甚至超越。万志全《论扬雄的音乐美学思想》，既探讨了音乐的形式美，包括音乐的音质美、音乐各要素的相互协调美，也探讨了音乐的内容美，包括音乐的严肃性、感人性和社会功利性，认为扬雄一方面阐发了儒家音乐思想，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儒家音乐思想的禁锢，探求了音乐“追求美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善和功利”的天性。赵大刚《论原生态民歌研究视域中话语结构的双重缺陷》指出当前在原生态民歌研究视域中，无论是本体性研究还是派生性研究，都缺少必要的公共理性支撑，在结构上存在着话语权力和话语价值取向的双重缺陷，使原生态民歌研究在有意无意间背离了人们的期待，逐步遁入价值取向的误区，直接对原生态民歌的研究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认为对话语权力主体和话语价值取向进行结构上的优化和重构应是学界的当务之急。
此类文章还有包德树《我国古代“气”范畴的美学建构与意义》、王吉乐《原生态音乐与城市距离》、彭兆荣《人类学视野中仪式音乐的原型结构――以瑶族“还盘王愿”仪式为例》、筝鸣《“巴山背二歌”的音乐美学特性探究》等。
(三)比较音乐美学
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分属两种不同的音乐体系，中西音乐关系问题是近年来音乐学术界论争的重要话题，两者不仅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异，更存在着审美趣味和审美观念上的差异。当前中外一些学者在探讨中西方音乐文化关系的过程中，比较多地强调了这两种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除地理、环境、宗教、习俗等因素之外，在美学观念方面的差异的内在联系。近年在比较音乐美学的研究中，更强调自身的异文化客位处境，发现异文化圈内有珍贵价值的问题，有意识地去关注、理解不属于我们的那个文化系统和西方文化精神，最终在更高层次上推进“跨文化研究”重建、整合人类音乐美学的理想。
纵观近几年的音乐美学研究，一些曾经争议不休的问题逐渐淡出了研究者视野，而一些新的问题被提出并不断被思考和讨论，美学的边界以及美学体系的比较研究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比较音乐美学研究除音乐学科之间的内在比较外，近年来音乐与其 他学科之间的比较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就学科比较的意义而言，探讨音乐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相通等关系，能更好地认识音乐艺术的特性及多科学的相关性。2008年第八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主题之一即是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的关系。
陈其射《中西音乐中的声商、情商、音商》认为中西音乐是两种相异的“声商”、“情商”和“音商”，是中西人群对音的生成法则、定义形态、声高规范、度声实践等音乐底基要素上的考量，是人对音乐的理性与生命、真实与虚拟、形式与神韵、形象认知、和谐观念等思想意识方面的不同反映，是人对音高的相对关系、组合形式、时间律动、音群结构等方面的不同思考。何宽钊的文章《主位意识・文化自觉・逻辑自恰――中西音乐关系问题的若干再思考》，根据审美价值的相对性，从主位意识、文化自觉及逻辑自恰三方面阐述了中西音乐的诸多关系。郭小利《北美“审美”与“实践”两大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提出音乐教育到底应该是“审美”、“文化”、“功能”，还是“创造”的疑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美地区曾经出现了“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之间的学术辩论，并随之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如功能论、辩证论、社会改造论等)，与我国当前的学术“争鸣”惊人相似，认为北美地区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于我国当前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比较音乐美学的文章还有朱文华《试论二人台艺术与蒙古族音乐文化的美学共性》、陈林《与(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原点比较》、薛艺兵《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刘名扬《浅谈中西方音乐的审美差异》等。
(四)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以其特有的品格成为人们重要的音乐审美对象，它的存在与发展已经渗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它的存在意义及审美价值。流行音乐冲破了过去“政治高于一切”的审美立场，淡化了音乐形而上的教育功能，转而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审美需求，走上了―条人性化的发展道路，使得流行音乐有了更宽泛的人性色彩和文化、审美价值。
随着2005年在广东增城召开的“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学术界对流行音乐的理性思考呈现出上升趋势。流行音乐审美意识作为音乐美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和人类的所有意识一样都是以事物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如果没有流行音乐的自身美也就不会有流行音乐审美意识的产生。由于流行音乐的形成历史短、文献资料少、教育体系的不完善再加上快速的更新制度，因此人们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和感知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音乐审美观随着主体对流行音乐的再认识而发生改变。作为极具旺盛生命力的一种文化现象，流行音乐的审美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重视。2006年10月于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2006首届中国音乐艺术院校流行音乐论坛”，更是将流行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因此，音乐美学的研究中一个显著的转变即是加大了对流行音乐的美学思考。流行音乐以它极度张扬奔放的个性，极具时代前沿的先锋性，极富现代时尚色彩的唯美性，以及一些具有批判性的文本内容，动摇和碰撞着人们的审美观。柳飞《“通俗歌曲”界定之管见》中，作者阐述了“通俗歌曲=流行歌曲”、“流行音乐不等于POPMUSIC”、“流行音乐具体所指‘因国而异’、‘因时而别”’等观点，对当代流行歌曲的界定做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张浩《流行音乐的两种教化效应》认为流行音乐被赋予了教育价值，具有某种教化功能，一是作为一种审美解放力量的流行音乐，二是作为非精神追求的流行音乐，两种效应相互依存。金兆钧《中国流行音乐美学观念几点思考》认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表明，流行音乐一向承担了太重的文化使命，这与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及中国深远的文化背景有关。文章还总结了中国流行音乐美学观念发展的特点是创作先于研究、意识形态重于艺术本体、理论与实践分立、核心之争是道德与娱乐。此类文章还有陈新坤《虚拟的幻梦――在阐释中理解大众流行音乐》、徐元勇《论高等艺术院校通俗歌曲演唱的专业教育》、顾再锡《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本土化特征浅析》、王思琦《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文化功能研究》、张D《流行音乐与大众文化》等。
三、其他学科领域
(一)音乐批评
随着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的日益发展，对音乐评价的研究也逐步深入，音乐评价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也受到学者的关注，2008年在浙江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音乐评论学术研讨会紧紧围绕当代音乐评论家社会责任学术使命、当代中国音乐评论现状研究、音乐评论学科建设、多元语境与音乐评论标准以及当代中国乐评人队伍建设等议题展开，音乐美学与音乐批评乃至当代音乐研究的深度协作也呈现出新的发展前景。
明言撰写了2005、2006年度中国(大陆)音乐批评考察报告，对两个年度中我国大陆地区音乐批评的现状做了详尽的分析与总结。《风平浪静潜流涌动――2005年度中国(大陆)音乐批评考察报告(上、下)》、《丰硕成果平实精神(上、下)――2006年度中国(大陆)音乐批评考察报告》。熊晓辉《走向音乐人类学的批评一城市音乐人类学价值取向、范式及其理论意义研究》认为，人类学家们对音乐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范围和方法论定位有了新的拓展与认识，他们已不仅仅关注“异域文化”、“乡村文化”，而同时把目光聚集在了“城市音乐文化”之中。随着城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城市音乐人类学已成为音乐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相关文章有何宽钊《音乐审美评价活动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陆小玲《论音乐评论中的音乐描述》、居其宏《我国音乐批评的新时期状态》等。
(二)音乐教育
音乐审美教育已成为当前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的前沿课题，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使当代音乐审美教育与传统美育观念相比具有了崭新的内涵和社会意义。在音乐教育实施过程中，如何既培养对民族母语音乐文化的深入体验与自尊守护心态，又培养开放的审美鉴赏能力，从而避免狭隘自闭，是近年来学者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
陈培刚《全球语境中“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面临的挑战》认为，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世界文明多样性已成为人类普遍共识。在此时代背景下，我们不能不思考由此给音乐教育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文章探讨了当前“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能否适用于全球语境中?该教育观到底将把我们引向何方?该理念是否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是否会造成伤害?中国的音乐教育到底该传承何种文明等诸多问题。陈其射《论音乐教育审美的唯理性与非理性》从音乐教育审美的唯理性、非理性和二者的平衡三个 方面，试图突破音乐教育审美唯理性的瓶颈，使非理性审美与理性审美并驾齐驱、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我国音乐教育改革的快速发展。此类文章还有褚灏《养成“健全人格”造就“艺术的人生”――丰子恺的音乐教育思想》、覃江梅《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管建华《当代社会文化思想转型与音乐教育》、樊祖荫《中国(大陆)以音乐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音乐教育：发展现状及前景》等。
(三)音乐表演
音乐表演中的审美研究没有被人遗忘。音乐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与非表演艺术存在较大差异。音乐表演美学正是从美学的高度来揭示音乐表演的规律，使表演真正具有再创造的美学价值。音乐表演作为一种实践形式，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唯有科学的美学思想指导，音乐表演才能真正体现出自身的价值。近几年的美学研究，学者们不仅加大了对音乐表演美学的研究力度，而且还拓宽了其研究范围，涉及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领域。
廖家骅《声乐艺术的审美内涵》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地将声乐艺术划归音乐的一个门类，这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无可非议。但是从声乐的构建形态来看，却是多种艺术美的基因整合。文章通过音乐、歌词、人声、伴奏、表演等方面审美特征的定性和剖析，全方位探讨了声乐艺术的审美内涵，论证了其多元文化品格，以此进一步明晰声乐艺术的美学本质，拓宽歌唱表演实践的创作思路。周为民《钢琴演奏的心理学研究》认为钢琴演奏是一种涉及人类多种感知觉活动的复合系统，它与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听觉、记忆、意象、想象、联觉、情感等心理因素。钢琴演奏依赖于大脑各神经系统的协调作用，而紧张心理是直接影响演奏者心理状态和大脑对肌体控制的主要原因，克服紧张心理是钢琴演奏的关键问题。石惟正《走出对民族声乐认识的误区――中国民族声乐的本体结构及其审美》认为民族声乐应该是一个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单一型号的纯种花卉或者某一型号的工业标准。世界上不存在非民族的文化，也不存在非民族的音乐，民族声乐不但要强调民族性，更要坚持多样性、包容性。此类文章还有韩勋国《声乐技术心理调控与审美感受的哲理思辨》、田春生《浅谈“声色感”中的音乐审美心理》、霍橡楠《中国古代唱论中的声乐表演心理》、杨爽《钢琴演奏中音乐意义的理解及其表现途径》、王硌《论声乐表演中的美学思维问题》、郭定昌《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个基于语言学的阐释》等。
近年来有关音乐美学的论文所产生的综合效应，不仅对原有的研究专题有一定程度的更新，尤其就学科意义而言，在改变方法结构乃至扩充资源结构、成就规模结构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可贵的尝试。
四、音乐美学学科专著与教材
【关键词】流行音乐教育；独立体系；时代性；学科建设；现状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228-01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经历了对流行音乐身份的认同、对流行音乐深入探讨、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步入成熟这三个阶段。使我们对流行音乐的定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也了解了它与文化生活，社会功能，历史潮流的联系及影响。还涌现了一大批致力于研究流行音乐的音乐学家，如：钟子林、王思琦、金兆钧、项筱刚等。他们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成果是巨大的，使流行音乐的研究登上新的高峰。到今天，高校开设流行音乐相关专业已是相当普及，而流行音乐教学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必须构建一个科学的教学体系。
一、我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现状
高校流行音乐教育从出现至今已有二十年发展历史，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得以快速发展是由以下两个方面决定的：第一，我国倡导科教兴国，这是我国基本国策，为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土壤作用，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校的招生数量逐渐递增，为很多新的学科出现提供了基础，这也可以说是外因。第二，流行音乐是全球盛行的，代表着潮流，吸引着年轻一代，通过全球化的经济、文化交流，我国流行音乐教育的盛行成了一种必然。短短二十年的时间，我国流行音乐教育几乎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快速发展的背后也隐藏着很多问题，这些阻碍了流行音乐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
流行音乐学科建设在各个高校均有涉及，但是相关的院系名称、专业名称以及专业内部的方向以及该专业的名称和范围都缺乏统一的标准，这直接影响到该学科的教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通过调查了解可以看出，名称的不同使得各个高校在教学定位和专业命名上缺乏规范性，这对该学科的建设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此外，高校里流行音乐教育的教学也缺乏明确的定位，教师还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这种不加创新的做法会影响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发展。
二、建立我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体系
（一）培养目标、学科体系的确立。高校流行音乐专业建设的初衷是为了培养流行音乐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该专业建设培养出来的人才最终也是要面向社会的，因此该学科建设的培养目标必须以理论结合实践，以人才实用性为主，注重人才的技能培养。
我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体系设立是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培养出来的流行音乐人才需要了解本专业学科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前沿发展动向，还要具备实用、扎实的流行音乐理论和技能，只有这样的人才，在毕业之后才能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实现我国人才培养的目标。
学科体系建设要统一、明确、系统。因此学科体系要包含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化知识。其中包括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流行音乐分析、流行音乐风格；第二部分，音乐理论。其中包括流行音乐概论、曲式、复调、和声；第三部分，专业知识。其中包括流行音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奏、作曲等；第四部分，相关知识培养。其中包括歌词写作、读谱与绘谱、MIDI制作、流行音乐作曲、流行音乐市场营销等。总之，通过综合培养，才能培养出适用于社会和市场、理论结合实践的音乐人才。
（二）学科定位。当前我们音乐教育是传承了经过数百年不断积累、整合、完善的欧洲传统音乐教育体系的模式，加入中国民族音乐、民间音乐、戏剧音乐而建立的完整体系。
三、W科建设与课程设置
（一）公共基础课。公共基础课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大学生健康教育、形势与政策、艺术概论、计算机基础、英语、体育。学科建设是流行音乐教育在实施中的关键。要切实了解、掌握流行音乐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建立相关学科及确定专业方向。它不仅保障教学的规范与完整，更能系统、高质量地产出人才。
（二）音乐基础课。音乐基础课包括视唱练耳、乐理、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流行音乐概论、中国民歌与民间音乐、钢琴、副科和声、副科曲式、副科歌曲写作。
演唱 （Sing）：承继传统科学的发声状态，借鉴世界民族民间声乐的传统唱法，学习欧美流行音乐演唱方法和各种演唱风格，形成独特通俗音乐演唱教学体系，讲授基本理论和技能。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论文摘要：流行音乐在我国的发展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学校音乐教育，其中教育者的流行音乐文化观念，也随着流行音乐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成熟起来，最终流行音乐成为音乐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流行音乐及其含义
1.流行音乐释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将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定义为：“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民间音乐，亦称通俗音乐。”《不列颠百科全书》定义为：“the essence of popular music is that it should be readily comprehensible to (and perhaps also performable by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ce， little or no knowledge of musical theory or techniques. )”。这说明学界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和界定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标准。
2.流行音乐在我国的发展
流行音乐在我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而流行音乐形式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政治、历史的原因，流行歌曲和流行歌曲演唱在迂回曲折中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了80年代初，终于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歌手和作曲家，并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首次将流行歌曲演唱的形式定名为“通俗唱法”，这一举措在当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到了90年代通俗音乐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演唱形式、舞台表演、灯光音响等方面，都已进入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创作业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而理论研究和音乐评论也将“通俗”纳入视野，在这一时期对于通俗唱法这一称谓多有争鸣，争论的焦点在于“通俗唱法”的科学性、合理性。
二、流行音乐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
现今我国的音乐教育普及化程度还不十分完善，由于社会、经济、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因素，有很多音乐爱好者无法接受到体制内的音乐教育，但他们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自主学习流行音乐来获得音乐知识。更重要的是流行音乐内容简单贴近生活容易理解，形式新颖丰富较容易被青年人所接受，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授众群体几乎达到了学校音乐教育授众群体，在那一时期有很多“通俗”歌曲为大众所传唱不衰，甚至有些学校将时下较为流行的“通俗”歌曲，作为音乐课的学习内容，这一举动现在看来是较为自然的事，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三、社会对于流行音乐进入课堂所引发的争论
自上世纪80年代初，音乐学家们对流行音乐关注的焦点在于流行音乐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利弊得失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专家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见解，归结起来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1.“雅俗”观念与流行音乐文化的对立
在我国传统的“雅俗”观念影响下，许多人认为流行音乐内容不适于进入课堂，更不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 “雅俗”观念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在《论语》《货阳》篇中提出：“恶子之夺珠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对“郑卫之音”采取鄙视的态度，给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刘德波、李德谦、姜金福、颂煊等人认为：流行音乐所表述内容大多描写爱情，不适合中学生身心发展，对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将产生不良影响。斯嫌、姜金富也认为：流行音乐不利于正常教学，干扰了民族音乐教育。
邵祖亮、蔡音颖认为：流行音乐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孕育和产生的，反映的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审美口味，因而总是良荞并存，有些歌词文理不通，曲调娇柔造作，服饰怪异、夸张，对中学生起到负面效应。
以上观点都是在继承了我国传统“雅俗”观念的基础上，看到了流行音乐存在的诸多缺陷，认为流行音乐进入音乐课堂，对音乐教学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转贴于
2.对流行音乐文化辩证的思考
梁茂春、金兆均、贺绿汀、于润洋等学者认为：流行音乐进入课堂会将流行歌曲带来的文化精神和信仰的危机波及到青少年学生。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但也不能回避或置之不理，其结果会使音乐教育深陷困境。应该采取冷静分析的态度。
李庆玲、张家喜、高涯、吴艳茹等人为：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出现在现代生活中有其合理性。学生可以在老师正确的引导下有选择的去欣赏，但其不能独占音乐课堂。这样不利于学生全方位学习和继承民族音乐文化。
尤静波，王红艳，王思琦等人认为：音乐教育所承担的是让学生全面的认识、理解音乐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与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审美等能力，具有开阔的视野并尊重其他民族和其他类别音乐文化，而现今我国的音乐教育还不是十分的普及，没有机会学习音乐的人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流行音乐来获得音乐知识。有利于开辟体制外音乐教育的功能，即缓解了音乐教育的压力又使享受艺术教育的权利普遍化。
古全林、宋伟、蔡音颍、高涯等认为：应该客观看待流行音乐，特别是让经过本土培育的、经典的流行音乐走进音乐课堂，不但能够反映现实生活，愉悦身心，还能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这样的作品还是很多的。让这样题材的流行歌曲进入学校音乐教学中，无论对学生的学习，还是老师的传授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在平等、多元文化价值观念中看流行音乐文化
王思琦在文章《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研究》中认为：流行音乐作为一种重要文化样式，有着自身文化属性。贝内特雷默在《音乐教育的哲学》中谈到：“排斥任何时代好的艺术，同其反面，即坚持只有老的艺术才是好的艺术，都是偏狭的。因此，选择音乐的标准与历史无关”。修海林、罗小平在《音乐美学通论》中谈到音乐就是一种文化，音乐与音乐文化原本就是一回事。如果从音乐与文化的叠加关系中去看待音乐的整体存在，必然削弱甚至导致隔断构成音乐存在诸要素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最终难以在理论上摆脱“音”本体的影响。由此可见，流行音乐作为音乐文化的一种，同样应该具备音乐作为文化存在的三种要素。曾遂金认为：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在强调自身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同时，正以开放和稳健的姿态融入世界流行音乐的主流。
四、小结
流行音乐从产生发展之处，就一直深深的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影响着广大青年学生群体。而学校音乐教育在接受流行音乐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音乐中“雅俗”观念的影响；在经历了社会观念洗礼之后的流行音乐最终逐渐步入了成熟发展时期，并成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龚妮丽.音乐文化精神之我见——兼谈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 中国音乐学（季刊）1997（增刊）
[2]冯华.“2004年流行音乐学院专家论坛”综述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3）
[3]《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年版。
音乐传播作为信息社会一个新的行业与专业，涵盖广泛，牵涉音乐与传播相关所有专业与从业人员，汇集着按传统职业和学科分类习惯难以划分的人群。音乐传播学科与专业的形成，是因为中国传媒事业的急速发展，产生出对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需求，是应需而生的新学科和新专业，带有浓重的中国特色。可以说既无现成的西方模式可照搬，也无中国传统模式可承袭。所以，没有人能预料这架在新世纪强行起飞的“专业客机”的航向与前程，但可以明确的只是乘客们从事的是朝阳产业，乘客们想去的地方想干的事情，就是音乐传播的目的。
由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主办，中国音协音乐传播学会、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承办的“2007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于10月27-28日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音乐传播领域专家学者、师生与新闻出版单位文化传播人士1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大会论文60余篇。
音乐传播教育之现状
在26日上午举办的新闻会上，音乐传播学会会长曾遂今介绍了前两届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情况，及其教学与科研在各地院校的发展，指出从本科到博士的音乐传播专业教育平台在中国传媒大学已经形成，目前已有5届学生毕业。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王建元在介绍本院音乐传播专业本科毕业生分配与就业情况时指出，音乐传播专业本科就业率高达97%，以广播电视和文化传播公司为主，在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举步维艰的局面下，已成为本院音乐类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记者从会议了解到，近十年来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城市的高等院校相继开办了音乐传播专业，一个音乐传播专业教育平台蔚然形成。
音乐传播理论之思考
音乐传播（Music Communication） 究竟为何物？是学科、是专业、是研究方向、论文题目，还是职业方向，或者公司运营项目？从第一届音乐传播研讨会开始，这就是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这个争论也延续到本届研讨会。与会代表除开对音乐传播学的音乐学归属、传播学归属等学科性质地位的讨论继续深入而外，许多研究者跳出各执己见的争论，直接进入学科主体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曾遂今教授《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与薛艺兵教授《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论文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前者提出音乐传播“零信道、信道、盲信道、网络信道”四种模式，探讨其时空规律，解释音乐生命力形成的时空原因；后者以论文为基础进一步提出音乐传播“狭域、广域、泛域、异域”和“即时、共时、历时、待时”时空传播各自四种不同的模式。王建元教授则根据音乐传播专业在本院建立10周年的教学经验提出学科建设“音乐编导策划、音乐商务、音乐传播研究、音乐治疗”四个发展方向；庄元教授“试论数字化传播新技术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论文集中讨论了数字化传播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冯光钰先生“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研究”和伍国栋教授“江南丝竹的传播”等论文则集中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与流变情况。
音乐传播实践之研究
音乐传播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科，必然介入新闻出版、传媒工作的实践活动中去，会议一大批论文集中于各种不同的音乐传播实践活动研究。音乐传播，自然是传播音乐，从理论上讲不是一个问题，而面对实践却成为问题。
人音社杜晓十副总编发言以音乐出版现状介绍为主，指出全球化大潮来势汹汹，文化大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已被美国、欧洲、日本瓜分，中国文化产业的落后需要迎头赶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音乐》赵志扬副主编的即席发言根据信息时代音乐文化传播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局面，提出一个传播节制和有理性的理念。高级编辑黄大岗论文“音乐编辑学提纲”则分16个章节详细介绍了音乐出版行业工作的编辑应该具备的知识。《音乐研究》陈荃有副主编以“实践：音乐传播学永恒话题”为题作了发言，强调音乐传播的实践品格，人才培养基本功基本素养的重要性。《音乐与表演》冯效刚副主编发言探讨音乐家与传媒革命的关系，指出严肃音乐从业者面对大众流行音乐的挑战，要争取话语权，不要自说自话，这样才能改变自己的边缘地位。曾田力教授近年来身体力行于古琴等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面对大河奔流的大众音乐传播主体，介绍了自己反其道而行之，传播传统文化“高雅音乐”的经验，提出音乐“高文化”传播的理念与实践方向，强调“小众传播”、“自然传播”的重要性。
论文摘要：流行音乐在我国的发展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学校音乐教育，其中教育者的流行音乐文化观念，也随着流行音乐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成熟起来，最终流行音乐成为音乐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流行音乐及其含义
1.流行音乐释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将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定义为：“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民间音乐，亦称通俗音乐。”《不列颠百科全书》定义为：“thees sence of popular musicis that it should be readily comprehensible to (and perhap salsoperform ableby)a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ce,little or no knowledge of musical the or yortechni ques.)”。这说明学界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和界定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标准。
2.流行音乐在我国的发展
流行音乐在我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而流行音乐形式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政治、历史的原因，流行歌曲和流行歌曲演唱在迂回曲折中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了80年代初，终于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歌手和作曲家，并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首次将流行歌曲演唱的形式定名为“通俗唱法”，这一举措在当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到了90年代通俗音乐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演唱形式、舞台表演、灯光音响等方面，都已进入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创作业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而理论研究和音乐评论也将“通俗”纳入视野，在这一时期对于通俗唱法这一称谓多有争鸣，争论的焦点在于“通俗唱法”的科学性、合理性。
二、流行音乐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
现今我国的音乐教育普及化程度还不十分完善，由于社会、经济、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因素，有很多音乐爱好者无法接受到体制内的音乐教育，但他们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自主学习流行音乐来获得音乐知识。更重要的是流行音乐内容简单贴近生活容易理解，形式新颖丰富较容易被青年人所接受，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授众群体几乎达到了学校音乐教育授众群体，在那一时期有很多“通俗”歌曲为大众所传唱不衰，甚至有些学校将时下较为流行的“通俗”歌曲，作为音乐课的学习内容，这一举动现在看来是较为自然的事，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三、社会对于流行音乐进入课堂所引发的争论
自上世纪80年代初，音乐学家们对流行音乐关注的焦点在于流行音乐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利弊得失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专家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见解，归结起来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1.“雅俗”观念与流行音乐文化的对立
在我国传统的“雅俗”观念影响下，许多人认为流行音乐内容不适于进入课堂，更不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雅俗”观念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在《论语》《货阳》篇中提出：“恶子之夺珠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对“郑卫之音”采取鄙视的态度，给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刘德波、李德谦、姜金福、颂煊等人认为：流行音乐所表述内容大多描写爱情，不适合中学生身心发展，对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将产生不良影响。斯嫌、姜金富也认为：流行音乐不利于正常教学，干扰了民族音乐教育。
邵祖亮、蔡音颖认为：流行音乐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孕育和产生的，反映的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审美口味，因而总是良荞并存，有些歌词文理不通，曲调娇柔造作，服饰怪异、夸张，对中学生起到负面效应。
以上观点都是在继承了我国传统“雅俗”观念的基础上，看到了流行音乐存在的诸多缺陷，认为流行音乐进入音乐课堂，对音乐教学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2.对流行音乐文化辩证的思考
梁茂春、金兆均、贺绿汀、于润洋等学者认为：流行音乐进入课堂会将流行歌曲带来的文化精神和信仰的危机波及到青少年学生。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但也不能回避或置之不理，其结果会使音乐教育深陷困境。应该采取冷静分析的态度。
李庆玲、张家喜、高涯、吴艳茹等人为：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出现在现代生活中有其合理性。学生可以在老师正确的引导下有选择的去欣赏，但其不能独占音乐课堂。这样不利于学生全方位学习和继承民族音乐文化。
尤静波，王红艳，王思琦等人认为：音乐教育所承担的是让学生全面的认识、理解音乐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与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审美等能力，具有开阔的视野并尊重其他民族和其他类别音乐文化，而现今我国的音乐教育还不是十分的普及，没有机会学习音乐的人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流行音乐来获得音乐知识。有利于开辟体制外音乐教育的功能，即缓解了音乐教育的压力又使享受艺术教育的权利普遍化。
古全林、宋伟、蔡音颍、高涯等认为：应该客观看待流行音乐，特别是让经过本土培育的、经典的流行音乐走进音乐课堂，不但能够反映现实生活，愉悦身心，还能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这样的作品还是很多的。让这样题材的流行歌曲进入学校音乐教学中，无论对学生的学习，还是老师的传授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在平等、多元文化价值观念中看流行音乐文化
王思琦在文章《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研究》中认为：流行音乐作为一种重要文化样式，有着自身文化属性。贝内特雷默在《音乐教育的哲学》中谈到：“排斥任何时代好的艺术，同其反面，即坚持只有老的艺术才是好的艺术，都是偏狭的。因此，选择音乐的标准与历史无关”。修海林、罗小平在《音乐美学通论》中谈到音乐就是一种文化，音乐与音乐文化原本就是一回事。如果从音乐与文化的叠加关系中去看待音乐的整体存在，必然削弱甚至导致隔断构成音乐存在诸要素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最终难以在理论上摆脱“音”本体的影响。由此可见，流行音乐作为音乐文化的一种，同样应该具备音乐作为文化存在的三种要素。曾遂金认为：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在强调自身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同时，正以开放和稳健的姿态融入世界流行音乐的主流。
四、小结
流行音乐从产生发展之处，就一直深深的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影响着广大青年学生群体。而学校音乐教育在接受流行音乐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音乐中“雅俗”观念的影响；在经历了社会观念洗礼之后的流行音乐最终逐渐步入了成熟发展时期，并成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龚妮丽.音乐文化精神之我见——兼谈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中国音乐学（季刊）1997（增刊）
[2]冯华.“2004年流行音乐学院专家论坛”综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