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古诗歌；色彩词；语言文字
色彩原本在绘画中只能通过视觉来判断，作为诗歌的语言，却能够通过色彩词的运用是读者在想象中产生色彩感受，从而再造一个色彩空间。以语言为媒介的中国古典诗歌要具体描摹对色彩的感知时，经常会使用一些语言手段来激活色彩词语感性经验的联系，生成栩栩如生的语言文字美，让人充满艺术的回味。许多诗人会去搜索一些富有色彩的词语，用多彩多姿的画面来抒发内心情感，揭示生活的哲理。
本文主要侧重于列述色彩词运用的几种情况以及色彩词运用的各种意义。
一.色彩词运用的情状
语言的色彩美主要指语言文字对万物色泽的描绘和情感色彩，而情感色彩又是附着在语言文字描绘的色彩美上。如地理环境不同，色调也不同，塞内常是绿水青山、红花碧草；塞外则是云黄草白，黑山白水。不同的季节各有不同的色彩，春天多用有生气的词语：鹅黄、嫣红；秋天则变为凝碧、衰红、暗绿等。不同的色彩词，各有不同的表达效果，白色象征着纯洁、高雅，黑色则显得庄严、肃穆等等。本文讲色彩词的运用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冷色的运用
冷色通常指亮度比较低的颜色，比如：黑、青、紫等，给人一种暗淡、低沉、朴素、含蓄、清雅的感觉。
杜甫诗歌中常用冷色词。“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峰烟白人骨”（《悲青坂》），用青色、白色将惨绝人寰的场面勾画出来，营造了一种暗淡、抑郁的氛围。在这些悲歌中，用暗冷的色调来写，总给人以沉郁凄楚的悲感。
一句诗中出现几种冷色同为冷色，也可形成强烈的对比。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青”与“白”就形成对比，早上乌黑的头发，傍晚就成了白色，夸张写出时间之快，流露出诗人感叹人生短暂，应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
2.暖色的运用
暖色通常是指亮度较高的颜色，比如红、黄、橙等，给人一种活泼、兴奋、喜悦、欢快的感受。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停下前进的脚步，看满山被霜打过的枫叶，比二月的花还要红，一个“红”字，把秋天写得比春天还要可爱，扫去悲秋之感，表现出作者的喜爱之情。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游园不值》），跃出墙的一枝红杏，道尽了无限的春光，清新的笔调中透露出诗人的情态志趣。
但色彩的运用不能一概而定。人们对色彩的运用往往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其象征意义并不固定。比如，同样是红色，并不只是积极、欢快之感。“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秦观《千秋岁》），无限愁绪随着春的离去而不断漫延；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物是人非的苦痛之感没至周身。“飞红”、“寂寞红”、“乱红”，哪有喜悦？哪有欢快？都是悲和愁。
3.冷暖的相衬
在许多诗歌中，没有全用冷色或全用暖色，而是冷暖相衬。因为冷色与暖色的使用，没有绝对的界限。全用冷色往往给人以深沉、冷静之感，全用暖色往往给人以热烈、华美之感，而冷暖相衬，则取长补短，对比鲜明。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的词《忆江南》），红与绿，一暖一冷，形成对比，色彩鲜明，描绘出了江南春景如诗如画。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白、红、青、绿交织在一起，颜色鲜丽，景色显得柔和宁静，但又不失春天的生机和活力，从中可以看出诗人的闲适与飘逸。
诸如此类的冷暖对比，在古诗词中屡见不鲜，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嗽黄鹏”（王维《积雨辆川庄作》）， “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曲》），这些冷暖色彩的搭配运用，丰富了形象，感染力强。
二.色彩词运用的魅力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色彩词与诗人的情感紧密联系。通过诗歌，我们也可以看到色彩在诗人的笔下变幻出神奇的魅力。
1.绘画性的美感
揣摩诗人笔下的色彩词，我们看到得不仅仅是诗歌的图画美，还要深入到诗人的内心世界去探访那隐藏着的情绪。“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杜甫在他的《绝句二首》中写出了一幅清丽的风景画：在碧波荡漾的江面上，显露白翎的水鸟，飞掠江面，令人神怡；满山的青翠，夺夺鲜花红艳无比，绮丽灿烂。四景：江、鸟、山、花，分别附碧绿、洁白、青葱、火红四色，景象清新，令人赏心悦目。以江之碧衬鸟之白，以山之青衬山之红，交相辉映，互为竞丽。
捕捉色彩鲜明的形象，能激发读者丰富的色彩美感，从而唤起欣赏着潜在的审美意识。色彩在诗歌中呈现的图画美不是消极孤立的，它能够充实诗歌的内容美。
2.象征性的寓意
色彩本身没有思想感想，因为诗人的情感融入，使得色彩词明显带上了感情因素，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古人写诗常借色生情，借色言志，形成一个独特新颖的色彩世界。“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黄巢《》），“黄”字带有双重意思。表面指士兵的盔甲，实际指“皇”，以此自喻，决心唐皇朝，充满了豪情。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可以被视觉感受到的色彩。
由于色彩词在诗歌中的不断运用，它对于艺术形象的象征意义在人们心灵深处长期积淀，使得人们对它有一种共同的感悟。出现一种颜色词，便会体会出它象征着什么。比如李商隐在《风雨》中写“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通过写风雨飘摇中的黄叶，按时自己不幸的遭遇，“黄”象征着衰败、没落。
色彩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诗人运用色彩词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抒感，具有打动人心的审美效果。美学中提到，“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中国古典诗歌以丰富鲜明的色彩来塑造形象，并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给人印象深刻。恰当地运用色彩词，恰恰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独特的语言文字美。
参考文献：
关键词：雅歌；唱响；成长；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09-0081-03
去年的一天中午，笔者早早来到学校，离教室还老远，就听室内一片嘈杂，一个声音嚎叫着：“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笔者的头“嗡”一下子胀大起来，全身的血液直冲进脑袋里，火冒三丈的冲进教室，对那个学生劈头盖脸的一阵训斥。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几天后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却让笔者不得不深刻的反思。
山东青州市夏庄初中（简称我校，下文同）规定禁止学生把手机、MP3、MP4等通讯娱乐工具带入校园，可是我们班音乐课代表在上体育时偷听MP3被老师没收了。笔者知道情况后非常生气，班干部竟然带头违纪！拿到手里一听，里面全是当今网络上的流行歌曲，什么《你把爱情给了谁》、《一不小心爱上你》等。其实这些孩子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爱是什么。
到底是铺天盖地的流行歌曲感染了学生，让孩子们哼起了那么肉麻的歌，还是我们教育的缺失呢？这样下去，学生沉湎于肉麻的歌中，哪来心思学习呢？那不就毁了一代人吗？为此，笔者决定带领学生通过“搜歌――辩歌――唱歌”三步曲，在全体学生中开展大唱健康向上歌曲活动，引领学生唱属于他们自己的歌，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高尚情操。
一、搜歌：搜出自己喜欢的歌
搜歌是这次活动的第一个环节，为了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热情，我们首先召开“搜集优秀歌曲”启动仪式，主持人、发言人在全班学生中产生，仪式各个环节都由班委会商讨决定。启动仪式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班长宣读倡议书，组织委员做搜歌活动介绍，学生代表发言，最后同学们各抒己见提供搜集优秀歌曲的途径，有的说从网上搜集励志歌曲；有的说从家长那里搜集红色革命歌曲；还有的说要设计调查表，走到街头巷尾，广泛征集大众喜爱的歌曲……大家快乐的畅谈、热情高涨。俗话说：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启动仪式让我对班干部们的组织协调能力刮目相看，对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主动性喜悦在心，增强了笔者对活动顺利开展下去的信心。
二、辩歌：辨出大家学唱的雅歌
搜歌活动进行了两周，我们进入了辩歌的环节。我们召开了“我心中的好歌”辩论赛活动，全班同学自由组织分成两大组，一方倡导中学生应该唱流行歌曲以外的经典歌曲；另一方倡导中学生应多唱旋律优美的流行歌曲。辩论赛上，有的同学说：“流行歌曲通俗时尚、曲调容易上口、形式活泼，同学们非常喜爱，适合学生演唱”；有的同学反驳说：“流行歌曲虽迎合很多学生的心理，但是很多歌词粗俗不堪，如有首广为传唱的《爱情乞丐》歌词是‘可怜可怜我吧，给我一点爱，可怜可怜我吧，骄傲的女孩’”，此同学话一出，引来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笔者想，大家可能都会哼这首歌吧。随后，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说起流行歌曲的弊端，有的说最近很火爆的流行歌曲《伤不起》里的歌词：“伤不起，真是伤不起，我想你想到昏天暗地，恨你恨到心如血滴”语言垃圾，不适合中学生演唱；有的同学说有一首歌叫《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唱道：‘真的不敢想要能够活着升天’真是内容荒诞；有的同学说很多流行歌曲就是模仿作秀，陈词滥调，比如《打个电话》就是《常回家看看》的翻版；还有的同学说很多歌曲如《苍蝇》《蚂蚁》之类的就是矫揉造作、无病的顺口溜……在激烈辩论的过程中，也有同学列举出了一些优秀的流行歌曲，比如《愚公移山》，颂扬了人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精神；《真心英雄》激励了很多人奋发向上、勇往直前，坚定执着的追求自己的理想等等。同学从流行歌曲谈到了革命歌曲，谈到了民族乐曲，谈到了催人奋进的旋律，谈到了宛转悠扬的曲调，谈到了好的歌曲带给人精神的愉悦和美的熏陶。
这次激烈的辩论，学生们明白了不能再像从前一样盲目跟风，要学会多角度、有选择的哼唱歌曲、鉴赏音乐。要唱出中学生自己的雅歌！
三、唱歌：唱出属于自己的歌
经过搜歌、辩歌两个环节，学生们对歌曲有了自己独到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纷纷表示要唱属于中学生自己的班歌、红歌和古诗词歌曲，将雅的歌曲唱起来，把雅的班风树立起来。
1.班歌――心灵感动的磁场。若干年后，学生们也许会忘记教他们的老师的名字，但也许不会忘记曾带给他们心灵感动的班歌。积极向上的班歌可以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接受潜移默化的教育。针对当前中学生身上存在的种种性格弊端，笔者决定以“爱”为主题选择班歌。经过全班同学踊跃推荐、班干部讨论商议，我们最终确定了广受学生们喜爱的励志歌曲《爱，因为在心中》为我们的班歌。
“当我睁开双眼每一天，都会记得大家的笑脸，明白心中勇敢又多了一点”，每天清晨，温馨的班歌会告诉一张张稚嫩的脸庞身边有爱，要勇敢向前；“曾经哭泣也会看不见，未来总会有别的喜悦”勉励孩子们要乐观坚强；“你的音符你的脸，教我不退缩要坚持着信念”激励孩子们要坚韧执着；“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梦，无论失败成功都会感动……”告诉孩子们要有梦想，并为之奋斗!学生们把“爱”融入美妙的音符，把感情放入动人的文字，用每个人特有的方式诠释生活的点点滴滴。在每一个声音的背后都蕴藏着一个同样的信念――“爱，因为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班歌，教给学生们活着要有爱、要坚韧、要进取，每个人都平凡但可以不平庸。
2.红歌――精神力量的源泉。红歌是往昔峥嵘岁月朴素的表达，是激情年华深情的吟咏，情感真挚浓烈，旋律优美高亢，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红歌犹如风中飘扬的那面旗帜，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在学校“唱响红色歌曲、弘扬爱国精神”的号召下，我们开展了红色歌曲大家唱、红色经典我来讲、红色精神代代传等一系列活动。
（1）红色歌曲大家唱。首先是学唱。我们精心挑选了二十首大家广为传唱的经典曲目，文娱委员负责利用每天中午时间带领同学们反复听，用心学，经过一个月，学生们大部分都能流利准确地唱十多首红色歌曲，很多曲目如《红旗飘飘》、《地道战》、《保卫黄河》、《当兵的人》、《一二三四歌》等，以其慷慨激昂的旋律，铿锵有力的节奏广受同学们喜爱。
（2）红色经典我来讲。红歌唤起了学生们对红色历史的记忆，嘉兴南湖的小船、八一南昌的枪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还有改革开放的号角、祖国蒸蒸日上的自豪等。红色歌曲激励着一代代人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于是，我们在唱红歌后，讲红色故事，这确实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方法。许多同学讲到了《闪闪的红星》、《》、《上甘岭》等经典故事，我们还选择极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故事进行学习，使学生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了祖国历史的发展变化，弘扬革命优良传统。
（3）红色精神代代传。通过唱红歌、讲故事，我们营造了良好的班级文化氛围，接着我们开展了“学习红色精神”的励志演讲，畅谈了“祖国的历史与未来”“家乡的历史与未来”“学校的历史与未来”，学生们用优美激昂的歌声和激情澎湃的演说，表达了自己对先辈不畏艰险、不懈奋斗精神的敬仰和赞美，对家乡的热爱，对学校老师的感恩和对学校未来蓝图的规划。活动中，学生们用书面形式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决心，要把我们的红色精神用在学习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奋斗，热爱自己的家乡，以学校为荣，感恩学校、感恩老师，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3.古诗词歌曲――瑰丽典雅的殿堂。古典诗词歌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古朴含蓄，典雅精绝。是文学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凝结着我们传统文化的特色。学生们如果能演唱好古诗词歌曲，可以加深对古代诗词的理解，在优美的音乐中陶冶情操，感受中国古代诗歌的独特魅力，凝聚民族精神。因此，我班组织学生学唱简单的古诗词歌曲。
学唱古诗词歌曲，我们按“欣赏―学唱―品评―赛唱”四环节进行。
（1）欣赏：首先我们用一节班会时间带领学生们欣赏了一系列易于中学生理解的古诗词歌曲，如《水调歌头》（苏轼）――王菲版、《相见时难别亦难》（李商隐）――蔡琴版、《相见欢》（李煜）――邓丽君版等。无论是空灵柔美的演唱还是浑厚深沉的音色，都体现出了诗词的古风古韵。在平时，学生们经常会为了完成学习任务而去死记硬背很多古诗词，在古诗词歌曲欣赏课后，竟然有不少学生对古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学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欣赏之后我们按照由易到难、由课内到课外的原则选择古诗词歌曲，同学们唱过的古诗词歌曲有《虞美人》（李煜《虞美人》邓丽君演唱），《独上西楼》（李煜《相见欢》邓丽君演唱），《但愿人长久》（苏轼《水调歌头》王菲演唱），《月满西楼》（李清照《一剪梅》安雯演唱），《满江红》（岳飞《满江红》罗文演唱），《别亦难》（李商隐《无题》徐小凤演唱），《雨霖铃》（柳永《雨霖铃》娄晗演唱）等。通过学唱环节，学生们牢牢地掌握了许多平时难以记诵的古诗词。最令人欣慰的是，几个平时学习困难的学生都能将古诗词歌曲中的诗句铭记在心了。
（3）品评：对于已经谱曲演唱的古诗词，无论学生们是背诵在先，还是唱中记诵，词与曲的完美结合，让学生对古诗词深远的意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演唱过后的品评便水到渠成。在品评会上，有的同学说，古诗词歌曲《别董大》，以苍凉慷慨的音调，渲染出“千里黄云白日曛”的塞北大漠天昏地暗的背景和作者与董大之间的悠悠别情离绪，悲切中饱含着“莫愁前路无知己”的光明希冀；有的同学感言，辛弃疾的《西江月》中，以恬静的歌声，把幽美旖旎的夏夜、浓郁芳馥的稻香、蛙声成片的天籁和作者的喜悦心情，表现得自然含蓄、淡雅真切。如同把人们带到了夏夜的山村，闻到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也有同学说，秦观的《忆王孙》则又别具情趣，“萋萋芳草忆王孙，柳外楼高空断魂”，娓娓道来，意境全出。芳草萋萋，声声杜宇；雨打梨花，楼高门闭。给人展示出一幅意境悠远、缠绵夺魄的淡墨画。同学们从“雅”的古诗词歌曲中唱出了意境，陶冶了情操。
（4）赛唱：演唱古诗词歌曲，只有在弄清诗情词意的基础上，在发挥古人情趣意境的条件下，才可能唱好。当然，唱歌还需要先天嗓音条件和后天音乐素养，所以这个环节我们降低难度，采用小组合唱或自由组合的方式进行，学生们把自己融入诗境中，融入诗词中，融入诗人的感情和经历当中，融入音乐中，词曲和谐、声情并茂，学生们还能熟练记诵几十首古典诗词，我们的古诗词演唱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悠扬的班歌唱起来，温馨溢满整间教室；嘹亮的红歌唱起来，激励着学生不忘历史、奋发前进；典雅的古诗词歌曲唱起来，学生在优美的旋律中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学生在雅歌中思索，在思索中感悟，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优良的品德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提高了审美情趣。健康向上歌曲的传唱培养了学生健康向上的道德情操，激发了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热情；班风正了，学生学习热情高了，学习成绩不断提高。一个班的活动感染了一个学校，感染了学校的每一个人，如今，雅歌活动已经推广到学校的各个班级。雅歌唱起来，学生们热烈奔放、激情飞扬！雅歌唱起来，学生们活力四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
参考文献：
找准契合点 弘扬主流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的文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文化多元化也造成了大量低俗文化和不良文化的散播。因此，不让积极、健康的主流文化边缘化，弘扬主流文化刻不容缓。
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所倡导的、发挥主要影响的文化。而诗歌是伟大时代变革中卓越思想的产物，它表达了一个时代最具壮美的精神走向。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歌大国，有五千年诗歌文化发展的历史。翻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每逢盛世，都是诗歌飞扬的时期。当前，正逢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全国人民满怀激情干事业，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历史时刻，以红色诗歌文化为主题开展咏诵活动，不仅有助于弘扬主流文化，更是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
因此，辽宁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电视文艺栏目《我爱红诗》以担当主流价值和主流文化为己任，本着用经典带动流行，用主流引领多元的指导思想，唱响红色经典，弘扬先进文化。节目定位坚持主题的鲜明性、风格的多样性、参与的广泛性、点评的专业性，力求按照时代要求把握文艺导向，依据民众需求把握文艺风尚。节目内容以健康、向上的“红色”基调激动人心，以真、善、美的“红色”魅力感动人心，以融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红色”品质深入人心。
融入艺术性 演绎诗歌魅力
诗歌素来被认为是阳春白雪，高雅的象征。如何让高雅文化走下殿堂，使观众既看得见，又摸得着，营造雅俗共赏的氛围，这就需要对节目进行大众化改良。为此，《我爱红诗》特别策划在节目中融入多种艺术元素，以诗歌文化作为精神内核，以综艺娱乐作为表现方式，力求把优秀的诗歌文化与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巧妙地结合起来，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内容和形式来宣传时代精神。
《我爱红诗》的核心概念是“红诗”。“红诗”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优秀诗作。主要包括被广大人民群众广为传颂的中华民族经典诗篇；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革命诗篇；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歌颂党、歌颂祖国，反映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赞美人民、赞美劳动，讴歌美好生活的优秀诗歌作品。在节目创作过程中，在“红色”主题下，我们将“红诗”的外延扩大：不仅有诗词篇章，还包括具有诗化语言的散文佳作，以及旋律优美的歌曲经典、戏曲片段；不仅有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也有来自民间的原创。
《我爱红诗》节目形式以“红诗”诵读为切入点，同时注重运用歌舞等其它艺术门类，以生动的电视语言，深入阐释“红诗”背后的文化精神，传递积极健康的时代风尚。每首诗篇的朗诵，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艺术处理，或配以精心编排的音乐和舞蹈，或运用反复、独诵与齐诵结合、吟唱等手段，立体呈现了一唱三叹、余韵不绝、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此外，在每首诗篇的末尾，还设计了能进一步诠释和升华主题的文艺节目。像这样，以朗诵为主要表现形式，同时辅以舞蹈、器乐、演唱等多种艺术元素的创新包装，诗词的魅力就能真正得到艺术化的展现。
联动多元化 打造红色品牌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传媒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渠道过剩”的时期。受众接收信息的媒体终端日益丰富，必然造成受众注意力的分散，在这样的情况下，单个媒体往往容易淹没在传媒市场的大海中。因此，《我爱红诗》栏目积极寻求与社会资源、与其他媒体、与自身内部的多向合作，互利共赢，为构建红色品牌形象开拓新的成功路径。
与社会资源联动。辽宁具有浓厚的诗歌创作土壤和浓郁的诗歌朗诵氛围，各种规模的诗词、诗歌社团遍布城乡。正是有着这样良好的群众基础，自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发起“红诗辽宁”群众性诗歌咏诵活动以来，《我爱红诗》栏目组积极组织和引领各地市群众竞相开展诗歌创作、咏诵活动，使诗歌走进乡村、走进校园、走进机关、走进企业、走进社区、走进家庭，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红色诗歌浪潮。
《我爱红诗》栏目在常态运行一个阶段后，策划并开展了一系列行业及区域性的广场诵诗活动，如在朝阳、鞍山、锦州、阜新等各市开展的大型广场诗会活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
与其他媒体联动。《我爱红诗》在做好节目的同时，特别重视节目品牌的宣传推广。栏目已与东北新闻网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利用不同媒体优势共同发展，加大节目对外宣传力度。东北新闻网多次在首页“第一现场”中报道《我爱红诗》节目的亮点。同时，栏目也积极与省内各市各家媒体合作，使各市参加节目的人员在当地报纸、广播及电视的宣传报道频现。以《我爱红诗》其中一期节目《献给当代雷锋郭明义的颂歌》为例，节目从策划、制作到播出，整个过程与多家媒体进行了联动宣传。东北新闻网除了对这期节目进行文字报道之外，同时还进行了视频报道。《辽宁日报》和《沈阳日报》等兄弟媒体也对这期节目进行了文字和图片报道。多家媒体的组合报道产生的联动效应，极大地拓展了这期节目的深度和广度。
此外，《我爱红诗》还在新浪、搜狐网上开通了博客，吸引大量网友驻足。同时，栏目还与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隆重推出了优秀原创诗集。《我爱红诗》与网络、报纸、书刊等媒体的强强合作，大大提高了该栏目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促进了品牌形象的提升。
与自身内部联动。电视文艺栏目《我爱红诗》自开播以来，与本台文艺广播959《红诗会》节目形成姊妹篇，资源共享，以视、听两种方式合作传播，拓展空间。同时，《我爱红诗》还在台内网站设置专题网页宣传，节目视频及资料在网上充分体现。
除此之外，《我爱红诗》栏目积极促进与台内其他栏目的互动宣传。如本台的《第一时间》、《辽宁新闻》、《说天下》、《大海热线》、《生活导报》、《午汇天下》等栏目都对《我爱红诗――献给当代雷锋郭明义的颂歌》这期特别节目进行了相关报道，多个栏目在报道郭明义事迹的同时，也提升了《我爱红诗》栏目的品牌影响力。其间栏目还与本台乡村广播、文艺广播联办节目，取得了较好的收视效果，实现了双赢。
找准契合点 弘扬主流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的文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文化多元化也造成了大量低俗文化和不良文化的散播。因此，不让积极、健康的主流文化边缘化，弘扬主流文化刻不容缓。
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所倡导的、发挥主要影响的文化。而诗歌是伟大时代变革中卓越思想的产物，它表达了一个时代最具壮美的精神走向。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歌大国，有五千年诗歌文化发展的历史。翻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每逢盛世，都是诗歌飞扬的时期。当前，正逢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全国人民满怀激情干事业，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历史时刻，以红色诗歌文化为主题开展咏诵活动，不仅有助于弘扬主流文化，更是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
因此，辽宁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电视文艺栏目《我爱红诗》以担当主流价值和主流文化为己任，本着用经典带动流行，用主流引领多元的指导思想，唱响红色经典，弘扬先进文化。节目定位坚持主题的鲜明性、风格的多样性、参与的广泛性、点评的专业性，力求按照时代要求把握文艺导向，依据民众需求把握文艺风尚。节目内容以健康、向上的“红色”基调激动人心，以真、善、美的“红色”魅力感动人心，以融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红色”品质深入人心。
融入艺术性 演绎诗歌魅力
诗歌素来被认为是阳春白雪，高雅的象征。如何让高雅文化走下殿堂，使观众既看得见，又摸得着，营造雅俗共赏的氛围，这就需要对节目进行大众化改良。为此，《我爱红诗》特别策划在节目中融入多种艺术元素，以诗歌文化作为精神内核，以综艺娱乐作为表现方式，力求把优秀的诗歌文化与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巧妙地结合起来，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内容和形式来宣传时代精神。
《我爱红诗》的核心概念是“红诗”。“红诗”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优秀诗作。主要包括被广大人民群众广为传颂的中华民族经典诗篇；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革命诗篇；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歌颂党、歌颂祖国，反映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赞美人民、赞美劳动，讴歌美好生活的优秀诗歌作品。在节目创作过程中，在“红色”主题下，我们将“红诗”的外延扩大：不仅有诗词篇章，还包括具有诗化语言的散文佳作，以及旋律优美的歌曲经典、戏曲片段；不仅有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也有来自民间的原创。
《我爱红诗》节目形式以“红诗”诵读为切入点，同时注重运用歌舞等其它艺术门类，以生动的电视语言，深入阐释“红诗”背后的文化精神，传递积极健康的时代风尚。每首诗篇的朗诵，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艺术处理，或配以精心编排的音乐和舞蹈，或运用反复、独诵与齐诵结合、吟唱等手段，立体呈现了一唱三叹、余韵不绝、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此外，在每首诗篇的末尾，还设计了能进一步诠释和升华主题的文艺节目。像这样，以朗诵为主要表现形式，同时辅以舞蹈、器乐、演唱等多种艺术元素的创新包装，诗词的魅力就能真正得到艺术化的展现。
联动多元化 打造红色品牌
转贴于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传媒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渠道过剩”的时期。受众接收信息的媒体终端日益丰富，必然造成受众注意力的分散，在这样的情况下，单个媒体往往容易淹没在传媒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因此，《我爱红诗》栏目积极寻求与社会资源、与其他媒体、与自身内部的多向合作，互利共赢，为构建红色品牌形象开拓新的成功路径。
与社会资源联动。辽宁具有浓厚的诗歌创作土壤和浓郁的诗歌朗诵氛围，各种规模的诗词、诗歌社团遍布城乡。正是有着这样良好的群众基础，自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发起“红诗辽宁”群众性诗歌咏诵活动以来，《我爱红诗》栏目组积极组织和引领各地市群众竞相开展诗歌创作、咏诵活动，使诗歌走进乡村、走进校园、走进机关、走进企业、走进社区、走进家庭，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红色诗歌浪潮。
《我爱红诗》栏目在常态运行一个阶段后，策划并开展了一系列行业及区域性的广场诵诗活动，如在朝阳、鞍山、锦州、阜新等各市开展的大型广场诗会活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
与其他媒体联动。《我爱红诗》在做好节目的同时，特别重视节目品牌的宣传推广。栏目已与东北新闻网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利用不同媒体优势共同发展，加大节目对外宣传力度。东北新闻网多次在首页“第一现场”中报道《我爱红诗》节目的亮点。同时，栏目也积极与省内各市各家媒体合作，使各市参加节目的人员在当地报纸、广播及电视的宣传报道频现。以《我爱红诗》其中一期节目《献给当代雷锋郭明义的颂歌》为例，节目从策划、制作到播出，整个过程与多家媒体进行了联动宣传。东北新闻网除了对这期节目进行文字报道之外，同时还进行了视频报道。《辽宁日报》和《沈阳日报》等兄弟媒体也对这期节目进行了文字和图片报道。多家媒体的组合报道产生的联动效应，极大地拓展了这期节目的深度和广度。
此外，《我爱红诗》还在新浪、搜狐网上开通了博客，吸引大量网友驻足。同时，栏目还与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隆重推出了优秀原创诗集。《我爱红诗》与网络、报纸、书刊等媒体的强强合作，大大提高了该栏目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促进了品牌形象的提升。
与自身内部联动。电视文艺栏目《我爱红诗》自开播以来，与本台文艺广播959《红诗会》节目形成姊妹篇，资源共享，以视、听两种方式合作传播，拓展空间。同时，《我爱红诗》还在台内网站设置专题网页宣传，节目视频及资料在网上充分体现。
一、让学生读起来
诵读是语文教学的优良传统。唐朝韩愈曾说：“手披目视，口诵其言，心惟其义。”可见他也是把诵读作为训学的规则之一。在诵读中可采取教师范读、学生单独朗读、齐读相结合的方法，来提高学生读诗的兴趣。读诗时，要求学生首先注意停顿，掌握好节奏，以读出诗歌的韵味。诗歌的节奏是依据汉语的特点建立的，由“顿”来体现的：四言诗每句两顿，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五言每句三顿，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七言每句四顿，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其次在读诗的过程中展开合理的想象和联想，在脑海中再现诗中描绘的景，在心中体会诗中抒发的情。除了上述的诵读方法，还可以配乐朗读。汉字本身就平仄错落、富有音韵，若配乐朗读，就锦上添花了。背景音乐可依据诗歌的感情特点而定。如在学习白居易的《琵琶行》时配以古曲《阳春白雪》，乐曲时而低吟、时而激越，在抒情上和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处。苏霍姆林斯基说：“音乐―想象―幻想―童话―创造，这便是儿童所走过的发展自己精神力量的道路。音乐的旋律在儿童心上唤器鲜明的画像。这种旋律是认识理智的创造力的一种不可比拟的角度。”可见这样处理有助于对诗歌进行进一步的理解。
二、让学生唱起来
把音乐引进教室，除了作为背景音乐配以朗读，还可以直接来唱。因为中国上古时代诗歌、音乐、舞蹈原是三位一体的，诗歌和音乐有一种难解难分的特殊关系，音乐美应是诗歌艺术的重要因素。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利用歌曲和诗歌都可和乐而唱的特点，让学生诗、歌共赏，可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并能把诗歌的情感内化为自我的审美情感。李白的《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事多烦忧”和黄安的歌曲《新鸳鸯蝴蝶梦》中的“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有相似之处，可让学生在唱中背诗，在唱中体会诗和歌的异同，从而体会诗歌的意蕴之美。一些广为流传的诗歌有古今不同的演唱版本，例如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学习时，可先让同学听完不同的两种版本，然后让他们就自己喜欢哪一种诠释的方式进行讨论。这就要求学生必须能准确地把握原词的内涵和艺术风格。
三、让学生“画”出来
中国古典诗歌讲究“立象尽意”，“象”即客观物象，“意”即主观感情，意思是诗人将感情注入客观景、物，而不直接地表述。所以就有了“诗是无形画，画时无声诗”的说法。诗人在创造绘画美时，往往通过色彩来描绘大千世界的音容笑貌，使诗的形象具有绘画的可观性和直观感。像白居易的《忆江南》：“日出红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像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像李清照的《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都是通过色彩丰富审美形象，强化艺术效果。因此我们在古代诗歌教学中可采取将诗歌中用语言文字表现的色彩转变为真实可感的颜色的方法，让学生先大胆地用色彩画出他心中的景物特征，然后比较诗中的色和画中的色的差异（这种差异包括色彩本身，也包括这种色彩在表现作者的主观感情时的作用）。比较中学生在把握诗歌的物象特征的基础上不难发现诗歌中的摹虚和绘画中的写实的异同，从而提高审美能力。
“新民歌运动”理念在于继承过往新诗，融合“古典”与“民歌”的优长，将诗歌发展推上高峰。但也正是在如此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中，新民歌在传承古典诗歌和学习传统民歌方面，都未得精髓，也无法自由书写其精髓，更没有发挥新诗的社会效应，成为“一个苦难民族在一场乌托邦之梦之梦中的呓语”[1]。本文主要以《红旗歌谣》为例，探讨其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形式与风格等，再围绕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在这种具体分析中，笔者逐一浅析新民歌与古典诗歌、传统民歌和新诗传统的关系。
一、较古典诗歌：从作品内到作品外
首先在表现手法上，新民歌特色之处在于用典和夸张。用典尤其注重神话的运用，但是新民歌时期的创作用典不再是为了达到艺术审美性，也不是利用神话书写个人独立的思想情感，而是为了政治宣传的渲染效果。例如《明天要去闹天宫》中“要和神仙比高低，喊声冲上九重霄。……夺取天河浇仙桃。”作品利用天界仙桃神话表现的是攀比和抢夺的欲望，从而体现了盲目的政治狂热和自我膨胀。神话成为了政治渲染和衬托的工具，用来宣传“”下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夸张也常见新民歌中，但不同于古典诗歌。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用夸张极言个人的悲伤情绪，新民歌中没有个人自由情感的真实表露，更不会允许悲哀、忧郁等消极情感。在作品中，夸张的手法多用来突出生产的成果，却又违背基本常识，展现给读者强烈的虚假感和不可读性，成为了一种“生产的‘副产品’”[2]。
其次，作品在意象选取方面尤其偏重于“太阳”这个意象元素。在古典诗歌中， “日”虽然可以象征君主和帝王，但更多是诗人借景抒情，更有夕阳意象，或表现国家衰败，或体现羁旅之情，或抒发个人愁思。然而新民歌让“太阳”这个意蕴丰富的意象走向极端单一化，成为政权的象征和个人崇拜的符号。“太阳”也从此与“光明” “红色”等词联系在一起，失去了古典诗歌的含蓄蕴藉。
第三，新民歌注重形式的齐整与和谐。《红旗歌谣》五字诗、七字诗有较大篇幅，明显是受了古典诗歌中五言、七言的影响。此外，诗歌注重押韵和声律的和谐，然而这种形式的仿效十分粗浅，在五七字的诗句中，作品常用“着、了、过”及各种语气词拼凑，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却没有留有古典诗歌简约雅致的词句风格特色。
走到作品外看，古典诗歌的创作环境都是在专制主义强权政治下的书写，同样的，新民歌的创作背景也是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从诗经时代开始，“风、雅、颂”中的“颂”就是为了讴歌贵族盛典和先王懿德，到魏晋南北朝赋渐渐兴盛，后来汉赋也成为政治宣传的有力手段。然而强权政治下的古典诗歌却依然呈现出参差多态的瑰丽美学，因为思想尽管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没有完全被政治笼罩，诗人仍有着独立思辨的灵魂，能够遵循“诗言志，歌咏言”。
二、较传统民歌：人性抒写到政治书写
传统民歌是真正的农民文学，以农民及其生活为创作主体，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经的一种来源方式就有传闻为“采诗说”。传统民歌受重视是因为其是人文景观、社会风俗、民生民情的缩影，它代表了纯净、淳朴、自然的劳作者情怀。然而新民歌运动时期的作品，不再带有人性自由的伸展流露，而成为了政治书写工具。笔者结合《红旗歌谣》，重点讨论“爱情”和“劳动”二者，从原来的人性抒写转变为政治书写。
爱情的描写在《红旗歌谣》中有相当的篇幅，然而笔者存在的疑问是，既然在公共空间中话语权已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掌控，那么爱情作为个人情感的描绘是何以存在的？既然爱情的描绘确实存在，在时代特殊的政治语境下，这种描绘又有怎样的特色和时代影响？
可以说，爱情描写和政治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一方面爱情在当时为革命精神所不容，诗人往往在进行爱情描写失去自然生命力，利用意识形态来弥补自由情感的空缺；另一方面，政治也借用新民歌中的矍槔创锏秸治宣传的目的，利用爱情这个符号来歌颂党的宏伟蓝图。如“新娘子刚进庄，小伙子都拥上……新娘笑容满面，她不慌也不忙，从怀里掏出张跃进计划，向大伙说详端。”这段民歌在描写农村婚嫁场景时，在末端强硬地安插了“跃进计划”这个政治典型，违背了民间嫁娶的习俗，在生硬的转折中把爱情婚嫁划为意识形态的宣传要素。《红旗歌谣》中还有民歌对唱的描写，“男：叫声妹妹加油干，咱俩争取当模范。女：不当模范不见你，谁不上山不结婚。”在问答对唱中，缠绵悱恻的情话和政治宣传语交相错杂，政治的正确性和大胆热情的表白相结合，诗歌开头先写“做工”和“志气”等符合“”时期规范的姿态，而在诗歌中间又描绘了男女之间的思念，到结尾处又通过“模范”来挽回自然欲望的漏洞，成为了符合政治宣传的文艺工具。爱情与政治之间存在“隐形的互文关系”[3]，然而最终爱情做出了让步，服务于政治，才能够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
笔者更发现，新民歌中的“爱情”与“劳动”相结合，更彻底地符合“”众志成城的生产热情。因而，“劳动”也从传统民歌中的农民生活情态变为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标志。例如“情哥挖坑妹放苗，遍山坡上新绿袍。”有情男女共同在田间耕作，而诗句最后落足在“新绿袍”的生产成果上，爱情和劳动成为表层的掩盖，展现出新时代和谐的生产景象，最终为了宣传“”劳动生产政策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妹妹挑土哥挖塘，汗珠跟着泥水淌。妹挑千担不知累，哥在泥里不觉凉。”爱情和劳动相互交织，可是读者感觉不到爱情的微妙和深邃，而是从“泥水淌”“不觉凉”等词中感受到对于劳作的鼓励和赞美，而这种时代背景下的“劳动”，是时期领导者期待的群众形象，是特殊化的宣传标语。
其实不止于劳动中的爱情，亲情、大自然乃至宗教都成为了政治宣传的符号。在新民歌描绘下，爱情、亲情、自然、宗教等共同存在，显出昌盛丰富之态，最后又倒向共同的中心――意识形态。“主席走遍全国，峨眉举手献宝，黄河摇尾歌唱。”在政治抒写下，大自然显示出臣服的姿态。红旗歌谣显示出的是一种挑战的欲望，挑战他人，挑战自然，认为主体无往不胜。这种狂热的斗争欲望，恰恰反映的是另一面，是焦躁不安，人心不定。在面对宗教神灵时，云南傣族有一首“敢于过火海，上刀山，敢于倒转乾坤，――向神圣的叭英宣战。”叭英即傣族语的“上帝”。作品表现出蔑视天地，自我膨胀，反映人焦躁不安的斗争状态心理。反对神魔，实际上是创造神魔；没有独立的信仰，只有群体的崇拜。情感、自然、宗教等等不再是自我意识的目的，而是群体崇拜的手段，成为了政治书写的元素之一。
三、较新诗传统：“大众化”“通俗化”的歪曲
五四以来的新诗作家，一直试图寻找一条捷径，希望通过简洁明了的字句，通俗地表达的观点，从而便捷地启蒙大众、唤醒大众。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的“八事”中就提出“不避俗字俗词”，通过倡导白话在群众中做普及工作。然而正如三十年代的评论一样，“五四时的白话，实际上只是一种新式文言……一般工农大众，不仅念出来听不懂，就是看起来也差不多同看文言的一样吃力”。[4]新诗发展的症结，在新民歌运动时期达到了另一个极端，在语言方面一味追求“通俗化”，在思想内容方面一味追求“大众化”，却没有发现意识形态下的固有矛盾。
首先，“通俗化”被曲解为语言的空洞。通俗化仍然是文学艺术审美性中的重要一点，但是新民歌为了传到政治宣传的革命目的，只选取了通俗化的表层，将诗歌创作视为运动形式，将诗歌语句视为宣传标语，将诗歌这种艺术的目的视为政治的手段。于是，直白的诗句因传达狂热的政治情感，而不免失去“通俗化”的初衷，而流于恶俗。诗歌中甚至出现“打死”“砸烂”等意识形态性强烈的用语，失去了诗歌的形式美。这种诗歌创作有其失败根源。曾经倡导人民群众搞自己的文艺，于是在新民歌运动中，许多农民作家的文化水准非常低，他们的学习典范就是党的宣言，将空洞视为通俗。
其次，思想普及的“大众化”理念中，大众群体与创作群体处于不对等的关系。“我们”和“大众”是一组矛盾的概念，“我们”是已然清醒的群体，那“大众”则是另一端，是等待唤醒的、可以组织的另一群。但“唯其由大众出身的作家，才能具有大众的意识，大众的生活感情；所以也只有他们才能表现大众所欲表现的东西”，[5]诗歌创作者在清醒的认识者和混沌的待启蒙者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存在缝隙，肩负着进一步启迪大众的社会责任。而新民歌运动轻易草率地处理了“大众化”问题。新民歌简单地描绘了想象中没有苦难的大众生活，不在于启迪大众的智慧，而在于削弱大众的思考，抓住人性人性的贪婪和畏惧，省略了生活中的苦难描写，占据了灵魂领袖的位置。
《红旗歌谣》作为新民歌\动的产物，值得研究之处并不仅在于文学价值，更在于特殊年代的社会历史价值。本文仅以《红旗歌谣》中部分诗篇为例，简单分析了文本内部诗歌的表现手法、意象选取以及诗歌形式方面特色与，根据特色产生的缘由剖析文本外的政治语境与时代背景，最后对新民歌有进一步的认识。由于政治时代的需要，新民歌运动被要求与“古典”和“民歌”相结合，但也正是这种强硬的政治要求违背了诗歌创作的自然规律，使得新民歌在古典诗歌和传统民歌传承方面存在弊端，也成为新诗发展阶段的特殊产物。笔者仅通过文本内部细读和文本外时代特色分析，浅述了新民歌运动与古典诗歌、传统民歌与新诗传统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3）.
[2]肖来请. “红旗歌谣”：虚假的民间发声. 文化纵横谈.
[3]薛祖清，席扬. “符号”与“歧义”――《红旗歌谣》“情诗”解读. 文艺评论，2005（5）.
[关键词]古典诗 色彩意象 色彩观念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9-0040-02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进程中，色彩意象随着诗歌表现范围的不断延伸而逐渐丰富和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一个由简单、纯朴到多样、繁杂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这在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心理情感的日趋复杂化以及社会色彩观念的发展。更进一步来说，人类的认识力和创造力从根本上制约着色彩意象的选取和运用，心理情感的日趋复杂化是色彩意象多样化的审美内驱力，社会色彩观念的演变则直接影响着色彩意象的流变。
《诗经》、《楚辞》的色彩较为纯朴简单，多选用青色意象和白色意象，其次是红色意象、黄色意象和黑色意象。这五种颜色也是中国传统的“正色”。《管子·揆度》说：“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红）也。”《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多以自然物起兴，如首篇《关雎》中首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展开的是一幅白色流水的青色小岛上一对黑色关雎（鱼鹰）栖息图，“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则描绘了青色水草在白色流水中漂浮的姿态。《楚辞》常用香恶草木物象作比，如屈原《离骚》中的白芷、蕙兰、菌桂、秋菊、菉、葹，等等。这些大多是自然物的色彩直接作用于审美主体视觉的结果，也是先民朴素的色彩观念的直接反映。
汉魏晋时期的古诗中的色彩意象虽较先秦诗歌有了一定的发展，仍未脱离《诗经》、《楚辞》的色彩选取范畴，而且青、白两种色彩在诗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其中多间杂着形容女子或爱情的红色意象。《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诗句中的青葱的意象蕴含的是游子的漂泊不定和思妇的遥望无期；还有像“明月何皎皎”、“明月皎夜光”诗句中，皎洁的月光照出的不仅有闺中女子的空虚无聊，更有寒门士子怀才不遇的忧伤。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以及陶渊明的田园诗仍主要表现青白的色彩意象，但已呈现丰富多样化的趋势。
南北朝时期，宋齐时代的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鲍照的乐府诗，色彩意象渐趋多样、繁杂化。“齐梁以后，形式主义的诗风笼罩着整个诗坛，梁陈宫体诗的流行，更是诗风的堕落”。[3]形式主义的诗风以及宫体诗的流行，从诗歌的精神意义层面上看是诗歌发展进程中的倒退现象，然而从诗歌的表现范围和色彩意象的发展看，这又是一个必然经历的成长过程。南朝诗人大多生活在宫廷豪门，或者出于兴趣偏好，或者因为身不由己，他们的诗歌内容多表现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辞藻艳丽，青、红两色是诗境的主色调。典型的代表有陈后主，还有往后的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些诗人开始将目光从简单的自然物象更多地投射到社会物象，色彩意象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北朝诗歌中的色彩意象的发展则相对缓慢些。由此可见，唐之前诗歌色彩意象总体而言是相对简单而纯朴，这种情况随着古典诗歌的发展而走向丰富。
中国古典诗到了唐朝达到顶峰，诗歌不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获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因此，唐朝的色彩意象也在这个过程中走向多样化发展。
初唐时期（618—712年），诗歌色彩意象总体上沿袭了南朝梁陈宫体诗的表达机制，以红色为主色调，显得浓艳而缺少深度。“初唐时代，当政的文臣多半都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浮艳的宫体诗、富丽呆板的宫廷诗。他命令魏征、房玄龄、虞世南等大臣编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类书，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供给当时文人们采集典故词藻之用”。[1]明人许学夷说：“今观世南之诗，犹不免绮靡之习，何也？盖世南虽知宫体妖艳之音非正，而绮靡之弊则沿陈、隋旧习而弗知耳。”[2]对于上官仪的诗，史称“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时称“上官体”。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初唐诗歌主要表现宫廷生活，对广袤现实社会缺乏深刻的反映，但还是出现了有别于此的“唐音之始”。[3]如唐太宗、魏征的诗，内容上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艺术风格上却追求雅正，以宏大整肃代替六朝琐碎柔弱，昭示了唐诗的发展方向和前景。至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继上官仪追求辞美，而引向自然流丽。沈佺期、宋之问最终完成了近体诗格律的定型，在诗歌形式上是对辞藻华美、绮错婉媚的色彩意象的理性拒绝，而内容上仍是沿袭旧制，直至王绩和“初唐四杰”奏响了真正的“唐音之始”。王绩被认为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他的《野望》和《秋夜喜雨遇王处士》从内容和风格上是唐诗中“最早摆脱齐梁浮艳气息的近体诗”。[4]“初唐四杰”之诗，内容上由宫廷转向市井，由台阁转向江山塞漠；风格上由纤柔卑弱转向流丽省净，自然清新；感情基调上表现出开朗热情、积极进取的高亢精神。他们的诗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六朝藻绘习气，但已有极大进步，色彩意象脱掉了单调的浓艳的南朝华服，逐渐换上了多样、浑厚而富有内涵的红黄色彩背景为主，青白意象尤多的盛唐之装。
到了盛唐（712—762年），景云之后开元天宝年间王维、李白、杜甫、孟浩然、高适、岑参诸公之诗，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已着上了盛唐之装，诗歌色彩意象进入了全盛时期。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云：“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也是林庚先生极力推崇的“盛唐气象”，本文不必深究。
中唐（762—827年）诗歌随着安史之乱的冲击而随社会走入低谷，随着国力的衰弱，唐诗中外向、奔放、刚健的时代精神已不如盛唐，而更多地转向对现实疾苦的反映和心灵的慰藉。“白发”、“青丝”之类色彩意象表现了刘长卿、顾况、韦应物及“大历十才子”等一批诗人，在沐浴了盛唐之光后面对一个疮痍满目的社会那沉痛的历史沧桑感和生命悲剧意识，这在诗歌色彩意象中有形象的体现。如刘禹锡的名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石头城》），“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乌衣巷》），浑厚色彩背景中是忧国伤怀的浓浓情怀。当然，中唐诗歌虽缺少盛唐外向、奔放、刚健的时代精神，但也不乏沉郁、哀苦，或通俗或怪诞的艺术风格。甚至可以说，随着诗歌的盛行，中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和语言风格的多样化比盛唐之诗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强烈。杜甫后期诗歌沉郁悲凉的艺术风格已经反映了中唐的社会思想面貌。白居易、元稹等对新乐府的倡导和实践，使得诗歌由盛唐时的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色彩意象多因浅俗的创作原则的需要又更多地变得艳丽起来，但这种艳丽与初唐时沿袭的六朝靡丽的脂粉气相比，还掺杂着哀苦无奈的人生况味和时代气息。韩愈之奇崛险怪、“郊寒岛瘦”之苦吟、刘禹锡的优美浏亮、柳宗元的峻洁骚怨，既是诗人人生境遇的诗化表达，也是中衰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从色彩意象及其表达机制来看，中唐诗歌全面继承和极大丰富了盛唐诗歌的色彩意象。我们说盛唐时代是唐诗最高峰是就其精神内涵和艺术表现力而言的，而唐诗色彩意象及其表达机制的全面成熟和最高峰则应该是在中唐时期。
步入晚唐（827—907年），随着唐王朝的进一步衰落，“盛唐气象”那种自由奔放的豪气已经消失殆尽，就连中兴希望也变得十分渺茫，诗歌笼罩着哀怨、无奈与沉痛的气氛。从初唐到盛唐再到中唐最后到晚唐，诗风由浮华的形式主义转向积极的浪漫主义又转向冷峻的现实主义，最后落入沉痛的悲观主义。以“小李杜”为代表的历史、自然与爱情题材的诗歌，在忧时伤乱、怀古伤今、喟叹身世之中，流露出精神上的空虚与落寞。而这从另一个方面恰恰促发了他们对诗歌审美艺术的追求，诗歌色彩意象上表现出幽婉明丽的特点。其爱情题材的作品也呈现出与初唐反映宫廷生活的宫体诗一样的色彩基调，但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沧桑而变得忧郁深沉，不像初唐那般一味的浓艳而没有深度。自然题材的诗歌，与唐前期的山水田园诗一样表现出空灵闲适的情调，但不同的是，前期的山水田园诗可以看做是仕途中短暂的消遣和放松，而中晚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则是于世无济、醉心自然的逃避和感伤。
品读唐代诗歌，体悟唐朝思想，不难发现，唐诗色彩意象虽有初唐的浮华而又经中晚唐的靡丽，但终究没有脱离浑厚雅正的“盛唐气象”的印象。然而，衰颓的晚唐使得五代诗词追求形式上的华美，最后兴盛了偏离传统诗道的被称为“诗余”的文学体裁——词，色彩意象异常红艳。而宋、明之诗，受理学思想影响，红艳之气渐消，追求理趣，继而迎来了清诗的中兴。可见，诗歌色彩意象的流变反映了诗歌的演变过程，通过色彩意象的流变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诗歌的思想意蕴特征和艺术风格。
[ 参 考 文 献 ]
[1]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9-20.
[2]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