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环境成本的含义
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在环境成本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往往是从其各自特定的立足点或目标出发,得到的环境成本定义也各不相同。蒋洪强认为“环境成本是指某一会计主体在其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因进行经济活动或其他活动而引起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生态资源降级成本以及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的防治措施成本。”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组认为,环境成本是“依照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的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的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笔者认为,企业环境成本是指企业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了预防、恢复或补偿因其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而采取一系列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为耗费自然资源或生态资源所发生的实际成本。
(二)企业环境成本的特点
根据企业环境成本的定义,可以发现环境成本具有以下特征:1.多样性。企业环境成本可能出现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其产生动因具有多样性。2.不均衡性。环境成本的不均衡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发生时点的不均衡性,环境成本项目支出不像其他成本项目如直接材料或直接人工那样均衡地发生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其往往具有突发性或不可预见性,例如:当企业环境污染物的排放积累到一定程度,其危害可能会在某一时点突然爆发;也有可能在环保部门的检查中因环境问题的影响受到罚款等。3.滞后性。由于环境本身具有一定的承受、容纳能力,同时企业当期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可能并不明显,有时其形成的损失和危害是潜在的,这使得环境成本具有时滞性,其大小及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一时难以完全掌握清楚。4.增长性。一方面,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对环境质量的标准要求越来越高,企业所承担的环境保护的责任日益加大,环境支出也逐渐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政府环境保护法规的纷纷出台,对企业的约束力逐渐增强,也使得企业的环境支出额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三)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管理的作用
1.实现环境、社会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方面,环境向企业提供了生产的自然资源,同时企业生产环境质量的优劣又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的方式;另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又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废弃物影响着环境质量。为此,企业必须承担起为环境负责的义务,有效地利用资源,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2.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手段。合理准确地核算环境成本是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基础。确认环境成本核算范围,对其进行计量,形成成本报告,从而进行严格控制是环环相扣的过程。企业施行环境成本控制,采取措施进行有效治理,整个企业的成本自然就随环境成本的降低而降低。3.完善环境成本理论的需要。对于环境成本核算及控制的研究有助于完善环境成本理论。目前,在本课题领域的研究中,尚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环境成本核算和管理制度,对过度使用和破坏的资源不能进行有效的计量,致使人们对自己的活动和消费行为难以明确责任,环境费用的外部性十分严重。因此,进行环境成本研究,有助于为国家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提供依据,并为完善环境成本理论提供参考。
二、加强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措施
(一)企业环境成本的确认
企业环境成本确认是环境成本核算的关键,只有准确的确认企业的环境成本才能正确的核算企业的环境成本,从而为环境成本控制提供基础。按照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的观点,如果企业环境成本直接或间接地与通过以下方式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有关,则应当将其资本化:一是提高企业所拥有的其他资产的能力,改进其安全性或提高效率;二是减少或防止今后经营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三是环境保护。总之,不管环境成本是否会使得企业的经济利益增加,只要它们能对企业的生存与未来利益有所贡献,则可以将其视为企业所支付的一种代价,进行资本化处理。同时,如果环境成本并不会在来来带来经济利益,或者与未来经济利益没有足够密切的联系,则不能将其资本化。例如:废物处理,与本期经营活动有关的清理成本,清除前期活动引起的损害,持续的环境管理,环境审计成本等,这些成本并不产生未来收益,因而应作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二)企业环境成本的计量
企业环境成本计量是会计计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遵循一般的会计原则,但是由于环境成本的特殊性,环境成本的计量同时还应特别遵循经济与环境效益并重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企业在计量环境成本时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结合起来。即企业坚持双赢原则,既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齐效益,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抛弃经济发展。同时企业环境成本在计量尺度的选择上具有多元性。由于环境成本核算和控制的活动包含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既有商品性又不限于商品性。这就要求环境成本在计量尺度的选择上要超脱传统会计,不仅要用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同时在企业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过程中,应辅以其它的计量单位,适当考虑使用实物或与自然环境相关指标的计量尺度形式。
(三)企业环境成本的信息披露
为了使利益相关人或信息需求者详细了解企业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的投入与产出情况,企业还需以一定的形式对其进行披露,才能使其做出有关环境信息的正确决策,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才具有实际意义。与传统会计信息不同,由于环境成本信息中定量信息与定性信息并存,定量信息中货币信息与非货币信息并存,所以可以将环境成本信息划分为货币性信息、非货币性信息以及记述性信息三类。货币性信息的核算是重点。只有货币信息核算才能把环境保护与企业利润相联系并统一起来。企业只有在环境保护和获得盈利相协调的条件下,才能够持久地坚持进行环境保护活动。
三、加强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的措施
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不是终点,它的最终目的是对环境成本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得企业的相关环境决策达到最优。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环境成本管理是环境成本核算的延伸。即环境成本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对环境成本核算所提供的环境成本信息的基本分析,采用一定的方法,对环境成本形成过程中有关因素加以控制,达到相关环境法规的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而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最优目的的过程。其具体措施包括:绿色设计、绿色制造与绿色营销
(一)绿色设计
绿色设计是指在产品及其生命周期全过程的设计中,充分考虑其环境资源和环境属性,以及与产品相关的各类信息,利用各种先进的设计理论,在考虑产品的功能、质量、开发周期和成本的同时,优化各有关设计因素,使产品及其制造过程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减少到最小,最终设计出具有先进的技术性、良好的环境协调性以及合理的经济性产品的一种系统设计方法。
(二)绿色制造
传统制造活动是在其过程的末端对污染排放物进行处理,使其达到环境法规的正常排放标准要求,减少罚款成本。但是,这种做法一般只能满足最低环境法规的要求,是一种被动的、低层次的环境成本控制战略,并且投入大,费时费力。绿色制造是指对高效、清洁制造方法的开发及应用,以达到绿色设计的目标要求,即在满足企业需要的同时,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将废物减量化、循环利用化或消灭于生产过程之中。因此,相对于末端治理,绿色制造是从根本上减少环境成本的战略性选择。在绿色制造中,绿色采用是重中之重。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应持有“生态”的观念,尤其是对某些食品企业来说,每一种添加剂或催化剂原料都极易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对人身心造成伤害,而不适当的采购活动会造成大量的运输包装费,还有储存保管和处置成本。因此改进采购活动可以达到减少相关环境成本,增加企业价值的目的。
(三)绿色营销
绿色营销是指企业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和环境利益的统一,达到倡导绿色消费、提高全社会的绿色意识、树立企业绿色形象、促进企业和整个社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融入并贯彻绿色理念,灵活运用营销组合策略,对产品和服务的观念、定价、促销和分销进行的一系列策划和方案实施的过程。绿色营销的关键在于合理制定绿色价格。由于绿色产品比同类普通产品投入大,研发困难,对生产和销售过程要求严格,在“环境消费付费”和“排污者付费”原则受到政府和公众广泛承认的前提下,绿色产品的价格一般比同类普通产品价格要高一些。但是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强化绿色管理和降低物料耗用从而降低成本与价格,使绿色产品价格从长远看呈下降趋势。因此,应根据绿色产品价格的特点,综合考虑当前与中长期的产品成本趋势、市场的发育程度和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等多种因素综合定价。
【参考文献】
[1]高山.环境成本核算与应用问题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11):82-84.
[2]肖序,毛洪涛.对企业环境成本应用的一些探讨[J].会计研究,2000(6):109.
[3]王燕祥,李超.环境成本计算的有效方法——作业成本法[J].环境保护,2003(6):19-21.
[4]李顺兴,郑风英,邓南圣.面向产品系统的环境管理工具:生命周期评价[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17(3):78-83.
论文关键词：企业环境管理中环境管理会计的导入
一、将环境管理会计引入环境管理的必要性
环境管理体系是确定组织如何管理其对自然环境和依赖于自然环境的人类的健康和福利的潜在影响的一套正式的程序和方针。环境管理体系根据全面质量管理持续改进的原则而建立，这就要求企业有可计量的环境目标和指标。会计是企业的核心信息管理工具，环境管理会计是服务于公司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时，环境管理会计可以将结果转化为可计量可理解的指标，并进行报告，从而使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合理可行的环境方针。
因此，可以认为环境管理会计是会计的方法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毕业论文ppt，只有将环境管理会计融入综合管理体系才能将不同的信息用于环境管理活动中。环境管理会计通过对环境的财务影响信息和非财务影响信息进行归集、分析和决策，形成决策支持系统，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合理的环境决策，并将其付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信息在不同的管理者之间进行传递，为确保目标的实现，还应建立环境评价指标，从而提高生态经济效率，达到可持续经营目标。
二、融入环境业绩指标的综合业绩评价体系
企业的可持续经营目标是由经济、环境和社会目标构成的，要使环境管理会计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则必须将环境业绩指标融入企业的综合业绩评价体系中。
1.加拿大管理会计师协会1994年颁布的管理会计指南31号一《综合业绩指标的设计》中指出，每个企业应根据其需求设计一套综合业绩评价体系.许多企业的核心业绩指标主要与以下几类有关:
(l)环境指标:当前许多企业都负有保持空气和水资源的清新，保护稀有资源等环境保护的义务，所以综合业绩指标必须保证企业实现其环境目标毕业论文ppt，这类指标如:回收利用的材料的回收利用率、环境事故发生次数、污染物的排放量以及违反环境法规的罚款等。
(2)市场顾客指标:许多企业从质量、速度、交货准时程度、弹性、产品品种、新产品的开发和实现的价值等方面来衡量顾客的满意程度，这要根据不同的市场、顾客的类别而定cssci期刊目录。这类指标如:市场占有率、新客户和丧失的客户、顾客满意程度、质量表现、送货表现、、顾客赢利能力等。
(3)竞争者的指标:当今世界竞争激烈，企业必须追踪了解其主要竞争者的业绩，包提供的产品与发展方向，也包括尽可能地了解对手的内部经营。如:市场占有率、顾客满意度、价格表现、新产品开发周期等。
(4)内部经营过程的指标:企业可以把整个的经营过程再做不同的细分，如市场开发、产品开发、供应商、经营、销售、服务等。主要指标如:产品开发周期、新产品数量、生产周期、存货周转率等。
(5)人力资源指标: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必须考虑人才的需求。这类指标如:员工的士气、员工流动性等。
(6)财务指标:主要指标如:收入增长率、获利能力、经济增值、现金流量、投资报酬率等。
2. 生态经济效率。世界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提出以生态经济效率来反映可持续经营目标，将环境指标与财务指标相结合，以较少的环境影响实现较大的财务效益，最终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WBCSD的定义，生态经济效率是通过“提供竞争性定价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类的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逐步地将产品寿命周生态的影响和对资源的利用减少到至少与地球的预计承载能力一致的水平上”来实该概念将环境生态影响与经济业绩相联系，促进可持续发展。它要求企业以较少的环境影响实现较大的价值毕业论文ppt，企业必须通过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减少材料能源的消耗、等手段，在实现价值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实现环境目标与财务目标的双赢，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WBCSD将指标分为通用指标和专用指标。通用指标与全球的环境问题或企业的价值有关，几乎对所有企业都适用，其计量的方形成并且是公认的。例如：销售净额、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等。不过不同企业的不同生产流程存在不同的环境问题和价值，因此还需要有专用指标。这类指标可以根据指南或前述介绍的其他方法来确定。
3.平衡计分卡。1992年KaPIan和Norton对其加以改进后，正式提出了平衡计分卡的方法，此后，该法迅速发展成为企业改进员工和经营单位的业绩的战略管理工具。综合计分卡强调四个概念:经营单位的业绩、因果关系、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结合及将公司战略分解到员工。该指标体系的设计要使企业的管理者能够认识到在实施企业的某项政策时，不同变量的业绩是如何同时变化的，某一方面的改善是否是以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为代价cssci期刊目录。当今的管理者要把环境因素融入不同层次的经营决策中，这就要把环境因素融入其战略中毕业论文ppt，并设计出相应的业绩指标来反映其实施情况。平衡计分卡的业绩指标体系包含了企业经营的四个方面:财务、顾客、内部经营流程和学习与成长。环境业绩指标与综合业绩指标的结合，可以使环境指标体现在上述四个方面，也可以单独作为第五个方面来反映。
三、融入环境业绩指标的综合业绩评价体系的建立步骤
1.选择主要成功因素。业绩指标可以有许多，但是影响企业成功经营的业绩指标却是有限的。在进行综合业绩指标设计时，首先要考虑企业的战略目标，选择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并设计相应的指标以确保这这些重要方面作出突出表现，从而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2.管理当局要选出主要成功因素中需要加以计量的特定要素。这就要根据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职责来选择需要计量的经营过程或经营结果。选定的计量指标要考虑财务指标、短期指标与长期指标、过程指标或结果指标的结合。
3.评价实际业绩时要选择合理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可能是企业历预算的业绩水平，也可以是行业的平均水平或是最优水平。
参考文献
1.乔吉俊.战略管理环境对管理会计的影响研究.经济问题2007.03:34-35
1.朱利安.罗威大卫.路易士著，王铁生译.《环境管理经济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
2.史捍民.《企业清洁生产实施指南》.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论文关键词：企业环境管理中环境管理会计的导入
一、将环境管理会计引入环境管理的必要性
环境管理体系是确定组织如何管理其对自然环境和依赖于自然环境的人类的健康和福利的潜在影响的一套正式的程序和方针。环境管理体系根据全面质量管理持续改进的原则而建立，这就要求企业有可计量的环境目标和指标。会计是企业的核心信息管理工具，环境管理会计是服务于公司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时，环境管理会计可以将结果转化为可计量可理解的指标，并进行报告，从而使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合理可行的环境方针。
因此，可以认为环境管理会计是会计的方法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毕业论文ppt，只有将环境管理会计融入综合管理体系才能将不同的信息用于环境管理活动中。环境管理会计通过对环境的财务影响信息和非财务影响信息进行归集、分析和决策，形成决策支持系统，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合理的环境决策，并将其付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信息在不同的管理者之间进行传递，为确保目标的实现，还应建立环境评价指标，从而提高生态经济效率，达到可持续经营目标。
二、融入环境业绩指标的综合业绩评价体系
企业的可持续经营目标是由经济、环境和社会目标构成的，要使环境管理会计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则必须将环境业绩指标融入企业的综合业绩评价体系中。
1.加拿大管理会计师协会1994年颁布的管理会计指南31号一《综合业绩指标的设计》中指出，每个企业应根据其需求设计一套综合业绩评价体系.许多企业的核心业绩指标主要与以下几类有关:
(l)环境指标:当前许多企业都负有保持空气和水资源的清新，保护稀有资源等环境保护的义务，所以综合业绩指标必须保证企业实现其环境目标毕业论文ppt，这类指标如:回收利用的材料的回收利用率、环境事故发生次数、污染物的排放量以及违反环境法规的罚款等。
(2)市场顾客指标:许多企业从质量、速度、交货准时程度、弹性、产品品种、新产品的开发和实现的价值等方面来衡量顾客的满意程度，这要根据不同的市场、顾客的类别而定cssci期刊目录。这类指标如:市场占有率、新客户和丧失的客户、顾客满意程度、质量表现、送货表现、、顾客赢利能力等。
(3)竞争者的指标:当今世界竞争激烈，企业必须追踪了解其主要竞争者的业绩，包提供的产品与发展方向，也包括尽可能地了解对手的内部经营。如:市场占有率、顾客满意度、价格表现、新产品开发周期等。
(4)内部经营过程的指标:企业可以把整个的经营过程再做不同的细分，如市场开发、产品开发、供应商、经营、销售、服务等。主要指标如:产品开发周期、新产品数量、生产周期、存货周转率等。
(5)人力资源指标: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必须考虑人才的需求。这类指标如:员工的士气、员工流动性等。
(6)财务指标:主要指标如:收入增长率、获利能力、经济增值、现金流量、投资报酬率等。
2. 生态经济效率。世界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提出以生态经济效率来反映可持续经营目标，将环境指标与财务指标相结合，以较少的环境影响实现较大的财务效益，最终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WBCSD的定义，生态经济效率是通过“提供竞争性定价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类的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逐步地将产品寿命周生态的影响和对资源的利用减少到至少与地球的预计承载能力一致的水平上”来实该概念将环境生态影响与经济业绩相联系，促进可持续发展。它要求企业以较少的环境影响实现较大的价值毕业论文ppt，企业必须通过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减少材料能源的消耗、等手段，在实现价值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实现环境目标与财务目标的双赢，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WBCSD将指标分为通用指标和专用指标。通用指标与全球的环境问题或企业的价值有关，几乎对所有企业都适用，其计量的方形成并且是公认的。例如：销售净额、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等。不过不同企业的不同生产流程存在不同的环境问题和价值，因此还需要有专用指标。这类指标可以根据指南或前述介绍的其他方法来确定。
3.平衡计分卡。1992年KaPIan和Norton对其加以改进后，正式提出了平衡计分卡的方法，此后，该法迅速发展成为企业改进员工和经营单位的业绩的战略管理工具。综合计分卡强调四个概念:经营单位的业绩、因果关系、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结合及将公司战略分解到员工。该指标体系的设计要使企业的管理者能够认识到在实施企业的某项政策时，不同变量的业绩是如何同时变化的，某一方面的改善是否是以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为代价cssci期刊目录。当今的管理者要把环境因素融入不同层次的经营决策中，这就要把环境因素融入其战略中毕业论文ppt，并设计出相应的业绩指标来反映其实施情况。平衡计分卡的业绩指标体系包含了企业经营的四个方面:财务、顾客、内部经营流程和学习与成长。环境业绩指标与综合业绩指标的结合，可以使环境指标体现在上述四个方面，也可以单独作为第五个方面来反映。
三、融入环境业绩指标的综合业绩评价体系的建立步骤
1.选择主要成功因素。业绩指标可以有许多，但是影响企业成功经营的业绩指标却是有限的。在进行综合业绩指标设计时，首先要考虑企业的战略目标，选择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并设计相应的指标以确保这这些重要方面作出突出表现，从而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2.管理当局要选出主要成功因素中需要加以计量的特定要素。这就要根据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职责来选择需要计量的经营过程或经营结果。选定的计量指标要考虑财务指标、短期指标与长期指标、过程指标或结果指标的结合。
3.评价实际业绩时要选择合理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可能是企业历预算的业绩水平，也可以是行业的平均水平或是最优水平。
参考文献
1.乔吉俊.战略管理环境对管理会计的影响研究.经济问题2007.03:34-35
1.朱利安.罗威大卫.路易士著，王铁生译.《环境管理经济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
2.史捍民.《企业清洁生产实施指南》.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网络经济管理创新
一、引言
管理与人类几乎同时产生,它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共同劳动和集体协作。作为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的手段,管理也是生产力,特别是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网络经济、知识经济作用凸显的年代,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企业经营环境不同,管理的作用也迥然不同。自20世纪以来,有三种因素对企业的经营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一是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新经济特性的形成;其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现;其三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经济的出现。在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企业外部环境日趋开放,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如何加强管理,应对新经济环境下的激烈竞争,这既向我国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更为企业提供了实现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本文将对这三种因素给企业管理带来的机遇、挑战及应对措施进行分析研究。
二、企业管理面临知识管理的挑战
世界经济的发展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随着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企业经营与管理的环境也日益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企业经营与管理的环境的变化将对企业管理产生巨大影响,从而推动着企业管理的不断创新。
1.知识经济将使企业的管理基础向知识资本转变。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形态的转换,企业管理的思想、方法和制度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迄今为止,企业管理经历了以经验管理为特征的第一代管理、以科学管理为特征的第二代管理、以行为管理为特征的第三代管理、以现代管理为特征的第四代管理和以知识管理为特征的第五代管理(IBM知识管理咨询公司的MarkW.McElroy认为知识管理包括强调技术重要性的第一代知识管理和更多考虑人力资源和过程主动性的第二代知识管理。)
企业知识管理就是将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管理的基础和核心,分析企业知识的存在形态和运行规律,以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提高其他资源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枢纽,以实现各种类型资本同时增值的管理思想、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就一个企业而言,知识有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两种形态,企业可以借助现代的信息技术和手段,建立公司外部知识网络和企业内部网络,以建立递增收益网络;并通过设立知识仓库、建立专家系统、建立决策支持系统和建立知识联盟,有效地管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知识资源,增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而提高其竞争力。
由于知识经济是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基础的,知识在增加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在成为企业最为关注的,也是决定企业生存与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从而对企业知识资源的管理即知识管理已上升为企业管理新的重心。而知识管理是以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知识化为基础,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主干,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一种全新管理模式。
2.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知识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是人才,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企业管理创新,使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把人当作一种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特殊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发掘、科学地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使命。这些变化表明:知识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个人与企业共同发展是企业管理的新理念,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如何研究和开发知识密集型产品,如何积累和应用知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3.知识经济将使企业的管理战略发生变化。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企业的战略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首先,在投资战略上,要由过去主要投资于厂房、设备、生产线等有形资产,转到大量投资于人才培训、激励创新方面,生产和分配要向知识产品及服务倾斜;其次,在竞争战略上,要注意拿起保护知识产权这一武器,把蕴含在产品或服务中的知识含量作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再次,在成长战略上,要由过去主要依靠规模经济谋求企业发展,调整到大力依靠无形资产的创造和增值来实现企业的壮大和发展,即依靠智力扩张、知名度的提高、信誉的增强、形象的完善和最佳经济效益使企业经久不衰。
三、企业管理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企业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企业将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此时,企业的生产管理活动范围将由国内拓展到全球,不能仅靠利用国内资源来谋求发展,而是必须广泛地利用世界各国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发展自己,以求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时,其生产协作关系也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合作伙伴;而且,企业的发展也不仅仅受国内经济形势、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要受到国际经济形势、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
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管理必须建立高效、便捷、可靠的全球化要素传输流动网络,采用各种先进的要素传输手段,特别是信息传输手段,否则,企业就无法在国际竞争中取胜,这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管理组织将呈现追求网络化、扁平化、柔性化的发展趋势,21世纪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将一改占主流地位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组织结构形态,中间管理层将失去原有的价值,企业的管理组织将呈现扁平状态,弹性化。这主要是由于现代管理技术和手段的采用,使得企业的中间管理层减少,中层和基层领导者的管理幅度增大。借助网络与信息技术,企业的每一个员工,虽然工作岗位不同、工作地点不同,但可以在同一时间与同一管理者直接进行沟通。扁平化的管理组织将直接带来管理费用的下降、管理效率的提高,同时还会极大提高员工的自主性与积极性。组织结构的柔性化则是指在组织结构上不设置固定的和正式的组织结构,而代之以一些临时性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式组织,借助组织结构的柔性化可以实现企业组织集团化和分权化的统一,稳定性和变革性的统一。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战略联盟已成为西方企业间合作竞争的新形式。过去传统的竞争战略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和企业间的经济活动正日益全球化,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基本趋势。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下,企业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在所有的技术上享有优势,网络化又使知识之获取如此便捷低廉,企业间的合作对双方有利。西方企业推出的“战略联盟”,就是这一趋势的具体体现。所谓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实体为特定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以任何股权和非股权形式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联合行动。通过合作,战略伙伴间优势得到互补或互相加强,劣势得到弥补以创造组合的竞争优势。据报道,IBM公司在1992年就已与美国和海外的各类公司结成了400多项战略联盟协议。中国企业如联想、海尔、小天鹅等一批从事电子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成功企业已经开始构筑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战略联盟体系。可以说,作为一种新的竞争方式,一种“双赢”游戏,战略联盟正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未来之路。而且,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战略联盟的形式也在深化和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会将他们的伙伴关系发展成为“超级联盟”。
四、企业管理面临网络经济的挑战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世界通信的基础结构发生了三次重大变革,1876年诞生了电话网络,1948年有线电视网络形成,1969年国际互联网萌芽,各种数据基础结构由此产生。目前,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网络经济时代。
网络经济的出现将促使管理产生全方位的变革,这主要是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崭新而强大的功能所决定的,尤其在互联网和经济联姻之后,其强大的功能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断拓展,应用的领域日益广泛。网络经济对管理理论变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计算机技术发展到互联网阶段以后,新技术革命对变幻多端的经济环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无形中就加速了新理论的诞生;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提升管理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武器”。透视管理领域,不难发现,网络经济正在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管理变革,这种变革,要求企业的内部组织模式、经营管理理念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1.企业管理的重点已从内部控制性管理转向了外部适应性管理,要素效率不再成为企业追求的惟一目标。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一方面拓宽了企业竞争和合作的边界,另一方面则增大了企业的外部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先进手段来重新设计企业内部组织和企业之间的界面关系,充分关注企业的顾客资本以及客户关系管理,这些课题都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2.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已从物转向人,再转向知识,知识管理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领域。由于其收益递增的使用特征,知识资本比实物资本具有更强的收益性和灵活性。设计合理的知识治理机制,形成基于创新和共享的知识型文化,是提高现代企业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源作为知识的主要载体,其管理方式也出现了前网络经济时代无法比拟的个性化和高效率的特征。
3.企业组织形态已开始由固定化和显性化转向实时化和虚拟化,物质流不再成为企业组织设计的惟一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远距离现场作业成为可能。通过业务外包,“全能型”企业能够蜕变成为只保留较少职能部门的“核心型”企业,从而形成一种共生关系更加明显的新型企业生态群落。因此,增值过程的重整成了企业无法回避的紧迫课题,适应这种需求,在互联网的支持下,组织结构顺利地实现了扁平化、弹性化和柔性化。而且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虚拟组织应运而生。
4.企业管理的方法已由制度化和程式化转向了模块化。简明、精确、快速的模块化电子管理程序使得传统的职能计划和信息处理变得异常简单。决定企业优势差异的不仅是企业内部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重要的是企业经营者对环境变异的感知能力和企业的响应速度,决定这种速度的主要因素是管理观念与企业文化。管理观念与企业文化都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它是一个企业的灵魂,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与前网络经济时代相比,出现了从“充满竞争与不信任状态”向“精诚合作相互信任状态”转变,从“被动的自我保护型”向“自觉的积极创造型”转变,从“简单的服从”向“实现自我价值”转变等新的特点。而新的观念、新的文化又必然形成新的竞争能力。
5.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域已由单一的商品经营拓展到了资本经营,资本经营成为了企业快速成长的主要方向。当今的企业权属商品市场已深深地打上了网络时代的烙印,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交融意味着“规模制胜”的财富分配规则面临着失效的可能。
五、结论
在用户主导和技术制胜的新经济时代,传统的规模导向的企业已难以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和深层次的应用信息技术的要求,增强企业对环境的响应能力成了企业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企业可通过采取如下措施以提高竞争能力:
1.实施供应链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在企业外部环境复杂、变幻的条件下,企业首先需要将同一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企业之间、同一企业之间、同一企业的产品之间、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纳入系统的供应链管理范畴,以明确各种要素在相关界面之间的联系方式,取得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动态平衡。
2.优化组织设计,提高反应速度。为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企业组织的设计原则也要发生根本的变化:第一,组织设计的基础应由传统的物质流转向价值流和信息流;第二,组织设计的目标由传统的效率性转向适应性;第三,组织能力强化的重点应由资产的竞争性转向员工和企业的学习性。企业需要通过信息技术的合理运用、组织结构的简化调整和企业文化的多元化融合来提高其反应能力,并建立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态即实时企业组织,如虚拟企业、网络组织、战略联盟、学习型组织和无边界组织等组织形式。
3.加强客户管理,提升顾客满意度。随着现代生产管理和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态势的转变,企业应建立一种旨在改善企业与客户之间关系的新型管理机制,即客户关系管理,应用于企业市场营销、销售、服务与技术支持等企业外部资源整合领域。
4.加强知识管理,积聚知识资本。知识在增加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在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也是决定企业生存与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企业应加强知识管理,将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提高其他资源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枢纽,借助现代的信息技术和手段,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知识资源,增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其竞争力。
总之,面临新经济环境的挑战,我们要分析、明确并把握企业管理发展趋势,把国外新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与我国企业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管理模式,努力进行管理创新,提高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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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艳玲.网络经济与管理变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层和员工共同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其构成要素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及监督等。在内部控制的各个要素中，环境要素是其他一切要素的核心，是其他要素作用的基础。
控制环境是指对建立、加强或削弱特定政策、程序及其效率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由于任何企业的内部控制都是在特定的控制环境中实施的，是和特定的控制环境相适应的，内部控制系统功能发挥的过程就是内部控制系统与控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控制环境不但直接影响内部控制的建立，还直接决定到内部控制实施的效果，影响到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影响内部控制环境的因素有：管理者的经营风险和经营理念、董事会、组织结构与权责分派体系、人员的品行和素质、人力资源政策与实务、管理控制方法。影响外部控制环境的因素主要有：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法律规范、思想意识。在不完善的控制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弱化，普遍存在治理结构不健全、对经营者监管弱化、运行不规范、国有资产流失、会计信息失真等现象。所以，要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首先应优化控制环境，包括内部控制环境和外部控制环境的优化。内部环境的优化，则必须靠企业的努力以及政府的引导来完成；外部环境的优化，主要是由政府通过体制改革、法制完善、道德教育等来进行。
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优化的措施：
一、政府要做到加强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保证交易和竞争的公开、公平、公正；尽量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多以法律手段对企业进行间接管理和调控等，以优化经济环境。要加强法律建设，尽快填补法律空白，并不断完善制度之间的衔接与配套，以优化法律环境。提倡遵纪守法、客观公正、敬业爱岗等一系列好的道德。
二、建立良好的组织结构。
企业的组织结构主要是提供规划、执行、控制和监督活动的框架。良好的组织必须以执行工作计划为使命，并具有清晰的职位“层次顺序”、流畅的“意见沟通”渠道、有效的“协调”与“合作”体系，它是合理划分权力与责任的前提；企业如果能适当地注意实体内部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方式，就可明确界定资、权、利，强化控制环境。
三、董事会应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设计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时，根据职务分离的原则，规模较大企业的高层次的组织机构一般为董事会、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中，董事会一直很受重视，董事的挑选极为严格，一般由懂技术、懂管理、有才能的人担任。而在我们的很多企业中，虽然有董事会，但往往是虚设，没有办事机构，董事长通常由企业经理人员担任，董事会其他成员大多由企业内部人员兼任。董事会的监控作用严重弱化。因此，搞好企业内部控制环境，首先要加强董事会的建设，使其真正发挥监督和控制经营者的作用，约束经营者的行为，使股东及其他利益关系人的利益真正得到保护。并完善以董事会为主体的内部控制系统，全面行使董事会的职权，履行董事会的职责，充分发挥董事会监督、引导作用。
四、建立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
在企业内部控制系统运行过程中，经营者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理所当然地要按照其管理人员的意图运行，尤其是经营者的决策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经营者的素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行为，进而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果。在我国，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在经营过程中，企业的控制权实际上为经营者所拥有，而目前我国还未形成一个约束、监督和激励经理人的外部机制。因此，经营者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的动力和压力比较小。他们往往不会过多地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而只看重短期经营效益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在这种短期利益驱动下，他们不惜出具虚假财务报告而尽量夸大经营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系统并使之真正发挥应有的效能，就必须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为此，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经理人才市场，形成一个约束、监督与激励经理人员的外部机制。（2）注意协调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矛盾，建立一种“约束＋激励”的控制方式，去引导经营者的行为。（3）应从法律法规或制度方面要求经营者搞好内部控制工作，并制定“经营越轨行为”的惩罚性措施，提高制度执行者的素质。
五、要使企业内部控制真正发挥作用，一方面取决于企业经营者对内部控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制度执行者的态度与素质。
如果执行内部控制的人员忽视制度程序，错误判断，甚至相互串通舞弊，就可能导致设计健全的内部控制部分或全部失效。因此，内部控制系统所设置的各个岗位，必须物色精明强干、训练有素和具有责任心的人去承担。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1）加强宣传教育，使执行内部控制的所有管理人员及广大职工充分认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2）采用科学、合理、实用的管理控制方法，包括采用经营计划管理、预算管理、利润计划及责任会计等规划报告系统、，采用制定及完善会计系统的政策或控制措施，采用有助于调查偏差期望值原因并予纠正的纠正程序或措施等。（3）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定期进行工作轮换，以发挥人才的潜力。（4）建立激励机制，加强考核，促使制度执行者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
六、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强调整合理念的“全面风险管理”（EnterpriseRiskManagement，ERM）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①大量研究集中于探讨ERM的框架、流程和经济绩效，旨在解决ERM的有效性问题。但与之相对，鲜有研究涉及ERM的决策机制。如果ERM项目可以通过对风险的整合式管理提升股东价值，那么为什么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选择？选择实施或不实施ERM项目的企业究竟有何差别？在ERM决策过程中，究竟是企业特质重要，还是监管约束发挥主导作用？如果企业特质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其作用机制如何？此外，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的特殊制度背景是否会对企业ERM决策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产生影响？其影响途径又是什么？现有研究对于这些基础问题仍缺乏明确的回答。本文利用沪深A股302家非金融类ERM企业2003～2011年的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我国非金融类企业实施ERM的决策并非受监管因素的主导，而是受到企业价值最大化动机的驱动，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财务特征、运营特征、治理特征和经济实力四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别；第二，监管差异会对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产生调节作用，受监管企业和非受监管企业在ERM的驱动因素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第三，市场化程度也会调节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经济驱动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监管驱动的作用更强。本研究受益于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的前期成果，但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在既有理论框架内引入制度环境因素，丰富了ERM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内涵；第二，在样本选取方面，采用更稳健的方法识别ERM项目的实施，减轻样本识别偏差；第三，在计量方法设计方面，采用能够捕捉变量变化过程信息的COX比例风险模型替代静态的probit模型，并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第四，将研究对象从保险公司、银行拓展到非金融类企业，为ERM相关理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现阶段，虽然直接以ERM的驱动因素为主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但关于传统风险管理（TRM,Tradi－tionalRiskManagement）实施动因的研究却相当丰富。鉴于ERM是对TRM的继承和发展，②因此，对TRM实施动因的文献加以回顾，能够为研究ERM的实施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完全市场条件下，风险管理被视为净现值为负的活动，投资者可以通过多元化方法更高效的规避企业特质风险（Modigliani和Miller，1958）[3]。但是，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上述结论不再成立。学者们先后从理论上证明了企业可以通过保险和套期保值方式降低税负（Modigliani和Miller,1963）[4]，降低财务困境成本（Kraus和Litzenberger,1973[5]；Macminn，1987[6]），降低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7]；Macminn，1987[6]），降低监管成本（Mayers和Smith，1987[8]），降低外部资本成本（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3[9]），解决投资不足问题（Mayers和Smith，1987[8]），从而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值。随后的实证研究也基本支持了上述分析（Nanceetal.,1993[10];Colquitt和Hoyt,1997[11];Hoyt和Khang,2000[12]）。如果说以保险和套期保值为代表的传统风险管理主要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考虑，ERM由于受到监管层和评级机构的高度关注，其驱动因素则显得更为复杂。2004年，纽交所修订了其公司治理规范，要求审计委员会制定相应的规范以保证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有效进行，从而将风险管理职责提升到董事会层面。巴塞尔协议Ⅱ则在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评估中新增了操作风险的规定，进一步拓展了风险管理的范围。同时，著名的评级机构也对ERM给予了极高的关注。2005年，标准普尔公司宣布，鉴于ERM的重要性，考虑将其作为评级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重要的科目。2006年，国际保险业的权威评级机构A.M.BEST特别公告，宣布其评级过程中加入对于ERM的考虑。2008年，标准普尔正式宣布，在公司评级过程中，将采用两步骤程序评估企业实施ERM的效果。③从国内看，2006年，国资委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并将ERM实施水平纳入到央企及其负责人考核体系中。④在此背景下，161家中央直属企业（2006年数据）掀起一股ERM建设热。综上所述，从全球ERM实践来看，监管约束和评级压力似乎是ERM的主要推手。但是，Kleffneretal（.2003）[13]的一项针对加拿大“风险与保险管理协会”（RIMS）会员单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到多伦多证交所监管风险管理指引约束的企业在实施ERM项目方面与非监管企业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被问及企业实施ERM的主要驱动因素时，61%的企业将“风险管理自身的作用”作为首选因素；其次是董事会的推动，占比51%；再次才是为了迎合监管约束，占比37%。
总体来看，问卷分析结果似乎更支持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那么，企业的ERM决策究竟是“监管因素驱动”还是“企业特质因素驱动”？如果监管因素起主导作用，那么可以推断，除了行业差异外（大部分监管规定都是针对特定行业制定的），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公司特质因素方面（如财务特征、经营特征、治理特征等）不会存在显著差异；否则，特质因素的差异则会非常显著。但是，有限的关于ERM实施动因的实证研究并未给出清晰的结论。Liebenberg和Hoy（t2003）[1]以26家实施ERM项目的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从企业收益的波动性、企业股票价值的波动性、企业的增长率、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股权比重、长期负债与资本的比率、在高监管国家设置分支机构共6个方面检验企业实施ERM项目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除杠杆比率外，其他指标均不显著。Pagach和Warr（2011）[2]以138家在美国上市的ERM企业为样本，从财务特征、资产特征、市场特征三个方面对ERM项目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上述企业特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间接证明了企业特质因素而非监管因素是企业实施ERM的主导因素。从国内文献看，从宏观层面探讨ERM框架和流程的研究相对丰富（杨乃定，2002[14]；朱荣恩、贺欣，2003[15]；唐国储、李选举，2003[16]；金若昉、李若山，2005[17]），有限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查考察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建设状况（吕文栋、刘鲁梅，2010[18]；赵杨、吕文栋，2011[19]），从企业微观层面探讨ERM动因和价值的文献尚未看到。本文承袭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的研究，试图对下述问题做出初步解答：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实施ERM的决策到底是“监管因素驱动”还是“企业特质因素驱动”？更进一步，如果企业是基于价值最大化的考虑实施ERM项目，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ERM决策，其影响机制又是如何？
三、理论分析、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这一流程上，ERM与TRM并没有实质性差别，使ERM区别于TRM的关键内容包括两点：其一是关注的对象是企业面临的所有风险，包括声誉风险、操作风险等传统风险管理方式无能为力的领域；其二是强调采用系统而非分割的方式对所有风险加以管理，从而保证任何一种单一风险都不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Stulz,2003）[20]。ERM与TRM的上述区别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风险决策水平（Meulbroek,2002[21]）；其二是整合式的风险管理也会增加实施难度和成本（Cumming、Hirtle,2001）[22]。因此，传统风险管理的驱动因素对ERM应当同样有效，企业的经济实力对于ERM决策也会更为重要。基于Kleffneretal.（2003）[13]、Liebenberg和Hoy（t2003）[1]以及Pagach和Warr（2011）[2]的研究，我们从四个方面刻画可能影响企业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即财务特征、经营特征、治理特征和经济实力。财务特征包括资产负债率、现金比率和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此类指标主要用来刻画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我们预期，负债率高的企业比负债率低的企业更容易遭受财务困境，因此有更强的意愿实施ERM项目，而大量高流动性资产可以保证企业在遭受意外时及时对损失进行补偿，从而提升财务的稳健性。因此，预期现金比率与ERM的实施负相关。此外，现金流波动大的企业更容易遭受低概率的高额损失。因此，预期经营现金流的波动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经营特征包括资产透明度、企业成长性和经营的多元化，此类指标同时刻画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损失程度。
一般而言，在遭受财务危机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低透明度的资产在紧急处置时很难实现其公允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损失可能会加重。因此，预期资产透明度与ERM的实施负相关。对于高成长性企业而言，其价值主要依赖于未来的现金流，一旦遭遇财务危机，未来现金流的价值很容易被低估。因此，预期企业成长性与ERM的实施正相关。多元化程度与ERM的关系存在两种假说：一种是自然对冲假说，该观点认为，资产的多元化经营可以实现不同风险的自然对冲，因此没有必要实施ERM项目；另一种是规模经济假说，该观点认为，多元化经营提高了风险的复杂程度，因此，多元化企业更容易享受风险整合式管理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治理特征包括机构投资者比例、独立董事占比以及管理层持股数量。西方主流理论认为，机构投资者具有外部治理作用，他们会要求管理层采取积极的措施管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因此，预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通常具有财务、战略、管理等领域的专业背景。在国外，风险管理委员会一般都由独立董事领导。因此，预期独立董事占比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数量会影响其风险偏好，由于股票的价值与经营的波动性成反比，因而具有较高持股比例的管理层更有动机实施ERM项目。Cumming、Hirtle（2001）[22]提出，ERM的顺利实施将面临三大挑战：信息技术、监管约束和经济实力。ERM项目通常伴随着流程的再造、信息系统的升级、组织架构的调整、风险管理文化和制度的建设，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因此，预期企业的经济实力与ERM的实施呈正相关关系。假设1：如果“监管驱动论”成立，那么上述反映企业特质的因素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应当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反之，如果“经济驱动论”成立，那么预期财务特征、经营特征和治理特征则会在企业ERM决策中发挥显著作用。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ERM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可能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我国，国资委于2006年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具有广泛的影响。该文件为指导性监管约束，并不要求强制执行。但是，考虑到国资委直属央企巨大的资产规模，特殊的产权结构，及其在资本市场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这一指导性监管约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认为，指导性监管约束虽然缺乏强制力，但作为一种制度因素，仍会作用于企业的效用函数（尤其是考虑到央企特殊的产权结构及人事任命制度），从而影响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途径。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经指出，要将ERM实施水平纳入到央企及其负责人考核体系中。可以预期，上述方案一旦严格执行，势必对中央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活动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企业经济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受到监管差异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此外，我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在政府干预、地方保护、开放程度、法治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在国家层面呈现出东、中、西三大板块的格局。依据樊纲等（2011）[23]的研究，东部地区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显著优于其他地区。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的成本（夏立军、方轶强，2005[24]；吕长江等，2011[25]；谢德仁等，2012[26]；黄德忠等，2013[27]）、融资成本（徐浩萍、吕长江，2007[28]；杨丽芳，2014[29]；李晓创，高文书，2013[30]）及风险倾向（陈文婷、李新春，2008[31]）相关。可以预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竞争更为激烈，企业的风险意识更强，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会更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地方保护较强，政府干预较多，企业的风险意识相对薄弱，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因而会较弱。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企业经济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受到市场化进程这一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驱动效果更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驱动效果则较弱。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对于二元因变量模型，最常见的计量方法是logit模型。模型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针对某一待检验事件，定义该事件发生为1（D=1），未发生为0（D=0）；其次，对于每一个“D=1”的样本企业构建一个“D=0”的配对企业；最后，利用事件发生当年的数据，估计可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因素。Shumway（2001）[32]认为，logistic模型是一种静态模型，最大的缺陷是仅仅利用了事件发生当年的信息，而忽视了企业从“D=0”到“D=1”转变的过程信息。COX比例风险模型是弥补上述缺陷的重要方法。作为生存分析的经典工具，COX模型最初被应用在医学领域，但近年来，这一方法开始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Paganoetal.，1988[33]；Deshmukh，2003[34]；Johnson，2004[35]；Danielsenetal.，2007[36]）。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基本形式为：h（t）=h0（t）•exp（xβ）（1）式（1）中，h（t）为风险函数，表示企业存活t期后立即死亡的概率（在本文中是指企业宣布实施ERM项目）；h0（t）为基准风险函数，即个体不受外生变量影响情况下的风险函数；X为所有外生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的一个显著优势是不需要对h0（t）的分布做任何假设，因此在进行参数估计时不依赖特定分布的假设，从而大大扩展了其应用范围。构建COX模型的基本思路。首先，定义时间区间，并建立区间内所有企业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在这一数据集中，对于所有目标事件未发生的年份，均定义“D=0”。其次，将目标事件发生的年份数据定义为“D=1”，并将该样本在随后年份的数据从数据集中删除。因此，COX模型的数据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面板数据，数据数量随事件的发生逐年递减，被称为事件历史数据集（eventhistorydataset）。最后，利用该事件历史数据集，估计影响目标事件发生的因素。相对于logit模型，COX比例风险模型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捕捉变量随时间演化的过程，并计算出一个目标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参考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等研究，本文用以检测ERM驱动因素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如下：ERMit=F（财务特征，运营特征，治理特征，经济实力，制度环境）it-1+eit（2）模型中，i代表每一家样本企业，t代表年份。为了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所有自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用于测度企业财务特征的变量包括杠杆比率、现金比率以及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性。前期研究认为，杠杆比率越高的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高，为控制财务困境成本，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动机就会越强。现金及其等价物属于高流动性资产，现金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流动性资产储备。
因此，现金比率较低的企业，可以从全面风险管理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此外，经营现金流波动性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ERM，因为通过平滑经营性现金流，可以帮助企业规避现金流短缺的长尾风险，还可以在凸性税率制度下帮助企业降低税收负担。用于测度运营特征的变量包括无形资产占比、企业成长性和多元化经营程度。在无形资产的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其价值容易被低估。因此，当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时，无形资产的变现能力受到制约。所以，无形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以降低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同时，对于高成长性的企业而言，其价值通常依附于尚未实现的现金流，而未来的现金流受制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其价值在破产情形下很难完全实现。因此，高成长性的企业也有动机实施ERM项目。此外，多元化经营对于企业ERM决策的影响存在两种对立的解释：一方面，实施多元化的企业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风险的自然对冲，从而降低企业实施整合式风险管理的需求；另一方面，多元化运作意味着协调、管理难度的加大，而强调整合理念的ERM项目则可以使企业获得系统处理企业各类风险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公司治理结构会影响管理层的“风险—收益”组合，并最终影响到企业的风险管理决策。本研究从机构持股比例、董事会独立性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三个方面考察治理特征对ERM决策的影响。一般而言，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加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不仅关注投资收益，更关注投资风险。因此，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出于外部股东的压力，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与执行董事相比，独立董事有更强的动机建立自己作为决策专家和股东利益看门人的良好声誉，从而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市场价值。因此，独立董事会鼓励管理层积极的从事风险管理活动，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成本，提升投资效率。管理层持股对于ERM的实施具有负向影响，原因是股票价值与企业经营收益的波动性正相关，而ERM项目则会降低企业经营收益的波动性，从而降低管理层所持有的股票价值。本研究从企业产权性质及注册地址两个方面考察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ERM决策的影响。2006年，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虽然该指引并非强制执行，但鉴于国有企业特殊的考核机制和晋升机制，指引仍对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在产权保护、融资约束、政府干预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差异究竟会对企业ERM决策机制产生何种影响，有待实证检验。此外，研究还控制了企业资产规模。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既往研究中，Liebenberg和Hoy（t2003）[1]主要采用保险公司的数据样本，Pagach和Warr（2011）[2]研究的重点也是金融类企业（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考虑到金融类企业的资产结构、运营特点、治理水平具有特殊性，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非金融类企业，以期对ERM决策的影响因素有更为全面的认识。本研究中，ERM数据采用手工收集。Graceetal.（2010）[37]曾指出，ERM的识别困难是造成相关研究进展缓慢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Graceetal（.2010）、Hoyt和Liebenberg（2011）[38]的思路，通过多个关键词交叉印证企业是否开展了ERM项目。具体来说，关键词包括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委员会、战略风险管理、整合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以及其对应的英文（CRO,ERM,strategicriskmanagement;integratedriskmanagement;holisticriskmanagement）。我们首先在新浪财经、巨潮、百度、中国证监会网站等以及中小板公司的官方网站对上述关键词进行检索，其次对命中目标匹配COSO（2004）报告或者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检验是否真正实施了ERM项目。经检测，截至2011年底，共有367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实施了ERM项目，剔除有特殊处理经历（ST）及数据残缺的样本，最终有302家企业进入我们的最终数据集，下文对样本进行描述分析。从图1来看，ERM企业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的主要行业类别，但行业差异比较明显：样本中超过50%的ERM企业来自于制造业，文化产业、农林牧渔业和社会服务业的占比较低。总体来看，ERM企业的行业结构与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的行业构成基本一致。从图2可知，ERM企业的数量自2003年以来呈逐年递增态势。以2007年为拐点，ERM企业数量呈现出一个跳跃式增长。笔者认为，两个原因可能造成了自2007年以来ERM项目的迅速发展：首先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传统风险管理方式的弊病，一系列的破产事件迫使国内企业不断反思经营管理策略，在此背景下，ERM理念得以不断推广；其次是国资委自2006年《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来，先后于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召开了四次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交流会，国资委的持续关注，推动中央直属企业的ERM工作不断迈向新的阶段。图3对302家ERM企业的控制权性质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国资委直属企业最多，共155家，占比超过50%；其次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国企，共83家，占比28%；随后是私营、民营、外资类企业，共有61家，占比20%；其他中央部委直属企业（如教育部、铁道部直属企业）最少，仅有3家。ERM企业控制权统计结果似乎支持了“监管驱动论”，受到《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引导的国资委直属企业确实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更多的实施ERM项目。本研究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还利用CCER数据库的企业多元化数据进行了补充。研究的时间区间设定为2003～2011年（第一家ERM企业出现在2003年）。
五、实证结果
（一）全样本实证
结果在不考虑特殊的制度背景时，究竟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企业实施ERM的决策？我们首先构造了一个类似于Pagach和Warr（2011）[2]的样本，对“监管驱动”抑或“经济驱动”两种观点进行了检验。
1.单变量描述统计。从表4可知，在SASAC子样本中，所有被考察的10个变量中有6个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别是：现金流波动性、无形资产占比、市账比、机构持股数量、独立董事占比和企业规模。这意味着，即使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企业特质仍然在ERM实施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非SASAC子样本中，也有6个变量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别是：现金比率、现金流波动性、市账比、机构持股数量、独立董事占比和企业规模。与SASAC子样本相比，新增了现金比率，而无形资产占比则不再显著。对比两个子样本可知，在指导性监管约束下，企业特质（而不是监管约束）仍然是企业ERM决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监管程度的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特质作用于ERM的效果发生改变。
2.多变量回归检验。从表5可以看出，在监管程度存在差异时，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不同。在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的子样本中，影响ERM决策的变量（资产负债比率、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性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不考虑制度背景时的回归结果完全不同。资产负债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越容易遭受财务困境的企业，反而越不倾向于实施ERM。这一结果与Liebenberg和Hoy（t2003）的结论相悖，而与Pagach和War（r2011）的结论一致。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所具有的预算软约束特征，可能的解释是，财务困境成本对于ERM决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低于门槛值时，财务困境成本对于ERM决策具有正向作用（正如其他子样本所展示的结果）；一旦高于门槛值，预算软约束效应将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可能因为依赖心理而放松对于风险的主动管理。⑥与Liebenberg和Hoy（t2003）、Pagach和War（r2011）的结论相反，外部机构投资者不仅没有促进全面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反而对ERM决策起到负向作用。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由我国机构投资者的不成熟导致的。既有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以价值投资为导向的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严重缺乏，由于羊群效应等原因，机构投资者并未扮演资本市场的稳定器作用（宋军、吴冲锋，2001[41]；孙培源、施东晖，2002[42]；何佳等，2007[43]；金鑫等，2011[44]）。较强的投机性决定了其更加关注即期利益，短期成本高昂且效果存在时滞的ERM项目明显对其缺乏吸引力。此时，机构投资者将采用“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方式，抵制ERM的实施。此外，现金流波动性显著为正，意味着企业希望通过实施ERM项目，平抑经营波动，降低因现金断流所引致的财务困境成本。在非SASAC子样本中，由于没有受到监管约束这一制度冲击，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独立董事占比与ERM决策负相关，而资产规模与ERM决策正相关。上述结论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类似。综上所述，在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条件下，ERM实施决策仍受到企业特质因素的影响，但监管差异会导致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发生变化：受监管企业在制定ERM决策时，更多的受到财务状况的影响，而非受监管企业的ERM决策更多的受到治理水平和经营质量的影响。假设2得到证实。
（二）考虑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实证结果
作为转型经济体，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政府干预、地方保护、对外开放、金融和中介发展程度等要素都存在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一差异是否会导致“监管驱动”和“经济驱动”的地位发生变化？进一步，哪些作用于企业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会受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参照樊纲等（2011）的报告，将样本企业按照注册地址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个子样本。考虑到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样本较少，将其合并，并统称为非东部地区子样本。同时，借鉴杨灿明和孙群力（2008）[45]的研究，将辽宁省调整到东部地区子样本。⑦重新组合后，东部地区子样本包括183家ERM企业，非东部地区子样本包括119家ERM企业。
1.单变量描述统计。从表6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看，与全样本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非ERM企业相比，ERM企业的运营波动性更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高，企业规模也更大。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ERM企业的财务杠杆更高，经营波动性更强，成长性更高，机构投资者持股量更大，治理结构更完善，规模也更大。统计结果同时也表明，流动资金持有量与ERM的实施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保守型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这些企业的管理层通过持有大量的流动性资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非正常高额损失。
2.多变量回归检验。从表7可以看出，在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地区，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特质因素对ERM的实施起到主导作用。基于前述相同原因，经营现金流方差、市值账面比、资产规模与ERM的实施正相关，而多元化程度、独立董事占比和管理层持股数量则与ERM实施负相关。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在控制企业规模后，经营现金流波动率、市账比、多元化程度、独立董事占比、管理层持股数量等指标均不再显著，只有无形资产占比一个因素对ERM的实施有显著作用。上述结论可能意味着，在政府干预较强、市场竞争环境较差、对外开放程度较弱的地区，监管约束（而不是企业特质）在企业实施ERM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假设3得到证实。
（三）稳健性检验
1.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对302家ERM企业按照行业（证监会三位代码）和资产规模分别构造配对组，然后采用Probit模型对ERM的驱动因素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显示，企业成长性、资产规模与ERM的实施正相关，多元化程度、机构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占比与ERM的实施负相关。对比COX比例风险模型全样本回归结果，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有所降低（如前所述，这正是COX模型相对于Probit模型的一个优点）。总体来看，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⑧2.考虑两权合一的调节效应。在前述回归结果中，管理层持股数量与ERM的实施呈负相关关系，我们的解释是董事会的制衡机制发挥了作用。按照这一推断，如果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那么董事会的监督机制便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此时，管理层持股数量应当与ERM的实施正相关。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在回归方程中纳入了管理层持股数量与两权合一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9。可以看到，加入两权合一及交互项后，主要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水平不变。测度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的变量符号显著为负，意味着两权合一不利于企业ERM项目实施，这与两权合一具有负向治理效应的结论一致（蒲自立、刘芍佳，2004）[46]。最重要的是，管理层持股数量与两权合一的交互项符号为正（但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当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时，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制衡机制不再有效，导致风险规避动机越强的管理层（体现为持股数量大）越倾向于实施ERM，而风险追逐动机越强的管理层反而得不到相应的制约。原有推断得到支持。此外，我们还采用做交互项的方法，检验了监管差异、市场化程度差异对影响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的调节作用，所得结论也证实了本文的研究是稳健的。
六、结论及展望
（一）环境成本。笔者根据成本的性质，把成本概念用于环境领域，并与企业的环境管理活动相结合界定出环境成本的概念。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而发生或承担的各种费用支出，以及因此而承担的各种损失。环境成本可以分为直接环境成本和间接环境成本。（1）直接环境成本，这些支出能归属到某一个特定的环境责任项目，有着明显的直接成本的性质，例如环境污染预防成本、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成本及环境损失等。（2）间接环境责任成本，是指由于企业自身最优环境责任履行水平低于政府强制性环境责任水平而造成的环境收益的损失。每一个企业都会存在一个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的最优的环境责任履行水平，以达到环境收益最大化。但是，当存在法律强制性环境责任时，这种强制性环境责任水平很可能会超过企业自身最优环境责任水平，这也会增加成本支出，降低环境收益，我们认为这种损失也是一种间接环境成本。
（二）环境风险。风险无处不在，但不同学者对风险的认知和界定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企业环境责任的角度，把环境风险解释为环境收益小于环境成本所造成损失的大小，即如果企业环境收益小于环境成本，那么就会产生环境风险并在经营过程中不断积累，二者之间的差异就是环境风险的大小。环境风险对企业价值造成损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只有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会爆发，从而导致企业价值大幅度下降，甚至破产。因而，深化对企业环境风险的认识，在对其合理度量的基础上，有效控制环境风险，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强制性环境责任、自主性环境责任与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的存在与最优环境责任履行水平及强制性环境责任履行水平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个企业的最优环境责任水平。
（一）最优环境责任水平。对于企业来说，笔者认为可以把环境责任看成是一种商品，企业消费这种商品能带来环境收益Y，同时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价格即直接环境成本C，并且其收益和成本都是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x（0＜x≤1）的函数。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披露环境保护信息有利于提升形象、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降低资本成本，因而，笔者认为Y应该是x的单调递增函数，假定Y（x）=ax，a为大于零的常数；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直接环境成本会随着环境责任水平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并且增加的幅度会越来越大，因而我们假定C（x）=1/2mx2。企业合理承担环境责任会提高企业的价值，因此我们假定Y＞C，也就是ax＞1/2mx2，可以推导出x＜2a/m。另外，由于Y（1）＞C（1），因此2a＞m，此时显然Y（1）＞C（1）是Y＞C的充分条件。在不存在强制性环境责任的情况下，企业根据环境收益π（x）=Y（x）-C（x）的最大化来选择最优环境责任水平，最优点为dπ/dx=a-mx=0，x0=a/m，如图1所示，在这一点上企业实现了环境收益MN，由于2a＞m，因此x0＞1/2。也就是说当不存在强制环境责任要求的时候，所有的企业都会选择高于1/2的环境责任水平，并且实现了最大的环境效益。
（二）强制性环境责任和社会风险。以上分析我们没有考虑政府强制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法律法规的实施，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环境保护法规不断完善，这些法规等强制性因素会对企业环保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企业的环境收益。假设政府部门强制要求所有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水平都要达到x1（x1＞x0），此时对于那些环境责任水平低于x1的企业而言，由于这种环境责任水平低于社会最低要求，因此环境收益也会随之下降，此时环境收益曲线Y变为图中向下的虚线MA，这时企业环境收益要远远小于环境成本，根据前面的定义，此时会产生间接环境成本。如果不存在强制环境责任，企业可以获得环境收益MN，但此刻却会产生负的环境收益AE，因此强制性环境责任造成的间接环境成本为MN-（-AE）=MN+AE。企业保持较高的强制环境责任水平会造成环境风险产生并不断积累，根据我们的定义，环境风险=环境收益-环境成本=环境收益-直接环境成本-间接环境成本=-AE-（MN+AE）=-（MN+2AE）。因而可以看出，强制性环境责任水平越高，公司的环境风险也越大。但是，强制性环境责任并不一定会造成环境风险产生。如图2所示，xm为收益与成本曲线的交点，此时收益等于成本，如果强制性环境责任水平x2＜xm，此时，尽管随着成本的增加收益减少，但是收益依然大于成本，此时环境收益为BD；同样这时会产生间接环境成本MN-BD，环境收益为BD-（MN-BD）=2BD-MN。当MN＞2BD时，会存在环境风险，而当MN＜2BD时，不会产生环境风险。假定x2这点正好使MN=2BD，那么当x＞x2时，企业就会发生环境风险，并且随着强制水平的提高，环境风险不断积累，当环境风险达到企业无法控制时将会破产。
（三）自主性环境责任与环境收益。假定有两家企业1、2，企业1的环境收益Y1=a1x，环境成本C1（x）=1/2m1x2；企业2的环境收益Y2=a2x，环境成本C2(x)=1/2m2x2。假定企业2偏好于较高的环境责任水平，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以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使得Y2＞Y1，C2＜C1，因此a2＞a1，m2＜m1。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环境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了最优环境责任水平x1=a1/m1，x2=a2/m2，显然x2＞x1，如图3所示，此时企业2的环境收益要大于企业1，企业自主性环境责任水平越高，其获得的环境收益越大。
三、结论及建议
履行环保责任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保障，然而履行环保责任也是存在风险的，如何有效地评价和控制环境风险就成为企业实行风险管理的前提。笔者认为企业都存在一个由环境收益最大化所决定的最优环境责任水平。但是现实中由于政府部门强制性环境责任的存在，往往会导致企业最优环境责任水平低于强制性水平，从而导致环境成本的增加，使得环境收益小于环境成本，引起环境风险并不断积累。但是超越强制性的自主性环境责任会给企业带来更高的环境收益，有利于避免环境风险的发生。为了降低企业环境风险，实施有效的环境风险管理，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政府监管部门：适度的监管。政府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完善法律、规章制度、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奖惩制度等，来对企业环保责任加以引导和监管。尽管强制性环境保护责任法律、规章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企业环境责任缺失问题，但是如果强制性水平要求过高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根据我们的分析，过高的环境责任水平要求可能会导致环境风险发生。因而实施适度的监管标准将有利于降低环境风险，引导企业持续发展。
（二）企业：培育环境责任意识。对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性环境责任，为了避免环境风险的发生，企业应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而对于自主性环境责任，企业应培育环境责任意识，提高承担环境责任的自觉性。将环境责任意识融入企业文化、纳入企业战略管理，积极承担环境责任，提升企业社会形象，改善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资源和支持，从而降低和规避其环境风险。环境收益越高，环境成本越低，企业就越愿意履行，如何有效地增加企业环境收益及降低环境成本是企业管理部门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此外，企业还应积极披露环境责任信息，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