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成立于冷战时期，其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合作方面则侧重于军事安全与政治中立，冷战结束之后，注重加强区域内经济、环境保护、对外贸易等领域的合作，特别是与中国的合作，双方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二者根据各自国家利益不断调整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关系。
【关键词】
中国与东盟；竞争；合作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不断发展，东盟国家内部也加快了共同体建设的步伐。冷战结束之后，东盟在协调大国之间的冲突，维护地区与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东盟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始终走在东盟与其它国家合作前列。中方乐见东盟与更多国家开展交往，但相比之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潜力更大，空间更广，动力更强，前景更好。因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都是邻国，是发展中国家，更是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势必影响亚洲甚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一、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现状
（一）竞争
作为中国来说，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维护国家利益的追求更加迫切，而东盟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有着领土争端的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担忧。作为东盟来讲，中国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东盟经济的繁荣，对东盟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事物都有两面性，东盟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了担忧，认为会对它们构成威胁，因此，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东盟部分成员试图引入域外力量，达到与中国抗衡的目的，这就使得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复杂化了。
（二）合作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取得了长远的发展，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展开合作，同呼吸，共命运，努力实现双赢。
主席访问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总理出席第1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确定了双方未来十年的“2+7合作框架”，也就是在深化战略互信、聚焦经济发展两点政治共识的基础上，推进政治、经贸、互联互通、金融、海上、安全、人文等7个领域合作。
中国始终把周边外交作为优先发展方向，东盟作为中国的邻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几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访问东盟，体现了中国对东盟国家关系的重视。在经济上，双方合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7月31日，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在北京了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季度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为2206.93亿美元，同比增长4.8%。第二季度双方贸易总额为1154.73亿美元，较第一季度增长9.74%。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与东盟双向累计投资总规模近1200亿美元。中国连续四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目的地。
随着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双方在人文之间的交往也迅速扩大。2012年中国赴东盟国家游客高达969万人次，东盟来华游客达589万人次，中国成为东盟第二大游客来源地。中国在东盟国家已设立40多家孔子学院，并在泰国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心。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表明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在合作中双方的利益已经牢牢捆在一起，密不可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相信，双方未来在货物、服务、投资、金融等领域还有很大的合作提升空间，必定会实现合作共赢。
二、发展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举措
（一）正确处理双方之间的利益分配
中国和东盟合作过程中双方得到的利益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会更关注利益的获取，所以，在合作过程中要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适当照顾弱国和小国的利益，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
（二）双方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符合东盟各国的国家利益，例如印尼新总统佐科也提出要把印尼建设成为海上强国。佐科在就职典礼上说：“我们必须非常努力地使印尼恢复成为海洋国家。海湾、海峡、海洋是我们未来的文明，我们背弃了海洋、海峡与海湾太久了。现在是我们回到海洋强国的时候！在海上取得辉煌是我们祖先提出的口号，如今即将再次回响。”东盟对海洋的关注为双方加强海洋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有条不紊，循序渐进
中国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应从经济入手，不断深化经济合作，然后以经济为基础，不断朝着文化、政治方向稳步推进，在合作过程中，求同存异，顾全大局，追求共同的各方面利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建立中国―东盟新型国家关系，努力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三、结语
中国与东盟作为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双方，二者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继续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实现区域发展一体化，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促进东盟的和平、稳定，将中国与东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王志文.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经济影响研究[A]；中国经济发展学会2010年学术（青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0（10）
[2]刘永华.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中国八角产业的发展研究[A]；热带作物产业带建设规划研讨会――其他热带经济作物产业发展论文集[C]，2006（02）
[3]吴声光，李朝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与体育产业结合的战略思考与对策[A]；第七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一）[C]，2014（09）
[4]邓俭英，覃汉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对广西蔬菜产业的影响及其对策[A]；第三届广西青年学术年会论文集（自然科学篇）[C]，2013（02）
[5]刘咸岳，刘军.欠发达地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面临的新挑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广西生产力发展对策研究[A]，2012（07）
关键词：合作与竞争；人员调动；隔离团队；探索与利用；多主体仿真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6.16
中图分类号：C36；F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6-0070-06
1 引言
March在组织学习中提出了经典的探索与利用模型[1]，并受到了广泛关注[2～5]。March认为，在探索新知识与利用现有知识中维持一个适当平衡是组织生存和繁荣的主要因素[1]。March的模型着重强调了组织学习的互惠特性：组织向个体学习，个体向组织学习。组织中的所有学习行为都是通过组织代码作为中介完成的[1]。然而，Miller扩展了March的基础模型，增加了个体间的相互学习[2]，面对面的学习是知识转移的关键所在[8，9]，个体间的相互学习是没有组织代码作为中介时的一种分散学习[2]。
March模型完全忽略个体间学习，而Miller模型强调个体间完全相互学习的重要性。然而，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March认为组织中的个体往往由于资源的有限性而存在竞争关系[1]，因此个体间的学习往往是不完全的，即组织成员间存在合作与竞争的关系[10]。刘淑敏首先通过实证方法证明了成员间合作与竞争关系会对组织学习产生影响[11]，但未对其深入研究。本文基于探索与利用模型，进一步分析成员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对组织学习的复杂影响。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丰富探索与利用模型，并为组织学习提供指导依据，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19～21]。
本文基于March和Miller等模型[1，2]，考虑了成员间因为资源有限性存在而导致合作与竞争性的学习行为，分析成员间的竞争强度对组织知识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基础模型中加入组织内部人员调动，分析人员调动是否可以平衡竞争强度对组织知识水平的影响。
2 相关理论
在组织研究中，常常通过类比方法将组织行为作拟人化的分析来产生新知识[11，12]。然而，组织学习相对于个体学习的最大区别在于，组织学习的主体不是一个天然的一元主体，而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集合体。本研究从对组织学习拟人化假设的质疑出发，分析组织存在着内在不一致性[11]，即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11～13]。
2.1 组织情景、合作与竞争和隔离团队的关系
社会互赖理论研究了个体在合作性和竞争性情景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14]。Johnson认为在合作性情景下，个体间具有积极的互赖从而产生促进性的互动；在竞争性情景下，个体间具有消极的互赖从而产生阻抗性互动[15]。同时，个人-情景互动理论也认为，行为是个人和情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6，17]。
个体学习行为也会受到组织学习情景的影响，不同的学习情景会影响成员的内在心理过程和互动方式。在合作性组织情景中，个体学习行为倾向于互动性学习，即合作性学习。在竞争性组织情景中，个体学习行为倾向于阻抗性学习，即竞争性学习。合作性学习强调成员间因为促进性互动而愿意分享知识。竞争性学习强调成员间因为阻抗性互动而不愿意分享知识。
成员间的合作关系以团队形式表现[18]。在组织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成员间合作关系越多，团队成员就越多，团队数量就越少。相反，成员间竞争关系越多，团队成员就越少，团队数量就越多。同时，个体的每一次学习行为只能发生在一个团队中，因此每一个学习周期组织会因为成员间的合作与竞争性学习关系形成完全隔离团队，亦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18]。组织学习情景、合作与竞争关系以及组织结构的关系如图1所示。组织中，完全隔离团队是一种极端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网络结构下，组织应该如何平衡探索与利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Lazer等研究了线性网络、全连通网络和随机网络如何影响组织的探索与利用[7]。Fang等研究了一种半隔离团队的组织结构[6]。因此，研究完全隔离团队的组织结构有利于完善相关理论知识。
2.2 人员调动
Fang等已经证明半隔离团队的组织结构可以产生较高的组织知识水平[6]。完全隔离团队的组织结构应该如何产生更高的知识水平值得研究。本文探究内部人员调动是否有助于提高完全隔离团队的知识水平。
现有的组织学习文献中，诸多学者研究了人员流动对于组织知识水平的影响[1，2，19～25]。人员流动主要是指组织中的现有成员离职、新成员加入。March认为人员流动可以增加组织知识的多样性[6]。本文主要关注人员调动。人员调动是指组织内部人员从一个部门或团队调动到另一个部门或团队的活动。在完全隔离团队的组织结构下，人员调动不会增加组织知识的多样性。因此，人员调动对完全隔离团队的组织有何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3 模型
为了研究组织学习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本文基于March和Miller的仿真模型[1，2]，引入成员间竞争强度和人员调动，构建本文的仿真模型，加强了对现有模型的认识和知识积累[19]。
3.1 现有模型特征
首先，本文采纳了March模型和Miller模型中的4个基本特征。
特征1：知识表示。March认为存在一个客观外部真实性，而知识是对外部真实性的信念[1]。外部真实性用M维向量表示，每个维度以相同的概率取值1或-1。M的大小代表信念的复杂程度。同时，用M维向量表示组织及其成员的知识，每个维度以相同的概率取值1，-1或0，其中1或-1表示特定信念，0表示知识的缺失。
特征2：组织与成员间的学习。当组织向成员学习时，首先识别知识水平大于组织的成员为最佳实践，然后针对每个维度计算最佳实践中持有不同信念的比例，选择占优的信念，并以POL的概率复制为组织的信念。若不同信念的比例相等，则组织该维度的信念设置为0。当成员向组织学习时，每个成员在每个维度上以PLO的概率将组织该维度上的信念复制为自己的信念。
特征3：成员间的学习。每个成员识别与自己相连个体中知识水平高于自己的最佳实践，从最佳实践中选择最高的一个，以PIL的概率将其信念复制为自己的信念。若学习对象的知识水平低于自己，则不学习。
特征4：人员流动。每个周期内，每个成员都有PR的概率被新成员替代。
3.2 新增特征
成员间因为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了合作与竞争性的学习行为[1]。有些成员之间愿意相互学习，即形成合作的学习关系，而有些成员之间不愿意相互学习，即形成竞争的学习关系。同时，个体的每一次学习行为只能发生在一个团队中。因此，组织会因为成员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形成完全隔离团队。据此，本文增加第五个特征：
特征5：成员间的竞争强度。用Φ表示竞争强度，取值为[0 1]。当Φ=1时，个体之间完全竞争。当Φ=0，个体之间完全合作。当Φ取值（0 1）之间时，组织中部分成员相互学习，部分成员相互竞争，每一个学习周期形成完全隔离团队，团队内部成员相互学习，不同团队的成员不会相互学习。
大多数组织中都有人员调动的现象。但是，目前组织学习的文献大都考虑人员流动（人员离职），少有文献考虑人员调动。人员调动反映了每个学习周期团队成员在不同团队之间流动。据此，本文增加第六个特征：
特征6：人员调动。组织中的成员以PT的概率从一个部门或团队调离到另一个部门或团队。
此外，本文采用Miller等人定义个体知识水平的方法，将其表示为：个体信念与外部真实性向量匹配的信念数减去不匹配的信念数，再除以信念总数[2]。组织知识水平用个体平均知识水平表示[19]。
3.3 模型设定
3.3.1 网络结构设置
Miller等人把个体置于栅格网络中[2]。而本文采用随机网络，因为随机网络能更好地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同时控制网络密度。此外，为了防止完全隔离团队规模不相等对结果的影响，本文设置团队规模相等，且每个团队都采用随机网络结构。
3.3.2 网络密度控制
在群体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所有团队都采用全网络连接，竞争强度较小时形成数量少但规模大团队的所有连接数一定比竞争强度较大时形成数量多但规模小团队的所有连接数多。因此，需要控制网络密度对结果的影响，同时保证网络中具有足够多的连接数。本文将根据群体规模，通过设定最大竞争强度来控制网络密度和保证连接数。
每个周期中，组织成员根据设定的网络结构和上述特征不断演化，实现组织学习，如图2所示。
图2 仿真流程图
4 仿真结果
为了探究竞争强度和人员调动对组织知识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Netlogo50平台进行计算仿真实验。为避免随机性的影响，每次实验采用不同的随机数种子运行100次，每次运行100个周期，并以最后一个周期的平均结果作为分析依据[19，20]。此外还进行了敏感性分析[19]，验证了结论的稳定性。实验参数及敏感性分析设置如表1所示。仿真实验默认设置为N=100，M=150，POL=03，PLO=03，PIL=03，PN=0，PR=0，PT=0。
4.1 与前人结论对比
本文首先考虑两个极端的情况。当竞争强度为0时，所有个体之间相互学习，即与Miller模型对应。当竞争强度为1时，所有个体之间不存在相互学习，即与March模型对应。
当设置竞争强度为0，仿真结果如图3a所示，个体学习速率较高（PLO=09）的组织可以较早达到稳定，但知识水平较低。而个体学习速率较低（PLO=01）的组织较晚达到稳定，但经过较长时间演化却可以实现较高的知识水平。仿真结果与March的研究相一致。其原因是，由于个人快速地从组织中学习知识，导致组织中知识快速流动，从而过早地同构化组织知识结构，因此不利于组织知识的长久学习[19，20]。相反，个体学习速率较低的组织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知识的多样性，从而产生较高的知识水平。
当设置竞争强度为1，仿真结果如图3b所示，成员间相互学习速率越大，知识越早收敛，组织知识水平越低，与Miller结论相一致[2]。这主要是由于成员间的相互学习是一种利用式学习[19]，较大的成员间相互学习速率会加快破坏知识多样性，影响组织长期探索。
与前人模型的对比，证明了本文模型的信度。因此，基于此扩展模型可以进一步分析竞争强度和人员调动对组织知识水平的影响。
4.2 竞争强度对组织知识水平的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竞争强度对组织知识水平的影响，因此暂时将其他变量设置为默认值，在后面的讨论中，将对这些变量进行敏感性分析。同时，为了控制网络密度和保证网络连接数，本文设置竞争强度的范围为[0 02]。运行仿真模型，结果如图3c所示，竞争强度与组织知识水平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竞争强度的增加，组织的知识水平先增加后减少。本文推测随着竞争强度增加，组织知识水平增加的原因可能是知识多样性的增加，即团队与团队的隔离有利于组织保持知识多样性。但是当竞争强度过大时，完全隔离团队越多，组织会探索过度，因此组织知识水平逐渐降低。
为了验证推测，本文引用Fang计算知识多样性的方法[6]。这个方法是对所有个体进行两两比较，一共有n（n-1）/2对个体，对每一对个体的M维知识进行一一比较。计算多样性的公式表示为：
Div=2mn（n-1）∑n（n-1）/2i=1∑mj=1ωij
其中：
ωij=1当第i对在第j维有不同的信念
0当第i对在第j维有相同的信念
仿真结果如图3d所示，当竞争强度很弱时，知识的多样性随着时间先增加后显著减少，稳定后知识多样性水平很低。但是当竞争强度增大时，稳定后组织知识多样性保持较高水平。因为增加竞争强度会加大组织内部的隔离，阻碍组织中知识的快速流动，从而可以提高组织知识的多样性。但如果竞争强度过大，组织内部隔离程度越大，一方面可以增加知识多样性，但也会严重阻碍组织对现有知识的利用。更重要的是，在竞争强度过大的情况下，探索产生的积极影响远远小于缺少利用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当竞争强度过大时，组织知识水平会降低。
在竞争强度过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加大成员间学习速率来提高组织对现有知识的利用，从而缓解竞争强度过大对组织知识水平的消极影响。为此进一步进行实验，分析成员的学习速率PIL对利用现有知识的影响。结果如图3e所示，在竞争强度较大时，较高的成员间学习速率更有利于提高组织知识水平，本文的猜想得到了验证。因此，在竞争氛围较强的组织中，应该招聘学习能力较强的个体。学习能力较强的个体一方面有利于组织利用现有知识，提高组织的知识水平，同时有助于组织加强探索，追求长期利益。
比较有趣的问题是竞争强度较弱的组织是否也应该招聘学习能力较强的个体。仿真结果和笔者的直觉相反，由图3e可以看出，组织竞争强度较弱的情况下，适中的成员间学习速率更有利于组织学习。这主要是由于在竞争强度较弱的组织中，组织以大团队形式存在，较大的成员间学习速率会加快团队内知识的利用，减少知识的多样性，从而导致组织的知识水平较低。同样，如果个体学习能力较弱，对现有知识利用不足，也会导致知识水平较低。因此对于竞争强度较弱的组织，应当招聘学习能力一般的个体，既有利于对现有知识的利用，又可以保障知识的多样性，从而有利于组织长期发展。
4.3 人员调动和人员流动对组织知识水平的影响
人员调动对完全隔离团队知识水平的影响如图3f所示，在竞争强度较弱时，人员调动对知识水平影响很小，当竞争强度较强时，增加人员调动可以显著提高组织知识水平。这是由于在竞争强度很弱时，组织中完全隔离的团队较少，团队成员较多，知识在成员之间流动比较顺畅。但是当竞争强度较大时，完全隔离团队的数量增加，每个团队的成员较少，同时知识不能在团队之间流动，因此导致知识在整个组织中流动不畅。此时，如果提高人员调动率，相当于加快了知识在团队之间的扩散，加大了对现有知识的利用，因而提高了组织的知识水平。人员调动相当于把各个完全隔离团队连接起来，形成了半隔离的团队。本文的研究结果与Fang结论相一致，即半隔离团队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组织学习[6]。
人员流动对完全隔离团队知识水平的影响如图4所示，人员流动率越大，组织知识水平越低。March认为人员流动可以增加组织多样性[1]，但笔者认为，随着竞争强度的增加，组织的多样性已经很充足了，提高组织知识水平的唯一方式就是加大对组织现有知识的利用。因此，组织内部的人员调动可以提高组织的知识水平，而组织人员流动则不会提高组织的知识水平，而且增加人员流动还会进一步加剧探索过度，从而降低组织的知识水平。
5 结论与展望
51 仿真结果的理论价值
本文基于March和Miller的仿真模型，引入了成员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和组织内人员调动，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两个模型。当竞争强度为1时，成员间是完全竞争的，因此不存在相互学习，这是March的模型。当竞争强度为0时，成员间是完全合作的，组织中成员完全相互学习，这是Miller的模型。本文验证了竞争强度为0和1时的情况，所得结论与March和Miller模型结论相一致，即个体向组织学习速率越小，成员间学习速率越小，组织向个体学习速率越大，可以实现较高的组织知识水平。
本文基于此扩展模型分析了竞争强度对组织知识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竞争强度对组织知识水平的影响呈倒U型，适当增加竞争强度可以提高组织的知识水平。因为增加竞争强度可以提高组织知识的多样性，增强组织的探索能力。但是，较大的竞争强度会造成组织探索过度，反而降低组织知识水平。
本文还研究了组织内部人员调动对完全隔离团队的影响。人员调动无形中将组织中的完全隔离团队连接起来，形成半隔离团队。本文再一次证明半隔离团队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组织学习，与Fang的结论相一致。
52 仿真结果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发现，在竞争性很强的组织中，需要注意培养个体学习能力，提高个体学习能力能加大对组织现有知识的利用水平。相反，在竞争性较弱的组织中，个体应该保持适当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太强，知识流动太快，知识过早收敛，导致组织知识水平较低。学习能力太弱，知识的流动不畅，组织对现有知识的利用能力不足，最终也会导致组织知识水平较低。
此外，人员调动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知识水平，尤其是在竞争氛围很强的组织中。个体是知识的载体，人员调动有利于知识的扩散，加大对现有知识的利用。企业中的轮岗制、部门间人员调动等都说明了人员调动对组织的积极效果。而在竞争较强的组织中，人员流动则对组织是有害的，因为人员流动会进一步加大组织的探索。
53 局限性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研究的竞争强度范围为[0 02]。当竞争强度更大时，网络结构中没有足够多的连接数，不得已只能研究到最大竞争强度为02的情况（竞争强度为1时不存在相互学习，不用考虑连接数）。竞争强度更大的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1，2（1）：71-87
[2]Miller K D， Zhao M， Calantone R J. Adding Interpersonal Learning and Tacit Knowledge to Marchs Explorationexploitation Mode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 49 （4）：709-722
[3]Fang C.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s Credit Assignment： A Model and Two Experiment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6）： 1717-1732.
[4]Rhee M， Kim T. Great Vessels Take a Long Time to Mature： Early Success Traps and Competences in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4：1-18.
[5]Argote L， MironSpektor 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From Experience to Knowledg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1，22（5）：1123-1137.
[6]Fang C， Lee J， Schilling M A. 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rough Structural Design： The Isolation of Subgroup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0， 21（3）： 625-642.
[7]Lazer D， Friedman A.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7，52（4）：667-694
[8]Orlikowski W J. Knowing in Practice： Enacting a Collective Capability in Distributed Organiz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2， 13（3）： 249-273.
[9]Kunz J.Groupleve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 Computer Simulationbased Analysis[J].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 2011，14（4）：24-32
[10]Argote L， MironSpektor 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From Experience to Knowledg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1，22（5）：1123-1137.
[11]刘淑敏. 组织成员合争关系对企业组织学习能力的影响实证研究[D]. 复旦大学， 2006.
[12]原献学. 组织学习动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D].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13]卢福财， 波. 基于竞争与合作关系的网络组织成员间知识溢出效应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9）： 79-86.
[14]Johnson D W， Johnson R T. New Developments in Soci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J].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2005， 131（4）：285-358.
[15]Johnson D W， Johnson R T.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Soci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J].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lications to Social Issues， 1998， 4： 9-36.
[16]Tjosvold D， Tjosvold M M. Cooperation Theory， Constructive Controversy， and Effectiveness： Learning From Crises[J]. Team Effectivenes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Organizations， 1995： 79-112.
[17]吴三清，王婧. 组织学习、创新氛围和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4，02：178-182.
[18]Sze-Sze Wong .Distal and Loeal Group Learning： Performance Tradeoffs and Tensions[J]. Organization Seienee，2004， 15（6） ： 645-656.
[19]徐搏，刘人境. 基于 Agent 仿真的信息技术评估和选择[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 34（004）： 35-43.
[20]徐搏，刘人境，刘维姣. 自私的领袖能够促进组织成员知识分享[J]. 软科学， 2013， 27（8）： 113-117.
[21]徐搏，刘人境，李根强. 隐性知识、个人偏差与信息技术的应用――基于探索和利用计算模型的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 35（6）： 34-44.
[22]陈国权，孙锐. 组织管理视角下的个体学习与行为改造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34（1）：123-134.
[23]Xu B， Liu R， Liu W. Individual Bias and Organizational Objectivity： An AgentBased Simulation[J].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 2014， 17（2）： 2.
关系：
1、竞争与合作既对立又统一，在合作中有竞争，在竞争中有合作，二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
2、如果没有竞争，合作就会缺乏生机与活力，就会变成一潭死水。那种置道德与法律于不顾的不正当竞争，害人害己。
Abstract: Facing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and the fast changing market, enterprise network alliance becomes an important means of improv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but it has a higher instability. From the angle of enterprises, the interest of network alliance forming i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the thesis, and the source of instability is found, at last we can point that the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in the alliance can make alliance dynamic stability. So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can play the key role of realizing function of network alliance, and also is the bottleneck problem about network alliance theory research. This thesis explains how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from four angles: cost, resources, communication dialogue and the evolution of microstructure. Finally, the goals of network alliance are achieved.
关键词： 网络联盟；竞合均衡；协调
Key words: network alliance；the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coordination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7-0111-02
0引言
面对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发现实现战略目标需要的资源与能力与企业自有的资源之间往往存在着差距，也正是这个差距从客观上迫使企业走上网络联盟的道路。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联盟企业常常从自身利益出发，使得联盟内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导致联盟运行极不稳定。
1企业网络联盟性质与特征
企业网络联盟是由两个以上独立的实体企业，在面对市场机遇时，以信息技术为支持，基于协议或信任而配置各自不同核心能力或优势资源所形成的临时的动态的经济关系。它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创新的组织形态。网络联盟把市场交易内部化，形成有组织的市场，体现市场特征。但与纯市场的交易模式又有区别，是在正常的市场交易关系中引进企业组织内在的行政治理机制，在网络交易中实现内部治理功能，具有企业特征，但又不同于具有明确的层级结构和组织边界的企业。交易成本理论指出，完全的市场交易将带来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完全的企业治理又导致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企业网络联盟正是为了弥补因市场交易导致的协调成本增加，而引进组织的行政管理协调方式；为了弥补企业组织失效及管理费用的增加，而引进了市场价格与退出机制，最终实现组织协调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1]。
2基于共同利益基础的企业网络联盟竞合关系形成与变化
企业建立网络联盟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利用网络联盟整合资源的能力，来完成那些仅靠自身力量无法达到的目标，从而获得更多的潜在利润，但是要实现这个根本目标必须处理好联盟企业间的竞合关系。
2.1 单个企业的有限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与一致在企业网络联盟中，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既存在一致又存在冲突，当个体与集体利益一致时，单个联盟企业往往表现非常好的合作性，但在实践中两者常常发生冲突，而两者矛盾的根源还在于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加大了联盟的运行成本。为了尽可能地缓解这种冲突，只有使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高度相关并且相互依赖，而这种关系的实现只能在联盟成员之间的竞合关系动态与多态变化的比较中形成。
2.2 企业网络联盟中竞合关系的动态性与多态性企业网络联盟形成、发展和结束是随着市场机会的变化而变化，当市场机会消失了，即使联盟内某个企业对联盟现状非常满意，但联盟内的其他企业可能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互动，使得联盟企业之间已有竞合关系发生改变，可见联盟企业之间是一种多态、动态的竞合关系。
竞合关系的多态性首先表现在竞争与合作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上。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可以同时存在于联盟企业之间；也可以在联盟的某些领域合作，另一些领域竞争。其次，这种竞合体现在动机和行动两方面，联盟的形成无论是基于合作动机，还是竞争动机，最后都必须通过行为来体现。即便是那些在行动上已经形成合作，也不能说明企业之间没有竞争的动机和行动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具有市场容量限制的某些方面，竞争更是不可避免。可见竞争和合作之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
竞合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动态性，即“变”。当企业面对激烈竞争时，参与合作的动机胜过竞争的动机，但当合作进入后期，企业的竞争动机往往会增强，这也是众多联盟在后期解体而没能走向更高层次合作的原因。另外随着联盟的实施，联盟企业原有的相对优势，可能会变得不重要[2]。所以联盟企业之间没有永远的竞争、也没有永远的合作，合作与竞争的紧密程度也随着不同时间以及合作项目的进程情况不断变化，达到不同的竞合平衡点。
2.3 稳定企业网络联盟关系在于竞争与合作的均衡竞争与合作不断变化的结合程度成为维持联盟稳定及保持联盟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单纯强调合作或竞争都是不现实的，大多数观点认为合作是企业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有效途径，联盟形成与发展更强调合作而否认竞争。事实上合作是总体趋势，但竞争也非常必要，只有两者并存，使企业既可以通过合作减少竞争费用，避免资源浪费，又通过竞争防止联盟成员的竞争能力衰退。此外要协调好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要求，需要均衡竞争与合作关系，使企业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从平衡状态到临时不平衡状态，再到新的平衡状态，然后又出现新的不平衡，再调整到新的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使得联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3]。
3实现企业网络联盟中竞争与合作均衡的协调
要实现动态联盟的稳定运行及目标关键是保持合作伙伴间的依赖强度，协调好合作伙伴间竞合关系使之均衡。那么如何实现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本文将基于以下四点来阐述。
3.1 交易成本与组织管理成本的比较企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价格机制的取代，在企业内部通过某种权力来配置资源，实现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但同时却要支付较高的组织管理成本；而利用市场机制组织生产虽然可以节约组织管理成本，但交易费用却较高；企业网络联盟作为一种处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形式，有机结合组织协调机制与市场机制，比市场节约交易成本，比企业节约组织管理成本。科斯认为，各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存在是对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其边界最终取决于市场交易边际成本和组织管理边际成本之间的比较[4]。可见网络联盟的最优运行状态取决于组织管理的边际成本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那一点，当交易成本大于组织成本时，联盟企业通过紧密合作，以科层代替市场，实现交易内部化。反之当联盟内部组织成本大于市场交易成本时，联盟企业之间通过竞争发挥市场机制，将交易外部化。可见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的比较决定着联盟企业间竞合的状态。
3.2 联盟中企业组织的演变状态传统企业的组织形式往往是 “大而全”或“小而全”，组织中的各个要素不易改变，组织表现出刚性特征，组织的边界呈现出确定性和稳定性。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企业对新的社会环境表现出不适应性，不能根据市场机遇的变动迅速作出调整。企业为了保持和发展自身的竞争力，将组织内部一些非核心业务或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业务剥离到外部市场，企业内部只保留核心能力。同时根据需要与供应商、经销商甚至竞争对手建立网络联盟关系，并且出于自身战略考虑，不断地变换合作对象和方式，形成不同的联盟。为了能够及时抓住市场机会，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必须是易于重构，易于调配的，实行团队式工作方式。企业根据顾客的定制要求把具有不同专业特长的员工组成特定的团队，使得团队内员工可以就自己的专业特长相互交流讨论，共同制定完成任务的最佳方案。当任务完成以后，团队人员根据新订单的要求，又被安排到新的团队中，整个企业由若干个平等地位的任务团队组成。这种团队工作方式实现企业组织结构动态的、敏捷的、柔性的特点，使企业能根据目标和环境的变化随时进行内部重组，提高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5]。
3.3 参与企业与网络联盟之间的依赖性联盟企业能力的发挥需要依赖网络联盟这个平台，而网络联盟作用的实现，又必须依赖各联盟企业的特殊资源与能力，可见两者是相互依赖的。相互依赖性越大，彼此越是离不开，联盟越能稳定进行下去。一方面，联盟企业对联盟的依赖程度是由自身能力决定的，自身能力小的企业希望从联盟中获得资源，对联盟的依赖程度会比较大，联盟组织的稳定性就高，反之，企业对联盟的离心力就大，联盟的稳定性就小。另一方面，联盟要想发挥整体竞争优势，必须整合各企业特有的能力。由于企业本身的资源和能力大小不同，使得联盟对企业依赖性也有区别。企业能力越大，联盟对其依赖性越强，企业对联盟的影响也越大。反之，企业能力越小，联盟对其依赖性越小，企业对联盟的影响也越小。而那些对联盟影响大的企业往往希望通过掌握联盟的控制权来获得更多利益，但由于联盟的总体利益有限，一个企业收益的增加就意味着其它企业利益的减小，于是因能力大小而在利益分成和控制权分配中产生了矛盾。而要解决好这些矛盾，就需要建立一个联合决策机制来共同制定联盟中合作方式、利润分享方式、激励方式等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而协调好各个联盟企业之间的关系。
3.4 联盟中企业相互信任与对话的程度在联盟运行中，生产跨越多个企业的边界，各企业需要按时按量完成既定任务，因此涉及到如何协调好多个企业间信息共享与交流等问题。成员企业作为有独立决策权的实体企业，他们之间是平等的，行政命令不再适用。又由于在联盟运行中外部情况的不断变化，使得联盟协议不可能考虑到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情况，并且会带来高额的治理成本。管理大师巴纳德认为组织有三个基本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有效的沟通[6]。而网络联盟中伙伴间均认可多赢目标，又有协作意愿，所以只要在内部构建开放、信任的氛围，以积极坦诚、信任的态度进行沟通，并通过适当的协调方式解决冲突，逐步形成大家共同认可并遵守的价值观、行为规范，从而使得各成员企业在面向不确定的未来时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使其成员共同为联盟的目标实现承担责任，并且降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产生的几率，降低约束成本或监督成本，提高合作的效率。当然诚信不会凭空产生，是有条件的，它要求各个企业抛弃急功近利的观念，把合作伙伴看成是自己的利益共同体，追求长期利益的实现。同时信任又是有层次的，随着联盟的形成、发展、结束的动态变化，信任和沟通的程度不断加深，最终彼此间产生文化上认同。
4结束语
综上所述，企业网络联盟成员间的竞合关系可以看成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解决矛盾的关键点是均衡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在合作与竞争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本文从四个主要方面来阐述实现竞合关系均衡的协调方式：由于网络联盟是一种创新的组织方式，其内部同时存在交易成本与组织管理成本，而两者的比较是确定联盟企业间竞合的一种重要方式；基于拥有核心能力的企业与联盟之间的互相依赖，联盟企业间需要因此采取相应措施来协调不同能力的企业之间在控制权和利益分配上的关系；又由于外部的市场机会总要在企业内部实现，所以协调好企业内部组织是实现外部竞合均衡的前提，以及外部企业之间不断沟通信任的协调方式也是决定竞合实现的关键点。
参考文献：
[1]格兰多里．企业网络：组织和产业竞争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3-63．
[2]余佳群，陈英梅．论企业战略联盟的动态协调[J]．经营管理，2006，（6）：66-67．
[3]徐礼伯，施建军．联盟动态稳定：基于互依平衡的理论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3）：97-107．
[4]刘佳勇．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企业网络效率边界分析[J]．北方经济，2009，（5）：20-21．
关键词：东南亚；东亚主导权；竞争与合作
中图分类号：D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150-02
中、日两大国耐人寻味的东亚外交的一个重要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东亚地区的次区域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中、日的直接竞争在东北亚，而东南亚就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的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在未来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东南亚在政治、经济上的作用和战略地位将更加重要。在东亚各国当中，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体制不同的国家，在地区 和平与发展方面无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冷战后，伴随着大国关系的重大调整，中、日关系也面临着建立新的战略合作基础的现实问题。目前，中日关系又面临着“政冷经热 ”，需要“再次正常化”的新局面。
1 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高度重视同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广泛共识和共同利益。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
冷战结束，东南亚开始采取与所有大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大国之间相互制衡，因此东南亚需要中国的政治支持来发挥其“大国制衡过程中的主要驱动力”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很容易地就取得了外交成就：1991年与东盟建立了首次官方联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又进一步推动了最初试探性的东盟―中国关系。美国出于自身原因反应迟缓，而中国则迅速地对东盟的急切需求做出了反应：立即承诺人民币不贬值。1997年11月，最初不温不火的双边关系发展到了东盟同中国举行年度峰会的高级阶段。
“9•11”恐怖袭击事件助推了东盟―中国双边关系发展。美国越来越关注国土安全、中亚和中东地区，而忽视了东南亚。2001年，中国作出了一件漂亮的外交杰作，提议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增进合作。这样，中国就维持并促进了与东南亚合作的发展势头。对历史的简要回顾告诉我们，中国在东南亚获得影响力很少是靠“硬力量”，而更多的是靠其把握国际和地区环境变化的时机。
中国已同东盟所有成员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96年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近几年来，我国同东盟关系顺利发展，高层往来频繁，政治关系日益密切。1997年12月，主席出席东盟－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议，并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单独会议。双方发表了《中国－东盟首脑会议联合声明》，确定了中国－东盟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向和指导原则。1998年12月，副主席出席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中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9年11月，2000年11月和2001年11月，朱基总理出席了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三次、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和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在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授权各国经济部长和高官尽快开始谈判。朱总理还提出将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和湄公河流域开发等确定为新世纪初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点领域，得到东盟领导人的赞同。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进程。2004年11月中国－东盟正式签署《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和《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两个《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的全面启动。2007年1月，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正式签署，7月已开始实施。《服务贸易协议》包括中国与东盟10国开放服务贸易的第一批具体承诺减让表。在2000年11月，朱基总理在出席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时，提出关于探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的建议，当时这个建议得到了东盟领导人的积极响应。
2006年10月，总理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提出了全面落实《货物贸易协议》，积极开展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加快自贸区建设进程的倡议。随后，在2007年1月在菲律宾的第1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就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目前，双方正在积极推动投资谈判，争取尽早签署协议，确保在2010年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
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到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从中国－东盟博览会到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从中国－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到中国－越南的”两廊一圈”建设，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2 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
日本是我国的海上邻国，同样也在地缘上与东南亚接近，从日本与东盟各国的经济联系以及关系密度来看，日本是影响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外部力量。日本恢复后，首先开展的外交活动之一就是解决对东南亚各国的战争赔偿问题；60年代日本支持东盟的成立；1977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发表了与东南亚各“心交心”的被称为“福田主义”的演说；80年代又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关系；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日本在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挥地区及全球作用方面，更离不开东南亚的支持。日本在经济重建、高速增长以及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的过程都与东南亚密切相关。
日本对东北亚和东南亚战略：遏制东北亚出现“日中双强”或多强并立的局面，维持日本在该区域的一枝独秀。而东南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出现对日本构成战略挑战的对手，同时考虑到日本在东南亚经济上固有的联系与影响力，因此日本的东南亚战略由经济优先为主、政治兼顾为辅向经济、政治兼顾转变，其战略图谋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配合东北亚战略。这与日本对日美同盟的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日本新进党党首在其《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所说：日本有两个重要伙伴，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东盟。前首相中曾根也指出：“日本虽然有《日美安全条约》作为主轴，但仅仅依靠它已不能保证日本的安全。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对话是必要的”。日本通过东北亚与东南亚战略的运用，若进一步，可最终实现日本的21世纪“大东亚共荣圈”的东南亚版；若退一步，可在东北亚博弈中打东南亚这张牌。
日本“脱欧入亚”的首要目标是改善与东南亚的关系。东南亚因其巨大的资源潜力和战略地位，历来被日本视为战略攸关的地区，并被日本视为最重要的海上经济通道。近年来，日本对不少国家的经济援助逐年减少，但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却有增无减。据统计，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占到其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日本控制东南亚，更有其长期战略考虑，那就是企图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通过控制更多的国家，从而成为亚洲经济的“盟主”，为其建立地区经济霸权奠定坚实基础。
除了希望控制东南亚的经济主导权外，日本还欲积极介入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安全事务。在同日本发展关系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一般来说，他们愿意继续发展同日本的关系。它们对日本在本地区的积极作用也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但多数东盟国家对日本人持戒备和警惕的态度，尤其是在军事和防务方面。
2003年12月11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日本东盟高峰会议”。这次会议的大背景是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已经“成熟”、进入新阶段（东盟方面的官方观点）。这次高峰会议，代表着日本将全面更新其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以便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
2008年5月日本福田首相提出了新福田主义，福田具体阐述说，东盟处于亚太地区“区域合作的枢纽位置”，日本考虑将来设立负责东盟事务的大使和东盟代表部；今后30年应该成为“消除亚洲贫富落差的30年”。由此可见未来日本对东南亚的重视程度。
3 中、日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中日关系是东亚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双方关系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地区、世界的稳定与否。中日之间既有历史问题、安全困境、领土、资源开发等不利因素，也有对和平的发展环境、相互经济依存度、共同安全利益等共同点。鉴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双方应该探讨在开放的区域主义中来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2001年以来，随着中国-东盟贸易区的顺利推进，中国与东盟关系迅速发展。日本对此迅速做出反应，通过组建日本-东盟贸易区、召开东盟特别会议，全面加强了与东盟的关系，引发了“东亚主导权”之争。东盟虽然不能成为主导大国，但惯用其大国平衡战略，争取其利益最大化；未来中日之间是否会走向对抗、东亚经济合作是否会走向分裂?这是东亚国家必须面对的挑战。没有中日的合作，就不会有真正的东亚区域合作，唯一的出路是中、日等亚洲大国摒弃“主导”意识，在合作中与东盟国家实现共赢，使东亚走向政治、经济、安全的全面合作。
单独日本或者中国都不可能与欧洲与美国竞争。所以，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尽管存在竞争关系、相互视作威胁，面对欧洲与美国，亚洲各国如果在经济上不合作，其竞争力与利益就将被各个击破。中日的竞争与合作决定着亚洲的经济命运。中日之间想不竞争是不可能的，但是竞争中如果有合作将改变整个亚洲的风气。两国都要从战略高度约束竞争、加强合作，因为没有中日的合作就没有与欧美平行的亚洲 。 从理论上讲，5亿人口的东盟是个共同自由贸易区、拥有共同的电子产业基地，其综合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二。就经济实力排序，日本第一、中国第二、东盟第三，三者如果实现竞争中的合作，密切三方经济关系，最终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组成共同市场，那么这将对三方都有利。中国奉行千载难缝的经济亚洲化战略，这对日本与东盟都是巨大的经济机会。不发展与新兴经济大国中国的合作性关系，当然不利于日本与东盟的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李一平，庄国土.冷战以来的东南亚国际关系［M］.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一、日本和东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发展迅猛。在欧美地区合作不断推进的形势下，日本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从长远的战略角度出发，必须寻求自己的合作对象，营造自己的势力范围。从“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到“东亚经济圈构想”，日本都非常重视东盟这一重要伙伴的地位。1985年中曾根首相提出亚太经济合作四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以东盟为中心开展经济合作”；1989年竹下登首相提出东亚经济合作三原则，又再次强调“尊重东盟意见”。
但是，日本的这两个区域合作构想并没能够得到顺利实施。由于日本“本国中心主义”的经济政策广受质疑，加上亚太地区政治制度的多样性、经济差距、历史问题以及美日主导权之争等因素，“环太平洋合作构想”进展甚微。在东亚经济圈问题上，日本又唯美国的态度是从，让东盟甚为反感，这一计划也因此搁浅。
跨入21世纪，日本调整了其多边主义贸易政策，选择优先推行双边自由贸易，在斟酌权衡后，选择了“脱欧入亚”，率先与东盟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日本2002年11月，日首相小泉纯一郎与东盟各国首脑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构想宣言》，决定双方首先在金融服务、信息通讯、科技、中小企业发展、旅游、能源、人力资源开发、文化、食品安全和交通等领域展开合作。2008年4月14日，日本与东盟在京都签署了《日本一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JCEP)。作为一个典型的“南北”型协定，同时也是日本首个与区域经济组织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AJCEP的出现既是日本对自身经济结构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和东亚区域产业分工发展的一种回应，又必将对今后的东亚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从日本的角度观之，之所以积极谋求与东盟签署AJCEP，与日本20世纪末面临的一系列国内外重大经济形势是分不开的。
第一，经济泡沫破灭的影响。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开始步入了二战以后历时最长的经济萧条期一“失去的10年”，之后政府采取的系列财政、金融政策收效也不大。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开始认识到推进与他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或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有助于提高日本经济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此背景下，长期作为自家“后院”经营的东盟自然被日本列入了重点考虑的对象。
第二，东亚区域内外涌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冲击了日本原有的“向WTO一边倒”的对外贸易政策。日本自1950年代提出加工贸易立国战略以来，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这使得日本在经济外交实践中一直是多边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在WTO框架下，随着成员国数目的不断增加，相互间利益关系越来越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对多边谈判机制的失望使日本终于认识到，向WTO倾倒的政策必须调整了。与此同时，一方面东盟在不断加快内部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包括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在内的大国也加快了跨区域特别是对东亚的渗透及影响，纷纷展开对东盟的FTA攻势。另外中国和韩国也开始积极与东盟接洽，这些都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和冲击。
第三，紧密的经贸联系是促使日本回归亚洲，和东盟联合的重要诱因。东盟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一直名列前茅。1990年东盟是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1.9％，仅次于美国和欧盟；2000年上升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占14.9％；到2003年因为中日贸易增加，东盟继美国、中国和欧盟之后，排名日本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比重是14％。2006年，日本的对外贸易总额为142.6兆日元，其中，对东盟的贸易额为18，2兆日元，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12.7％，位列日本对美(17.4％)、对中国(17.2％)贸易之后，高于日本对欧盟(12.5％)的贸易，东盟再次上升到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对于日本来说，东南亚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在部分初级产品的进口上，东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2003年，日本有83.4％的蔗糖(泰国)、26.8％的有色金属、31.7％的液化天然气(印尼)、98.8％的棕榈油(马来西亚)、17.6％的水果(菲律宾)等来自东盟。近年来日本则一直是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
第四，东南亚的突出战略地理位置，也使得日本一直视之为最重要的海上经济通道。近年来日本对很多国家的经济援助逐年减少，但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却在增加，占日本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日本控制东南亚，更有其长期的战略考虑，那就是企图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通过控制更多的国家，成为亚洲经济的盟主，为其建立地区经济霸权奠定坚实基础。
第五，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离不开东盟的支持。日本要扩大政治影响，首先必须确保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东盟是其借以发挥政治作用，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阶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一直在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4年，表态赞成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有43个，其中东亚地区有7个，除蒙古外，都是东盟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老挝、柬埔寨)。
二、中国和东盟
中国在90年代初期对东盟而言，并不算是很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1993年，日本、美国和欧盟是东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当时与东盟贸易量的6-8倍，然而到了2004年，东盟与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美国和日本仍然是东盟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贸易绝对额的增长并不明显，十年期间仅增长了25％左右，而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量在同一期间翻了6倍多，并超越了欧盟成为了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在东南亚获得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充分把握了国际和地区环境变化的时机。90年代中期，中国成功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参与讨论地区内的导弹防御、海
盗及其他地区安全问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郑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汇率政策支持，进一步赢得了东盟的好感，加强了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关系。1999年，中国与美国完成中国加入世贸谈判，东盟各国政府开始担心即将扩大的中美贸易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在这期间，中国适时地向东盟提出了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方案，自从2000年9月在第四次“10+1”领导人会议后，接下来的每一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都有新的进展，在2002年与东盟成功签订了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总体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2003年，中国成为东盟以外第一个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国家。2004年11月中国，东盟正式签署《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和《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两个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的全面启动。至2006年7月，中国已按照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的规定，对3408种产品削减了进口关税，东盟对我国的关税也进行了相应的削减。
2007年1月，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协议》正式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中包括了中国与东盟10国开放服务贸易的第一批具体承诺减让表，7月开始实施。目前双方都在努力，力争2010年全面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使中国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并会改变东亚经济的发展格局，使东亚经济以日本为“头雁”的“雁行模式”发展走向以中日为“双引擎”的模式。
全面而客观地分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其必然性：
1 政治关系的改善，推动了经贸关系的快连发展。197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和东盟各国恢复邦交，双方关系开始全面正常化，很好地促进了经贸关系的发展。1980年双方的贸易额是20.64亿美元，1991年达到79.59亿美元，2001年，双边贸易突破400亿美元。到2008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仍保持了快速增长，达到23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3.9％。投资方面，截至2008年底，双方相互投资额已接近600亿美元。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东盟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外部压力以及本地区双边自由贸易的发展促使双方联合。欧盟的高度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制约东亚各国扩大对外贸易、发展经济的重要因素。所以中国和东盟需要尽快组建自由贸易区，建立有效的互补机制，提高本国经济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此外，东亚地区各国在多边合作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纷纷开始筹划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比如日本和新加坡、韩国和智利、和墨西哥、和日本等。在多边合作框架下，优先推进双边合作，可能更容易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正是双方在地区经济合作中不甘落后争取主动的现实选择。
中国和东盟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区域合作问题上有着很多共同利益和广泛共识，双方的关系将越来越紧密，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只有有限的民间贸易存在，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1972年日中贸易总额不到11亿美元，到2006年中日贸易总额达2073.6亿美元，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接近1972年的190倍，中日经贸依存关系日益深化。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668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了13％，中日己互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在日中贸易中近年来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是相互依存关系，从以前中国更多地依赖日本的“不对称相互依存”变为“相对平衡相互依存”关系，主要表现在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趋于下降，而在日本外贸中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对中国外贸依存度将继续扩大。
日本和中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是两国共同利益决定的，是以经济互补性、地缘便利性、市场兼容性和合作互利性为基础的。中国是日本的近邻，又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近年来日本经济的恢复，用日本某些人的话说，很大程度上依仗中国的“特需”。但是在日本的FTA战略中，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而排在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之后。从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的实践看，建立FTA关系是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的最好办法。但日本不仅对建立中日韩FTA顾虑重重，对建立中日FTA更持冷漠态度。
此外，中日关系还表现出明显的“经热政冷”特点，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主要在于问题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及历史教科书问题，两国民众中互不抱好感的人数比例也在不断上升。这种局面如果不能改善的话，最终必然影响到双方的经济往来，“经热”将很难长时期维持。
四、结论：竞争还是合作?
(一)主导权之争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与东盟建立自由贸区上均有多方面的考虑，但就目前的发展结果来看是有差异的。日本与美国是战略同盟关系，它的区域战略不可避免要受到美日整体战略部署的影响。这具体反映在它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时提出诸多附加条件，如涉及到反恐、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体制和标准化，甚至国内民主及人权等问题。由于东盟各个国家发展水平不同，国内体制差异大。这些问题对这部分国家形成了干涉，阻碍了日本与东盟整体关系的顺利发展。相对而言，中国与东盟国家重视各自经济发展需要，在双方经济互补性强的基础上发展双边经贸关系。中国最先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充分表明了中国重视与东盟各个国家保持平等互利关系。通过“早期收获”协议，中国表明了求同存异优先发展与东盟整体在具体经贸领域合作的务实态度，使中国绕过了和东盟单个国家在政治及其他领域的障碍，获得了与东盟关系更为迅速的发展。
在东亚区域一体化问题上，日本对中国表现出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这从早期的东亚经济圈构想就明显可看出来。1988年，日本提出“东亚经济圈”构想，意在推行以日本为头雁，四小龙为雁身，东盟国家为雁尾的“雁行发展模式”。这一构想不仅是为了应对欧美，也把中国排除在外，以图遏制迅速发展的中国势力。之后选择和东盟联合，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有抑制中国的影响，与中国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目的。2002年11月，中国朱基总理在中日韩峰会上提出适时启动三国FTA可能性研究的设想，也被日本媒体误读为“同日本争夺主导权，抢占主动权”。
随着中国一东盟贸易区的顺利推进，中国与东盟关系迅速发展。日本对此迅速做出反应，通过组建日本一东盟贸易区、召开东盟特别会议，全面加强了与东盟的关系，引发了“东亚主导权之争”。
对此，东盟国家的态度和心理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希望日本和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另一方面，他们担心中国与日本在参与推动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主导权之争会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导致他们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梦想破灭而产生国家间的非合作行为。东盟诸国的这种担忧决定了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中日两国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尊重东盟的地位，从客观上消除一个大国与东盟任一个小国对垒的局面，使东盟10国以一个整体的声音对外说话，形成一种形式上以东盟为核心，实质上主导国家缺位的格局，从而较好的避免中日的主导权之争并消除东盟的忧虑。
(二)合作的必要
就东亚地区最重要的这三个国家和经济体来说，单独的日本和中国及东盟都不可能与欧洲与美国竞争，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尽管存在竞争关系、相互视作威胁，面对欧洲与美国，亚洲各国如果在经济上不合作，其竞争力与利益就将被各个击破。中日的竞争与合作决定着亚洲的经济命运。中日之间想不竞争是不可能的，但是竞争中如果有合作将改变整个亚洲的风气。两国都要从战略高度约束竞争，加强合作，因为没有中日的合作就没有与欧美平行的亚洲。从理论上讲，5亿人口的东盟是个共同自由贸易区，其综合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二，就经济实力排序，日本第一，中国第二，东盟第三。三者如果实现竞争中的合作，密切三方经济关系，最终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组成共同市场，那么这将对三方都有利。中国奉行千载难逢的经济亚洲化战略，这对日本与东盟都是巨大的经济机会。不发展与新兴经济大国中国的合作性关系，当然不利于日本与东盟的长远利益。
日本应该积极寻求中日之间经济、政治上的合作，放弃防范与遏制中国的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联系的加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的发展是不可能遏制的。当然，排斥中国的东亚一体化政策也不可能实现。日本与中国之间应该倡导竞争与合作，而不是遏制和对抗。东亚一体化进程与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合作的快慢和成败。
[论文摘要]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二者同台竞争会劣化资源配置。正确的做法是国有资本专注于非竞争性行业和领域，民营资本专注于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建立合作非竞争关系，更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个质的区别：产权从单一化（公有制）实现了多元化，私有产权、民营资本获得了合法性，政府从经济活动的唯一组织者变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兼裁判者，这种情况下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应当如何分工才能促进资源的更优配置，成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小平同志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定义突出强调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原因很简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带领国民致富是政府的天职。富裕是个主观标准，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体现，一是与自己的过去比较；二是与他国的现状比较。在开放的世界里，与他国的比较更具有合理性。所以党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的中心，开放国内市场、承认外国资本、民营资本、承认商品交换不过是这种战略转变的政策反应。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把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看作手段，目的是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充分动员一切资源，促进财富的充分涌流。
一个问题产生了：外国资本、民营资本是手段，那国有资本是什么？是目的，还是手段？如果是目的，则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承认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因为他们的存在会危及国有资本，由国有资本控制一切经济活动，提供社会所需的全部产品和服务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承认了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的合法性，显然这个推论不能成立；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各种生产要素都是平等的。如果国有资本是目的，民营资本是手段，那就意味着国有资本比民营资本高贵，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应当比民营企业生产的产品高贵，显然这是荒唐的结论。所以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存在贵贱高低。既然同为手段，则谁更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利用谁，不存在谁为主体，谁为补充；应当在法律上和观念上对二者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但是，国有资本的存在产生一个问题，政府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裁判者，另一方面又是市场利益的争夺者，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产生矛盾时政府怎么办？政府能否公正裁判？
最好的办法是政府不投资，禁绝国有资本。但现代社会种种原因决定了政府资本的存在。首先，法律没有禁止政府投资。法不禁止即可行，政府有投资的权利，而且有向任何行业和领域投资的权利。其次，社会进步需要。一些关系国家、社会长远利益，但风险巨大的项目，只有政府有能力投资并承担风险。再次，市场本身需求。一些微利、薄利的行业和领域，民营资本不愿投资，但市场本身上有一定需要，这种产品具有公益性质，政府是责无旁贷的投资者。第四，公共利益的需要。一些重要公共产品政府投资能够发挥最好的资源配置效果。第五，国家利益需要。一些重要公共产品，如国防，国家投资是最好的方法。最后，历史传统的延续。建国后我国建立了无所不包的国有经济体系，养成了政府投资的制度惯性。
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如果制度设计能够充分尊重和保护“经济人”的自利之心，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既然政府投资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协调民营资本与政府资本的关系，使二者发挥最好的资源配置效果呢？理论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由二者在市场中展开全面竞争，优胜劣汰。二是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二者的投资领域进行分工，避免竞争。
根据目前流行的市场划分方法，可以把市场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非竞争行业大多数属于民营资本不愿做、不能做、做不了的行业和领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国有资本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质，所以非竞争行业和领域适合国有资本进入；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市场空间大，准入门槛低，利润空间大，民营资本欲望强烈，适合民营资本进入。“与民争利”是政府行政的大忌，政府应当把非竞争性领域作为国有资本的专属领地，把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全面让给民营资本。该方案可以充分发挥两种资源的优势，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之间建立一种合作非竞争关系。
笔者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笔者认为二者同台竞争可能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而分工合作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理由如下：
第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同领域竞争，因其出资人的特殊性，国有企业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会使政府难以公正裁判。市场经济的政府理论源于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政府是市场的裁判，如果政府办企业会使政府的职能发生混淆，政府的裁判难保公正，不公正的裁判会劣化资源配置。
第二，历史经验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不及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低于民营企业，交易成本高于民营企业，所以国有资本最好避免与民营资本的竞争，民营企业愿意做和能做好的领域，国有资本没有必要介入，同台竞争只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第三，政府鼓励设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供给，增加财富总量，最终实现国富民强；而不是为了与“民”（营企业）争利，所以从理论上讲凡是民营企业愿意介入的领域，国有资本都应当应当退出，因为介入等于与民争利，有违政府的社会角色和设立企业的初衷。
第四，国有资本投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因其出资人的一致性必然形成一个隐形的“计划经济”。政府站在社会利益的角度调控市场，会动用所掌握的一切资源达成政府的目标，国有企业注定会受到政府干预，从而在国有企业内部形成一个隐形的“计划经济体系”，导致国有企业的运行规则有别于民营企业，形成“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这对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不公平，会劣化资源配置。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不应当竞争，或者说应当避免竞争，因为二者各有其适合的活动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