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学语文；文言文；注释
李运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的古籍绝大多数是文言作品，现代虽然不再使用文言文，但为了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各级各类教学大纲都规定受教育者应该掌握一定的文言知识，具有相应的理解文言作品的能力。因此小学语文教材就选入了简短的古诗文，初中、高中逐步增加，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课程也要接触大量的文言作品，可见在现代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读懂文言作品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目标。
使用白话文的现代人阅读古代的文言作品，自然离不开注释。作注的人，也就是编写教材的人，应该研究古代的语言文字，了解所注作品的内容和背景，并用规范的方式在适当的地方写出有助于理解原文的注释。读注的人，就是使用教材的教师和学生，他们知道注释的基本体例和方式，了解注释的内容和意图，然后利用注释来读懂原文。但读注者，特别是教师，对于注释不应该只是机械地接受，而应该对注释本身的是非优劣作出评判，发现错误的或不足的注释要予以更正或补充，这样才能帮助学生理解注释，进而理解原文。
那么，怎样才能发现文言文注释中的问题呢?这需要读注者具有一定的训诂学知识，同时也需要掌握一些诊断注释毛病的技巧，知道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分析。例如某些中学语文教材的文言文注释其实就存在不少问题，有注释对象方面的，有注释内容方面的，有注释理据方面的，有注释结论方面的，也有注释表述方面的，如果教师具有一定的训诂学知识，并且懂得从这些方面去观察分析，应该是不难发现这些问题的。下面以注释结论方面的问题为观察对象，举出一些实际病例来加以分析(其中有些病例在新版教材中已经得到改正，这里举出只是为了说明相关问题，没有批评教材的意思，所以例句都不标明出版信息)，并且归纳出若干条，希望能对使用中学文言文注释的读者有所启示。
注释结论是作注者的看法，它告诉读者被注对象是什么、有什么或跟什么相关，读者可以根据这些结论去理解原文或了解别的知识。注释结论是否正确无误，可以从语言文字、文情语境、事理逻辑、客观史实等方面进行验证。
一、看是否符合语言规律
所谓语言规律，包括构词规律、句法规律和表达规律，也涉及语言的形式即文字和语音规律。在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注释中，有的不合语法，例如：
1.《六国论》：“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高中语文第二册注释：“［此言得之］这话对了。得，适宜、得当。之，指上面说的道理。”今按，如果把“得”解释为“适宜、得当”，那就是形容词，不应该带“之”为宾语。既然认为“之”是“指上面说的道理”，即“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欲急”等语，那“得”就应该解释为动词，否则不合语法。其实“得”就是得到的意思，可以翻译为“说中”“说出”等。
2.《种树郭橐驼传》：“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陪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高中语文第二册注释：“［既然已］已经这样做了。既，已经。然，这样。已，(做)完。”今按，作注者把“已”看作这句话的主要动词，那么“然”就是修饰“已”的状语。但这是不符合古汉语语法规律的。“然”作为指示代词总是谓词性的，如“虽然”“既然”“然则”“然而”等，从来不作修饰语用。因此这里的“然”也应该是谓语，而“已”则是语气词“矣”。
3.《项脊轩志》：“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高中语文第二册注释：“［垣墙周庭，以当南日］院子周围砌上墙，用(北墙)挡着南边射来的日光。垣墙，名词用作动词，砌上垣墙。垣，矮墙，也泛指墙。”今按，依注释，“垣墙”是动词砌上垣墙，“周”是名词周围，“庭”是名词院子，那么对应原句连起来就是“砌上垣墙周围院子”，虽可意会，但恐怕不成辞例，不合语法。其实，“垣墙”仍是名词，句中作状语，“周”为动词，围绕之义。全句的意思是：用围墙围住庭院，以便遮挡南边射来的日光。这样就文从字顺了。
有的不合辞例，或者说跟其他同类句例的意思不合。例如：
4.《晏子春秋·晏子使楚》：“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又：“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初中语文第三册注释：“［王曰，何为者也］您就问，‘干什么的?’”又“［缚者曷为者也］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曷，同‘何’。”今按，光从语法上分析，把“何为者”解释为“干什么的”并不算错，但问话是“干什么的”，而回答的都是“齐国人”，似乎答非所问。考察这种问句的使用情况，我们发现古汉语中“何为者”习惯用来询问人而不是事，应该翻译为“是谁?”或“什么人?”其中的“何”当“谁”讲。同类的例句有：《史记·项羽本纪》：“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史记·樊哙列传》“客何为者”作“客为谁”。《史记·平原君列传》：“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可见“何为者”是古代问陌生人的一种习惯说法。
5.欧阳修《醉翁亭记》：“射者中。”初中语文第六册注释：“射者中，射的射中了目标。这里指宴饮时的一种游戏，射中的照规定的杯数喝酒。”王水照《宋代散文选注》：“射，古代一种投壶的游戏，用箭状的筹棒去投长颈形的壶，按投中的次数来分胜负。”教材的注释虽然没有明说是什么游戏，但从“射中了目标”这类表述可以推知也认为是投壶游戏。《礼记》有“投壶”篇，记述此游戏甚详。但历来这种游戏只称“投壶”，不称“射壶”，投壶之人亦不称“射者”。如《后汉书·祭遵传》：“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王禹《黄冈竹楼记》：“宜投壶，矢声铮铮然。”古书中用“射”则是指另一种游戏“射谜”，即“猜谜”。“射”有猜度义。也专指猜谜游戏，古书中用例甚夥，不烦举。语言表达是有规律的，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既然别的言游戏的“射”都是指猜谜，那么《醉翁亭记》中的“射”也应该是指猜谜。［1］
有的注释由于不明古人修辞方法而曲求深解，结果当然也是有悖于语言规律的。如：
6.《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高中语文第一册注：“［念悲其远也］惦念着她，为她远嫁而伤心。”按照注释，原文应该表述为“念之，悲其远也”，这恐怕并非作者原意，也不合古人行文之法。其实“念”也是“悲”，古人习惯把两个意义相同相近的字连在一起使用，它们表达的是一个复合的整体意义，不能分别解释为两种不同的含义，这就是王念孙父子所说的“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因此这里的“念悲”就是悲伤的意思，人还没离开，也不到“惦念”的时候。“念”字单用也有悲伤的含义，如《乐府诗集·横吹曲辞·陇头流水歌辞》：“念吾一身，飘然旷野。”元朝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念窦娥葫芦提当罪愆，念窦娥身首不完全。”这些例证虽然时代较晚，但应该是古义的留存。
与此类似的情况很多，中学教材注释往往分训连语之义，有的虽然勉强可通，其实不合古人造句之理。如《明夷待访录·原君》：“向使无君，人各得其私也，人各得其利也。”《论积贮疏》：“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触龙说赵太后》：“少益耆食。”《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吕氏春秋·察今》：“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世说新语·周处》：“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史记·项羽本纪》：“常以身翼蔽沛公。”司马光《训俭示康》：“人皆嗤吾固陋”“人争非之，以为鄙吝。”等等，其中的“向使”“振救”“少益”“穷匮”“岂遽”“并皆”“翼蔽”“固陋”“鄙吝”都是同义连用，而教材注释大都把它们分别当作了不同义的两个词语。同义连用还有三个词连用或单音词跟双音词连用的现象，注释中也应该把它们当作一个意义整体来对待，如：《史记·陈涉世家》：“借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借第令”都是“即使”的意思。《史记·屈原列传》：“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曰”和“以为”同义。然而中学语文教材注释大都处理错误，值得读者注意。
二、看是否符合文情语境
所谓文情语境，包括话题主旨、文脉思路、上下文关系、本句意思是否顺畅等等。中学文言注释有的跟话题主旨不合，例如：
1.《孟子·寡人之于国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高中语文第一册注释：“［王］为王，使天下百姓归顺。”这条注释不能算错，但“为王”究竟是称王、做王还是达到王道、实行王道?“使天下百姓归顺”是“王”本身的含义还是言外之意?表述欠明确。于是有的教师把它讲成称王、登上王位之类的意思。而实际上“梁惠王”本来已经称王，早就处于王位了，所以这里谈论的不是当不当王的问题，而是怎样达到王道的问题。梁惠王问的是为什么自己的老百姓没有增多；孟子的观点是，要使自己的民众比邻国多，就必须实行王道，怎样才能达到王道呢，为王者必须首先做到让普通老百姓“不饥不寒”，而年长者能“衣帛食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王道，才能让天下的百姓归顺。可见他们谈话的主题是王道，“然而不王者”的“王”，就是上文“王道之始也”的“王道”，因此应该注释为：王，指王道。这里用作动词，实现王道，也就是让百姓归顺的意思。
2.《史记·项羽本纪》：“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高中语文第二册旧版注释：“王之，就是‘以他为王’。”今按，怀王之意不在以“王位”诱人，而是用秦国长期经营的故地激励诸将。“鸿门宴”的起因是“沛公欲王关中”，可见刘邦跟项羽之争也是争关中之地，而不是王位。因战功而封王者肯定不止一个，但在关中做王的却只能有一人。《汉书·项籍传》：“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者王其地。”原本说得很清楚，是“王其地”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做王。《史记·高祖本纪》刘邦责项羽：“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我，王我于蜀汉，罪一。”又：“吾与诸将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可见刘邦不满的正是“当王关中”而结果却只“王我于蜀汉”。因此把“王之”解释为“以他为王”不符合怀王说这话的意图。新版高中语文第一册注释改成了：“［王之］做关中王。之，指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带。”改得好。［2］
有的注释不合文脉思路。例如：
3.《石钟山记》：苏轼“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者，周景王之无射也；坎镗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高中语文第二册注释：“［汝识(zhì)之乎］你记得那些(典故)吗?识，通‘志’，记住。”今按，前文写苏轼父子听到“大声发于水上，噌如钟鼓不绝”，归途中又听到“有坎镗之声，与向之噌者相应，如乐作焉”，接下来就是苏轼问其子苏迈“汝识之乎”。如果这里的“识之”意为“记得那些典故”，似乎有些衔接不上，前面并没有交代什么典故，这样发问，苏迈能明白其意吗?从行文脉络看，这里所问应该是指对前面听到的各种声音能否辨识，后面的解释“噌者，周景王之无射也；坎镗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就正好是对“识之乎”的回答。因此，“之”是指代前面所听到的各种声音，“识”应该注解为“识别”“辨识”。这样，前后思路才能顺畅。
有的注释连本句的意思也讲不顺畅，当然也是不合语境的。例如：
4.《六国论》：“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高中语文第二册注释：“［当］如果。”今按，依作注者的看法，“当与秦相较”意思是“如果跟秦国相比较”，联系上下文，语意滞涩难通，因为“则”后是两个偏正式短语，若“当与秦相较”另起一个话头，那“则”后的意思就不完整，好象被突然掐断了。其实，这段引文整个是一个条件复句，“向使”领起条件分句，直到“良将犹在”，“则”引起推导结果分句，直到“或未易量”。在结果分句中，“胜负之数、存亡之理”是主语部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是谓语部分。因此，“当”是“应当”之义，“相较”是“相当”“差不多”的意思，全句的意思是，“如果韩魏楚三国……，那么(六国)胜负存亡的机遇，应当跟秦国差不多，也许难以估计谁胜谁负谁存谁亡。”
古人行文习惯连续使用相同的结构或句式来表达相同相近或相反相关的意思，这是一个可供注释家利用的语言环境。但中学教材的古诗文注释有的没有顾及这种语言环境，致使上下文不能和谐统一。例如：
5.杜甫诗《登高》：“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高中语文第三册注释：“［艰难］兼指国运和自身命运。［繁霜鬓］两鬓白发不断增多。繁，这里作动词，增多。［潦倒］这里指衰老多病，志不得伸。［新停］刚刚停止。杜甫晚年因肺病戒酒，故谓‘新停’。”今按，这两句诗虽属七律的尾联，但也对仗工整，因此有关词语的解释应该前后照顾，保持一致。例如后句的“新停”指“刚刚停止”，则前句的“苦恨”应是“非常遗憾”的意思。同理，我们可以推知教材对“繁霜鬓”的解释不妥，因为它无法跟后句的“浊酒杯”相对。“浊酒杯”显然是偏正词组，指装浊酒的杯子。那么“繁霜鬓”也应该是偏正词组，即“如繁霜般的鬓发”，“繁”指“霜”的厚重而言，不可能是动词“增多”的意思。
6.志南《绝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初中语文第二册注释：“杨柳风，指透过杨柳绿吹来的柔和的春风。”朱自清的散文《春》中引用了“吹面不寒杨柳风”这句诗，初中语文第一册在《春》这篇课文里注释说：“杨柳风，吹动杨柳的风，指春风。”两处注释都强调吹拂杨柳的动态感，以为这是把春风叫做杨柳风的理据。但夏天杨柳枝叶更为繁茂，风吹杨柳的动态感更强，为什么不把夏风叫做杨柳风呢?所以这里我们应该联系上句的“杏花雨”来一起考虑，这是两个对仗非常工整的句子，“杏花雨”跟“杨柳风”的结构关系和语意关系都是一致的。“杏花雨”大家都理解为“杏花开放时节所下的雨”而不是“打落杏花的雨”或“透过杏花飘飞的雨”，那么同样，“杨柳风”也不应该是“吹动杨柳的风”或“透过杨柳吹来的风”，“杨柳风”实际上也是指时节而言，即“杨柳发芽时节所吹的风”，这当然就只能是春风了。［3］
当然，文言文也有故意破坏整齐结构而使用错综句法的，但语意上仍然要按相同结构理解，否则上下文也会讲不顺畅。例如：
7.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高中语文第三册注释前句为：“熊在怒吼，龙在长鸣，像雷鸣般的声音，震响在岩石和泉水之间。殷，这里用做动词，震动。”今按，既然“殷”当“震动(响)”讲，则注释中“像雷鸣般的声音”不知所出，跟原文对应不上。“震响在岩石和泉水之间”也似是而非，“岩石”和“泉水”能分离出“中间”来吗?再者，既然“熊咆龙吟震响在岩泉之间”一句话说全了，那下句“使深林战栗，使层巅震惊”(注释语)的主语是谁?如果认为也是“殷岩泉”的主语“熊咆龙吟”，那这个主语的三个谓语就太不相称了：“殷岩泉”放在上句，“栗深林”“惊层巅”则在下句；“殷岩泉”当动补结构理解，而“栗深林”和“惊层巅”则是动宾结构，而且是使动用法；“岩泉”被理解为并列结构，语意上又是以定语代中心词(岩泉之间)，而“深林”“层巅”则都是偏正结构，这样句读割裂、语意结构又极不一致的句子能讲得通顺吗?教材注释显然是不合文情语境的。其实，这里的“殷岩泉”只是句法上错综变化了一下，语意结构跟“熊咆”“龙吟”是一致的，当讲成“岩泉殷”，它们共同构成全句的主语部分。“岩泉”泛指岩间(包括岩上或岩下)之泉，是“殷”的主语。这样，全句就结构整齐，语意顺畅了：熊在咆哮，龙在吼鸣，岩泉在震响，它们的声音使深林战栗，让层巅惊动。
三、看是否符合逻辑事理
思维要符合逻辑，办事得依顺常理。如果注释导致原文思维不合逻辑，事情违背常理，那就值得斟酌，需要改正。例如：
1.苏洵《六国论》：“六国互丧，率赂秦耶?”高中语文第二册注释：“［互丧］彼此(都)灭亡。互，交互，由此及彼，由彼及此。”今按，这条注释本身前后矛盾。后面的单字解释把“互”看作“丧”的“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方式，是副词状语；而前面的句意理解却把“互”换成代词的“彼此”而当作了主语。这两种矛盾的说法对于这个句子来说都不可取。如果“互”是代词主语，就会既与原主语“六国”语意重复，又不得不增加“(都)”来串通本来应该有的句意。如果“互”是“交互，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状语，那就会不合逻辑：“消灭”不可能是一种“交互”的行为，“此”已经把“彼”消灭了，“彼”怎么还可能再来消灭“此”呢?说我消灭了你、你消灭了我，这是不合常理的。其实，这里的“互”当解释为俱、全、都，句意言六国(先后)都灭亡了，难道都是因为贿赂秦国吗?“互”当“都”“全”“俱”讲，古文中不乏其例。《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下左右人并惊骇，兵马互出。”“兵马互出”指兵马一齐出动或全部出动，不是一会儿出兵一会儿出马，也不是你出兵我出马。《世说新语·文学》：“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指当时人们都嘲讽左思，左思心里不愉快。《芙渠》：“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高中语文第一册注：“莲实和藕一块使人的牙齿和嘴边感到芬芳。”除了把“齿颊”解释为“牙齿和嘴边”比较别扭外(当释为口腔即牙齿和脯颊之间)，用“一块”来解释“互”多少还是揣摩出点意思来了，但如果解释为“都”就更准确。“相”跟“互”在代词、副词用法上意义基本相同，“相”也可训“都”，这应该可以当作“互”训“都”的一个旁证。如《史记·吴王濞列传》：“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罢极，破吴必矣。”“吴梁相敝”就是吴国梁国都疲困了。
2.《论语·季氏将伐臾》：“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高中语文第一册注释：“［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能施展其才能则就其职位，不能这样做就不就其职位。陈，摆出来、施展。力，才能。就，居、充任。列，职位。”今按，说“能(不能)施展其才能”，包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即他有才能，而能否施展则完全取决于客观因素。如果这样理解，那冉有就没有什么责任了，这不符合孔子批评冉有的意图。而且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施展其才能”应该是对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已然状况的陈述，这里却说“能施展其才能则就其职位，不能这样做就不就其职位”，你还没有“就位”，你怎么知道“能施展”还是“不能这样做”呢?就不就位应该是检验能否施展才能的先决条件，而不能反过来依据能否施展才能的条件推出就不就位的结果。这样注释不符合思维逻辑和一般常理。实际上，孔子引用这句古语是针对冉有“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这种推卸责任的态度说的，目的正是要批评冉有主观方面的过错。这种主观过错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是就职前，一是就职后。就职之前应该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的能力来选择合适的职位，这就是“陈力就列”的意思，跟“量力而行”相似，所以“陈力”是指把自己的能力拿出来掂量掂量，而不是指施展才能。就职之后还要进一步检验自己的才能是否称职，如果发现不称职，那就赶快停止，退出来，把职位让给别的称职的，这就是“不能者止”的意思，因此“不能”不是指你有才能施展不出来，而是指你的才能不足以干好这分工作；“止”不是指不去就职，而是说要从已经就任的职位上退下来，停止占据这个职位。
3.《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高中语文第三册注释：“［与子同袍］我和你同穿一件战袍。……［与子同泽］我和你同穿一件内衣。……［与子同裳］我和你同穿一件下衣。”今按，在这三章诗中，“同袍”“同泽”“同衣”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穿］同样的衣报，表示在同一军队服役，军队里统一着制服，所以这样说。可注释认为是“我和你同穿一件战袍(内衣、下衣)”，这就违背了常理，两个人能同穿一件衣服吗?现代虽然有“他们两个共一个鼻孔出气”或“他们俩同穿一条裤子”的说法，但那不是写实，而是夸张地表示两个人的关系亲密，好得像一个人似的，与有没有衣服穿无关。这首诗的“与子同袍(泽、裳)”紧接“岂曰无衣”而言，强调的是自己也有衣服穿，并且穿的是跟你们同样的军服，所以这里的“同袍”不可能是“同一件衣服”的意思。
四、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语言可以表现人的内心世界、虚幻世界，而更多时候反映的是客观世界。当语言在陈述事实的时候，它应该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如果我们对语言内容的理解不符合客观实际，那就有可能也是不符合作者原意的，这样的解释值得推敲。例如：
1.诸葛亮《出师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中学语文教材原来注释为：“不毛，不长草木的地方。”试想想，泸水在西南山区的四川境内，又时值盛夏草木繁茂之季，怎么会不长草木呢?即使是现在，四川境内也很难找到一块自然不长草木的地方，何况是自然环境没有怎么遭到破坏的古代呢?这显然是不合自然现象、不合客观实际的。其实“毛”本指动植物表皮上生长的丝状物或茸状物，引申泛指地面上生长的植物，有时特指植物当中人工种植的庄稼(含蔬菜等)或野生的草木。“深入不毛”的“毛”应是特指庄稼而言；“不毛”即未经开垦、不长庄稼的原始山区，那里偏僻荒芜、林深草茂，不是不长草木。《甘薯疏序》也是中学教材传统篇目，其中有“丽土之毛，可以活人者多矣”的句子，这个“毛”则应该是泛指植物的，可有的教材注为“草木”，有的教材释为“庄稼”，都失之偏颇。因为草木中虽然有许多“可以活人”的东西，但“甘薯”并非草木；而庄稼都是“可以活人”的，又怎么能说“多矣”!说“多矣”就意味着“毛”中有些是不能“活人”的，而且“可以活人”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庄稼，草木的果实也有不少可以吃，因此“丽土之毛”的“毛”只能解释为泛指的“植物”，偏指“庄稼”或“草木”都不符合事实。
2.杜牧《阿房宫赋》：“蜀山兀，阿房出。”高中语文第四册注释：“四川的山光秃了，阿房宫出现了。”注释把“蜀”对译为“四川”，不符合历史的实际。秦代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的蜀郡和巴郡都在今天的四川省境内。查《辞源》可知，秦灭古蜀国，置蜀郡。“治所在成都，其辖境包有四川成都市及温江地区大部分县境”。又秦惠王灭巴国，置巴郡，治地包括今四川重庆市和南充、达县、秦节、彭水、涪陵等。可见不能将秦代的“蜀”跟今天的“四川”对等，原文中的“蜀”还是以指蜀郡为宜。［4］
以上我们从语言规律、文情语境、逻辑事理和客观实际四个方面分析了注释结论方面的问题，其实如果注释结论不正确，导致的问题往往不只表现在一个方面，所以我们有时可以同时从多个方面来分析，这样问题会看得更清楚些。例如《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章：“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高中语文第四册注释：“［蹴］践踏。［不屑］认为不值得，这里是不愿意接受的意思。”这样解释虽然有根据(来源于汉代赵歧的《孟子章句》)，但其实既不符合语言规律，也不符合逻辑事理，跟文情语境更不协调，这不符合客观实际，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有问题。我们认为“蹴尔”所表示的应该是“与之”者的一种不情愿的表情。因此“蹴尔”应该讲成“蹙尔”，皱眉的样子，愁眉苦脸的样子，表示不乐意、不情愿。至于“不屑”，应取《正字通》的解释：“凡遇事物轻视不加意曰不屑。”其实就跟现代“不屑一顾”的“不屑”意思差不多。既然“与之”者不情愿，愁眉苦脸的，“乞人”也就不看重他给的食物了，实际的意思当然是指不接受：这样的食物吃了心里不舒服呀，有损人格尊严呀，宁愿不要，宁愿饿死!这样解释，庶几能合情合理，真正符合孟子的原意。
关于这种解释的详细论证笔者另有专文［5］，读者可以参看，这里就不重复了。现在我们引述两则颇有争议的文言注释，看怎样从这些方面来评判它们的是非优劣。
1.贾谊《论积贮疏》：“岁恶不入，请卖爵子。”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旧版注释：“年成坏，不能纳税，(朝廷)卖爵位(来增加收入)、(百姓)卖子女(来度过日子)。不入，指百姓纳不了税，卖爵，汉朝有公家出卖爵位以收取钱财的制度。”另有参考资料注释为：“请卖爵子，请求卖掉自己的爵位或儿子。秦汉时有赏赐爵级的制度，因此百姓也可以有较低的爵级。这种爵级可以转卖。”《高中语文古诗文详解》并存两说，教师往往无所适从。
从表达的角度来看，除了有意的双关修辞之外，一句话的意思通常是惟一的，不可能出现可以两解或多解的情况。注释中见到的数说“皆通”现象，其实是没有找到正确解释的临时措施，决不是作者的原意。那么，这句话的解释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呢?我们可以用上面提出的几条标准来衡量。大凡正确的注释，应该是既符合语言文字规律，又符合文情语境和事理逻辑，同时也不违背客观真实的。据此判断，当以第二种解释为是。因为从语言上看，“请卖爵子”的主语应该是一个，说成“朝廷卖爵，百姓卖子”，既暗换了主语，“请”字也没有了着落，明显不合语法。从文情语境看，前文有“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句，可见因“岁恶”而“不入”的是承前省略的“民”，那么“请卖爵子”的当然也应该是老百姓，不可能是朝廷的行为。再看事理逻辑，这段文章讲灾荒年成老百姓的艰难处境，老百姓本来“不入”，朝廷还“卖爵”，谁买?即使有富人买朝廷之爵，也不能解决老百姓“不入”的问题呀!按之历史事实，汉代的老百姓确实有爵可卖。《汉书·惠帝纪》：“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赐民爵一级。”又“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颜师古注引应劭云：“一级值钱二千，凡为六万，若今赎罪入三十匹缣也。”《史记·文帝本纪》：“后元六年，大旱，蝗，发仓廪以振贫民，民得卖爵。”《索引》引崔浩：“富人欲爵，贫人欲钱，故听买卖也。”《汉书·严助传》：“间者，数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前两例证明汉代民众确实有爵，后两例明确记载了“民得(待)卖爵”的事实。可见“请卖爵子”只能理解为人民请求卖爵卖子，贫民的爵可以卖给富人以得钱物，也可以卖给朝廷或官府以抵赋税。［6］
2.《曹刿论战》：“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参曾有两种全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标点为“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以“下”指下车，“登”指登车，“轼”指凭轼(即靠在轼上)。一种标点为“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以“下”为状语，往下、朝下的意思，“登轼”则指登上轼板，站在轼上。这两种意见又是谁对呢?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前种解释虽然在本句的语法上能勉强讲通，但并不符合文情语境，特别是不符合客观实际和逻辑事理。
首先，古代的车轼虽然可以凭靠，但凭轼是为了对车下的人表示尊敬，而文章所述是在战场，战车是不需要凭轼的。《释名·释车》：“轼，式也，所伏以式敬也。”《吕氏春秋·期贤》：“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礼记·曲礼上》：“兵车不式。”郑玄注：“尚威武，不崇敬。”孔颖达疏：“兵车尚武猛，宜无推让，故不为式敬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城濮之战中楚将得臣对晋侯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冯(凭)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属请战游戏之词，故不以敬论亦不以战论，当属特例)。曹刿与鲁庄公同车观战，依礼制是不应该凭轼的。下文说“视其辙乱，望其旗靡”，则所望者为“旗”而非“人”，望旗更不需要特意标明“凭轼”这一带有敬意的动作。
其次，考古车制，凭轼不利于望远，曹刿要望齐师，根本不可能凭轼。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考工记》：“车制如后世纱帽之形，前低后高。轼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御者可执辔，射者可引弓，而凭轼须小俯也，此轼之真形状。”《礼记·曲礼上》：“式(轼)视马尾。”孔颖达疏：“马引车，其尾近在车栏前，故车上凭式下头时，不得远瞩，而令瞻视马尾也。”曹刿要观察敌旗，立身前瞻尚可，最好是登高望远，而俯身凭轼则只能看到马尾，何以远望敌旗?明显不合事理。
第三，战车之轼可以登人，车战之事需要登轼，故“登轼”应该解释为登上轼木。江永同书又云：“车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谓之式。其实式木不止横在车前，有曲在两旁，左人可凭左手，右人可凭右手者，皆通谓之式。人立车前，皆式之地也。……军中望远，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传》长勺之战‘登轼而望’是也。式木嵌入舆板，其内又有(zhuì，车阑)木承之，甚固，故可履也。”《吕氏春秋·忠廉》：“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要离曰：臣能之。吴王曰：汝恶能乎!吾尝以六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满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轼，汝恶能!”可见登轼是古代军事上车战的必备本领，而曹刿正具有这样的本领。［7］
这两例材料说明，作注者要慎于选择，用注者要学会评判，都需要有训诂学知识的指导，具体来说就是要从语言文字规律、文情语境、逻辑事理和客观实际等几个方面来发疑解难，掌握这些条例，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为文言文作注，也有助于我们客观有效地读注、用注和评注。
注：
［1］［4］参黎千驹.训诂方法与实践［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34—135、137.
［2］参黎千驹.训诂方法与实践［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24；朱城.古书词义求证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87.
［3］参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257.
2007年，先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新版高中语文教材，替换或删除了一半“传统名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雪山飞狐》替掉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接着重庆语文教材以担心早恋为由，删除《牛郎织女》。凡此种种，引发了关于教科书是否改成畅销书、神话故事是否引发早恋的讨论，甚至引发了关于教材的编纂权的争论。综观这些争论背后的本质，其实是涉及对语文教育核心问题的分歧。
一、我们为什么关注中学语文教材改革
毋庸置疑，中学语文教学具有继承传统文化、培养民族精神、承担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等重任。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引发轩然大波。这是由中学语文教材特殊的地位所决定的。
1、冲国的教材编写基本是自上而下的行为。
在中国，语文教材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特点，体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学语文教材的改革往往代表了国家的某些意志，甚至有人认为，政府对教材的宽容度，某种程度上可以折射出政府对一些社会思潮的认可度。因此，中学使用的教材基本是教育主管机构邀请专家学者编写而成，很少有哪一个民间机构或者个人独立编写教材，被正式采用。1996年出台的高中语文大纲(试验版)认为中学语文教材：“选文是教学的范例，训练的凭借，也是学生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的依据。选文要文质兼美，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有助于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和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有助于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2000年颁布的也是迄今为止最新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版)虽略有调整，但这一基本的指导思想并未改变。
2、中学语文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语文教材的选本成为改革风向标。
中学基础教育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任何一次关于教育的改革，都会被人们热烈讨论，并寄于过多的期待。语文教育从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并不等于语文教育就没有问题，恰恰是成绩与积弊同在。2007年，围绕着恢复高考30年引发的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讨论，再一次印证了基础教育问题依然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果说，过去人们还一直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两难中争论不休，认为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问题是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话，那么到今天，关于基础教育的讨论已经超越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是直接面向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应该怎样培养人才等人们更加关心的话题。
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语文教材
按照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的理解，语文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两个：一个是工具性的，即培养中学生的语文表达能力；另一个是价值性的，即培养公民的基本道德素质。相应地，中学语文课本选择课文的宗旨和标准也应该是两个：一是文章的审美性、文学性，也就是说入选的范文必须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足以培养学生纯正的审美趣味和语言能力；二是文章表达的思想、抒发的感情、体现的道德立场必须合乎人类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诚信、宽恕、感恩，等等。从这两个角度来审视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笔者认为，一部好的语文教材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标准：
1、冲学语文教材必须是审美价值与文学价值完美结合的范本。
中学语文教材选取的范文应该是优美的名篇，它不仅能帮助学生拓展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提高其审美认知能力。通过阅读这些历史上的文学名作，除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更应该培养学生对大漠孤烟、云雾江南等大自然美景的体悟，对生离死别、人性善恶的洞察，使他们成为有着健全人格的人。受过这种审美熏陶的学生不仅能哀民生之多艰，亦能惊叹自然之美好；不仅能知道“国破山河在”是一种悲怆之美，亦知道“十年生死两茫茫”是一种凄艳之美；不仅知道茅盾的白杨树、杨朔的荔枝蜜代表了一种精神，亦知道林语堂的秋天、戴望舒的雨巷更有一种别样的况味。总之，中学语文教材的价值绝对不能体现在语法分析、划分段落、概括中心思想等方面，而应该是文学性和审美性的。
2、冲学语文教材必须是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完美结合的范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永恒的精神的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精神和价值体系中最根本、最重要和最集中的价值内核。中学语文教材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重任，因此，中学语文教材应该体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北京版新教材保留作为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奠基之作的《包身工》，是有其道理的。
中学语文教材还应该体现人类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诚信、宽恕、感恩，等等。中学语文教材，应该培养学生的主体精神，应该培养学生成为独立、自由、平等精神的有道德操守的现代人。我们的教材不需要培养骄傲自大、滥用权力的“人上人”，而应该培养自主而不放纵、自尊而不自大、自决而不专断、自省而不自卑的“人中人”，培养懂得悲悯、懂得尊重、懂得思索的思想者。《百年孤独》、《变形记》、《西西弗神话》、《许三观卖血记》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是对人类现实困境的正视，是对人类的普世价值的肯定。
3、冲学语文教材必须是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完美结合的范本。
一般来讲，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在特定背景之下完成的，其写作意图较为明确。而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因为其个性差异，比如年龄层次、文化程度、生活阅历、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作品呈现给他们的可能就是不同的风格和内涵。所以，比较而言，作者文本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文本，只倡导单一意义；而读者文本则是丰富的、多义的、充满矛盾的，它反对一致性。同时，编者在选编教材时，还通盘考虑了初中三年不同学期、不同单元的文本价值侧重，每篇课文呈现出来的还有编者选编意图。而教师在教授课文时，又会结合校情、班情对文本作适当的增减和有针对性的解读，从而使文本带有明显的教师个性。无论是编者文本，还是教者文本，都在作者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意义的重新建构，其实质也可算是读者文本。所以，教材文本的处理，实际就是作者文本、编者文本、教者文本、读者（特指学生，下同）文本的关系处理。
笔者认为，在初中语文的课堂教学中，教材文本的正确处理，就应该以作者文本为案例、编者文本为导向、教者文本为手段、读者文本为根本。这既是新时期文本解读理论的要求，也是语文新课标的要求，更是素质教育的要求。
一、语文教学应弱化作者文本
因为作者文本的一元特征，如果执着于探索文本的本来意义，以解题、介绍写作背景、段落层次、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等为课堂内容呈现，势必会忽视学生的个性化感悟和创新性解读，使内容陈旧腐化，课堂沉闷僵化，不利于培养具有个性和创新性的新时期人才。
事实上，教学拘泥于作者文本的本来意义既不可行也无必要。首先，学生只是一个“学者”，不是“批评家”，不可能像“批评家”那样去研究作者的前世今生，作品的微言大义。――当然，如果学生能够像“批评家”那样去解读作者文本，自然也没问题。学生通常更多地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作品，而较少地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作品，这非但不影响他们对作品的欣赏，有时甚至会使他们的阅读更有张力。就像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当我们丧失了对作者的准确把握以后，其作品的魅力不减反增。
其次，当作者文本成为教材，注入了编者的思想以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作品，成为了编者文本。如果再死扣作者生平、写作背景、前后章节等，则可能陷入教学歧途，教学效果将乏善可陈。就像鲁迅的《社戏》，当它被选入人教版七下教材后，它还是鲁迅笔下的《社戏》吗？你能读出鲁迅的“呐喊”意味吗？恐怕不能！这个时候，你还需要引入写作背景，还需要补充作者成年以后在北京的两次看戏经历吗？恐怕也不需要！
作者文本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语文课堂的全部。教师只有有针对性地弱化作者文本在教学中的分量，将作者文本视作为达成一个个教学目标的案例文本，关注文本本身的意义，才可能有开创性的课堂建设，才可能带来顺应潮流的教学新风。
二、语文教学应重视读者文本
当代文本解读思想已经由作者文本观转变为读者文本观，它摒弃了过去只注重“作家――作品”的解读模式，把文本解读的重心转向“文本――读者”，视读者的解读为文本的本体存在，把解读活动作为文本构成不可或缺的本体层次。在读者文本观下，读者文本凸显了文本本身的被建构性，它邀请读者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来构建文本的意义。这就要求语文课堂重视读者文本，尊重学生对作者文本的重新建构。
《语文课程标准》也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由于学生的学习经验、生活经验、人生经验不同，学生的阅读理解也必然会出现多元化的特点，学生的这些独特体验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教师应立足于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重视读者文本，就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化差异和阶段性区别，尊重学生做出的与其个体化和阶段性相一致的文本解读，以系统性眼光和发展性视觉来包容和欣赏学生的每一次阅读活动。就像小学生读《少年闰土》，他应该也只能看到“我”与闰土儿时短暂而又真挚的友谊以及对他的怀念之情；而中学生学《故乡》，则可以感受到以闰土为代表的农民在封建政权的压迫、剥削、愚弄、毒害下痛苦的生活和麻木的精神状态。这是阶段性导致的读者文本的差异。再比如，读《红楼梦》，诗人读出诗，药师读出药，美食家读出美食，建筑家读出建筑……这是个体化导致的读者文本的差异。
正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本的这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可建构特性，给了读者对作者文本的再构建的巨大空间。教师要做的就是立足于读者文本，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培养其开放性思维和创新性意识。
三、语文教学应接纳编者文本和教者文本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阅读互动的四维结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这种多元化的对话结构，正好揭示出学生、教师、编者、作者在语文教学中的密不可分而又角色不同的关系。在语文课堂上，这种关系又外化为作者文本、编者文本、教者文本、读者文本，形成不同文本之间的碰撞。弱化作者文本，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对作者文本的解读；重视读者文本，也不意味着排斥编者文本、教者文本。事实上，只有充分尊重和接纳编者文本、教者文本，才能开启读者文本的活泼而不失根本的天地。
学生与教师是这场对话的主体，教师是师生平等对话的首席，担负着参与者、组织者、引导者的角色，或激发兴趣，或启发思维，或引领点拨，让学生充分地走进文本。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除了要欣赏、赞美学生呈现的读者文本外，也要引导学生关注编者文本，更要敢于构建富于个性的教者文本。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发挥出“引导者”的关键作用。
同样以《社戏》为例。如果不死扣作者文本，学生容易建构出自然美、人性美、情感美的读者文本。但如果就此结束，作为教材的编写目标将无法完全达成。人教版编者将其编入“文化艺术”单元，和《安塞腰鼓》《竹影》《观舞记》《口技》放在一起，编者文本就不能不考虑。这就需要教师这个“引导者”进行适当地、适度地点拨和引导，让学生能在戏曲艺术这个点上能有与其知识积累相符的内容建构。
关键词： 中学语文教材 话语文化 传统文化
在话语风格方面，中国人多依赖暗示性的陈述，避免直接阐述，并偏爱使用比喻和类推解释阐明观点。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中国人在陈述、解释、阐明、辩论其观点时是循环性的，缺少英美人那种复杂而有力的辩论方法和辞令。在批评或劝告对方时，中国人常常使用委婉语、双重否定、低调陈述或历史典故，虽然间接，但很有效；在提出请求时，中国人会尽力避免说出伤面子的话，避免表现出妄为、渴望、自私的语气和态度。汉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在语文教材中，这种积淀了传统文化的话语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常体现为：
称呼。《阿Q正传》中阿Q宣布“造反了”之后，赵太爷为何要叫他“老Q”？赵白眼也要叫他“Q哥”？而假洋鬼子在未庄人面前为何要称“革命党”为“洪哥”？这里便有一种文化的意义：在汉民族文化传统中，称“老”意味着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称兄道弟则说明双方关系十分密切。在欧美，“老”则是衰弱、无用的同义词，人们最忌讳称老。只有了解了这些称呼背后所隐含的意思，才能对人物的心理状态和作品的主题有更深刻的把握。
谦称。谦称是表示谦虚的自称。古代君主自称孤、朕、寡人、不谷，一般人自称臣、仆、愚、蒙、不佞、不敏、不肖、不才、在下、下走、下官、鄙人、小人、小可、后生、晚生、侍生等，女子自称一般用妾、奴等。对他人称自己的妻子一般为拙荆、贱内、内人、山荆、荆屋、山妻，称自己的儿子为小儿、犬子、息男，称女儿为息女、小女等，主要用于口语，常见于戏剧。但很多时候，谦称的背后表现出的是说话人的高高在上和虚情假意。《林黛玉进贾府》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贾母说话的语气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她对迎春姐妹们的念书态度不以为然，谦称“不是睁眼的瞎子”的背后反映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文化观念牢牢地盘踞在她的内心深处。对此，聪敏乖巧的黛玉也听懂了。所以，后来宝玉问她“可曾读书”时，她便答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可见，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是多么的脆弱敏感、小心谨慎。
穿着。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句子，为何湿的是“青衫”呢？这就涉及古代衣服的质料、颜色表示地位高低的服饰文化。古代“白衣、白丁”是指平民百姓，穿红着绿者是有品位的官员，而黄色则只有帝王才能用，“黄袍加身”即是登基为帝。依唐制，朝廷命官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知晓了这种服饰文化背景，我们才能深切地理解白居易《琵琶行》中“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两句的情感内涵：他由一个朝廷谏官一贬再贬为着“青衫“的九品小官，心中该有多少郁愤和凄苦，“青衫湿”也就不足为奇了。
座次。《鸿门宴》中有这样的描述：“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按古代礼俗，室内的席次是有等级、地位差别的。以东向（坐西面东）的为最尊，其次是南向，再次是北向，最后是西向。鸿门宴是在军帐中举行，排席次，同室内。依礼，刘邦为客人，本应居首席，东向坐。但项羽自己东向坐了，项伯因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故与之同坐首席，次席也安排自己的谋士范增坐了，而把客人摆在了第三等的位置，连范增也不如。至于刘邦的谋士张良，则只有“西向侍”的资格。这种座次安排是颠倒的，由此反映出项羽对刘邦的轻辱。这一细节，深刻地揭示了项羽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刚愎自用的性格。
讳饰。《礼记・曲礼上》有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讳饰作为礼数渗透了汉民族文化。《药》中华大妈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儿子“痨病”，便感到不快。《祝福》中祥林嫂在别人的祝福时离开人世，短工用“老了”代替“死了”。《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通过运用“讳饰”的修辞手法，回避“死”字，既委婉含蓄地表现了作者不愿承认“马克思已死”这一残酷事实的极度悲痛心情，又表明了马克思虽死犹生，他将永远活在革命者的心里。“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中的“停止思想”、“安静地睡着”、“永远地睡着”，都是指“死”。对于马克思的死，作为最亲密战友的恩格斯，内心悲痛欲绝又不忍心直接说出，因而用了“讳饰”手法。而对于读者和听众来说，经过作者这么一“讳饰”，就感觉刺激小多了，情调也缓和了，并且与追悼会的氛围相吻合，更便于人们接受，这在教学中应加以细辩。
信仰。以下两例可看出东西方的信仰的差异：一是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窦娥冤》）；二是父亲，父亲，看在圣母的面上，看在十字架的基督面上，看在所有的圣灵面上，看在你灵魂得救面上，看在我性命面上，你不要动它（《守财奴》）。
总之，话语的文化意义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学习时要结合课文语境和汉文化传统对教材中话语的文化意义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深入发掘，促进学生对课文中人物的心理、情感状态和思想主题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参考文献：
简论中学语文教材中蕴涵的传统文化
摘要: 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是力量和智慧的源泉。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诗、词、文、赋、戏曲、小说等古代作品中， 蕴涵着丰富而深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在语文教学中， 应依教材中的文化传统内涵， 进行人文教育， 发挥文化传统的真正价值。
关键词: 中学语文教材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力量的源泉，是智慧的聚宝盆。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中要求“ 学生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并能“ 体会其基本精神和丰富内涵”，为“ 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诗、词、文、赋、戏曲、小说等古代作品中，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也蕴涵着丰富而深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古往今来，中华民族虽历经种种变故，但是作为民族精神内核的生命意识却经久不绝，历久弥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并绵绵不断地在弘扬人文中开拓自我，所依赖的就是这样一种自强不息的生命活力。中国古代文人对生命意识的觉悟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彖传》）。所谓生命意识决不仅仅限于生命的保全，而更在于生命价值的实现，个性精神的张扬。“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大传·坤·彖传》）天的运行刚强劲健，君子因此不停地自我奋发图强。这种生命意识在后来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弘扬，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形态。例如在艰难困苦中则表现为"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人格完善上则表现为"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则表现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世道衰微时则" 硬着脊梁，无所屈挠（" 朱熹语）；个人生命的各种际遇之中则"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有相当份额的课文蕴含着传统文化大的生命意识。《劝学》的基本思想是" 学不可以已"，君子应该广泛地学习，" 日日参省"、" 善假于物"、" 锲而不舍"。荀子为什么要提倡" 博学" 呢？原来在他看来" 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荀子·性恶》），人性本恶，要弃恶从善，必须" 日日参省" 才能经年累月地进步，终而" 圣心备矣"。这不正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命意识吗？承认生命活动的价值，并不断地通过生命活动来战胜自身的顽梗和业障。《送东阳马生序》《、黄生借书说》等篇章中所宣扬的是不畏艰苦、克服困难、发愤读书、渴求知识的自强精神《；游褒禅山记》，通篇在于阐释" 世之奇特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 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这一积极进取的命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则从逆境创造人才的角度，揭示无所屈膝，百折不挠的生命韧性。2 “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的入世调整社会关系为主流的文化。古人为了争取自我与群体的和谐，将外在的社会责任感、调节群体的使命感转化成内心的自觉要求，形成一种坚定的责任意识，总会把建功立业，匡世济民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这种思想具体到特定的个人身上就是兼济天下、独善其身的责任意识。中学语文课文中所展现的孔子为了持守自己的信念，一生颠沛流离，忍饥熬难，用自己的苦行，去维护和传播他所信奉的真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一生忠于理想，忠于国家，坚贞不屈，从被怀王怒而疏之到汩罗自沉，历经三十多年痛苦磨难，叶遭尽打击和迫害，但他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祖国，而且越是在痛苦的时候越是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范仲淹“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顾炎武喊出“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之有责焉（《日知录》十三）”，这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体现，把民族的责任意识传递到千家万户，而古今无数仁人志士，禀承这一民族传统，不断用文墨加以渲染，形成一种特有的民族文化形态。中学语文教材还收录了一些古代的奏章、史论和政论文，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历代帝王的近臣、饱读诗书的鸿儒。他们多从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出发，鉴古讽今，忧国忧民，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谏太宗十思书》，魏徵针对唐太宗登基定国以后，日渐骄奢忘本的情况，从实行" 仁政"，修身治国的高度向太宗力谏" 十思"《，伶官传序》，欧阳修借后唐庄宗李存勖宠用伶人，身死国灭的教训，阐发"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 的道理，劝教国君。《六国论》，苏洵借六国因贿赂强秦而灭亡的历史劝喻北宋王朝不要为契丹、西夏的积威所劫，不能一味贿赂以求苟安，要奋起御敌。教材中更有一些诗文，直接表现责任意识这一伟大的民族精神，如“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式的雄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集中体现了人生在世，要为崇高理想竭尽心力奋斗的正义追求，读来回肠荡气，至今仍然是激励人们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出师表》中诸葛亮为了完成先帝兴复汉室的遗业，用尽毕生精力，出师征战四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荆轲刺秦王》、《五人墓碑记》等课文充分表现了一批下层士民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勇于蹈死的牺牲精神，从最广大民众的角度深刻地反映出" 匹夫之死，有重于社稷" 的责任意识。3 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罗素说：“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宽容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推崇兼容并包的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大传·坤·彖传》）要求君子应当有大地之广阔胸襟，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的规范。兼容并包的实质不是倡导“窝里斗”，而是在于以他人为重，强调合作团结的关系，以提高群体的凝聚力。这在中学语文课文里反映最为典型之一的便是《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不讲个人荣辱，以国家利益为重，对廉颇的挑衅与傲慢宽怀忍让，一再回避，最后保全了国家，也赢得了廉颇“负荆请罪”，并成为刎颈之交。这种以整体为重的观念，也应该值得认同。它弘扬了民族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合作精神。当前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形势看，现代社会都是一个多元社会，相互兼容，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彼此共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语文教育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对学生加强宽容意识的培养。4 旷大淡远的超越精神在古代文人中有一个命运多舛，磨难多多的弱势群体，他们或在政治上屡遭不幸，或在生活上久经磨难，或在肉体上倍受摧残，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曾经忧怨过，悲愤过，然而最终当他们冷静下来，把自己置于宇宙中来观照，才发现在浩渺的宇宙之中，个体生命小得不能再小，连生命都可以忽略，个人的荣辱得失，苦乐遭遇又算什么呢？珍惜生命的每分每秒，好好生活，把自己理想的人生境界寄托在悠悠浩浩的宇宙本体的流动之美中，才是最好的选择。经过这种心灵的净化，他们大彻大悟，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他们恪守宁静，心向淡泊，浩然旷达，坦对祸福，不粘滞，不执拗，循天地为逆旅，借林泉作幽栖，" 以方生方死观万物之变"，获得心理上极大的满足，他们娱情山水，寓志诗文，悠然自适。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人安贫乐道的典型代表。他鄙弃官场黑暗，向往清净无为的田园生活，弃官归田。《归去来兮辞》是他这种超越精神的集中表白，" 田园将芜胡不归"，只因心在官位，为形体所投。作者经过一番理性的审视，发出求官为非，弃官为是，迷途不远，来者可追的感慨。毅然决定与达官贵人" 息交以绝游"，毫无留恋惋惜之情，胸怀洒脱透明。" 富贵非我愿"，" 帝乡不可期"，物质的诱惑对作者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他要" 临清流而赋诗"" 聊乘化以归尽"，顺合自然，颐养天年。苏轼博学多才，但他生平有志莫伸，屡遭贬谪，如果说早年他还多有积怨，后来经过几轮折腾以后就能坦然以对了：" 人生所遇无不可"，" 死生祸福久不择"（《和蒋夔寄茶》），"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前赤壁赋》）。欧阳修对自己的荣辱升降，也常常表现出一种" 进不见喜，退不为惧"（《记旧本韩文后》）的超脱态度。教材中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这就要求教师更新教学观念，在传授语言文字知识，进行人文教育的同时，认真分析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并通过恰当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让学生真正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与真正价值，从而自觉地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1]郭瑞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学语文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曹明海.语文教育文化过程研究[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畅广元.文学文化学[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语文；教材；插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翻开历年来的初中语文教材，不难发现册册图文并茂。这数百幅的插图题材丰富（例如人物、花鸟、风景、建筑等），形式多样（例如素描、水彩、油画、国画等），而且大多出自名家之手，是极为珍贵的艺术和历史资料。这不仅发挥了图片信息和激发学生兴趣的独特功能，对于培养学生准确理解课文内容、深化阅读效果以及启发其探究学习方面，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师对这些插图视而无睹，甚至弃之不用，这不仅是对教材编写者别具匠心的疏忽，更是语文教学的一种遗憾。对于语文这一学科，我们着实应该把这些精美的图片看做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充分体现其价值。本文试就如何在实际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更好地发挥插图的作用，发表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插图教学概述
（一）插图教学的相关概念
语文教材中的插图是为了配合课文的主要人物、情节或场景，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思路而拍摄或绘制的精美图片，它们具有形象、生动、可感的特点。有时一幅立意角度与视觉效果俱佳的插图，留给读者的印象甚至可以超过课文本身。
插图教学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一种教学模式，它更多地穿插于日常课文教授的过程中，是课文教学的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插图教学是指教师充分利用可能取得的各种图片资料（包括教材上现成的插图、教学挂图、各渠道收集来的图片资料，甚至学生绘制的插图，等等），以达到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深入理解，甚至于培养学生各种语文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插图教学充分利用插图直观、可感的形象，若教师加以适当取舍、利用，甚至会收到超出课文本身的效果。
（二）新中国成立后初中语文教材中插图编排的简要回顾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发展轨迹，教材中插图的发展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现梳理如下：
第一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至20世纪70年代的调整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普遍处在紧张的阶级斗争环境中，这一阶段的语文教科书无论在课文内容的编排上还是插图的选编上，都强调政治性。较代表性的有1950年刚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由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等编写的一套《初级中学语文教科书》，配有大量的革命故事和政治宣传的时文，加上当时印刷技术的限制，教材中只有少数的黑白图片，且都是为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而选编的；1963年在教育部新制定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的基础上，推出的新的中学语文课本（刘国正、张传宗等编）中，插图开始丰富，虽然出现了一些为配合名家名篇而绘制的插图，但总体上图片的政治作用仍较突出。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插图教学，教师更多利用插图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当时的政治活动服务。
第二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发展时期。“”结束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语文教育也一样。以1982年修订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为例，教材重点突出，各种文体兼备。从1986年起，全国中学语文教科书呈现多样化趋势，出现了大量知识性、艺术性较强的图片，但在选编上内容较为陈旧，印制也较为粗糙。此时的插图教学，教师开始淡化图片的政治功能，注重图片的科学性和知识性，对学生进行文化的熏陶。
第三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初中语文教材的插图也逐步丰富多样，全面生动地展示着改革开放的风气与潮流。
二、插图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关于插图的作用，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美术家丰子恺先生曾有过间接的论述，他生前曾为鲁迅的《阿Q正传》等9篇小说作了插图。他说：“这些插图，就好比在鲁迅先生讲话时装了一个麦克风，使他的声音扩大。”由此不难看出插图的作用。
（一）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对于初中生来说，观图比读文更有兴趣，这是由学生的年龄特征决定的。课文插图，它直接诉诸于人的视觉，是语言文字形象直观的反映。可以这样说，插图是课文内容的浓缩，课文又是插图的延伸；插图是静止的直观，课文是微妙的描述，二者和谐互补，更能加深学生对课文语言材料的感悟。利用插图，既能触景生情，迸发感情；又能因势利导，引人入胜。如果课文是一个游览的景点，那么插图就是优秀的导游，抓住了学生的兴趣，学生读起课文来自然兴味盎然。
（二）有助于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
我们力求让课堂成为美育的殿堂，审美教育不仅可以启美，还可以储美。它不仅可以培养、塑造人的情感和心灵，造就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的个性，而且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知识，锻炼意志，产生美德。 课文插图既是课文内容的艺术反映，又是对生活某一侧面直观的再现。既有自然界的天空美、动物美、植物美、流水美，又有现代生活的园林美、建筑美、城乡美，还有人类的装饰美、道德美、心灵美。因此，利用教材中的插图，综合地、整体地对学生施加影响，很好地培养学生发现美、认识美、评价美、鉴赏美的能力。
关键词: 中学语文教材 爱国主义教育 三个部分
我国中学语文教材的特点是“文以载道”,“道”包罗万象,其中就包含了深刻、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因素。那么,什么是爱国主义教育呢?用曹延汹的话来说,“爱国主义教育首先是爱祖国教育,是爱国情感、理念、实际行动的历史积淀和时代的凝结;其次是爱国家的教育,是热爱国家的情感、理论、逻辑、具体实践的国家历史和现实的反映,是统治阶级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而进行的教育实践活动,因此爱国主义教育在这一意义上就具有了阶级性。”①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而且是一个热爱和平和自由、富于爱国主义传统的优秀民族。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体现,我们着重从最主要的三个部分,即教材阅读部分的课文、“汉语知识”部分和“语文实践活动”部分进行分析。
一、中学语文教材课文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中学语文教材阅读部分的课文中所包含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反映祖国山河壮丽、资源丰富的,如《济南的冬天》、《海滨仲夏夜》、《苏州园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赞颂祖国江山如此多娇,抒发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感情;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勾勒出了塞外河山的豪犷、壮美。这些课文共同表现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祖国河山的热爱,这是爱心的扩展和延伸。对以上内容的学习,足以激发学生身为炎黄子孙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
(二)反映眷念祖国、热爱故土的,如《最后一课》、《故乡》等。在《最后一课》中,韩麦尔先生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穿了绿色礼服,在拼字母时声音因为激动而发抖,课后散学时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几个大字,他这些不同寻常的表现,让我们感受到他对即将离别的学校、祖国的眷念之情;镇上老人的专心听讲与朗读,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爱国情感的力量,以及人们对收复国土的期望和信心;小弗郎士从贪玩、不爱学习到热爱法语这一巨大的转变,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了小弗郎士浓烈的爱国热情。《故乡》中的最后三段,可以使学生认识到,鲁迅先生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农民的同情,对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从中也可以体会出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所以,这些课文是最直接的爱国主义感受。
(三)反映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如《中国石拱桥》、《核舟记》、《背影》、《散步》、《我的老师》等。《中国石拱桥》歌颂的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背影》、《散步》所表现的是尊老爱幼、尊敬长辈这样的优良传统,这是爱国主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
(四)反映中华儿女为国家富强、民族的振兴而奋斗,英雄辈出的,如《七根火柴》、《谁是最可爱的人》、《藤野先生》等。《七根火柴》中的无名战士,为了保护七根火柴,为了保护中国革命事业的火种与希望,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弃医从文的情节,反映了鲁迅为了救国上下求索的献身精神。这是爱国主义的升华,是爱国主义从认识走向实践的飞跃。
(五)反映爱国志士忠心为国、尽忠尽力的,如《过零丁洋》、《岳阳楼记》、《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过零丁洋》塑造了文天祥这样一个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闪光名句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气节、大义凛然的情操、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破阵子》里“醉里挑灯看剑”的辛弃疾,将满腔爱国热情和慷慨激昂、牢骚不平之气熔铸于诗词之中,抒发了其报国无门的痛苦和悲愤。
二、中学语文教材“汉语知识”部分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有这样一项学习内容,即汉语知识的学习。在教材的第一册有这样的学习内容:《汉语和汉字》,在这一部分,教材对“汉语”和“汉字”的相关知识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具体内容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汉语越来越受到重视。1973年10月29日,联合国大会第五次委员会以93票对0票,一致通过把中文列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汉语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学习汉语、了解汉语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汉字,就是记录汉语的文字,它是我国各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中华文化的瑰宝。”“今天,汉字在信息处理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人们可以在电脑、网络上直接使用汉字处理和传输各种信息,从而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②这些内容的介绍是相当有必要的,因为目前,母语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而对“汉语和汉字”这一汉语知识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汉语是世界上主要的语言之一,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汉字,是我国各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中华文化的瑰宝。汉字还记录和传播了汉民族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当中,汉字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电脑、网络上可以直接使用汉字来处理和传输各种信息。学生在对汉语、汉字的相关知识进行学习之后,能够明白汉语、汉字的地位,以及它们在国家的团结、统一等问题上的巨大作用,能够明白祖国语言的优秀,产生对祖国语言的热爱之情,只有这样才能学好汉语,写好汉字。而热爱汉语,学好汉语,写好汉字,同样是热爱祖国的表现。
三、中学语文教材“语文实践活动”部分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初中语文教材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即“语文实践活动”。在这一部分当中,同样也蕴藏着巨大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如“写字比赛”(第一册)、“警语的收集与评比”(第二册)、“古典诗歌背诵比赛”(第三册),“说成语故事比赛”(第三册)。这些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体会学习的过程,而且能让学生在进行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对祖国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在“写字比赛”中,了解到中国书法艺术的悠久历史,学生可以体会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创新,从而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警语的收集与评比”活动中,对警语内涵的学习,对学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也是很有帮助的。古今中外名人的言论和著作中,留下了许多言简意赅、发人深省的警语,这些警语中既是他们做人、行事的经验总结,又是他们对后人的谆谆告诫。在众多的警语中,不乏具有丰富爱国主义精神的例子。在进行“古典诗歌背诵比赛”中,学生通过吟咏和背诵诗歌,既可以吸取诗歌里蕴涵的丰富的思想和文化精华,感受到艺术奇葩的芳香,又可以培养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灿烂文化的感情。在进行“说成语故事比赛”的活动中,学生通过对成语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相关历史事件的了解,可以更好地理解所学成语,真正体会成语当中所蕴涵的丰富的思想内容。例如:成语“大义灭亲”意思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犯罪的亲人不徇私情,使之受到应有的惩罚。关于这个成语有这样一个故事:《左传・隐四年》记载,卫国大夫石的儿子石厚与公子州吁同谋杀死桓公,因此石就把石厚杀掉了,当时有人称赞说:“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在这个故事中,石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没有包庇自己犯罪的儿子,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这足见石对国家的忠诚。又如,成语“鞠躬尽瘁”,出自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原文是:“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里表现的是蜀相诸葛亮对蜀国的热爱与忠诚。对这一类型成语故事的了解和学习,可以促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另外,对成语相关知识的学习还可以让学生认识到成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让他们体会到祖国语言的优美,从而更加热爱祖国的语言,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总之,中学语文教学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契机,对学生晓之以情,喻之以理,可使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有重要的意义,让学生学习语文教材课文中人物的思想、品格,了解历史,懂得教材课文所阐发的哲理,对于培养跨世纪的人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语文教师应以之为己任,在教学中一以贯之,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已的贡献。
注释:
①曹延汹.爱国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山西大学文化素质网,2005.7.
②郑晋鸣,康星星.不该冷淡我们的母语[N].光明日报,2005.9:(1).
参考文献:
[1]苏秀水.语文教学怎样渗透爱国主义教育[J].湖南教育,2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