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作者试图将人权的定义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放在比较能普遍接受的基础上。他将人权定义为人人都可以享有而不会彼此冲突的权利。从这定义出发，可以得出生存权、人身权、隐私权、知情权、言论权以及所有权都属于人权，也讨论了这些人权所受的限制。与人权对立的是特权，如果人人都拥有特权就会引起冲突。人权之所以不能牢固地树立，正是因为有特权。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用不着去争取。人权又是没有义务的权力，所以有天赋人权之说。
文中讨论了何以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制度能导致经济发展。进一步讨论了何以市场制度在人类历史的晚近年代才出现。作者认为是因为过去的特权制度妨碍了从交换中产生并维护共同遵守的规则，理论和经验都证明了人权社会和市场制度是互相推动和发展的。作者回顾了以来80年中的前60年因为战乱，又没有市场，结果既没有民主，又没有科学，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后20年因为有了市场、民主和科学都有重大进步。中国追求民主科学和确立人权的历程，认为市场是一个极好的老师。但市场是否一定能导致人权和法治的社会，这是尚未有定论的问题。历史经验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有。中国政府如有灵活性，中国人民如有耐性，再过几十年中国将进入民主和法制的人权社会。
1、什么是人权
关于什么是人权的问题，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我们需要对人权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所谓“科学”就是它可以不受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它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
科学的人权定义应该是：人人都可以享受，而且不会引起冲突的权利。与人权相对立的是特权。特权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如果人人都要享受这种权利就会引起冲突。
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推断下面的一些权利应该属于人权。
A）生存权是人权。地球上的资源足够让更多的人生存。此人的生存并不排除他人的生存，所以生存权是人权。在大海上飘泊的小船上，食物和淡水供应有限，生存权就不再是人权，而变成特权了。
B）人身不受侵犯。这一点用不着解释。一群人之间彼此不侵犯他人的人身，这当然是不会引起冲突的。相反，团体或个人有权侵犯他人的人身，这必然引起冲突，因此这是特权。但当一个人侵犯了他人的人权，他的行动将被限制，限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一切和他同样的人的人权。
C）隐私权是人权。个人的私事希望保守秘密，不让别人知道。这一愿望并不干涉任何其它人的任何权利，所以可以成为人权。象通信秘密的自由应属隐私权，所以是一种人权。但隐私权受人权保护是有条件的，即个人的秘密不得侵犯他人的人权。通信商量如何杀人，这种隐私妨碍了他人的人权，因而将不受人权保护。
D）思想自由属于人权。这也用不着解释。难道脑子里想问题会碍得着任何人吗？强迫别人汇报自己的思想就是侵犯了人权。当然，一个人不应该有坏思想，不应见财起意，见色起心。但是不能因为某人曾想过要做坏事就给他处罚，因为思想是没有客观证据的。如果没有客观证据就可以处罚人，人权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
E）听和看的自由是人权。因为一个人听和看并不影响其他人的听和看，除非这件事涉及别人的隐私。禁止某种宗教、理论、思想、消息的传播应属对人权的侵犯。
F）言论自由是人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权；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则是违反人权。只许可某一特定的宗教、理论、思想的传播，禁止其它宗教、理论、思想的传播是历史上最常见的对人权的侵犯。但享有自由的议论不能教唆别人做坏事，这种言论因为破坏别人的人权而将受到限制。
G）拥有对物所有权的权利属于人权。但对某一特定物的所有权则为特权，因为一物归某甲所有就不能同时又归乙所有。正因为对物所有权的特权，才可以使拥有所有权能成为人权，即任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些物，这些物不受别人的侵犯。
上面例举了一些最基本的人权。那么什么是特权呢？特权最基本上的属性是人与人的不平等。在法律上规定一些权利只有某一类人可以享有，其他人不能享有，这是最明显的特权。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阶级的特权；罗马法规定只有公民能享受法律的保护，而奴隶则不享有，也是一种特权。现代法律已基本做到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的执行上有许多人可以例外，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些人就是特权阶级。例如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事实上某些人是不容批评的，他们却有权批评别人。批评尚且不容，遑论法律对他们的约束力。现代社会的特权都以隐蔽的方式在起作用，它们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以意识形态及行政权来起作用的。在市场经济中富人往往靠金钱来获得特权。尽管他们很难置身于法律之外，但钱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法律保护，远远超出穷人所能得到的，因而形成一种特权。
2、人权的性质
任何人享有人权并不引起社会的任何方式的成本或代价，它不需要任何人做出某种牺牲。由于这一特点，人权不需要相对应的义务来保证。换句话说，人权是没有义务的权利。一个人加入某一组织（例如某一学术团体），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享有该组织提供的特权，他必须为该组织尽一些义务（例如缴纳会费）。所以这些特权是有义务的，唯独人权却没有义务，因为它是普遍的权利。
由于人权不需要尽义务，所以人出生时即享有人权。新生婴儿没有能力履行任何义务，但可以享有人权。正因如此，才有天赋人权之说。
人权是天赋的，所以它不能被剥夺。不可以说这部分人可以享有人权，那部分人不得享有人权。不能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不让他们享有人权。过去有人把百姓分成人民（享有人权）和国民（不享有人权）。这样做实际上是否定了人权。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人从人民划为国民（对阶级敌人），那么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失去人权保障，这恰好违背了人权是每个人可以享有而且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本性质。另一种类似的划分人民的方法是人民内部矛盾（仍可以享有人权）和敌我矛盾（不再享有人权）。一个人无论犯了多大的错误，他的人权仍应受到保护，除非有事实证明他以后还可能侵犯他人的人权，因而不得不对他采取防范措施，一般的办法是限制他进入社会的自由。即使如此，他的人权仍必须被尊重，他有权不受打骂侮辱，要让他吃饱饭。
从理论上说，人权是天赋的，它自然存在在那里，用不着去争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权问题呢？这是因为少数有特权的人侵犯别人的人权。所以说，人权用不着争取，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
无论一种理论看来起多么言之成理，如果它违背了人权不可被剥夺的最基本的原则，这种理论应该被视为有害且错误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人权是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才是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从实践的理由来看，如果一部分人被认为是犯了“错误”而被剥夺人权，他们迟早会对剥夺他们人权的人施以报复，即剥夺他们的人权。如此怨怨相报，永无尽期，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孙中山提倡博爱，也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许多哲人提出了人类理想社会的模式，不论这些理想如何不同，它们必须是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个社会允许一部分人用特权欺侮另一部人，这个社会不但不是我们的理想，而且它总也不得安宁。
世界上确有极少数坏人，他们私欲膨胀，不惜损人利已，甚至侵犯他人的人权，杀人越货，贩卖人口，绑票勒索，对社会造成重大威胁。为了保证普遍的人权，必须对这极少数人限制他们进入社会的自由，即监禁他们一段时间，这是对他们的人权的有限度的限制。但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减少他们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如果他们已经没有这种可能，这种对他们人权的限制便不再必要。要纠正对坏人的报复心理。因为基于这种心理很容易对坏人惩罚过度，对坏人惩罚过度，自己也变成了坏人了。对坏人的惩罚看成是对潜在可能的坏人的警戒，这是有道理的。但惩罚必须恰如其份，更不能以暴还暴，以牙还牙。孔子说：以直报怨就是恰当的惩罚。要使惩罚起作用，还应同时施以爱心。惩罚加爱心是纠正坏人坏事最有效的手段。
3、经济发展
迄今为止人类一切的历史阶段中人们无不希望有更丰富的物质享受。这一愿望只有市场制度可以实现。所谓市场制度就是在公平竞争的众多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各方出于自身利益讨价还价，形成价格。此价格随供需形势而变化，并且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决定资源配置。只要人们仍追求物质享受，市场及价格就是不可少的。这个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结论适用于我们可以想象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因而适用于未来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从表面现象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使人类摆脱稀缺性。但从深层次看，如果没有了价格人们将无从比较稀缺性，科学技术将失去其发展的方向。所以有用的科学技术必须在市场价格的环境下发展。
上面的论述是微观经济学的推论。离开微观经济学复杂的推导，用最简单的生活逻辑也能看出何以市场制度有助于经济发展。
所谓市场，它是在互相有信息沟通的情况下由无数交换形成的。基于双方自愿的交换能给社会增加财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交换的动机是经济利益，只有能同时给双方带来利益的交换才能实现。任何有损一方的交换都将被拒绝。所以一切交换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在不使任何人受损的条件下至少有一人受益），除非这种交换影响到第三方的利害（例如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结果无数的交换带来全社会财富的增加，经济便得到发展。
何以交换带来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生产的优势。他可以用自己擅长的产品去交换得到自己拙于生产的产品。铁匠用斧去交换牧人的羊就是例子。在有货币的市场中，不一定要双方直接交换各自擅长的产品，而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每人的专长。一名牙科医生买票坐飞机，他通过用自己擅长的产品为第三方服务所获得的货币去交换飞机的服务。他用不着自己去造飞机，而用治牙的专长得到坐飞机的服务。对造飞机的专家来说，情况也相同。
4、人权与市场
交换既然能为双方带来利益，它必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事实也确实如此，人类最早的交换已无法考证。但无疑它发生在人类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前。既然交换是自发的，为什么市场制度却晚了几千年，到十六世纪前后才开始缓慢地发展。
零星个别的交换虽然是市场制度的基础，但终究不同于市场制度。从交换发展成市场制度是一个平等成员之间博奕产生规则和维持和改进共同规则的过程。这个过程常被暴力所干扰。尤其是如果参与交换的各方不具有平等地位，一方可以胁迫另一方，或可以欺侮另一方而不受制裁。特别是，如果普通百姓的财产所有权得不到保障，交换就发展不出市场制度来。上述妨碍市场建立的各种原因，可以简单归纳为缺乏人权。从历史看，人权基本概念的出现是与市场制度的萌发同时发生的。中国虽然有非常发达的交换，可是几千年来没有出现过市场制度。这正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中人权概念的出现远晚于西方。从现实世界看，世界上人权比较得到尊重的都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人权都比较得到尊重。反之，人权得不到尊重的国家无例外地都未能建成市场制度。可见市场制度和人权是密切相关的。一旦人有交换的平等权利和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而且这种权利和自由得到可靠的保障，市场制度必然会产生，而且这种制度将推进人类进入到物质极其丰富的社会。
5、中国的经济改革与人权进展
从1978年起2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辉煌业绩。人均收入增加了约4倍，有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从人权的角度来看，经济改革的成功是与人权状况的改进相辅相成的。
1911年的孙中山革命即提出反对中国专制皇权和博爱的口号，其实这就是对人权的诉求。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出现人权这个词。到1919年由学生、教授们发起得到工商界支持的进一步提出了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但是此后的60年间，中国先后发生了无数的内战和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新中国成立，但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改进。尤其是文化革命，是对人权的严重的践踏。红卫兵或群众组织可以随便进入民宅抄家，没收财物，关押平民，甚至处刑。这种情况不但发生在普通百姓之中，也发生在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之间，、刘少奇、等人遭到人身迫害，直到死亡。在普遍缺乏人权安全的情况下，人们要得到安全的唯一方法是攫取政治权力。所以文化革命是全国城乡从上到下的一片夺权混战，没有人可以例外。到1976年去世，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中国历代专制皇朝的朝廷结构，从本质上看是建立在缺乏人权安全的人际关系之上的。人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必须用尽心计才能保护自身的安全。在一个缺乏人权安全的结构中，人人都将变得阴险毒辣。这不是由于这些人心计不良，而是环境和制度造成的。改革之后这一情况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善。由于邓小平同志首创的政治改革，建立了领导成员的正常退休制度。20年中有不少领导人退休或因故辞职，他们下台之后仍能和平地生活，这是得到改进的极重要的一个方面。
【关键词】网络经济/由来/特点/因素/影响
【正文】
一、网络经济的由来
网络经济在世纪之交的蓬勃发展，是与1993年以来国际互联网商务性应用的急剧高涨分不开的。
但就网络经济这一概念而言，则早已有之，而且由于不同学者对“网络”和“经济”的不同理解，它有着不尽一致的内涵。例如，早在80年代，有些日本学者鉴于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均因有相应的网络而发展起来，就把服务经济称为网络经济，提出要研究这类网络经济学问题；1992年我率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访问贝尔实验室时，有两位美国学者送给我几篇研究网络经济问题的论文，其内容是讨论电子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的成本核算、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人们也把这类研究称为网络经济学（EconomicsofNetworks）。
现在成为时尚而流行的网络经济或网络经济学，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互联网经济（InternetEconomy）或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Economics）。当然，这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网络经济或信息网络经济学，它与信息经济或信息经济学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这种网络经济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网络化极大地加快了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逐步开放和适度监管来利用世界上成熟的技术成果、有用的信息和知识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
对网络经济可从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它。从经济形态这一最高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由于所说的网络是数字网络，所以它又是数字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信息网络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既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这就是目前信息产业界人士所宣扬的互联网经济，它可细分为互联网的基础层、应用层、服务层、商务层。电子商务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据美国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美国互联网经济1998年总收入为3014亿美元，（注：1995年还只有50亿美元，3年就增加到600倍，在1998年网络经济的3014亿美元收入中，电子商务就占了1020亿美元。）超过了能源（2230亿美元）和邮电（2700亿美元）的收入，仅次于汽车工业的收入（3500亿美元），但其按人平均的生产率（25万美元）已高于汽车工业（16万美元），此外还创造了就业岗位120多万个；从1995—1998年美国互联网经济增长了174.5％；1998年美国电子商务比过去所有的估计都高，达1000亿美元。（注：以上资料见该公司副总裁林正刚在’99国家信息化发展论坛的报告：《Internet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从企业营销、居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则是一个网络大市场或大型的虚拟市场，其交易额几乎每百天增加一倍。由于网络用户普遍看好这一市场，随着网络的扩大，网络企业的股票市值不断飚升。例如，美国的德尔公司自1990年上市以来其股票增值了3万倍。又如美国的雅虎以400万美元创业，经过4年半时间，其股票市值达到400亿美元，增长1万倍，拿其网络股收益与其财务收益相比，超过40多倍。这说明网络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其收益更多地来源于信息资产即无形资产的价值和增殖。网络经济的上述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网络市场扩大了，网络产业发展了，表现为全新经济形态的网络经济也就必然水到渠成了。
二、网络经济的特点
作为一种新经济的网络经济，与以往的传统经济相比，有着受信息网络种种特点的影响而形成的诸多特点：
1.网络经济是全天候运作的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每天24小时都在运转中，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很少受时间因素的制约，可以全天候地连续进行。
2.网络经济是全球化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地理距离变得无关紧要，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把空间因素的制约降低到最小限度，使整个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强了。
3.网络经济是中间层次作用减弱的“直接”经济。由于网络的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薄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因“产销见面”而使中间层次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当然，这并不排除因网络市场交易的复杂性而需要有各种专业经纪人与信息服务中介企业。
4.网络经济是虚拟经济。这里所说的虚拟经济不是由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虚拟经济，而是指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经济的虚拟性源于网络的虚拟性。转移到网上去经营的经济都是虚拟经济，它是与网外物理空间中的现实经济相并存、相促进的。培育和促进虚拟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5.网络经济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经济。信息网络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范围扩大了，也使竞争与合作之间的转化速度加快了。世界已进入大竞争时代，在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也是为了竞争。在竞争合作或合作竞争中，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的应变能力提高了，否则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主要不再依靠天赋的自然资源或可供利用的资金，而更多地仰仗于信息与知识。
6.网络经济是速度型经济。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反映技术变化的“网络年”概念流行起来，而网络年只相当于正常的日历年的1／4。网络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需按快速流动的信息来进行。经济节奏大大加快，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产品老化在加快，创新周期在缩短，竞争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间的竞争。21世纪头10年的经济将是在注重质量的基础上注重速度的经济。
7.网络经济是创新型经济。它源于高技术和互联网，但又超越高技术和互联网。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此为基础的网络经济需强调研究开发和教育培训，若非不断创新，其新经济的“新”也就难以为继了。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需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的配合。创新来自创造性，创造性的存在，要有从无序中寻求有序的环境，而创造性的发挥，则要求从有序中冲刺出来，产生适度的无序。
三、网络经济起作用的因素
传统经济是物质、能量型经济，其交易通行“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商品价格对供求变化的刚性较大，甚至具有缺乏效率的僵硬凝固性，因资源匮乏使供应受阻往往成为经济的通病。网络经济是信息、知识型经济，其交易则通行应用越广价值越大的原则，商品价格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严格反映供求变化的市场价格，对买卖双方具有互动协商、互利双赢的优越性，因收入与财富的悬殊加剧使需求不旺很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不仅劳动生产率高，（注：例如，美国90年代的生产率年增速度是60年代的2倍，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4倍。）而且创造财富快。（注：网络经济的财富创造主要不看短期利润，而着眼于信息资产或知识资产在长期的增值。据香港《大周刊》1999年3月6日的报道，美国比尔·盖茨的财富在1998年每小时增加210万美元。）近3年（1995—1998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有35％依赖于网络经济的发展。（注：见人民日报1999年6月24日《美国经济三年增长三成有赖网络经济》。）网络经济会促进经济的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平缓。美国90年代经济近五六年来的实绩提供了一个例证。网络经济的这种作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从网络经济的基础设施或主要工具信息网络的作用看，信息网络有强大的支撑效应、渗透效应、带动效应。特别要指出的是信息网络发展过程中有些规律对网络经济起着支配作用，这就是以下的三大规律：
1.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莫尔定律（Moore’sLaw）。按此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该定律的作用从60年代以来已持续30多年，预计还会持续20年。它揭示了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和持续变革的根源。
2.信息网络扩张效应的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Law）。按此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这说明网络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互联网的用户大概每半年翻一番，互联网的通信量大概每百天翻一番，这种爆炸性增长必然会带来网络效益的飞快高涨。互联网企业概念股市值连续上扬的原因就与人们的这类预期有关。
3.信息活动中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MatthewsEffect）（注：源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中的话：“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律。在信息活动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者劣势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果。因此，某个时期内往往会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而且由于名牌效应，还可能发生强者统赢、胜者统吃的现象。（注：令人担忧的是，网络经济的发展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差距。据联合国技经贸信息网新闻的报道，至1998年，在国际互联网1.3亿用户中，发展中国家只有1000多万，占7.8％，而发达国家有1.2亿，占92.2％；在发展中国家每440人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而在发达国家每6.8人中就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信息社会中“信息富裕”与“信息贫困”的差异，在信息经济中将表现为“信息经济发达”与“信息经济落后”的差异。）
从网络经济的本身看，首先它使经济活动的扩展具有全球性，可达互联网连结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进入全球市场，扩大营销范围，并充分利用全世界的生产要素。其次，它使经济活动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具有十分广泛的普遍性，上网的企业、家庭和其他单位，都会因交易费用降低、商机选择增多而获益。再次，它还使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有多项选择性，促进生产与消费的个性化。
尽管有这么多的因素使网络经济崭露头角，给传统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应当看到，传统经济始终是哺育网络经济的母体。迄今为止，网络经济的发展仍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其中有技术因素，更有制度因素，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即使在发达国家，由于把网络技术用于各种目的，推动了软硬件的生产，因把万维网推广到全世界掀起了一阵阵热潮，结果使投资激增，新企业不断涌现，整个经济迅猛扩张，但在发展进程中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和一定的风险。前景诱人的网络经济，其真正的优越性在于持续的变革：以变应变。
四、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由于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一个特称或别称，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个途径是以新的视野或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原有的理论，使其有新发展。例如，引入信息的不完全性、有成本性、非对称性，使经济学中传统的市场理论、均衡理论、企业理论等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个途径是从新的经济现象出发，研究和确立新的经济理论。例如，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学在研究边际效益递增理论、无形资产及其评估理论的作用等等。
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里选择几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因受网络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进行必要的剖析。
1.对生产力要素理论的影响
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究竟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两要素说”把生产力理解为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能力，它“由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注：《斯大林文选》（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5页。）共同组成。“三要素说”认为生产力指的是生产总量，决定该量的生产过程的要素即生产要素也就是生产力要素。因此，它除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发掘与变革对生产力的增长起着越来越大的明显作用。“多要素说”视生产力为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而它的高低除受上述三要素的影响外，还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页。）以及其他要素。
“多要素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决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的变化上，如从生产工具主导论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进步主导论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不断增加中，除科技、管理外，又有教育、信息与知识（注：世界银行1998／1999年报告《知识与发展》认为，“信息是每一个经济的生命线”，“知识是发展的关键”，“知识就是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2、130页。）等。
1991年我曾提出，“信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软要素”，并对此观点作过全面的论述。（注：乌家培：《信息与经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0页。）网络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要素理论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这表现在：（1）使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力对其信息能力即获取、传递、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的依赖空前增强，并促进新型劳动者即信息劳动者的出现与快速增加。（2）使生产力中起积极作用的活跃因素劳动工具网络化、智能化以及隐含在其内的信息与知识的份量急剧增大，信息网络本身也成了公用的或专用的重要劳动工具。（3）使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劳动对象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并扩大其涵盖的范围，数据、信息、知识等都成了新的劳动对象。（4）使生产力发展中起革命性作用的科学技术如虎添翼，由于科技情报交流的加强和科技合作研究的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科技成了高科技的主要代表，它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作用和带动作用不断强化。（5）使对生产力发展有长期的潜在的重要作用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远程教育、终身教育日趋重要，本来就是与信息相互交融的教育更加信息化、社会化和全球化了。（6）使组合、协调生产力有关要素以提高它们综合效益的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强化，导致管理科技甚至也成了高科技。管理信息化已发展到内联网、外联网、互联的网际网新阶段，并与各种业务流程信息化相融合。信息不仅是管理的基础，而且与知识一道也成了管理的对象。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日益成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型的增长点。（7）使作为生产力特殊软要素的信息与知识通过对生产力其他要素所起的重大影响和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有序化组织、总体性协调，发挥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两个过程相互结合的特殊作用。
2.对边际效益递减理论作用范围的影响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由于物质、能量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性、技术进步的相对稳定性、市场容量的饱和性，当需求依靠供给来满足时，任一投入产出系统中，随着投入的增加边际产出（即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这一规律性现象广泛存在，有普遍性。
到了信息经济尤其是其网络经济阶段，信息资源成了主要资源，该资源可再生和重复利用，对其生产者无竞争性而对其使用者无排他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同时信息技术发展快、变化大、生命周期短；而且需求往往是由供给创造的，产品受市场容量饱和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中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现象，这种现象还会因网络效应的作用而强化。
边际效益递减是与负反馈相联系的，而边际效益递增是与正反馈相联系的。负反馈反映原有的差异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的倾向，正反馈则反映初始的微小差异不断扩大导致全然不同结果的趋势。当然，这种变化都是有条件的。
认为在传统的工农业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性而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的那种观点，是与现实相背的。人们会发现，在物质产品生产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之前也有边际效益递增的现象，而在信息产品生产中当技术方向有问题时也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或负的现象。网络经济所改变的仅仅是缩小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范围，使它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规律。
3.对规模经济理论相对重要性的影响
在工业经济中，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协作的发展，由于机械化、自动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流水线的发展，当钢铁、汽车、石化等固定成本占总成本很大比例的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规模经济即产品单位成本随着产品数量增加而降低所带来的经济性，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
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尽管规模经济仍然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集成化、柔性化发展，数字化神经网络系统的建立与应用，由于外部市场内部化同外包业务模式的并行发展，还由于相关业务甚至不同业务的融合，当软件、多媒体、信息咨询服务、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网络设备与产品等变动成本占总成本较高比例的信息产业、网络产业、知识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增加经济性效应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了。范围经济（通过产品品种或种类的增加来降低单位成本）变得更加重要了，差异经济（通过产品或服务差异性的增加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成长经济（通过拓展企业内外部的成长空间来获取利润）、时效经济（通过抢先利用机遇扩大市场份额来赢得竞争优势）等各种提高经济效益的新途径出现了，这些途径不仅大企业在利用，而且更有利于大量中小企业加以利用。
无可否认，规模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提高效益的基本途径，这个事实没有变，但它的相对重要性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确实变化了，它不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经济性效应。
4.对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理论”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于1958年提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或物价上涨率）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变动关系，低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陪伴，而高失业率则与低通胀率同时并存，若用纵坐标表示通胀率、横坐标表示失业率，那么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表现为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这就是所谓菲利普斯曲线。
上述“理论”已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否定。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期，出现了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并存的“滞胀”，了失业率与通胀率反方向变动和可相互替换的“理论”。到了90年代，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出现了在经济高增长中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的新经济现象，又一次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不存在什么菲利普斯曲线。据美国商务部分析，1996年和1997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价格下降使国民经济的价格指数下降了1个百分点，导致通胀率成为30年来最低点，同时信息技术产业还在以往5年内提供了1500万个工作岗位，使失业率降到24年来最低点。
有些文章为了强调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把新经济实践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否定说成是“第一次”，是不准确的。
5.对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影响
【关键词】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理论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是一个财务管理大发展的世纪，财务管理先后经历了筹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投资财务管理和绿色财务管理等发展阶段。现代财务理论研究的对象从对企业资金筹集和资金的周转、控制等微观层次问题的描述性探讨，转向企业价值与投融资决策关系问题的定量分析。公司价值创造的基础通常是经济资本，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通过投融资决策实现最优配置，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
事实上，经济系统在不断与生态系统发生交换活动，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促进了绿色财务的提出。但是仅仅强调环境保护是不够的，环境的保护必须伴随着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资源等举措，因此，一种以“3R”为原则的新型经济形态——循环经济应运而生。“3R”原则，即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原则、产品生产的再利用原则和废弃物的再循环原则。可再利用的副产品和废弃物都可以认为是可回收资源；减量化利用的自然资源，可以视为企业进行生产的原始资源。对原始资源使用的减少和可回收资源的综合利用能够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并成为企业市场竞争力。可回收的资源、原始资源和生态环境质量资源构成了循环经济生产企业的生态资产。
企业价值创造所需要的关键资源已经从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为主的有形资产以及无形资产转变为可循环再利用的生态资产。公司价值创造驱动因素的变化意味着资本概念的泛化，企业价值的概念成为一个多维价值属性的价值体系，企业价值最大化问题转变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均衡过程。虽然绿色财务也越来越关注生态资源在公司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由于价值驱动因素变化造成的资本多元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二、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理论本质、研究维度的分析
（一）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本质
关于财务本质的认识，财务学界的观点很多，归纳起来有“活动论”、“关系论”与“活动＋关系论”三种主要观点。“活动＋关系论”吸收了活动论和关系论有益的内核，全面概括了财务的本质特征。循环经济理念实际上是对可回收资源、进入生产领域的原始资源的一种时空上的优化配置，循环经济下财务管理的基本矛盾是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错置。因此，生态资本的投入和收益与经济资本的投入和收益往往是在投资者之间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并形成了投资者之间的经济责任、权利和利益关系。所以，笔者认为，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本质是投资者基于未来合理跨期配置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以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活动及其利益关系。资本配置的主体是投资者，资本配置的特点是跨期配置，资本配置主体、配置对象以及配置活动都存在于由利益相关者所编制的价值网络内。
（二）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研究维度
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本质所考量的是企业价值、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跨期配置活动及形成的利益关系。“跨期配置资本的论断表明……财务研究的三维视角包括时间、空间和行为，财务的时间坐标、空间坐标和行为坐标决定了财务的立体结构。”可以描绘出这样一个蓝图，如图1所示，以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构成的平面式财务研究结果为基础，放宽条件，进一步研究财务行为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建立立体式研究视角。任何一个生态资本坐标点R和任何一个经济资本坐标点C决定了一个确定的财务状态S（C，R）。任何一个财务状态S（C，R）都对应着一个最佳的财务行为方案B。财务行为B，经济资本C和生态资本R决定了企业价值V。在平面OSVB中可以看到，如果财务状态一定，财务行为将决定企业价值，并且所有小于价值V下的财务行为都不是最佳行为。所以，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核心是研究财务状态，根据财务状态选择最佳的财务行为。
三、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构建
循环经济财务管理是在以生态资产和经济资产为企业价值创造主要驱动因素的背景下，运用公司财务理论，借助于价值网络分析，通过核心资本的价值创造模型对企业财务状态进行评析，规划并评价企业财务行为，以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根据这一定义，笔者可以构建出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其中，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涵义、财务本质、目标、假设、原则、职能和内容构成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结构，财务状态评析、财务行为选择和财务评价构成了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结构。
根据循环经济财务本质的要求和机制原理设计财务系统，首先要界定循环经济财务目标；其次，财务目标确定财务职能与内容。财务系统运行的环境是复杂的，必须根据财务环境、目标要求和财务系统运行的规律提炼财务运行的基本前提，即相机财务假设与原则，由此构造循环经济的基本理论结构。
根据循环经济财务基本理论结构顺次，应当进一步从技术的角度研究财务状态评析、投资行为选择和融资行为选择。其中，财务状态评析是财务行为选择、财务评价的基本前提。企业价值网络的变动导致资本系统发生变动，由于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本身存在资本转换规律，资本系统发生变动必然影响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价值的创造，因此，循环经济财务状态评析就是要对企业价值网络、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价值创造模型加以评判和分析。财务状态评析指导财务行为的选择，不同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循环经济财务评价是提供反馈信息、保证财务系统良好运行的有效方法，由此构造了循环经济财务应用理论结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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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前，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建设存在重视不够、重复建设、没有实验教学大纲和教材等问题。应加强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的硬件、软件建设，整合实验资源，提高利用率，同时努力提高实验教师的整体素质。
经济管理类专业要培养新时期所需要的“宽知识、厚基础、应用型与创新性”人才，必须在开展理论教学的同时，注重实践与实验环节，使实验教学成为人才培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我院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室建设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难以适应不断提高的人才培养的要求，成为制约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瓶颈”。因此，如何加强实验室建设，发挥实验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已经成为当前教学改革中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
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规划与建设必须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设计思想，站在一定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军事经济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开始进行计算房的建设，这就是经济管理实验室的雏型，经历1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它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建设经济管理类实验室是培养复合型经济管理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
面向21世纪的经济管理人才，必须是适应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要求、理论与实务并重、具有全局观念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这就对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很难使学生将所学过的专业知识与相关知识融会贯通起来，而难以培养出复合型经济管理创新人才。计算机模拟技术方式被应用于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领域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学生通过参加计算机模拟实践教学，可以把同一课程中的不同知识点、同一专业不同课程的知识点贯穿起来，把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知识点贯穿、综合起来，教师通过案例教学、企业模拟实战等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鼓励学生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己解决问题，从而真正获得知识，也使学生分析问题、自我学习的能力得到提高。从而使学生在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与专业技能训练的同时，获得对经济管理类的专业知识、专业活动的系统理解与认知，在现代教育技术基础上真正搭建起一个培养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平台。
在培养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现，普遍采用的教学模式突出存在三大问题。第一，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忽视知识的整合与知识意义的建构；第二，片面强调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与理论的应用。第三，注重教师的“教”，而忽视学生的“学”，忽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长期以来，为解决上述问题，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改革只局限于将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等。然而，案例教学大多蜕变为课堂讲授中的实证举例，这些“打补丁”式的改革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
2、建设经济管理类实验室是经济管理专业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渗透，经济管理的理念也在不断地发展，经济管理学科系统自然地融入了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维，因此经济管理实验室的建设正是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科发展的结果，是经济管理学科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现存在的问题
1、对实验室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方式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属于软科学，只需要一支笔、一本教材和一本讲义就可以完成人才培养计划。而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较之于理工科实验室而言，完全是“只投人、不产出”的实验室。因此，不少高等院校更愿意将资金投向于能够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理工科实验室，而不愿意将资金投向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室的建设。在人员配备上，也不愿意合理增加编制。由于对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实验室的建设长期滞后于人才培养的需求，难以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中的必要作用。
2、低水平重复建设，实验室利用率较低
一方面是实验室建设的资金不足，另一方面，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又面临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院内实验室普遍是按照专业来设置实验室，一般分属不同的系，有的甚至挂靠在教研室，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也不例外。由于实验室之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跨系使用，因此不少实验室不得不重复设立一些设施与项目。“小而全”的重复建设，不但浪费了实验室资源，降低了实验室的使用率，而且难以使实验室发挥规模效益。
3、缺乏行之有效的实验教学大纲与实验教材
传统教学认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大多以验证课程理论为主，因而把实验教学作为对理论知识的巩固与加深，实验课内容只是重复理论教学内容的简单、孤立的实验项目。基于这些观念的影响，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教学难以像理工科实验教学那样，事先编写行之有效的实验教学大纲以及与专业教学内容相配套的实验教材，往往使实验教学与人才培养计划相脱节，实验环节流于形式。学生普遍反映实验环节收获不大，也没有兴趣，因而实验课程成为学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课程。
4、实验室教师队伍建设长期滞后
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方法的滞后性，使实验教学在教学上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实验室教师与专职教师相比薪酬较低，职称晋升也相对较难。因此，实验室队伍处于“专业人员少、学历低、知识结构单一、接受培训机会少、工作热情低”的状态，实验室人才队伍长期滞后。有的实验人员实质上只是实验室的设备管理人员，缺乏经济管理专业理论知识，对实验教学的开展也缺乏全面认识，既不利于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思路
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以实验教学与课程体系改革为先导，建立独立的实验课程体系，实验室改革才有内涵与支撑。
1、改革实验课程教学体系
在课程管理过程中，应该按大学科分类单独设置实验课，才能改变实验课的从属地位。今后，随着专业的不断拓宽在教学计划中应按专业分类，设置相同的基础课程，这在客观上就为实验课的单独设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课程教学体系应符合相关学科群的发展，课程的设置、实验项目的选择及内容的覆盖面都应符合这一要求。通过分析现有的管理类实验课教学体系和实验设置，对实验项目、内容和深度，以及侧重点加以区别，把实验教学活动分为经济类和管理类两大类型。对于经济类专业的实验课程应整合设置为一门课程，以便相关理论验证及相关原理演示的融会贯通，而对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课程则分设会计实验（手工和电算化）、审计实验、统计实验、财务实验、经营实验、商务实验、证券实验等，以便每个实验课题具有相对独立的实验内容。同时，各个实验课程都应有独立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大纲，突出设计性及综合性实验的项目，通过仿真模拟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实现综合设计。
2、进行分层次的实验教学
在原有教学形式上，实验教学一般是验证性实验较多，而设计性实验较少。实验课按照大学科独立设课后，整个实验教学活动有利于进行分层次教学。第一层次，主要则是以演示验证性、模拟操作性实验为主。这一层次主要是培养学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掌握实验的基本技能。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基础实验的方法步骤，熟悉常规实验设备的使用，在教师指导下较熟练地独立完成各项实验，并能掌握数据处理的方法，完成实验报告。第二层次主要以设计性实验为主。这一层次主要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设计能力的主要阶段。实验的方案、步骤和所需的仪器设备的选择完全由学生自己完成，自己选择调配实验所需的仪器、软件等。通过这样的实验教学，使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综合设计和操作能力得到真正的培养。第三层次，逐步开设综合性选修实验课。这一层次，要求学生设置一些难度较大或根据学生的爱好与特长自己设计开发的实验项目，利用实验室的实验条件进行实验。由于这类实验一般具有一定的研究性质，在实验实施过程中，可以举办一些综合设计性实验竞赛和等级考试，以培养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第四层次，探索开放性实验课程的设置。这一层次，则主要是为那些基础较扎实、动手能力强、具有探索精神的学生提供广阔的空间，并能够辅助专业教师以完成其相应的科研课题。同时，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是教学科研上水平的一个重要性标志。
3、实验队伍建设要改变传统的用人观念
实验教师是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最活跃的因素，建设高水平的实验室必须配置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从知识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力求建成一支技术精干、基础扎实、素质过硬、乐于奉献的实验技术队伍。
4、建立适应教学和科研发展需要的多种功能并存的实验室体系
教学型和科研型的实验特点及要求虽有相同的地方，但还是存在着差别，而且教学与科研自身对实验的要求也有差别。因此，实验室就要根据教学与科研的不同特点和要求而有不同的功能形式。所以，必须根据专业的需要，以大学科分类的实验课程体系和实验教学改革为龙头，建立相应的大规模实验中心或覆盖面宽、综合性强的多功能实验室，确保实验室建设与改革的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随着现代经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课堂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管理类人才的培养需要。经济管理类教学和科研必须紧密结合实验教学以成为广大经济管理类教师和研究者的共识。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的建设从而也提高到一个十分迫切、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深刻认识到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和对于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正确定位，重点从实验室场地保证、计算机网络等“硬”环境和应用软件、实验师资力量和实验教材等“软”环境两个方面如手，最终实现有机结合，培养出合格的经济管理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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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A.andR.Hira,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11。
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人们选择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
关键词：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关于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如果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与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准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研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点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如果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研究角度、研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与“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研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意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研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研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与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如果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如果经济研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仿帕雷托的句式说：“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2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晰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研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纵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作用，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与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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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无意讨论哲学问题，但社会与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考。在这里不准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研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研究的方向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与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认识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与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研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研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
三、人的假定：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经济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心理学也是这样。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
——亨利•勒帕日（1977）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断。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断会极大的影响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