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分离还是外汇体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发起者与组织者，而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有金融机构都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行动集团。作为中央政府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中央的人，而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人，因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员存在着多层级的委托关系。虽然地方官员是由各级人大选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事控制向下传递，进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前体制在经济上又高度分权，具有一定资源调控能力和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绩及分享财政税收增长的好处，有动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中国实施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尤为突出。既然金融市场化会弱化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碍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势必成为自发的逐利行为。另外，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不得不呈现出亲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其经营管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证据显示，中国有82.6%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向更能凸显政绩的项目发放贷款，这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造成负面冲击。依据上述逻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发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成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阻挠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在当前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比如，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比重较高。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论
通过式（3）对市场化指数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在复杂整体的回归分析活动中，分析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固定效应回归分析，一种是随机效应回归分析，具体采用哪一种分析方式主要根据分析样本的属性决定。基于市场化进程模型随机因素众多且相互关系复杂的特点，本文选择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式进行分析。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知，在市场化进程模型中，物质劳动力、劳动力、教育水平和市场化指数M1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51、0.27、0.41、0.043，这也就意味着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作用的前提下，市场化进程每前进1%，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增长4.2%。通过增长核算的方法对2004年至2014年省际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之后得到表1的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到，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83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37个百分点，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64个百分点，TE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70个百分点。因此可知，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依旧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在TEP的决定因素中，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5个百分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08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40个百分点，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7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市场化改革在TEP增长中依旧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不是最大，但是也不容忽视。
二、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市场化知识对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分析可知，2004-2014年，市场化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年均1.45%。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进一步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济效率的提高，市场化进程为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39.23%的贡献。由于数据收集及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市场化进程的实际贡献作用可能更大。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是正确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首要贡献因素。当前，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但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未完全实现，依旧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市场化进程地区差异、土地市场与资本市场发育不足等。在未来的市场化改革中应该实现：第一，通过要素市场的深化改革促进市场发育，实现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矿产资源市场等制度的健全与规范，实现市场交易公开透明度的提高与市场交易市场化定价，同时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更为充分的流动，为市场化改革奠定基础。第二，强化对垄断经济体的抑制效果，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垄断是与市场调节背道而驰的市场经济现象，是市场化进程面对的重要威胁，所以政府相应的管理机构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防止垄断现象的发生，并且遏制垄断现象的影响；第三，减少政府干预，从经济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是相抵触的，政府过度干预会影响市场化的进程，所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更多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而不是直接干预；第四，提升政治体制改革广度和深度，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机构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是市场化进程的基础，只有在更广泛的范围提升政府机构和法律法规对市场化进程的适应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落实。
三、总结
[论文摘要]按照国际惯例,保险中介由人、经纪人和公估人三类主体构成。我国早已出现了保险人,经纪人也已正式启用,建立一个完善的保险中介市场,还需要公估人规范执业。本文阐述了公估人产生的背景,分析了其存在的重要价值,指出为完善公估人制度,还须提高公估队伍人员素质、加强机构设置、建立担保机制。
[论文关键词]保险保险公估人中介市场理赔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保险公估人制度应运而生。我国目前由于保险公估在保险业界起步最晚,业内对其重视程度和应用情况都较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在保险业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今天,充分认识保险公估人的经济价值,重视组建高效、专业的保险公估人队伍,实现公估服务自我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保险公估人产生的背景
保险公估人作为一个专门从事保险标的查验、评估及保险事故认定、估损、理算等业务,并据此向委托方收取服务费用的机构,是保险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实行专业分工的产物,是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保险业分工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规模扩大,技术日趋复杂,客户投保的风险单位越来越大,标的的技术类型越来越高,单个保险人难以为其承保的不同类型标的长期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保险业务发展需要专业的评算、理赔人员;另一方面,随着保险人在市场中的增加,固定资产相对较少而主要依靠人力资源运作的保险公司,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承揽到业务并获利,只有在现有基础上降低运作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其最有效的操作手段为实现保险分工,分工产生的直接利益将会降低保险人的成本。这一观点早在十八世纪后期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就已提出,在他的《国富论》中,曾通过对制针厂的考察指出:即使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单纯的劳动分工就足以创造出利益。其理论核心是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的保险业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时期,超额利润可使市场上全部保险作业由一家保险人包办。而随着市场保险人主体的增加,市场上展业、承保和理赔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保险人、经纪人和公估人来完成。根据社会分工降低单位成本的理论和实践,保险公估人的产生和发展是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二)保险人经营模式的创新呼唤保险公估人
长期以来,国内保险人采取层层上报审批的评估、检查和理赔管理模式,业务开展常常不到位,工作效率低下。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1999年底的调查显示,影响市民购买保险的原因,21%的人认为是“理赔太难,理赔时间太长”。这一技术环节成为制约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创新保险人经营模式,启用公估服务成为社会现实需要。2000年,我国《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试行)》颁布,同年,保险公估行在上海出现,保险公估业务暂露头角,使保险人能够实现由传统的评估、检查和理赔管理转向分权限独立的模式。即由保险公估人接受保险人或投保人的委托,对标的进行评估、查勘、鉴定、估损,向保险人提供符合客观实际的公估报告,保险人则依据公估人提供的公估报告进行理赔。公估人制度的透明化,利于保险人业务的市场运作,加速保险展业模式的结构调整,将现在“自营为主,中介为辅”的展业结构逐步过渡到“重要直接业务自营,其他业务中介,强化中介业务管理职能”的展业模式上来。可以认为,公估人是保险人理赔部门理赔职能的市场化延伸,保险公估人与保险人之间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关系,具有独立平等的法律地位,在整个公估活动期间,保险人无权干涉保险公估人的业务活动。借助第三方———公估人的专业技术和中介地位,保险人能及时获得评估、检查和理赔的合理评算结果。这一操作与世界保险业通行的运作方式相接轨,是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保险公估人的资质评价
从本质上讲,保险公估人的存在和发展,源于其鲜明的个性、独特的地位和特有的职能,保险公估人以独立、公平、公正的身份介入保险市场,是准确实施保险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维护保险合同双方利益的重要保证。
(一)保险公估人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保险公估人的市场定位是接受保险人或投保人的委托,独立依赖其专业知识、技术能力来处理保前评估、承保中检查和出险后的理赔工作,为众多保险人和投保人提供专业保险服务的机构,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必需居中间立场,保持公正性、独立性、技术性、中介性、规范性的个性特征。所谓公正性,是指尊重客观事实,不偏向任何当事人;所谓独立性,是指不受任何第三方约束,也不将公估结果强加给任何人;所谓技术性,是指内部从业人员既具有专业技术背景又熟悉保险,业务开展时技术熟练、经验丰富;所谓中介性,是指中介人的活动是接受保险合同当事人委托而开展的,其业务来源于保险主业务;所谓规范性是建立严格内部规章制度并依法行事。
通过公估人的个,体现出其经济价值,表现为公估人接受委托,处理大量的不同类型的评估、检查、理赔业务,储备使用专业人员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另外,保险公估人通过向当事人(保险人和投保人)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有效降低当事人成本,实现其又一经济效益。
(二)在保险市场中,公估人地位独立且超然
保险市场主体由保险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中介三方构成。保险中介人作为保险市场的一个子系统,包括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保险人受保险人的委托,代表保险人的利益,在保险人的授权范围内从事保险活动。保险经纪人受被保险人的委托代表投保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开展保险经济活动。保险公估人既可以受托于保险人,也可以受托于投保人,但它既不代表保险人也不代表被保险人,而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上,当保险公估人在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是当赔案发生时,对委托事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公估人的组成人员是由一批既知晓保险法、保险理论和实务,又对相关法律、工程技术等知识有着较深程度了解的专家,公估人接受保险人或投保人委托,独立依赖专业知识、技术能力来处理保前评估、承保中检查和出险后理赔工作。
保险公估人完全独立且地位超然,较易被双方当事人,特别是投保人接受。在保险评估过程中,其客观公正的保费确定方案可以缓解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在理赔过程中,作为第三方的结论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有利于减少当事人之间摩擦,从而维护保险合同当事人(保险人和投保人)的合作关系,保险公估人是保险市场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三)公估人的职能发挥对促进保险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保险公估人介入保险市场,能有效地降低保险商品交易的边际成本,维护保险双方的正当权益,对保险人、保险市场的健全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能最大限度地规范保险理赔行为
保险理赔是在保险中实现经济补偿的体现,涉及到保险合同双方的切身利益,赔多了,造成“滥赔”,影响保险人自身经济利益;赔少了,形成“惜赔”,则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进而影响到保险人的信誉。目前,国内不同保险人对险种的理赔方式规定不同,规范化、公正化的程度也相差甚远,理赔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管理不严,往往发生人情赔付、通融赔付,甚至以赔谋利、损公肥私。保险公估人的业务开展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直观上的滥赔、惜赔,也能有效减少因客观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多赔、少赔、应赔而不赔、不应赔而赔的现象。
2、利于实现保险人专业化经营
过去,保险公司通常采取“大而全”的经营方式,独家一揽子经营保险展业、承保、防灾、定损、理赔、追偿、资金等保险业务,限制了保险人向专业化方向的发展。市场竞争迫使保险人进行经营结构调整,在具体操作上,采取保持机构精简,优化人员结构,调整的结果必然使保险人将越来越多的展业和承保委托给人及经纪人,而将评估、理赔业务交由专业的保险公估人处理。公估人应运而生,运用专业化服务手段,来降低保险人经营成本,而保险人借助第三方服务,节省人力物力,缩短评估、理赔时间,同时又提高公司的信誉。投保人也能积极地接受由第三者参与处理的公正、客观、准确、及时的评估、理赔结果。
3、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不公正现象
由于历史的原因,商检部门一直以来享有损失后的检验权力,官方的评估公司和估价中心在办理业务时,往往以行政手段强制干预保险的定损工作,严重违背保险这一特殊行业固有的技术要求和理赔原则。保险公估人居于非官方的第三方地位接受委托,在保前确定保费率,保险事故发生后,评判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以及如何赔付,并出具保险公估报告书,交由保险人负责审查和赔付,其评估、定损服务能有效杜绝一些强制性的不公正现象,更有利于评估、检查、理赔工作的合理性、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肃性。
4、规范和促进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实现公估人定损理算,保险人审查赔付的分工格局,突出保险人在新险种开发、核保核赔、防灾防损及保险资金运用等经营管理方面的职能,而将其他环节通过保险人、经纪人、公估人等中介组织的分工合作来承担,补充和完善了我国的保险市场体系,符合国际保险业的要求和习惯,有利于推动我国保险业经营水平的提高和整体市场的发育完善。
三、从严规范,健全我国保险公估人制度
中外保险业发展表明,一个保险市场的成熟和快速发展离不开保险中介市场的支持,公估人作为中介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严格规范,加强自我约束,充分体现公估人的公正性、独立性、技术性、规范性和中介性特征。
(一)严格保险公估执业人员资格认定
目前,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公估人的具体要求存有差异,但对保险公估执业人员资格严格把关已成世界各国立法的通例,良好的职业声誉和较高的职业水准是公估人在行业中立足的基础。为使我国保险公估业能与国际接轨,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就应参照国际惯例,从严把握保险公估人员的从业资格,选拔高素质、品行良好人员执业。然而,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在实践中,可借鉴相关法律,如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保险法中关于律师、注册会计师、保险人资格取得的规定来具体操作。
(二)规范保险公估人市场准入组织形式
在国际上,独立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可以采取个人、法人和合伙制,而我国由于行业自律不严格、个体资金缺乏、保险监管水平较低,采取合伙或个人制皆不切实际,根据现有法律环境,有限责任公司是保险公估人组织形式的最佳选择。公估人的成立、变更和终止受《公司法》和《保险法》的规范约束,利于有法可依的协调一些关键性问题。保险公估公司的设立,依法规定由中国保监会审批,保监会向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申请者颁发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申请者向主管部门缴足营业保证金或投保责任保险,并据此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始得开业;公估人内部组织机构应严格按《公司法》中的有关规定设置,形成约束制衡的科学管理模式;其变更、解散也应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办理。
(三)创设保险公估业的执业担保机制
保险公估人是基于保险人或投保人及其他委托方委托,从事保险标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并向委托人收取合理费用的,其业务不固定,收入欠稳定,管理上也具有非连续和非周密性。另外,保险公估人从事的业务往往技术复杂、专业性强,评算稍有过错就可能导致保险人或投保人的重大损失,而其地位超然独立,不属于保险合同中保险当事人任何一方,对造成的损害必须承担独立责任,这就决定建立保险公估人的执业担保机制的必要性。
借鉴我国《保险法》第127条对保险人与保险经纪人执业担保机制的规定,参考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保险公估人执业担保形式应采用缴存保证金或投责任险的方式,具体操作可采取向中国保监会指定的银行缴存营业保证金,未经同意不得动用;投保职业责任险的,保险金额不少于应缴保证金,保险期间不少于经营期;或允许缴部分营业保证金、部分投保职业责任险,保险金额不少于应缴保证金差额部分,保险期不少于经营期。执业担保机制的确定,不仅能够起到防范、制约、监督公估人的作用,而且能够达到增强保险公估人执业时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目的。
总之,随着我国加入WTO,保险业日益国际化和市场化,我国保险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在保险行业中最后出现也是目前最不完善的保险公估人更加存在着如何加快市场化进程的问题。认识公估人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完善相关制度是应对保险业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叶朝晖·保险公司职能的市场化和保险中介人[J]·上海保险,2000、11·
关键词：市场化进程电力企业培训
随着时代的进步，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电力行业的不断升级的需求，特别是社会培训力量的迅猛崛起，使得电力行业培训不得不与时俱进，在充分发挥自己原有特点的同时，努力充实和完善自己，改善培训环境、加强培训管理、完善培训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牢牢地站稳电力培训市场，为电力行业多培人才培好人才，进而开发社会培训市场。
一、市场化进程中的电力企业培训需求分析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电力企业是一种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知识、技术更新的任务相当繁重。加入WTO为我国电力企业培训的发展提供了干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给企业培训带来极大的挑战。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电力企业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资源相对不足；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的培养状况远不能满足电力企业安全生产、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需求。在这种现实面前，电力企业培训工作应该推行什么样的策略和模式，从而实现兼顾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确保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和企业、员工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加入WTO。企业将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企业培训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不仅要注重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新规范的教育培训，也要注重人才潜能的开发，注重培养开拓型的能力和方法，突出创造力开发和创造性思维培养。此外要适应竞争愈演愈烈、变化节奏越来越快的新形势，培训工作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因此必将从企业的边缘走向企业的中心。新形势下电力企业培训工作需要做新的调整，首先，电力企业培训对象重点发生了变化，从只注重个体培训走向注重团队培训。现代企业不仅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更需要学习型团队，需要全体企业员工都注重学习，注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次，电力企业培训的内容也需要调整，培训必须注重员工创新能力、人文素质、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的同步塑造和提高。电力企业培训应该抓住当前改革和发展的机遇，紧紧围绕企业的战略目标，加强教育培训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建设，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教育培训体系，创新教育培训方法和内容，切实提高教育培训效果，从而实现电力企业智力资本运作与扩张，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加强培训管理创新，提高教育培训工作质量
首先，电力企业的培训工作要指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工作方针、政策及本企业人力资源现状和生产经营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系统可行的培训规划和计划，并按计划组织实施开展培训。完善的制度体系是电力企业开展培训的基础保障，也是实现培训效果的根本前提。其次，要树立以人为本、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理念，大力营造有利于人才培养成长的体制、机制和环境，营造培训成才、岗位成才、人人都是人才的良好氛围，把每位员工的潜能和价值都充分发挥出来。最后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培训质量保证体系（即执行ISO10015培训质量体系标准），制定有关培训工作程序，规范培训行为，确定科学的评价标准，不断提高培训质量。三、充分利用局域网的优势，利用现代培训技术手段开张培训工作
电力企业培训工作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培训技术手段。从现代培训技术的特点分析，积极采用多媒体技术、远程教学技术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展培训工作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首先多媒体技术可以提高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增大培训的信息量。改善了教学和学习的条件，有利于个别化训练。其模拟的现场情境，具有直观、生动、形象的效果。为培训员工实际操作技术提供了一个经济、安全的环境。此外采用了远程培训的方式，可以节省培训费，达到优化培训资源共享的目的。远程教育是企业教育培训的发展趋势，在电力企业的教育培训中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电力企业专业技术性强、下属单位分布广、员工分散不易组织集中等客观因素，远程教育系统能够很好地为电力企业员工提供学习、培训、考试、作业、交流、调查、统计评估等多功能服务,能够实现对电力知识进行自学、培训、练习、网上考试、调查、交流和资料查询等功能。近年来网络教育与培训已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例如美国企业网络培训市场2000年为1,1亿美元,2003年预计可达11.4亿美元。在我国，虽然传统的企业培训模式还占据着90％的企业培训市场。但无论如何一种新的企业培训趋势正在各行业领域形成．而且在未来会愈加明显。
同时现在很多企业利用局域网的优势，开辟网上培训论坛，在MIS系统中开发培训管理，试题库管理软件等，对员工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过网上提出，由相关人员回答，共全场职工学习。还有“网上答题，开心辞典“等一系列的知识竞赛，比赛内容包含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为一体，一改以往强制生硬，枯燥乏味的培训形式。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培训的全球化。企业职工培训也必然向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电力企业必须坚持以培训推动市场开发，以市场促进培训的原则；不断强化自身特色。同时要创一流培训中心，不但要与国内联合，还要与国外培训机构联合，引进国外先进理念、先进技术，最终达到打入国际市场的目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证券市场国际化外部风险防范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对于中国而言,开放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并且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国际资本的流动及国外金融机构的进入在未来将对我国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把国际化的外部市场风险一起带进来了,资本市场开放相伴随的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国外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相伴的是金融风险的逐步凝聚。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和拉美经济危机以及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日渐国际化的趋势下,外部的风险会通过全球经济和H股市场的走势传导至我国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面临着潜在的外部风险,这也是整个新兴市场面临的重大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正确认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并且有针对性地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的外部风险
(一)波动性风险
1.证券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较低的新兴证券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主体时,国内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14个新兴国家资本市场实行开放后,其中7个国家波动性风险显著增加。
截止2007年12月,我国股票市场流通市值约为90652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一家大型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资产即可达到上千亿美元,因此国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对我国证券市场波动性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我国QFII制度的不断完善,海外投资者无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将出现明显的扩张,因此如何扩大我国资本市场容量,增加市场流动性,以防范证券市场开放进程中的市场波动性风险值得市场参与各方的高度重视。
2.本国证券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大量有关新兴证券市场的研究表明,在证券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国市场和国外市场在资金流动、组合管理等方面的联系加强使得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相关性增加,并且随着证券市场开放进程的深化,这种相关性将愈加显著。因此,国外资本市场出现的波动,可能通过外国投资者在本国市场上投资行为的改变,以及国内投资者心理预期和投资行为的变化等渠道,将这种波动传导到国内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联动效应或溢出效应。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明显上升。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即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7年到2000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第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一定的同步性。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随着QFII的引入,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与境外成熟市场如美国市场的相关性明显增加,溢出效应的传导主要通过QFII的投资行为以及以基金为代表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心理预期及投资行为的改变。随着QFII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放宽了QFII的投资期限,这将使QFII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更加活跃的角色,而这必将导致显著强化溢出效应。如何防范溢出效应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增强市场对外部冲击的免疫力值得监管当局高度重视。
(二)系统性风险
1.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在资本市场开放后,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此后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除了当事国经济结构失衡等基本因素外,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大规模资本流动是引发东南亚和拉美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对于规模尚小、流动性不充分以及避险工具相对缺乏的新兴证券市场,短期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对该国的金融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多项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受到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等条件的限制,外国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并非完全理性。这意味着一个上涨趋势可能吸引巨额资金的持续流入,使得资产价格逐渐脱离基本面,最终产生价格泡沫;而一个下跌趋势可能导致巨额资金的持续流出,最终由于羊群效应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引发或加剧金融危机。
尽管目前我国资本账户仍然受到较严格的限制,但随着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加速,尤其是QFII制度的不断完善和QDII的相继推出,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包括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将显著增强。在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以及市场容量相对较小等固有缺陷的条件下,如何引导国际资本的有序流动将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构成严峻挑战。
2.传染效应。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下,外国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导致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在多国间互相传染的主要原因。这种传染效应的触发因素之一是开放经济体之间的金融联系,主要包括多国间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产生的根源在于国际投资者的全球化资产组合动态管理。这种机制将使得第三国的资本市场受到强大的卖压并引发市场动荡,从而使得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从发源国传染至其他国家。传染效应的另一个触发因素是国际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新兴证券市场普遍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等缺陷,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和强化羊群行为,如果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国际投资者撤离的羊群效应将导致恐慌迅速蔓延,最终使得类似或相关国家也遭遇大规模的资本撤离,从而将金融危机迅速传染给其他国家中国-伴随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证券市场正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者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市场,这一点可从QFII在我国股市投资额度的逐年增长得到验证,我国证券市场与其他新兴证券市场之间的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因而,弱化传染效应,防范来自其他新兴市场的负面冲击,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显得非常必要。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外部风险的防范策略
(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增加市场透明度
通过分析周边新兴市场及我国内地引入QFII的历史可以看出,QFII是注重基本面分析的价值投资者。他们的正反馈交易以及羊群行为等非理性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兴市场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所致。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严格监管误导或欺诈性的信息披露行为,有效地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海外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
(二)渐进有序地开放资本账户
东南亚及拉美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条件不成熟或不具备时仓促地开放资本账户,可能引发巨大金融风险。我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规模较小、发展不规范、监管制度不完善等缺陷,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资本账户的开放应采取渐进有序的开放步骤:现阶段对国外资本应保持宽进严出,防止针对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或套利资本短时间内大量撤出,等到市场规模扩大、监管水平提高等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减少限制直至完全放开。
(三)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冲风险
虽然在东南亚危机期间我国香港股市受到期货市场投机活动很大的冲击,然而金融衍生品交易本身并不必然产生风险。相反,严格监管下规范的金融衍生品如期货、期权等能够为海外投资者提供必不可少的风险对冲工具。他们在市场动荡时可以不用通过直接在当地或其他市场抛售股票来减小风险,而是通过金融衍生品交易来对冲风险,从而在市场下跌时减小市场卖压,起到一个减震器的作用。对于我国证券市场而言,可适时推出股指期货,改变只能单边做多的市场现状,为海外及国内机构投资者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并且在未来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推出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
(四)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国际合作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应实行审慎的开放政策,防止国际游资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冲击。回顾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货币危机的最重要原因是证券市场的过度开放,泰国政府过早地放松管制,外资大量流入,货币当局却来不及建立相应的金融法规和监管机制,对外资的结构和流向也未加控制,使得大量以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本流入。金融市场一出现波动,这些投机资本就迅速撤离,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因此,证券市场国际化离不开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经验和监管手段等还比较落后,在推行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强对国内证券市场的监管,同时加强与其他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解决信息交流的障碍,防止证券市场风险在国家间的扩散。
综上所述,从全球角度看,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不可逆转的阶段。但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个过程利弊兼具:利用得当,国际化的证券市场可以为其提供低成本便利的资金来源,加速其经济发展;相反,如果该过程失控,则可能对其金融体系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成败关键在于国际化进程节奏的掌握、市场监管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稳定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崔秀娟.论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J].经济研究,2007(1)
2.曹风岐.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应分四阶段[N].经济观察报,2003
1.专业比较优势首先，财政专业属于国家控制专业。目前全国开设财政学专业的院校只有100多所，相对属于偏少的，因而毕业生供给量与金融、会计热门专业相比属于相对偏少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供需矛盾的作用。其次，财政学作为传统专业，原先主要是为政府财税等相关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尽管市场化改革致使财政专业从原先专门为政府培养财政、税务工作人员的财政学专业面临着较大挑战，但多年以来与财政税务部门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仍然能为财政学专业办学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和支撑，例如，毕业生实习岗位的提供和少量专业办学经费。再次，学科内容具有广泛性。教育部先后在1997年和1998年两次调整了高校研究生和本科生专业目录，而这其中，将管理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学科门类是这轮调整的重要改革成果之一。在经济学与管理学相互分离，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单列的基础上，财政学科随即成为了一个横跨经济与管理两大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实际上，按照财政学科专业内容或研究对象来看确实如此，其既包括属于经济学的“财政经济学”内容模块，也包括属于公共管理学内容的“财政管理学”。另外，这两大内容模块之间并非割裂，而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从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专业内容整体。最近，在教育部2012年新的专业调整目录中，财政学专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学类下设财政学和税收学，并且与经济学类、金融类、经济与贸易类一起成为经济学门类下的4个专业类别。虽然在教育部多次专业目录调整中，总是将财政学归属经济学门类之下，但其转专业内容依旧是包括“财政经济学”和“财政管理学”两大模块，前者属于经济学科性质，而后者则属于管理学范畴。财政学科从其本质上就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只是教育部在专业目录调整之后更加凸显，因此，财政学专业学科内容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广泛性和综合性[1]。安徽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作为伴随学校一起成长的首批专业，一是专业历史悠久、学科底蕴深厚，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办学经验。二是在国内同行具有较高地学术地位，分别是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财政学教学研究会、税收教育研究会理事单位。三是具有一定学科建设平台，财政学专业先后2005年和2010年确定为安徽省教改示范专业与第三批部级特色专业建设点，以及财政学科在2008年被评为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四是师资队伍整齐，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不断优化。财政学专业共有专职教师27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3人，12人获得博士学位。教师队伍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校学科带头人1人、省教学名师1人、省教坛新秀1名、校“龙湖学者”特聘教授1名，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5人。另外，还从其他高校和业务部门聘请兼职教授和实践导师50多人。五是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形成规模影响，受到社会各界与用人单位的好评。
2.专业劣势分析传统财政学主要是为政府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毕业生就业主要是面向各级财税、海关、银行、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与科研机构。伴随市场化改革冲击，高校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为导向重新调整，当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途径逐渐多元化，除了继续为政府财政、税务部门培养财税管理人才之外，还为海关、公检法、人大财经委、政府办公室、发改委以及新闻媒体与电台等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培养财税专门人才。当然，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主要是以面向市场为主：一是在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从事财税管理、税收筹划和税务等方面的实务性工作；二是在企事业单位和金融部门从事财务核算和涉税工作，减少单位生产成本与维护单位经济利益[2]。与其他财经专业相比，财政学专业学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仅处于中游位置。一些著名高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财政学专业也仅能达到供需平衡，而这其中除了名校学生确实受到就业单位的相对青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统计高校学生就业时，是将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也统计在内，而这些重点大学财政学专业学生考研率相对较高。然而地方性高校财政学学生因自身竞争力不强，以及考研率也不高，因而其就业与其它经济类专业毕业生相比要差一些，特别是与会计、金融等热门专业相比。首先，财政学专业原先主要是对口公务员系统，毕业生有稳定的就业去向，但现在政府财税、海关与公安司法等部门对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较小，且岗位竞争压力大。因为公务员制度改革之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多数都进入到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这些部门的职工队伍得到较大的充实。虽然由于国务院各部委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近来许多单位为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以及提高单位工作效率和效益，需要补充大量优秀的财政专业毕业生。与之同时，当前我国财税制度设计与财政部门实践工作不断尝试与国际接轨，例如2006年我国实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国家各级部门也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即专业的财税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因而进入政府公务员队伍对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些地方性高校，例如，浙江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每年有近一般进入公务员队伍。然而由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时，可供选择的对口职位大都是在财政局、税务局、海关以及公检法等等部门，主要是从事财政管理、税收规划和财务核算等方面的职位，由于这些单位工作稳定、收入较高，而且非常体面，因而也倍受考生青睐，几百人竞争一个职位的场景是一种常态，上岗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是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另外与之同时，财政、税务等政府部门招收公务员也并不局限于财政或税收专业，一些职位需求被会计、金融、法律和计算机等专业肢解。其次，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技能劣势相对突出[3]。伴随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创业型或小型企业明显增加，对于会计、财务管理和金融等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量大，而这其中主要是因为这些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具有技能性与应用性，从而也致使这些专业的学生就业率高[4]。与之相对，由于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许多课程侧重于基础理论，其中一些事务性课程又主要面向政府部门，例如《政府预算与预算会计》、《国债理论与事务》等，显然与就业市场的技能型和应用型需求存在较大较大差距。因此，多数以就业为目标的学生主要将精力置于考取各种证书上，例如会计从业资格证、理财规划师等，以增加毕业时的就业砝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对本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更不用说进行深入研读与延伸。而这在地方性高校更为突出，因为地方性高校学生生源质量相对较差，以就业作为其最终目标的学生占比会相对较高。再次，财政学专业在国外高校并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专业设置。在国外，一般设立共公经济学专业或政府管理等专业。因此，国内高校在财政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方面无经验可供借鉴，主要是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导致一些高校在市场化改革冲击下，财政学专业仍然按照旧的思路进行，毕业生明显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另外，正因为仅有极少数毕业生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在期望值过高与现实“专业不对口”的低层次企业现状就业使在校学生产生专业迷茫。
二、市场化进程中财政学专业改革取向与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
论文摘要：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电力企业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保证，员工教育培训工作已经得到了电力企业的高度重视。我们应该抓住当前电力企业培训改革和发展的机遇，紧紧围绕企业的战略目标，加强教育培训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建设，同时在培训手段上，要充分体现现代信息技术在培训中的应用，强调培训媒体的多样化，进一步开发多媒体计算机网络远程培训手段。希望能同大家做有益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 市场化进程 电力企业培训 随着时代的进步，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电力行业的不断升级的需求，特别是社会培训力量的迅猛崛起，使得电力行业培训不得不与时俱进，在充分发挥自己原有特点的同时，努力充实和完善自己，改善培训环境、加强培训管理、完善培训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牢牢地站稳电力培训市场，为电力行业多培人才培好人才，进而开发社会培训市场。 一、市场化进程中的电力企业培训需求分析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电力企业是一种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知识、技术更新的任务相当繁重。加入WTO为我国电力企业培训的发展提供了干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给企业培训带来极大的挑战。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电力企业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资源相对不足；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的培养状况远不能满足电力企业安全生产、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需求。在这种现实面前，电力企业培训工作应该推行什么样的策略和模式，从而实现兼顾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确保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和企业、员工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加入WTO。企业将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企业培训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不仅要注重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新规范的教育培训，也要注重人才潜能的开发，注重培养开拓型的能力和方法，突出创造力开发和创造性思维培养。此外要适应竞争愈演愈烈、变化节奏越来越快的新形势，培训工作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因此必将从企业的边缘走向企业的中心。新形势下电力企业培训工作需要做新的调整，首先，电力企业培训对象重点发生了变化，从只注重个体培训走向注重团队培训。现代企业不仅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更需要学习型团队，需要全体企业员工都注重学习，注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次，电力企业培训的内容也需要调整，培训必须注重员工创新能力、人文素质、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的同步塑造和提高。电力企业培训应该抓住当前改革和发展的机遇，紧紧围绕企业的战略目标，加强教育培训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建设，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教育培训体系，创新教育培训方法和内容，切实提高教育培训效果，从而实现电力企业智力资本运作与扩张，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加强培训管理创新，提高教育培训工作质量 首先，电力企业的培训工作要指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工作方针、政策及本企业人力资源现状和生产经营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系统可行的培训规划和计划，并按计划组织实施开展培训。完善的制度体系是电力企业开展培训的基础保障，也是实现培训效果的根本前提。其次，要树立以人为本、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理念，大力营造有利于人才培养成长的体制、机制和环境，营造培训成才、岗位成才、人人都是人才的良好氛围，把每位员工的潜能和价值都充分发挥出来。最后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培训质量保证体系（即执行ISO10015培训质量体系标准），制定有关培训工作程序，规范培训行为，确定科学的评价标准，不断提高培训质量。 三、充分利用局域网的优势，利用现代培训技术手段开张培训工作 电力企业培训工作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培训技术手段。从现代培训技术的特点分析，积极采用多媒体技术、远程教学技术等现代化教学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