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总结了大通县农业生产现状，分析了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大通县属高原大陆气候，冬季气候寒冷、夏季气候凉爽，土质肥沃，地理条件优越，环境宜人；交通便利、宁张公路贯穿全境，并通有宁大高速和宁大铁路线，乡乡通柏油路，50%以上村庄实现道路硬化，利于农产品的运输。通讯发达，实现了广播、电视、电话村村通，开通了大通县农业信息网、农业电话语音咨询热线，县乡各机关单位全部实现电话、传真与电脑办公，具有较为完善的信息网络传输系统,是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理想之地。
近年来，通过实施省、市农业重点新技术推广项目“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和种子村的建设，为打造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大通农业、形成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效益显著，促进了大通特色农业产业的迅速发展。
1农业生产现状
“十五”期间，在确保农村自用粮食需求和农民生产生活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2006年我县粮油作物种植面积4.64万公顷，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27万公顷，总产量7.90万吨。其中小麦面积1.40万公顷，总产量4.56万吨；马铃薯0.57万公顷，总产量2.48万吨；蚕豆面积0.26万公顷，总产量0.71万吨；油料1.94万公顷，总产量4.43万吨；蔬菜面积0.29万公顷，总产量11.26万吨。马铃薯、油菜、蚕豆为主的特色作物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的比重占到60%。农作物种植向适应市场需求和高原特色调整优化，由粮油作物为主的“二元结构”向产值高、收入好的“多元结构”转换。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建立了县级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区域站和乡级病虫监测点。
2农业技术推广现状
2.1加强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壮大了农技推广队伍
“十五”末，我县基本形成了以“县为龙头，乡为纽带，村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县农技推广中心现有职工56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8名（占85.7%），工勤人员8名（占14.3%）。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高级职称7名，中级职称19名，初级职称22名，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力量。于2005年建成了大通县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区域站，由专人负责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工作，病虫信息，指导全县的农作物病虫鼠害防治工作。全县20个乡镇均建有农技综合服务站，管理模式以乡镇管理为主，现有人员74人，其中中级职称14人，初级职称46人，其他14人；村级服务基本以县乡技术人员和村干部服务为主。
2.2加大了农业科技创新力度，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
重点推广了青春533、高原448、乐麦5号、民和853等小麦优良品种；青海9号、10号、11号、12号等蚕豆新品种；青杂1号、青杂2号等杂交油菜品种；狠抓马铃薯脱毒技术的推广与应用，重点推广了脱毒175、下寨65、青薯2号、大西洋等马铃薯脱种，使粮油作物的生产逐步向“小麦良种化、蚕豆优质化、油菜杂交化、马铃薯脱毒化”的方向迈进。并累计推广旱作沟播技术0.73万公顷，配方施肥技术7.67万公顷，种子包衣技术0.18万公顷，病虫草害防治技术23.0万公顷以及农业重点新技术2.43万公顷，受益农民19万人，充分展示了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支撑作用。
2.3加强了农业科技示范区的建设
重点实施了优质油菜、优质蚕豆、马铃薯种植基地等项目。2007年共建立优质蚕豆、油菜沟播、小麦良种繁育、优质马铃薯种薯繁育及商品薯生产等为主的31个集中连片示范基地66.7hm2。不仅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而且特色种植初步形成，并向规模化发展。区域化种植、产业化经营的新格局逐步形成。2007年我中心在全县建立14个“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和种子村，其中马铃薯特色产业村3个，面积232.92hm2，平均产量33.75t/hm2，收益达2.025万元/hm2（0.6元/kg），总收入471.7万元；油菜特色产业村4个，面积9.488万公顷，平均产量3375kg/hm2，收益1.215万元/hm2（3.6元/kg），总收入达512.3万元；小麦良种繁育种子村4个，面积327.7hm2，平均产量4500kg/hm2，收益1.08万元/hm2（2.4元/kg），总收入353.9万元；蚕豆良种繁育种子村1个，面积505.4hm2，平均产量4875kg/hm2，收益1.17万元/hm2（2.4元/kg），总收入39.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涌现出一大批种植大户和特色种植产业重点乡镇，发展势头积极。
截至2006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842.85元，比“九五”末增长64.98%，“十五”期间年递增10.53%。农技推广为我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做出了一定贡献。
3存在的问题
3.1农民自身科学文化素质偏低
大通是少数民族居多的自治县，农民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基本素质偏低，接受农业新技术的能力较差。虽然每年都进行科技培训，但传统种植观念改变较慢，因为有文化的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真正掌握新技术和实用技术的青年农民不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较慢。村干部和农民技术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但力度不大；由于经费紧缺，不能系统的进行定期培训，科技知识更新慢，不能及时掌握新技术新方法。
3.2良种引进、繁育管理工作滞后
作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其职责是进行农业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引进良种是农业的基础措施，而我县在良种引进方面存在着较大困难。农民的科技素质较低，在良种的引进和繁育过程中不按操作规程执行，往往导致引种速度慢、推广面积小，甚至出现引种失败的现象。我县农民对良种引进的认识不够，习惯于常规品种的种植。另外，我县农村的经济水平较低，购买良种的能力有限，在良种推广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在引种方面，管理工作跟不上，对未经审定的品系，进行随意种植，导致品种繁杂。不能明确品种优良性，也是不能取代常规品种的根本原因。
包括三江中段——雅鲁藏布江中游——阿里南部等地区，属高原温带气候。其特点是太阳辐射强，积温少、暖季温度不高。由于东湿西干，东部有较大面积森林分布，为我国重要的后备林区。西部为山地半荒漠、荒漠草原，生产力较低。中部雅鲁藏布江河谷是主要农区，气候半湿润至半干旱，是目前我国喜凉作物高产纪录不断涌现的地区。从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的农业气候资源来看，年总辐射量190千卡/厘米2以上，日平均气温≥0℃积温2000—3000℃，最热月平均气温12—16℃，年降水量300—400毫米。这种强辐射和较低温度、半干旱的气候条件，也可能是高产的重要因素。美国和秘鲁的古士各河谷一些干旱和高海拔地区，具有很强的光照条件，虽然有效地进行光合作用的温度偏低甚多，但单季玉米的产量一般高于低海拔地区，只不过生长期较长，这和的情况差不多。
二、辽阔的羌塘高原
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属高原亚寒带和高原寒带气候。最热月平均气温大部分地区低于10℃，年降水量东南部为200—400毫米，是良好的天然草场；西北部为60—150毫米，为高寒半荒漠、荒漠草原，牧草低矮稀疏，不适宜开发利用。在的主要农业自然资源中，天然草场占全区总面积的92.9%，仅次于新疆，居全国第二位；森林占6.8%，仅次于黑龙江，居全国第二位；耕地甚少，仅占0.3%，但冬小麦、青稞、油菜籽等单产为全国最高。各地因基础和条件不同，发展方向不一样。藏东南的热带、亚热带山地，可因地制宜发展水稻、玉米和茶树、柑桔、香蕉等粮食作物、经济乍物和水果，以丰富和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藏东南的森林，具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功用，应有计划的采伐和抚育，发挥以林护牧的作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为牧区中的农区，具备高产条件，应大力培养高产典型，多生产粮食和饲料，以促进牧业发展。广大天然.草场的利用，应注意合理轮牧，避免负载过重引起草场退化，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综上所述，生态环境独特，农业自然资源相对集中，不仅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也.是重要的后备林基地和一季喜凉作物高产地区。坚持以牧业为主、农林牧结合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资源、特别是气候资源的生产潜力，对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农业的未来发展之路
在上文中我们论述了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针对农牧业自身的发展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1、完善农业基础建设，建立合理的农田灌溉制度对于农业发展而言，水利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于地理条件而言，水利设施的好坏直接决定农业发展。所以必须要兴修水利以提高农地保灌率，平地筑田以保持水土，改土培肥以提高土地生产力。这样为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2、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促进农牧林业综合协调发展当前的农业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尤其是产业结构发展更是面临窘境。所以必须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必须强力打造以种植业为基础、畜牧业为主导、林业为保障的农村农业发展体系。
3、扩大森林的外延与内涵，建立强大的农业生态屏障受高原自然环境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高原是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因而应广泛植树造林以扩大森林面积，抓好森林资源集约经营、提高森林单位面积生产力以增加森林资源内涵，从而提高林分质量和防护效益，保证农业生产稳产高产。
（一）形式多样的自然条件
1.土地资源梅州土地面积15835.7km2，其中丘陵面积占56.6%，山地面积占24.3%，平原面积只占13.7%。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平原、岗台地、丘陵地、低山地和中山地等土地类型齐全。地处韩江上游，五华河、宁江、程江、石窟河和汀江等几条支流分布，盆地呈串珠状分布，灌溉条件较好。土壤自然成土母质主要是花岗岩、砂页岩和紫色砂页岩。其中花岗岩成土分布面积最广，占山地土壤的55.8%以上。这类土壤土层深厚，富含钾，是造林和种植果树较好的土壤条件。缺点是土壤结构疏松、酸性重，植被破坏后容易水土流失。砂页岩成土的山地土壤占山地土壤的35.5%。这类土壤土层浅、贫瘠，石质较多。只能零散生长耐旱、能浅土生长的马尾松和一些生长能力特强的本地树种。紫色砂页岩成土的山地土壤占6.7%。这类土壤富含磷、钾，适宜发展多种经济作物，但岗台地多，土壤养分容易流失，利用不好会产生严重土壤退化问题。
2.气候资源梅州市地处中、南亚热带过渡带，光、热、水的条件良好。年平均太阳辐射量在460～510MJ/m2之间，夏秋季多，冬春少。年平均日照时数在1785～2065小时，冬春季少、夏秋季多，南部多、北部少，盆地多、谷地少，低丘多、高丘少、山区谷地更少。年平均气温为20.6～21.4℃。最冷1月，月平均气温11.1～11.3℃，最热7月，月平均气温28.3～28.6℃。年平均≥10℃的日数283～318天，有效积温为6850～7598℃，年无霜期304～326天。雨季长，降雨量丰富。年平均降雨量1442～1784mm，雨日在140天以上。70%集中在4－9月。受地形影响，降水分布呈山地多、平原少，迎风坡多、背风坡少。全市光照与水热条件配合同期。多样的地形地貌，促成多样的小气候环境，非常有利于特色农业的发展。
3.生物资源梅州属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植物种类繁多，植物资源丰富。高等植物超过2000多种，其中可作为材用植物、药用植物、芳香植物、油脂植物、纤维植物等经济植物达几百种。主要水果有柚、橙、柑、龙眼、荔枝、橄榄、杨桃等几十种。其中富有盛名的优质品种有金柚、蜜柚、龙眼、细核荔枝、香榄、无核芒果等。茶叶有单丛茶。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番薯、玉米、小麦、芋头等。经济作物有水果、烤烟、甘蔗、花生等。
（二）独特的客家人文背景
梅州是“客家之都”，是客家人聚集地区，也是客家地域文化的核心之地。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对客家人文特征做了很好阐述。
1.道法自然的生活方式传统客家人，“靠山吃山”。“客人家庭，除掉兼营各业外，又必兼养一二牛猪，若干鸡鸭，或狗猫等类。秋收完后，各家必酿些米酒，以备一年饮用。他们真可说是自给人家。”可以看出，客家人长期居住人多地少的山区，利用家庭种养和合理配制，因地制宜开展农业生产，自给自足满足日常生活。其实，透过传统客家人居住的围龙屋，从屋内建制，到居住环境周边的农作选择和搭配，取之方便，用之自然，就能很好展现客家人道法自然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
2.兼顾各业的文化传统传统的“客人家庭，很奇怪的就是同一家内往往兼营农工商学仕兵种种不同业务。他们度的是在家庭生活。一家中，普通总有多少田地，耕植的工作，大体由妇女或一二居家力练的男子任之。农隙无事，则在家从事普通工业，如织布制扇。或其他手工艺。农和工，简直分析不开；二三比较精明的男子，则往往于所居县邑，或国内各地，或南洋群岛，经营工商各业，就是资本短绌，没一定商店，也必展转负贩，奔走谋生。其一二比较聪明的子弟，则必令其读书成名，或叫他游宦各地，或操其他专门职业。”尽管客家人有“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但面对客观生存环境，“以商入仕”也是次优的选择。所以在历史上，富商入仕名人不少，比如张弼士。正是由于客家人一直以农为本，兼顾其他，只要有机会拥有土地使用权，就会想方设法提高土地生产率，靠农致富，依农强家。
3.勤劳开放的生存态度“客家是最喜勤劳的民系，无论男女，皆以勤劳为做人唯一本义，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广义的）的青年男女，虽就有钱有势，在客家社会也没人看得起的。”“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在家勤劳和男性出外从业，也有别于其他汉人民系。“他们苟不幸罹着穷困的境地，往往能出人意表，运其过人的气力与精神，负担普通汉人所不易胜任的劳役，种田也好，做工也好，做买卖也好，当兵也好，只要可以维持生活，他们都能甘之如饴，勤之不辍，劳而无怨。”正是由于客家人的吃苦耐劳，扎实肯干，积极进取的生存态度，创造出近现代海外华侨及社会各界客家人突出的成就。
二、因地制宜形成的产业化农业生产模式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梅州市实施了“希望在山”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农业的综合开发。2002年，按照“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建设的原则，根据气候资源和地形等自然条件的近似性，把梅州全市划分为6个生态农业综合开发区。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在土地承包农户和农业企业配合下，利用生态农业示范点，逐步形成了林果结合，以果促农；果草结合，以草兴牧；种养结合，以养促种；农工结合，以工补农等，逐步形成了循环利用，搭配有效的生态农业。今天，走进梅州，常常可见山顶林木葱笼，山腰果实飘香，山下稻禾茁壮，低处鱼肥水美的景象。为此，介绍如下几种比较成熟的农业生产模式。
（一）“粮－畜”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分布在韩江上游及各支流所冲积的串珠状盆地地区。由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光照条件好，属于大面积的耕地保护区。尽管现在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劳力不足，但有些愿意投身农业的农民利用土地承包或流转，进行规模化、机械化生产。保护的耕地采用大面积、大规模、机械化种植二季优质杂交水稻，冬季蔬菜或烤烟轮作。住家附近择地修建一定规模的养殖场，禽畜废料生产沼气作为家用燃料，沼液沼渣还田。
（二）“林－果－畜”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适合地势较高，坡度较平缓山坑谷地，山下有溪流取水，风化土层较深厚的地方。布局采用山顶保留原有植被，补种松树或竹，增加植被覆盖，防止崩塌和水土流失。山腰建梯形台地，种植优质水果，如金柚、慈橙、香榄等，果林下种植牧草，园内放养鸡鸭，坡下建养猪场，禽畜粪堆积发酵，沼气用作家用燃料，剩余废料供日常施肥和冬季果树填肥之用。
（三）“林－果－粮－畜”模式
这种模式适合规模比较大，处在盆地与丘陵过渡带或谷地较宽阔的地方，园内有溪流或河流取水，适合多种农作物配套综合生产。布局采用丘陵山顶植树，防水土流失；山腰及山前种优质水果和建养殖场，肥沃的长期保水的农田种植优质水稻，沼气用作家用燃料，沼水浇地肥田，沼渣用作冬季果园填肥之用。
（四）“林－药（茶）”模式
这种模式适合一些山高、雾大、多雨的山区或某些具备优质南药、茶叶生长的小气候环境。针对高价值南药和优质茶叶的生产要求，园区周边做好植被覆盖，加强水土保持，营造南药和茶叶良好的生产环境，保证南药和茶叶的生产质量。
（五）“林－果－粮－畜－鱼”模式
这种模式适合耕地面积较大，园区拥有盆地、丘陵低山和开阔的平原地带，根据土地本身优势，结合农产品的生产要求进行综合开发，形成完整的、纯农生产的、山区立体式的生态农业。布局采用丘陵山顶种树、山腰山前种果、长期保水农田种粮、盆地低洼处挖塘养鱼、园内搭舍养殖等，合理布局，功能配套，土地综合利用，废物循环利用的农业生态生产。
（六）“林－茶（果）－旅”模式
随着生态农业发展和精致农业引入，梅州不少企业加大农业投入，逐步建成森林覆盖很好、茶园或果园布局合理、精致农业生产规范、适合开展观光旅游、具有一定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农庄或农业产业园区。结合梅州全面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与各大自然与文化景点联结一起，构成广东最热门旅游线路，愉悦旅客，展现客家山区和生态梅州独特的魅力。比如5A级国家旅游景区雁南飞和4A级国家旅游景区雁鸣湖，都是林茶果旅结合在一起的优秀案例。在发展生态农业，突出农副产品高质量的同时，有效推进农区的环境建设，把观光农业与生态农业结合起来，大大拓展了梅州旅游的生态品质。
三、生态农业产业化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
经过10多年的生态农业建设，全面系统实施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梅州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一）因地制宜，逐步改善山区农业的产业结构
梅州是广东重要的山区农业市。由于自然条件和区位因素，很早就定位好自身农业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提出了“生态梅州”的发展战略。根据梅州2013年统计年鉴提供的材料，从2000年到2012年，在粮食产量有所保持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总产值86.33亿元增加到253.79亿元；农业增加值从56.02亿元增加到157.17亿元。造林面积、水果产量、茶叶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已授牌的农业龙头企业个数从0至373个。农业产业结构有了很大改善。逐步形成农林牧渔并举，农业综合开发区域扩大，农产品商品率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增强，山区现代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协调综合，逐步建成农工商旅相结合的产业体系
对于梅州来说，发展好农业将直接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从21世纪始，采用政府主导，农民参与，企业加大投入，重视农副产品品牌建设，推动农产品商贸营销。如梅州金柚，现已成国内优质农产品，名扬海内外。对优质生鲜水果，注意冷冻储存，延长保鲜期，运用分选包装和快捷货运，减少运输和销售损失。如平远慈橙，设立“采摘节”，规范鲜果分选包装和订单包送，大大提升销售质量。合理采用提取、淹制、干制等生产工艺，提升农产品的经济价值。比如金柚，推出饮料、柚皮果脯等农副产品。梅菜、萝卜苗等利用干制技术，提高干鲜品质。协调农工商旅，促成以农为基地，以农产品为原料工业生产，伴随现代物流，依靠优质农副产品品牌，打造富有特色的土特产，整合旅游与观光农业，形成富有梅州特色的产业发展体系。
（三）合理资源配制，增加现代农业的生产效能
梅州山多、森林覆盖率高，丘陵、盆地、小地形、小气候多种多样，为农业发展提供多种多样的环境资源和农作物生长条件。政府利用自然资源的调查，合理规划，合理配制，合理布局，引进优质适应梅州种植的农作物，指导农民进行规模化生产，这不但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率，也突出了山区农业良性发展的自然与社会效能。比如种植高价值南药，针对其对光照、气温、水分和土壤等条件要求，因地制宜，加大技术引导，扩大规模生产，提升生产品质。经济林木，比如速生毛竹，指导农民选择山地坡度和土层深浅，做好冬笋、春笋挖留和竹林密度控制，增加成年竹与其林下经济作物生产配制，大大提高了毛竹的经济效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促进了山区环境的良性发展。
（四）重视环境建设，促成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009年，梅州开始打造“广东文化特色旅游区”品牌，提出“休闲到梅州，享受慢生活”口号，梅州的旅游业有了飞速的发展。为了农业能够协同旅游业共同发展，梅州市政府要求所有经济发展都必须从加强环境建设开始，建设宜居环境，发展宜居经济，促成绿色崛起。作为农业，影响面最广、关系最复杂的产业，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是梅州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所在。为了更好利用本地农业生产资源，积极采用订单农业和精致农业，提高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益。结合梅州重视旅游产业开发和追求“慢生活”，从农业生产准备、过程和结果上，做到以生态为出发点，以环境友好为发展方向，确保过程安全、质量安全和环境安全，打造绿色生态旅游品牌，促进优质生态环境形成和发展的可持续。
（五）引进精致农业，提升农业的发展质量与水平
衡水市位于河北省东南部，总面积8815平方公里，所辖范围包括市区以及下辖的10个县(县级市)。该市作为河北省起步较晚的城市，工业基础比较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匮乏，主要以农业经济为发展主体。根据相关土地调查数据显示，衡水市土地总面积1325.68万亩，其中农用地1044.68万亩，约占土地总面积的78.81%；农用地中用于耕地的面积有856.34万亩，占比高达81.97%。同时，截至2012年，衡水市总人口为442.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高达340.2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77%252。2011年衡水市被列入河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其中有9个县(除饶阳县和桃城区外)被列入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因此，衡水市农业人口较多，农业经济对全市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虽然近年来衡水市经济社会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资源和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严重制约了该市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进一步发展该市特色农业经济，减少对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需要改变农业发展方式，鼓励和发展具有特色性和高效性的生态农业。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学者韦里克针对企业进行战略研究和竞争分析时，提出了SWOT分析法。该方法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环境和条件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优劣势，而外部因素则包括研究对象面临的机会与威胁。通过对内外部因素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及对策等。本文基于上述思想，对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进行了SWOT分析，进而为加快该市生态农业发展提出可参考的对策建议。
二、衡水市生态农业发展的SWOT分析
(一)优势(S)分析
1.自然资源优势衡水市地处河北冲积平原，地势自西向东北缓慢倾斜，境内拥有华北平原上的“一颗明珠”美誉的衡水湖，河流水系分布较广。同时，衡水属于大陆季风气候区，为温暖半干旱型，四季气候特点分明。土壤类型主要以土层深厚的潮土为主，全市潮土亚类面积达43.40万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的62.10%。此外，衡水市在矿产、油气和地热等资源方面也具备一定的优势，农业资源主要包括小麦、玉米、棉花、大豆、花生、蔬菜、家畜等。自然资源优势为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有利于该市新型生态化产品的开发、对传统生产方式进行技术的改造与推广等，进而推动该市快速形成现代农业体系。
2.特色产业优势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市，经过多年的努力，衡水在建设农业强市，发展特色农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性的成就。例如饶阳蔬菜、安平生猪、阜城西瓜、深州蜜桃等传统产业近年来发展较快，形成了特色优势，受到了市场的青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方式的变革，为应对传统农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衡水市也在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围绕特色产业，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园区和合作社，例如邓庄农业园区、武强现代农业示范区、饶阳蔬菜百里长廊等。这种特色产业优势为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天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促进了该市生态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劳动力成本优势由于历史条件原因，衡水市工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无形之中形成了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12年衡水市总人口为442.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高达340.2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77%。以城镇人口占比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2012年河北省城镇化率为46.8%，其中唐山市、石家庄市和廊坊市均超过了50%，而衡水市城镇化水平最低，仅为41.39%，较全省平均水平和唐山市分别低5.41和12.21个百分点。这说明衡水农村地区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亟需往城镇进行转移，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4.区位优势石黄高速、衡德高速等6条高速公路，G106、G307两条国道，S040、S302等12条省道，以及京九铁路、石德铁路等8条铁路都经过衡水市，使之成为贯穿东西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衡水市也是环渤海经济圈、首都经济圈以及冀中南经济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较为突出的区位优势对该市生态农业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都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推动了生态农业的发展。
5.文化优势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层次的文化，经济与文化之间相互依存，文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发展生态农业需要以生态文化作为思想支撑，指导和引领人们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衡水市作为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交汇地，曾涌现出董仲舒、高适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因此，衡水市对于生态农业的发展也有着文化方面的优势，例如董仲舒思想中的和谐、重民等思想理念对该市生态农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劣势(W)分析
1.经济实力薄弱衡水市是河北省起步较晚的农业城市，受建市时间短、历史欠账多和资源基础条件差等因素影响，该市工业发展落后，缺乏高新技术产业，整体经济实力较全省及其他城市比，呈现出较为薄弱的态势。2012年衡水市生产总值实现1011.5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5%，三次产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分别为18.7%、51.7%和29.6%，但是该市的整体经济仍处于全省11个地级市的后三位[1]。宏观层面上，以GDP总量作为衡量指标，2012年河北省各辖市中，GDP总量最高的是唐山市，为5861.6亿元，最低的是衡水市，仅1011.50亿元，唐山市经济总量约为衡水市的5.79倍。微观层面上，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2012年河北省各辖市中，人均GDP最高的是唐山市，为79526元，最低的是邢台市，约为21410元[7]。而衡水市人均GDP22907元，处于倒数第二位，仅比邢台市高1497元，却比唐山市低56619元。可见，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层面看，衡水
2.技术水平落后当今社会，随着科技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技术状况的好坏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尤其对生态农业这种需要依靠高科技作为支撑的产业更是至关重要[1]287。虽然近年来衡水市政府加强了对科学技术的支持和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生态农业发展的目标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2011年，整个衡水市只有473人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科技研究、技术服务以及地质勘查，而从事与生态农业相关的科技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可见，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成为了制约衡水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3.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衡水市虽然是个农业大市，但其农业产业化水平并不高，龙头经营组织数量少，缺少规模性的龙头企业。根据相关统计资料，2011年该市龙头经营组织总数只有110个。这些经营组织中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仅有25个。企业规模偏小、数量少导致了企业经济效益偏低，制约了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并且很难带动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整体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直接影响了生态农业的发展，使得本来具有知名度的一些生态农产品因规模小而占有较低的市场份额。
4.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农业的持续有效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也是生态环境得以保护的重要体现，二者相互影响。近年来，虽然衡水市也在积极不断地进行生态保护机制的创新，制定和实施污染减排措施，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仍较为严重。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统计信息，2013年5－11月衡水市始终处于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中；同时2013年全年中该市空气质量有10天优，69天良，127天轻度污染，59天中度污染，65天重度污染，33天严重污染，超标天数比例高达78%[8]。
(三)机遇(O)分析
1.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发展契机自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地位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此的高度重视，而生态农业建设则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和矛盾的重要途径，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环境质量和健康水平也在逐渐关注。因此，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其核心概念之一就是生产生态产品，而生产生态产品也就意味着需要大力发展生态产业，这为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2.以绿色需求为市场发展前景随着人类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的不断提高与转变，追求绿色生态产品、进行绿色消费成为21世纪的一大特色潮流。同时，人们越来越关注身心健康，开始加大对休闲娱乐的关注，积极参与生态观光旅游活动。可见，无论是物质消费还是精神消费，未来我国消费市场主要是以绿色需求为主。近年来，衡水市凭借自身特色农产品、衡水湖等自然生态观光区等优势，一直作为整个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供应农产品与观光旅游等服务的重要基地，加上人们对特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亟需更多的生态产品供应量，这为衡水市生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3.以新型城镇化为发展载体由于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以城乡统筹为原则，强调绿色低碳、生态节能等基本理念，所以城镇化建设中必然会涉及到生态农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提高技术水平来促进生态产品的生产、加工以及销售，而且还需要一定规模的生产要素等。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和辐射功能，汇集高素质的人才及先进的技术，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促进生态农业做大做强。此外，我国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因此，衡水市生态农业要坚持以新型城镇化作为发展载体，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4.以现代农业示范区为发展平台2012年衡水市武强县被列为第二批部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成为该市首例，并且该批农业示范区中河北省也仅有4个。为了充分发挥示范区的积极效应，该区已经筹划并正在实施高标准、大板块、大循环建设北大洼10万亩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在蔬菜、奶牛等特色产业方面初现规模，并且国内外知名农业龙头企业也相继入驻。因此，要鼓励和扶持农业示范区的建设，制定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发展实施方案，从整合资源、拓展功能入手，使其成为发展衡水市生态农业的新平台，进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水平。
(四)威胁(T)分析
1.相关政策制度不够完善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制度和观念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其创新和变革是经济长期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政策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制约着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目前，虽然衡水市政府也在积极倡导生态环保与生态发展，但主要是围绕衡水湖和城镇进行植树造林，建设森林公园和林业园区，关于生态产业制定的战略和采取的措施较少。现有的政策制度也仅限于节能减排、控制污染物排放等工程，与生态农业发展有关的政策制度还不够全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该市生态农业的推进与发展。
2.生态环境恶化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水、土地等资源的日渐短缺和空气质量状况较差等方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这些基础资源的需要。近年来，衡水市发展方式粗放，工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对生态环境带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例如地下水质、土壤土质污染较严重，土地资源日益短缺等。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直接造成了生态农业缺乏发展的物质资源和条件，阻碍了其规模化和高效化发展，成为衡水市生态农业发展的威胁与挑战。
三、衡水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进行了SWOT分析，本文分别针对政府、企业和农户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以便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全社会的共同力量来促进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尽快实现跨越式发展，真正做到有特色和发展潜力的城市。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和健全管理体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需要政府在该时期中对市场进行组织和管理，同时，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快速有效发展。因此，对于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和健全管理体制。根据自身发展中存在的优劣势，结合目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制定关于生态农业发展的短长期规划，以布局规划来引导生态农业的发展。具体来讲，由于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土地、资金、技术以及基础设施等要素的支持，因此，政府要积极制定相关支持政策来保障和满足其需要。例如生态农业的发展对技术水平有较高的要求，技术的引进或创新需要较高的成本，而这些成本一般很难通过企业或农户自身来提供，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在生态农业发展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放宽金融机构的贷款限制政策，给予企业和农户一定的优惠与补贴，以便能够尽可能降低其发展成本。
(二)发挥和强化企业带头示范作用通过龙头企业把农民生产与市场联系起来，使生态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有机地联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使龙头企业与农民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企业可以与农民通过不同方式的链接，共同发展当地特色生态农业，拓展和占领市场份额。例如一些种植设施蔬菜这样的生态产品，一般前期投入和最终产出之间有时间跨度不等的周期，要做到生态无公害化，期间需要灌溉施肥、喷洒农药等精细的技术指导以及大量的劳动力投入等管理过程。而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委托给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去完成，政府只需适时监督资金的主要流向和项目的进度及绩效即可。对于企业本身，要着眼于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自身生态生产和经营的需要，积极引进新技术，创新自身的生产经营方式。同时，入驻示范园区的企业，要及时抓住发展机遇，结合当地政府给予的一些优惠政策和条件，充分考虑产业之间的关联来合理定位，加强企业间的合作，拓宽产业链的横纵向延伸，实现产业化和生态化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依托生态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积极占领和拓宽市场，提升自身的荣誉、口碑和形象等。
【关键词】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群体结构/发展水平
【正文】
商品生产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指"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卷第381页。）。商品生产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有不同的门类分工和数量特征。秦汉时期，虽然自然经济在总体上占有强大的地位，但商品经济也有明显的发展。这方面，学界研究较多，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注：如，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封建地主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但在农业领域中的商品生产，目前仍缺乏系统的专文论述。本文拟就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经营特点及其发展水平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专业户的兴起与商品化生产
专业户是指在农村中以较多资金和人力经营某项专业生产的农户。通常情况下，专业户的项目收入应超过全部收入的60%。专业户一般都有较高的技术，并且有较强的经营能力，能够为市场提供较多的商品。
战国时期专业农户已展现端倪。到了汉代，随着社会分工的拓展、生产力的提高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专门化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时，专业农户所涉及的门类较多，《史记》（注：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3272页，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卷129《货殖列传》载：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陈、夏千树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zhī＠②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司马迁这段话，学术界多有引证，使用率极高。从中说明，秦汉时期，已出现了专业化的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且都是以赢利为目的大规模的农场式经营。这些大型专业户所经营的生产项目规模很大，各具特色。下面让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就其典型事例做些具体的陈列。
畜牧专业户商品生产。汉代西北地区，除大量官营畜牧业外，还有民间的私营畜牧业。随着畜牧业基地的扩大，畜牧业普遍发展，当时有些地方涌现了以畜牧业经营为主的个体专业大户。例如：
乌氏倮畜牧，乃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0页。）。
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羊数群……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注：《汉书》卷100《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第4198页，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
（桥姚乘官府斥开边塞之机，恣其畜牧）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80页。）。
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传》第2624页。）。
（马援）因地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
专业渔户的商品生产。秦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南沿海、江南、巴蜀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其它地域，渔业资源亦较丰富。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当时除官营之外，民间养殖、捕捞及贩卖鱼类的专业户渐为常见。例如：
"水居千石鱼陂"。注引《正义》曰："言波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2页。）。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7页。）。
（建武三年）寇恩"为候粟君载鱼之得卖"，一次即"载鱼五千头"（注：《"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林业专业户的商品生产。秦汉之时，在西北、关中、巴蜀及江南等广大地区，有许多自然林、竹木密茂，汉时，人工造林较为盛行。随着林木采伐与种植的日益增多，其中商品性经营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汉代，有些人专门从事竹木的商品性生产与经销活动。如据记载：
江南之楠梓、竹箭……待商而通（注：《盐铁论·本议》，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
今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处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diāo＠③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至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注：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见《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36页。）。
园圃专业商品生产。春秋战国时期，树果、种蔬等园圃生产已渐趋普遍。迄至秦汉，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园圃业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了不少的专业户。例如：
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注：《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017页。）。
《襄阳记》载：李衡遣客十人在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吴未，"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注：《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1156页。）。
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一）是规模大，数量多。上文司马迁论及的专业户都以"千"计，有"千足"、"千石"、"千章"、"千树"、"千亩""千畦"。"千足彘"是养250头猪，"牧马二百蹄"是养50匹马，"牛蹄角千"是约养167头牛。其实，司马迁所谓"千"仅是一个约数，言其数目之大，在实际生活中的大专业经营者则往往大大甚于"千"。这些专业户的经济效益也很好。假若马一匹的价格为’7000钱，牛一头为3000钱，羊一头为250钱（注：《史记》《汉书》《后汉书》《九章算术》和《居延汉简》等文献和考古材料皆有关马牛羊价格的记载，但很不一致，这里采用中等的价格计算。）。则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的桥姚，共计收入可达1550多万钱。汉代专业户的经营规模之大已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二）是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从生态学角度讲，农业生态系统远比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生物种类少，食物链短，自我调节能力较弱，易受各种灾害的影响（注：孙儒泳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2页。）。而专业户的生产，生态系统结构要比一般的生产经营要简单得多，物质能量循环成一直线，十分容易造成大面积的灾害，其技术要求甚高。如，卜式就是一个高水平的放羊能手，他始取羊百余入山放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他的经验是，"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宽传》第2624、2626页。）。据分析，即是按时放牧，发现病羊，及时汰除（注：参见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26页。）。再如，马援在洛阳宫中创制了"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的铜质良马，作为标准马式（注：《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480-481页。），他是一位出色的相马专家。在经营管理水平方面，他们一般不进行粮食生产，而是选取农业中市场需求量大的生产门类，用现代人的话讲是能在调整农业结构上下功夫，但又不能一概而论，如秦杨经营被称为"掘业"的"田农"却能富甲一州（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182页。）。总之，他们善于"用奇致富"。
（三）是生产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交换，获取利润。专业户的专业收入占自已生产收入的大部分，生产的目的皆是为了交换，属于商品生产专业户的商品生产成了汉代农业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获利通常达20%。《史记》卷69《苏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注：第2241页。）说明，战国时人从事农业商品生产已追求十二之利，汉人承袭了战国时期的风俗。《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载贡禹曰："富人积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注：第3075页。）这里讲的"十二之利"大概是大贩运商人的年商业利润。司马迁在谈到"通邑大都"大商人追求商业利润时也说"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而他在具体谈到大专业户农业商品生产的利滑时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其中。"通过这些事实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大专业户和大商人的年利润大约皆为20%，而中小型的专业生产者和中小商人的利润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
总之，随着汉代农业生产专业性的加强，出现了不少专业收入占自己总收入大部分、生产目的为了交换的农业专业户，专业户的经营者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经验。这些专业户遍及农业生产的许多部门，其大者，规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它毕竟又是被包围在自然经济的大海之中，在国民经济中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有些学者把农业领域大专业户的商品生产视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依据，显然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田庄主的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
专业户以专门生产某种产品为主，其生产的目的是把它投放市场。田庄主则不同，他占有较大面积或是大面积的地产，其经营的目的和经营方式比较复杂。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汉代在关中、关东内腹地区的土地逐渐走向集中，不少地主拥有大地产。如，宣帝时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封君。"（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传》第1133页。）（成帝时）"（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注：《汉书》卷81《匡张孔马传》第3349页。）"郑太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众之曾孙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桀。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足，名闻山东"（注：《后汉书》卷70《郑孔荀列传》第2257页。）。
这些大地主对地产的经营方式有两种：一是把土地出租，收取"见税十五"的地租；二是自营田庄。土地出租经营的情况比较复杂，地主收取地租，应该说一般是与商品生产无涉。但地主的自营田庄则不同，田庄主的剩余产品有相当部分将用于交换，进入流通领域转化为商品，它是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对当时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地主自营田庄自西汉中叶至东汉一代多见。如：
灌夫"诸所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颖川。"（注：《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7页。）
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他自称）：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注：《汉书》卷66《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2894页。）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成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里。（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列传》第1119页。）另据《水经注》（注：岳麓书社1995年第444页。）卷29《比水注》载樊氏田庄内：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池陂灌溉，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利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
（梁冀）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闻……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注：《后汉书》卷34《梁统列传》第1182页。）。
这些田庄的规模一般颇大，田庄的生产活动以种植业为主，多种经营。上述樊氏田庄除经营广达三百顷的耕地外，还广泛从事林、牧、渔、副、商业。正因如此，地主田庄内生产的产品多样，极为丰富。据崔＠(23)的《四民月令》（注：参见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本。），地主田庄内的产品有：
粮产品：小麦、大麦、椹麦、春麦、粟、黍、jì＠④、＠⑤、稹禾、粳稻、大豆、小豆、稗豆。
油料产品：葵花子、胡麻（芝麻）。
蔬菜产品：瓜、瓠、韭、蓼、大葱、小葱、蒜、姜、芥、芋。
果产品：杏、桃、枣。
畜产品：马、牛、羊、猪。
林产品：松、柏、桐、漆、梓、榆、桑、竹、柳。
渔产品：鱼。
药用产品：术艾、乌头（附子）、冬葵、葶、苈。
加工品：酱、酒、醋、糖、衣、鞋。
其他出产：蚕桑、苴麻、牡麻、兰、苜蓿。
自营田庄的田庄主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供给自己消费，具有自给性生产的特征，剩余部分投放到市场，又有商品性生产性质。
地主田庄经营范围如此广泛，其经济收入亦相当可观。如樊氏的田庄，仅粮食收入一项就十分惊人。他有田土三百顷（即30000亩），以亩产3石计，共产粮食为30000×3=90000石。汉代每人每月口粮若为3石，则一人一年的口粮为36石，90000石粮可供2500(90000/36)人一年的食用。当时粮价若百钱一石，90000石稂，折钱9000000万。若加上"池鱼"收入、"畜牧"收入、"梓漆""竹木""檀棘"收入、"利果"收入、"桑麻"收入等等，其资财肯定超过了1000万。这些收入除用于家庭、家族自身消费、交纳租赋、扩大再生产、支付雇佣劳动的工钱外，当有大量剩余产品投放市场，参与商业活动。生产越发展，商品交换活动越多，田庄主介入商业活动越频繁甚至演化为一种以货殖逐利求富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地主、大田庄主往往都以经营商业著称，如樊重"好货殖"，李通"世以货殖著姓"（注：《后汉书》卷15《李王邓来列传》第573页。），这种现象东汉中后期更加普遍，他们或"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或"船车贾贩周于四方"。故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言：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宝；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注：《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48页。）。
这些田庄主"膏田满野"，广泛经营诸业，其收获之多"满于都城"，所养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但多是为了满足其本人及家族的奢侈消费，"妖童美妾，填乎绮宝；倡讴伎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然而，这些田庄主欲"得其所欲"，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免不了要进行商品生产，把一部分产品投放到市场。看来，自营田庄内的生产活动还是具有较强的商品属性，史料上说其"闭门成市"，主要是言其产品之多，而非说其自给自足。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田庄主的经济实力雄厚，有能力推广先进的技术和兴办各种水利工程，如，二牛三人的"耦耕"法首先就是在大地主庄田内推行的，又如，樊氏田庄内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樊氏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在地主制下的田庄经济，并未摆脱自然经济的特征，田庄的生产安排及收获的农副产品，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地主家庭和家族的生活需要。但它又存在着商品生产。在以往的研究中，只强调田庄主的自给自足，忽略其商品生产，这是不完全的。不过，我们说田庄的商品生产，又不宜把它估计过高。
三、小农的"男耕女织"与部分商品性生产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在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经济虽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它又与市场有广泛的联系，并包括了部分商品性生产。
在汉代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小农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小农有不同的层次结构，他们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从事自给性生产，但也不排斥有的小农出于种种原因从事商品性生产。汉代小农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各不相同，在整个小农经济中形成一个多层级的商品生产结构（注：参阅方行《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构成如下。
其一，自给型农户的商品性生产。
自给型农户把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外在形式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在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曰："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注：第1130页。）《汉书·食货志》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注：第1128页。）《淮南子·主术训》曰："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注：第103页。）《盐铁论·园地》（注：第96页。）谓："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男耕女织"的这种分工，主要是由男女之间的体力和体能决定的。"男耕"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女织"是为了解决穿衣问题，男女合力，"温饱"问题也就解决了。自给型农户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但他们仍会把一小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成为商品。其情况有二种：
一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产品除自用外会有所节余。汉代，统治者为了地主政权基业的牢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往往力争让小农过上"小康"生活以确保剥削之源。"小康"社会对农业生产的要求主要有三项：(1)是种桑养蚕以达到"五十者可以衣帛"，(2)是饲养家禽家畜以达到"七十者可以食肉"，(3)是种植粮食以达到"数口之家可以无饥"（注：《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66页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农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汉代的现实中确是有不少地方官是按这一要求治民的。如，
黄霸为颖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其谷马。"（注：《汉书》卷89《循吏传·黄霸》第3629页。）
龚遂为渤海太守："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注：《汉书》卷89《循吏传·龚遂》第3640页。）
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注：《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王景》第2466页。）
从上述情况可知，"男耕女织"下的自给性农户并非仅仅种植粮食和种桑养蚕，还力所能及地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生业，比较广泛地从事家禽家畜的饲养、种植蔬果、栽植林木。也不意味着"男耕女织"下的自给性农户的产品没有任何剩余。我们曾粗略地测算出，汉代一户中等水平自耕农，拥有60亩土地，全家的收支状况（注：参见黄今言《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载《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6-37页。）：
附图
该表所反映的情况，是一户中等自耕农，男耕女织，全年收入为11200钱，支出10386钱，收支相抵基本持平，略有积余。当然，因涉及到物价的估算等因素，弹性较大，难于精确，这只能说明一个大概。但总的来说，中等自耕农户，拥有60亩耕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在没有天灾人祸，年景正常，社会相对安定，赋役征课较轻的情况下，其产品会有所剩余。而拥有100亩以上的"小康"型农家，可能会有较多的剩余。如果他们把这些产品投放到市场便成了商品。
二是，换取货币，交纳赋敛。汉制，编户齐民的赋役负担有租税、赋敛和徭役三项。其中，赋敛又包括算赋（对成年征课的人头税）、口钱（对儿童征课的人头税）和更赋（"戍边三日"的代役钱），这三项负担都得交钱，每人每年通常的标准分别是120钱、23钱和300钱（注：参见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211-225页。）。假若一个五口之家农户，二大三小或三大二小，又一人需交更赋。那么，一岁需交的赋敛的款项为：
3×120+2×23+300=706钱或2×120+3×23+300=609钱
这一款项折合为粮食则为11石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农户需出卖11石粮才能交纳赋敛所需货币。
这二种情况，只是农户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市场才成为商品，生产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这些商品的生产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
其二，半自给型农户的商品性生产。
这种农民的总产品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于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些农民生产的产品很多是适宜当地自然条件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包括农副业生产。他们换回的产品则多是农家自身不能生产或难于生产的耕具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
"姚俊常种瓜菜灌园以供衣食"（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
"步骘避难江南，单身穷困，种瓜自给。"（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
此外各地农户还广泛从事方物、特产的生产。山西盛产材、竹、谷、lú＠⑥、旄；山东多鱼、盐、漆、丝；江南出＠(22)、梓、姜、桂、犀、玳瑁、珠玑、齿革；西北则多马、牛、羊（注：参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2-3253页。）。无论是山西、山东、江南，还是西北的农户都是因地制宜的生产，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又是奇缺的"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山西、山东、江南、西北各地农民把产品出售后换回的亦是当地奇缺之物，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例如，高后时曾禁止南粤缺乏的铁器、雌性马牛羊，结果遭到南粤人强烈的不满。所以，各农户生产和交换的最终目的皆是为了实现余缺调剂。
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一种农民的区别所在。他们"为买而卖"，从整体来看，仍然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但已有了部分的商品生产。
其三，交换型的农户。
交换型生产的农户亦可分二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的少部分用于缴纳封建租赋和供自己消费，大部分投放市场，以换取生产生活用品。这种农民的家境多不好，因土地和耕具的缺乏，为了维持生计，从事效率较高一项生业进行经营。如，
公孙弘……家贫，牧豕海上（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宽传》第2613页。）。
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注：《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孙期》第2554页。）。
孙钟，富春人，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3页。）。
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他们的商品流通形式仍是"为买而卖"。但他们似乎皆有一定的经营头脑，有的甚称小专业户。他们的商品生产占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另一种农户，商品生产的比重更大，并且主要是为了发财致富，追求利润，追求交换价值的增值。汉代，社会上追求富贵的要求强烈。（注：如，陈涉少时，血气方刚，尚为人佣耕便立下"苟富贯，毋相忘"的大志。又如，刘邦父亲总是赞扬能"治产业"的刘邦哥哥。所以，刘邦当皇帝后对其父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卷8《高祖纪》第387页。而刘邦则有更大的志向，看到秦始皇便喟然长叹："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卷8《高祖纪》第344页。在出土的铜镜中亦多有"富贯"、"大乐富贵"之铭文。所谓"富"是指财产多，所谓"贵"是指地位高，既"富"又"贵"是汉人人生的最高追求。）小农想要求取"富"，通过什么办法呢？司马迁说：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太史公的意思是，涉足商业领域是贫者求取富裕的捷径，在农业生产领域是进行农业商品生产，也就是所谓的"以末补农"。汉代社会上出现的众多小专业户就是小农追求富裕进行农业商品生产的突出表现。如：
余就医偃师，道经陈留，此境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黍稷不植（注：东汉赵歧《蓝赋序》中云，见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62中华书局1958年第814页。）。
三国时魏人赵歧《三辅决录》载"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客宅，养猪，卖豚。故民谓之曰：苑中三公，钜下二卿，五门huō＠⑦huō＠⑦但闻豚声。"（注：《太平御览》卷903引，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第4006页。）
《列仙传》载洛人祝鸡翁，"养鸡百馀年，有鸡千余头。……卖鸡及子，得千馀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鱼池"。（注：《中华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年本。）
从这些记载来看，小农的专业经营所涉的范围主要是园圃业，此外，还比较广泛地经营采伐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如"艾薪者"、"宰革者"、"屠狗者"、"渔猎山伐"者等。这些农户的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他们的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
上述小农三个类型的商品性生产，构成了农民商品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小农经济大海，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使农民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对于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发挥各地自然条件的优势，开发农业资源，调整农业结构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自给型和半自给型的农户占多数，交换型的农户不会大多，由于他们生产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交换，所以对市场来说只是一个不稳定的商品来源。农民农业商品生产所生产的产品多属日常生活的一般必需品，规模亦不可能很大，还不可能从事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生产垫支量较大的农业商品生产。按晁错的说法：五口之家，只有二个劳动力，且不说经济上是否有能力购置耕牛和农具，仅劳力上就明显地不能胜任需要三个劳力同时操作的"耦耕"，更遑论象樊氏陂那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在经营管理上，小农没有象田庄主那样把人力合理地配置到复杂的田庄生产中去的能力，只能小范围的沿袭"男耕女织"的传统或男子力耕女子送饭。价值规律对农民农业商品生产虽然也起一定作用，但对大多数农民生产的品种和耕地面积的影响不大。
四、农业商品生产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估
上面就汉代从事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和经营特点做了些概括性的叙说，下面就当时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作些总体评估。
首先应该看到，在汉代市场上农产品是比较多的，是商品构成的主要成份之一。据《尔雅》《方言》《说文》《急就篇》等书的记载，当时人们认识利用的物品种类已很多。如，《尔雅》《释草》载草名100多种，《释木》载木名几十种，《释鱼》载鱼名70多种，《释鸟》载鸟名90多种，《释兽》载兽名60多种。汉人认识、利用的动植物有如此之多，肯定会有不少以商品生产的形式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仅《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在市场上营业额很大的商品就有不少：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浆千，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gǎo＠⑧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杖，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zhī＠⑨茜千石，马蹄qiào＠⑩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彩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niè＠(11)曲盐豉千dā＠(12)，鲐＠(13)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孤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者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依上述司马迁的记载，并结合其它文献和考古资料，汉代市场上农产品的种类有多种多样。例如：
粮食类：有粟、麦、菽、梁、谷、糜、＠⑤麦、秫、＠⑤、＠(14)＠(15)等。
家禽家畜类：有马、牛、豕、羊、犬、鸡及肉、脂、头、肝、肺、舌、胃（肚子）、肠、颈、脾、心、肾、牛革等。
蔬果类：有姜、瓠、毋青、大荠种、枣、栗、橘、韭、果、大薯、戎介种、茭、成介、瓜等。
竹木类：有竹、漆、、梓、桂、樵、qiū＠①、豫章、榆木等。
水产类：有鲋、鲐、鲛、鲤、鳗、鳝、鲰、鲍等。
在西北边陲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虽然远离经济中心地区的中原，农产品市场亦颇为繁荣。如据《居延汉简》的记载，在当时，市场上出售的粮食类：粟、梁、谷、糜、黍米、大麦、＠⑤麦、秫、bèi＠(16)、＠(14)＠(15)等。副食类：肉、脂、头、肝、肺、舌、胃（肚子）、肠、颈、脾、心、肾、牛肉、鸡、鱼、姜、曲、豉、大薯、成介等。牲畜类：牛、马、羊、狗、豚等。其他：还有箸、檠绳、折橐、牛革、汲桐、檠弩绳、扬弩绳、桐绳、dùn＠(17)革、上火革、席、榆木、漆、胶、芯、椠、＠(18)皮、茭、大荠种、戎介种、付子、木、麻、目宿等（注：参见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市》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高维刚《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载《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这些农产品投放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兴旺，商品经济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汉代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发展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分散性。
当时，农业商品生产，大多分散于各处田庄和各个体农户，集中的大规模的专业农户所占比例不是很多；生产和销售的时间亦颇为分散。据《四民月令》的记载，关于农产品的贸易，除一月、九月、十二月外，其余各月都有买进和卖出，卖出的农产品有黍、粟、大小麦、麻子、种麦、胡麻、缣、帛、弊絮等。其次，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地区虽广，从中原沿至边陲，但边远地区还有处于"不待贾而足"状态（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0页。），商品生产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原一带。司马迁所言的专业农户所在地区，除畜牧业外，主要分布在安邑、燕、秦、蜀、汉、江陵、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陈、夏、齐、鲁、渭川，都在中原或在其附近。就中原内郡地区，因受自然地理、社会文化条件的限制，农业商品生产也还是比较分散。再以司马迁指出的那些专业农户所经营的生产项目为例，也远未达到那些动植物生物生长范围所能达到的所有区域，具体说，"桑"在南北皆可种植，但文中只提到齐鲁，"漆"南北皆可种植，而文中只提到陈夏，关中、江南是"竹、木"的主要生产地区，文中仅提出渭川，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汉代农业商品生产中规模巨大的大专业生产者毕竟不是多数，比较广泛的还是分散狭小的小生产者，生产量和销售量往往也很小，如朱买臣只不过是"担束薪""卖以给食"罢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农业商品率约为30%，农业商品化水平不算很高。
汉代，虽然是我国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有诸多不正常的成份，它没有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往往是虚假的畸形繁荣。在上述专业户、田庄主和小农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当中，只有专业户的生产经营才是完全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商品生产并不是很广。以男耕女织、以自给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试对当时的农业商品率作一个十分粗略的测度。
所谓的农业商品率就是农产品的商品值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比。根据情况的不同，我们可以估算整个国家的农业商品率、单项产品（如粮食）的商品率和以一个农家为计算单位的农业商品率。吴慧先生曾匡算出我国古代粮食商品率为百分之二十几，并指出计算的关键是估算城乡人口的比例，计算的方法大致为：城市人口比例减去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地主、官吏和军士的比例，再加上农村中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比例（注：《关于中国商业史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载《平准学刊》第四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4页。）。关于汉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学术界已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约为40%-45%，一种认为西汉约为27.7%、东汉约为27.5%，一种认为西汉未年约为17.7%（注：参见何兹全《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我们若采用折中的估算，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7%左右，又假设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地主、宫吏、军士的比例和农村中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比例，两者相抵消，那么，汉代的粮食商品率当应为百分二十几。
农业商品率与单项粮食商品率的情况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区别。城市人口基本上是非农业人口应当是没问题的，但城市中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官吏、军士所消费的其它农产品仍要购买。所以，汉代的农业商品率肯定会超过单项粮食的商品率，也就是说肯定会超过27%。
汉代，以一个农家为计算单位的农业商品率又有多少呢？根据上述对汉代一户中等水平农户全家收支状况的测算，其一年的收入为11200钱，支出中的食盐、农具、赋敛、祭祀、人际关系、医药都得通过交换，卖出的农产品折合货币共为2386钱，另外自用有余布为5匹，合钱2000钱，若其中2.5匹布出售得钱1000用于当年消费，加上上面的2386钱，那么，卖出的农产品折合货币增至3386钱。这样一个中等水平农家商品率为3386/11200，约为30%。有人曾估算中世纪西欧一般农家的商品率为44%，而传统中国农家的商品率为14%（注：参见马克yáo＠(21)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16-123页。）。看来他们的估算并不一定能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但不管怎么说，汉代的农业商品率并不算太大，农业商品化水平仍不是很高乃可确认。
汉代农业商品化水平不高，主要是受到诸因素限制，限制因子有三：（一）是小农经济结构的制约。汉代，"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公元2年和140年的家庭人口规模分别为4.87%和5.07%，其中又以"自给型生产"的农户占多数。"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注：《马克思思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这一时期社会上占相当比重的农副业生产，都融入小农家庭生产的大海之中，大大地制约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发展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二）是工农业产品差价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汉代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悬殊，形成一个"剪刀差"。也就是说，付出同样的劳动，从事农业生产收获的少，而从事手工业收获的多。试略作估算，《淮南子》卷9《主术训》载："夫民之为生也，一人zhí＠(19)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注：岳麓书社1989年第100页。）即一个农夫一年劳动所获粮40石，若一石粮食的价格为60钱，共折合钱为2400。又按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若一个农夫一年投入这项生产的时间为200天，即每日劳动的工钱为24。但一个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200天，可获钱4000（注：参见黄今言《汉代自钟农经济的初步探析》载《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即每日劳动的工钱为40钱，是从事粮食生产的1.7倍。家庭手工业与粮产业相差已如此悬殊，铁、铜、盐、漆、酒、陶等业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导致大批农人去农从事其它手工业生产或"去农经商"，阻碍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三）是国家干预，搞单一农业。西汉中期，汉武帝出于统治需要，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农业领域，搞单一的小农经济，垄断"山林川泽"资源。在经济作物区设桔宫、羞官、漆官进行控制，还增收渔产税加强渔业生产管理。这些政策显然是挫伤了大专业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秋
＠②原字卮的繁体
＠③原字周加彡
＠④原字禾加祭
＠⑤原字禾加（广里加黄）
＠⑥原字纟的繁体加（虍下加田下加皿）
＠⑦原字口加（艹下加隹下加又）
＠⑧原字高下加禾
＠⑨原字木加（后去口加巴）
＠⑩原字（踩去采）加敫
＠(11)原字蘖去木加米
＠(12)原字艹下加合
＠(13)原字此下加（鱼的繁体）
＠(14)原字禾加旁
＠(15)原字禾加皇
＠(16)原字米加（鞴去革）
＠(17)原字木加盾
＠(18)原字木加禹
＠(19)原字（踩去采）加庶
＠(20)原字臼下加儿
＠(21)原字土下加两土
本文作者：余世学工作单位：四川省凉山州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
制约因素
资源要素约束一是气候资源。凉山州光热充沛，降水一般都在1000mm，雨热同季，但时空分布不均，季节性、区域性缺水明显，冬半年降水量不到全年10%，夏半年集中全年降水量的90%以上，大多数地区降水量都在800~1100mm，雅砻江西部、金沙江河谷降水在700~800mm。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加剧,极端性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冰雹、洪涝、低温冷害、冻害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二是土地资源。近年来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耕地锐减势头基本得到遏制。但是，随着退耕还林、还草等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和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稳定耕地面积的难度越来越大，耕地质量提高的趋势也并不明显。2010年末累计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2.88万hm2，仅占全州耕地的21%。中低产田占总面积的70%以上，其单产水平只占全州平均水平的70%～80%，主要分布二半山和高山坡地，土层浅薄，又无结构，水土流失，跑水跑肥，形成旱、薄、瘦、蚀。三是劳动资源。农村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壮年农民大量进城就业，农村缺乏有思想、有技能、敢创新的示范带动人才，影响了新技术、新成果在农村的推广应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被闲置，不少地方已出现了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只有靠增施化肥来提高产量，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由“十五”末10.6564万t提高到13.8122万t，增加近30%。2.2基础设施约束一是投入总量依然偏低。财政收入增长而支农资金比重却下降。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每年在提高，但主要体现在惠农政策补贴方面，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投入所占比例不增反减。二是多头管理造成投入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如农业综合开发、大型商品粮基地、优粮工程、农田水利等分属不同部门。三是小型农机设施滞后，导致机械化使用、维护和管理都存在问题。科技支撑约束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科技，科技进步是发展粮食生产的决定性力量。依靠科技支撑粮食发展，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科学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农业科研工作特别是农业应用基础性研究缺少稳定的资金项目支持，产前、产中、产后的集成配套技术研究不够；二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农业科研人员深入农业生产一线不够，“为论文而科研、为职称而科研、为经费而科研”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成果评价考核办法体现农业科研特点不够；三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基层推广队伍长期得不到补充，知识陈旧，推广工作没有形成合力，机制不活。科技创新水平低，支撑能力不强，发展粮食生产缺乏科学的思路和科学的办法。比较效益约束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对促进粮食产业发展、稳定粮食价格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现有补贴方式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明显，刺激粮食生产的作用相对不够。二是目前粮食价格还没有完全反映市场需求和供给关系，对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一定影响。三是扶持粮食生产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待完善，稳定发展粮食产业的基础不牢。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劳动力价格上涨，加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按市场劳动力价格，绝大多数粮食作物是亏本生产，粮食的比较效益低。其他约束一是粮食生产规模小而散，集约化程度较低，区域优势、规模效应不明显；二是市场发育不够，特色农业起步低，包装简陋，名牌产品少，市场竞争力不强；三是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产、供、销服务体系不健全，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不强。四是粮食产业组织模式是一种不稳定、不成熟的组织模式。粮食产业化水平低，粮农和粮食流通加工“两张皮”，由于规模实力的差距，粮食产销利润分配不公。
提升粮食产能潜力的途径与政策建议
土地资源潜力一是中低产田增产潜力大。中低产田占总面积的70%以上，其单产水平仅占全州平均水平的70%～80%，通过培肥地力提升粮食产量的空间还非常大；二是可开发耕地潜力大。凉山州2010年统计，年末实有耕地35.13万hm2，土地二调面积59.2万hm2，据调查，近期可开发的宜农荒地达5万hm2，潜力较大。三是秋冬闲田潜力大。全州近期可开发利用晚秋和冬闲地面积达8万hm2以上。气候资源潜力“低纬度”的地理位置，复杂多样地形地貌，造就了凉山州光温资源充足、水能资源充沛、干湿季分明、垂直变化显著以及冬暖夏凉、年气温差较小、日差较大等资源稟赋。“北方的阳光、南方的温度、印度洋的气候”为动植物的生长、繁衍创造了独特的极为有利的环境条件。以西昌市为中心、以安宁河谷为中轴的四川省第二大平原，具备发展粮食生产的“温、光、水、热”自然优势；有“不是海南，胜似海南”的美誉，在传统农业粗放经营模式下，仍可以满足“一年熟、两年足”的初级目标。具备了发展“增、间、套、围”多熟种植提高复种指数的气候保障。粮食单产潜力凉山州有小面积水稻单产超900kg/667m2、玉米超1000kg/667m2、马铃薯超4500kg/667m2，小麦超700kg/667m2，荞麦超250kg/667m2的高产典型，但就全州而言，基础设施还很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农业生产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2010年粮食平均单产仅291kg/667m2，比全省平均水平342kg/667m2低56kg/667m2，较全国平均水平331.5kg/667m2低46kg/667m2。在栽培技术、科技减灾、更换良种等方面大有潜力可挖。科技增产潜力目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潜力基本消耗殆尽，粮食发展将更多地依靠科技成果和增产技术在生产中及时运用，取决于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素质高低。全州17个县市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机构，现有大学本科院校1所、农业中等学校两所，州属农业科研机构6所。在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生物技术、生态技术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水平。通过增加科技投资，努力改良农业人力资本和生产要素资本，既是推动凉山州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又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有效途径，具有很大潜力。实现途径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常抓不懈。基于粮食生产与发展的特性、增产的优势与潜力、影响的主要因素等方面的分析，今后一个时期，不仅要明确指导思想，加大财政投入，重要的是必须本着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原则，全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工作。构建特色效益粮食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凉山州优质特色效益粮食产业化作为一项带全局性、方向性的举措来抓，充分发挥安宁河谷和高山寒温带特色资源，瞄准马铃薯、荞麦、优质稻、食用玉米、燕麦等地方特色粮食产业，认真分析研究各个支柱产业的特点，制定完善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推进路径、战略措施和办法，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不断完善凉山州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提升产业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加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力度，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立足资源优势，做好特色文章，作响绿色品牌，推进绿色特色产业加快发展，以创建“大凉山”农产品品牌带动全州品牌经济发展。完善农业科技支撑体系一是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二是强化推进粮食标准化生产进程。制定和完善农业生产技术标准，坚持不懈地推进标准化生产，确保粮食安全。三是加强农民培训。力争做到户有一个科技明白人，村有一批致富带头人，每个特色产业有一批技术能人。四是广泛开展高产创建活动。围绕优质马铃薯、苦荞麦、优质粳稻、燕麦等主导产业组建完善一批专业技术服务队伍，普及应用轻简栽培、病虫害综合防治等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引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同时加强农科所和示范场等科研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完善示范功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健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体系一是全面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2015年新增有效灌面4.09万hm2，改善有效灌面1.73万hm2。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产粮区硬件设施建设，使沟、渠、路、电、仓储以及信息网络相配套，建设一批高标准的旱涝保收基本农田，提高抗灾避灾能力。二是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生产。围绕马铃薯、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关键生产环节，大力推广机械深松、精量播种、机械化栽植、联合收获、节水灌溉、保护性耕作等重点农机化技术，力争2015年全州农机总动力达到341万kW，年均增长10%以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5%以上，年均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三是积极开发利用农村能源。在金沙江河谷积极研究和示范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提灌站。每年新建3万口农村户用沼气池，推广大中型沼气工程3处，在二半山和高寒山区不适宜建沼气池的地区推广生物质炉3000台。四是全面加强农业综合执法，切实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州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工作。健全粮食市场营销体系加快建设农产品营销体系，大力扶持农产品经纪人、专业营销队伍、加工营销企业，扩大销售网络，促进农产品销售。加强农业品牌宣传，积极引导专业合作社上联市场下联农户，精心组织开展农超、农商对接活动，扩大对接品种范围，拓宽销售市场。新建一批上规模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力争把凉山州建设成为川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集散地。健全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技术支撑和依托，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主导，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和经营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发展现代粮食生产的体制机制一是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实行股份合作、土地合作社、租赁、承包、联营等模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创新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完善农村服务机制，支持发展农业保险，逐步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加大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扶持力度全州基础设施条件还比较落后，中低产田比重达70%以上。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已经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瓶颈”。建议加大力度扶持凉山州标准农田建设，建成“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涝能排、旱能灌”的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的高产稳产田。对非重点粮食产能县进行扶持凉山州会理、会东、西昌、冕宁、盐源、昭觉、布拖、喜德、德昌9个已列入国家新增500亿kg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县和四川省新增50亿kg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的布局县，会理县被纳入四川省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强县。有一定资金支持，但其他县开展产能建设资金少难度大，希望切实加大投入力度，按照“突出粮食生产、支持优势特色”的原则，合理确定优势区域和关键支持环节，突出抓好水稻、玉米、马铃薯、荞麦4个主导产业发展。进一步整合各类农业资金，重点支持新增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加大对高产高效创建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扩大范围，配套一定资金和物资，按照主导作物高产创建目标和“百、千、万”示范推广模式，深入实施良种良法入户到田工程，加大高产栽培技术体系集成、创建、推广力度，“农、科、教”三结合，确保“技术人员到户、良种良法到田、技术要领到人”，主推技术到位率达到100%。加大对良种补贴的扶持力度把凉山苦荞麦、燕麦等优势作物均纳入良种补贴范围给予扶持，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2010凉山州水稻、玉米、小麦、青稞良种补贴实行全覆盖，国家实施马铃薯原种生产补贴试点工作，凉山州2010年实施了5333hm2的原种生产补贴面积，有效调动了凉山州群众种粮积极性。但作为地方特色效益粮食的荞麦、燕麦等作物却一直没有纳入良种补贴，马铃薯良种补贴实施面积小、受益农户少，不能满足绝大多数农户对优良种薯的需求。这些作物的主产区都是贫困彝族聚居区，更需要重点扶持。将马铃薯主产县纳入产粮大县补贴范围将凉山州马铃薯种植面积在6667hm2以上的县纳入产粮大县补贴，资金额度按产粮大县规定补助，以便又好又快地发展马铃薯产业。提高农技推广人员综合素质积极落实国家农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基层部分农技人员技术落后，知识老化，观念陈旧，很难适应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对新技术的要求。应加强对在职专业技术人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及专业技术的培训学习，建立一支德才兼备，充满活力，能适应新时期农技工作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技推广队伍。另外，近年由于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老弱妇幼，文化素质不高，接受新技术能力差，迫切需要高素质的农技推广人员深入基层开展农民培训和科技指导工作。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一是大力扶持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龙头行业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形成“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增强龙头企业发展后劲。二是走集约化经营的路子，改变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营建高标准的粮食生产基地，走高质量、高产出、高效益的路子。三是深化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积极引导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向有经济实力、懂技术、善经营的企业和大户流转，实现粮食产业区域化规模化发展。
南方山区地形上的特点是西高东低，西部分布着高山高原，中部山原和盆地交错，多山地。逐渐过渡到东部的低山丘陵。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历史上南方山区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大体来说，东南山区比中南、西南山区开发得早，到宋元时期进入大开发阶段，以塘堰为主的灌溉水利广泛兴修，明清时继续发展，这部分内容本人已有专文作了论述。①而中南、西南山区虽然开发的历史也很悠久，但开发的范围有局限，规模也不大，明清时才进入大规模开发期，不仅开发丘陵冈地，高原山地亦都有不同程度的开发，同时兴修了许多农田水利工程，扩大了水田面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中南、西南山区降水量丰沛，除秦岭山地和云南省北部年平均降雨量为500—800毫米外，其余地区一般皆在800—1200毫米以上。鄂湘川粤大小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桂黔滇岩溶山区虽然地表水不多，但地下水蕴藏量大。然由于降水分配不均，加上山区坡陡流急，溪水易涸易涨，使农业生产常遭干旱洪涝的威胁，故要发展生产就需兴修水利。然而山区地形复杂，地势起伏急剧，垂直变化显著，地貌复杂多样，水热条件各异，致使兴修水利不易。明清时南方山区各地因地制宜，采用多种形式和设施利用水资源，发展农田水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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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基金课题“明清南方山区开发研究”的论文之一。
①本文范围只包括中南、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内容参见拙作《明清东南山区的灌溉水利》一文，载《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一、明清南方山区农田水利的发展
(一)湖北丘陵山区和陕南山区
湖北东、西、北三面环山，地貌分属鄂北岗地、鄂东低山丘陵和鄂西山地三部分，中南部为江汉平原。鄂北岗地和鄂东低山丘陵开发历史悠久，今南漳、宜城一带在秦汉时分别修了长渠和木渠，引蛮河水灌田，渠道沿途还与陂池相连。此两渠历代皆有维修。唐宋时鄂北和鄂东开垦加快，塘堰修筑渐多。如崇阳县在唐宋时筑有华陂、石枧陂、白泉陂等。宋代在枣阳县建平堰，引水渠道跨山涧9处，号称“灌田十万顷”。明清时除维修原有塘堰外，还兴建了许多小型塘堰。如明前期麻城县有灌溉塘堰1477口①。黄陂县水利亦较发达。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3称：“按黄以陂名，而河塘陂堰以万计是利灌溉。”万历《襄阳府志·水利》载全府有陂塘堰湖共1182所，万历时比原额新增168所。该府宜城县的长渠、木渠明清时多次维修，清光绪时长渠灌田4000顷，木渠灌田3000顷，加上东西两山水田，总计有水田11000顷，丰收年能收粘稻百万石之多③。湖北中部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州等明清时大量利用泉水灌溉。京山县位于大洪山山麓地带，泉水丰富。雍正《湖广通志》卷76称：“京山县地远多山泉，民引泉为机，堰水为业。”还利用温泉灌溉稻田，“其收数倍”③。钟祥县利用猪龙池等泉水灌溉农田百余顷，县西又有5泉灌田甚广。荆门州北20里有南泉，灌田千顷④。
鄂西山区山大林深，以往开发不够，人烟稀少，明清时期才有了较多的开发。北部荆襄地区，明前期进入的流民达百万之多，为了加强管理，成化十二年设置郧阳府，其时开垦荒田达143万亩⑤。清代人口增加更快，嘉庆年间郧阳府人口比明万历时增加近8倍，荒地继续得到开垦。山农主要种植旱作物，但在山间平坝和河谷平原也兴修水利，发展水稻。如郧县“近郊多平原，水田产稻颇佳。”以县西北30里的武阳堰、县北5里的盛水堰最巨，二堰修建年代悠久，历久沦废，明弘治中知府胡伦主持修复。清康熙十七年又修盛水堰，灌田百余顷⑥。另有横塘堰等十余处，各堰皆灌溉下种百余石之田⑦。郧西县“山岭之下，多成平坝”，于是在溪水上筑堰引水灌田。如洪武初在县西北15里筑千工堰，灌田干余亩⑧。清道光时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载郧西县有20多堰，“每堰下种百数十石”，产稻较多。故《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谓：郧西“居民开成水田，连迁逾陌，故其产谷较胜洶阳、山阳诸邑。”竹溪县“川原乎旷，溪流潆洄”，清代有官堰等17座，各堰多的灌溉二三百石田，少的亦灌溉数十石田。水田风景“绝似江乡”，故其米谷之饶，“洵阳、白河客民亦借资焉”⑨。房县“平原膴膴，溪流清漪”，以潵潵堰最大。明万历中知县朱衣修筑此堰，“凿石为斗门，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为管(涵管)七十余”，以时蓄泄，灌溉上中下畈稻田万余亩⑩。又有白土等18堰，每堰溉百石数十石田不等。同治《房县志·水利》称：“郧属六邑惟房犹号裕米之乡，而稻田灌溉惟恃塘堰。”竹山县虽“山势陡窄，鲜膏沃之地”，但县西宝丰一带稍平衍建有安河堰等十数处，各堰灌溉数石数十石田。保康县因山高谷深，水田较少，然亦建有十数处堰，所产稻谷可供县城之用⑾。此外郧阳府东面的均州，在明初建石板滩蓄水堰，灌田数百顷，万历中知州王家业又主持修治，清中叶时效益仍大⑿。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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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弘治《黄州府志》卷3《惠政》。
②光绪《宜城县乡土志》卷4《物产》。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3《湖广二》。
④《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2、352。
⑤《明宪宗实录》卷167，成化十三年六月。
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9。
⑦《三省边防备览·民食》。此山区稻田面积以种计，大约一亩地合下种市斗4升，合仓斗6升7合之数，见同治《房县志》。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9。
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⑩王世贞：《潵潵堰斗门门碑》，载乾隆《房县志·艺文》。
⑾《三省边防备览·民食》。
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8。
南恩施地区为崇冈峻岭，林深箐密的山区，明代清初，这里多数为土司属地，大部分地方“土广人稀，荒山未辟”，开发程度很低，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建施南府后，“流人麇至，穷岩邃谷尽行耕垦。”主要种植包谷等旱作物，但在“山行平旷处，皆开田种稻”①，开始兴修农田水利。如雍正末张冲知来凤县，“导浚水源，设甬道(凿山开成的渠)滋灌溉”，使城西南之地成为膏腴水田。恩施县亦引九渡溪水灌田②。
鄂西地区明清虽有较多的开发，但水利兴修仍然有限，农业以旱作物为主，水田约占耕地的十分之一二。
陕南山区地貌属秦巴山地。除汉中盆地开发历史悠久，水利自古较发达外，其余地区到明清时期才得到真正开发。开发大体是从东向西。从河川原地到丘陵低山，直至高寒山地。商洛、安康与郧阳地区接邻，明代前期亦是广大流民的流寓之所，因流民的入籍，明成化时升商县为州，增置商南、山阳二县，又划洛南、镇安辖于商州。清前期大量流民再次进入秦巴山地，山区进一步得到开发。
商州有丹水流过，下通汉江，清代多次整治航道，疏凿险滩以利水运。史称：“丹水自燕脂关东流过说法洞，绕州城南，又东至张村铺、商洛镇、龙车寨，经流二百里，两岸随地皆可开渠”③。水利的发展还与擅长种水田的流民迁入有关。《三省边防备览·民食》谓：“商州，……湖北武黄、安徽潜六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军糈之资不劳外境。“但商州除本州水利较好外，其余的县只有一些小渠堰，各渠堰一般灌田才数十亩，所以水田很少，主要种植包谷等杂粮。
安康地区明代称金州，万历十一年改为兴安州，乾隆四十七年因流民的大量迁入，“户口较前增至数十倍”，遂升为府。清代府属以“汉阴、平利水利为最，安康次之”。汉阴县沿月河作渠数十道，灌田2万2千余亩．清末时有官渠堰19处，民间私堰不下数百处，灌田数十万亩④。平利县有坝18处，引水灌田约四五万亩⑤。安康县主要在恒河上筑堰，位于龙口的名千工堰，康熙五十六年于龙口南七里更筑一堰名永丰堰，两堰共灌田千余亩，至乾隆时灌溉面积扩大到万亩⑥。另外紫阳县、洶阳县清代水田亦有发展。道光《秦疆治略》卷65称：紫阳县“境内四面皆山，依山之麓除沟窄水陡者，余悉开成稻田，引水灌溉，旱潦咸收。”洵阳县“居民因势开堰，虽无官渠，而稻田极多”⑦。
汉中盆地四周都是山县，明清时始兴修水利。南面的宁羌州(今宁强县)，嘉靖初知州李应元“以山民不知水利，特凿七里堰引水灌田千余亩，获利甚饶。民自是争相仿效，凡山间平地有水之处概成良田”⑧。清代嘉庆时宁羌约有渠田万亩。西面的略阳县嘉靖《县志》记载；县境四面皆有稻田，东路两河口一带至小寨西溪止，南路道岭子一带至铁佛寺止，西路横现河至今竹坝石门河止，北路小八度一带至五行三川止。水稻业的发展必然建有相应的水利设施。东面的定远(今镇巴县)清代有堰渠多处，灌溉稻田约二三万亩，以九军坝产稻最美。然总的来说，该山区堰渠仍少，故《三省边防备览》称；“讲民食，留(坝)、凤(县)、宁(羌)、略(阳)、定(远)、洋(县)均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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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来凤县志》卷8。
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51。
③雍正《陕西通志稿》卷40《水利二》。
④民国《陕西通志稿》卷60。
⑤《三省边防备览·民食》。
⑥雍正《陕西通志稿》卷40，民国《陕西通志稿》卷6。
⑦民国《陕西通志稿》卷59。
⑧光绪《宁羌州乡士志·政绩》。
(二)湖南丘陵山区
湖南北面为洞庭湖区，东、南、西三面环绕山地，中部以丘陵岗地为主，红层盆地和灰岩盆地沿河呈串珠状排列。洞庭湖区和湘、资、沅、澧下游地区开发最早，后来又向四水中游丘陵岗地发展，唐宋时期中部丘陵地区修建了不少大中型塘堰工程，明清时堰更加发达，还大力设置筒车、龙骨车等灌溉农田，周围山地亦兴灌溉之利。
在湘江流域：明清时丘陵地区普遍讲究水利。如宁乡县于明成化间由民谢崇玺等修太阳坝，号称“灌田万顷”(实荫田5千亩)。清代“自乾隆戊戌旱后，凿井挑塘筑堰蓄水，点滴不肯轻泄，沿河两岸横江叠坝驾筒车汲灌，又有手挽曰手车，脚踏曰脚车，随田高低用之”①。清代时祁阳县在湘江支流祁江、烟江、清江、白河、白水、三江等河流“两岸，居民因势乘便堵筑堰坝，兼用筒车引水灌田不下数十万亩．”其他小涧支流皆足以资蓄泄，还凿有众多池塘，“塘田为最多，堰田次之”，塘田面积超过了堰田。故称“祁阳宜稻，农皆水耕”②。零陵县在明代由知县陈福山“修筑堰塘溉田二百余顷，民赖其利号曰陈公堰”⑧．湘东山地和南岭山地明清时随着大量开发山田亦兴建多种水利设施。清代平江县“重梯作垄”“半岭凿塘”④。醴陵等县“多山田，皆资于陂泽池塘灌溉，惟近河设筒车以荫”⑥．邑中陂塘不下5百余处⑥。攸县因有陂堰灌溉，多种植早稻，早稻收获后再种大豆、荞麦，形成一年两熟制。山上多开成梯田，种植一季稻⑦。郴州不仅修筑陂堰塘坝，还有“筒车之处动以千计”⑧。桂阳州“山顶上皆田，而顶上多泉，并无旱暎之忧”⑧。永州府明代山田增多．成化中扬崇任知府，“境内山田多旱，崇亲视渠堰，连岁有秋”⑩。清代时更“勤于垦荒，山麓皆治”，“垦山为陇，列植相望”。道光《永州府志》卷5载该府水利：“永明(今江永县)、江华皆赖有陂水，永明之陂五十，其水田较多，江华之陂十有四，其水田较少。……新田山丛地狭，然其南十都为陂五十，其北四都为陂二十有七，大半取资于潭山之春溪，故邑小而税额多。于永明至八属，山田可通笕引泉者，每种旱稻。法类区田。取水艰者，纯种包谷及杂粮，其用力也少，其收获也逸。”该府山田已多于平田，“郡境山田十之七，水田十之三。”山田多筑陂引溪河、泉源之水灌溉。
在资、沅、澧流域：明清时除偏僻的湘西一些山区外，多有兴修水利的记载。在资水流域，明洪武二十七年工部委官主持修筑邵阳县铁塘陂、代陂等⑾。北面的新化县筒车灌溉普遍，在12条资水支流“沿岸，民设筒车壅坝水激之使自环转，挹水以灌田”⑿。在沅水流域，明弘治间虞球任辰州府通判，“见高田水涸禾苗易涸，亲诣田间，相视水道．令民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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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宁乡县志》卷8《风俗》。
⑧嘉庆《祁阳县志》卷4引旧志。
⑧雍正《湖广通志》卷45引(明一统志》。
④同治《平江县志》卷1《《赋役》。
⑤嘉庆《醴陵县志》卷4《水利》。
⑥民国(醴陵县志．水利》引旧志。
⑦顺治《攸县志》卷18《农事》。
⑧嘉庆《郴州总志》卷5。
⑨赵宗文：《教绥民多垦水田论》，同治《绥宁县志》卷36。
⑩正德《湖广图经志书》卷13。
⑾隆庆(宝庆府志》卷3《山川》。
⑿嘉靖《薪化县志》卷2。
陂塘潴水，民受其利”①。该府溆浦县早在三国时已开辟序溪(即溆水)一带良田数百顷，成为宜稻之地。明清时水利更加发达。明成化三年当地民覃希纯筑干工坝，灌区起湖田坪迄茅坪村袤三十余里，坝以石筑，至二十一年才成，“引射龙湾水灌田四万有奇。”清同治《溆浦县志》称“邑水利大矣”，所筑工程有球(即圳、渠)、有堰、有塘。除建平塘外，还修筑山塘，“因山为池，于两山中凿池使深引泉注之，而塞其口为堤使厚而坚，用以潴水。”如杉木塘等7个塘皆如此筑成，类似今之水库。山区的陂在溪流上筑坝，主要作用是壅水，而山塘在山谷中筑坝，能蓄积更多的水，山塘的增多说明山区水资源得到更多的利用。上游的沅州府水利亦较好。明万历末蔡心一知麻阳县，“麻阳多石田苦无水，心一相地势筑陂堰凡四十余所”②。清代乾隆《沅州府志·水利》载：麻阳县有塘堰130余所，芷江县有塘堰泉134所，黔阳县有106所。该府水利设施多样；府境之水“资以溉田者有二：曰山溪、曰洞泉。壅溪曰堰，引堰之水而入田者曰圳，亦有障堰而蓄水者日陂，通泉曰渠，刳木引渠之水而入田者曰枧，其凿地而潴水者曰塘，举具*[奭=斗]塘之水而入田者曰斛，转轮激水曰车陂，亦曰车堰。”以陂塘堰之利最大。澧水流域的澧州水利也有较多发展。如明成化间俞晝以御史出判澧州，大筑陂堰，“灌田可万顷”③。然而在永顺府、乾州厅、永绥厅和凤凰厅一带，史称“苗地山多田少，种稻谷者无几，俱种杂粮于山坡”④，还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塘堰沟渠很少，筒车和水车亦稀少。南部的靖州“荒山甚多”⑤。水利亦不发达。
(三)四川丘陵山区
四川西部属青藏高原，以牧业为主，东部为四川盆地，以农业为主。盆地在龙泉山以西为川西平原，中部为方山丘陵山，东部为平行岭谷区．盆地四周围绕着海拔1000—3000米的山地。明代之前四川主要在川西平原兴修水利工程，南起乐山。北到绵阳的水田农业区秦汉时已形成。其余地区多山丘，唐宋时得到较快开垦，但多开成畲田种植旱作物，只沿河两岸引水种稻，南宋时川中始修筑梯田植稻。明代人口和耕地均未超过唐宋盛期，开垦记载较少，但农业技术有所提高，在川中、川东丘陵区多有兴修山湾塘堰的记载。清代四川人口大增，大量开垦山丘地，提倡兴修水利，山丘区水利有了较快的发展。
明代川中的合州(今合川)、中江、遂宁、富顺、井研等州县都有兴修塘堰的活动。合州在明洪武时修筑塘堰150处⑥．中江县于成化二十年由知县王皋主持兴修陂塘⑦。遂宁县在嘉靖时太史杨名撰有《劝农亭记》，称“陂塘沟港潴蓄水利各宜及时用功浚治”等语⑧。积极倡导水利。富顺县北10里的朱家堰，为明代创置⑨。在井研县，嘉靖时知县萧溥筑高滩、潺泊二堰，其后知县杜如桂兴建塘堰更多⑩。川东明代时只有部分地区水利发展较快，如成化四年唐博知巴县，“相地筑塘堰凡百有七十所，巴人赖之”⑾。在江津县，“明嘉靖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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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雍正《湖广通志》卷46。
②乾隆《湖南通志》卷105《名宦》。
③雍正《湖广通志》卷46《名宦志》。
④乾隆《乾州志》卷4。
⑤同治《绥宁县志》卷36。
⑥万历《合州志》卷1《陂塘》。
⑦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⑧乾隆《遂宁县志》卷2。
⑨光绪《叙州府志·水利》。
⑩光绪《井研县志·建置》。
⑾道光《广西通志辑要》卷4。
令杨元吉劝农修塘堰车闸五百七十五座”①。又正德《四川志》记载：长寿县有堰47座，塘1283口；涪州有堰153座，塘1363口；丰都县堰4l座，塘253口；忠州堰116座，塘162口；新宁县堰11座，塘127口。而其余州县水利兴修甚少。
“蜀自明季兵燹之后，户口凋残八九。”清初在四川施行奖励垦殖的政策，吸引大批外省穷人如楚陕闽粤之民迁入四川，形成移民湮没土著的现象。康雍时四川弃荒地已得到垦复，乾嘉时进入大量扩殖山丘的阶段，同时积极修筑梯田，发展农田水利，促使旱地改成水田，水田移上山丘。
川中地区，在岷江及支流沱江流域，雍正十三年井研县令黄光灿令民在旁田隙地掘陂塘蓄水，共掘塘千余区②。仁寿县于乾隆三十二年筑成古佛堰，灌溉华阳、彭山、仁寿3县田14000亩③。资阳县“县属水田全藉塘堰以资灌溉，其用力少而成功倍者惟筒车为最。”咸丰《资阳县志》载有塘堰26座，而筒车堰仅资溪上就有96座。清中期内江县有堰共158所④。以上是资州的水利情况。嘉定府塘堰亦多；同治《嘉定府志·水利》载所属犍为县为堰共45所，其中新建24；塘8l所，其中新建19。荣县有堰187，塘1768，其中新建739。威远县有塘642，其中新建253。在嘉陵江流域，以绵州、潼川府发展塘堰较多。绵州在乾隆中开翥鹤堰，灌下游山田数万亩；嘉庆十七年修治涪翁堰。灌田l万亩；还有史君堰，亦灌田l万亩⑤。潼川府的三台县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由熊绵及其子熊升龙先后建成惠泽堰，灌溉潼绵二属田16500余亩⑥。嘉庆十五年至二十年知县沈昭兴倡捐修复永成堰，计可灌田2万亩⑦。射洪县在乾隆二十五年由县令何辰主持修广寒堰，堰坝用石砌成．石缝熔铁汁灌之，溉田3千亩⑧。光绪《蓬溪县志》卷11载县内有堰沟241条，堰塘165所，其中聚星堰由知县刘善源筑于同治十年．遂宁县西南有广济堰，康熙五十八年知县施士狱修筑，乾隆二年改建成石堤，约灌田万亩。县东北有永济堰，乾隆九年知县田朝鼎倡修，在射洪嘴溪水上筑堰，灌溉杨渡坝田2万余亩。乾隆时全县共修堰130余处⑨。乾隆七年尤秉元知乐至县，劝民开沟筑堰。道光时统计乐知全县有堰共444所⑩．乾隆二十一年安岳县令江伍圆谕民修筑堤堰，共建塘堰2126处⑾。潼川府一带是四川有名的少水干旱区．清代努力兴修水利，较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川中其他州县，清代亦多有兴修水利的记载。繁不胜举。
川东地区；长江从该区中间穿过，低山与谷地平行相间排列，故“川东一带率皆田高河低，不便引水作堰”⑿。清代时努力克服地形困难，发展塘堰和水车灌溉，其中以重庆府水利兴修最多。在巴县，雍正元年开宋家沟南北堰，灌田约万石⒀。乾隆时知县王尔鉴倡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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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江津乡土志》卷1。
②光绪《井研县志》卷4《建置》。
⑧光绪《资州直隶州·水利》。
④嘉庆《内江县志》引旧志。
⑤同治《直隶绵州志》卷lO《水利》。
⑥民国《三台县志》卷2《堤堰》．
⑦光绪《潼川府志》卷4《堤堰》。
⑧嘉庆《四川通志》卷23《堤堰》。
⑨乾隆《遂宁县志》卷3《水利)。
⑩道光《乐至县志》卷11《水利》。
⑾道光《安岳县志》卷6《堤堰法》。
⑿道光《江北厅志》卷2(水利》。
⒀民国《巴县志》卷2《塘堰》。
利，“巴之堰。指不胜屈，巨者182，旧塘587，新塘1719”①在永川县，乾隆十九年单思迈知永川，筑堰300，塘数百处。乾隆以后，“堰倍于前，塘数十倍于前，合计堰700余，塘2800余处，水利从此大兴”②．在江津县，乾隆十九年邑令王政义、二十九年黄正澄先后奉文陆续新修渠堰97道，开筑新塘238口，补修陂塘157口，并修淤塞陂塘87口．三十年全县计有塘堰1154口，三十年以后新添塘堰不下1500③。在涪州(今涪陵县)。嘉庆间筑橘子董大堰，灌田数千亩，道光初又筑散水坝、马滩河堰，效益亦大④。有的县清代时塘堰少，就架设龙骨车灌田。如定远县，“定邑无堰，春水稍迟，民皆用龙骨车引水层叠逆上数十丈”⑤。夔州府的开县、万县，清代亦发展灌溉种植水稻。“夔府产稻之乡首开县，次万县。”水稻多种在平坝地区。开县沿东溪两岸用筒车灌溉沃田数百顷，县西的临江市又有水田数百顷⑥。“万(县)临大江多溪河，里甲塘堰之数不可胜计。其地大半山田而为腴米之乡”，小塘尤多达5千余⑦。又奉节县在乾嘉间，里人王天成相度地宜，傍山修堰，引九眼龙洞泉水，逦迤六七里，名七里堰，沿岸开田二千余顷，约出稻谷干余石⑧．此外清代时该府一些平坝地区排水不畅，因此进行了排涝工程．如奉节县南岸齐峨山坝地，巫山县坪垄坝和大宁县(今巫溪县)羊乔坝，四周为山环绕，溪流从暗洞排水于外，由于山地开垦后水土流失加重，使消水洞出现淤寒，清代多次进行疏浚工程。
川北、川南地区：川北水利多数地区从清代始兴。如龙安府石泉县：“民业山，唯种荞麦充粮”，乾隆中石泉知县姜炳璋，“因教以注水作堰法，民遵行之，始知有水田利”⑨。保宁府的阆中县。嘉庆二十四年。川北道黎学锦在城东北2里筑石坝．开通济渠，以灌负郭田；又制筒车引江入渠，济冬春之不足，“环阆旧无堤堰，兹渠成而水利始兴”⑩。东面大巴山区，“连山叠巘，绝少平原”。清代“巴(今巴中)属之民多楚黔流徙，善于开垦土山，无石则旋绕挖作水田，故梯田甚多。”乾隆时在南江县北大坝地方，筑坝开渠，营治稻田⑾。光绪《太平县志·风俗》称；“昔为老林，今虽多半开垦，然地气高寒只宜洋芋包谷，低处依山凿田引水作堰，故种稻者三，种杂粮者七。”可见川北地区清代多有开垦，还修筑梯田引水种稻。但因山多而高，粮食作物还是以旱作为主，主要在低处及平坝地方兴修水利。经营稻田。川南叙州府在清代也有开发，各州县多兴修塘堰灌溉，以宜宾、南溪修建较多。其南溪县合堰，光绪间修，可灌田万余亩，又有海棠堰，灌田6000余亩。此外兴文县除修堰外，还架设筒车灌溉，架筒车的河称之为水车河。因叙州府为四川边地，清代设屯兵守戌，屯兵亦从事开垦活动。雍正八年胡漪任雷波厅卫守备，令民开垦田畴，教以播种，又在北门外修筑堤堰，引龙洞泉水，灌溉大坝田数千亩，此处“初犹土也”，是种植旱作物的，兴水利后改种水稻⑿。川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清代水利亦得到发展。如乾隆元年改酉阳土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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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巴县志》卷2《水利》。
②道光《永川县志》卷2，光绪《永川县志》卷2。
⑧光绪《江津乡土志》卷1，民国《江津县志》卷l。
④同治《涪州志}卷1，民国《续修涪州志》卷3。
⑤道光《重庆府志》卷1《山川》。
⑥《三省边防备览》卷9(民食》。
⑦同治《万县志》卷9《地理志》。
⑧光绪《奉节县志》卷8《水利》。
⑨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⑩道光《保宁府志》卷9《堤堰》。
⑾《清高宗实录》卷733，乾隆三十年三月。
⑿光绪《叙州府志》卷6《水利》。
酉阳直隶州，开发加快，乾隆十五年李光爽任酉阳州，“教民辟荒菁，兴水利”①。之后新修了一系列塘堰。该州秀山县巨丰堰筑于乾隆三十二年，永丰堰筑于嘉庆二年；黔江县据道光六年统计，旧有蓄水塘114口，新开塘58口，旧有堤堰101道，新修堤堰62道②。泸州的九姓乡是土司地，清代康熙初长官司吏目黄飞龙修土地岩大堰，灌田千亩；乾隆十三年长官司任户烈修得用堰，灌田5百余亩；嘉庆十六年长官司任清修太平堰，长15里。灌田6百余亩③。彝藏少数民族聚居的宁远府，原来多利用天然溪泉灌溉，清后期在官吏的提倡下亦修堰兴利。咸丰《冕宁县志》卷5称：“前此资挹尚少，近由官吏倡导渐多砌堰。”
明清时四川水利最发达的地区仍为川西平原，其他山丘区水利明代主要发展川中、川东塘堰水利，清代时四川各山丘区水利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山丘区地形起伏。修筑的塘堰规模小，灌溉面积仍然有限。清代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大力提倡种植水稻，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但四川气候冬干春旱，水稻插秧时期往往缺水，为了克服塘堰灌溉的不足，于是从雍正乾隆起开始推广“冬水田”种植制度。冬水田在秋季收获水稻后，即收蓄雨水，以备翌年春季插秧之需。冬水田实是一种大面积上的蓄水工程。冬水田田塍一般高1尺左右．但汇集径流多的地块，往往筑有2—3尺高的田塍。此类冬水田称为囤水田。它在春季可供附近二、三亩干田整田插秧需水．其放水后仍可种植一季稻谷。清代四川由于梯田开辟增多，冬水田在山丘区分布很是普遍。《三省边防备览·民食》谓：川东“楚粤侨居之人善于开田，就山场斜势挖开一二丈三四丈。将挖出之土填补低处作畦，层垒而上，绿塍横于山腰，望之若带，由下而上竟至数十层，名曰梯田。山顶不能作池则就各层中田形稍大者深耕和泥不致漏水。作高塍二三尺，蓄冬水以备春种之用。如平地池塘，然其泥脚深颇能耐旱．”道光时王培苟讲；四川“江流不经之处，甚多山田，层累而上，山上可种稻，遍山皆稻田。直至山顶，层层如梯”④。山田修筑水利工程不易，但“山田蓄积冬水亦可种稻”⑤，因此清代四川的梯田多发展成冬水田。冬水田“分散蓄水，分散用水”，弥补了山丘区塘堰等水利工程有限，分布不广的缺陷，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四川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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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②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4规建志。
③光绪《泸州九姓乡志》卷1《山川》。
④邬庆时：《听雨楼随笔》卷5。
⑤嘉庆《眉州属志》卷9《风土志》。
(四)粤桂丘陵山区
广东丘陵山区最早开发的是一些交通要道地。宋元时期由于中原人口的南迁开发加快，兴修水利的记载增多。明代“以中州谪戍之民填实岭表卫所，于是州县城廓之民大都非百粤之旧”①。当时主要开发珠江和韩江三角洲，但山丘区在地方官的倡导下亦有水利兴修的活动。清代一再颁布鼓励开垦山场荒地的政策，于是粤东山丘区普遍得到开发，各地皆修筑陂塘堰坝，并引泉架车灌溉农田。
粤北山区：南雄州在明洪武年间修筑保昌县陂塘9所，始兴县陂塘7所。之后永乐、成化、嘉靖年间皆有修筑②。清代所筑陂塘更多，嘉庆十七至二十二年间，南雄知州罗含章倡捐并督民新建水陂13座，修复14座，新开塘97口，共溉田2．1万多亩③。道光时程含章在南雄“尝开陂塘五十有三矣”④。韶州府乐昌县在洪武二年由知县索彦胜筑官陂，灌田百余顷，清代顺治时改建为石陂⑤。据万历《广东通志》卷27统计，韶州府共有陂塘圳泉457处。西面的连州在明代永乐间筑阳山县黄村陂、连陂、中峒陂、大陂、朝头陂等；景泰间又筑龙板陂。粤北山区自然条件差，水利的兴修使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得以改善。
粤东山丘区：明代因经济发展的需要，新设置了许多州县，如和平县、长宁县(今新丰县)、永安县(今紫金县)、连平州、饶平县(治下饶)、大浦县、平远县、镇平县(今蕉岭县)等。这些山区州县或多或少都有水利兴置。如饶平县嘉靖时有陂38所，但和平、永安、长宁等山邑“作渠导水不藉陂塘”，而是“沿长溪作转轮车取水上渠，其渠大小五十余所”⑥。西边的河源县水利以圳为主，“往往以一圳而灌数十百顷，无忧于旱也”⑦。粤东的嘉应州(治今梅县)水利也好。有蒿窟湖在州西南7里，周2里，深7尺，水利甚溥，开有39圳引湖水灌溉；新菴塘，塘周1150丈，溉莆心、杨古状、白土三乡田；五官塘，明正德中筑，溉州东南沿山田3千余亩，康熙三十三年又修。又长乐县(治今五华县西北华城)清代所筑水利工程较大，如周琯圳，位于县南50里，县人周琯所凿，泉流30里，灌田万余亩⑧；镰子角树拦土陂，道光二十一年乡人凌华倡建，灌田千余石。可见粤东水利在明清时得到较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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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德庆州志·提封志》。
②嘉靖《南雄府志·提封志》，嘉靖《始兴县志·陂塘》。
③道光《广东通志》卷119。
④程含章《与所属牧令书》，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38。
⑤同治《乐昌县志》卷3《水利》。
⑥万历《广东通志》卷34，万历《惠州府志》卷6。
⑦乾隆《河源县志》卷10《水利》。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6。
粤西山丘区：肇庆府和罗定州有西江从它们境内流过，水利条件较好，开发也早，明清时继续发展。据万历《广东通志·水利》载：肇庆府新兴县有陂6，其中筑于洪武间的有云区陂，灌田60余顷；罗马陂，灌田40余顷；观登陂，灌田70余顷。景泰五年又筑黄莫陂，灌田120余顷。上代已建明重修的陂有马菴陂，灌田100余顷；社墟陂，灌田500余顷。康熙《肇庆府志·水利》载山区县的陂数：新兴县陂7、阳春县13、恩平县10、广宁县19、封川县16、开建县31陂共灌田300顷、德庆州13陂(其中5陂筑于明代)共灌田702顷。以上陂灌溉面积都较大。又据《嘉庆一统志》卷448记载，德庆州还有新村塘等13所塘，皆修于康熙年间。罗定州于明万历五年升泷水县置，领东安(今云浮县)、西宁(今郁南县)二县。此二县“层峦叠障”，多徭僮之民，万历五年设县后，闽广之人多移籍于此，开垦田地兴修水利。早在弘治二年翟观知泷水县，已“辟荒田九百顷，凿水圳四十八”①。以后万历十四年，西宁知县林致礼又开东、西圳，“凿山通圳，绕郭东西数十里”，灌田百余顷②。清康熙《罗定州志·陂塘》载：州有陂27，其中四寺陂最大，灌田15106亩；东安县有陂36；西宁县有陂10，还有东、西两圳。高、雷、廉(今属广西)等府除雷州半岛为台地平原地貌，宋元时已大力开发水利，明清时水利较发达外，其他地区山深土旷，明清时才真正得到开发，尤其是乾隆后山场荒地开垦迅速，但由于“山岗硗瘠者居多”，“无泉源可资灌溉”，水利兴修仍是不多。据万历《广东通志》记载，高州府共有陂塘163所，另有障田的堤岸和圩岸27条，但无大规模兴修水利的活动。廉州府弃地更多，水利处于初创阶段。如嘉靖间张岳守廉州，“广为陂池，教民稼穑，当时田畴之利开于公者十常八九。”府志载有8个陂塘为张岳倡筑。然清初，因“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当地人民仍“未谙引灌之法”，即使近水之地亦只垦辟成“地”，种植旱作物，而未垦成水田。之后地方官积极倡导水利，如乾隆时知府周硕勋特雇工匠造水车作示范，督臣班第又制造水车分发到合浦县试演。还募江南熟习农业之人来廉州府城附近开成水田50亩以为倡率，乡民于是得知水田营治之方法，重视耕种水田，乾隆十九年合浦县共承垦水田3640亩③。以后廉州府修筑陂塘、堰坝渐多，水田也渐增多。道光《廉州府志·水利》称：“迄嘉庆至今种田之法更为精密，凡海匡以及坡地皆可插秧，即岭蛹淡田多以灰粪培植，故其收成视常有加。”道光《钦州志·舆地》亦称：“前此不粪不耘，今则先冬犁田以晒雪，当春进粪以插秧，……附山者凿沟筑坝，在原者凿井开池，近水者制车造桔或引灌。”由于讲究水利、施肥和精耕，因而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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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广西通志》卷250。
②康熙《罗定州志·陂塘》。
③道光《廉州府志》卷11《水利》。
海南岛山地台地区：海南岛沿海多台地，中部有五指山和黎母岭。琼山县因临近雷州半岛，地形又较平坦，故首先得到开发，宋元时即修有渠塘水利。明代水利扩大到沿海四周的台地。因“琼郡田多倚山垦辟”，故其水利设施大多具有山丘区的特征。正德《琼台志》有较详的水利记载，以琼山县水利工程最多，有26处，其中迈容车坝，“绝溪筑栅作水车升水灌田千余顷。”此水车应为筒车之类。其次是崖州有17处，其中椰根陂、湳乙沟、水南沟、桶井、达陇沟、埋鹅陂皆各灌田100余顷，仰重沟灌田200余顷。其他州县如澄迈、临高、定安、文昌、会同、乐会、儋州、昌化、万州、陵水等都有陂、塘、沟(渠)、坝、泉等水利。而儋州有几处水利效益较大，如大江，源自沙锅岭，蜿蜒百余里入海，沿江两岸皆截流作堰，架车灌田千余顷；湳丹坝，元末酋长陈荐观疏通泄于大江，明正统二年县丞何晖复筑坝，灌田干余顷。又德义泉、那细泉皆灌田百余顷。岛中部的黎族多居住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坝，“熟黎地多水田”①，黎境河流四布，引水至为便利。有谚云：“东路槟榔西路米，盖郡东界田不及西界，故荒年多取充给于西，西界田不及黎田，故河下每日米船多出黎村”②。清代在海南推行招农垦荒政策，大陆移民在嘉庆后大量迁入海南岛，部分移民深入山区，开辟山地。同时黎族所居的山区亦进一步开垦，多辟为稻田。张庆长《黎岐纪闻》称；黎族“依山涧为田，脉厚而水便，所获较外间数倍。”水利多取自然之水灌溉。
广西除郁江流域平原外，其余地区广布山地丘陵。明清时开发加快，明代采取招民开垦、移民屯垦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清代仍实行鼓励垦辟的政策，尤其是雍正间实行改土归流后，外省人口得以大量移入广西，还迁入到桂西少数民族居住区，把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开来。由于努力垦殖，广西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清初为733万亩，嘉庆时增到920万亩。在地方官员的倡导下，山地丘陵区兴建了不少陂塘堰坝水利工程。
桂东北山地：明洪武年间先后两次大修桂林府兴安灵渠，恢复了漕运的畅通，并可“溉田万顷”③。永乐、成化间又修筑。清代修浚灵渠达10多次。灵渠是明清时广西的重点工程。府南的阳朔县灌溉也较好。康熙《阳朔县志·田土》中将“田”分为四类，皆有灌溉设施。文中说：“陂田，平畴沃壤得水最先，涝旱无忧；车田，平畴沃壤枕近河旁田，因车激水，潦旱无忧；山田，高原峻垄凿水通亩，常忧旱魃；坑田，山径之间因泉垦地常忧涝。”该县小河甚多，故以筑坝成陂引水和架筒车提水的水田占多数。而府北面的全州明代时开发还不够，到清代时才渐开垦。康熙时“耕作既久，林蓊渐尽，山原旷土，遍布垦种，……无复昔日枭獍之虑。”康熙《全州志·水利》载：本州有陂塘35座，所属灌阳县有塘坝陂32座。全州还多泉水，灌田甚多。平乐府的富川江、荔浦河一带宋代已利用此两江水灌溉田畴，明代因江水泛滥，“两江左右弃田万余顷”，嘉靖间广西参政曾存仁“召民佃作，且度其受水多寡为石堤以备旱潦”④。清代荔浦县还在濒江之地筑坝架车灌田。有山国之称的富川县清代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方式引灌农田，“西山流高借势开渠灌溉为冲田；其流远崖高者筑堰灌水为坝田；东山泉涌分流灌溉为井田；平冈汙泽筑堤蓄水留坝以时泄润为塘田；至若江流岸高堰水不及则塞坝激水架筒转车以灌润为车田；又有高旷之处垦种稻谷旱禾，乘春多雨早种早收，无雨则或用斗戽或用桶吊或用桔槔”⑤。此外恭城县、平乐县、永安州(今蒙山县)等多利用溪河筑坝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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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历《广东通志》卷70《外志》。
②正德《琼台志》卷7《水利》。
③《明史》卷88《河渠志六》，此处“顷”应为“亩”。
④嘉庆《广西通志》卷250。
⑤乾隆《富川县志》卷1《水利》。
桂东南山地丘陵：该地明清时努力兴修水利发展水稻生产．如梧州府的怀集县(今属广东省)明嘉靖间在怀溪南倡筑僮家陂，万历末被水冲坏重筑，灌田百余顷。万历十年还凿石开圳引天马山泉水灌田。乾隆《广西通志·山川》载怀集县有41个陂塘。该府容县在嘉庆年间修筑的思登陂、李家陂、水源陂、石村陂皆灌田百余顷以上。同时期苍梧县在江水上筑陂架车灌溉者有6处，共灌田400余顷，另外还有10陂①。乾隆《梧州府志·水利》称：“梧郡田壤多倚山距河亟需水利，故灌溉之术农民百计讲求，甃砖以引之曰圳，架竹通之曰笕，树栅畚土以潴之曰陂。”郁林州(今玉林县)水利亦较好。明洪武二十七年凿郁林州北流、南河二江灌溉②。清后期有水灌溉的农田所占比例较高。光绪《郁林州志·陂坝》载：“郁林州田亩有陂坝水灌溉者谓之陂垌，无水溉者谓之旱垌。旱垌十之六，陂垌十之四。”即灌溉面积占田亩总数的40％。与其他山区州县相比，这一比例是较高的。南宁府的横县在明代水利就不错，农田中多塘池，还引溪涧水灌溉。嘉靖时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载：“吴浙农家甚劳，横之农甚逸。其地皆山乡，有田一丘：则有塘潴水，旱则决塘窦以灌。又有近溪涧者，则决溪涧，故横人不知有桔槔(水车)。”城内还设有鱼塘360口。府治宣化县(今南宁市)亦多有水利兴修。明嘉靖十五年至十六年，知府郭楠先后重修铜鼓陂(永乐二年筑)、川山陂、龙门陂三大陂塘，灌田共300余石③。清康熙间知府赵良壁又带领民众于天瀑江筑堤堰壅水灌田④。
桂西山地丘陵：以往开发不够，明清时才得到较多开发，兴修水利记载渐多。桂西又多壮、瑶、苗等少数民族，这一时期土司州县也兴修了一些水利。思恩府“初仅八百余户”，“瘴雾昏塞，薄午始开”，经明代开发后，“今治四野宽旷，轩豁秀丽”，“江水既通，商货辐凑，益比内地矣”⑤。清·道光时李彦章治思恩府，“于郡南之江上，大开水田，试种早稻，求是种而栽焉。盖自道光八年始，自是郡中既得再熟，种者渐多。”并制造水车，取水灌溉⑥。该府宾州(今宾阳县)明清时水利修筑较多。永乐三年州判王成美督筑新官陂，溉田2000余亩。万历十一至十三年，知州饶敬承于州城南的室水上堆石筑堰，建闸6座，以激水灌田，并疏浚水道30里，以便通航。万历《宾州志·陂塘》载：州有陂66，塘4；所属上林县有陂35，塘3。府南武缘县清代时在8条河溪上筑堰架车，共灌910顷农田⑦。太平府的崇善县“山石绵延，巉崖险窍”，明正德时土官赵琯筑崇善水陂，嘉靖时又修。嘉靖二十七年知府周允又筹修平峒水陂。庆远府宜山县于乾隆十五年借司库银2400两，给各垦户以为工本，在县城东南20里的洛潢河筑坝修堤，到乾隆十九年，“兹堤坝石工俱已告竣，实丈得可垦田六千二百余亩”⑧。然总的来说，桂西开发程度比桂东低，水利兴修也有限。
明清广西水利发展的特点，我们可据嘉庆《广西通志·山川》的水利工程统计数作些分析。据统计广西(不包括廉州府)共有水利工程1179处(包括郁江流域平原的藤县、平南、桂平、贵县共55处)，其中河溪沟307、湖潭20、陂堰548、塘池121、渠圳5、井泉105、江河筑堰架车条数73。这些统计数字虽然不完全，但仍可看出广西水利的特点：①因广西山丘分布广泛，为了拦蓄河溪水灌高田，多在河溪上修筑陂堰，成为重要的灌溉设施。②广西河流众多，集雨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37条，其余小河小溪更多，这些自然河溪水资源得到了颇多利用。③广西泉水和岩洞地下水丰富，引泉或凿井出泉灌溉很是普遍，井泉数量约占工程总数的10％。④明清广西筑堰架设筒车灌溉发展很快，20多个县都有此设施，广布在桂中、桂东南、桂西南地区。筒车设置在坡陡流急的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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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广西通志》卷117。
②谈迁：《国榷》卷10。
③嘉庆《南宁府志》卷3《陂塘》。
④嘉庆《广西通志》卷118《山川》。
⑤苏浚：《广西郡县志》，《粤西文载》卷11。
⑥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早稻之法》。
⑦嘉庆《广西通志》卷117。
⑧《清高宗实录》卷455。
(五)云贵高原山区
云、贵地区高原山地分别占两省总面积的94％和95％。明清以前开发不够。云南惟滇池、洱海坝子一带农业水利较发展，而广大山区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人烟稀少，耕作山田多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贵州省建制较晚，到明永乐十一年才设立行省，建省前经济发展缓慢，水利只兴修了少量的陂塘。明代在云贵地区大量设置屯田，移民开垦。云南明代屯田最多时曾达126万多亩，占全省在册总耕地面积的42．5％。故正德《云南志》称：“云南屯田最为重要，……今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偏列于原野。”贵州设有20卫，共有屯田95万余亩。明代兴修水利多与屯田有关。清代移入云贵的汉民更多，水利兴修也更多。
云南高原山区：明代主要在滇东南盘江流域兴修水利．滇东高原盆地(坝子)和湖盆众多，著名的如滇池、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等，明代皆进行了治理利用，如浚凿尾闾、整治河道以排泄洪涝水，修筑堤坝，开挖渠沟以灌溉农田(滇池水利不在本文范围)。阳宗海位于云南府宜良县西35里，湖周70里。明代建有汤池渠和文公渠两项水利工程。县西北引湖水的旧汤池沟，“广不盈尺”，灌溉面积很少。洪武二十九年西平侯沐春为了满足屯田灌溉的需要，发卒15000人，由同知王俊率领，从阳宗海北端“因山障堤，凿石刊木”，开凿6里长的汤池渠，下接大城江，再入铁池河(南盘江)，“其流袤三十六里，阔丈有二，深称之”①。灌溉宜良坝子治农田数万亩。之后嘉靖年间，由临元道文衡督修，又建汤池渠的扩建配套工程文公渠。先在县北江头村大城江上，修筑一座拦河低坝，又于坝上游开渠至宜良县城下，长70余里，沿途筑水硐(涵洞)72所，“溉军民田二百余顷”②。文公渠也是利用阳宗海作水源。
抚仙湖在澂江府城(治今澄江县)南10里，周300里，西南面有隔河与星云湖相通，星云湖周长80余里。明代除利用两湖水灌溉农田外，重点是治理两湖出口河道海口河(又名清水河)，先疏浚河道，又在南北两条流入海口河的山沟牛舌箐和梅子箐两岸建石坝，使山水循轨顺行，避免砂石壅塞海口，于是湖水得以畅泄，减轻了湖滨农田的洪涝灾情。
异龙湖位于临安府石屏州治东2里，周150里。异龙湖灌溉效益颇大，“计湖上下两旁灌田三百余顷”③。但沿湖农田常遭洪患，需进行治理。明嘉靖年间石屏知州“治海口，建六闸”，对湖尾间海口河进行整治，筑坝设闸控制湖水的蓄泄。在异龙湖水排入泸江处，隆庆和万历年间进行了疏浚筑堤等整治工程。
杞麓湖，位于通海县城北3里，湖周长150里，地跨通海、宁州(今华宁县)、河西三州县，湖周围有农田约90000亩，半数需赖其灌溉。明代对入湖溪河进行疏浚，筑堤拦蓄山水成湖池，以对山洪起缓冲作用。又对湖水的唯一出口落水洞(排水暗河)进行疏挖，使湖水顺利泄入南盘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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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显：《汤池渠记》，正德《云南志》卷29。
②康熙《宜良县志·山川》。
③乾隆《石屏州考》卷1《舆地志》。
④参见《珠江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8月。
明代滇东高原除利用和治理湖泊外，还在南盘江的支流上筑坝，引水灌溉。重要的有交水上的天生坝、交水坝，白石江上的陆凉新坝，泸川的永惠坝，弥勒州的构甸坝等。天生坝位于曲靖府沾益州城北5里交水上(南盘江上游干流)，明天启间总兵杨禄筑，开有东西二渠，“城南北三乡八伍二铺田亩咸资灌溉，合州水利莫广于此”①。交水坝，位于沾益州城东南10里，亦是在交水上筑坝，起初为土坝易冲毁，宣德十年曲靖千户梅用“率军构木凿石为坝”，建成拦河的木石坝，并增筑石闸，灌溉农田百余顷②。陆凉新坝，位于今陆良县城东的白石江中，明天启年间创筑，清雍正年间在其下游10里处重新修筑，故称为新坝，有13孔闸坝，灌溉22个村寨农田，成为南盘江上最大的拦河闸坝工程。永惠坝，位于广西府(治今泸西县)西4里泸源洞处，即南盘江支流泸川的伏流河段至岩洞出露处。万历二十二年知府主持兴修，坝的两岸开挖两条渠道，附近田地成为膏腴之地③。构甸坝，位于广西府弥勒州城南80余里，建于万历四十三年，工程包括在伏流地下河水出露处的龙潭哨、黑龙潭和巴甸溪(今甸溪河)上的三座拦水闸坝，并开有上、中、东、西4条渠道，灌溉竹园坝子30000多亩农田④。
明代滇西高原也有一些水利工程，以洱海地区水利最好(不在本文范围)。洱海东南云南县明代所修陂坝灌溉效益较大。如景泰年间，云南县巡行副使周鉴等倡修宝泉坝(今名游峰坝)，位于县城西北20里，可积水御旱。县东南45里有荒田陂渠。嘉靖间分守参政石简倡议筑陂凿渠，灌溉县东南平壤千顷。县东北lO里又有品甸陂，嘉靖二十二年修复，又新兴坝、段家坝等也皆为明代建⑤。楚雄府的姚州(治今姚安县)有坝淜近20处，“潴水以灌田”。以大石溯最大，多次修筑。崇祯间知府孔元德又筑丰乐溯，聚水溉田岁增谷千余石⑥。
清代云南主要在雍正至乾隆时期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雍正三年至九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督促各州县修建水利：如云南府嵩明州嘉丽泽开挖新河排水。涸出田地10000余亩；宜良县在被淹洼地开河5道排水；临安府泸江水因流入岩洞泄水受阻。进行凿石疏河筑坝等工程，解除了田庐被淹之患；建水州疏导李浩寨山泉开成大渠灌溉农田等。又临安府之阿迷州、蒙自县，曲靖府之寻甸州、宣威州、澈江府，楚雄府之镇南州，东川府，武定州之禄劝县，大理府之云南县、浪穹县，永昌府等皆有水利工程的兴修⑦，从而促进了水稻业的发展。后据雍正十一年云南布政使陈宏谋的调查，前此滇中已兴水利工程有70多处，工程形式有凿源泉，浚河身，筑坝闸，开堰塘，设枧槽，架水车，筑堤埂，开河尾及分支流等⑧。乾隆二年。一直在滇任官职的张允随撰《论云南水利》一文，论述了云南多山条件下水利工程的特点。
明清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居住的一些山区，农业耕作技术有了进步，亦注意兴修农田水利。如开化府多壮族、苗族，康熙六年改流设府。府境泉水多汇聚形成龙潭，康熙七年引府西异龙潭水灌田，之后府境龙潭有65所皆被利用来灌溉农田⑧。临安府多哈尼族、彝族，清代时辟山开成梯田，引水灌溉种稻。光绪《云南通志稿·风俗》载：“临属山多田少，土人依山麓平旷处开作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磴名日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杓数里不绝。”可见滇南少数民族居住区开辟梯田引水种稻已有相当的规模。在普洱府傣族居住的景洪地方，明清时开有多条水渠灌溉稻田，管理制度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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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沾益州志·水利》。
②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③乾隆《云南通志》卷19。
④乾隆《弥勒州志》卷13、卷25。
⑤《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8。
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80。
⑦鄂尔泰：《兴修水利疏》，乾隆《云南通志》卷29。
⑧陈宏谋：《请通查兴修水利状》，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06。
⑨《嘉庆一统志》卷488。
贵州高原山区：明代贵州建省后，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官吏的主持下兴建了一些塘堰工程，清代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继续发展。
明代在黔北和黔东南有少量水利兴修。如今遵义地区余庆县明代为余庆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改置县，建立城池，招抚汉苗开垦田地，始相水势之高下，修筑雷公、赤土、正官三堰，引堰水入沟灌田，订有修浚用水制度①。在黔东南都匀府，明代都匀司指挥胡纲在府城北2里筑堰，引水灌城西诸田，后人称此堰为胡公堰②。
清代地方官员积极倡导水利，如康熙时石阡府郡守罗文思作《堰说》、《塘说》、《塘法》、《坝法》等③，促进了山丘区水利的发展。清代贵州所修水利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分布在贵阳、安顺、都匀、镇远、思南、石阡、思州等府及仁怀厅，共有堤堰、陂塘、沟渠、井泉47处，其中镇远府城西63里的平安陂，“土人引水溉田数干亩”。天柱县东有龙塘，灌田百余顷，岩头坝灌田1200亩，博皮寨坝灌田9900亩。实际上清代贵州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远超以上记载数。如天柱县康熙年间就已筑成大小水坝36座，灌溉面积达8910亩，此外还有清水江、北门江、西江、白水冲以及龙泉、龙塘等天然水资源可资灌溉④。清代灌溉工具亦多有改进，努力设置筒车、木槽等设施灌溉农田。如黎平府、平越州等有水轮(筒车)，“大者极六十幅，高者径极三丈，筒多者极二十四筒”⑤。思州府西北80里有养苗溪，源出岩洞，中有巨石障流，土人筑木槽引以灌田⑥。乾隆《黔南识略》卷1载贵阳府依据水利状况将田分为“滥田”、“水车田”、“堰田”、“冷水田”、“塘田”、“井田”、“乾田”、“梯子田”、“腰带田”等，采用多种水利设施灌溉农田。遵义府也运用多样水利措施发展灌溉⑦，水利搞得较好。
然而贵州高原有70％以上的地表为喀斯特地貌，山原和丘原经地表河流的侵蚀及地下水流的溶蚀，大部分地表崎岖不乎，坡陡石多，地表缺水比较普遍，这给兴修水利造成诸多困难和不便，与其他地区相比，明清时贵州的水利化程度较低。
以上分别对中南、西南山区明清时的水利发展作了综述。水利的发展对这些地区农业生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山区有其特殊的地形、气候、水文条件，因此山区农业生产亦具有特殊性，这又影响和制约了水利的发展。
二、明清南方山区的水利与农业生产
南方山区在明清时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表现在垦殖的力度上，不仅河谷平坝和山间盆地开垦得几无旷土，还大力开垦山坡地，努力修筑梯田，把梯田从浅山区推进到深山区，梯田多种植水稻，水稻生长离不开水，于是梯田就与水利事业相互促进发展。由于山区多山的地形特点，形成了山区独特的“立体农业”，而水利的发展也受立体农业的影响和制约。明清南方山区水利的发展使灌溉面积大为增加，因而使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增长，促进了山区各业的发展，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山区的面貌。然而由于山区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水利和农业的发展各地很不乎衡，这对今天的农业生产还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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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蒋深：《三堰考》，康熙《余庆县志》卷8。
②民国《都匀县志稿》卷4。
③康熙《贵州通志》卷17。
④康熙《天柱县志·山川》。
⑤光绪《黎平府志·食货志》，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农具》。
⑥康熙《贵州通志》卷6。
⑦道光《遵义府志》卷16。
(一)水利与山区梯田的开辟
南方为了开垦丘陵山地，很早就对山坡地采取“层蹬横削”的方法，修成一层层如阶梯式的田，以种植水稻。南宋范成大《骖鸾录》中正式有了“梯田”一词的记载。宋元时梯田在南方的江西、福建、浙江、皖南、湖南、四川、一广东等丘陵山区有了广泛的发展，明清时修筑更加普遍。南方梯田多种植水稻，故多修筑成水平梯田。梯田能起保水、保土、保肥功用，从而减轻了水土流失。梯田的发展促使山区水利设施有了增加，为更多地利用山区水资源创造了条件。从以往开发不够的西南山区进行考察；清代已在四川的川东、川北、川南深山区筑有梯田。川东梯田有不少为楚粤移居之人所开，清后期所开梯田更多。石硅厅“于高山竣岭上随其高下曲折而垦之围有稻田，远望若阶梯，然俗名曰螃田”①。光绪《大宁县志》载：县西南“倚山为田大不盈丈，重叠而下，俗名梯子田。”川北巴州“荒山老林尽行开垦，地无旷土，梯田层矗”②。万源、广元等地亦皆有梯田。川南叙永厅、屏山县、雷波厅等山地多辟为梯田。梯田主要利用“山高水高”的泉水和山水灌溉，或者在田中蓄积冬水供翌年春季插秧之用。人称云南省“东西迤数千里，重崖复岭坡陀漫衍无一平区，农田皆依山开筑塍隰层叠，随山高下，谓之梯田”③。武定州禄劝县有“拖梯也，去城二十里居旋匠村上流，地无半坦倚山为田，田如梯形因以得名”④。就是在滇南临安府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河流两岸亦开成壮观的梯田。故乾隆《滇南闻见录·地部稻田》称：“山田层级而下，如梯形，泉水流注，最宜于稻。”贵州北部遵义府、思南府的低山丘陵和中山下部坡地多被开辟成梯田种稻。如道光《思南府续志》称：“谷雨前后山间梯田趁雨而犁，取淤泥培田塍，俾水不泄。”之后贵州开垦的梯田更多。咸丰时吴振械《黔语》云：“黔山田多，乎田少，山田依山高下层级开垦如梯，故曰梯田。畏旱，冬必蓄水，曰‘冬水’，水光成罫，山颠俯视，如万镜开奁也。地势稍宽阔处宜用塘堰，可救旱。”梯田可就地蓄积雨水和径流，地块稍大的还可修筑塘堰工程。这样灌溉更有保证。从上述可知清代时西南地区梯田及其灌溉面积有较大发展，南方其他地区明清时开辟梯田，引水灌溉种稻就更加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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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石硅厅新志·风俗》。
②道光《巴州志》卷1。
③齐学裘：《闻见续笔》，光绪《云南通志稿》卷241。
④王清贤：《谢刺史宗枋传》，乾隆《禄劝县志》卷8。
(二)水利与山区的立体农业
由于山区地形地貌错综复杂，高山与深谷纵横交错，形成了独特的立体气候类型。例如在同一山体，山下河谷是热带或亚热带气候，半山腰是温带，到了山顶则是寒带气候了。同时，土壤、水资源等也呈垂直的地带性分异，因而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呈垂直方向上的差异，构成山区的“立体农业”，这既影响到水利工程的分布，也决定了水利设施的多样性。
由于水稻喜热喜湿，因此稻田多分布在山区的河谷平原、山间盆地和低山丘陵地区，这些地区水资源丰富，灌溉、防洪除涝等水利工程亦主要兴建于此。而中、高山坡地则主要种植旱作物，发展经济林和畜牧业，很少兴修水利。如道光《(四川)城口厅志·风俗》载：“山多田少，高坡陡岭皆为开垦，春种夏耘秋获，高低气候不齐成熟各有早晚。低处田宜稻种不一，地宜御麦俗名包谷种亦不一。田则依山泉溪涧筑堰灌溉，少池塘水车之利。以豌葫豆大小麦油菜为小春，春种春末夏初收，连稻谷岁二登。半高处田宜冷水谷，地宜包谷。最高处无田，地宜洋芋荞麦种皆不一，岁止一登。……高处穷民悉以洋芋为食，外来就食者亦颇多。居老林者以木料木器为利。”道光《(广东)广宁县志》卷12称：“农有二类：在山者为山农，种旱禾、种蓝靛、种姜、种瓜、种薯芋，或高山有泉涌出，亦有山田而可艺稻者。耕水田者为平地农，止以种禾为事，岁两熟，俗呼两造。”水田的灌溉设施：“其灌田也。多藉陂水，当山峡溪涧累石障水以资荫注。间有田高于水者，则作车系筒旁，设木槽车轮，因水激荡施转如环，其筒下则平，能贮水上，则所贮之水，倾入木槽，因而顺流灌田，一车之利可及数十亩。又邑中之田，多在山峡无围基之筑，岁或旱潦被害恒轻”。邻近的封川县将田分为6类：洞田、山埇田、梯田、高埌田、低水田、地面。“洞田者，村落之田也，陂泽灌之。山埇田者，山沟之田也，山水灌之，皆不受旱。梯田者，山顶之田也，高埌田者，山坡之田也，皆不能筑陂，常苦旱。低水田者，濒江之田也，地面者，水滨余地也，皆畏水”①。由于地势的差异，使水资源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水利设施亦随山区地形地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方法修筑，可见山区的立体农业对水利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是很大的。
明清时随着垦殖范围的扩大，山地的比例增大，于是开山种植杂粮及林竹者增多，平田水稻在开垦初期增加迅速，之后开田种稻渐减少，即是说山区开垦由于地势的限制，在进入开垦山地阶段后，旱作物的比例将会增大，兴修水利也将更加艰巨。因此，山区的农业优势适于多种经营，既要努力开垦田地，增加粮食产量，还要因地制宜。发展林副业和畜牧业。
(三)水利与山区的粮食生产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及大量外地流民的移入，使南方山区得到迅速开发，而努力开垦土地发展粮食生产是这一时期山区经济的首要之事。水稻由于适应南方高温多雨的自然条件，加上产量高，口味好，因此山区各地积极兴修水利，扩种水稻，推行旱改水，并努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了粮食亩产量。如湖北荆襄地区，以往“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田十之九”②。明代成化之后，大批流民进入荆襄地区定居，他们“依山而居，编竹葺茅以代陶，凡男插秧，击鼓而歌，悉力耕山，野无旷土。”清代更努力兴修水利种植水稻，据不完全统计，嘉庆时郧阳府有灌溉设施的水田约有20万亩，总水田面积若以耕地的十分之一，计有50万亩，而明代洪武时该地区的总耕地数才15万多亩③。又如四川川东明清之前水田较少，清代由于农田水利和冬水田的发展，水田大量增加。如新宁县(今开江县)在清后期，“泽农居十分之七，故以水为要，秋收后遇雨即蓄之，谓之关冬水，阡陌注满望若平湖。其傍山麓与高阜处名曰螃田，同时亦潴水”④。该县水田已占到农田总数的70％。广西、广东、云南等省雍正乾隆年间多有地方官员劝垦水田、督修水利之举。广西由于人口相对较少，稻田面积扩大后粮食自给有余，东可以运往广东供民用，西可以调到云南作军粮。湖南除湘西外，其他山丘区水稻业很发达。如永州府永明县塘堰水利发达，稻米生产多，其桃川乡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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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封川县志·舆地》。
②同治《郧阳志·风俗》。
③天顺《襄阳郡志》卷1。又《三省边防备览》卷9称“郧阳亦属崇山峻岭，平畴水田十居一二”。嘉庆时郧阳府有耕地494万余亩。
④同治《新宁县志》卷3。
米每年输到梧州、佛山不下万石①。该府“祁阳县农务，全在稻田，凡山头地角，稍有可垦者，无不开辟”②。稻田多赖有发达的灌溉事业，仅在河流上筑堰坝。兼用筒车灌田就达数十万亩，还开有众多的池塘，灌溉面积超过了堰田。可见水稻种植与水利兴修是相互促进的。在云南北部因为降雨量偏少，还引水灌溉旱作物。乾隆《丽江府志·风俗》载：“十二月……农人引水灌麦”。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对旱作物也注意灌溉。
据近人分析：贵州遵义附近有灌溉之水田与无灌溉之水田，每亩稻谷产量相差达40％③。明清时情况应相同。可见兴修水利是山区粮食稳产增产的一有效途径。
(四)水利与山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明清时南方山区由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各个地区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从水利的发展程度看也是如此，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一般来说，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坝是山区粮食生产的基地，兴修水利最多，有些地区还成为商品粮输出区。如湘中丘陵盆地水利发达，出产粮食也多。丘陵低山地区坡度较缓，海拔不高，明清时也得到很大开发，为了发展水稻生产，努力开辟成梯田，引山溪水、泉水及蓄积径流灌溉。如川中丘陵地区明清吋大力开发，兴修众多塘堰发展水稻生产。但有一部分梯田因无灌溉设施，是为雨养田，也称为雷鸣田，灌溉缺乏保障，降雨少时往往改种旱作物，成为梯土。在丘陵、低山的中上部，因水利条件差。旱地分布的面积仍较大，这一状况在南方山区是很普遍的。又中南、西南地区有许多中山、高山分布，除河谷地带外，这些地区垦殖的山地以旱坡地为主，几无水利设施，甚至有些山地只适合发展畜牧业和林业，如湘鄂西山区、川西高原、桂西北山地、黔西高原、滇西高山峡谷区等明清时虽有不同程度的开发，但经济仍较落后，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区仍流行刀耕火种的粗放经营。总之，明清时南方山区因各地的地形地质、气候状况、水土资源、开发程度、经济条件、风俗习惯等的不同，水利的兴修是很不平衡的，这使山区各地的差距进一一步拉大，并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结构和布局，甚至对今日的农业生产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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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永明县志·农事》。
②宣统《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永州府》。
③民国《遵义新志·土地利用》(任美锷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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