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中识字教学法及其取得成效的心理学解释
集中识字教学法源于1958年辽宁省黑山县北关学校的教学实践。集中识字法可以说是归类识字，基本的方法有形声字归类、基本字带字和形近字归类三种。形声字归类教学法充分利用了形声构字规律，将形声字归类，让学生认识形声构字规律，如教学生学习“青──清、晴、情、精、静”一组字，使他们知道这一组字的共同点是都有表音的声旁“青”，加上不同的表义的形旁就构成了这几个字。基本字带字就是通过给基本字加偏旁部首的办法引导学生利用基本字学字、记字，如“主”是“住”“柱”“往”一组字的基本字，其关键在于利用一组字的相同部分组成字串，突出其不同的偏旁部首，通过分析比较，强化记忆字的不同部分，以识记生字。形近字(桥──娇)归类法是抓住一组字字形的相同部分，突出其不同点来记住生字。由此看来，集中识字教学法是基于汉字字形的构成特征，把形旁或声旁等一致的汉字进行归类，指导学生在识字时分析、比较一组字的异同点，概括出一组字的字形规律进行识字，注重的是汉字的生成性特征。从汉字本身的特点看，绝大部分结构复杂的汉字是由结构简单笔画数少的汉字或部件充当其义符、声符或其他成分而构成的。以声符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统计了北京市小学语文12册课本，做声符的部件共有2011个，其中1850个声符是独立成字的，占92%。根据阅读认知心理的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集中识字教学法自觉不自觉地符合了人们的记忆规律，符合了人的主体建构生成思想。在集中识字过程中，形旁、声旁、部件和作为构字成分的简单字被视为一个心理认知单元在单位时间内得到了有效重复，容易产生过度学习。我们研究发现，在SOA(两种刺激不同步呈现时间)较短时，成分字对高频合体字没有启动作用而对低频合体字有显著的启动作用。这个结果说明，高频整字识别，低频字分解识别，因此汉字的知觉单元形成是一个生成建构的过程。由于汉字本身在形式上就起源来说是一种抽象符号，因此对具有一定言语水平但抽象逻辑思维初步发展的小学生来说，字形的学习是识字教学的一个难点。余贤君等对小学识字教学难点的调查表明，低年级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字形(占54.4%)，且在常见字形错误分类中，低年级部件错误高达50%。这个研究结果事实上注释了注重字形教学的集中识字法在低年级教学实践中获得成功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集中识字教学法注重字形的字理生成联系，便于小学生对汉字字形的学习记忆巩固，因而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但识字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看到汉字能知道字义。有调查研究表明，北京市64.3%的小学语文教师认为字义是小学识字教学的难点，且相对于低年级小学生来说，中、高年级的小学生识字教学的难点在字义(分别占88.9%和87.5%)。因此，集中识字教学法常常会导致小学生实际掌握汉字的巩固率不高，容易加大别字或近旁错误的出现，如把“在”用成“再”，把“是”用成“事”等。上述的调查发现，低年级小学生近音错误占到常见字义错误类型的87.9%，高年级也占到58.8%。集中识字教学班培养的主要是学生字形的类比推理能力，而忽视了其他能力的培养。这说明集中识字教学的成效有局限性。由于字义教学应是也必然是小学识字教学的重点，再加上集中识字教学方法的实践缺陷，促使重视字义教学的分散识字法的应运而生。
二、分散识字教学法及其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取得实效的心理学解释
分散识字教学法的创始者是我国著名基础教育家斯霞，她在20世纪60年代南京师大附小的分散识字教学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语文识字教学方法的研究。分散识字教学法注重生字字义的情景创设，提倡在词中、句子中、课文情景中进行生字教学，使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章，使生字字义在生动形象的语言环境中凸现出来。分散识字教学的这种做法符合儿童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规律，注重儿童思维的形象特点，便于儿童在新旧知识经验意义之间建立联系。心理学的实验室研究发现(Collins&quillian,1969;Just&carpent,1978;Norris,1986；等)，字词的内容特征的心理贮存是有规律的，或按概念的种属关系进行有层次、有等级的语义网络结构贮存，或按某种内容维度并行等第贮存。张钦和张必隐(1997)还在中文认知研究中发现，中文字词认知存在具体性效应。具体性效应指的是具体词比抽象词识别得快。语言认知心理研究的这些发现说明，字词语义的心理贮存是按从具体到抽象的社会生活经验的意义维度进行的，因此，分散识字教学注重按字义的字理联系指导学生进行识字活动，充分尊重儿童的思维发展水平特点，符合人类语言认知的一般规律，可以也必然会取得巨大的成效。
由于分散识字教学与集中识字教学在形式上是矛盾的，我们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分散识字教学不仅不能在理论上解释集中识字教学所取得的巨大成效，而且不能解决字形是低年级小学生识字教学难点的这一实际问题。因此，分散识字教学法有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
当前各地实行的形式多样的字理教学法，或是突出了集中识字教学的汉字生成性形象特征，或是突出了字义联系的形象性特征，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统一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教学形式上的不一致性。
与语文字词教学密切相关的语言认知心理学的两个共识研究成果：低频汉字存在着而高频汉字不存在笔画数和部件数效应；语言认知存在着具体性效应，分别支持了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教学的合理性。因此，科学语文识字教学方法建构的关键问题是能否把注重字形生成特征的联系与注重字义知识经验结构的联系统一在一个学习机制之下。在语言认知的实验室研究中，Perfetti等和我们都发现，在SOA特别短时，只有汉字字形对汉字识别起作用，只是在SOA较长时，字义才对字的认知产生影响。这说明在字词认知的过程中，有一个对字形视觉信息的整合阶段和一个产生字义的认知时期，并且这两个阶段是历时的。由于在阅读过程中识别一个字词，通常指的是获得了该字词所具有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对字词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字形视觉信息的整合再到语义深层心理贮存的过程。这就是说，注重字形联系的教学和注重字义联系的教学可以统一在一个单一学习机制之下。在阅读认知研究中笔画数和部件数效应的发现，要求识字教学方法应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规律，即儿童识字教学应从结构简单的汉字逐渐向结构复杂的汉字过渡；语言认知的具体性或抽象性效应的存在，要求识字教学应从字义具体的字向字义抽象的字逐渐过渡。把二者整合起来，我们就可得到：汉语识字教学科学方法建构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指导学生从学习简单具体的字词逐渐过渡到学习抽象复杂的字词。
识字教学目标是评价教师教学效果的标准，对小学语文识字教学开展具有导向作用，是识字教学的主线，贯穿于识字教学全过程。小学语文识字教学目标为：一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识字量，小学低年级学生需要掌握的识字量是1600～1800个汉字，占到小学阶段识字总量的60%，中高年级的识字量有所减少，占小学阶段识字总量的40%，这与“低年级教学重点是识字教学，中年级教学重点是阅读教学，高年级教学重点是写作教学”的小学语文教学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二是使学生具有独立识字的能力，识字能力是对识字质量的要求，教会学生汉字，不如教会学生识字的方法，提高学生的识字能力应是识字教学的重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字典、词典等工具书的作用，教会学生使用工具书，掌握一定的识字方法，培养学生的独立识字能力，学生就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自主认识汉字了；三是对识字效果的具体要求，学生认识的字应该是在任何语境下，都能准确读出字音，理解字义，而不是只在课文的语境中才能认识这个字，识字不能对语境产生依赖。此外，独立的识字能力应该是看到生字，能够根据拼音读出字音，根据上下文内容，理解字义，利用工具书来证实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以后在任何语境中见到这个字，都能够准确把握。
二、小学语文识字教学的对策
1.识字教学规律。识字教学应遵循汉字音形义的结构规律，每一个汉字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由一定的部件或笔画组成，呈现出指示、形声、会意及象形规律的特点，教师要发掘汉字的这些规律，用形旁帮助学生理解字义，用声旁记忆字音；识字教学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开展识字教学；识字教学还要遵循语文学科的规律，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因此，识字教学要与词、句、文相联系，使学生在词、句、文中认识汉字，并能够将学到的汉字应用到词、句、文中。2.识字教学方法。标注拼音、提前读写法，这个方法是在儿童识字之前，借助拼音，进行读写，目前有大量的拼音读物，即标注拼音和汉子双行文章，学生通过反复阅读拼音、观察自形、理解字义，增强儿童的记忆力，帮助儿童认识汉字。韵语识字法，先将字组成词，再将词放在短文中进行识字教学，将分散的没有联系的字集中在一起，借助一定的语境来识字，实现“在词中学习字、在句中学习词、在文中学习句”，有利于学生加深对字词的理解。[3]3.识字教学课后作业。课后作业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提高识字教学效率，就要对识字教学作业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识字教学作业要体现趣味性、渗透性、层次性及拓展性原则，既要达到巩固识字的效果，又要促进学生对语文文字的拓展和延伸能力。因此，小学语文识字教学课后作业一定要精心设计，注重质量。4.识字教学评价体系。新课程标准对识字教学的评价为：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字义的情况，在具体语境中应用汉字的能力，借助工具书学习汉字的能力。新课程的评价标准，既注重了对学生识字量的要求，又注重了对学生识字能力的要求。在教学实践中，要综合运用这两种评价标准。此外，新课程标准还提出要培养学生的识字兴趣，调动学生识字的积极性，将识字习惯和识字态度纳入评价标准，使识字教学促进学生的发展。
三、结论
清末以前，传统文字学（即小学）只是经学的奴婢。人们殚精竭智研修小学，主要是为了通经。清朝末年，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学家们致力于建立—门独立的汉字学，企盼把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
当时及后来，泛滥于思想界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们大都认为，现代化是单元的，现代化即等于西方化。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字学，必然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深深的胎记。
与古代文字学家不同，清末以来的文字学家接触了西方文化，大体弄清了西方文字的面貌及其历史。既然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既然西方文字和它的历史呈现出特定的样态，那么，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向西方文字“认同”。
（1）汉字的“形”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
西方拚音文字不是以形表义的，而仅仅是表音的，它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对语言有极强的依赖性。既然如此，汉字也应是这样。于是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汉字“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3页）这样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有的文字学家断然说，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的主张，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斯大林又进一步指出：“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基础’的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一般的文字学家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思想的自然基础，仅仅是指有声语言。这样，认为汉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那就是离经叛道的。
可是，近年来，通过对聋哑人和失语症患者的研究，人们认识到，语义同物质手段的联系是多维的。这样的物质手段，可以是声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手语形式。现代心理学的实验也证明，认读方块汉字可以直接从图象获取意义信息，不像认读拚音文字那样，必须通过语音的分析才能了解意义。
正因如此，我们相信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的这句话：
“（汉字的）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词再去表示概念”。
（2）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
西方文字大体经历了图画文字（古代埃及文字）、表词文字（古代埃及文字）、音节文字（古希腊文字）和音素文字（古布腊文字，拉丁文字：希腊音素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而腓尼基文字是在古代埃及和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影响下形成的；拉丁文字又源于希腊文字）这么几个发展阶段。就书写单位来说，西方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绝对的简化。
在此启发下，又兼看到了汉字中的一些简化现象，于是文字学家们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今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简化。
但是，汉字的事实似非如此。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繁化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殷商时代，“祖父”的“祖”只写作“且”，语气词“唯”只写作“佳”，“考妣”的“妣”只写作“匕”或“比”。这类现象决不是罕见的，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与西方文字书写单元的一味简化不同，汉字书写单元的演变走的是一条自己的路，它是既简又繁。吕叔湘说：“讲到字形的演变，可以说是既有简化，又有繁化。简化指减少笔画，为的是写起来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为的是区别字义”。（《语文近著》145页）这样的看法是比较符合汉字发展的特定状况的。
汉字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发展道路呢?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中国文化宏观背景的影响。中国文化有一种基本的特征，即是调和持中，它制约着我们汉族人处理问题时的方式。比如，古人在处理政治问题时，既不一味的“宽”，也不一味的“猛”而是讲究“中和”，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古人认为，这样才能处理好政事。又如在为人上，古人认为既不能太“质”，否则就过于“野”，也不能太“文”，不然就过于“史”，要取其中，即“文质彬彬”，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再如在处理“中学”和“西学”这对矛盾时，人们大都主张“中学”为“主”为“体”，而“西学”为“辅”为“用”，这也是取中庸之道。总之，古人在处理矛盾时，不好走极端，而常以互相让步、调和折衷的办法解决。这样的中庸文化精神，也制约着人们对汉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的处理方式。汉字是要人书写的，写出来后又是让人看的，书写的人要求汉字形体简单，而看的人又要求汉字“视而可识”。这两项要求就构成一对矛盾。面对这个矛盾，古人是取中庸之道的，即走简明化的道路。既考虑书写人的要求，努力减少笔画便于人们书写；也照顾阅读人的利益，适当繁化，以区别字的意义。
（3）汉字日益向表音的道路上迈进
西方文字的发展历程是，由表示意义到表示音节，再由表示音节到表示音素。既然如此，中国的汉字也应当是日益走向表音。
为什么说汉字的发展具有音化的趋势呢?文字学家们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假借字的产生和大量使用，，二是标音的形声字的出现。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如果汉字也同西方文字一样，是在一步步地向表音的方向迈进，那么在汉字中，传统所谓“假借字”应该是越来越多，而且相同的音节应该逐步用同一个“假借字”来书写。这样才能逐步由表意文字过渡到音节文字，最终变成拚音文字。
但是，汉字的历史发展状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假借字在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并比较广泛地被使用着，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假借字多半被加上了义符。比如“溧冽”的“溧”本来写作“栗”（栗树的栗），“忧感”的“感”本来写作“戚”（斧头类兵器），“云谓”的“谓”本来写作“胃”（肠胃的胃），“碡瑁”两字本来写作“毒冒”。有些假借字虽然没有加上意符，但是，由于它频繁地被使用，它的特定形体作用于人的视觉神经，使人产生了条件反射，在人们的头脑中已实现了字形和字义的直接联系。比如，连词“而”、“则”，代词“其”、“此”等等，人们视其形即知其义。
汉字在其发展中，逐渐取得绝对优势的不是假借字，而是“溧”、“感”、“谓”一类的形声字。形声字为什么会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呢?有的文字学家解释说：“这是由于它具有标注语音的优越性”。（梁东汉《文字》20页）这样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若论标注语音，那么形声字不及假借字，因为后者是纯粹表示语音的。既然具有标注语音优越性的汉字会在汉字的发展中占有优势，那么在汉字占绝对多数的应该是假借字，而不是形声字。其实，形声字是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音化是为意化服务的。它的声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而只是大概地譬况一下，而且还常常兼表意义。一句话，形声字基本上也是以形表义的。
总之，汉字的发展趋势，并不是象有些文字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步步地走向音化，而是始终在“意化”。
（4）汉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
五四时期的多数专家学者，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他们相信，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走西方的道路。既然如此，汉字未来的出路就在于拉了化，即以字母表示语言中最小的单位——音素。这一点，成了当时许多学人的共识。后来，文字学家们又得出了汉字的发展呈简化和音化的趋势，这样，人们就更加相信，未来的汉字一定会是一种西方式的拼音文字。建国以后，党和政府把汉字的根本改革作为—项政策来加以推行。主席在1951年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五四时期汉字拉丁化思想的历史延续。经这位伟大人物的提倡，汉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成了不容置疑的语言文字工作上的指导思想。还具体地指出了汉字拼音化的具体实施步骤。主张要分两步走，一是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二是加以根本性的改革。总理根据文字改革的思思，提出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二是推广普通话，三是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样文字改革的各项基础工作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然而，汉字拼音化运动至今快一个世纪了，它的成就却不大。这是为什么?
另一个引起人们反思的原因，则是近年来人们对现代化这一概念认识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特别是欧美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潮流是单元的，它从西欧崛起后，将要涵盖天下，波及世界各地，任何—种文化，都要经过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洗礼。但是，7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异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了。如以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工业文明——即东亚工业文明即是其中之—。这些东亚同家和地区所走的道路，与西方的道路有所不同，其工业化的模式也有别于西方，但是，他们却取得了很大成就，实现了现代化。而对这样的事实，人们开始对现代化单元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开始认识到，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是西方的一条，实现工业化的模式也不只是西方一种，现代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单元的。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一些思想家开始进行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即设法突破19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所提出的现代化模式。他们没法从三个方向进行突破，—是回到传统中去，二是想办法了解非西方的重大文化传统，再一个就是了解初民的文化传统、初民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寻根热潮在世界范围内蔚为壮观。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汉字，再思考汉字的未来。
清末以来，人们人都认为汉字“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而拉丁文则很容易，它“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提笔”。（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既然如此，汉字与拉丁文：字的优劣自不待言，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也势在必行。
可是，今天人们却认识到，汉字虽然有—些缺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记忆汉字虽然不象记忆西方文字宁母那样容易，却没有记忆词的书写形式的辛劳。而且汉字还有其它一些优点，如汉字适应汉语的特点；它以形表意，阅读速度快；它是一种平面字，储存的信息多，给人的敏感优于线形字；它简洁明确，有超时间和地域的功能等等。正因汉字有种种长处，所以行人说汉字是“智慧的结晶，文明的奇迹”，甚至还有人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汉字既然适合汉语的许多特点，并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长处，所以，人们认为汉字的未来不见得是拉丁化，对汉字进行的改革，不应是废弃式的改革，而应是继承式的改革，即把它不好的地方取消，采取优胜的地方。
二、难以克服传统文字学理论的缺欠
我国传统的文中理论，有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个理论产生于汉代，经东汉末年许慎的阐发而影响于后世。它本身有许多缺欠，主要有下述三点：一是把造字方法与用字方法混为一谈，更不会阐述这两者区分的原则，二是没有分清汉字的静态结构类型和动态的创造方法这两个概念，三是对造字方法、用字方法以及结构类型缺乏科学、完整的认识。
许慎所具体阐发的六书理论，虽然存在着种种缺欠，但是在清代以前，它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许慎以来没有发现多少新材料，在宋代虽有不少金文材料出土，但却没有用于汉字学的研究；二是许慎所撰写的《说文》，属于我国小学的经典著作，而小学与经学的地位几乎同样崇高，一般人不得妄加非议；二是我同学术研究的传统缺乏创新意识，人们崇媚古人，古人的学说被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之故，人们对六书学说不发生怀疑，研究汉字学只是在六书的系统里、圈子内，画地为牢。许慎以来，文字学的著作虽然可以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却没有。一直到清代，有些文字学家才发现，六书理论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即把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混为一谈了。
汉人把六书都看成是造字的根本大法。其实，在这六书里，假借、转注两法与前四种方法有明显不同，使用这两种方法以后，在整个汉字体系里，并没有增加新的汉字。把这两种方法也称之为造字之本，显然是名不副实。对《说文》和“六书”有深入研究的清代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对“六书”加以区分。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戴震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他用“体”和“用”这两个概念把六书切为两半。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王筠则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木也。”（《说文释例》）他则使用“经”和“纬”这两个概念，并明确地指出，前四书是造字之本，后两书是用字之本。
有些文字学家，不愿意相信六书两分的看法，他们宁愿相信汉人。汉代学者明明说六书是“造字之本”，你们清儒为什么说后两书不是呢?
其实，清代学者区分了造字和用字之不同，提出了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概念，是很有理论意义的，是对于中国文字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后人应择善而从，不应迷信汉儒，应该在清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下述问题：一是造字和用字区分的标准是什么?二是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理论子系统各包含哪些理论要素?
关于造字和用字这两者的区分标准问题，文字学家们并没有把它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而这个区分原则，显然是文字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此认识不清，必然影响到汉字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
我们认为，凡符合下列两条者即属于“造字法”。一条是，活动的结果使语言中一个需要记录的语素有了自己的书写形式，二是在整个汉字大家庭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
定下这个原则，有助于系统全面地探讨文字的创造和使用问题。
关于汉字的创造方法。最早有前面讲过的汉人的六书说。这个说法把用字方法也包括进去了。清人认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者才是文字的创造方法。这四书学说虽然比六门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问题仍然很大。
第—，由于它没有分清动态的“文字创造”和静态的“文字结构”这两个概念，所以把由不同力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归于同一种创造类型之下。例如所谓的“形声字”就是这样，有些形声字，如“氢”、“氧”等等，是直接用两个偏旁组合而成的，是真正的“形声相益”，“氢”、“氧”这两个语素，原来根本就没有书写形式。但许多形声字，则是通过对记录该语素的旧有汉字的改造而产生的。比如原野的“野”的初文作“”，后来加注“予”声，于是“”这一新的形声字就诞生了。由上述两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若从静态的结构来分析，都是由意符和音符组成的，古人把这两类字都纳入“形声字”这种造字方法之下的原因即在此。
第二，由于古人缺乏较强的抽象概括能力，所以又把用同一种造字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分属在不同的造字类型之下。如指事、象形、会意这三书就是这样。这三书都是通过描摹字形（包括事物之具体形状和抽象的形态）来表达语素意义的。例如古文字小的“上”是通过描绘一短横在一长横之上的形体来表达在上的意思，“日”是通过描绘太阳的外部形态来传达日头的意思，“舂”是通过描摹两手举杵舂臼巾之物的形状来表达“舂”这种动作。这都是用同一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却被分成二类，正因如此，这三类造字法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上”、“下”两字，许慎归为“指事”，而郑樵却列入“象形”。又如象两手争夺一物的“争”字，有人认为是“象形”有人认为是“会意”。
第三，有一种文字创造方法还没有被归纳出来。比如“叵”（由“可”字变来的）“少”（由“小”字分化出来的）、“祖”（由“且”字改造而成的）等字是什么方法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四书说没有回答。
四书说的上述缺欠源于汉人的六书学说。四书说既然存在这样的缺欠，那么对它进行改造就是势在必行的了。30年代，精通传统小学和古文字学的唐兰先生，对六书说、四书说展开了批判，还提出了他的关于汉字创造理论的新学说——三书说。这三书说是，—为象形文字，二为象意文字，三为形声文字。唐兰认为，象形文字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首先，一定是独体字，其次，一定是名字（用来记录名词的汉字），最后，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人”是象形字，因为它只有“人”的意思；“大”不是象形字，因为它含有“人”以外的“大”的意思）。除了象形文字，形声文字就都是象意文字。
唐兰的三书说仍然存在四书说的上述三种缺欠。既是诗人又是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的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新的三书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他认为这是汉字创造的三种基本类型。“象形”是由形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得义，“假借”是由音得义。陈梦家的三书说，克服了四书说的第二项缺欠，把“象形”、“指事”、会意”看成一种造字方法。但是，他概括这三书时使用的名称——“象形”则不甚理想。陈氏的三书说，仍没有克服四书学说的第—、二条缺欠，而且又把“假借”当作文字的一种创造方法，这无疑是汉字创造法研究上的退步。
]988年裘锡圭先生出版了《文字学概要》，在这部代表着80年代汉字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里，他采用了陈梦家氏的三书说。但他对“象形”这—名称做了改动，使用了“表意”这个术语。他认为：“这样才能使汉字型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文字学概要》106页）这样，裘先生的三书说是表意、假借、形声。这三书说仍然带有陈梦家三书学说的缺欠。
中国汉字的创造方法到底怎样，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确定了“造字法”和“用字法”区分的原则之后，应该全面、系统、科学地把汉字的创造方法概括出来。
汉字是语素文字，也就是说，—个汉字所记录的大都是一个语素，而且是单音节语素。语素有它的声音，也有它的意义。在最初（主要是从事理逻辑上说的），人们创造汉字时使用的方法，大都是绘形表义法，这种方法是通过描绘形象化的符号来图解语素的意义。比如，要想记录“门”这一语素，就画上两扇门；要想表示“追逐（野兽）”的意思，就画人（用一只脚代替）追逐逃走的猪这样的简要图画。这种造字方法，基本上包括了传统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但比这三者的涵盖面要大。
另一种方法，就是形体分化法。这种方法是为了应付由于语素意义的引伸变化和汉字形体的假借而造成的一字多词的情况而使用的。为了解决一字多词的矛盾，人们便在原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例如，“且”字既作副词用，又表示祖父的“祖”，人们就由“且”通过加偏旁“示”分化出一个“祖”字来，专门表示“且”的后一种意义。又如“取”既有取东西的意思，也有娶妻的意思，人们就由“取”通过加偏旁“女”分化出一个“娶”来，专门表示“取”的后一种意义。再如“气”有云气和乞求两种常见意义，人们就由“气”通过减少笔画分化出一个“乞”字来，专门表示“气”的后一意义。
再一种造字法，是表义拟声法。这种方法是同时取来两个汉字，用其中一个汉字的字义指示所要记录的浯素的意义，用另一个汉字来譬况所要记录的语素的声音，两者合而为一，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如“氢”、“氧”、“氮”、“禧”、祐”、“祺”等字都是这样产生的。
总之，文字的创造方法应该是下述三种，即绘形表义法、形体分化法、表义拟声法。
关于汉字的使用方法，过去有“转注”和“假借”两书说。“转注”的含义如何，人们始终搞不明白。这样，就只剩下“假借”一法了。
文字的使用，是指没有（或有）书写形式的语素对已有汉字的借用。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一般只取被借字原来的音，例如象簸箕形的“其”字之所以被语气词“其”借用，是因为簸箕的“箕”和语气词“其”音近。这种借用方法就叫音借法，也就是一般所谓“假借”。
有时语素对文字的借用，只取被借字的形而不管它的音、义。例如，因为“获”的古字“隻”象人手里拿着一只鸟，有“只”的意思，所以就被语素“只”借过来，作为自己的书写形式。这种方法叫作形借法。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有时只取被借字的义而不管它的形和音。例如，表义为十斗的“石”，本来并不读如“担”，但是，由于它和语素“担”意义相同，“石”就被借来书写“担”这个语素，“石”也就改读为“担”。这种方法叫义借法。
摘要：汉字是华夏各民族认识客观世界表达主观情绪的符号系统，它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判读理解汉字需要了解知悉华夏先民的认识和思维方法，还必须以系统的眼光并采用联系的方法，才有可能正确释读汉字。掌握意象思维原理，了解辩证逻辑方法，就有可能对汉字六书理论进行全面的系统解读。
关键词：文化符号；认识方法；天人合一；意象思维；辩证逻辑；比类方法
伴随全球对汉文化认同度的提高，汉语汉字悄悄地热乎起来了。人们要想真正读懂汉字，并借此彻底理解汉文化。如果我们不想眼睁睁让汉字学被炒作成一种怪味胡豆，或者让它被改造成不伦不类的“中式比萨”，那就需要建立一种既不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更不是研究文字当中的文化理论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文化文字学。文化文字学是研究社会文化背景下面的文字学，是在古代语境当中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中国文字的本身含义。我们需要在明确的科学目的引导下构建传统文化的现代言说体系。
由于封建君主政权的残忍、严酷，造就了中国文化隐曲、晦涩的特定风格。全社会除帝王君主之外，各阶层的人们都流露出来一种英雄崇拜情结，这种集体无意识被蕴涵于古往今来的文化叙述模式当中，也在汉字构形造字中折射出来。各阶层将实质相同的心理英雄幻化为形式各异的不同模式，使得这种英雄情结中“英雄”范式呈现出各别不同，于是产生了神灵崇拜、圣贤崇拜、帝王崇拜、清官崇拜、侠客崇拜等各自的话语形式。而我们今人不仅没有确切理解和恰当接受古文中的文化意蕴，反而惊叹于它们的驳杂陆离。
不同社会境遇的人对于相同社会事像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例如汉字“甾、菑、災、灾”，“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秀文人所创，“灾”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乡儒陋夫所制；“甾”是农家，“災”是常人，“灾”却是自恋情结颇重的文人，因为在他看来自家屋里失火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再说“傘、繖、伞”三字，构制“傘”的应是商人平民，“繖”则出自士子官绅，“伞”的构形就难免抠门之嫌。基于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同，社会各阶层差不多将汉字最终调制成了五味杂陈不知其可的古玩堆。但汉字是活生生的语言与思维工具。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须臾不离的重要伴侣，汉字决然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可有可无的什么古董。
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显示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文化—文字特征。这种特征充斥于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封建文化历史长河。在遭遇一些惊咤文人的过度夸张之后，中国文字学成了一座科学孤岛。置身其间的鲁滨逊们成天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探宝，身边的文化遗产被鲁滨逊们不当地看作是过时的古代货币而不是足以立身致富的宝藏。而以探索古代文化宝藏为己任的寻宝客们则抓住所得文物的一鳞半爪进行考古式研究，其结果是将汉字从古代文化锦囊中抽取出来并分割成了文字、音韵、训诂三种不同学科。间或有人试图将三者穿插融合进行观察，但未及深入就不幸被过早匆匆兜售变现。于是莘莘学子逡巡于周秦古训或英美异说之间无所适从。老学究们古训烂熟于心，新学者们新说信手拈来。但我们既不能满足于鹘仑吞枣从而食古不化，也不必得意于生吞活剥以至仓促失语。
为了理解和接受汉文化，首先还得了解熟悉华夏先民的思维方式，掌握他们的世界观、宇宙观。毋庸讳言，那是一种天人感应、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自然思维模式，其核心大致是一种混沌的宇宙整体观和人类中心论。人与自然不仅心感神应，而且器官脏腑都互相对应。著名中医学典籍《灵枢·邪客》就象煞有介事地讲：“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十指。”说得风马牛不相及却又活灵活现。唐代医学理论家王冰在《素问·六微旨大论》注中也说：“以其身形包藏脏腑，受纳神灵，与天地同，故皆名器也。诸身者，小生化之器宇，太虚者，广生化之器宇也。”同样讲得玄虚渺冥。但“天人感应、万物有灵”的确就是先民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这种主流意识曾经流行数千年之久，及至今日仍有余绪流传。
跟中国古人浓厚的天人感应观念相适应的意象思维和辩证逻辑。得到秦汉时期名辩学思潮的推波助澜，使玄妙的哲学理念和奇特的思维方式二者互相促进，渗透到整个文化系统中，甚至连世间万物都是为之而设，都能随之改变。先民因此构想出了一幅自然图景：天有五星，地有五方，人有五伦，物有五运。对于五星、五方、五伦，人们耳熟能详毋需赘言。五运当中初运为木通肝，运于春季主风；二运为火通心，运于夏季主火；三运为土通脾，运于长夏主湿；四运为金通肺，运于秋季主燥；五运为水通肾，运于冬季主寒。为了配合五运六气理论，居然对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普遍规律都进行了大胆改造，将四季延伸成了五季。五运不仅存在于自然与人身，甚至还左右着王室兴衰甚至社会变迁，天人合一观念被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上述古人的五运六气学说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死结。在辩证思维方法的帮助下，古人在六气当中就衍生出了主气客气、胜气复气之变。生生不息，不一而足。就像《灵枢·通天》讲的：“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遍言也。”所以古医家不无忧虑地说：“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预于兹矣”。
远古时期的华夏先民，就是生活在这样浓郁的自然力崇拜氛围中。语言崇拜成了他们的原始宗教之一。活跃在人神之际的巫师，当他画出了一道符咒，就需要用语言对这个符咒进行相应解说。巫祝对符号人为地给定一个语音形式，才使这个符号跟语言发生了联系。一定的符号一旦同假定的语音建立了固定联系，早期的汉字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下面这一事实，即源于殷商早期的汉字是作为贵族文化而得以传播运用的。那时的汉字只是被当作一种崇拜物而被应用于特定的宗教场合，它也因此而笼罩着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学界长期以来关于文字起源的正统观点，是劳动人民在神圣的劳动过程中“创造”了汉字。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位理论家能够为我们解释一个简单现象：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何以竟然不认识由他们自己在愉快的劳动中自己创造的汉字？那种源于鹦鹉学舌的荒唐“理论”，在一切都居然允许甚至主张“实事求是”的今天，应该可以受到质疑了。因为它从未经过理性论证并且也必然经不起事实考验，其实是早该寿终正寝的陈词滥调。
天人感应观跟意象思维及辩证逻辑方法，在汉字这种独特文化符号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在汉字构形当中也随处可见。许慎释“王”字引孔子语曰“一贯三为王”，曾被不少当代学人讥嘲是迂腐之论，正暴露了我们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化缺乏全面认识。令古人心驰神往的“王者”，当然就是他们心目中能够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的圣人，也就是所谓的“通三才”。在众多汉字当中，“一”具有多种指代意义。既可喻天，如“天”最上的一横，也可指地，如“立”最下的一横，还能代人，如“王”中间的一横。汉字“王”当中的三笔“一”，分别喻指的是“天、地、人”。根据这个道理我们有理由推想，古代早期“王”字的初文应该是两横中间一个“大”，也就是宇宙间一个顶天立地的正面的“大写的人”，而且这种写法该是王字的正体。至于后来改写为三横并以“丨”贯之，那就是汉字实行简略原则使中间的“人”字抽象化的结果了。
名辩学思潮对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时间也不仅仅限于某一个或两个特定的时代。从武王克殷、春秋力政、七国争雄到强秦富汉，时逾一千三百年的光阴里，直至秦代贾逵李斯率领的“书同文”实践，不仅系统地体现了那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文化理念与哲学思想，也完整地体现了那些时代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质。汉字作为汉文化的特殊载体，自然而然也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刻痕。充分了解名辩学思潮形成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理解中国古人认识事物理解世界的观念和方法，认识汉字六书理论形成的过程及理论方法，理解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对于今天的汉学汉语汉字研究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重大理论意义。
古贤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在当时的文化事象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这种影响在语言文字当中显得相当晦涩。并且古人并不是事先预设造字规则，然后在汉字构形实践中循规蹈矩墨守成法。他们只是在造字时“无意中”将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理念镶嵌进了汉字当中而已。正是缘于无意，先民因此对自身的造字行为也就往往不具说解。他们将自己时代的文化哲学意识融入到汉字构形实践中，只是一种朦胧的、不自觉的自发行为。这就势所必然地导致后人对六书理论感到困惑不解。这种情形一直影响到自唐以降的汉字研究，历代学者除了反复确认六书当中“会意、形声皆为合体”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之外，对于潜藏于汉字中的古代文化理念，通常表现出不知所以，少数略得其意的人也最终迷惑其间而不得其衷。以至滥觞于东汉到宋代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的“右文说”也生不逢时地不幸落寞沉寂了。
华夏先民在生活生产中运用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经验思维，它在本质上具有功能性、经验性和整体性、模糊性。那种思维跟客观事物或具体行为有着直接联系，它的特征就是依赖心智悟解、淡化逻辑推理、忽视形质分析，那就是意象思维。这种思维机制主要是基于“联想”的心理功能，通过特定人群的集体主观意识，建立一种“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认知模式，利用客观事物特具的性质、情貌、功用等特征，将各自独立存在，并且各具“自相”的事物或据形式、或依情貌、或从性质上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在这样的认知模式下，只要把握了物象整体中的某些共有特征即所谓“共相”，便可以从中将具体事物的功能特征也就是所谓“个相”推衍出来。汉族先民正是在这样一种思维基础上认识世界和创制汉字的。
今天以现代科学逻辑评价先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那种天人合一观念稍嫌幼稚自不待言。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自然思维模式如果继续发展，显然暗藏将科学引入神学歧途的危险。但是如果我们既不得其说，又妄为革故鼎新，亦难脱狭隘愚陋之虞。不言而喻，以现代人知识眼光去评价先民的世界观，难免担心其幼稚荒谬。然而设身处地理解古人，他们以区区之身而受万物之形，陷于混沌迷茫实为势所难免。汉字作为汉文化的符号标记，自然而然地渗透了汉族先民天人相应文化观念。
汉族先民受到原始知识结构限制并在自然思维模式的支配下，在各自生存地域的文化观念、经济模式等因素影响下，通过非逻辑性的意象思维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也藉此理解他人的观点。随着知识经验日益丰富，仅仅依赖口耳相承已经不足以传承弥足珍贵的知识，这才开始逐渐采用某些特定形式的符号把思维活动的成果陆续记录下来，这种被记录下来的符号便成了早期的汉字。先民的汉字构形实践不是借助逻辑思维或分析思维进行的，也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组织行为或训练有素的系统方法。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要想真正掌握汉字构形理论，势必需要了解促使这个民族发明和使用汉字的独特思维方式，了解六书理论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文化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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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先谦著.荀子集解[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7月重印世界书局版
[4]孙诒让著.墨子閒诂[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7月重印世界书局版
[5]刘宝楠著.论语正义[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7月重印世界书局版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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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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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字教学的现状。现代汉字教学，应该贴近教学对象的实际。我们的教学对象可分两类：一类是既不懂汉语又不识汉字、在语系上和文字体系上跟汉语汉字完全不同的欧美等国学生；另一类是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学生。后者虽然认识一些常用汉字，但不会说汉语，而且日语和韩语在语系上跟汉语没有亲属关系。比较起来，日本学生和韩国学生学习汉字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日本学生在中学阶段就会日本常用汉字1945个，韩国学生也会1800个韩国常用汉字，撇开读音不谈，这对他们学习汉语词汇会有一定帮助。不过，由于日本和韩国汉字的字义在借用汉字时跟中国汉字在内涵和外延上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很容易望文生义，产生负面效用，有名的例子是：日本的“手纸”相当于汉语的“信”，汉语的“点心”则相当于韩国的“午饭”。从学习汉字的角度，汉字文化圈的学生肯定要比汉字文化圈外的学生容易得多，但是必须指出，三个国家的汉字分别记录的是三种不同的语言，因而日本、韩国学生在学习中国汉字时都应该把汉字当作外语外文来学习，不这样是学不好汉语的。事实上，也许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日本和韩国学生并没有因为认得汉字的优势而一定比欧美学生学得更好，特别是口头表达方面。
当然，学习繁富复杂的汉字，对于年过20的欧美学生而言也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若要记忆更是苦不堪言。据我所知，国内大多数学校都比较重视汉字教学，作出了较好的安排。在初级阶段有的学校还专门开设了汉字课，布置汉字书写练习。到了中级阶段，则把汉字教学置于课文教学之中，汉字教学与汉语词汇教学同步进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汉字教学与汉语词汇教学结合起来，使学生比较准确地理解汉字的字义；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也会产生弊端，以词汇教学取代汉字教学。因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常把注意力放在课文的阅读与理解上面，关注的是词语和语法教学，汉字只是作为一个词汇单位教给学生，这样很容易忽视汉字的教学。所以，有人说，所谓汉字教学只是初级阶段才有，到了中级之后就不知不觉地被取消了，很难说还有严格意义上的对外汉字教学。我认为，汉字教学应该贯彻基础汉语教学阶段的全过程。当学生看到“美不胜收”时，首先是查看英语翻译：Somanybeautifulthingsthatonesimplycan''''ttakethemallin.或者morebeautythaonecan''''ttakein.他们是从英语翻译来了解该成语的含义，却不大理会这一成语四个汉字的字形、读音和字义。他们通常从图形上认读汉字，摄取汉字的形体图像，疏于记忆，如果教师不作特别强调和提示，学生们很难分辨汉字的部件和笔画，因此写起来常常丢三落四。通常的情况是，各校一年级学习汉语的人数很多，但许多人浅尝辄止，遇有困难就半途而废。“经过十年寒窗生活以后，只剩下极少数的学生攀登硕士或博士的高峰。”（柯彼德，1997）据我所知，即使这些佼佼者，他们的毕业论文几乎很少是用汉语写就的，通常是用自己的母语。他们的汉语说得很流利，但是他们中一些人在阅读、特别在书写方面依然存在许多困难，离所谓“语言通”“文化通”和“中国通”还有相当的距离，“最明显的原因是汉字的难关”。（柯彼德，1997）他们对汉字往往缺乏审断能力，不能分辨“浃、挟、狭、铗，挡、档、裆，买、卖、实，没、设，讷、纳、呐、衲，募、幕、蓦、慕、暮，卷、券”等等，所以动起笔来常常出错；打出来的文字也错得离奇。这就是当前的汉字教学情况。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理论层面上，有人从本体论出发，认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符号是可以跟本体分离的。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是美国结构主义者JohnDeFrancis，他主编的《初级汉语读本》《中级汉语读本》《高级汉语读本》就分为拼音本和汉字本两种。他主张先教会话，后教汉字，对于那些只想学习会话单项技能的人也可以不教汉字。这种看法和做法曾流行于欧美。这种看法也深深地影响着欧美学生，他们普遍地存在着重口语、轻汉字、重阅读、轻书写的倾向。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以为语言先于文字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某种语言一旦拥有了文字，文字对语言的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像汉字这样的语素文字对汉语的反作用尤其明显，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是汉字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词语，保留了古代圣贤的语录，保留了古代优秀的诗词歌赋、格言成语，保留了古代汉语特有的语法格式，并把它们中的一些成分原封不动地保留在现代汉语之中。汉字与汉语简直难解难分。一个外国学生，如果真的要学好汉语，成为汉语方面的高级人才，我想，不学习、掌握汉字简直是不可能的，把汉语学习跟汉字学习对立起来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汉字已经成为汉语特定的组成部分，学习汉字就是学习汉语；若要学好汉语，必须得学习汉字。
在操作层面上，有人从同源论出发，认为汉字就是汉文化，在教汉字时往往大讲汉字的源流嬗变、文化考察、风俗探源、书法艺术欣赏等等。如果如此理解汉字教学，人们就可以这样讲授“茶”字：“茶”在《说文·草部》中为“荼”：“荼，苦荼也，从草余声。同都切。”据大徐本注：“此即今之茶字。”然后引证《广韵》：“宅如切，平麻澄。”再论“茶”字三种写法“茶、梌、荼”，根据《唐陆羽〈茶经·一之源〉》注解：从草，当作“茶”，其字出自《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梌”，其字出自《本草》；草木并，当作“荼”，其字出自《尔雅》。再解释“茶”的民俗含义：“旧时订婚聘礼的代称。如三茶六礼，受茶。”明陈耀文《天中记·茶》：“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清平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行什么财礼？下什么茶？”再讲茶的种类，茶的功能，茶具、茶道等等。讲者用心良苦，努力在弘扬汉字文化，听者如坠入云雾之中，一无所获。难道这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吗？当然不是。正确的方法是，讲清“茶”的形、音、义，告诉学生“茶”字的用法和写法。还有，教师可以通过组词练习，比如“红茶、绿茶、新茶、陈茶，茶馆、茶道、茶点”等，并且隔三差五地考考学生们记住了没有。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认为，只有在理念上和操作上取得一致的看法，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才能实现汉字教学的目标。
3.现代汉字不同于古代汉字。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应该定位于现代汉字。现代汉字虽是古代汉字的发展，但是经隶变后的汉字形体已经由圆而直，大幅度地丧失了以形示义的功能，汉字已逐渐脱离了图画的意味，变成了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汉字成熟的标志。传统的“六书”理论虽与现代文字学有相通之处，但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汉字的分析。同样的术语有的名同字异。比如，“六书”中的象形字“日、月、山、水、手、心、子、女、弓、矢、刀、戈、户、舟”等在现代汉字中已不再具有象形的特质，变成了记号字。“日”字在“晴、明、旦、昏、晒、晖、晨、暗”中只是意符。“六书”中的指示字，如“凹、凸、丫、一、二、三”在现代汉字中却已成了象形字。在简化字中又出现了许多新会意字，如“宝、笔、尘、粜、籴、泪、灭、灶”等等。古代汉字中的所谓形声字，如“江、河、打、布、刻、蛇、霜、逃、醉”等在现代汉字中已变成半意符、半记号字。在“六书”中有些形声字已与今义不同，如“骗”：《集韵》匹羡切。《字略》：“骗，跃上马也。”现指“欺骗”意。“特”，《说文解字》：“特，朴特，牛父也。从牛寺声，徒得切。”“牛父”即“公牛”，现指“特别，特殊”义，意符和声符均发生变化，成了合体记号字。汉字教学，虽然古今不能截然分开，但在观念上必须区分古今汉字。
4.对外汉字的教学内容。汉字教学是实用科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该具有丰富的汉字知识，但并不是把这些知识统统都要倒给学生。一方面要加强现代汉字本身的研究，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用于汉字教学之中；一方面也要研究汉字的教学方法，了解学生的实际，选中切合学生学习汉字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反复讲练，形象而直观地分层级进行汉字教学。
首先，讲清现代汉字的性质。汉字是语素文字，而非拼音文字。一个汉字均由形、音、义三个部分组成。形、音可以变化，但基本字义一般不变。如：“女”，《说文解字》：“妇人也，象形。王育说。凡女之属皆从女，尼吕切。”现代汉字“女”字形由篆而隶而楷，但基本字义不变。很多由“女”组成的合体字仅《说文》就有“姓、娶、婚、妻、姑、妹”等244个。“女”作为基本语素，可组成多字结，前置如“女儿、女方、女工、女皇、女人、女色、女士、女强人”等等，“女”也可后置，如“处女、闺女、、美女、少女”等等。记住一个“女”，就可以认知由“女”组成的合成字以及跟“女”有关词语的意义，由此可见，记忆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对于学习汉语和汉字是何等重要！
现代汉语常用汉字有3500个。对外汉语教学根据实际对3500个常用汉字作了适当的微调，按照《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规定：甲级汉字800个，乙级汉字804个，丙级汉字500＋11个，丁级汉字2864＋41，共计2905个，可以据此编写教材，进行课堂教学和教学测试。至于是否要把2905个汉字再分成“复用式掌握”或者“领会式掌握”，这是可以而且应该研究的。
其次，解析现代汉字的字形结构。现代汉字整字可分为独体字和合成字两种。“六书”中的象形字和指事字都是独体字，会意字和形声字都是合体字。现代汉字中的独体字多半来自古代象形字和指示字。前者如“人、手、水、火、日、月、禾、田、井、虫、止”等，后者如“甘、方、七、八、上、下、本、末”；有些合成字是经简化后而进入独体字，如“龙、专、门、书、卫”等。现代汉字的合成字多数来自古代会意字和形声字：前者如“休、林、男、旅、盖、析”等，后者如“芽、理、简、案、沐、际、盛”等；少数来自古代象形字和指事字：前者如“燕、鱼、泉、阜”，后者如“亦”。（苏培成，1994，pp.70）应该让学生知道，独体字既是常用汉字，又是构成合成字的部件，组字能力很强，必须牢牢记住。解析合体字可以理性地了解汉字的构造原理，领悟汉字的理据性，从而掌握记忆和书写汉字的诀窍。应该指出，在造字过程中，“有的字有理据，有的字没有理据，有的字有部分理据。有的在造的时候就没有理据，有的字本来有理据，在发展过程中失去理据。”（苏培成，1994，pp.81）所以，应该特别强调，记忆汉字不能没有诀窍，也不能没有方法，但是最基本的方法只有一个字：记！这一点应该向没有背诵习惯的欧美学生反复说明，反复强调！
第三，剖析汉字的部件。部件也叫字根、字元、字素、字形，是汉字基本结构单位。独体字只有一个部件，合体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地、和、对、好、动、园”等是两个部件，“想、娶、树、坐、渠、谢”是三个部件，“营、韶、筐”等是四个部件，“燥、赢、膏”等是五个部件，“麓、臂”等是六个部件，“憨、鳞”等是七个部件，“齉”是八个部件。部件与部件的组合是分层进行的，不是一次组合而成。如：附图（略）“韶”的部件是“立、日、刀、口”，这些可称为末级部件。末级部件一般都可以成为独体字。由此可见，剖析一个字的部件对于认知汉字的构造和正确地书写汉字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讲授现代汉字的笔画。笔画是构造汉字的线条，是汉字构形的最小单位。现代汉语通用字中最小的汉字只有一画，如“一、乙”等，最多的是36画，如“齉”字。其中以9画字居多，10画和11画次之。如果把提归入横，捺归入点，钩归入折，汉字基本笔形有五类：横，竖，撇，点，折；并有26个派生笔形。（参见苏培成，1994，pp.59）我认为应该教会学生正确书写汉字的先后顺序，要求学生掌握汉字书写的基本笔顺：1.先横后竖：十、干、丰；2.先撇后捺：八、人、入；3.先上后下：三、京、高；4.先左后右：川、衍、做；5.先外后内：月、匀、同；6.先中间后两边：小、水、办；7.先进去后关门：回、目、国。教授汉字时，教师始终应该对学生严格要求，认真训练，反复默写，养成规范的书写习惯，这对学生将会受益无穷！
6.汉字教学的方法。国家汉办颁布的《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不同于一般的教学大纲，而是一种规范性的水平大纲。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实施《汉字等级大纲》需要另订汉字教学计划。母语的汉字教学与对外汉字教学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学习者已会说汉语后再学汉字，其教学顺序是从字词，学字难和学词易是对立的也是互补的；后者是学习者既不会汉语也不识汉字，其教学顺序则相反，是从词字，学汉字和学词是同步进行的。（参见刘英林等，1995，pp.19）因此，绝大多数学校的对外汉语教材都是把汉语的词汇教学和汉字教学结合在一起，同步进行。我以为这是很好的方法；我只是担心，如果安排不妥，只注意词汇教学，就会影响汉字的掌握。汉字教学的方法值得研究。要加强科学性和计划性，克服随意性和盲目性。
首先，应该制定汉字教学计划，把《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所列的甲级字、乙级字、丙级字和丁级字具体化，也就是要制定一个怎样分别实现上述各级字目标的具体规划。具体要求是：列出一份汉字教学计划，列出汉字教学点，确定每一课应教的重点汉字，并将这些汉字醒目地印在课本的显著位置。就像JohnDeFrancis在他主编的《初级汉语读本》（汉字本）等教材中所做的那样，每一课都用方框列出一组汉字，放在课文的右上角，以供学生读写、记忆。教师应该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帮助学生记住这些汉字。
其次，在这份汉字教学计划中，应该分层次地列出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和常用合体字，精选例字，用现代汉字学的理论，精当地解析这些例字的字形（部件、笔画、笔形和笔顺）、构造（意符、声符、记号及其变体）和理据，以利学生认知和记忆。据本人统计，在甲级800个字中，有独体字137个，约占5.7％。如“八、白、百、半、办、包、本、必、不、布、才、长、厂、丁、车、成、大、单、当、刀、电、东、儿、二、发、反、方、飞、丰、夫、干、个、工、广、互、户、几、己、见、斤、火、九、开、口、乐、立、力、了、六、录、写、买、毛、么、门、米、母、内、年、牛、农、女、片、平、七、其、气、千、目、求、去、人、日、三、色、上、少、声、生、十、史、示、事、手、术、束、水、四、太、无、头、万、为、文、五、午、西、习、系、下、先、小、辛、羊、也、页、业、一、衣、已、以、义、永、尤、有、友、右、鱼、元、月、云、再、在、占、正、之、中、主、子、自、走、足、左”。这些独体字，一般使用频率很高，构字能力也很强。比如，学会了“木”与“白”，就很容易理解“柏”：“木”是意符，“白”是声符，也容易理解“材”“杆”等等，具有认知意义。在解释汉字字义时，不宜把一个字的所有义项一古脑儿全教给学生，因为他们领会不了，应该分层地进行，先教基本的常用义，再教派生义，用逐步积累、不断加深的方法，让学生最终掌握一个汉字的主要义项和基本用法。实践证明：解析汉字的部件及其意符和声符对于理解和记忆合体字都是有效的方法。
第三，分析现代汉字的结构也是学习和记忆汉字的有效方法。统计表明，现代汉字的构成方法主要是形声字，约占90％，会意次之，象形极少。这跟《说文解字》相似：《说文》共收9353个小篆，其中形声字7967个，约占85％。所以，我们的教学重点应该放在形声字教学上面。由于语言的变化，现代汉语的形声字有三种情况：1.狭义形声字，如“湖、榆、恼、疤、搬、苞、枫、陲、俘、荷、狮、铜、谓、锌、洲、株、砖、肤、护、惊、态、钟、桩、油、娶、驷”等；2.广义形声字，如“江、河”；3.半意符半记号字，如“缺、刻、蛇、霜、逃、醉、灿、础、灯、炉、拥”等。除狭义形声字外，学习者都需要特别记忆，避免字读半边的类推错误。从现代汉字学的观点，由于篆书隶化而楷，古代的象形字已变为独体记号字，如“日、月、山、水、手、心、子、女、弓、矢、刀、戈、户、舟”等，如能适当作些溯源分析，有助于了解这些字符的涵义，可能会激发起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但不宜离题万里。我不赞成在讲现代汉字时，过分渲染汉字的象形特征，因为这不是现代汉字的本质，也不符合事实，即使在《说文》中也只有象形字364个，仅占3.8％。在教学中，偶而也可采用“戏说汉字”的办法，使人一笑也是效果，但是不能成为析字的主要方法。因为它既不能揭示汉字的构造规律，也无助于理性地认知汉字、记忆汉字。
第四，对比结构异同，区别易淆之字。汉语是一个庞大的字符集。汉字是语素文字，不同的汉字表示不同的语素，不同语素则用不同的汉字来区别。汉字的方块形体限制了汉字的构造，一个汉字与另一个汉字只能靠部件、笔画、横竖、长短、位置等来加以区别，这就给汉字造成纷繁复杂的局面。初学者常常不易分辨。从字形方面分析，常见易淆的情况有：多横少点：亨享，兔免；上长下短：未末，士、土；左同右异：扰、拢，伧、伦；左异右同：课、棵、裸；上同下异：暮、幕，简、筒；下同上异：籍、藉；外同内异：遣、遗，圆、圜；左右相同，中间有别：辨、辩、瓣。从字义方面分析，因理据和用法而引起的混淆有：字义理解不准：（国）事、（国）是；很、狠；用法分辨不清：作（法）、做（法），分（子）、份（子）等等。从书写方面分析，容易出错的是：笔画增损，笔形失准，笔顺颠倒，部件易位，偏旁窜乱，间架不匀，以及由于形似、音近或义近导致写错别字。（石定果，1997）由于打印不便，恕不一一例举。经验表明，当学生已经学过了一些汉字，在认读或书写时出现混淆或错误时，教师如能进行结构、字义和用法方面的对比，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总之，对外汉字教学，对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和书写汉字都至为重要。应该重视对外汉字教学，应该编制一份对外汉字教学大纲，详列汉字教学点；应该讲究汉字教学方法；应该编写一套能够体现《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的教材。这应该成为完善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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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仁凤、陈阿宝《一千高频度汉字的解析及教学构想》，《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1期。
我首先教好汉语拼音、笔划笔顺、偏旁部首、基本字，教会用音序和部首查字，使学生掌握好识字工具，了解汉字规律，学好字的音、形、义。
统编教材单元分组性强，阅读目的明确。我按照每个小单元课文中出现的生字、生词，根据阅读的需要，围绕阅读的要求，来确定每次集中识字的数量和形式。我把每个小单元课文中的生字集中起来，加入适当新字，按同音字、会意字、形声字、基本字带字等多种方式，进行同类相聚，分类排比的归类组合，使每个小单元的教材成为由集中识字，阅读课文两部分组成的统一体。
在教法上采用识字、阅读分步走。识一批生字，读一组课文；再识一批生字，再读一组课文。集中识字为讲读课扫清了生字障碍，学生不会为课文中的生字而分散阅读课文的兴趣和精力，使讲读课变得集中、单纯而精练。
在集中汉字中，我注意教给学生识字方法，培养识字能力，要求学生运用“五步识学法”。一读(读准字音)，二看(分析字形)，三想(联想字义)，四写(书空默写)，五查(自查互检)，从而达到良好的识记效果，增强识字能力。实践证明，学生两年识字量可达3000字以上。
二、早读早写，读写启蒙
由于集中识字，改变了阅读教学方法，调动了学生以学为主的积极性。我多采用以下方法。
1．以读议为特点，表情背诵为基本形式的阅读方法。低年级统编教材短小有趣，音韵优美，大多是儿童生活和童话故事。我给绝大部分课文都编排了背诵表演动作，学生对表情诵读很感兴趣。
2．采用直观教具，促进学生观察、思维能力的发展。在集中识字中配合课文写了3000多张生字、生词卡片，画了30多幅挂图，近百张小图片、幻灯片，在课堂上交替使用，形象直观、生动活泼，改变了死读课文、死记生字的呆板学习方法。
3．采用同类型课文归类，讲练结合，进行集中式阅读教学。集中识字使阅读教学变得单一了，我根据一个单元课文的内容，采用同类型归类，讲练结合的方法，进行阅读教学。例如，我集中《我的爸爸》《音乐家聂耳》《小铁锤》三课课文，进行分析对比教学，只用了两个课时进行讲读，用一个课时让学生写记人记事练习。我还用“讲一带一练一”的方法把讲练融为一体综合训练，使学生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例如，我讲《蜘蛛》一课，让学生自学同类型《小虾》一文，然后以《小猫》为题练笔。
由于集中识字，提早了写作训练。在集中识字中我不是单纯为识字而识字。在一年级时我主要进行字不离词，连词成句和看图说话、写话训练。从二年级起，就指导学生写观察日记、写小片断文字，大大促进了写作能力的提高。
由于集中识字，扩大了阅读范围，丰富多彩的书籍、报纸吸引了他们。学生在低年级时就已试读《西游记》、《三国演义》、《雷锋的故事》等长篇故事。学生在家一拿起《西安晚报》、《每周文摘》就能通顺地读出几段。
在教学中，我特别注意做到“三从三引”。
1．从字引文。我利用集中识字过的生字、生词与课文的内在联系，通过关键词语，引导学生认真读文。变单纯的识字为识读结合，而达到精读的效果。
2．从图引意。一组图、一幅画就是一幕生动直观的剧情。我特别利用幻灯和板书画片，将文中的画面变成活动的多色的情景。它会把学生引进真实的境界，思维的长河，激情的海洋，以触发学生阅读的兴趣，领会课文的深切含意。
3．从读引练。低年级读写训练大多应在课堂完成。我注意指导学生在阅读中动口、动手，以加强学生的听说读写训练。
三、多阅读、重引导，培养阅读能力
集中识字后的阅读教学，是以讲读为主要特征的。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教师教的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学，培养独立的阅读能力。所以教只要引导得法，就能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境界。为此，我采用了“多阅读、重引导”的教学方法。多阅读是指学生学的方法，重引导是指教师教的方法。
多阅读，是以学生为主、自学为主、读书为主，通过多种形式的读，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读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1．预习中初读。这是课文讲读，学生了解性的读。通过自读课文，对不理解的字词做出记号，利用字典，达到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2．课堂上精读。这是在教师引导下，有思路的读。使学生入文理意，获得较完整的知识。
3．在课后熟读。这是重复、巩固的过程，通过自己熟读，才能提高阅读能力。
重引导，就是教师引导学生深入读议，掌握规律。我一般是从三个环节上进行引导的。
1．引导学生理清文章思路，精讲课文内容。文章思路是文章的来龙去脉，掌握文章的脉络，理解课文就有头绪。我是从文章的题目中，故事的情节里，篇章的结构上来理清文章思路的。
2．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挖掘文章思想内容。词句是文章的基本元件，抓住关键词句，归纳论点，领会含义，才能较好地挖掘文章思想内容。
3．引导学生剖析课后作业，掌握重点难点。课后作业体现了教材的重点和难点，使学生能够领会教材的要求。在引导中要引导方法，引起兴趣、引练结合。
点评
本课为“集中识字、分步读写”实验第三轮一年级的一节阅读课。此项实验以统编教材为基本内容，把小学语文教学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两年集中识字，读写启蒙；后三年读写并重，全面提高。
仅就本节课而言，至少具有“从小、求实、创新”之特点。
对于刚刚步入一年级的小学生来说，阅读课如何进行把握他们的年龄特征，知识水平、接受能力至关重要。米老师采取编口诀记难字，以动作示词义，用图片、幻灯等手段辅助于教学，儿童化的语言，这些做法都是服从儿童实际，体现了一个“小”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