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介绍说，随着大学教育作用的转变，本科论文已成鸡肋。“按说，论文要求在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你想想，要一个本科生在新闻学研究或新闻学史论上有什么突破或是真知灼见，可能么？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大量复制、粘贴，等于把学生往剽窃上赶；老师呢，只是反复强调一点：‘不要抄，抄了你脱不了手，我也脱不了手’，导师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对论文写作进行一一指导。因此，毕业论文不仅学生写起来痛苦，指导老师棘手，社会又指责论文太水，与其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不如放弃。”
张小元认为，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真正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目前的本科论文“太水”，形同鸡肋，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学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
“业界评价我们，有句非常不好听的话，说什么‘本科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年办的；研究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月办的；博士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天办的’—虽然很刻薄，但也反映出我们的大学教育与业界脱节，学的东西和实践完全没有联系的现象。”
【关键词】学科经典;新闻经典
蔡尚伟教授和其学生刘锐著述的《“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ii首次从新闻学科的视角提出了“新闻经典”建构的问题。在文章中,作者讨论了“新闻经典”构建的诸多问题。本文将站在学科经典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学科经典的内在逻辑
蔡尚伟教授在《“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开头就指出:“新闻经典”的建构对新闻学科的意义重大,是关系到新闻学科能否与其他学科展开平等对话的关键性问题。这样的开篇的论证极具洞见,指出了讨论“新闻经典”时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新闻经典”应该是新闻学科里的经典,新闻学科是“新闻经典”存在的语境和背景。
其实不仅仅是“新闻经典”需要在学科的范畴里展开讨论,任何经典都是存在于一定的语境的,都有其相对应的背景。具体到某一个学科的经典,则有某一个学科的经典成立的内在逻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其符合该学科经典成立的内在逻辑。离开学科背景,经典就无从谈起。这样说来,几乎不存在跨学科的普遍有效的经典。
因此,厘清某一个学科的学科经典的内在生成逻辑,是讨论经典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经典的问题无法讨论清楚,即使是确定了某一个学科的经典,这些经典也无法给学科带来正面的意义,因为没有站在学科内部逻辑来讨论出来经典无法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学科本身。
上面讨论的结果认为,“新闻经典”必须符合新闻学科的经典产生逻辑。下面将从这个观点出发审视蔡尚伟教授的“新闻经典论”。
首先,作者对“新闻经典”的历时性考察是从“经典”一般的意义出发考察的。因此,过去学界使用“新闻经典”的概念等同于“优秀的新闻作品”,是最新闻作品品质高的习惯性称呼,并未从学科的高度出发考察,是模糊的概念。这样的“新闻经典”作品因未站在新闻学科的角度出发系统构建,不具有学科上的意义,也因此不会对新闻学科的地位和身份产生显著影响。正因为这样,建构“新闻经典”是新闻科学亟需解决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在新闻的经典的标准上面,作者认为除了经典所需具备的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性外,还包括新闻性。
这个标准的讨论的核心问题。
先说新闻性。讨论新闻性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闻性是否新闻作品成为“新闻经典”的必要标准?
如果站在“新闻经典”和其他学科经典的比较上看,新闻性是“新闻经典”独特标准,但是如果要问,新闻性是否新闻作品成为“新闻经典”的必要标准,我们认为,新闻性只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不能作为评判“新闻经典”的标准。“新闻经典”是新闻学科领域里的经典,当我们进入新闻学科领域讨论新闻经典时,必然是对具有新闻性的作品展开讨论――如果新闻作品不包括新闻学著作的话――这样,新闻性就是和新闻学科一样隐退的背景,而不需要单独进行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新闻性是“新闻经典”的基本属性,任何“新闻经典”必然具备新闻性,但因为新闻作品都具备新闻性,其不能成为评判新闻作品是否为“新闻经典”的标准。
“新闻经典”是否只是指新闻作品而不是新闻学著作呢?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事实上,新闻作品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大于新闻学著作。新闻作品的内容与社会同构,新闻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有目共睹,从而更容易跨越学科藩篱,产生跨学科的影响力。因此“新闻经典”的最大可能是新闻经典作品。”iii
新闻学著作是对新闻作品及新闻运作规律的研究,新闻作品则是对客观事实报道产生的文本,要判断到底新闻作品还是新闻学著作是“新闻经典”,或者两者都是,关键是要看新闻学学科的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哪种文本上,实际上是,新闻作品以实际的文本内在地体现了新闻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新闻学著作则是站在外部逻辑上,对新闻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和描述。它们的对象和内容都不一样。比较而言,新闻作品是新闻学核心构成部分,更可能是新闻学的经典,而新闻学著作的经典则是有关新闻学规律揭示的优秀作品,是新闻学的次要组成部分。在文学里,四大名著作为文本,是小说文体创作的高峰作品,是文学经典,而研究四大名著的著述也有优秀作品,但一般不会认为是文学的经典,因为它们不符合文学经典的内在逻辑。
另一个问题是“新闻经典”的标准的问题。
文章中指出,“新闻经典”应该符合经典的基本要素,即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力。
正如上文讨论的结果那样,“新闻经典”是关于新闻学的经典,其标准应该是从新闻学的内在逻辑里寻找。举个形象的例子,学科发展如一条链条,经典是链子的各个节点,由于具有这些经典,各个链子单元从能连接在一起,形成链条。只要站在整根链条上,才能确定各个关节,因此,要确定经典,必须先寻找学科的发展脉络。这是评估经典的首要步骤,也是最核心的步骤。就如文学,之所有会有四大名著,那是因为在文学的河流中,四大名著是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是古典小说链条上的“节点”,同样的原理,唐诗中许多作品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最高水平。
回到“新闻经典”,“新闻经典”的内在标准不在于新闻性或者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力,而在于其学科经典生成的内在逻辑,而要理清学科经典生成的内在逻辑,又必须确定学科发展的脉络。可以说,只有先厘清新闻学本身发展的脉络,才能确定新闻的经典,而根据这样的逻辑构建的“新闻经典”,能够清晰映射新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推动新闻学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尚伟教授在其论文《“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中讨论了新闻经典建构的重要性、问题、范围等诸多问题,本文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其“新闻经典论”
[2]该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07总第203期
[摘要]：
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比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等，无不是围绕着新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信息论是否能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它的创始人香农原只打算将其定理应用于编码和信号传输的技术过程中，但这一概念引入到中国新闻学后，更被它的信奉者当作“新闻学研究的逻辑前提”。回顾中国新闻传播改革三十周年，从理念到实践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变化的缘起，则逃避不了信息概念的引入这一话题。
一、信息概念
1、信息的意义
在我国，“信息”一词有很悠久的历史，从我国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如，南唐诗人李中曾在《暮春怀古人》中写下“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唐朝诗人许浑也在《寄远》中喟叹“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古人所说的“信息”是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
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的“信息”概念出现勃兴。清末中文报纸的新闻栏内，频繁出现“信息”一词，如“北京信息”、“杭州信息”。另如，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的《申报》14天后就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洋货信息”、“福建茶叶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至此，近代义的信息概念还是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中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据说，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哈特莱（Hartley）在《信息传输》一文中提出的，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1]此后，信息论的出现深化了对信息的认识，推动了信息概念的普及，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在他的著名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提出计算信息量的公式，认为“信息就是消除或减少接收一方认知上的不确定性”[2]，信息量等于消除不确定性的数量、选择的自由度的度量 (information is a measure of one's freedom of choice when one selects a message)。1950年代，随着信息论等信息科学译介到我国，“信息” 一词才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为一种科学术语，被运用于电子学、工程学中。
从信息概念变迁的整个坐标体系来看，本土文化中的信息经过历时性变迁的同时，又交织在共时性的他文化体系中，使得信息概念的内涵不断扬弃和变迁，衍化到今天的信息概念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归纳发现，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常应用在三个领域：第一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普遍概念，也是约定俗成的等同于“消息”的概念；第二类是现代科学信息论里的专业术语，如信息学院、信息技术等；第三类则是哲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要素。
2、新闻学引进信息概念及其意义偏转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韦弗(Weaver)将信息论引入到传播学中，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概念引入到了中国新闻学，这篇文章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3]。信息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了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无不是围绕着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新闻学怎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这一观点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 [4]。二十多年以来，不少新闻学科教材以信息定义新闻，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一条公理。[5]正如童兵教授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多的新闻学者认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1]甚至有不少新闻学专著分出专章讨论“信息”与“新闻”的关系， 以武汉大学李元授教授的专著《新闻信息概论》[7]为例，该书上编 “新闻与新闻信息”，首先就把“新闻”、“信息”、“新闻信息”分为三个章节进行专门论述。宁树藩先生也说过，“80 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新闻理论著作， 差不多都要对这个问题( 新闻与信息的关系)做出说明。” [8]
关键词是特定话语价值取向的凝结， 是语言实践过程中的纲目、骨骼。[9]在中国当代新闻学中，信息概念被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10]，建构新闻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11]然而，“信息”从自然科学移植到人文学科，从通信工程学语境旅行到新闻学语境，这种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使得“信息”概念不自觉地发生了意义的偏转，某些方面被凸显或重构，另一些方面被过滤或遗忘。
在自然科学语境下，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韦弗（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一文中所说，香农信息论所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12]换句话说，这里的“信息”是一个技术性概念。而本土文化中侧重于消息、音讯意义的信息，更多地是一个指向内容的概念，相对于自然科学语境下冷冰冰的技术概念，它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有着更多人文色彩的倾向。我国本土文化传统中信息的内涵，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其内涵接近于“事实”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中国新闻学中的信息，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即便如此，我国新闻学者仍旧回头关照“信息”存在的自然科学语境，并将此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条件假设，这就导致已经被我们接收过来的“信息”被视为一个更具科学性、合理性的概念。与其说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被误读，不如说是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 再) 创造。” [13]
二、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部分地遗传了其先前语境下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的传承并不单纯是关键词本身的内涵因素，而是有着更加广阔而深刻的现实因素——扎根于社会环境的温床。新中国成立后的30 年间，尤其是“文革”期间，新闻基本上充当了政治的宣传工具。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新闻学研究才逐步破解“新闻无学”的坚冰，处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艰难转型之中。新闻学者亟需为这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学科寻找合法性、合理性依据。正是从这种现实背景来讲，一方面，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中国新闻学，另一方面，新闻学研究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
被重塑的信息概念解决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三大问题：一是新闻的本质，信息才是新闻最基本的本质规定；二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对其发展着的多层次内涵逐步展开，或者说，可以因此而建立一个关于新闻的具有逻辑层次的定义体系；三是新闻学学科建构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曾对此有过相关论述：从理论上看，确定新闻是一种信息，揭示了新闻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回答了新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为研究新闻理论的其它问题，如新闻的本源、特征，新闻活动的主体、受众，新闻事业的性质及规律等奠定了基础。[14]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舆论监督、社会教化、提供娱乐等附加功能。
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我们过去说“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也能解决问题。[15]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一个是源，一个是流。明确这一观点，就是认清了新闻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 [16] “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因此，不如让其分工：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当确立新闻具有传递信息的本初功能时，就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信息概念使新闻作为报道或传播的内容而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有利于缩小将新闻等同于宣传所导致的排斥感和距离感，有助于淡化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从而产生更多的接近性，取得更多认同和共鸣，也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因为传播学研究正是从信息传播的不同形态出发。
第三，90年代，“信息”关键词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通过讨论，人们逐步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一种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有关新闻商品性讨论的深入，引起人们对新闻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位。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努力面向全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17]这一认识直接关联着我国走向“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总之，信息概念的引入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场哥白尼革命。[18]
三、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1、“信息”概念与“事实”概念的关系
信息概念的引入造成了部分概念的混淆，最基本的一对关键词是“事实”和“信息”。不少人对这对关键词展开比较研究，如《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19]，在探讨新闻定义的观点中，有人将新闻定义根据侧重点不同分为六大类，即（1）事实说；（2）报道说；（3）传播说；（4）手段说；（5）信息说；（6）反常说[20]，这就把事实说和信息说分门别类。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不对“事实”和“信息”作区分，把两者混合起来使用，如“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21]，包括前面引用过的童兵教授的新闻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虽然信息与事实实际上所指的是同一对象，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不同。事实是从本体论出发，是物质的，独立于人的认识之外，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都客观存在着；而信息是从认识论出发，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性的因素。
在新闻学语境下，不能脱离事实来谈信息。作为新闻的事实和构成新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事实是新闻的载体，而信息是特定事实构成新闻的某些要件和属性，信息蕴藏在事实中，而事实要通过信息来传播，也只有蕴涵重要信息的事实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成为新闻。此外，在新闻学语境下，信息比事实更科学的原因还在于：事实没法解决新闻商品性的问题。有学者认识到，对新闻传播业双重属性的认定( 既有事业性质，同时又具有产业属性) 这种理念的革命性突破，与新闻传播业同时属于“信息产业”不无关系。[22]丰富多彩的信息可以在市场环节中交换、流通、增殖，但是，事实是事物存在的胶着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信息具有商品性，却没法说事实具有商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概念比事实概念更能推动新闻学理论和实践的纵深发展。
总而言之，在新闻学中，信息与事实是高度统一的，不可生硬分割，但同时，也要审视两者不同的意义，而不是在学术中任意偷换、转换概念。
2、批判性地评估信息概念
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时，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有人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23]， 在前文讨论过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之后，我们可以认识到“信息新闻学”是一种不确切乃至错误的提法，其实质的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错误一方面体现了特定时代及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24]，凭此公式算出一张报纸究竟含有多大的信息量。这种做法运用香农的信息计量方法对新闻信息进行计量，是将新闻学中的信息参照了信息论中指向技术的信息，但这种做法在新闻学语境下究竟是否科学，恐怕值得商榷。这是因为信息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信息量的度量，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因此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或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有着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新闻学中蕴涵着的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赋予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净化人们心灵、唤醒人们思考的功能，因此，在人文精神关照下的新闻学，它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一种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东西，应当成为有益于公众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要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总之，我们要借助科学精神体现新闻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借助人文精神表达新闻学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体现新闻学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特征。
虽然我们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番局面，顺势生发了新闻的信息量的拓展，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更进一步地满足了人们对周围和世界信息的欲求，信息时代到来，“地球村”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是，随着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信息泛滥”的态势，一方面暴力、色情等垃圾信息充斥眼球，另一方面则是有价值、含金量高的信息被埋没不见，现实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的内容，新闻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鲜明地树立其内容指向的风标，而与自然科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偏离，信息量大大拓展的弊端协同其优势愈加显现。在现代生活中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耳目就会失聪。思想就会陷入僵化，行动就会失去目的性，甚至陷入盲目的、片面的主观臆断中去。现代人似乎是要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充满信息的环境中已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人们常常以为接受了信息( 大多数信息来自于媒介)，就是了解了世界，从而陷入对信息的依赖之中。但是，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头脑里充斥着信息的人最终和那些没有信息的人一样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可能钝化人类感知世界、感受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法国遗传学家雅卡尔认为， “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 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 即交流。”[25]
此外，前文谈到信息概念的引入促成了新闻商品性的认识，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新闻信息满足的是全社会成员的公共消费需要，与公众利益有着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新闻商品性的特性给新闻实践带来巨大推动力，也带来许多弊病，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的泛滥，甚至被指为是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理论根源。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信息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称颂其功德。新闻商品性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当新闻纸进入市场流通，传播活动开始接受外部补偿时，新闻就难以避免地带有商品的特性，这种特性正是束缚新闻传播的枷锁，是一种附加性内容，否则新闻传播活动将无以为继。但同时，由于新闻自身具备准公共物品的信息特性的规定性，新闻传播的发展，实质上是一个逐步摆脱商品性束缚的过程，新闻的发展方向，则是一个摆脱商品性、回归公共性的过程。
[注释]
[1]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8页。
[2]转引自陈定学：《究竟什么是信息》，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11月，第6期(总第156期)，6页。
[3]见李良荣《“信息热”和新闻改革》，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第8-11页。
[4]宁树藩：《论新闻的特性》，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12月，第8期，5页，作者特别做了尾注：讯息，实即信息。因为信息的含义太广泛，有的不适用于新闻现象，所以暂用“讯息”二字，以示区别。
[5]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M]．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6]童兵、林涵：《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405页。
[7]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
[8]宁树藩：《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收录于《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100 页。
[9]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5页。
[10]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 年版，绪论12 页。
[1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296 页。
[12]转引自蔡长年：《三十年来的信息论》，载于《通信学报》，1980年10月，第1期，2页。
[13]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上卷) ，东方出版中心，2000 年版，228～229 页。
[14]胡正荣：《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23～24 页。
[15]参阅芮必峰：《新闻与新闻报道》，载于《新闻大学》2004 年第2 期，总第80 期，7～21 页。
[16]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5页。
[17]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7页。
[18]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19]陈坚：《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载于《新闻大学》，1993年第3期，16页。
[20]尹德刚等：《当代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21]陈谦：《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新闻定义的再探讨》，载于《当代传播》，2001年第2期，15页。
[22]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23]宋志耀：《怎样写“信息新闻”》，载于《新闻知识》，1986年第5期，8～10页。
一、立足学科建设，推动新闻学繁荣发展
关注新闻学学科建设是本书的主线。笔者认为，《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一书的价值更主要的体现为作者“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学术见解和理念追求。在《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状况分析》等几篇文章中，无论是对我国新闻学学科性质和地位的概括，还是对新闻学学科发展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新闻学学科发展方向的建构，都有独到见解。
针对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问题，作者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在《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一文中，作者给出了评判一门学科是否是独立学科的三个标准：是否具有自己特殊的矛盾性；是否形成自身特有的学科知识和理论体系；是否获得社会认可。而新闻学以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及其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基本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国内外的新闻传播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已经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认可。这些正是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依据。这三个标准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重新确认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而且对于我们辨析其它学科领域的类似争论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认为新闻学是一门有着人文性质的社会科学。这一认定中包含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双重观照。承认新闻学具有科学的性质和特征，就是要坚持以科学精神来关注和研究新闻现象及新闻传播活动规律，就是要按照科学形成的规范化要求，运用科学的方法去体现和证实新闻学学科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系统性。与此同时，作者明确指出，“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一些单纯的社会科学学科有所不同，它还具有某些人文特征。”20世纪80年代曾流行过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是人学，新闻是事学”，这一观点看到了文学与新闻在关注对象上的区别，但却忽略了“人”是“事”的主体，离开了“人”，也就不可能有“事”的存在。人文精神的核心正是以人为本，关怀人的存在，体现人的价值，这体现在新闻学研究中就是要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应当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者不能是没有情感、没有心灵的记录者和围观者，新闻受众也不能完全被置换为信息消费者，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言，“新闻应当是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它应当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情感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因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双重观照是新闻学发展的不二选择。
在《不是“独头蒜”，是“并蒂莲”――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思考》和《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个新闻学者的传播学观察》等几篇文章中，作者辩证地看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分析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和联系，指明了二者应该在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中共同进步的发展方向。这样的辨析可以帮助人们厘清认识上的混乱，有助于人们正确、全面、辩证地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对于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现状问题，作者在承认新闻学学科地位逐渐巩固，分析新时期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新闻无学论”的星火复燃。作者还注意到了目前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的学术失范现象，提醒我们要注意维护新闻学的学术纯洁，警惕金钱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新闻学的侵袭。
作者结合对新中国60年新闻学研究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发展经验的总结，对未来新闻学学科发展的方向进行了构建，即在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的基础上，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不断推进新闻学的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的理论体系。
二、关注学术前沿，促进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新闻学还要求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去关注新闻现象，通过对新闻实践的研究来总结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促进新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而实现更好地指导新闻实践的目标。而本书对当前我国新闻理论与实践领域的一些热点和前沿问题的关注，正是这一旨趣的体现。
1．追踪变革，总结经验
建国60年来，我国的新闻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改革程度日益加深、创新意识逐步增强，新闻业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群众生活，以及对外交往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追踪新闻业的变革创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报业变革发展的历程、成就及经验》、《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教训》、《2008新闻启示录》、《成功的体育盛会 出色的宣传报道――北京奥运会宣传报道理念与基调评析》、《论汶川地震报道的经验与启示》、《“人治” 法治 长治――从长治经验看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发展之路》等几篇文章中，作者总结了我国新闻业在新闻理论领域、新闻业务领域、新闻事业与产业管理领域的创新和发展经验，这些经验既是成就以往新闻事业的基础，也是未来我国新闻业实现科学发展的保障，值得学习借鉴。
2．厘清思路，凝聚共识
在我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媒体、市场、政府、司法、公共利益相互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人们思路，束缚改革创新的关键因素。作者通过《论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一文正面回答了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明确指出传媒和司法是具有不同属性、特征和功能的社会系统，二者在维护司法公正，加强法制建设方面有着共同的行动目标，二者之间应该保持相依相存，良性互动的关系。针对媒体、市场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在《权力 责任 道德 法律――兼论新闻媒体的属性、职能及行为规范》、《当代传媒业性质解析》、《论中外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媒体责任观》、《强化传播力 彰显影响力 拓展创新力 提升竞争力――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传媒业发展之要略》等几篇文章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明晰人们的认识误区，帮助凝聚共识有着积极作用。针对媒体与政府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作者通过《善待媒体 善用媒体 善管媒体――对李长春同志讲话的解读与思考》、《掌握驾驭和引导舆论的艺术 提高应对和化解舆论危机的水平》、《关于党报工作中几个关系的思考》等几篇文章也有明确回答，对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的政府更好地转变管理观念，发挥新闻传播的多元功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3．直面热点，解疑释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业经历了诸多变革，获得了长足发展，逐渐成为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文化事业和一定经济实力的文化产业。本书作者紧密联系实际，针对当前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一些前沿、热点和难点问题，比如传媒公信力问题、新闻立法问题、传媒改革问题和舆论监督问题等，做出了深入浅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十六大以来我国新闻传媒的政策调整与改革创新》、《从三个“意见”的出台看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深化新闻改革的思路》、《关于信息公开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意义》等几篇文章，从政策解读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我国新闻业发展创新的条件；《透明度与新闻传媒的自由报道权力》、《传媒公信力的客观评估标准》等几篇文章，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自由与传媒义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答；《试论当前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意义及环境》一文，在客观分析当前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环境中利弊因素的基础上，为我国新闻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对“伍皓现象”的解读与思考》、《“三股推力”和“三重阻力”下的舆论监督――浅谈当前我国舆论监督的生态环境》、《试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等文章，通过分析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背景环境，直面当前新闻舆论监督中的问题和不足，对于如何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增强新闻舆论监督的实效都给出了明确解答。
对于这些新闻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本书作者并没有“绕道而行”，而是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突破难点，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直面难题的理论勇气。
在我看来，川大新闻系的“论文新政”值得鼓励。新闻行业有句老话叫“新闻无学”，不是说新闻人就活该不学无术，而是强调新闻实践的重要性。一个新闻系的学生，如果离开了新闻实践，就算将“5w”、“沉默的螺旋”、“议题设置”等新闻理论、术语刻在脑门上，也很难具备最基本的新闻素质。因此，川大新闻系尝试将学生的社会调查、新闻作品等实践成果纳入本科论文考核，可谓深得“新闻无学”的精髓，也为长年将本科论文视作鸡肋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重燃求学热情的机会。
我也在大学教授新闻，课上曾问学生，毕业后可有从事新闻业的打算？结果全班60多个学生，只有十几只可怜巴巴的手举起来。他们之所以失去对新闻的热情，原因颇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两个：一是所受的新闻理论教育非常土鳖，二是所做的新闻实践相当稀少。
对专业人员而言，新闻就像一个美女，最好搂到自己怀中，而不是只用来看。如果长期在土鳖的新闻理论中浸淫，同时又缺乏足够的新闻实践，很自然就对新闻生疏且冷漠。而冷漠，是一切学问乃至理想的天敌，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所言：“冷漠是恶的集中体现。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
而川大新闻系的“论文新政”，恰可从某种程度上消解学生对新闻的冷漠，对学业的冷漠，对理想的冷漠，使其真正积极行动起来。如此，则中国报业前贤黄远生的“四能”——— “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也就不再只是纸上谈兵。
最后说点题外话，川大此次“论文新政”，因为最初的消息误传，引出不少关于本科论文存废的讨论。我个人是支持保存本科论文制度的，前提是这个制度必须有效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并保证其原创及技术含量。
本科生未必不能写出一流的作品。解放前，22岁的全汉升在大学阶段完成名著 《中国行会制度史》，他日后也成为最顶尖的经济史学家。同样在民国，萧一山读本科时就写出了大部头巨著《清代通史》的第一卷。而在葛兆光编选的名为《学术薪火》的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本科毕业论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质量相当上乘的学术作品，以及导师们精心的批改与作序。
关键词 新闻学 学科属性 社会科学
刘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师，博士后。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精品培育项目《“新闻经典”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skj201004）。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新闻无学”的争论也已告一段落，但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诞生于20世纪的新闻学还尚显稚嫩，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不高等依然是不争的事实，许多新闻学的基础问题还未彻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新闻学到底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这一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学科归属是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闻学到底是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靠拢，还是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逼近？这不但关系到新闻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实现，且会影响到新闻学能否在学科之林中与其他学科平等地展开交流对话。下面笔者将在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的基础上，通过辨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重点阐释新闻学的学科属性问题。
一、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
客观地讲，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中，既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亦有社会学科的研究，但向来只有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而没有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尽管《辞海》上已单独作为一个条目而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的提法。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学者提出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要求。[1]因此，新闻学早期关于新闻学科归属的讨论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而主要讨论当今新闻学众学者在新闻学科归属问题上的争议。综观新闻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这一问题，学界仍无一致的看法：
一类以李彬、李希光、屠忠俊、吴廷俊、徐培汀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科是人文学科。他们在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时指出，首先是二者的学科属性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是社会科学的行为学科。再次，二者研究的方法不同，新闻学属人文学科，人文学科讲究人文性，体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质的方法、思辨的方法；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方法、实证的方法。[2-5]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唐远清则根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即人文学科本身具有人文气质；直接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相关；对人、社会、民族具有价值导向、精神塑造等功能；研究具有主体性、求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等特征，认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6]
再一类以郑保卫、张昆、赵凯、丁法章、黄芝晓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以新闻现象和新闻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7-9]除概念界定外，对新闻学为什么属于社会科学，其与人文学科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并无过多探讨。
还有一类以杨保军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新闻学是对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的探讨和揭示。按照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解与基本区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但是，严肃一点讲，社会科学从严格意义上说要求研究者以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结论，而新闻学还包含着人文的思想和论述、价值性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就学科性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但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10]
上述论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一个明显缺陷即大多并未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区分角度进行新闻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唐远清和杨保军虽然区分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不同特征，但失之系统、全面。
唐远清依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来定义新闻学科的学术归属，相应标准虽容易区分，具体到实践中则很难操作，究竟何谓突出的“人文”气质？
么学科的研究才算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直接相关等等，并无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单列一节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坚持认为新闻学是人文学科，但在前文中却把新闻学界定为“新闻学是一门研究大众传媒业的独立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阅评人雷跃捷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就出现了前后矛盾、顾此失彼的现象。
而杨保军在谈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时，仅谈到了研究对象和研究判断类型的不同，判断标准有失片面。另外，在认定新闻学兼有人文学科属性时，仅仅从目前新闻学研究现状出发，认为相关的理论著述在事实判断之后，总要加上一个价值判断的尾巴，认为新闻学科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因为现有著述存在的问题与该学科属性并不等同。
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这里，笔者从区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性出发，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判别标准归结为4点，以明确新闻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
1. 研究对象和价值
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文化。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的技术，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依归。而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即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文化，社会科学关注的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
2. 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具有体验性、阐释性、评价性的特点，强调研究者的个体性和独创性，它的知识并不像科学知识那样呈前后递进式发展，而是散点、跳跃式的、或不断阐释性的。一些古典著作中提出的命题可以被后人不断地理解和阐发。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分析、归纳、证实等特点，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前后递进式的，前人提出的某些命题可以被证伪或替代。
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虽越来越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法，但社会科学并不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既应该采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来研究认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关系、结构和功能，又需要采用人文科学的精神与情感体验方法来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因为社会具有物质客观属性与精神观念属性两重性质。
3. 成果形式
人文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探索与创造，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收获和思想的创造；而这些收获与创造，主要以人文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社会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以社会科学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制订、规划的设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甚至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而人文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则很少以文本之外的形式加以保存。
4. 研究效用
人文学科是基础性学科，而社会科学是应用性学科，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往往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没有用，只有社会科学才有用，而是说人文科学是一种无形之用，而社会科学则是一种有形之用。社会科学更能直接指向人的现实生活，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新闻学的学科属性辨析
依据以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新闻学总体属于社会科学。理由如下：
1. 从研究对象来看，虽然目前新闻学术界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根据不同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较为常用的关键词是：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与社会关系等。有学者依据56位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筛选出中心词的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新闻事业（27次）、新闻（传播）活动（24次）、新闻现象（18次）、新闻工作（14次）、新闻（12次）、报纸（10次）、新闻事业与社会关系（6次）。[11]可见这些关键词都与社会活动、现象、组织、运作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不少学者如徐宝璜、黄天鹏、李公凡等认为，新闻学的间接对象就是全社会。[12]且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开始，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中心词都由比较具象的“报纸”转换为比较抽象的“规律”——学者们几乎
都使用了“规律”一词，尽管在与其他中心词的搭配上，有“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的不同。[13]这符合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的观点，而非人文科学研究对象范畴。
2. 从研究方法来看，新闻学强调研究“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既然研究对象的中心词是“规律”，那么，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性研究并不代表就是主观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客观研究，定性与定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主观和客观则是研究对象与客观事物的符合、相去程度。“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14]与此不同，“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15]从这一点看，新闻学无疑也归属于社会学科，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反映新闻现实，符合新闻实践的要求和发展规律，有效地指导新闻实践，而非自由想象，闭门造车。
3. 从成果形式来看，新闻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了以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新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新闻管理决策的制定，甚至还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譬如公共新闻学）。从新闻学界尤为强调新闻学研究成果要对新闻实践有指导意义即可见一斑。
4. 从研究效用来看，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闻业务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价值，能够对新闻实践产生直接作用和影响，即使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研究，也强调要对新闻实践有所启迪和教益。尽管目前学界的研究和业界现实尚有一定隔膜，但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和政界认可。从长远来看，新闻学将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传播实践，对新闻传播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以上4点可以看出，新闻学理当归属社会科学。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正如著名学者让·皮亚杰所说：“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16]新闻学虽然属于社会科学，但新闻学也具有较为浓郁的人文色彩，从学科性质而言，新闻学是具有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表现在：
第一，从研究对象和价值来说，新闻学既是事学，是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研究，又是人学，除研究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及其运作之外，还需关注在媒体运行过程中传者和受众各自的精神状态、价值情感等。新闻传播事关每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新闻学研究决不能因事废人，放弃新闻传播学的人文属性。因为“新闻传播活动根本上是人的交流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在现代以来越来越需要利用机器和制度等途径进行，但它毕竟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从没有离开‘人’的新闻传播”。[17]“新闻学的终极关怀或指向是为人的，新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更加趋近人所能拥有的自由、美好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18]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学科注定将难以回避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新闻学科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价值判断是每一个新闻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闻学需要事实判断，也需要价值判断。
第二，新闻学的文本之学特征较其他社会科学更重。尽管学界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否为新闻文本仍存争议，与“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等这些关键词相比较，将“新闻”文本作为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呼声相对弱小一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其成效好坏最终都将反映到新闻文本上。可以说，新闻文本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无新闻文本则无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新闻学的研究起步于新闻文本，最终无论是作用于新
闻实践，还是作用于新闻管理政策，也将落脚在新闻文本上。新闻学研究是围绕着文本这一中心运行的，这是新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研究未必起步于文本，也未必最终作用于文本，从这点看，新闻学也具有较为鲜明的人文色彩。
因此，新闻学的学科性质为具有强烈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新闻学不单单是人事之学，也是文本之学。
结 语
新闻学具有较多的人文色彩，但新闻学并非人文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一样仍属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在辨析新闻学和传播学时过分突出了两者之异，以至两个协同发展的社会科学之“小异”，被说成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之大别。目前，新闻学和传播学都还尚未达到成熟之境，过分强调其区别，不利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和两个学科的协同共进。两个学科之间只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双剑合璧，才能全面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也才能在学科丛林中占据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之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李承贵. 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 李彬. 媒介话语 新闻与传播论稿[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 李希光. 畸变的媒体[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屠忠俊，吴廷俊.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5] 徐培汀.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6] [11] [13] 唐远清. 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35，134.
[7] 郑保卫. 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8] 张昆. 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9] 赵凯，丁法章，黄芝晓.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 杨保军. 新闻活动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 李秀云. 中国新闻学术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4]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761，760.
关键词 新闻学 学科属性 社会科学
刘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师，博士后。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精品培育项目《“新闻经典”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SKJ201004）。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新闻无学”的争论也已告一段落，但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诞生于20世纪的新闻学还尚显稚嫩，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不高等依然是不争的事实，许多新闻学的基础问题还未彻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新闻学到底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这一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学科归属是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闻学到底是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靠拢，还是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逼近？这不但关系到新闻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实现，且会影响到新闻学能否在学科之林中与其他学科平等地展开交流对话。下面笔者将在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的基础上，通过辨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重点阐释新闻学的学科属性问题。
一、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
客观地讲，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中，既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亦有社会学科的研究，但向来只有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而没有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尽管《辞海》上已单独作为一个条目而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的提法。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学者提出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要求。[1]因此，新闻学早期关于新闻学科归属的讨论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而主要讨论当今新闻学众学者在新闻学科归属问题上的争议。综观新闻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这一问题，学界仍无一致的看法：
一类以李彬、李希光、屠忠俊、吴廷俊、徐培汀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科是人文学科。他们在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时指出，首先是二者的学科属性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是社会科学的行为学科。再次，二者研究的方法不同，新闻学属人文学科，人文学科讲究人文性，体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质的方法、思辨的方法；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方法、实证的方法。[2-5]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唐远清则根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即人文学科本身具有人文气质；直接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相关；对人、社会、民族具有价值导向、精神塑造等功能；研究具有主体性、求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等特征，认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6]
再一类以郑保卫、张昆、赵凯、丁法章、黄芝晓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以新闻现象和新闻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7-9]除概念界定外，对新闻学为什么属于社会科学，其与人文学科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并无过多探讨。
还有一类以杨保军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新闻学是对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的探讨和揭示。按照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解与基本区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但是，严肃一点讲，社会科学从严格意义上说要求研究者以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结论，而新闻学还包含着人文的思想和论述、价值性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就学科性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但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10]
上述论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一个明显缺陷即大多并未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区分角度进行新闻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唐远清和杨保军虽然区分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不同特征，但失之系统、全面。
唐远清依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来定义新闻学科的学术归属，相应标准虽容易区分，具体到实践中则很难操作，究竟何谓突出的“人文”气质？什么学科的研究才算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直接相关等等，并无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单列一节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坚持认为新闻学是人文学科，但在前文中却把新闻学界定为“新闻学是一门研究大众传媒业的独立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阅评人雷跃捷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就出现了前后矛盾、顾此失彼的现象。
而杨保军在谈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时，仅谈到了研究对象和研究判断类型的不同，判断标准有失片面。另外，在认定新闻学兼有人文学科属性时，仅仅从目前新闻学研究现状出发，认为相关的理论著述在事实判断之后，总要加上一个价值判断的尾巴，认为新闻学科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因为现有著述存在的问题与该学科属性并不等同。
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这里，笔者从区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性出发，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判别标准归结为4点，以明确新闻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
1. 研究对象和价值
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文化。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的技术，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依归。而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即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文化，社会科学关注的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
2. 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具有体验性、阐释性、评价性的特点，强调研究者的个体性和独创性，它的知识并不像科学知识那样呈前后递进式发展，而是散点、跳跃式的、或不断阐释性的。一些古典著作中提出的命题可以被后人不断地理解和阐发。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分析、归纳、证实等特点，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前后递进式的，前人提出的某些命题可以被证伪或替代。
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虽越来越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法，但社会科学并不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既应该采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来研究认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关系、结构和功能，又需要采用人文科学的精神与情感体验方法来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因为社会具有物质客观属性与精神观念属性两重性质。
3. 成果形式
人文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探索与创造，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收获和思想的创造；而这些收获与创造，主要以人文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社会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以社会科学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制订、规划的设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甚至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而人文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则很少以文本之外的形式加以保存。
4. 研究效用
人文学科是基础性学科，而社会科学是应用性学科，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往往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没有用，只有社会科学才有用，而是说人文科学是一种无形之用，而社会科学则是一种有形之用。社会科学更能直接指向人的现实生活，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新闻学的学科属性辨析
依据以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新闻学总体属于社会科学。理由如下：
1. 从研究对象来看，虽然目前新闻学术界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根据不同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较为常用的关键词是：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与社会关系等。有学者依据56位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筛选出中心词的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新闻事业（27次）、新闻（传播）活动（24次）、新闻现象（18次）、新闻工作（14次）、新闻（12次）、报纸（10次）、新闻事业与社会关系（6次）。[11]可见这些关键词都与社会活动、现象、组织、运作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不少学者如徐宝璜、黄天鹏、李公凡等认为，新闻学的间接对象就是全社会。[12]且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开始，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中心词都由比较具象的“报纸”转换为比较抽象的“规律”——学者们几乎都使用了“规律”一词，尽管在与其他中心词的搭配上，有“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的不同。[13]这符合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的观点，而非人文科学研究对象范畴。
2. 从研究方法来看，新闻学强调研究“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既然研究对象的中心词是“规律”，那么，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性研究并不代表就是主观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客观研究，定性与定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主观和客观则是研究对象与客观事物的符合、相去程度。“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14]与此不同，“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15]从这一点看，新闻学无疑也归属于社会学科，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反映新闻现实，符合新闻实践的要求和发展规律，有效地指导新闻实践，而非自由想象，闭门造车。
3. 从成果形式来看，新闻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了以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新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新闻管理决策的制定，甚至还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譬如公共新闻学）。从新闻学界尤为强调新闻学研究成果要对新闻实践有指导意义即可见一斑。
4. 从研究效用来看，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闻业务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价值，能够对新闻实践产生直接作用和影响，即使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研究，也强调要对新闻实践有所启迪和教益。尽管目前学界的研究和业界现实尚有一定隔膜，但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和政界认可。从长远来看，新闻学将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传播实践，对新闻传播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以上4点可以看出，新闻学理当归属社会科学。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正如著名学者让·皮亚杰所说：“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16]新闻学虽然属于社会科学，但新闻学也具有较为浓郁的人文色彩，从学科性质而言，新闻学是具有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表现在：
第一，从研究对象和价值来说，新闻学既是事学，是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研究，又是人学，除研究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及其运作之外，还需关注在媒体运行过程中传者和受众各自的精神状态、价值情感等。新闻传播事关每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新闻学研究决不能因事废人，放弃新闻传播学的人文属性。因为“新闻传播活动根本上是人的交流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在现代以来越来越需要利用机器和制度等途径进行，但它毕竟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从没有离开‘人’的新闻传播”。[17]“新闻学的终极关怀或指向是为人的，新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更加趋近人所能拥有的自由、美好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18]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学科注定将难以回避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新闻学科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价值判断是每一个新闻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闻学需要事实判断，也需要价值判断。
第二，新闻学的文本之学特征较其他社会科学更重。尽管学界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否为新闻文本仍存争议，与“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等这些关键词相比较，将“新闻”文本作为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呼声相对弱小一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其成效好坏最终都将反映到新闻文本上。可以说，新闻文本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无新闻文本则无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新闻学的研究起步于新闻文本，最终无论是作用于新闻实践，还是作用于新闻管理政策，也将落脚在新闻文本上。新闻学研究是围绕着文本这一中心运行的，这是新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研究未必起步于文本，也未必最终作用于文本，从这点看，新闻学也具有较为鲜明的人文色彩。
因此，新闻学的学科性质为具有强烈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新闻学不单单是人事之学，也是文本之学。
结 语
新闻学具有较多的人文色彩，但新闻学并非人文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一样仍属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在辨析新闻学和传播学时过分突出了两者之异，以至两个协同发展的社会科学之“小异”，被说成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之大别。目前，新闻学和传播学都还尚未达到成熟之境，过分强调其区别，不利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和两个学科的协同共进。两个学科之间只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双剑合璧，才能全面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也才能在学科丛林中占据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之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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