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经济波动；罕见灾难；福利损失
中图分类号 F063.2 文献标识码 A
1 引 言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面对外界环境变动做出的最优反应，不具备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因此，经济稳定政策是不必要的，政府干预反而适得其反.1987年，经济学家Lucas运用二战后美国居民实际消费数据，从定量视角对上述观点进行了经验验证.其研究表明，在合理的参数取值下，平抑经济波动的潜在福利收益相当小，仅仅相当于每年给消费者补贴0.008%的消费产品或服务.根据美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福利收益相当于不足50美元的物质补贴[1].Lucas（1987）的研究发现震惊了决策层和经济学界，因为这一研究结论不仅宣告政府干预宏观经济运行是徒劳的，也意味着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毫无意义.
是否真如Lucas（1987）所言，经济稳定政策再无用武之地？带着这一疑问，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探索.Lucas（1987）研究结论的得出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该理论模型的魅力在于其简洁性，但也正是它的简洁使得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值得商榷.一些学者主张运用心理学所发现的财富偏好、习惯形成、追赶时髦、损失厌恶、妒忌等非标准偏好形式替代Lucas（1987）研究中的CRRA效用函数，另有一些学者则是通过寻找跨国数据来验证Lucas研究结论的普适性[2--5].然而，偏好形式和跨国数据的改变并没有显著提高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数量级.鉴于此，在2003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Lucas宣称，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宏观经济研究的重心应当及时转向经济增长，而非减缓短期波动[6].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之所以支持Lucas（1987，2003）的研究结论，源于对罕见灾难事件的忽视.罕见灾难事件，即那些发生机率很小，但是一旦发生，就会对相关经济系统造成极大损失的自然或社会性灾难事件，如战争、高致命传染病、经济衰退、自然灾害.人类发展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以来，罕见灾难事件曾不止一次地对相关经济体造成毁灭性打击.1929～1933年大萧条间，主要工业国人均实际GDP下降近30%，失业率也一度攀升至25%；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区国家人均实际GDP的下降幅度也在17%～64%之间.1959～1961年间的饥荒使得中国人均实际GDP出现连续下降，1960～1961年下降幅度高达26. 91%[7].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也都不同程度地重创了世界与中国经济.鉴于此，现有研究对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测算是不全面的，在此基础上容易得到有偏的政策结论.引入罕见灾难状态，进一步测算经济波动对国民福利的减损效应，不仅是对现有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而且能够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2 文献综述
引入罕见灾难的想法源于“股权溢价之谜”.Mehra and Prescott（1985）发现，1889～1978年间美国股票市场的年均收益率约为6.98%，同期无风险证券的年化平均收益率为0.8%，二者之间的溢价为6.18%.然而，根据传统资产定价模型的估算，同期美国股票的超额收益率应当仅为0.35%，这就是“股权溢价之谜” -[8].在Mehra and Prescott（1985）的研究中，国民经济只有好与坏两种状态，好与坏状态通过经济增速均值上下波动一个标准差来衡量.如此小的波动幅度显然与风险溢价的要求不符
在罕见灾难情形，消费增长率不再服从正态分布，而是服从Markov过程，灾难幅度的分布呈典型的厚尾分布.，也就无法解释“股权溢价之谜”[9].通过在ArrowDebreu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罕见灾难状态，Rietz成功解释了“股权溢价之谜”[10].Barro（2006）进一步区分了V型灾难与W型灾难
V型灾难发生时，产出会急剧下降，但世界继续运转，大萧条就是典型的案例；W型灾难，即世界末日，如原子战争、太空爆炸等，普遍的财产权丧失也与此类同（Barro，2005）.，并利用20世纪35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证实，罕见灾难的引入可以有效解释各种金融市场异象[1-1].
后来，罕见灾难思想被一些学者引入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研究.他们发现，经济波动福利效应测算与“股权溢价之谜”研究均主要取决于消费波动率.因此，那些有助于解释“股权溢价之谜”的理论模型同样可以用于经济波动福利效应量化研究（Lucas，2003）.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Barro（2005）先是对罕见灾难事件发生时国民经济的衰退幅度和发生频率进行了估计[1-2].在此基础上，Sayler（2007）及Barro（2007、2009）研究发现，当美国社会面临发生概率为1.7%、损失为当年GDP的25%的潜在灾难风险时，它们愿意放弃当年20%的实际GDP，以消除这一潜在灾难风险[1-3--1-5].田玲、高俊（2012）与陈国进等（2014）进一步区分了全要素生产率灾难与资本灾难，并从资本灾难视角考察了罕见灾难事件对国民经济的福利影响[16-17].
现有研究对罕见灾难事件的福利减损效应研究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其一，现有研究采用的是RietzBarro范式的理论模型，只考察了罕见灾难事件发生的概率，而忽略了对罕见灾难持续时间的考察.经验研究显示，罕见灾难事件的持续时间以及灾难恢复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影响.其二，由于数据资料限制，现有研究在估算罕见灾难事件风险及当罕见灾难事件发生时经济衰退幅度时，沿用了Barro（2005）对20世纪35个发达国家的经济数据得到的参数，这样就会产生样本偏误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对Sayler（2007）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修正，纳入罕见灾难状态的持续时间，并根据Gabaix（2008）的研究方法初步估算出建国以来中国发生罕见灾难事件的风险以及相应的产出下降比重，在此基础上测算罕见灾难事件的福利减损效应[1-8].
3 理论模型
经济中包含众多无限生存的同质行为人，单个行为人的决策对总量结果不产生显著影响.代表人的目标是最大化如下期望效用函数：
4 数据处理、参数校准与数值模拟
理论模型表明，罕见灾难事件的福利减损效应测算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偏好参数以及描述实际人均消费增长的若干参数.
4.1 数据处理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提供了1952～2013年中国居民名义消费水平数据 居民消费水平是指按常住人口平均计算的居民消费支出.，以及相应年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1952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相应年份的名义消费数据进行平减，可以得到1952～2013年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3个矩条件（见表1）.
4.2 参数校准
1）消费者主观偏好参数.年度数据主观贴现因子的合理取值，多数研究者认为，应当在0.95～0.97-范围内选取，本文取β=0.96.Mehra and Prescott（1985）从资产定价相关理论出发，认为γ的取值应当小于10，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本文取γ=2，3，4，5.
2）描述消费随机增长的离散Markov过程的若干参数.参数（π，m，δ）的校准根据的是1952～2011年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3个矩条件.也就是说，选择参数（π，m，δ），使得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中消费增速μt的矩特征一致.
关于衰退期的持续时长φ，参照Gourio（2012）的研究，校准为0、0.1和0.2[19].关于罕见灾难风险（p）以及发生罕见灾难事件时经济衰退幅度（k）的校准参照Barro（2005）的估计方法，以人均实际GDP数据为研究标的，计算出我国1952～2013年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研究发现，我国仅有6年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为负值
人均GDP的增长率为负值的6年分别是：1959～1960年（-0.34%）、1960～1961年（-27.32%）、1961～1962 年（-5.59%）、1966～1967年（-5.69%）、1967～1968 年（-4.12%）、1975～1976年（-1.63%），括号内为年度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因此，将这6年作为灾难可能发生的年份，并取这6年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均值作为产出下降的比例，k=0.93、p=0.097.为了比较分析，本文同时采用了Barro（2006）对罕见灾难发生频率和幅度的估算，p和k的校准值（见表2）.
4.3 罕见灾难事件福利减损效应的数值模拟
分析
表3报告了在给定1952～2013年中国消费增长的样本矩以及4种罕见灾难风险情形下国民福利的减损效应.
此处取=0.2，情形（e）代表不存在罕见灾难风险.
数据来源：Matlab2011估算结果.由表3可知：第一，罕见灾难事件的福利减损效
应大小取决于罕见灾难发生的概率以及罕见灾难发生时国民经济的衰退幅度.情形（a）下国民经济从罕见灾难状态转换到平稳状态的福利收益约为通常意义上平抑经济波动福利收益的6～17倍；情形（b）下国民经济从罕见灾难状态转换到平稳状态的福利收益约为通常意义上平抑经济波动福利收益的8～19倍；情形（c）下国民经济从罕见灾难状态转换到平稳状态的福利收益约为通常意义上平抑经济波动福利收益的11～26倍；情形（d）下国民经济从罕见灾难状态转换到平稳状态的福利效应约为通常意义上平抑经济波动福利收益的15～30倍.第二，罕见灾难状态下经济波动的福利减损效应显著大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波动福利减损效应的测算结果.在合理的参数取值下，后者仅仅相当于经济主体在未来无限生命期界内每年减少0.16%～0.3%的消费产品或服务.对于产出下滑7.45%这样的罕见灾难事件，虽然发生概率极低，但对国民经济福利的减损效应也相当于经济主体在未来无限生命期界内每年减少1.01%～6.71%的消费产品或服务.根据2013年中国居民名义消费水平15 632元，这相当于消费者减少157.9～1 048.9元的消费（见表4）.
一个延伸性的问题是，如果降低罕见灾难发生的概率，或在灾后减弱经济衰退的幅度，或是缩短国民经济处于罕见灾难，经济主体获得的潜在福利收益有多大？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分别估算了罕见灾难发生的概率从0.097降到0.017、罕见灾难事件发生后经济下滑比例从0.29下降到0.07以及罕见灾难持续时间从φ=0.2缩短为φ=0.1时经济主体的潜在福利收益.研究发现：第一，对于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4的代表性消费者而言，如果罕见灾难的发生概率从0.097-降到0.017，经济主体所获得的福利收益大致相当于其终生消费水平提高1.36个百分点；第二，如果将罕见灾难发生后经济下滑的比例从0.29下降到0.07，经济主体所获得的福利收益大致相当于其终生消费水平提高4.87百分点.第三，如果能够将国民经济处于罕见灾难的时长从φ=0.2缩短为φ=0.1，经济主体的潜在福利收益提高6.74个百分点.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于缩短国民经济处于罕见灾难状态的时间、降低人为灾难发生的概率以及减弱罕见灾难事件对国民经济的冲击.-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修正随机消费函数形式，本文构建了罕见灾难事件的福利减损效应模型，在此基础上测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罕见灾难对国民经济福利的减损效应.研究发现：第一，虽然1949年以来中国极少发生罕见灾难事件，但在合理的参数取值范围内，罕见灾难事件对国民福利的减损效应相当大，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数十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不只体现于平抑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波动，更体现于应对罕见灾难事件所导致的经济震荡.第二，无论是通过缩短宏观经济处于罕见灾难的持续期，还是降低某些可以避免的罕见灾难事件的发生概率，或是减轻罕见灾难事件发生时经济衰退的幅度，均可显著提升灾难发生期的国民经济福利.
从上述研究结论出发，可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当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同时借鉴历史的和国外的经验教训，科学制定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战略，最大程度降低人为造成的罕见灾难事件发生的损失.第二，建立完备的罕见灾难事件的历史统计资料库，为巨灾保险体系建设提供基础性、科学性的数据支持，从而在罕见灾难事件发生时，人们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提供的避险工具平滑罕见灾难风险.第三，中央与地方政府应当通力合作，合理利用财政预算中的防灾减灾预算，对灾难发生后的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减轻罕见灾难事件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同时，根据罕见灾难事件的类型、成因及其对不同地区和产业影响的轻重缓急状况制定相应的救助政策，以最快地速度实现国民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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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企业；经营管理；措施
通过行为经济学理论，指导企业管理者更高效、更完善地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增强企业管理团队的水平，提高企业管理团队的能力，使企业管理团队迅速成长起来，完善我国企业管理系统不足之处。我们要从了解人性的角度去研究企业管理者，找出企业管理者的优点与缺点，对缺点进行帮助与改正，对优点进行发扬宣传，提高整个企业的管理团队水平，从而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促进我国企业管理团队健康有效的发展。
一、行为经济学理论相关概述
1.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并且被全世界公认的主流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体系，行为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行为与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由视角、参照系、分析工具三部分组成。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对企业中管理者的心理作用进行分析，同时强化心理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通过研究经济学中的心理学，使经济学研究更符合现实，从各方面进行自身完善，同时将经济学中的理论洞察力全面激发出来，用于对实际现象进行预测以及合理分析，制定相应的改进策略。所以行为经济学理论是一门与心理学理论相结合的经济研究理论。主要通过可操控的试验以及观察研究对企业管理者在不完全理性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对于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进行的管理行为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影响管理层决策的内外部因素以及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并对管理者的行为结合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与分析，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提出的经济学理论。
2.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可行性
本文将通过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对比分析行为经济学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运用的可行性。（1）人的基本假设对比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中人是具有独立的思想的，从本质上讲，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利己的。一切行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需求。同时自我约束力强，如果个人的喜好一旦形成，就不容易被外界所改变，性格具有完全性和一致性的特点，始终追求利益效果最大化与持久化。在行为经济学中，人的基本假设中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人的性格具有多面性，既有利己心理，也有利他与无私奉献的心理，人的自我约束力会因人而异，不同时段与不同环境个人的喜好会有所差异。（2）传统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对比传统经济学中应用的方法主要有逻辑抽象法、演绎法、现场观察法，其中演绎法是被公认为为数不多可信赖的现实经济活动范式。而现场观察法则认为是所有方法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实验法不可用于验证理论。而行为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有认知心理学方法与实验法。通过认知心理学，与实验法对个体喜好进行更多的分析研究。（3）理论体系完整度对比传统经济学在个人偏好基本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标准化均衡分析，形成了规模宏大而且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对经济现象进行准确的描述，同时涵盖了金融计量等微观与宏观方面的内容；行为经济学现有的理论条块还不成形，现在正在不断地进行实验验证与研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指日可待。（4）模式对比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具有规范性;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具有描述性。由以上对比可以发现，行为经济学更多是研究对个体行为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进行研究。认为在经济环境刺激条件下个人的行为是受周围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表明行为经济学与客观现实有很大的相似度，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具有可行性。
二、企业经营管理中行为经济学的应用
在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时候，对企业以及员工的行为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的管理过程，不仅是管理物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企业员工--人进行管理。在上世纪30年代，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相关理论主要是从行为的角度对管理进行研究。这个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人的行为，另一方面是非自然人的行为，而非自然人的行为包含着机构、组织、企业团体的行为。《2010中国信息主管发展报告》中指出，企业管理团队中职位的权责关系是企业管理者关注的永恒主题。在企业经营管理团队中管理者如果没有相应的主导权与决策权，对于企业开展全局性的工作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部分管理者所属部门经营状态有活力，而另一部分管理者所属企业部门经营出现冷门现象。当企业在推行相关政策的时候，还会出现领导层对政策明白，而基层员工对相关政策不了解的情况，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工作执行的困难与复杂程度，提高了企业管理失败的风险。企业经营管理者管理的相关成绩也需要通过其所管理的相应部门日常管理行为表现出来。本文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分为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应该对企业相关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并且能够准确把握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发展方向与相关技术需求要能够有审时度势的眼光，准确决策企业的走向。企业管理的最高层要能够站在企业经营管理的立场上，通过管理者敏锐的洞察力与果断的决策能力，为企业的高效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其次，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制定企业项目的时候，需要与相关员工进行沟通，在得到对企业员工支持的情，再让企业中高层领导接受企业制定项目的规划。企业管理者在进行项目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企业运营状况，脚踏实地，锁定目标，不宜好高骛远。在尽最大努力增加企业发展效益的时候，也要考虑项目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与困难，尽可能的避免项目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不可控风险。同时企业管理团队要以人为主，建立科学高效的管理团队，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对于项目的执行负责人要分岗到位，使整个管理团队职责明晰，任何时候领导层都需要对项目的运行状态准确掌控，实行有计划运行。最后，企业经营管理者应该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上发挥充分的作用。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经济在近几年中发展迅速，企业制度与技术等多个重要层面的发展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现在企业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经营管理者也逐步发现了自身职业内涵相应的改变所带来的工作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全球企业经济发展形势还没有从经济危机的寒冬中苏醒过来。这也使得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经济形势感到不安。所以企业经营管理者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充分运用自己所在职位的便利与经验，为企业发展奉献自己全部的智慧与力量。在有效对企业团队进行管理的同时，了解企业的运行模式，针对企业运行情况提出有创造性的建议，成为团队上层领导最得力的助手与策略参谋。
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企业管理中偏见效应解决措施。
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者都会承认在管理的过程中会有偏见存在，而偏见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管理者容易在管理的时候固执己见，对于他人的反馈意见视而不见，刚愎自用，这是偏见的最根本原因。如果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存在偏见将不利于企业管理团队的营建，也不利于相关项目以及政策的实施执行，还会造成对有实际才能的人才流失。因此我们要消除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偏见行为的存在。
1.通过改变视角识别偏见
我们在对任何一个人进行观察的时候，要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观察与了解，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个人在我们心中的形象进行合理划分。但是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经常会对所面对的人进行一种假设，从而产生一种对该假设有误而自己熟视无睹的偏见，这种偏见常见于有一定资历的企业经营管理，这种管理者往往见多识广，经验丰富，遇到人与事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判断选择处理方法，有时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最终决定对所见的人与事有偏见看法，使得决策结果不够准确。但这种经验主义，很多时候对于业经营管理者的帮助很大，他们在进行辩论的时候，会借助经验例子举例证明，使自己的方法与理论具有更强的可信度。从而让对方折服，这就是经营管理者的模式识别。
2.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抵制行动导向偏见
企业经营管理者在为企业决策的时候，为了追求企业的稳定发展，很多企业不愿承担有风险的计划项目。比如一个企业项目出台，企业管理者中会有某一管理人员对于项目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与观点，而有另一种人，却对该项目非常看好，力挺方案的实施。对于管理者，他也是希望该项目能够实施，但是不会将下属员工的自信当作坏事，而出现这种决定的原因，就是行动导向偏见。在企业经营管理的时候，一个可靠高效的管理团队需要对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充分的分析了解，以应对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行为导向偏见。
3.通过改变现状，抵制稳定性偏见
当企业管理团队出现稳定性偏见的时候，企业需要不断地对内对外采取措施。对外部，企业可以打破常规的管理模式，不断的进行投资与业务扩展，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同时扩大企业管理团队的规模。对内企业可以把公司财产向部门分配的额度降低，仔细研究企业内部各部门的运营状况与职能，然后将企业的资金进行有选择性的重点分配，扩大企业优势部门的生产规模，将企业发展成为有特色的产业品牌。
四、结束语
行为经济学是一种研究人的行为的理论科学。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进行企业经营管理的时候，充分运用行为经济学，对企业中的个人进行有效研究分析，有利于提高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使管理者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能够从容不迫地解决。同时充分运用行为经济学，能够规避管理者错误的管理观念与管理行为，为企业健康正常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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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胃肿瘤；药物经济学；化疗；中成药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valuation and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two chinese patent antitumor drug for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stomach cancer.Methods A total of 73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tomach cancer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two groups. In addition to chemotherapy， Group A (n=38) and B were administered Jinpu capsules and Zhenxiang capsules， respectively. The two groups were pharmacoeconomically assessed.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linical effects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nd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bnormal white cells， neurotoxicity and increase in 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 (KP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otal cos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Key words： stomach cancer; pharmacoeconomics; chemotherapy;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化疗为肿瘤治疗三大手段之一，但其毒副作用往往比较明显，主要表现骨髓抑制和胃肠道副作用；中成药大多均定位在辅助肿瘤治疗药物，辅助化疗可以达到增效减毒作用，即提高机体免疫力，改善骨髓抑制等，同时杀灭潜伏的亚临床病灶，降低肿瘤细胞的活力，减少转移的可能性[1]。目前临床常用于胃癌化疗期间服用的中成药有10余种，本研究对常见两种中成药进行了成本效果关系和临床疗效分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药物流行病学的回溯法，依据《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10》中的晚期胃癌分类代码，根据《中国肿瘤病理学分类》中的晚期胃癌分类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编写的《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中的晚期胃癌的诊断标准和要求[2]。在2006—2008年中筛选出化疗期间分别服用金蒲胶囊和珍香胶囊的患者73例，符合中晚期胃癌的诊断要求，并确诊为原发性胃癌，无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和其他影响治疗的疾病，所经治疗药物均耐受且无禁忌。全部患者卡氏评分>60分，近30 d 内未用过其他药物。
1.2 治疗方案 各组患者治疗方案中的药物剂量根据患者个体体表面积或体重以及药物剂型等计算，疗程和周期也根据循证医学的原则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实施。化疗方案的第1天，表阿霉素 60～80 mg，静脉冲管；第2至第15天，希罗达（卡培他滨）1 500 mg，2次/d。依据服用不同中成药将所选患者分为两组，其中A组为化疗同时服用金蒲胶囊，B组为化疗同时服用珍香胶囊。
1.3 临床观察指标
1.3.1 疗效指标 按有效和无效区分，以WHO实体瘤疗效评定标准中的CR （完全缓解）和PR （部分缓解）为有效；以NC （无变化）和PD （病变进展）为无效[2]。
1.3.2 不良反应指标 化疗后检测血红蛋白、白细胞数、胃肠道功能异常和神经毒性等，并详细记录不良反应。毒副反应的评价参照WHO制定的抗癌药物急性与亚急性毒副反应分度标准，分为0～Ⅳ度，本研究只计出Ⅰ～Ⅳ度的总数[2]。
1.3.3 生活质量指标 按WHO推荐的卡氏评分标准（KPS）对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增加≥10分者为改善，减少≥10分者为降低，增加或减少
1.4 分析方法
1.4.1 成本的确立 为了便于观察结果和比较，本组只考察直接成本，包括以下几项：药物费用（C药），指在整个化疗周期中全部药品的平均直接费用；检查费用（C检），指化疗周期前后检查的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等；治疗费用（C治），指整个化疗过程中的治疗费用。总成本（C总）C药+C检+C治。
1.4.2 评价指标的确立 有效率（E）=部分缓解率+完全缓解率。成本/效果比（C/E） =总成本（C总）/效果（E）。
1.5 统计学方法 成本均数用NewmanKeuls进行检验，计量资料采用F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疗效结果 两组患者有效率分别为57.35%和45.18%，两组疗效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不良反应和生活质量指标 两组患者在白细胞异常、胃肠道反应、KPS≥10增加变化比例较大，但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表1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和生活质量指标
2.3 成本 两组患者总成本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4 两组患者成本效果比 B组较A组的C/E明显提高，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长期以来药品的研制开发及利用首要考虑的是安全性表3 两组患者成本与效果比和有效性，但药物的不合理利用乃至滥用的现象日益普遍，十年来药物经济学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初步建立了关于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它不仅应用于新药的评价，还用于用药方案的选择等[3]。
药物经济学是药物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将经济学原理方法和分析技术应用于评价临床治疗过程，使医院医生在选择药物时必须考虑药物的经济学效果，以此指导临床医师制订合理的治疗方案，将此理念运用于我们的医疗实践可以优化治疗成本与疗效的结构，使药物治疗达到最好的价值效应，这对解决我国目前普遍存在肿瘤药物药费过高，患者负担过重的问题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对于肿瘤患者化疗后喜欢长期服用无副作用的中成药，达到维持防复发和抗转移效果这一患者心理需求来说，广泛地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更有实际意义；可帮助医师和药师在临床用药决策过程中针对特定的患者和疾病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
中晚期胃癌化疗不良反应发生率主要表现为骨髓抑制和胃肠道反应等[4]，本研究主要就两种辅助胃癌化疗的中成药在经济学效果和临床作用进行比较分析。研究采用了药物流行病学回顾法和药物经济学的成本/效果比对疗效、经济性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本研究表明中成药金蒲胶囊组具有较好的药物经济学意义。
成本效果分析是目前国内最为常见的分析技术，而其中又有相当比例的研究是在验证了不同组别之间效果相等的基础上进行成本的直接比较[5]；临床疗效指标以及相应的临床实验室检查指标也是常见的效果指标；而能在不同诊疗项目之间进行直接比较的健康效果指标极为罕见，从而造成了虽然在同一研究内的不同分组之间可以分析其相对成本-效果，但不同研究之间很难有可比性的结局，尤其对于肿瘤不同器官、不同系统、不同疾病阶段等，这些都有待今后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鲍文磊. 中药复方治疗胃癌的临床研究进展[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J].2008，10(1):68-7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89：12.
[3] 王诗华，谭永红，吴雪钗. 评述国内5年以来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论文[J].华西医学，2007，22（3）：463-464.
[关键词]行为法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理性选择理论 经济理性 法律实践
一、前言
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一个法学和经济学整合的边缘学科，经过短短四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已经在法学、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及社会经济和法律实践领域显现其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一般认为，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1960）（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的发表，开辟了法律经济学的新时代；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1972）（注：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的出版，则标志着法律经济学进入蓬勃发展期。随着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我们注意到，法律经济学在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注：目前法律经济学涉及的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等，其中微观经济学理论是法律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其方法主要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博弈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分析、文化与历史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析等。）研究传统法律问题，并因此而激发人们极大兴趣的同时，也逐渐引发了人们一些质疑。典型的例证是，一些学者从质疑有限理性理论到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再到行为法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注：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 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他们将矛头指向法律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根基——理性选择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具有严重的缺陷，以此为基础产生的结论即使不应是直接拒绝，也是值得怀疑的。其中，行为法经济学论者直接把焦点放在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上。到底行为法经济学对目前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将产生何种影响？主流法律经济学如何应对行为法经济学所揭示的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局限性？法律经济学将何去何从？如何把行为法经济学应用到我国法律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传统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来探讨以上问 题。
二、行为法经济学的概念
行为法经济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74年西蒙（Simon）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作出了系统的批评（注：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学术研究中完善了这一概念，（注：Simon（1982），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2 Vol.，Cambridge，Mass.：MIT Press.）认为当事人在经济决策过程中面临认知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袂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实际决策过程如何影响最终作出 的决策。到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 Amos Tver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重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学派。（注：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克拉克奖章得主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ary S.Becker）、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卡尼曼为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随着“经济 学帝国主义”向法学研究领域的延伸、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张——从市场行为领域到非市场行为领域，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经济理性选择理论（主要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局限开始引起法律经济学界的注意。如托马斯。尤伦（1997）《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一文中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注：作者强调，最近研究认知心理学者和熟悉这方面知识的经济学者们根据实验性的与理性选择理论难以印证的结果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含义提出了疑问：（1）当精心设计的试验中的主体知道对合作剩余的分享有违广泛接受的公平理念时，他们似乎拒绝互利的交换；（2 ）在另一些需要进行若干个阶段的交易的试验中的主体似乎并不设计理性的策略；（3）由于有限理性，绝大多数决策者的选择背离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预计，例如那些从事相同价值的拍卖的主体成了“赢者诅咒”的猎物，并且人们保持着这种状态，尽管一项其他的选择可能有利得多；（4）并不像理性选择理论预示的那样，实验证明人们对不确定的结 果不采取决定。）特别是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法律经济学的行为方向 》一文的发表，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正式进入法学研究领域——行为法经济学开始闯进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视野，并悄然启动了法律经济学界的“行为革命”。
行为法经济学将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引入到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其焦点落在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与人类的真实行为不一致。他们认为建立在反映非现实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上的分析结论（注：包括经济分析与法律经济学分析。）会导致错误的预测，通过运用从心理学、实证研究、行为实验中得到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方法来全面验证理性选择理论，揭示了众多“反常现象”。大部分学者公认的行为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提高法律经济学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注：Jolls， 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 —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概念。）行为法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在质疑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理性预期、（注：理性预期概念由穆特（Muth，1961）引入，并由卢卡斯（Lucas）、普累斯科特（Prescott）等学者完善，他们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预期的定义和建模，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最终形成理性预期学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主流。这里说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严格来说，指的是理性预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拥有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四大假设的基础上，（注：详细论述可参看Thaler（1996），Doing Economics Without Homo Economics，。in Foundation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s：How Do Economists Do Economics？（Steven G.Medema and Warren J.Samuels eds.））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因素会使人们作出与理性选择理论相背的决策 ——即“反常现象”。具体分析及法律例证如下：
1.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突破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注：对“理性经济人”持异议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经济学家凡勃伦，而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可谓对理性经济人或理性选择理论的最权威的批评之一。以科斯、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角度对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批评，放松了“制度不相关假设”，阿罗等信息经济学家对“完全信息”假设提出了质疑，开创不完全信息的经济学分析，博弈论则进一步放松了“独立决策”的假设。此外社会学、经济心理学等都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批评。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主张以“有限理性”假设作为分析基础。行为法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偏离理性选择理论的无限理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决策过程中的真实判断行为表现出与理性预期所推断的无偏预测的系统偏差，即有限理性会导致人做出判断 误差。启示和偏见（Heuristics and Biases）通过影响行为人对未来时间的概率判断， 来改变行为人的最终决策。这在行为法经济学中早已观察到，并进行了分析。启示具体包括了代表性启示、现成性启示；偏见包括过于自利偏见（Self-serving Bias）、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等。（注：代表性启示指行为人夸大事件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认识趋势而错误地做出判断；现成性启示指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自利偏见、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主要指行为人常盲目认为能够进一步改善自身的利益，或人们往往只按照自身的观念来表述信息或描述事实等。“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则分别指人们在事件真实发生后所做的概率判断常高于 实际概率，先入为主，行为人的潜意识偏见会导致其作出错误的概率判断。参见魏建《行为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一个简单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人类决策偏离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预期效用理论。（注：预期效用理论是传统经济学 分析的奠基石之一。）其中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是偏离预期效用理论的最典型 例子。此外，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沉没成本（Sunk Cost）与禀赋效应一样，都 对人类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人类决策行为有时出现与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注：Kahneman and Tverskey在“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发表在1979年Econometrics第47期：263—291）一文中提出“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作为预期效用理论的替代，提出了著名的框架效应理论以及基本点，指出人们 在不同的基准点上表现出来的风险态度不一，而预期效用理论认为人们的风险态度不会随着基准点的变化而不同。禀赋效应说明行为人对拥有的财产功利评价要高于对不拥有 的同样财产，损失厌恶就属于禀赋效应的一种。）
2.有限意志。行为经济学已经强调，限于有限意志，人们往往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效用相一致的行为。行为法经济学将有限意志归结到（1）习惯、传统、嗜好，（2）生理欲望（Cravings）以及（3）多重自我 （Multiple Selves）。这三类因素导致行为人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体效用、无法对多重效用目标进行排序，最终令决策偏离效用最大化轨迹。如嗜好与习惯的形成。
3.有限自利。行为人无论是在经济活动中还是在法律事务中，其行为除了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有限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外，还会表现出有限自利。贝克尔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决策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受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影响，并没有完全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而且追求了自我利益以外的东西，比如“公平”、“社会认可”等。Kaplow and Shavell也曾提出人们对公平的偏好应该纳入经济决策等行为决策分析中。（注：可参见 Kaplow and Shavell（1994），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3：pp.337-681；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与法经济学的发展》一文。）
4.行为法经济学在法律中的应用。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理论在经济学中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可见一斑，其在法律经济学中的前景明朗。行为法经济学试图将以上论断融合到法律程序、法律实体以及和法律体系的分析和改善之中。目前行为法经济学已经开始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方面的理论运用到法律经济分析中。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注： 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 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
（1）将有限理性分析纳入到行为人决策过程中需要对不确定事件进行概率判断的法律分析。如环境立法涉及代表性启示和现成性启示的分析；关于诉讼当事人就法院审判结果进行谈判可用自利偏见、禀赋效应进行分析；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除了可用代表性启示和现成性启示的分析外，还能用自信偏见来研究；契约谈判的失败分析，可以融入自利偏见分析；法律事实或法律规则的研究都涉及事后诸葛亮偏见等。
（2）在涉及对法律后果进行评估的法律行为决策（如制定法律和设定法律程序）分析中增加有限理性研究。具体体现在：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需要对禀赋效应、损失规避进行探讨；合同法中的强制性条款分析也离不开禀赋效应的分析。
（3）通过有限理性分析，鉴别侵权法的严格责任和过失的效率选择因素：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因为认知能力的错误判断和局限及对于风险理性行动暗示了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之间的区别。如果损害双方都采取了防范措施，损害将不太可能发生，从而减少了发生事故的社会成本，但是损害双方不一定有经济学所假设的算计能力。即是说，处理不确定的结果的认知的局限性可能是决定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相应的应选择过失责任还是严格责任的独立因素。
（4）有限自利理论应用大部分集中在行为人将偏离正常决策轨道的环境，如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等法律规范所倡导的价值而愿意承担额外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又如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各自为追求胜诉或对已有利的判决等而力求通过自身的努力（包括贿赂法官）来寻求改变法庭审判结果的机会，以及法律严禁通过市场交易规则（即使这些交易对当事人而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手段来购买人身和精神产品等。
三、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碰撞
我们不难看出，行为法经济学以行为经济学为理论基石。而主流的法律经济学——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乃是经济理性主义假说的主要主张者，认为法律主体会以一种理性主义的方式而为法律行为，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石。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争论的焦点自然而然地落在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论的有效性之上，这也是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争论焦点。具体来说，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碰撞，集中在理性选择理论假设条件上——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
（一）理性的程度
在弄清楚行为法经济学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冲击之前，有必要分析“理性”之一概念。理性经常被认为是区别人与动物的自觉的合乎逻辑的行为过程。传统的理性定义主要关注的是一种做出决定的行为过程。理性、自觉等概念在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 、经济学家那里争议很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理性作为一种技术性术语来描述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行为人拥有必要的能力和知识去做一致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更技术性地说，他们将理性定义为满足偏好完备性公理、反省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注：具体分析请参考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属于完全理性。由于在学术中精确性的要求，理性概念逐渐脱离了其习惯用法而变的模糊化。经济学家中对于这一前提性假设是否成立仍有争议。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往往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的那么理性的。（注：波斯纳的认为，这些无理性行为只是偶然现象，因而不能被理论化。然而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无理性行为并不像波斯纳认为的那样是任意的，拉康认为那是一种固定的可预见的心理结构。此外，还可以从哲学认识论、经济认识论角度分析理性概念。马涛：《理性崇拜与缺憾 ——经济认识论批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理性”定义为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满足（1）适合实现制定的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 内，这也可称为是对经济理性的定义。
回到主流法律经济学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将法律经济学的实质定义在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以人的理性化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其坚持利益最大化原则，依赖效率标准来衡量法律制度，认为行为人具有完全理性。（注：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纳并不认为所有的个人都是理性人，也不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这些假设必然是真的，但坚持理性选择模型是已被经验、实证研究所证明的、非常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另一方面，法律经济学中所说的完全理性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所说的存在差别，前者以制度相关为前提，后者以制度不相关为前提。可参看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2—20页。）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行为人受认知能力和知识等因素限制，只能实现有限的理性。显而易见，主流法律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均承认“理性”概念，分歧在于理性的程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第16条至25条对经营者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产品质量法》第26条至39条就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作出具体规定；这些法律的设定正是基于消费者的理性有限而不是完全理性，从而真正地保证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样，各国对证券市场上的信息披露都作出严格的规定和监管，其基本假设也是现实的有限理性投资者。
正如西蒙所说，理性选择主义者看重选择的结果而非过程，行为而非心理；行为经济学所主张的有限理性属于经验主义的理性，偏重过程而非结果，心理而非行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分别与行为法经济学中的这种经验主义的理性相区别，可以分别称其为实体主义与程序主义（或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程序主义理性认为人们只能在其知识与信息的限度之内做出选择，它需要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背景。可以说，行为法经济学的理性程度假设更符合现实世界人类行为模式，也道出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的缺陷。
（二）偏好
【关键词】国际经濟与贸易实践教学动手实践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创新实践能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七大专门阐明了创新的重要性，要求高校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己任，不断将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创新改革教育模式、方法，从而为社会输送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创新性人才。作为本科经济学门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也快速地开展起来。
1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作为经济学门类下的一门重要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不仅关系着学生个人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的培养，还关系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总体来说，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性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面性，作为发展中国家，能否有效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优点而避免其所带来的危害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促使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跨国经济的重要从业人员来说，仅仅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的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拥有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其中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所要求应聘者的技能不仅包括外语交流能力，还包括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快速处理事情的能力。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性是由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学科特点决定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原本就是一个比较开放、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如果仅仅将学生圈在一个不能与外界沟通交流的空间中，那么国际经济与贸易根本就是摆设。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以专业课程特点前提，从学生需求出发，在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高校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重视度越来越高，但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仍然存在较多问题。
2.1教学模式陈旧
教学模式的先进与否关系到教学的目的能否实现。随着教学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学效率得到了一定提高，但其教学模式仍然延用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教学效率的提高。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学模式不能够有效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往往处在被动学习的状态中，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得到激发。
2.2模拟实践教学设备相对匮乏
除了那些国家重点支持的院校，许多本科院校由于教育资金的匮乏，难以为学生提供全备的模拟实践教学设备，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实践教学效率的提高。比如，许多高校的硬件设备比较薄弱，导致学生在上实践课时不能够人手一台，并且许多硬件设备常常出现问题，课堂实训根本难以进行。
2.3缺乏对实习和见习的重视
实习与见习不同，实习往往安排在毕业前，而见习一般安排在就业后。相同的是，实习和见习都能够为学生提供学习经验的机会，提高其就业能力。在国际经济与贸易实践教学体系建设过程中，由于校外实训基地的不足或者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不平衡或者学校给予的机会非常少，导致学生不能够真正在实习和见习中使自己的实践能力得到培养。
3有效解决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问题的方法
3.1采用新型的教学模式
针对教学模式陈旧的问题，高校应采用新型的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教学模式，从而快速推动国际经济与贸易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发展。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模式，体现在课堂方式上就是翻转式课堂，即将传统课堂中的师生地位调换过来，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教师的有效辅导来推动课堂的有效进行。这种课堂方式可以使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得到有效培养，对于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实践教学体系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
3.2加大对模拟实践设备的投资
针对模拟实践设备匮乏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首先，国家作为统筹教育发展的重要主体，其应对一些地区性高校给予财政支持，并严格规定高校购买模拟实践设备；另外，高校应重视对模拟实践设备的投资，坚持利用有限的经费为实践教学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最后，作为实践课堂的主体，学生应该严格按照模拟实验室规定使用模拟实践设备，严禁利用模拟实践设备进行其他与实践内容不相关的事情。
3.3提高对实习、见习的重视度
针对高校缺乏对实习、见习的重视的问题，高校应该注重提高学生的自主实践能力，而不仅仅局限于课本知识。高校应积极与周围的知名企业进行“校企合作”，通过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见习、实习的平台，从而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另外，高校应合理安排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课和实践课的课时，避免造成顾此失彼。
小结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高校不断地为社会输送合适的人才。在现代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为应对这个趋势，高校应该做的就是能够紧跟社会发展潮流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创新性人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能否高效构建关乎着国家的发展，因此，国家、社会以及高校都应该积极重视和研究对这个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1] 袁明兰.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J].现代商贸工业，2016，37（6）：53-54.
演化经济学视角技术范式转换
一、前言
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范式转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早期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对“范式”两个词汇进行了提出，随着这本著作的诞生，“范式”也被学界们所认可和接受，在范式转换理论中讲到，企业发展到一定的时期，需要对以往的范式进行转换，然而，转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它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以往的范式上进行转换的企业更是难上加难。
二、提出问题
在很早的时期，在胶卷行业做的非常好的公司是柯达公司，2012期间柯达公司申请了破产保护；手机行业较为良好的诺基亚，在后期的发展中市场份额占比却越来越少。这样看好的行业，突然间的没落是我们想不到的，然而，如果仔细的研究会发现，对于技术范式的转换所带来的的影响这两家公司是根本没有预见的，这是最直接的因素。时代迅速的发展，数码成像技术也逐渐的发展起来，柯达公司却依然运用传统的胶片业务，未对新技术进行研究和探索；诺基亚的没落，是由于本身企业对手机拓展功能新导向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却依然注重传统功能手机业务。可以说，这两大“霸主”企业的没落原因是非常相似的，技术范式对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更给产业发展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变化。在技术范式转换的过程中，企业能够与时俱进，就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立足，如果企业过于传统，将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想要更好的在市场中生存，对新的技术范式进行有效预见十分的重要。
三、技术范式极其复杂性
在很早的时期就出现了“技术范式”的词汇，对该概念的解释为对问题解决的一种模式。可以说，技术范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演化的过程中。以技术的角度出发，首先，技术的效应有很多，比如说协作、学习以及报酬递增，技术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不可逆性，更有路径依赖性。由于这些特性的存在，可以说也决定了它在市场中的位置，以及优势，如果想要通过一些有效的技术进行取代是有一点的难度的。其次，生物学中有机物有生命周期，技术也一样，在进行演化的过程中有四个阶段，诞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到了一定阶段会与自身的“自然极限”非常的接近，突破性的创新会将其取代，对于企业的建立，突破性创新会给其带来极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将组织管理以及资源分配的管理进行转变，将会很容易被淘汰。
四、演化视角下的技术范式转换
（一）演化经济学
在很早的时期，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经济变化进行了演化观点的解释，随着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问世，也预示着演化经济的独立经济体系的形成，随着近些年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它在复杂经济现象的分析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是重要手段。
（二）演化经济学的技术范式转换解释
可以说，在经济系统中，演化经济学是一种新的范式，尤其是技术创新和变迁，已经被它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途径，而且技术范式、突破性创新与演化经济学等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1、技术范式的来源。生物学演化理论是演化经济学中的基本思想来源，它将研究对象分为不同的群体，基因型以及表型群体。基因型的组成是遗传所致，对物种间的差异和物种个性有着决定权，如果从企业角度出发，对于企业来说，基因型就是核心技术，对企业的未来成长发展以及行业的类型等有着决策权，从而让其和其他的企业有着一定的差别性。表型是技术的外部环境，例如说社会文化、制度政策等，各种各样的技术被外部环境所选择。基因型是核心技术，表型是外部h境，两者之间形成了技术范式，两者对技术范式的演变有着主导和影响的作用。
2、技术范式转换的路径。由于技术范式有着很大的差异性，所以，演化的路径也有一点的区别，然而，这依然不会影响到我们能够从中找到共同机理。可以说，技术发生的演化路径以进化树为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它也不是“不可避免”，其实和生命起源是相同的，一旦诞生，并且生长，将会成为支配地位，更被效应锁定，对整个技术的轨迹也会造成影响，从而让其改变，这需要企业要对市场的动态进行高度的关注，不管是企业发展方面，还是技术创新方面，每一个影响机遇都要紧抓，不管是客户的异常需求或者是市场微小的变化，都将成为技术范式改变的出发点，对于等待机遇的企业，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点，然而，企业如果错过了机遇，价值也呈负点，作为企业，想要在不同的技术范式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必须要抓住每一个机遇，将其技术优势扩大，这样才更利于企业的发展。另外，企业自身应该对自身的战略进行调整，以动态柔性战略以及市场动态为依据，对其进行相应的调整，将必然性以及偶然性中的有利条件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让其发挥最大的优势，尽量要避免有利条件产生的负面影响。
五、研究展望
技术范式和其他的不同，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确定的信息涉及非常的多，人们本身对一些复杂系统以及不确定非常的关注，在进行这种系统的处理时，使用的方法也逐渐成熟。演化经济学中，经济预测和决策对这些处理方法进行了有效的运用。可以说，通过突变论、不确定性等方法分析技术范式的转变过程，从而让范式更加的全面，更要通过对计算机、计算方法等途径的运用，从而对未来技术的走向进行科学的判断。
六、结束语
上述内容通过不同的方面对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技术范式转换的预见进行了阐释，从而得到有效的预见途径，这对国家，以及企业的技术决策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企业方面，只有掌握技术范式转换预见的有效途径，对企业进行合理的调整，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才能让企业在如此竞争激烈的市场立足，从而让企业能够更好的成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京安，刘丹，申S.技术生态视角下的技术范式转换预见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15（20）.
[2]罗仲伟，卢彬彬.技术范式变革环境下组织的战略适应性[J].经济管理，2016（12）.
关键词：经济学；实践；应用
1经济学的应用
1.1法律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美国法学派新兴的一种学派，它将经济学原理与法学领域结合起来，在经济法学中开辟新的领域。与传统的法学不同，法律经济学通过应用“成本、最大化、均衡”这几把武器，对法学领域的制度和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其中最主要的分析方法之一就是“成本———效益分析法”。
1.2药物经济学
药物经济学涉及经济学、临床医学、药物治疗学、生物统计学等诸多领域。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手段，进行对药物治疗的全方位分析，以最优的方法达到最理想的药物治疗方案，并且尽可能降低药物的成本。在我国物质需求不断增长而劳动力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如何在众多药品中脱颖而出，成为成本最低、治疗效果最好的药物，是当今社会有关部门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1.3房地产经济
为了避免房地产行业的经济急剧下降，人们探究出一种新的经济学，即房地产经济。常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有实证分析法、均衡分析法以及静态和动态分析法。在房地产开发和运行过程中，房地产应用经济学中这几种常用的分析方法有重大的意义。房地产在开发的过程中，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源与环境的利用和维护问题。每一个生态系统都有自己的调控尺度，在尺度之内的破坏，生态系统可以自行恢复。一旦超过了这个尺度，生态系统就会失控，无法进行自我修复，就会对生态平衡造成破坏。而重新进行治理，就会增加成本。因此，房地产行业需要在经济学中找出合理的分析方法来制定合适的方案权衡之间的利弊。
1.4工程经济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们简单的评估与判断已经跟不上规模越来越大的工程，以前的工程学这一门单纯的学科也不足以解决工程上遇到的决策问题。因此，需要把工程技术、经济管理、计量方法等学科结合起来，以满足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才能在众多工程中脱颖而出，在工程项目中竞标成功。
1.5安全经济学
现代安全经济学“三角形理论”认为，经济是两条边，安全是底边，一旦没有底边的支持，在强大的经济发展也不能形成稳定的三角形。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较紧密。做好安全生产能够保障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而实现安全生产需要大量的投入，如果经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企业就没有资金来进行安全生产的投入，可见经济发展是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
2实践中的经济学应用
2.1实践中的法律经济学应用
法律经济学的分析理论在美国的法院实践中获得很大的成功。近些年来，法律经济学逐步进入中国的市场，一些先进的中国学者纷纷提出要效仿这种做法。虽然在西方这种法律经济学能够得到充分的实践应用，但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毕竟这种理论方法在我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成本———效益”最初用来分析企业的生产效益。这种规则能够达到两种最优的效果分别是：成本不变，效益最大化；效益不变，成本最小化。将这种经济规则应用到法律中，在案件做出决策时，能够权衡利弊，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此保证法律实施的可靠性。美中不足的是，成本与效益的计算需要以价格的工具来衡量，而价格总是围绕着市场来上下波动，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可见法律的判断与实施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尺度，其经济意识形态不同于社会复杂程度，人们的合法性就没有了稳定的尺寸判断，在法律的判断上就会出现不稳定判断，人们就会无所适从。
2.2实践中的药物经济学应用
目前，我国医院基本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紧密联系起来，根据国家的规定制定了相关的药物目录以及药品费用，这势必将药品与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所以药物经济在实践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一方面，药物经济的研究可以帮助医师在治疗过程中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医院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理论知识做出适当的决定，既能提高对病人的服务质量，又能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常见的药物经济学法则有：最小成本分析法、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
2.3实践中的房地产经济学应用
从经济学方面来看，可将外部分为经济性和非经济性。房地产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必然存在其外部性。具体体现在土地资源被开发的过程中，会对当地的经济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用最小的成本来达到最大的利润，且开发商也是追求最大的效益。而一些开发商不顾周围环境的破坏，采取先进行大规模开发后治理的措施，最后的结果却是利润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这时就需要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完成工作。在经济学中，外部成本内部化有很多方法实现，其最主要的途径是运用经济手段对不经济进行补偿。
2.4实践中的工程经济学应用
工程经济学在实践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可进行报价的静态分析、报价的动态分析等几方面。对于报价的静态分析，可以从宏观方面分析报价结构的合理性，探讨报价与工程的关系，对合理与不合理的报价进行理论分析检查。对于报价的动态分析，可以从考虑几个影响入手。比如，延误工期的影响，物价和工资上涨的影响，以及其他可变因素的影响。
2.5安全经济学在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从安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对安全投入所生产的经济效益不像普通的投资那样直接体现在产品上，而是保证生产的正常和连续性。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安全管理做好了，员工的人身生命财产就有了保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保证了安全的生产，企业才能有更好的收益利润。总之，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利润，是安全工作的最佳状态。
参考文献：
［1］（美）韦恩•K•霍伊，塞西尔•G.教育管理学(第7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