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阐述了夏玉米无土育苗方法，并结合旋转回归设计试验结果，总结了夏玉米无土育苗移栽的高产配套技术，包括选用中晚熟品种、培育壮苗、移栽苗龄不宜太大、移栽适宜密度7.80~8.25万株/hm2，最佳氮肥施用量为施纯N150.0~187.5kg/hm2，以期指导夏玉米育苗移栽技术的推广应用。
近年来，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及高产、高效农业的迅速发展，支柱粮饲作物玉米的种植面积逐年减少，因而通过改革栽培技术，增加科技投入，依靠提高单产保总产，是玉米生产的迫切要求。试验研究证明，夏玉米无土育苗移栽增产效果显著，是玉米栽培上的一次革命。育苗移栽播期可提早15～20d，成熟期提早7～9d，千粒重提高55～60g，增产13%～15%；育苗移栽可使植株基部节间缩短，次生根增多，较直播玉米株高矮32.4～65.0cm，穗位降低25.6～60.0cm，单株叶面积较小，抗倒伏能力增强，利于密植夺高产；育苗移栽可避免6月下旬多雨年份“芽涝”，抵抗玉米生育后期的风灾，也可在6月严重干旱年份保证玉米适期播种，正常成熟，获得好收成。实践证明，夏玉米育苗移栽既是实现正常年份高产优质的措施和特殊年份提高抗灾应变能力的科学手段，也是保护地区季节设施栽培实现高产、高效的有效措施之一。
1无土育苗方法
在靠近大田的空闲地上作畦，畦宽1.5～2.0m、畦深6cm，畦四周筑埂，畦底铲平踏实，畦一头开一排水沟，畦长视苗量而定，畦内放6cm厚腐熟好的土杂肥，踏实，铺平，把浸好的玉米种均匀播种在育苗基质上，在种子上再盖一薄层烂草末。为防地下害虫，播前或播后在育苗基质上喷浇250倍的敌百虫或1000倍久效磷药液，播后浇足水，播后第2天、第3天下午各喷浇1次水，直至出苗，齐苗后一般不再浇水。
苗床播种密度，应视计划的移栽苗龄而定，苗龄长的播种密度宜稀，短的宜密。五叶期移栽，据试验以播410粒/m2左右为宜，1hm2需秧畦净面积180m2，秧田与大田比例为1∶50。此播量在畦内按6cm行距、4cm株距摆播为好。育苗基质厚度以6～7cm为宜。
2配套高产栽培技术
2.1品种选择
选用中晚熟品种，育苗移栽可早播，有利于充分发挥中晚熟品种的增产潜力。
2.2培育壮苗
壮苗是高产的基础。培育壮苗，一是播前精选种子，尽可能使用饱满而大小一致的种子，可分级播种；二是育苗基质要较肥沃，一定要用腐熟好的烂草末；三是用锌肥和磷肥浸种。
2.3移栽苗龄
育苗移栽的苗龄，据笔者用登海1号所做的5因素（移栽苗龄、前期追肥苗龄、后期追肥苗龄、移栽密度和不同氮肥施用量）5水平（苗龄3～7叶、前期追肥苗龄5～9叶、后期追肥苗龄10～14叶、密度5.25~8.25万株/hm2和纯N150~300kg/hm2纯氮）的旋转回归设计试验结果，3～7叶移栽，各种水平间的产量差异都达不到显著水平。直观分析，3叶移栽的（4个小区）平均产量9057.0kg/hm2，4叶移栽的（8个小区）平均产量7105.5kg/hm2。5叶移栽的（14个小区）平均产量7030.5kg/hm2，6叶移栽的（8个小区）平均产量8590.5kg/hm2，7叶移栽的（6个小区）产量6376.5kg/hm2。综上所述，3～6叶移栽，苗龄对产量影响不大，苗龄达7叶，产量开始下降。据试验，3.72叶移栽的平均产量9504.0kg/hm2，7.5叶苗龄移栽的平均产量5038.5kg/hm2，大苗比小苗减产46.9%。
2.4增产密度
论文摘要：阐述了夏玉米无土育苗方法，并结合旋转回归设计试验结果，总结了夏玉米无土育苗移栽的高产配套技术，包括选用中晚熟品种、培育壮苗、移栽苗龄不宜太大、移栽适宜密度7.80~8.25万株/hm2，最佳氮肥施用量为施纯N150.0~187.5kg/hm2，以期指导夏玉米育苗移栽技术的推广应用。
近年来，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及高产、高效农业的迅速发展，支柱粮饲作物玉米的种植面积逐年减少，因而通过改革栽培技术，增加科技投入，依靠提高单产保总产，是玉米生产的迫切要求。试验研究证明，夏玉米无土育苗移栽增产效果显著，是玉米栽培上的一次革命。育苗移栽播期可提早15～20d，成熟期提早7～9d，千粒重提高55～60g，增产13%～15%；育苗移栽可使植株基部节间缩短，次生根增多，较直播玉米株高矮32.4～65.0cm，穗位降低25.6～60.0cm，单株叶面积较小，抗倒伏能力增强，利于密植夺高产；育苗移栽可避免6月下旬多雨年份“芽涝”，抵抗玉米生育后期的风灾，也可在6月严重干旱年份保证玉米适期播种，正常成熟，获得好收成。实践证明，夏玉米育苗移栽既是实现正常年份高产优质的措施和特殊年份提高抗灾应变能力的科学手段，也是保护地区季节设施栽培实现高产、高效的有效措施之一。
1无土育苗方法
在靠近大田的空闲地上作畦，畦宽1.5～2.0m、畦深6cm，畦四周筑埂，畦底铲平踏实，畦一头开一排水沟，畦长视苗量而定，畦内放6cm厚腐熟好的土杂肥，踏实，铺平，把浸好的玉米种均匀播种在育苗基质上，在种子上再盖一薄层烂草末。为防地下害虫，播前或播后在育苗基质上喷浇250倍的敌百虫或1000倍久效磷药液，播后浇足水，播后第2天、第3天下午各喷浇1次水，直至出苗，齐苗后一般不再浇水。
苗床播种密度，应视计划的移栽苗龄而定，苗龄长的播种密度宜稀，短的宜密。五叶期移栽，据试验以播410粒/m2左右为宜，1hm2需秧畦净面积180m2，秧田与大田比例为1∶50。此播量在畦内按6cm行距、4cm株距摆播为好。育苗基质厚度以6～7cm为宜。
2配套高产栽培技术
2.1品种选择
选用中晚熟品种，育苗移栽可早播，有利于充分发挥中晚熟品种的增产潜力。
2.2培育壮苗
壮苗是高产的基础。培育壮苗，一是播前精选种子，尽可能使用饱满而大小一致的种子，可分级播种；二是育苗基质要较肥沃，一定要用腐熟好的烂草末；三是用锌肥和磷肥浸种。
2.3移栽苗龄
育苗移栽的苗龄，据笔者用登海1号所做的5因素（移栽苗龄、前期追肥苗龄、后期追肥苗龄、移栽密度和不同氮肥施用量）5水平（苗龄3～7叶、前期追肥苗龄5～9叶、后期追肥苗龄10～14叶、密度5.25~8.25万株/hm2和纯N150~300kg/hm2纯氮）的旋转回归设计试验结果，3～7叶移栽，各种水平间的产量差异都达不到显著水平。直观分析，3叶移栽的（4个小区）平均产量9057.0kg/hm2，4叶移栽的（8个小区）平均产量7105.5kg/hm2。5叶移栽的（14个小区）平均产量7030.5kg/hm2，6叶移栽的（8个小区）平均产量8590.5kg/hm2，7叶移栽的（6个小区）产量6376.5kg/hm2。综上所述，3～6叶移栽，苗龄对产量影响不大，苗龄达7叶，产量开始下降。据试验，3.72叶移栽的平均产量9504.0kg/hm2，7.5叶苗龄移栽的平均产量5038.5kg/hm2，大苗比小苗减产46.9%。
2.4增产密度
关键词：夏玉米；无土育苗；栽培技术
近年来，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及高产、高效农业的迅速发展，支柱粮饲作物玉米的种植面积逐年减少，因而通过改革栽培技术，增加科技投入，依靠提高单产保总产，是玉米生产的迫切要求。试验研究证明，夏玉米无土育苗移栽增产效果显著，是玉米栽培上的一次革命。育苗移栽播期可提早15～20d，成熟期提早7～9d，千粒重提高55～60g，增产13%～15%；育苗移栽可使植株基部节间缩短，次生根增多，较直播玉米株高矮32.4～65.0cm，穗位降低25.6～60.0cm，单株叶面积较小，抗倒伏能力增强，利于密植夺高产；育苗移栽可避免6月下旬多雨年份“芽涝”，抵抗玉米生育后期的风灾，也可在6月严重干旱年份保证玉米适期播种，正常成熟，获得好收成。实践证明，夏玉米育苗移栽既是实现正常年份高产优质的措施和特殊年份提高抗灾应变能力的科学手段，也是保护地区季节设施栽培实现高产、高效的有效措施之一。
1无土育苗方法
在靠近大田的空闲地上作畦，畦宽1.5～2.0m、畦深6cm，畦四周筑埂，畦底铲平踏实，畦一头开一排水沟，畦长视苗量而定，畦内放6cm厚腐熟好的土杂肥，踏实，铺平，把浸好的玉米种均匀播种在育苗基质上，在种子上再盖一薄层烂草末。为防地下害虫，播前或播后在育苗基质上喷浇250倍的敌百虫或1000倍久效磷药液，播后浇足水，播后第2天、第3天下午各喷浇1次水，直至出苗，齐苗后一般不再浇水。
苗床播种密度，应视计划的移栽苗龄而定，苗龄长的播种密度宜稀，短的宜密。五叶期移栽，据试验以播410粒/m2左右为宜，1hm2需秧畦净面积180m2，秧田与大田比例为1∶50。此播量在畦内按6cm行距、4cm株距摆播为好。育苗基质厚度以6～7cm为宜。
2配套高产栽培技术
2.1品种选择
选用中晚熟品种，育苗移栽可早播，有利于充分发挥中晚熟品种的增产潜力。
2.2培育壮苗
壮苗是高产的基础。培育壮苗，一是播前精选种子，尽可能使用饱满而大小一致的种子，可分级播种；二是育苗基质要较肥沃，一定要用腐熟好的烂草末；三是用锌肥和磷肥浸种。
2.3移栽苗龄
育苗移栽的苗龄，据笔者用登海1号所做的5因素（移栽苗龄、前期追肥苗龄、后期追肥苗龄、移栽密度和不同氮肥施用量）5水平（苗龄3～7叶、前期追肥苗龄5～9叶、后期追肥苗龄10～14叶、密度5.25~8.25万株/hm2和纯N150~300kg/hm2纯氮）的旋转回归设计试验结果，3～7叶移栽，各种水平间的产量差异都达不到显著水平。直观分析，3叶移栽的（4个小区）平均产量9057.0kg/hm2，4叶移栽的（8个小区）平均产量7105.5kg/hm2。5叶移栽的（14个小区）平均产量7030.5kg/hm2，6叶移栽的（8个小区）平均产量8590.5kg/hm2，7叶移栽的（6个小区）产量6376.5kg/hm2。综上所述，3～6叶移栽，苗龄对产量影响不大，苗龄达7叶，产量开始下降。据试验，3.72叶移栽的平均产量9504.0kg/hm2，7.5叶苗龄移栽的平均产量5038.5kg/hm2，大苗比小苗减产46.9%。
2.4增产密度
在5因素5水平旋转回归试验结果中，在移栽密度5.25～8.25万株/hm2范围内，产量随密度的增加而提高，产量与密度呈显著正相关。直观分析，在其他4因素变化的环境中，5.25万株/hm2的（3个小区）平均产量7711.5kg/hm2，6.00万株/hm2的（8个小区）平均产量6985.5kg/hm2，6.75万株/hm2的（14个小区）平均产量7287kg/hm2，7.50万株/hm2的（8个小区）平均产量7810.5kg/hm2，8.25万株/hm2的（1个小区）产量7711.5kg/hm2，说明该品种育苗移栽的适宜密度为7.50～8.25万株/hm2。
1计算机技术论文产出总体现状
据统计，我国计算机技术领域2000年共41167篇，2005年增加到72979篇，增加了31812篇，增长幅度达77.27%。其中，2001年较2000年增加了4949篇，增长幅度为12.02%；2002~2003年，的增长量分别为16958篇及22793篇，年增长率均达到36%以上；2004年，的数量较2003年增加了20904篇，数量虽然仍在增加，但增长速度有所减慢，只达到24.34%；2005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突然大幅度下降，较2004年减少33792篇，下降幅度达到31.68%。总体上看，从2000~2004年，我国的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数量持续增长，增长速度是波浪式发展的态势，2005年，数量及增长速度都出现下降，但较2000年仍增长了77.27%。2000~2005年计算机技术情况见表1。
2计算机技术论文产出结构分析
2.1计算机技术各领域论文产出权重的年度变化
从2000~2005年，计算机技术各领域数量占整个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比重每年虽然都有变化，但总的分布格局未被打破。计算机的应用所占比重一直居于每年的主导地位，除2003年占39.19%外，其它几年均在40%以上；计算机软件年所占比重在27%左右，居第二位；计算机硬件年所占比重在22%左右，略低于计算机软件，居第三位；计算机技术理论在整个计算机技术领域所占比重最小，年所占比重在7%左右，居四个领域的最后一位。从各领域的权重发展变化状况分析，计算机的应用呈上下波动，总体下降的局面；计算机软件总体发展平衡，略有降低；计算机硬件呈缓步上升的势头；计算机技术理论作为计算机发展的基础，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计算机技术各领域论文产出权重的年度变化见表2。
2.2计算机技术论文各领域产出数量的年度变化
2000~2005年，从计算机各领域的数量及增长率来年看，计算机技术理论呈现正负相间的增长格局，年增长率于2002年达到高峰，为76.18%，2005年比2004年下降了27.64%，为6年间的降幅最大值，但总体来说，2000~2005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从2818篇增加到6407篇，增加了3589篇，增长率达到127.36%；计算机软件从2001~2004年一直呈现增长态势，2002~2003年增长速度较快，年增长率为38.00%、34.38%，而2005年则出现负增长，降幅达到27.9%；计算机硬件论文的发表从2001年至2004年呈现持续的大幅增长，其中2001～2003年连续3年增长率均在45%左右，但2005年数量大幅下降，较2004年减少了10640篇，降幅达到计算机技术各领域年下降幅度的最大值39.85%；计算机的应用年度情况与计算机软件论文年度变化情况相类似，于2001年始增长，2003-2004年出现较快的增长，年增长率为30%左右，2005年也同样地出现负增长，下降幅度为29.83%。计算机技术论文各领域产出的年度变化情况见表3。
3结语
3.1计算机技术领域总体发展速度较快，而且正在步入转型期
2005年是现代计算机发明60周年，也是个人电脑发明30周年。可以不夸张地讲，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的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网络，推动了整个世界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今天世界的繁荣。计算机是新技术革命的一支主力，也是推动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活跃因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最快、影响最为深远的新兴学科之一。但是目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正进入一个从技术到设备的转型期，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但这并不妨碍计算机产业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战略产业。
根据对同时段数量统计，2000~2005年间，中国计算机技术领域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5%，低于中国工业技术领域22.0%的增长率。但2000~2004年间，计算机技术领域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7.3%，高于工业技术领域22.0%的增长率。2005年，计算机技术论文的发表出现负增长，但仍占工业技术领域的11.34%，表明计算机技术已在2000~2004年间处于快速的发展时期，2005年，与全球计算机技术发展一样出现拐点和发展颈瓶（见表4）。
3.2计算机的应用是计算机技术研究的重点
计算机的应用是近年来重点发展的领域，涉及广泛，包括科学计算（或称为数值计算）、过程检测与控制、信息管理（数据处理）、计算机辅助系统人工智能、信息高速公路及电子商务等。目前，计算机的应用已从工业技术领域深入到社会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国际互联网Internet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已使人们能够以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相互传输信息，遨游广阔的世界，它极大地推动全球范围科技、文化的交流，推动金融、电子商务的发展，促使传统产业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生存在一个无所不在的数字化世界中。计算机的应用已从少数专家掌握的技术变成了普通人可以参与的活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2000~2005年，我国计算机的应用数量从19441增加到30118篇，6年间增长了144.3%，论文数量在计算机技术领域中所占比重最大，为41.23%，远高于计算机技术其他领域的比重（计算机理论所占比重为7.78%、计算机软件占27.45%、计算机硬件占23.54%）。从以上数据可知，计算机的应用是计算机技术中最受重视的领域，已成为计算机技术中最具开拓价值及产业化的领域（见表5）。
3.3计算机硬件发展迅速
计算机硬件是计算机技术的物质体现形式，主要包括个人电脑（PC机）、外部设备及网络设备，其中PC机包括台式PC机、笔记本电脑、PC服务器和工作站等。我国整个计算机产业的发展重点在硬件制造业上，约占计算机产业总产出70%左右。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几大信息工程相继实施，对我国计算机硬件工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国已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如联想、方正等。我国的计算机硬件研究也在产业发展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2000年至2005年，我国计算机硬件数量从7212增加到16060篇，6年间增长了122.7%，年平均增长率在计算机技术所有领域中最快，为23.32%，高于计算机技术其他领域的比重（计算机理论年平均增长率为23.24%、计算机软件为14.64%、计算机硬件为11.98%，见表6）。从以上数据可知，计算机硬件研究在计算机技术中发展最快，也是产业化最迅速发展的领域。
摘要通过对2000~2005年度我国计算机技术领域情况的统计与分析，从一个侧面探讨了我国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新增长理论或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始于美国经济学家罗默(Romer)首先于1986年论证了知识外部性导致单调不减增长的可能性。其后卢卡斯(Lucas)于1988年的研究中意图构建一个新古典的框架，但“干中学”模型事实上从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化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理论，对罗默的研究成果实现进一步的发展。随后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Helpman)合作于1989年发表了三篇文章，一方面考查企业家受市场利益驱动的行为导致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提出质量阶梯理论，提出了“创新—增长”的二元模型。同年，罗默发表“内生技术变化”一文，将技术视作非竞争与部分排他品，既非传统商品也非公共品来考查。1993年，杨和尤框(YangandYew-Kwang)在一个新兴古典框架中讨论了分工的内生化问题。迪那波罗斯、欧姆克和希杰斯托姆(Dinopoulos，OehmkeandSegerstrom)则在一个模型中同时考虑了水平型创新与垂直型创新对内生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后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贸易对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布罗科尼尔和斯乔荷姆(HenrikBraconierandFredrikSjoholm)1998年用两个模型分析了得自R&D扩散的生产力增长。海贾兹与萨弗里安(WalidHejaziandA.EdwardSafarian)于1999年衡量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同年，BINXU和JIANMAOWANG考查了资本品贸易对R&D溢出的影响。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则于2006年研究了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对于国际技术扩散的催化剂作用。JakobB.Madsen(2007)使用数据对通过贸易的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做了测算。此后的学者将研究兴趣转向了对溢出的测算。
2国际技术溢出的经典解释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作外生进程而认为资本积累是产出扩张的主要内生来源。以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或叫内生增长理论，学者则将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商业导向的创新视为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动力。该视角下，创新一方面产生于R&D活动积累的知识，另一方面反过来丰富了知识库。长期来看，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取决于其累积的R&D活动与知识库的效率，二者是相互关联的。R&D活动对于开放经济体的重要作用，既提高现有资源利用效率又强化了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利益的能力，并进一步细分了获取自国外R&D的利益，包括直接利益如对新技术、材料、生产流程或组织方法的学习，以及间接利益如进口由贸易伙伴开发的产品与服务。本文将正文分为理论、数据与实证发现三部分。
(1)理论部分使用了累积的R&D支出作为知识存量的代用指标。并用该指标对每一个样本国的国内知识存量与国外知识存量进行了赋值。国外R&D资本存量的赋值方法是使用依进口份额加权的贸易伙伴国的累积R&D支出。并计算了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定义为产出的对数扣减劳动与资本产出的加权平均，权数取要素份额。之后关于国内外R&D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测算则反映了国际贸易与国外R&D的重要关联。
(2)数据部分本文选取了“OECD+以色列”的二十一国样本，数据时期为1971～1990年。数据显示国内外R&D资本存量都对国内生产力产生重要影响。而依据全要素生产率对R&D资本存量的弹性进行重要性衡量时，测算表明，一国进口占GDP比重越大则越受益于国外R&D资本存量，而对于大国如G7集团则国内R&D资本存量可能更加重要。
(3)实证部分本文对数据作了计量经济学上的检验并附了相关数据与数学公式及推导过程。本文对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的模型进行了拓展，将创新的来源细分为国内R&D与国外R&D，并由此推导出国际贸易对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本文对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然而没有对不同产业的R&D投入产生的大小不同的增长效应作出识别，也就没有对各国别的R&D的产业分类构成作出区分，导致了对大国小国各自的自国际贸易导致的技术溢出利益的原因估计的效度降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然而尽管本文的理论解释不够严密精确，但本文将对内生增长的分析从封闭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置于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系统中，这不仅放大了理论的视野，也使得理论研究更加具备现实意义与政策意义。
3新的理论进展
3.1R&D的国内与国际扩散
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比较HenrikBraconier与FredrikSjoholm在“NationalandinternationalspilloversfromR&D:Comparinganeoclassicalandanendogenousgrowthapproach”一文中选取了6个OECD大国中9个制造类产业1979～199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用两个模型分析了来自于R&D扩散的生产率增长。第一个模型是基于传统的生产力分析模式的。第二个模型则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经验结果显示出对第二个模型的强烈支撑。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R&D扩散既存在于国内也存在于国际的产业之内，至少在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如此。然而也没有明显证据可以表示在产业间也存在相应的R&D扩散。最后，国外直接投资似乎促进了R&D成果的扩散。本文没有找到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投入于中间产品的R&D投资对于增长产生了效果。本文发现了产业间与产业内R&D扩散的重大区别，却没有进一步区分贸易结构不同的国家组合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考虑到世界上各经济体的贸易结构的极为巨大的差异，这种疏忽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时的重大误解。
3.2贸易、FDI和R&D溢出
WalidHejazi和A.EdwardSafarian在“Trade,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R&DSpillovers”一文中将视角放在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影响上。传统上的分析思路是进行跨部门的研究，并且局限于对单一国家劳动生产率的考查。前沿的进展则将视野扩展到国外R&D存量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上。本文对理论界的贡献在于将FDI与贸易同样作为国家间全要素生产率辐射效应的传导通道。本文考查了G7集团通过FDI和贸易对OECD国家的影响。结论有三：其一，对FDI影响效用的估算要比标准模型中贸易的扩散效应高；其二，一旦加入对FDI的考虑，贸易的通道效应将被大大减弱；其三，在加入对FDI的考查后，总的溢出明显地增加了。本文考查了FDI与贸易，却遗憾地没有考查直接技术转让在国际技术溢出中的作用。贸易主要是以实际发生交换的产品或可用货币度量的服务来实现技术扩散，FDI则通过生产能力的转移实现技术的地理扩散，并进一步通过东道国的国内贸易实现与国际贸易类似的技术扩散。然而技术溢出效应的另一重要形式——技术的直接转让，是通过直接提升受让国生产率的形式进行技术扩散，也是最直接的技术扩散，却没有被有效地研究。
3.3OECD国家的资本品
贸易与R&D溢出BINXU和JIANMAOWANG在“CapitalGoodsTradeandR&DSpilloversintheOECD”一文中考查了资本品贸易在国际R&D溢出中的重要意义。并且量化考查了OECD国家的国际R&D溢出。本文比较了资本品贸易与非资本品贸易，并进一步对比了附着于贸易流的知识与作为独立形式评估的R&D溢出。评估显示，一个G7集团中R&D投资的近半产出会溢出到其他OECD国家。资本品贸易被证实是一个对于R&D溢出而言十分重要的通道，尽管多数的溢出还是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本文重点在于区分了资本品与非资本品对R&D溢出的承载系数。使得通过分析贸易结构来估算两国间R&D溢出利益的得失成为可能。并且进一步区分了依附于贸易，FDI的R&D溢出与不依附于贸易，FDI的溢出，如技术文献，国际会议、国际技术转让等。
3.4贸易与技术扩散
科勒(WolfgangKeller)在“TradeandTransmissionofTechnology”一文中考查了前期封闭经济体中R&D与生产力的关系的研究，以及近期对关注热点的开放经济下由R&D驱动的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并对两者做了关联性分析。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技术以产品设计的形式，通过异化的中间产品贸易在国内与国际间进行转移。本文收集建立了一个产业层面的数据样本，涵盖了1970～1991年间超过65%的全世界制造业产出与绝大多数的世界R&D费用。通过对数据的处理，本文估算，产业内R&D投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50%，国内其他产业R&D投入的贡献占30%，而其他的20%则来自于国外产业的R&D投入。
3.5国际贸易中的技术集约度与经济增长
JuliaWrz在“SkillIntensityinForeignTradeandEconomicGrowth”一文中考查了贸易结构、贸易分工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理论界认为，在出口产业进行专业化的产业升级会对长期增长起到积极作用，而进口的贸易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难以确定的。本文使用了不同的结构变动指标扩展了一个标准的实证增长模型。而后建立了一个45国数据样本，包含了OECD国家与部分亚洲、拉丁美洲国家1981～1997年的数据，并以此检验了一个假说，即“重要的是不同类型的贸易活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而非贸易本身”。对数据的动态分析显示，中高级技能集约度的产业中贸易分工会对长期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3.6国际R&D溢出的重新审视
对国外技术的吸收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在“InternationalR&DSpilloversRevisited:HumanCapitalasanAbsorptiveCapacityforForeignTechnology”一文中从多角度考查了R&D的国际溢出效应，尤其着重探讨了在国际技术扩散过程中，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的催化剂作用。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用以衡量国外附着于中间产品和资本设备的R&D存量，并认为这摆脱了从前理论界对于旧的衡量方法的质疑。本文搜集整理了103个国家自1970～1995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固定样本，并发现，国外R&D对于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着显著影响，并且一国人力资本是吸收国外R&D溢出的最重要的能力。本文将人力资本从一个封闭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中扩展至开放的技术扩散系统中，实现了“溢出—吸收”的循环考查。以往的文献更加关注R&D投入国所产生的溢出基数，或对吸收国而言即“技术溢出约束”，而该文献考虑了“技术吸收能力”。这为发展中国家与期望从国外R&D投入中获益的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思路与理论框架。
3.7通过贸易的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会聚
基于OECD国家135年数据的经验分析JakobB.Madsed在“TechnologySpilloverthroughTradeandTFPconvergence:135yearsofevidencefortheOECDcountries”一文中使用新的数据处理方法得到了OECD国家在一个长达135年的时间段内的进口的科技和全要素生产率，检验了技术是否真的通过国际贸易被有效传播。经验估算显示了进口的技术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关系。并且，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高达9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以完全用知识的进口来解释。更进一步说，数据表明了，在1870～2004年这个期间，OECD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会聚的背后，起到主要作用的便是知识的溢出。
4中国学者的研究
符宁在《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扩散与技术进步》一文中着重考查了进口贸易通过国际技术扩散机制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进口贸易、技术扩散和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强调了进口贸易结构对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影响，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吸收能力低下从而重申了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的观点即中国的人力资本不足。最后本文还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中国的技术扩散的可能影响。本文综合使用了BINXU和JIANMAOWANG以及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的理论框架，将之放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平台上，但却没有更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扩散吸收能力的影响。美中略有不足。仇怡在《基于对外贸易结构的技术扩散效应比较研究》中，从结构的视角量化并比较了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程度。本文将高技术产品贸易用作了技术贸易的变量。考虑到技术贸易与高技术产品贸易在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后者所暗含的对进口国生产能力缺失的假设，本文的这种处理在逻辑上可能有可质疑之处。李放在《国际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技术扩散关系的研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分析》中，使用中国的数据对新贸易理论做出实证检验，试图给出证据即中国资本品的进口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现实地从国际技术扩散效应中受益。本文将进口资本品总量视作技术扩散利益的约束边界，将人力资本存量视作既定约束下的决定技术吸收效率的关键变量。最后本文还提出一国应该依照自己的人力资本禀赋来选择符合自己优势的适宜性技术。总的来说，中国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尚未对理论框架作出突破性贡献。
5结语
新增长理论从讨论长期单调不减增长的可能性开始，先后将知识、人力资本、创新差异、人力资本阶梯等内生化到增长模型之中。随后理论界研究了知识、人力资本等在技术溢出中的地位与作用机理。得出的结论是，知识与创新通过国际贸易、国外直接投资等渠道将利益溢出到贸易与投资对象国，贸易结构中资本品的比例以及技术集约度对溢出效率有着重要影响，而对象国吸收技术外溢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结构与集约度等。理论界使用大量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估算了贸易结构与各种具体技术溢出形式的溢出效率。证明了贸易与国外直接投资等技术溢出渠道确实对国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聚起着重要作用。这对我们追赶发达经济体、平衡区际经济发展状况、调整贸易结构等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然而现有理论似乎隐含着一个有效市场的假设，没有区分垄断市场情形与竞争市场情形。依据现有理论，技术扩散的主要形式是模仿与技术转让，而其根源的驱动力在于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压迫力。垄断市场中，尤其是政府特许权垄断情形，企业缺少自主创新与模仿、引进技术的动力。因为可以通过特许权获得垄断利润，而这种垄断利润的获得与生产率无关，而是取决于对政府保护政策的游说能力。因此，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国家，要想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来加速本国的经济增长，首先就必须在垄断行业打破特许权垄断，引入外部竞争。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或者正在消失。经济将转向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驱动力的长期增长路径。因此，吸收来自国外的技术溢出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国内自主创新尚处于较低阶段时，对国外技术溢出的吸收将决定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否强劲。因此，本文对中国经济利用国外R&D促进增长看法如下。首先，提升国内人力资本集约度，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整体人力资本台阶，由此加强在既定技术溢出约束空间下的吸收能力。由于溢出渠道大体包括知识直接转移、商品贸易与国外直接投资三种，分别对应的吸收能力为：(1)学者型人力资本的个体集约度，即是否有理论造诣深厚的学者与工程师。足够数量的高水平学者与工程师将有助于吸收来自学术会议、研讨会等形式的技术溢出，同时也是理论与知识自主创新的源泉与保障。(2)国内企业中的研发型人才队伍。即从事进口替代品生产行业的企业中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直接接触进口品与相关生产技术，是模仿与产品创新的主要执行者。培养扶持进口替代品生产企业的研发能力，有助于对商品贸易中的技术溢出进行有效吸收。(3)有技能的产业工人队伍。国外FDI带来的不只是设备与资金，同时还有一些国外先进的生产控制与管理流程以及直接生产劳动中的特殊技能。这些流程与特殊技能将随着产业工人生产熟练度的提升而内化为劳动者的个人技能，提高劳动者的个人劳动生产率。因此产业工人队伍的“技能化”是有效吸收来自于FDI的技术溢出的关键。其次，调整贸易结构。根据测算(3)，对于OECD国家，资本品贸易的技术溢出系数与非资本品贸易的技术溢出系数显著不同。因此，调整资本品进口在总进口中的比重可以影响进口国从技术溢出中获得的利益。同时，进口国从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的进口贸易中所能获得的收益要高于技术密集度低的产业。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应该在提高自身吸收能力的同时，鼓励高技术密集度行业的资本品进口。最后，在高准入门槛的行业以及存在规模效应易形成自然垄断的行业，允许国外企业与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参与竞争，但要大力扶持本土企业，改善其生存条件。垄断是现有理论所未能涉及的一个领域。出于前文对现有理论的隐含假设的分析，本文认为，如果在垄断行业让国内市场完全被个别国外企业占领，非但不会增强中国对国外技术溢出的吸收，反而会使吸收渠道关闭。如前文所述，技术吸收一个必要非充分的条件是，国内存在对进口替代品的倒闭，也就不再存在对国外技术溢出进行吸收的经济主力了，获得技术溢出利益更无从谈起。
论文关键词：R&，D，技术进步，就业，技术落后
一、引言
200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就业形势严峻。CICC（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2010年公布的宏观经济形势预测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2011年劳动力供给可能增长3900万，其中包括了2500万失去与之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相关联工作的临时工；与此同时，新增就业岗位可能只有800万个，就业压力明显。
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诸多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该关系在美国曾长期存在。国内学者运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得出奥肯定律在中国并不适用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对就业弹性的考察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毕业论文模板，2005年之后的就业弹性徘徊在0.06-0.08之间，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在下降，中国经济进入“无就业增长”[①]时代。归纳国内学者对“无就业增长”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经济体制改革（齐建国、常进雄；常云昆等）；二是产业结构转变（蔡昉、都阳；谌新民等）；三是技术进步（胡鞍钢；袁志刚；张军等）。
早在1994年，OECD的一份失业研究报告显示，增加就业不能从放弃技术进步，实施保护主义中寻找解决途径，而应从改进市场流动性，恢复经济与社会适应变化的能力来增加就业，在其对策建议中，首先就是加强技术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作为实现技术进步的最基本手段，将R&D活动纳入到分析就业问题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明确R&D活动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其具体的传导途径是什么？并结合技术落后国家（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接下来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R&D、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所需变量的选取及测算；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相关结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概述
对于R&D的研究始于Romer，Grossman，Helpman等人发展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将R&D作为“知识生产”的投入要素，由此克服了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的限制，经济获得长期增长。虽然新增长理论在就业方面有很强的政策性含义，但却并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概括讲，国外关于R&D与就业的研究主要归结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R&D活动与技术扩散两个方面。
1．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持乐观态度的主要有Pissarides，Femando del Rio，Vivarelli等人。Pissarides（1990）运用搜寻和失业理论构建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模型，通过对生产率增长与均衡失业率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机制——“资本化效应”，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要素生产率，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毕业论文模板，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就业情况由此得到改善[②]。Pissarides的资本化效应机制隐含的条件是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互补的关系，而Femando del Rio（2001）则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利率可变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提高了使用资本的相对成本，出于理性的考虑，企业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失业率下降[③]。Vivarelli（1995）、Petit（1995）等人借鉴马克思、古典、新古典等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效应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各自相应的就业补偿机制[④][⑤]。实证方面，OECD（1996）在对其成员国有关创新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创新、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尽管短期内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相对于其巨大的创造效应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项研究包含了OECD国家近200年的数据，因此，对诸多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Vivarelli（2000）在其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意、芬、挪、德、丹五个国家的21个部门的经验数据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对扩大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⑥]。
早在李嘉图时期，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会排挤工人。有别于Pissarides等人，一些学者更倾向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破坏效应的观点。Aghion和Howitt（1994）在肯定Pissarides资本化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就业破坏机制，认为技术进步通过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加速现有工作磨损，直接排斥就业；当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高生产率的工作取代低生产率的工作时，失业率将会上升[⑦]。Tobin（1998）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发毕业论文模板，证明了工作岗位空缺与失业并存的情况是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⑧]。同样对技术性失业[⑨]进行过类似研究的还有David Deaton和Peter Nolan（1983）、Jonathan S．Leonard（1988）等。Brouwer (1993)、Shea(1998)、Luker和Lyons(1997)等人对德国、智利等国家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均显示技术进步排斥生产性劳动。
2．R&D活动与技术扩散
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运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TFP与R&D活动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呈明显的正相关[⑩]。Griliches（1986）Lichtenberg（1992）等的后续研究显示了相同的结果。Coe和Helpman（1995）、Charles（1998）选取OECD国家作为样本，得出了R&D活动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的结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Stiglitz（1981）在研究技术创新时已经指出，R&D活动的产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Romer（1990）关于R&D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最初的观点认为R&D活动源于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进而研发过程中带来的知识存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Aghion和Howitt（1992，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Segerstrom（1991）等人随后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这一研究思路；经验数据与理论分析同时显示：企业是社会R&D活动的主体[?]。因此，对R&D活动与技术扩散的关系的研究首先是从企业层面上展开的，进而扩展到产业层面、国家层面。Arrow（1962）指出，企业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与R&D活动呈反向关系，即越是在基础研究阶段，企业进行R&D活动的私人收益越小于社会收益。Sherer（1982）在考察产业间生产率变化关系时发现，某产业的R&D活动有助于提高其关联产业的产出率，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Levin，Jaffe，Hederson，Reiss等人的经验分析从生产成本、技术密集度等方面也证实了以上的观点。国家层面上的经验研究同时也证明了一国的R&D活动通过投资、贸易等渠道会对他国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Jones（2002）通过对二战之后美国经济的统计研究发现，美国经济的增长有一半归功于全球范围内的R&D活动的溢出效应[?]。Bemstein和Mohnen（1998）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研究了发达国家之间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技术转让及国际贸易，美国的R&D活动显著影响了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日本的技术密集程度[?]。
（二）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四种观点：一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替代作用（姜作陪，张军，彭绪庶，姚战琪等）；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量（丁仁船，瞿群臻毕业论文模板，昌盛等）；三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齐建国，龚玉泉，袁志刚等）；四是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系（毕先萍，吴晓松等）[?]。对于长期内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即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姜作陪、管怀鎏（1999）认为技术进步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长期内会扩大生产规模，对就业起到积极的作用[?]；龚玉泉、袁志刚（2002）指出，长期内，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社会产出间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推进产业结构演进，尤其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业水平进而得到提高[?]。对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短期关系，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姚战琪、夏杰长（2005）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机制与就业破坏机制同时存在，同时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对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选择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21]；王文甫（2008）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数据的考察发现，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且技术进步呈现出明显的就业替代作用[22]；何平、骞金昌等（2007）以制造业为例，从微观角度探讨了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企业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但对就业增长没有影响甚至是负面影响[23]。而丁仁船、杨军昌（2002）则认为，1978年以后，就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对就业的挤出效应高于理论值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种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过多替代[24]。昌盛（2005）毕业论文模板，瞿群臻（200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积极的影响[25][26]。综上可以看出，在技术进步影响就业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指标选取、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拓展的，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理论分歧不大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在技术扩散问题上，我国学者立足于技术劣势国家，主要研究了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FDI等途径实现的扩散效应。沈坤荣等（2001）在Barro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化生产函数，通过考察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有关数据，得出FDI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受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我国对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27]、；张海洋（2005）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研究发现FDI之所以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原因是过低的R&D吸收能力[28]；潘文卿（2003）[29]，李平（2007）[30]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近年来，我国学者童光荣、高杰（2004，2005a，2005b，2007）等对政府R&D支出与就业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对政府R&D支出乘数效应、政府R&D支出对企业R&D支出诱导效应等的研究具有创新性。
三、变量选取与测算
（一）变量选取
本文旨在研究R&D活动对就业的影响，所选分析对象是中国经验数据，因此，选择R&D支出指标和就业水平指标，直观探讨两者的关系。
1.R&D支出指标
国内学者对有关R&D活动的研究通常将R&D投入的当期值及其滞后项纳入分析框架，借鉴Griliches（1980）、Coe和Helpman（1995）[31]等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前期研发的积累。因此毕业论文模板，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采用R&D资本存量数据（计为rd）。《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涉及到研发活动的主要有四组指标：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科技经费筹集额、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额及R&D经费，本文相应地选取R&D经费作为计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数据。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1991-2009年我国R&D经费支出的当期额
单位：亿元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1991
159.46
1998
551.12
2005
2449.97
1992
198.03
1999
678.91
2006
3003.1
1993
248.01
2000
895.66
2007
3710.2
1994
306.26
2001
1042.49
2008
4616.0
1995
348.69
2002
1287.64
2009
5802.1
1996
404.48
2003
1539.63
1997
509.16
2004
1966.3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 新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增长速度方程
一、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
新古典增长理论论证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只考虑了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规模报酬也不是递增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第三个生产要素：知识或人力资本，论证了技术进步体现在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之中，从而使得技术进步内生化。同时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可以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可以使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其他物质要素的收益增长，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可以用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为了更好地分析人力资本对云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不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计量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把度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而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人力资本对云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
构建模型的假设条件是：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能够相互替代，并以可变的比例组合；采用考柏—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技术进步是中性的，这意味着把生产要素的质量变化全部归入技术进步的范围内；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并按固定的指数增长率增长；规模收益是可变的。这有利于把规模收益变动的影响从技术进步的范围内分离出来。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可以得到包含技术进步但不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计量模型①：
Yt=AeKLe
式中，Yt是t时期的产出，用该期的GDP来代表。Kt是t时期的物质资本投入，用该期末的总资本存量来代表。Lt是t时期的劳动投入，用该期的劳动人数来代表。A0是基期的技术水平。γ是技术进步率。t是时期，用年来代表。a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b是劳动的产出弹性。u是误差项，并且满足经典假设。
对上式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①：
lnYt=lnA0+γt+alnKt+blnLt+u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①：
y=γ+ak+bl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k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可得到包含知识的经济计量模型②：
Yt=AeKLHe
其中，Ht是t时期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在此用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e是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在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②：
lnYt=lnA0+rt+alnKt+blnLt+elnHt+u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②：
y=γ+ak+bl+eh
其中，h为国民受教育程度或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水平的影响
根据云南省1978—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相关的软件，对回归模型①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①：
lnYt=-1.948+0.03913t+0.599lnKt+0.427lnLt
标准差 （7.173） （0.033） （0.323） （0.424）
R2=0.997 F=1864.346
经检验，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由回归方程可看出，云南省在1978年至2010年期间的年均技术进步率为3.913%。同时，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7，而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之和略大于1，说明云南省经济略显规模收益递增。
根据云南省1978—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等以及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相关的软件，对回归模型②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②：
lnYt=-4.094+0.0222t+0.727lnKt+0.467lnLt+0.303lnHt
标准差 （8.456） （0.48） （0.421） （0.442） （0.618）
R2=0.997 F=1335.823
经检验，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由回归方程可看出，国民受教育程度或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产出弹性为0.303，它表示国民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产出就增加0.303%。同时还可看出，技术进步率为2.22%，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727，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467。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可看出，在没有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7，但是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由0.599提高到0.727，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也由0.427提高到0.467。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不仅提高了劳动的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这一实证结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一致。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还可看出，在没有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技术进步率为3.913%，但是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由3.913%下降到2.222%。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了1.691%的技术进步，其中1.691%=3.913%-2.222%。这一实证结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也同样是一致的，因为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体现在人力资本或知识的生产过程之中。
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从3.913%下降到2.222%，技术进步率下降的部分为1.691%。既然这1.691%的技术进步率是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所体现，那么1.691%的技术进步体现在哪里呢？答案是：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128，其中0.128=0.727-0.599；二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04，其中0.04=0.467-0.427；三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值即0.303。
此外，由回归方程②发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云南省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这一实证结论同样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一致。
三、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构成的影响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中，第t年的产出Yt是由第t年的技术水平At、第t年的物质资本投入Kt、以及第t年的劳动力投入Lt共同决定的。此外，技术进步被假定为是希克斯中性的，生产函数也被假定为是考柏——道格拉斯形式的。这样可得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Yt=AKL。在假设劳动的产出弹性为1，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时，上式可变为：Yt=AtLt。进而有：Yt/Lt=At，此式表示：第t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同理，在假设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1时，上式可变为：Yt=AtKt。进而有：Yt/Kt=At，此式表示：第t年的资金产出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同理，在假设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α和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b的值都大于是0且小于1时，上式又可变为：Yt/（KL）=At，此式表示：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以上罗列了三种代表技术水平的指标：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不难发现，三种指标中，只有全要素生产率能合理地度量技术水平，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综合地考虑了物质资本投入的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投入的生产效率。所以，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云南省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水平，并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技术进步通过以下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因为劳动力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因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把前者定义为人化的技术进步，同时把后者定义为物化的技术进步，那么可把云南省的技术进步率γ分解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化的技术进步率γ1，另一方面是物化的技术进步率γ2，即有：γ=γ1+γ2。
本文采用度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代表劳动力投入质量的变化，因此可以把人化的技术进步看作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这个变量而引起的。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Yt=AeKL，设Yt/（KL）=Wt，这样上式可变为：Wt=A0e。在上式两边对t求全导数，有：=A0eγ。在上式两边同除以Wt，有：/Wt==γ。取/Wt=W，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则有：W=γ。该式表示技术进步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Yt=A0eKLH，进而有Yt/（KL）=A0eH。令Qt=Yt/（KL），则Qt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有：Qt=A0eH。在上式两边对t求导，有=A0eHγ+A0eH。在上式两边同除以Qt，有/Qt=γ+e/Ht。取/Qt=q，表示受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取/Ht=h，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这样有：q=γ+eh。该式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率γ，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它等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与其产出弹性之积。
根据回归方程①，结合等式W=γ，有（A）：W=γ=3.913%，该式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都等于3.913%。
根据回归方程②，结合等式q=γ+eh，有（B）：q=2.222%+0.303h=2.222%+0.678%=2.9%。该式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等于2.9%，并且表示这部分2.9%的增长速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率2.222%；另一部分是由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它等于0.678%。
对比（A）式和（B）式可知，在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由3.913%下降为2.9%。这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进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对比（A）式和（B）式还可知，在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由3.913%下降到2.222%。这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了1.691%的技术进步。但是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被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到哪儿去了呢？答案在于二方面：第一方面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它等于1.013%；第二方面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部分，它等于0.678%。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云南省人化的技术进步率为1.691%。其中，人化的技术进步率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它等于1.013%；另一部分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部分，它等于0.678%。同时可知云南省物化的技术进步率为2.222%。
为了便于理解，现在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知识对技术进步构成的影响。把增长速度方程①改写为y=γ1+a1k+b1l，其中γ1、α1、以及 b1对应于回归方程①中的各经济变量的系数。同时把增长速度方程②改写为y=γ2+α2k+b2l+eh，其中γ2、α2、b2以及e对应于回归方程②中的各经济变量的系数。把以上两式相减，有（γ1-γ2）=（α2-α1）k+（b2-b1）l+eh。其中，（γ1-γ2）表示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所体现的那部分技术进步，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所体现的技术进步由等式右边的三项构成。容易推知，（a2-a1）k+（b2-b1）l正好表示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把回归方程①和②中的系数代入上式，有（3.913%-2.222%）=（0.727-0.599）k+（0.467-0.427）l+0.303h，即1.691%=0.128k+
0.04l+0.303h。其中，0.303h=0.678%，而（0.128k+0.04l）=1.013%。据此便可以理解前文的分析。
四、政策建议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说明了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同时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一国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最好方法是大力发展教育，教育是劳动力获得知识的最优途径。技术进步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所以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究其原因是云南省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低。据统计，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云南省在1983年是0.87%，而美国在1981年为32.2%，日本在1980年为14.3%，分别是云南省的37倍和16.4倍；到1990年云南省这一比重上升到1.87%，而美国在1994年上升为56.5%，日本到1990年上升为20.7%。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美国这一比重上升了7.7个百分点，日本上升了4.5个百分点，云南上升了1个百分点。造成云南省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的原因在于云南省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不够和我国的教育体制不完善。在1991—1995年期间，云南省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2%，然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资料，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7%，其中发达国家为6.1%，发展中国家为4%，均高于云南省的水平。当然，我国的教育体制不合理也是造成云南省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的原因。为了更好地促进云南经济的增长，云南省应该加强教育投入的力度，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尽快提升云南省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1] 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科教兴国战略的依据[J].经济研究，2000（2）.
[2] 李京文、张国初：现代人力资源经济分析——理论·模型·应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3] 沈利生、朱运发：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2）.
[4] 郑玉歆、许波：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资本度量[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7）.
[5]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1978—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