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是对公诉一方而言。所谓答辩是指公诉人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理由作出的回答与辩驳。“回答”，是指公诉人针对辩护人提出的商榷性意见所进行的说明和解答。“辩驳”，是指公诉人针对辩护人提出的错误观点所进行的据事论理的反驳，以澄清事实真相，维护事物的本来面貌。
所谓即席答辩，是指公诉人在法庭调查辩论阶段，针对辩护人当庭提出的辩护意见和理由，作出的回答和辩驳。也就是说，当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后，公诉人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即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理由是赞同还是反对。即席答辩这一特点，反映了即席答辩的难度性。这种难度主要表现在“紧、高、严”三个字上。所谓“紧”，就是即席答辩的时间非常紧迫，没有更多的思考时间。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和理由之后，公诉人就要立即作出答辩，不允许迟疑。所谓“高”，就是对答辩的内容要求标准高。公诉人在法庭上即席答辩是有规范要求的，绝不是信口开河，随心所欲，愿说什么就说什么。公诉人的即席答辩，必须依据事实和法律，回答问题要入情入理，反驳对方要有确实证据。这样才体现出国家公诉人的形象和执法者的尊严。所谓“严”，就是对答辩的内容要求严谨，针对性强。也就是说，公诉人在进行答辩时，必须紧紧针对辩护人的辩护观点作出具体回答，要求答辩观点明确、理由充分、论证准确、语言精练、表述恰当。
即席答辩确实难度很大，但并非高不可攀。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就会逐步认识、熟练、掌握它。要搞好即席答辩，应当把握住以下几点：
一、即席答辩必须依据法律
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即席答辩，其根本目的是协助法庭查明案件性质和事实，依法对被告人作出正确判决。基于这一目的性，公诉人即席答辩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的刑事法律。检察机关凭什么把被告人交付法院审判？凭的是国家刑事法律。比如：我们指控王某犯有抢劫罪，那么王某是否真的犯了抢劫罪？以什么作标尺呢？得依据我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规定来确认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在法庭辩论时，辩护人有可能就王某是否构成抢劫罪的问题提出与检察机关相反的意见。那么本案的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就要依据我国刑法第263条的规定，详细论证王某抢劫罪的事实与证据。
怎样依法答辩呢？这是个实践性问题，尚无法定概念和规范。因为即席答辩的前提，取决于辩护人的即席辩护。由于案件不一，辩护水平不一，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即席答辩有其规律性。从广义上讲，依法即席答辩的含义是指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必须在我国刑事法律规范内进行，不能超越法律，不能违背法律。从狭义上讲，依法即席答辩的含义是指围绕适用法律准确性问题进行答辩。也就是说，辩护人所提出的辩护意见，均属适用法律问题，公诉人的答辩必须依据具体法律规定予以答辩，阐明适用法律正确性的事实和根据。这里仅就狭义上的依法即席答辩问题，谈谈浅见。
对被告人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其实质是关系到被告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应负怎样的刑事责任问题。这种类型的辩护，常见的大体有以下五种情况：
1、对于罪与非罪比较接近的案件，或比罪与罪不易区分的案件，辩护人往往提出情节显著轻微不应认为是犯罪；或者提出认定罪名不准，引用法律条款不当。遇到这种辩护时，公诉人的即席答辩就要根据犯罪的概念和犯罪构成的理论，以及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具体讲明犯罪的特征及此罪与被罪之间的界限，通过法律论证折服对方。所谓法律论证，就是通过深刻论述有关刑事法律规范，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所在。在论证时，切不可就法律谈法律，应与具体案情结合起来，论证要充分、透彻，有说明力。
2、对于斗殴导致故意伤害的案件，辩护人往往把被告人的伤害行为说成是防卫过当，以减轻被告人的罪过。对于这类辩护意见，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就要从论证刑法第17条正当防卫的法律概念入手，联系案件实际，具体论证不是正当防卫的根据和理由。一般来讲，公诉人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证：（1）从起因上论证：正当防卫是由不法侵害行为引起，而不得不采取防卫行为；斗殴伤害案件，是由于双方为某一争执而引起的相互殴打造成的。（2）从目的性上论证：相互斗殴的双方，都有侵害对方身体的故意，以达到解决某一问题的目的；正当防卫则没有不法侵害的故意，是在正遭受不法侵害的紧急情况下的自卫行为。（3）从行为性质上论证：斗殴伤害，相互斗殴的双方都是主动进攻对方，借以制服对方；而正当防卫，防卫的一方对不法侵害的一方所实施的“伤害”行为是制止性的自我保护行为。如果能从上述几个方面依法答辩，就能有理有据地区分开正当防卫与斗殴伤害的界限，有力反驳辩护人的错误观点。
3、对于共同盗窃案件，辩护律师往往对各被告人盗窃数额的认定问题提出按个人分得数额适用法律条款，判处刑罚。对这类辩护意见的答辩就应按照刑法总则中共同犯罪的理论，和分则中第264条、第265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法律论证。重点抓住以下几点进行依法论证：一是从共同犯罪理论概念上具体论述清楚。共同盗窃犯罪案件，各被告人的行为是彼此联系，互为条件的，对于盗窃数额结果的发生，是各被告人行为总和造成的。二是从刑法第264条、第265条立法原意上具体论述清楚。“盗窃数额较大”、“盗窃数额巨大”的基本概念是“盗窃数额”，并非是“分得数额”。三是从两高《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上具体论述清楚。对于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盗窃的总数额依法处罚；其他共同犯罪的主、从犯，按照参与共同盗窃的总数额依法分别处罚。四是从刑法第61条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规定上论述清楚。“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刑罚。五是从司法实践上严肃指出，若按分得数额适用刑法条款决定处罚，对于盗窃次数多、分赃数额少的就不易打击。如果公诉人能从上述五个方面作出论证，那么对辩护人的“按分得数额定罪处罚”的辩护意见，就是强有力的反驳。
4、在某些案件中，辩护人常好以“初犯、偶犯、一贯表现好”等，为被告人作从轻处罚的辩护。对这类型的辩护，公诉人要作具体分析。如果被告人确实是初次犯罪，犯罪情节并不严重，辩护人的从轻辩护理由又不过分，公诉人可以不予答辩；如果被告人虽然是初次犯罪，但属严重刑事犯罪，情节恶劣，危害后果严重，辩护人从轻辩护的理由又有些过分，那么公诉人就有依法答辩的必要。公诉人应从三方面进行论证：①从刑事立法上具体阐明。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问题，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表现好”、“初犯”不是法定从轻处罚情节。②从执法原则上具体阐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论证执法必严的重要性。③从治安形势上具体论证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必要性。如果公诉人把上述三个内容论证清楚，结合案情讲得适度，辩护人是难以对答的。
5、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辩护人经常将主犯往从犯上辩护。对这类辩护的答辩，公诉人应从详细论述我国刑法第26条、第27条主、从犯概念上入手，紧紧联系本案的事实，予以答辩。在论述从犯法律概念时，一定要把“次要作用”、“辅助作用”的具体含义分别论证清楚，不要就概念讲概念，也不要混为一谈。要分别展开，展得适度。所谓次要作用，一般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参与实施了部分犯罪活动，具体罪行较轻，情节不严重，没有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所谓辅助作用，一般是指在共同犯罪中，没有直接参加具体犯罪，只是为共同犯罪提供方便，创造条件，排除犯罪障碍等。
在论述主犯法律概念时，对集团案件一定要把“组织”、“领导”的法律概念特征和事实论述清楚。对一般共同犯罪案件，要把“主要作用”论述清楚。在具体论证时，一定要把案件事实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主犯的行为事实证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主要作用。在对这方面问题答辩时，注意讲法与讲事实不能脱节。
二、即席答辩必须把握证据
公诉人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所进行的即席答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犯罪证据的立与否的相互论战，从而澄清事实，明辨是非，保证公诉案件的正确审判。所以，公诉人的即席答辩，除了把握住法律这个准绳外，还要把握住犯罪证据。因为，犯罪事实是否成立，决定于犯罪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从运用犯罪证据角度，应当注意作好以下几点：
1、作好举证。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靠的是已获取的确实、充分的证据。然而辩护人对案件事实、情节等方面，提出的全部否定或者部分否定、个别否定，均离不开检察机关认定犯罪的证据。面对这样的辩护，作为公诉人来说，就要理直气壮地列举各种证据论述犯罪事实、情节的客观存性。有的公诉人在法庭答辩中，之所以答辩的不够有力，甚至被律师牵着走，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在对方提出否定意见和理由的情况下，不敢于或不善于论述卷中客观存在的证据，放弃了主动权，丢掉了自己的优势，变主动为被动。所以，作为公诉人来讲，首先要有自信心。从战术上讲，辩护人是以点否面，公诉人就应当以面否点。有些案件，公诉人的答辩很不力，甚至被人认为法庭辩论我们“败了”，可判决结果我们“胜了”，其原因就在于公诉人没能把案件的客观真实的犯罪证据讲清楚。
2、作好质证。有的辩护人，由于种种原因，在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时候，常常出现节外生枝，离开案件事实证据而自圆其说。对于这种以假乱真的无理辩护，公诉人就应采取质证的方法予以彻底揭露，进一步论述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揭露辩护理由的虚构性。
3、作好驳证。在一些较复杂的疑难案件中，由于多次查证或对被告人多次讯问，造成各种证据材料多、被告人口供多，从而出现证言材料之间及被告人口供不尽一致，存在一些差异。对这类案件，辩护人在辩护时，往往从卷中摘录有利于被告人的证言材料和口供作为反驳指控犯罪的证据。对辩护人这种以证据否证据的辩护手法、公诉人要认真做好驳证，从论述证据的“三性”入手，阐明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犯罪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具体剖析辩护人所列举的证据非客观性和不可使用性，彻底驳倒辩护证据的可证明性，对“以证否证”的辩护手法，如果公诉人在即席答辩中不彻底揭穿，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就要受到冲击和干扰，特别是对旁听群众会产生错觉。就会形成各持己见，双方均有理的局面。公诉人应当清楚“不破不立”的道理，假的不揭穿，真的就立不起来。
综上所述，加强对诉讼证据的研究、充分运用法律理论是搞好公证即席答辩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即席答辩要有良好的公诉素质
所谓公诉素质，就是公诉人在法庭上的心理条件和业务条件。公诉人的公诉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公诉的成败。所以，加强对公诉素质的自我培养和提高，是搞好即席答辩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中，应当切实作到以下几点：
1、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即公诉人必备的心理素质，概括来说就是：心不胆怯，有敢为真理而战的精神；胸有成竹，有敢于取胜的信心。这两个条件至关重要。有的公诉人在出庭之前，就患了“恐庭症”，一上庭就头发晕、眼发花、耳发鸣。这样一个心理状态，怎么能搞好即席答辩呢？有的虽未达到这种程度，但也是心情紧张。公诉人出庭心理状态不佳，就会影响对辩护意见的思考，难以作出有理有据的答辩。
2、头脑要清醒，思维要敏捷。因为法庭辩论中，公诉一方与辩护一方处于面对面的辩驳交锋之中，其特点是时间紧迫、答辩严谨。当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之后，公诉人需立即做出反映，而且要求所答辩的内容必须符合事实和法律。所以公诉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洞察庭上各种动向，为即席答辩作好准备。
根据出庭公诉实践，公诉人在法庭上必须切实观察、掌握三种情况：一是掌握被告人的供述情况，看与审查时的供述有无变化，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什么性质的变化，及时考虑采取应变措施；二是掌握辩护人询问被告人情况，分析辩护人的辩护意图，为即席答辩作好准备；三是细心静听辩护人发表辩护词，掌握其辩护的基本观点和内容。公诉人如能切实观察、掌握上述三个方面情况，就为即席答辩赢得了主动权。有的公诉人即席答辩之所以不够有力，原因之一就是不注意观察、掌握庭上情况，庭上信息没及时反馈于公诉人的头脑之中，因此当庭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不知所措，造成被动。
3、掌握答辩范围，注意答辩技巧。在即席答辩时，公诉人首先应明确和掌握答辩的范围，即什么问题应当答，什么问题不必答。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早有规定：即“对认定事实、证据、罪名、罪责及适用法律等方面有分歧时必须答辩；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枝节问题可不予答辩。”根据这一点范围，一般有六种情形必须予以答辩。即：歪曲和否定事实的辩护；对罪名的确立提出异议的辩护；对适用法律条款提出分歧意见的辩护；曲解政策、法律和法令的辩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从轻、减轻、免除刑罚的辩护；把客观条件说成是犯罪主要原因的辩护。那么，什么样的辩护意见可不予答辩呢？根据高检的原则规定，下列情形可不予答辩：与本案无关的辩护；与公诉人无原则性分歧的辩护；属于学述争论方面的辩护；对书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
所谓答辩技巧，一般是指答辩的方式和方法。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技巧问题：
（1）突出答辩重点，抓住主要矛盾。在法庭上，被告人、辩护人围绕犯罪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定罪和量刑问题，提出许多辩解和辩护意见，其中有的是主要的，有的是次要的。如果公诉人能抓住这一关键性问题，予以有力答辩并取得成功，其它次要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答辩，是对公诉一方而言。所谓答辩是指公诉人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理由作出的回答与辩驳。“回答”，是指公诉人针对辩护人提出的商榷性意见所进行的说明和解答。“辩驳”，是指公诉人针对辩护人提出的错误观点所进行的据事论理的反驳，以澄清事实真相，维护事物的本来面貌。
所谓即席答辩，是指公诉人在法庭调查辩论阶段，针对辩护人当庭提出的辩护意见和理由，作出的回答和辩驳。也就是说，当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后，公诉人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即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理由是赞同还是反对。即席答辩这一特点，反映了即席答辩的难度性。这种难度主要表现在“紧、高、严”三个字上。所谓“紧”，就是即席答辩的时间非常紧迫，没有更多的思考时间。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和理由之后，公诉人就要立即作出答辩，不允许迟疑。所谓“高”，就是对答辩的内容要求标准高。公诉人在法庭上即席答辩是有规范要求的，绝不是信口开河，随心所欲，愿说什么就说什么。公诉人的即席答辩，必须依据事实和法律，回答问题要入情入理，反驳对方要有确实证据。这样才体现出国家公诉人的形象和执法者的尊严。所谓“严”，就是对答辩的内容要求严谨，针对性强。也就是说，公诉人在进行答辩时，必须紧紧针对辩护人的辩护观点作出具体回答，要求答辩观点明确、理由充分、论证准确、语言精练、表述恰当。
即席答辩确实难度很大，但并非高不可攀。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就会逐步认识、熟练、掌握它。要搞好即席答辩，应当把握住以下几点：
一、即席答辩必须依据法律
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即席答辩，其根本目的是协助法庭查明案件性质和事实，依法对被告人作出正确判决。基于这一目的性，公诉人即席答辩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的刑事法律。检察机关凭什么把被告人交付法院审判？凭的是国家刑事法律。比如：我们指控王某犯有抢劫罪，那么王某是否真的犯了抢劫罪？以什么作标尺呢？得依据我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规定来确认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在法庭辩论时，辩护人有可能就王某是否构成抢劫罪的问题提出与检察机关相反的意见。那么本案的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就要依据我国刑法第263条的规定，详细论证王某抢劫罪的事实与证据。
怎样依法答辩呢？这是个实践性问题，尚无法定概念和规范。因为即席答辩的前提，取决于辩护人的即席辩护。由于案件不一，辩护水平不一，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即席答辩有其规律性。从广义上讲，依法即席答辩的含义是指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必须在我国刑事法律规范内进行，不能超越法律，不能违背法律。从狭义上讲，依法即席答辩的含义是指围绕适用法律准确性问题进行答辩。也就是说，辩护人所提出的辩护意见，均属适用法律问题，公诉人的答辩必须依据具体法律规定予以答辩，阐明适用法律正确性的事实和根据。这里仅就狭义上的依法即席答辩问题，谈谈浅见。
对被告人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其实质是关系到被告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应负怎样的刑事责任问题。这种类型的辩护，常见的大体有以下五种情况：
1、对于罪与非罪比较接近的案件，或比罪与罪不易区分的案件，辩护人往往提出情节显著轻微不应认为是犯罪；或者提出认定罪名不准，引用法律条款不当。遇到这种辩护时，公诉人的即席答辩就要根据犯罪的概念和犯罪构成的理论，以及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具体讲明犯罪的特征及此罪与被罪之间的界限，通过法律论证折服对方。所谓法律论证，就是通过深刻论述有关刑事法律规范，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所在。在论证时，切不可就法律谈法律，应与具体案情结合起来，论证要充分、透彻，有说明力。
2、对于斗殴导致故意伤害的案件，辩护人往往把被告人的伤害行为说成是防卫过当，以减轻被告人的罪过。对于这类辩护意见，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就要从论证刑法第17条正当防卫的法律概念入手，联系案件实际，具体论证不是正当防卫的根据和理由。一般来讲，公诉人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证：（1）从起因上论证：正当防卫是由不法侵害行为引起，而不得不采取防卫行为；斗殴伤害案件，是由于双方为某一争执而引起的相互殴打造成的。（2）从目的性上论证：相互斗殴的双方，都有侵害对方身体的故意，以达到解决某一问题的目的；正当防卫则没有不法侵害的故意，是在正遭受不法侵害的紧急情况下的自卫行为。（3）从行为性质上论证：斗殴伤害，相互斗殴的双方都是主动进攻对方，借以制服对方；而正当防卫，防卫的一方对不法侵害的一方所实施的“伤害”行为是制止性的自我保护行为。如果能从上述几个方面依法答辩，就能有理有据地区分开正当防卫与斗殴伤害的界限，有力反驳辩护人的错误观点。
3、对于共同盗窃案件，辩护律师往往对各被告人盗窃数额的认定问题提出按个人分得数额适用法律条款，判处刑罚。对这类辩护意见的答辩就应按照刑法总则中共同犯罪的理论，和分则中第264条、第265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法律论证。重点抓住以下几点进行依法论证：一是从共同犯罪理论概念上具体论述清楚。共同盗窃犯罪案件，各被告人的行为是彼此联系，互为条件的，对于盗窃数额结果的发生，是各被告人行为总和造成的。二是从刑法第264条、第265条立法原意上具体论述清楚。“盗窃数额较大”、“盗窃数额巨大”的基本概念是“盗窃数额”，并非是“分得数额”。三是从两高《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上具体论述清楚。对于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盗窃的总数额依法处罚；其他共同犯罪的主、从犯，按照参与共同盗窃的总数额依法分别处罚。四是从刑法第61条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规定上论述清楚。“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刑罚。五是从司法实践上严肃指出，若按分得数额适用刑法条款决定处罚，对于盗窃次数多、分赃数额少的就不易打击。如果公诉人能从上述五个方面作出论证，那么对辩护人的“按分得数额定罪处罚”的辩护意见，就是强有力的反驳。
4、在某些案件中，辩护人常好以“初犯、偶犯、一贯表现好”等，为被告人作从轻处罚的辩护。对这类型的辩护，公诉人要作具体分析。如果被告人确实是初次犯罪，犯罪情节并不严重，辩护人的从轻辩护理由又不过分，公诉人可以不予答辩；如果被告人虽然是初次犯罪，但属严重刑事犯罪，情节恶劣，危害后果严重，辩护人从轻辩护的理由又有些过分，那么公诉人就有依法答辩的必要。公诉人应从三方面进行论证：①从刑事立法上具体阐明。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问题，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表现好”、“初犯”不是法定从轻处罚情节。②从执法原则上具体阐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论证执法必严的重要性。③从治安形势上具体论证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必要性。如果公诉人把上述三个内容论证清楚，结合案情讲得适度，辩护人是难以对答的。
5、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辩护人经常将主犯往从犯上辩护。对这类辩护的答辩，公诉人应从详细论述我国刑法第26条、第27条主、从犯概念上入手，紧紧联系本案的事实，予以答辩。在论述从犯法律概念时，一定要把“次要作用”、“辅助作用”的具体含义分别论证清楚，不要就概念讲概念，也不要混为一谈。要分别展开，展得适度。所谓次要作用，一般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参与实施了部分犯罪活动，具体罪行较轻，情节不严重，没有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所谓辅助作用，一般是指在共同犯罪中，没有直接参加具体犯罪，只是为共同犯罪提供方便，创造条件，排除犯罪障碍等。
在论述主犯法律概念时，对集团案件一定要把“组织”、“领导”的法律概念特征和事实论述清楚。对一般共同犯罪案件，要把“主要作用”论述清楚。在具体论证时，一定要把案件事实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主犯的行为事实证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主要作用。在对这方面问题答辩时，注意讲法与讲事实不能脱节。
二、即席答辩必须把握证据
公诉人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所进行的即席答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犯罪证据的立与否的相互论战，从而澄清事实，明辨是非，保证公诉案件的正确审判。所以，公诉人的即席答辩，除了把握住法律这个准绳外，还要把握住犯罪证据。因为，犯罪事实是否成立，决定于犯罪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从运用犯罪证据角度，应当注意作好以下几点：
1、作好举证。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靠的是已获取的确实、充分的证据。然而辩护人对案件事实、情节等方面，提出的全部否定或者部分否定、个别否定，均离不开检察机关认定犯罪的证据。面对这样的辩护，作为公诉人来说，就要理直气壮地列举各种证据论述犯罪事实、情节的客观存性。有的公诉人在法庭答辩中，之所以答辩的不够有力，甚至被律师牵着走，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在对方提出否定意见和理由的情况下，不敢于或不善于论述卷中客观存在的证据，放弃了主动权，丢掉了自己的优势，变主动为被动。所以，作为公诉人来讲，首先要有自信心。从战术上讲，辩护人是以点否面，公诉人就应当以面否点。有些案件，公诉人的答辩很不力，甚至被人认为法庭辩论我们“败了”，可判决结果我们“胜了”，其原因就在于公诉人没能把案件的客观真实的犯罪证据讲清楚。
2、作好质证。有的辩护人，由于种种原因，在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时候，常常出现节外生枝，离开案件事实证据而自圆其说。对于这种以假乱真的无理辩护，公诉人就应采取质证的方法予以彻底揭露，进一步论述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揭露辩护理由的虚构性。
3、作好驳证。在一些较复杂的疑难案件中，由于多次查证或对被告人多次讯问，造成各种证据材料多、被告人口供多，从而出现证言材料之间及被告人口供不尽一致，存在一些差异。对这类案件，辩护人在辩护时，往往从卷中摘录有利于被告人的证言材料和口供作为反驳指控犯罪的证据。对辩护人这种以证据否证据的辩护手法、公诉人要认真做好驳证，从论述证据的“三性”入手，阐明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犯罪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具体剖析辩护人所列举的证据非客观性和不可使用性，彻底驳倒辩护证据的可证明性，对“以证否证”的辩护手法，如果公诉人在即席答辩中不彻底揭穿，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就要受到冲击和干扰，特别是对旁听群众会产生错觉。就会形成各持己见，双方均有理的局面。公诉人应当清楚“不破不立”的道理，假的不揭穿，真的就立不起来。
综上所述，加强对诉讼证据的研究、充分运用法律理论是搞好公证即席答辩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即席答辩要有良好的公诉素质
所谓公诉素质，就是公诉人在法庭上的心理条件和业务条件。公诉人的公诉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公诉的成败。所以，加强对公诉素质的自我培养和提高，是搞好即席答辩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中，应当切实作到以下几点：
1、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即公诉人必备的心理素质，概括来说就是：心不胆怯，有敢为真理而战的精神；胸有成竹，有敢于取胜的信心。这两个条件至关重要。有的公诉人在出庭之前，就患了“恐庭症”，一上庭就头发晕、眼发花、耳发鸣。这样一个心理状态，怎么能搞好即席答辩呢？有的虽未达到这种程度，但也是心情紧张。公诉人出庭心理状态不佳，就会影响对辩护意见的思考，难以作出有理有据的答辩。
2、头脑要清醒，思维要敏捷。因为法庭辩论中，公诉一方与辩护一方处于面对面的辩驳交锋之中，其特点是时间紧迫、答辩严谨。当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之后，公诉人需立即做出反映，而且要求所答辩的内容必须符合事实和法律。所以公诉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洞察庭上各种动向，为即席答辩作好准备。
根据出庭公诉实践，公诉人在法庭上必须切实观察、掌握三种情况：一是掌握被告人的供述情况，看与审查起诉时的供述有无变化，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什么性质的变化，及时考虑采取应变措施；二是掌握辩护人询问被告人情况，分析辩护人的辩护意图，为即席答辩作好准备；三是细心静听辩护人发表辩护词，掌握其辩护的基本观点和内容。公诉人如能切实观察、掌握上述三个方面情况，就为即席答辩赢得了主动权。有的公诉人即席答辩之所以不够有力，原因之一就是不注意观察、掌握庭上情况，庭上信息没及时反馈于公诉人的头脑之中，因此当庭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不知所措，造成被动。
3 、掌握答辩范围，注意答辩技巧。在即席答辩时，公诉人首先应明确和掌握答辩的范围，即什么问题应当答，什么问题不必答。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早有规定：即“对认定事实、证据、罪名、罪责及适用法律等方面有分歧时必须答辩；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枝节问题可不予答辩。”根据这一点范围，一般有六种情形必须予以答辩。即：歪曲和否定事实的辩护；对罪名的确立提出异议的辩护；对适用法律条款提出分歧意见的辩护；曲解政策、法律和法令的辩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从轻、减轻、免除刑罚的辩护；把客观条件说成是犯罪主要原因的辩护。那么，什么样的辩护意见可不予答辩呢？根据高检的原则规定，下列情形可不予答辩：与本案无关的辩护；与公诉人无原则性分歧的辩护；属于学述争论方面的辩护；对起诉书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
所谓答辩技巧，一般是指答辩的方式和方法。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技巧问题：
（1）突出答辩重点，抓住主要矛盾。在法庭上，被告人、辩护人围绕犯罪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定罪和量刑问题，提出许多辩解和辩护意见，其中有的是主要的，有的是次要的。如果公诉人能抓住这一关键性问题，予以有力答辩并取得成功，其它次要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答辩论点要明确，论据要充分。公诉人确定答辩重点之后，就要确立好答辩论点：紧紧针对辩护人的辩护观点，不能偏离；清楚表明所要反驳的问题，不能含蓄；要与起诉书的观点一致，不能出现矛盾。答辩论点确定之后，就要条理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来予以证实论点的正确性。论据有两个方面，即：犯罪证据和法律规定。这样公诉人的答辩就会充分有力。
答辩，是对公诉一方而言。所谓答辩是指公诉人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理由作出的回答与辩驳。“回答”，是指公诉人针对辩护人提出的商榷性意见所进行的说明和解答。“辩驳”，是指公诉人针对辩护人提出的错误观点所进行的据事论理的反驳，以澄清事实真相，维护事物的本来面貌。
所谓即席答辩，是指公诉人在法庭调查辩论阶段，针对辩护人当庭提出的辩护意见和理由，作出的回答和辩驳。也就是说，当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后，公诉人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即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理由是赞同还是反对。即席答辩这一特点，反映了即席答辩的难度性。这种难度主要表现在“紧、高、严”三个字上。所谓“紧”，就是即席答辩的时间非常紧迫，没有更多的思考时间。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和理由之后，公诉人就要立即作出答辩，不允许迟疑。所谓“高”，就是对答辩的内容要求标准高。公诉人在法庭上即席答辩是有规范要求的，绝不是信口开河，随心所欲，愿说什么就说什么。公诉人的即席答辩，必须依据事实和法律，回答问题要入情入理，反驳对方要有确实证据。这样才体现出国家公诉人的形象和执法者的尊严。所谓“严”，就是对答辩的内容要求严谨，针对性强。也就是说，公诉人在进行答辩时，必须紧紧针对辩护人的辩护观点作出具体回答，要求答辩观点明确、理由充分、论证准确、语言精练、表述恰当。
即席答辩确实难度很大，但并非高不可攀。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就会逐步认识、熟练、掌握它。要搞好即席答辩，应当把握住以下几点：
一、即席答辩必须依据法律
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即席答辩，其根本目的是协助法庭查明案件性质和事实，依法对被告人作出正确判决。基于这一目的性，公诉人即席答辩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的刑事法律。检察机关凭什么把被告人交付法院审判？凭的是国家刑事法律。比如：我们指控王某犯有抢劫罪，那么王某是否真的犯了抢劫罪？以什么作标尺呢？得依据我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规定来确认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在法庭辩论时，辩护人有可能就王某是否构成抢劫罪的问题提出与检察机关相反的意见。那么本案的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就要依据我国刑法第263条的规定，详细论证王某抢劫罪的事实与证据。
怎样依法答辩呢？这是个实践性问题，尚无法定概念和规范。因为即席答辩的前提，取决于辩护人的即席辩护。由于案件不一，辩护水平不一，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即席答辩有其规律性。从广义上讲，依法即席答辩的含义是指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必须在我国刑事法律规范内进行，不能超越法律，不能违背法律。从狭义上讲，依法即席答辩的含义是指围绕适用法律准确性问题进行答辩。也就是说，辩护人所提出的辩护意见，均属适用法律问题，公诉人的答辩必须依据具体法律规定予以答辩，阐明适用法律正确性的事实和根据。这里仅就狭义上的依法即席答辩问题，谈谈浅见。
对被告人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其实质是关系到被告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应负怎样的刑事责任问题。这种类型的辩护，常见的大体有以下五种情况：
1、对于罪与非罪比较接近的案件，或比罪与罪不易区分的案件，辩护人往往提出情节显著轻微不应认为是犯罪；或者提出认定罪名不准，引用法律条款不当。遇到这种辩护时，公诉人的即席答辩就要根据犯罪的概念和犯罪构成的理论，以及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具体讲明犯罪的特征及此罪与被罪之间的界限，通过法律论证折服对方。所谓法律论证，就是通过深刻论述有关刑事法律规范，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所在。在论证时，切不可就法律谈法律，应与具体案情结合起来，论证要充分、透彻，有说明力。
2、对于斗殴导致故意伤害的案件，辩护人往往把被告人的伤害行为说成是防卫过当，以减轻被告人的罪过。对于这类辩护意见，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就要从论证刑法第17条正当防卫的法律概念入手，联系案件实际，具体论证不是正当防卫的根据和理由。一般来讲，公诉人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证：（1）从起因上论证：正当防卫是由不法侵害行为引起，而不得不采取防卫行为；斗殴伤害案件，是由于双方为某一争执而引起的相互殴打造成的。（2）从目的性上论证：相互斗殴的双方，都有侵害对方身体的故意，以达到解决某一问题的目的；正当防卫则没有不法侵害的故意，是在正遭受不法侵害的紧急情况下的自卫行为。（3）从行为性质上论证：斗殴伤害，相互斗殴的双方都是主动进攻对方，借以制服对方；而正当防卫，防卫的一方对不法侵害的一方所实施的“伤害”行为是制止性的自我保护行为。如果能从上述几个方面依法答辩，就能有理有据地区分开正当防卫与斗殴伤害的界限，有力反驳辩护人的错误观点。
3、对于共同盗窃案件，辩护律师往往对各被告人盗窃数额的认定问题提出按个人分得数额适用法律条款，判处刑罚。对这类辩护意见的答辩就应按照刑法总则中共同犯罪的理论，和分则中第264条、第265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法律论证。重点抓住以下几点进行依法论证：一是从共同犯罪理论概念上具体论述清楚。共同盗窃犯罪案件，各被告人的行为是彼此联系，互为条件的，对于盗窃数额结果的发生，是各被告人行为总和造成的。二是从刑法第264条、第265条立法原意上具体论述清楚。“盗窃数额较大”、“盗窃数额巨大”的基本概念是“盗窃数额”，并非是“分得数额”。三是从两高《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上具体论述清楚。对于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盗窃的总数额依法处罚；其他共同犯罪的主、从犯，按照参与共同盗窃的总数额依法分别处罚。四是从刑法第61条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规定上论述清楚。“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刑罚。五是从
司法实践上严肃指出，若按分得数额适用刑法条款决定处罚，对于盗窃次数多、分赃数额少的就不易打击。如果公诉人能从上述五个方面作出论证，那么对辩护人的“按分得数额定罪处罚”的辩护意见，就是强有力的反驳。
4、在某些案件中，辩护人常好以“初犯、偶犯、一贯表现好”等，为被告人作从轻处罚的辩护。对这类型的辩护，公诉人要作具体分析。如果被告人确实是初次犯罪，犯罪情节并不严重，辩护人的从轻辩护理由又不过分，公诉人可以不予答辩；如果被告人虽然是初次犯罪，但属严重刑事犯罪，情节恶劣，危害后果严重，辩护人从轻辩护的理由又有些过分，那么公诉人就有依法答辩的必要。公诉人应从三方面进行论证：①从刑事立法上具体阐明。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问题，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表现好”、“初犯”不是法定从轻处罚情节。②从执法原则上具体阐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论证执法必严的重要性。③从治安形势上具体论证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必要性。如果公诉人把上述三个内容论证清楚，结合案情讲得适度，辩护人是难以对答的。
5、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辩护人经常将主犯往从犯上辩护。对这类辩护的答辩，公诉人应从详细论述我国刑法第26条、第27条主、从犯概念上入手，紧紧联系本案的事实，予以答辩。在论述从犯法律概念时，一定要把“次要作用”、“辅助作用”的具体含义分别论证清楚，不要就概念讲概念，也不要混为一谈。要分别展开，展得适度。所谓次要作用，一般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参与实施了部分犯罪活动，具体罪行较轻，情节不严重，没有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所谓辅助作用，一般是指在共同犯罪中，没有直接参加具体犯罪，只是为共同犯罪提供方便，创造条件，排除犯罪障碍等。
在论述主犯法律概念时，对集团案件一定要把“组织”、“领导”的法律概念特征和事实论述清楚。对一般共同犯罪案件，要把“主要作用”论述清楚。在具体论证时，一定要把案件事实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主犯的行为事实证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主要作用。在对这方面问题答辩时，注意讲法与讲事实不能脱节。
二、即席答辩必须把握证据
公诉人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所进行的即席答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犯罪证据的立与否的相互论战，从而澄清事实，明辨是非，保证公诉案件的正确审判。所以，公诉人的即席答辩，除了把握住法律这个准绳外，还要把握住犯罪证据。因为，犯罪事实是否成立，决定于犯罪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从运用犯罪证据角度，应当注意作好以下几点：
1、作好举证。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靠的是已获取的确实、充分的证据。然而辩护人对案件事实、情节等方面，提出的全部否定或者部分否定、个别否定，均离不开检察机关认定犯罪的证据。面对这样的辩护，作为公诉人来说，就要理直气壮地列举各种证据论述犯罪事实、情节的客观存性。有的公诉人在法庭答辩中，之所以答辩的不够有力，甚至被律师牵着走，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在对方提出否定意见和理由的情况下，不敢于或不善于论述卷中客观存在的证据，放弃了主动权，丢掉了自己的优势，变主动为被动。所以，作为公诉人来讲，首先要有自信心。从战术上讲，辩护人是以点否面，公诉人就应当以面否点。有些案件，公诉人的答辩很不力，甚至被人认为法庭辩论我们“败了”，可判决结果我们“胜了”，其原因就在于公诉人没能把案件的客观真实的犯罪证据讲清楚。
2、作好质证。有的辩护人，由于种种原因，在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时候，常常出现节外生枝，离开案件事实证据而自圆其说。对于这种以假乱真的无理辩护，公诉人就应采取质证的方法予以彻底揭露，进一步论述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揭露辩护理由的虚构性。
3、作好驳证。在一些较复杂的疑难案件中，由于多次查证或对被告人多次讯问，造成各种证据材料多、被告人口供多，从而出现证言材料之间及被告人口供不尽一致，存在一些差异。对这类案件，辩护人在辩护时，往往从卷中摘录有利于被告人的证言材料和口供作为反驳指控犯罪的证据。对辩护人这种以证据否证据的辩护手法、公诉人要认真做好驳证，从论述证据的“三性”入手，阐明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犯罪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具体剖析辩护人所列举的证据非客观性和不可使用性，彻底驳倒辩护证据的可证明性，对“以证否证”的辩护手法，如果公诉人在即席答辩中不彻底揭穿，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就要受到冲击和干扰，特别是对旁听群众会产生错觉。就会形成各持己见，双方均有理的局面。公诉人应当清楚“不破不立”的道理，假的不揭穿，真的就立不起来。
综上所述，加强对诉讼证据的研究、充分运用法律理论是搞好公证即席答辩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即席答辩要有良好的公诉素质
所谓公诉素质，就是公诉人在法庭上的心理条件和业务条件。公诉人的公诉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公诉的成败。所以，加强对公诉素质的自我培养和提高，是搞好即席答辩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中，应当切实作到以下几点：
1、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即公诉人必备的心理素质，概括来说就是：心不胆怯，有敢为真理而战的精神；胸有成竹，有敢于取胜的信心。这两个条件至关重要。有的公诉人在出庭之前，就患了“恐庭症”，一上庭就头发晕、眼发花、耳发鸣。这样一个心理状态，怎么能搞好即席答辩呢？有的虽未达到这种程度，但也是心情紧张。公诉人出庭心理状态不佳，就会影响对辩护意见的思考，难以作出有理有据的答辩。
2、头脑要清醒，思维要敏捷。因为法庭辩论中，公诉一方与辩护一方处于面对面的辩驳交锋之中，其特点是时间紧迫、答辩严谨。当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之后，公诉人需立即做出反映，而且要求所答辩的内容必须符合事实和法律。所以公诉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洞察庭上各种动向，为即席答辩作好准备。
根据出庭公诉实践，公诉人在法庭上必须切实观察、掌握三种情况：一是掌握被告人的供述情况，看与审查时的供述有无变化，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什么性质的变化，及时考虑采取应变措施；二是掌握辩护人询问被告人情况，分析辩护人的辩护意图，为即席答辩作好准备；三是细心静听辩护人发表辩护词，掌握其辩护的基本观点和内容。公诉人如能切实观察、掌握上述三个方面情况，就为即席答辩赢得了主动权。有的公诉人即席答辩之所以不够有力，原因之一就是不注意观察、掌握庭上情况，庭上信息没及时反馈于公诉人的头脑之中，因此当庭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不知所措，造成被动。
3 、掌握答辩范围，注意答辩技巧。在即席答辩时，公诉人首先应明确和掌握答辩的范围，即什么问题应当答，什么问题不必答。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早有规定：即“对认定事实、证据、罪名、罪责及适用法律等方面有分歧时必须答辩；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枝节问题可不予答辩。”根据这一点范围，一般有六种情形必须予以答辩。即：歪曲和否定事实的辩护；对罪名的确立提出异议的辩护；对适用法律条款提出分歧意见的辩护；曲解政策、法律和法令的辩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从轻、减轻、免除刑罚的辩护；把客观条件说成是犯罪主要原因的辩护。那么，什么样的辩护意见可不予答辩呢？根据高检的原则规定，下列情形可不予答辩：与本案无关的辩护；与公诉人无原则性分歧的辩护；属于学述争论方面的辩护；对书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
所谓答辩技巧，一般是指答辩的方式和方法。公诉人在即席答辩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技巧问题：
（1）突出答辩重点，抓住主要矛盾。在法庭上，被告人、辩护人围绕犯罪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定罪和量刑问题，提出许多辩解和辩护意见，其中有的是主要的，有的是次要的。如果公诉人能抓住这一关键性问题，予以有力答辩并取得成功，其它次要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答辩论点要明确，论据要充分。公诉人确定答辩重点之后，就要确立好答辩论点：紧紧针对辩护人的辩护观点，不能偏离；清楚表明所要反驳的
问题，不能含蓄；要与书的观点一致，不能出现矛盾。答辩论点确定之后，就要条理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来予以证实论点的正确性。论据有两个方面，即：犯罪证据和法律规定。这样公诉人的答辩就会充分有力。
论文关键词 逻辑学 诡辩 辨析
法律是一种强制的行为规范。它与道德以及其他规范相比，在逻辑性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具有逻辑的固定性、严谨性、可预测性。法律条文的逻辑性越强，施行就会越有效，越不容易给人钻空子。法律虽然对逻辑要求很高，然而限于一些客观条件，如描述法律语言（母语）的局限，涉案合同、协议的不规范等等，都为法庭中的诡辩埋下伏笔。
在法庭之中诉辩双方为了打击对方，经常用到狡辩和诡辩。狡辩容易辨别，它指不符合实际的认识， 违反逻辑的无效推论。而诡辩迷惑性和欺骗性比较强，是指似是而非的推理、违反事实的论证。诡辩或用貌似有效的推论， 或用思维语言的技巧，或用心理因素的干扰， 诱使人相信。
一、诡辩的含义
（一）诡辩的由来
诡辩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也不可考。大概，伴随着人的思考，讲话和辩论的出现，逻辑和诡辩这一对双生儿便诞生了。其中正确的思维方式、规律便形成了逻辑，而错误的、不合理的、反常的思维方式、论辩便成了诡辩。
而真正形成学科、学说，诡辩论早于逻辑学。一方面是限于人的认知水平，一方面正是对诡辩论的系统清算，才有了逻辑学。春秋作“两可之论”的邓析，创“名辩之学”，本质上是一种诡辩论，而中国最早成逻辑学体系的墨子大致比邓析晚了80多年；西方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有著名的“半费之讼”，他的哲学体系也属于诡辩论之列，而西方最早创立逻辑体系的亚里斯多德（与古印度的因明理论，中国的墨子学说并称世界古代三大逻辑体系）比普罗泰戈拉也晚了几十年。
（二）诡辩的定义，对诡辩的评价
从词义来看，诡， 指违反、怪异、虚假，辩， 指证明和反驳。诡辩是指形式上运用正确的推理手段，实际上违反逻辑或者用虚假的逻辑规律，推理的结果似是而非。
早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很多都是诡辩的爱好者。随着意识形态的逐渐成熟，对待诡辩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吕不韦说诡辩：“以非为是，以是为非。” 《荀子》谓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黑格尔谓之是故意地把真理说成错误，把错误说成是真理的论辩。一言以蔽之，有意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二、辨析诡辩
在人类的历史中，诡辩大概是和辩论一起出现的，它作为辩论的一种存在形式，当产生了辩论就会有诡辩。法庭中的诡辩与其他种类的诡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或有意，或无意，用似是而非的逻辑，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诡辩的研究一直为哲学家，思想家热衷，但是诸子百家，莫衷一是。诡辩种类或者说诡辩手法分类也是众说纷纭，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既然诡辩是相对逻辑存在的，那么诡辩手法的分类也可以相对逻辑四大基本规律来划分。
（一）违反同一律的诡辩手法
同一律的内容是：事物是其本身，与任何其他事物都不相同。大千世界，五彩嫔纷，个体不计其数，其中所有的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偷换概念就是法庭中最常用的一种诡辩，或利用语言效果，或利用文字上的歧义，或利用语境的多样性，但表现手法上仍是违反同一律的辩论。
某人年初向他人借钱2.6万元，中间还了2万元，借款人向其出具了“某今还欠款2万元整”的纸条，一式两份。当还款人后来再还所欠余款时，借款人却说应还2万元，并拿出纸条为证：“某今还（hai）欠款2万元整”。
常理来讲，还钱出具的只能是“收还（huan）款多少”的收据，不会出具“还（hai）欠款多少”这样的收据，这是还钱特定的语境所决定。然而纸条有一个“欠”字，诡辩者利用“还”语音歧义的机会造成了口实。多音字的字往往含义各不相同，借款人利用字的谐音性来混淆概念，将多音字的读法偏向有利自己的方向，以达到他的目的，违反了同一律的要求。
一位匈牙利商人与我国一家鞋厂签定了8万双鞋的合同。货到开箱，匈牙利商人傻眼了：所有鞋子都是左脚。致电，鞋厂老板却解释说：“‘双’是两个的意思。”无奈之下，商人只得再订了8万双右脚鞋。“双”的确有“两个”的含义，但合同中“双”指与“单”相对的“双”。本处明显作为量词用于成对的东西。而鞋厂只用“两个”的含义，却抹杀了“成对”含义，实在是用了偷换概念的诡辩。
（二） 违反排中律的诡辩手法
排中律说的是任何事情在特定条件下判断，必须要有明确的“是”或者“否”，所有的中间状态都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桌上有一盏灯，从这句话来讲，要么是真要么是假，没有其他可能。在法庭论证过程中，有时候辩者违反论题要明确的原则，其论点含混暧昧，似是而非，企图按照自己意愿同一情境下作不同的解释，为某种目的辩护，这就违反了排中律的原则。违反排中律的诡辩手法有：调合折衷，貌似公正；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编造“复杂问语”，诱人上当等。
我们来举一个案例，法庭中，律师问道“你现在是否已停止殴打妻子了？”其实，律师的说法是有隐含前提的一个复杂问语，如果说这个丈夫回答肯定，那其实说明他曾静虐待过妻子；但是如果他回答否定，那就说明这个丈夫现在依然还在虐待妻子。这个问语属于复杂问语，这种复杂问语的手法在于把不当假设预先作为已经回答了的问题，暗中裹藏在另一问句中来加以偷运。破除的办法是把复杂问语分析为不同的简单问语，分别作答。二是暗含不当形容词的复杂问语。这种复杂问语中暗含的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特征并不为对方认可，只是由于暗藏在复杂问语中顺便说出，从而分散了对方的注意力，结果被对方因不小心而接受。
有一年，镇政府招标拍卖一个两层楼的公房，结果以三万元的价格出售。过了几年，该地段拆迁，买房的人领取了十万元的补偿费。忽然确接到了法院的传单，原来镇政府将此人告上了法庭，以当年拍卖的不是此楼房的全部，而是底层的四间房间为理由，要求其返还部分“不当得利”。
经过法庭的调查发现，第一，合同上确实应该是整栋楼房；第二，当地在买卖房屋方面有一个风俗，如果买卖整栋房屋的时候，是习惯用底层房间数来作为买卖登记的房间数的。也就是说，虽然买卖整栋楼房，但当地习惯只看底层。买卖一幢楼，只有买或者未买，没有中间状态。最后的结果是法庭判定镇政府败诉。
（三）违反充分理由律的诡辩手法
充足理由律也被称为因果原因，含义是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充足原因。或者说判断一个事物为“真”或者“存在”，必须要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充分理由律在法庭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不论是诉辩双方的论证还是法庭的判决，都需要有充分的并且必要的理由。实际在法庭中，由于诉辩双方的证据论证并不非常充分，所以论辩者就会用一些手法诡辩，比如以偏概全，循环论证，虚假论据等。
以某案例来说，一个股长贪污案。法庭上，辩护律师说道：“被告是不能构成贪污罪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银行的老行长有言啊，老行长说，股长工作干得好，群众关系也不错，还听上级的话，年年都都是劳模，这样的人不是人才么，所以他犯的事情也只是一个认识问题，老行长党龄长， 思想水平高， 深得市长信任， 他说的话还有错吗？”
辩护律师言之凿凿，看似理由很多很充分。但是仔细分析，工作好，关系好，劳模；老行长话的权威性，这些理由能推出此股长没有贪污的结果么？显然，这些理由和贪污不贪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律师的诡辩典型违反了充分理由律。
循环论证的诡辩在法庭上常表现出这样的形态，以被告的行为为之定罪，而后有用此罪名证明行为存在，比如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公诉人道：“此人盗窃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一犯再犯，屡教不改。”
辩护律师问：“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的观点。”
公诉人：“因为他不止一次盗窃了。”
在这里公诉人“他一犯再犯，屡教不改。”然后说“因为他不止一次盗窃了。”来论证被告惯犯的论点。论题、论据互为论据、互为论题，反而什么也不能证明。公诉人是通过循环论证来进行诡辩的。
（四） 违反矛盾律的诡辩手法
矛盾律的基本内容是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相互否定或互相矛盾的思想不能同真。也就是说，两个思想必然有一个假的，也有可能两个都是假的。比如说我现在身在上海，又说我现在身在北京。同一时刻，你不能同时身在上海和北京，两个说法是矛盾的，必然有一个是假的，或者都是假的。法庭中违反矛盾律的诡辩手法有：自相矛盾，反复无常，混淆是非等等。
一件赔偿案件中，赫梅尔代表保险公司出庭辩护。原告声称：“肩膀被掉下来的升降机轴打伤，至今右臂抬不起来。”
“你的手臂现在能举多高？”赫梅尔说。
原告艰难地将手臂举到齐耳的高度，表现出非常吃力的样子，以示不能举得更高。
“那么，你受伤以前能举多高呢？”
赫梅尔的话音刚落，原告不由自主一下子将右手举过头顶。顿时引得全庭哈哈大笑。
关键词 逻辑学 诡辩 辨析
作者简介：董栋，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法律是一种强制的行为规范。它与道德以及其他规范相比，在逻辑性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具有逻辑的固定性、严谨性、可预测性。法律条文的逻辑性越强，施行就会越有效，越不容易给人钻空子。法律虽然对逻辑要求很高，然而限于一些客观条件，如描述法律语言（母语）的局限，涉案合同、协议的不规范等等，都为法庭中的诡辩埋下伏笔。
在法庭之中诉辩双方为了打击对方，经常用到狡辩和诡辩。狡辩容易辨别，它指不符合实际的认识， 违反逻辑的无效推论。而诡辩迷惑性和欺骗性比较强，是指似是而非的推理、违反事实的论证。诡辩或用貌似有效的推论， 或用思维语言的技巧，或用心理因素的干扰， 诱使人相信。
一、诡辩的含义
（一）诡辩的由来
诡辩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也不可考。大概，伴随着人的思考，讲话和辩论的出现，逻辑和诡辩这一对双生儿便诞生了。其中正确的思维方式、规律便形成了逻辑，而错误的、不合理的、反常的思维方式、论辩便成了诡辩。
而真正形成学科、学说，诡辩论早于逻辑学。一方面是限于人的认知水平，一方面正是对诡辩论的系统清算，才有了逻辑学。春秋作“两可之论”的邓析，创“名辩之学”，本质上是一种诡辩论，而中国最早成逻辑学体系的墨子大致比邓析晚了80多年；西方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有著名的“半费之讼”，他的哲学体系也属于诡辩论之列，而西方最早创立逻辑体系的亚里斯多德（与古印度的因明理论，中国的墨子学说并称世界古代三大逻辑体系）比普罗泰戈拉也晚了几十年。
（二）诡辩的定义，对诡辩的评价
从词义来看，诡， 指违反、怪异、虚假，辩， 指证明和反驳。诡辩是指形式上运用正确的推理手段，实际上违反逻辑或者用虚假的逻辑规律，推理的结果似是而非。
早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很多都是诡辩的爱好者。随着意识形态的逐渐成熟，对待诡辩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吕不韦说诡辩：“以非为是，以是为非。” 《荀子》谓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黑格尔谓之是故意地把真理说成错误，把错误说成是真理的论辩。一言以蔽之，有意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二、辨析诡辩
在人类的历史中，诡辩大概是和辩论一起出现的，它作为辩论的一种存在形式，当产生了辩论就会有诡辩。法庭中的诡辩与其他种类的诡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或有意，或无意，用似是而非的逻辑，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诡辩的研究一直为哲学家，思想家热衷，但是诸子百家，莫衷一是。诡辩种类或者说诡辩手法分类也是众说纷纭，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既然诡辩是相对逻辑存在的，那么诡辩手法的分类也可以相对逻辑四大基本规律来划分。
（一）违反同一律的诡辩手法
同一律的内容是：事物是其本身，与任何其他事物都不相同。大千世界，五彩嫔纷，个体不计其数，其中所有的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偷换概念就是法庭中最常用的一种诡辩，或利用语言效果，或利用文字上的歧义，或利用语境的多样性，但表现手法上仍是违反同一律的辩论。
某人年初向他人借钱2.6万元，中间还了2万元，借款人向其出具了“某今还欠款2万元整”的纸条，一式两份。当还款人后来再还所欠余款时，借款人却说应还2万元，并拿出纸条为证：“某今还（hai）欠款2万元整”。
常理来讲，还钱出具的只能是“收还（huan）款多少”的收据，不会出具“还（hai）欠款多少”这样的收据，这是还钱特定的语境所决定。然而纸条有一个“欠”字，诡辩者利用“还”语音歧义的机会造成了口实。多音字的字往往含义各不相同，借款人利用字的谐音性来混淆概念，将多音字的读法偏向有利自己的方向，以达到他的目的，违反了同一律的要求。
一位匈牙利商人与我国一家鞋厂签定了8万双鞋的合同。货到开箱，匈牙利商人傻眼了：所有鞋子都是左脚。致电，鞋厂老板却解释说：“‘双’是两个的意思。”无奈之下，商人只得再订了8万双右脚鞋。“双”的确有“两个”的含义，但合同中“双”指与“单”相对的“双”。本处明显作为量词用于成对的东西。而鞋厂只用“两个”的含义，却抹杀了“成对”含义，实在是用了偷换概念的诡辩。
（二） 违反排中律的诡辩手法
排中律说的是任何事情在特定条件下判断，必须要有明确的“是”或者“否”，所有的中间状态都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桌上有一盏灯，从这句话来讲，要么是真要么是假，没有其他可能。在法庭论证过程中，有时候辩者违反论题要明确的原则，其论点含混暧昧，似是而非，企图按照自己意愿同一情境下作不同的解释，为某种目的辩护，这就违反了排中律的原则。违反排中律的诡辩手法有：调合折衷，貌似公正；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编造“复杂问语”，诱人上当等。
我们来举一个案例，法庭中，律师问道“你现在是否已停止殴打妻子了？”其实，律师的说法是有隐含前提的一个复杂问语，如果说这个丈夫回答肯定，那其实说明他曾静虐待过妻子；但是如果他回答否定，那就说明这个丈夫现在依然还在虐待妻子。这个问语属于复杂问语，这种复杂问语的手法在于把不当假设预先作为已经回答了的问题，暗中裹藏在另一问句中来加以偷运。破除的办法是把复杂问语分析为不同的简单问语，分别作答。二是暗含不当形容词的复杂问语。这种复杂问语中暗含的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特征并不为对方认可，只是由于暗藏在复杂问语中顺便说出，从而分散了对方的注意力，结果被对方因不小心而接受。 有一年，镇政府招标拍卖一个两层楼的公房，结果以三万元的价格出售。过了几年，该地段拆迁，买房的人领取了十万元的补偿费。忽然确接到了法院的传单，原来镇政府将此人告上了法庭，以当年拍卖的不是此楼房的全部，而是底层的四间房间为理由，要求其返还部分“不当得利”。
经过法庭的调查发现，第一，合同上确实应该是整栋楼房；第二，当地在买卖房屋方面有一个风俗，如果买卖整栋房屋的时候，是习惯用底层房间数来作为买卖登记的房间数的。也就是说，虽然买卖整栋楼房，但当地习惯只看底层。买卖一幢楼，只有买或者未买，没有中间状态。最后的结果是法庭判定镇政府败诉。
（三）违反充分理由律的诡辩手法
充足理由律也被称为因果原因，含义是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充足原因。或者说判断一个事物为“真”或者“存在”，必须要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充分理由律在法庭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不论是诉辩双方的论证还是法庭的判决，都需要有充分的并且必要的理由。实际在法庭中，由于诉辩双方的证据论证并不非常充分，所以论辩者就会用一些手法诡辩，比如以偏概全，循环论证，虚假论据等。
以某案例来说，一个股长贪污案。法庭上，辩护律师说道：“被告是不能构成贪污罪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银行的老行长有言啊，老行长说，股长工作干得好，群众关系也不错，还听上级的话，年年都都是劳模，这样的人不是人才么，所以他犯的事情也只是一个认识问题，老行长党龄长， 思想水平高， 深得市长信任， 他说的话还有错吗？”
辩护律师言之凿凿，看似理由很多很充分。但是仔细分析，工作好，关系好，劳模；老行长话的权威性，这些理由能推出此股长没有贪污的结果么？显然，这些理由和贪污不贪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律师的诡辩典型违反了充分理由律。
循环论证的诡辩在法庭上常表现出这样的形态，以被告的行为为之定罪，而后有用此罪名证明行为存在，比如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公诉人道：“此人盗窃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一犯再犯，屡教不改。”
辩护律师问：“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的观点。”
公诉人：“因为他不止一次盗窃了。”
在这里公诉人“他一犯再犯，屡教不改。”然后说“因为他不止一次盗窃了。”来论证被告惯犯的论点。论题、论据互为论据、互为论题，反而什么也不能证明。公诉人是通过循环论证来进行诡辩的。
（四） 违反矛盾律的诡辩手法
矛盾律的基本内容是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相互否定或互相矛盾的思想不能同真。也就是说，两个思想必然有一个假的，也有可能两个都是假的。比如说我现在身在上海，又说我现在身在北京。同一时刻，你不能同时身在上海和北京，两个说法是矛盾的，必然有一个是假的，或者都是假的。法庭中违反矛盾律的诡辩手法有：自相矛盾，反复无常，混淆是非等等。
一件赔偿案件中，赫梅尔代表保险公司出庭辩护。原告声称：“肩膀被掉下来的升降机轴打伤，至今右臂抬不起来。”
“你的手臂现在能举多高？”赫梅尔说。
原告艰难地将手臂举到齐耳的高度，表现出非常吃力的样子，以示不能举得更高。
“那么，你受伤以前能举多高呢？”
赫梅尔的话音刚落，原告不由自主一下子将右手举过头顶。顿时引得全庭哈哈大笑。
关 键 词：“诉辩式”审判方式，现代司法理念
一、“诉辩式”审判方式的概念
审判方式是审判工作的一般方式或，除有的主要环节由直接规定外，大部分均属审判实践中长期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规则，有一定程度的可选择性和创造性。
现行审判方式有不同提法，常见有“辩论式”、“控辩式”、“抗辩式”和“诉辩式”几种。“辩论式”强调当事人辩论权利，仅此一点，不能体现现行审判方式的概貌。“控辩式”常见于刑事审判方式，“控”是公诉机关职权，给人提起公诉前就已定性的感觉，有先入为主之嫌。对此，应把公诉机关理解为代表国家行使诉权的一方，只是“公诉”而己。“抗辩式”体现了审判方式的对抗性，主要用于刑事审判方式。“抗”不仅体现诉讼活动中双方的“对抗性”，更容易使人理解为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因抗诉为法律监督权，体现的是强势部门权力的张扬，与“辩方”明显不平等。“诉辩式”将“诉”、“辩”对称并列，体现了诉讼关系中诉方与辩方的平等性，“诉”与“辩”的行为，体现了对立双方共同推动诉讼进程的主动性。比较而言，“诉辩式”审判方式的用语更贴切地表达了现代司法理念。具体地说，“诉辩式”审判方式要求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下，以诉讼参与人为主体，由法官引导，围绕案件事实进行陈述，对相关事实当庭举证、质证、辩论，并可提出适用法律的理由或建议，以明确双方的是非责任，在此基础上由法官认证，公开裁判理由和结果。“诉辩式”审判方式在民事诉讼中表现的现代法价值更充分，是整个诉讼程序完成所运用的审判方式总和，也包括各种审判经验和技巧运用。现行审判方式是以“诉辩式”为代表的审判方式，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实证性载体。
二、“诉辩式”审判方式的发展回顾
传统的审判方式以“马锡伍审判方式”为代表，注重调查，深入基层携卷办案，作风亲民、便民、利民。马锡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保护弱势群体，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是司法为民的最好注释，至今仍是当今法官楷模。但主动包揽诉讼的模式已不合时宜，法官实际上超出职权范围，代行了当事人的诉权，严重损害了司法中立、公正的理念，具有浓重的职权主义色彩。长期沿袭的“纠问式”审判方式就是坚持职权主义的典型。审判人员接受案件后，携卷调查，走村串巷，寻找知情人，收集证据。把证据材料综合起来后，向有关领导汇报，共同案情，接受指示，查漏补缺。有时一件离婚案反复研究多次，认为案情基本清楚了，才组织当事人调解。久调不成后，才决定正式通知开庭。审理时，还会整理一个详细的提纲，记录着要纠问当事人的具体。“纠问式”审判方式对审判工作行政化管理，审判人员无独立性，审而不判，判而不审，职责与权利错位，对裁判错误经常落实不到承担责任的人，错案追究形同虚设。由于无正当程序规范的有效约束，审判实践中滥权现象严重，案件审理无法保证公正与效率。
改革开放带来司法理念的进步。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保持中立，司法公正，审判独立，诉讼活动公开、民主，且富有效率等，是对现代法的价值要求，推动了审判方式改革。现行三大诉讼法已形成体系，以法的形式，确立了现代司法理念，促进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方式蓬勃发展。“诉辩式”审判方式的形成，以司法解释《关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颁布为时间界点，标志着现行审判方式在现代司法理念的引导下，全面走向进步。
三、“诉辩式”审判方式中的现代司法理念
“诉辩式”审判方式要求当庭陈述、举证、质证、辩论，强调当庭认证，公开宣布裁判理由和结果，就是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将审判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发挥司法民主，促使法官保持中立，保证司法公正。在此，“诉辩式”审判方式发散的理性是现代司法理念的结晶。
“诉辩式”审判方式强调公开审判，改变了“法官携卷调查”的活动方式，实行直接开庭审理案件。当事人举证在法庭，道理讲在法庭，是非责任分清在法庭，使开庭审理不再完全流于形式。公开透明，打破了审判工作的神秘色彩。诉讼活动的公开性，使单独接触当事人成为不正当行为，阻断了对法官行为的“合理性怀疑”，保持司法中立是法官职业要求。公开审理是发挥庭审功能的重要保证，为落实审判活动公开制度，审判机关强化自身管理。有一种征询对法官意见的制度，在有些地方的审判工作中施行，将法官在诉讼活动中应该做到的工作或涉及违法违纪的事项制作出表格，在受理案件和通知当事人应诉时发给当事人。如果对法官有各种意见或建议，当事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都可以向指定的相关部门反应，由特定部门在必要时限内予以反馈。一方面，通过法官职业道德，提高法官自律能力，避免暗箱操作，保持审判活动的廉洁性；另一方面，坚持审判活动中公开透明，必须接受诉讼参加人和旁听公民监督，发扬司法民主，促成司法公正。
结合审判实践，笔者揣摩这一庭审操作模式可能的理论基础是：1、法庭调查是通过证据的展示来确定案件的基本事实，而法庭辩论则是在事实已经清楚明了的基础上就法律适用问题由各方当事人通过口述的方式阐明各自的观点。两个过程的目的及表现形式均有明显的差别，因而为使庭审过程层次清晰，有必要先调查后辩论，两过程分段进行；2、法庭调查的内容具有客观性，而法庭辩论具有主观性，将两个过程分开进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然而，上述操作模式在实践中却多次让笔者感到困惑：1、有些案件，其相关事实并非只通过证据的展示就能确定，甚至某一证据的效力，也要在调查中融入辩论才能确定。鉴于此，如果一个案件中涉及多个事实，尤其是当各个事实彼此关联、一环紧扣一环时，对某一事实不先进行辩论，就无法对下一事实进行调查，或者极有可能使调查成为徒劳。如某种子质量纠纷案，原告诉被告提供的种子给其造成了损害，要求给予赔偿，被告称此种子并非被告提供。庭审中原告出示了经封样的种子，其包装上有原告及相关证人签章，无被告单位印章，被告称此样品中的种子并非被告提供。对此，原告辩称根据有关规定，只要有原告及证人的签章，就应视为已封样。而被告认为，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未经双方当事人签章不能视为已经封样。双方引经据典，各陈一词。这时法庭如果以现在尚处于调查阶段为由，终止辩论，将“样品中的种子是否由被告提供”这一必须首先解决的焦点问题搁置一边，并去进一步调查损害结果的大小，赔偿数额的多少，这不仅于理不符，而且近乎荒唐。2、有些案件，庭审一开始不宜进行法庭调查，而应就有关问题进行辩论。如某机关诉某个人偿还欠款案，被告辩称此类欠款的交纳应通过行政手段而非民事诉讼，这里就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从逻辑上讲，法庭应首先让双方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辩论，然后才是对具体的欠款数额进行调查。否则为查明具体欠款数额而进行的大量的法庭调查极有可能因为原告的起诉不在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难以体现庭审的效能。3、由于在法庭辩论阶段经常出现新的案件事实，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此时应恢复法庭调查，尽管如此，实践中仍难免尴尬。因为在调查阶段，法官询问当事人有无新的证据，当事人答曰没有，法官宣布法庭调查结束，而在辩论阶段由于出现了新证据，这时法官又称现在恢复法庭调查，然后再次询问有无新证据，这以上的过程既烦琐，又使庭审缺少严肃性。4、有些案件法庭调查一结束，是非责任就已分明，无需辩论就可以作出裁决，此时，因为法定的辩论阶段尚未进行，法官们不得不继续宣布下面进行辩论。这时候往往连当事人都不需要再辩论了。人为地为了辩论而辩论，显然是多此一举。
上述种种在实践中颇为尴尬的情形，都使先进行法庭调查，后进行法庭辩论，两过程分段进行的传统做法受到了质疑，并使重新审视法庭调查与辩论的关系成为必要。笔者之所以觉得要改革现行传统的庭审模式，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法庭调查与辩论都是查清案件事实，解决争议焦点的手段，不能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有人认为，对案件事实只能通过法庭调查才能确定，而经验证明，法庭辩论也是查明案件事实的一个重要手段。许多时候，当法庭调查尚不能查清某一事实时，有必要及时借助法庭辩论。象上述种子质量纠纷案件中，在对原告出示的样品中的种子是否由被告提供这一事实的确认上，当事人自然地要进行相关的法庭辩论，即使当事人不辩论，法庭这时也应当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这当中及时展开辩论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以尚处在法庭调查阶段为由，而阻止法庭辩论适时进行。2、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均可涉及主观性内容。采取传统庭审模式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法庭调查涉及客观性内容，而法庭辩论涉及主观性内容。事实证明，作这样的划分，其理由并非绝对充分。如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主观过错是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这应是法庭调查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在认定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时，又常常会涉及相关的法律理论问题，这就需要由双方当事人或由法官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所以以内容上主、客观之分而将庭审过程划分为调查与辩论两个部分，是过于机械的。3、对一个事实，尤其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的事实的认定往往需要举证、质证、辩论、再举证、再质证、再辩论等等若干个过程。将庭审过程简单地划分为调查与辩论两个阶段，看似清晰，实际上难以操作，而且往往会因案件的复杂性使庭审过程显得烦琐，尤其是法官一次次地宣布调查、辩论，恢复调查、辩论，既不利于提高庭审效率，也使庭审过程缺少严肃性。4、事实的审查认定与法律适用之间存在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两者并不绝对地可以划分。对事实的调查手段包括举证及对证据的质证，甚至也可以通过引用法律法规进行辩论的方式对有关事实予以确认，而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当事人各方也常常会对涉及的案件事实究竟能否适用某一法律规定进行辩论，并进而引起双方对案件事实进一步提供证据，以使法官确信其所举证证明的事实符合法律适用的前提。5、法庭调查中一个很重要的事项是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后，对方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质证。所谓质证是指对证据的真实性、证据的效力、证据事实与案件的关联性方面进行质辩的过程。而证据的质辩，实质上就是关于案件事实甚至法律适用问题的辩论，因此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法庭调查与辩论并非可截然分开的两个过程。
综上所述，无论从逻辑上、质证的概念上还是从提高庭审效率以及调查、辩论的功能上来分析，传统习惯将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分段进行，并将此作为经典的庭审操作模式并不足取。纵观法制发展水平较为先进的国家，我们也不难发现，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其庭审过程都没有所谓的调查与辩论两个阶段。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庭审一般是指在法庭上的事实审程序。庭审的过程，就是证据调查和辩论的混合过程。以美国联邦民事诉讼为例，在庭审之前，美国民事诉讼有一系列的庭审前的准备性程序，最主要的是证据开示。证据开示只是当事人双方提出证据，并不涉及证据效力的认定。关于证据是否会被采用，当事人的主张是否会被认可将在庭审中解决。在庭审过程中，事实的提出和关于事实问题及法律问题的辩论则是交叉或穿插进行的。
在法国，民事诉讼程序分为事前程序、言词辩论程序、合议程序和判决程序。事前程序中，主要是对争点和证据进行整理，为辩论程序作准备。言词辩论程序是民事诉讼的核心程序，原告关于诉讼请求的陈述、有关的证据评价，被告的抗辩以及双方之间关于各焦点的辩论都在该程序中进行。
尽管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中也有所谓的证据调查程序，并与当事人言词辩论程序加以区分，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证据调查概念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及实务中的证据调查概念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主要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法院委托鉴定人对案件所涉及的事实问题进行鉴定、查对文书的真伪、进行勘验，其实际作用是对当事人声明的证据进行核实，认定当事人主张的证据的真实性。比较我国的庭审程序，言词辩论程序类似于我国的法庭调查与辩论程序。我国之所以将法庭审理分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也许与误解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调查与事实审中言词辩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