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总效率 意识形态 效率原则
[中图分类号]F091.349；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0―0079―06
一、引言
基于对客观性的强调，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偏重于经济问题的实证分析；当然，实证分析本质上仅仅是对事物状态的表述。而不能提供任何政策建议。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引入了一个对现状进行评估的原则――效率原则：基于特定的效率概念来对实证结果进行评估；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效率概念本身是纯粹技术性，从而也是一个客观的量度。正是出于“无伦理”的考虑，主流经济学把主流福利经济学建立在通常视为是一个纯技术性概念的社会总效率或帕累托效率之上，仅仅是基于某种效率标准来评价市场，从而试图把市场视作无伦理性的。问题是，效率果真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技术性概念吗?作为一门关系人们切身生活的福利经济学，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因素呢?显然，把效率视为中性的技术概念仅仅是一种想象：不仅各种效率概念本身总要以某种常常有争议的道德假设为前提。而且，当一个具体的社会安排满足于其中一种效率标准时，要确定我们应该赋予这个事实以多大的意义也不是与道德无关的。正因如此，作为福利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效率――如总体效率、生产效率、卡尔多效率、常识效率、帕累托效率等――都含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尤其是作为主流福利经济学硬核的帕累托概念更是充盈了意识形态因素。显然，正是通过社会总效率和帕累托效率的分析，主流经济学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冲突解释成为一种虚幻的表象而非真实的存在，并把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解释成为永恒的存在，从而为既得利益者服务。是以本文就现代主流经济学常用的社会总效率所内含的价值观作一深入剖析。
二、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中内含的价值取向
对制度安排的描述和基于效率的评估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特性，如按照田国强的看法，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包括这样五个部分或步骤：(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显然，这条分析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是什么”之实证和“应该是什么”之评估的结合：其中，前四个阶段仅仅是对现状的分析，而根本无法对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作出优劣的结论，也无法给出改进的办法；第五阶段则涉及评估，而评估一个经济机制或制度安排时所采取的两个基本标准就是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一般地，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是内在一致的：效率原则是最重要的评估标志，它强调制度安排是否增进了效率；而激励原则则关注制度安排是否给主观为自己的个人以激励而使他们客观为社会而工作。然而，现代经济学进行制度评估所依赖的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本身却具有相当的片面性，最终蜕变为对现实制度的维护。一方面，主流经济学主要适用社会总效率和帕累托最优(有效)这两个概念：前者强调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却没有具体关注成本一收益的现实分担；后者强调每个个体利益的增进，但却并不关注利益分配的相对比例问题。事实上，以效率来判断制度的优劣，首先要确定是根据谁的效率?而如果不首先对此加以界定，在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理论指导下。这些概念在实践应用中往往是体现了作为既得利益的强势者的利益要求；相应地，简单地用这些效率概念来解决现实问题往往会带来荒谬的结果，强化了对资源的剥削和掠夺。另一方面，激励相容也仅仅是在目标设定以后的制度选择问题，如果现实目的已经偏离了其本质，那么也会造成相应激励相容制度的扭曲，例如，一个组织的现实目标如果仅仅是特定个人的利润最大化，那么，由此设计的激励相容制度往往会造成其他群体或社会福利的损失。
同时，随着一群经济法学家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拓展到法规乃至性的高层次的正式制度层面，从而形成了功能主义极强的经济分析法学流派：它采用效率原则来进行社会制度的设计，选择供求的收益一成本分析框架作为法律实践的基本工具，于是，法律的道德思考开始被法律的经济分析所取代，并根据力量博弈均衡来解释和“设计”社会制度。在主流的经济分析法学家看来，法律制度归根到底要受效益原理的支配；因此，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益，当平等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应该以效率为优先。例如，波斯纳甚至认为，效率即正义，其逻辑是：效率最大化即为财富最大化，而财富最大化必然促进效用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资源浪费对于稀缺社会来说乃是最大不正义，因而效率最大化也就是正义的标准。但显然，波斯纳有关“效率即正义”的论断和推理却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效率最大化并不意味着财富最大化，这里需要对效率的内涵进行事先界定；其次，财富最大化并不必然会促进效用最大化，因为财富仅仅是影响效用的一个方面；再次，财富最大化也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最大化，因为社会福利函数本身就有多种形式；其四，尽管浪费对于资源稀缺的社会来说是不正义的，但资源的错误界定可能产生更大的不正义，因为它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扭曲。其实。任何对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或“财富最大化”的追求往往都会伴随着有一部分人被牺牲掉或蒙受损失，而波斯纳的法律规范却没有考虑这一点；有学者就指出，波斯纳的理论基本上“不考虑分配正义的，只是在默认既存分配制度已经限定了人们的不同支付能力的前提下，展开‘谁出钱最多就给谁权利’的计算，这使其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财阀意识形态，远不像其表面所标榜的那样科学”。因此，我们不能直接说，效率最大化就是正义的标准，而是首先要界定何种效率、谁之效率。
其实，效率本身不是一个实义目标而仅是衡量达到特定目标之速度的指标(体系)。显然，谈论任何效率的比较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基准目标，不清楚界定出效率的内涵，空泛地讨论效率就没有任何意义：特定制度所体现的效率往往会因目的预设不同而差异巨大，而且标的确定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的取舍问题。一般地，效率至少体现为这样三个层次：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效率，如工资、利润、租金等；最大化集体效用的效率，如社会福利；最大化组织机构自身目标的效率，如有效性。因此，在进行效率判断时，首先必须界定是对谁而言的效率。而这又涉及到利益的归属问题。譬如，我们在谈论企业的效率时，首先要界定这个效率主要是指利润最大化还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同时要考虑企业盈利的剩余究竟是股东、管理者还是生产者。因此。针对主流经济学认为社会选择的结果必然是有效率的观点，Dow，G.K就指出，单纯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证明组织的效率，主流的功能主义分析缺乏一个因果基础。事实上，
组织的选择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总的交易费用问题，还有这些费用在人之间的分配；如果考虑了后一问题，那么就可以说明，即使劳动者管理的企业(LMFs)更有效率，资本家管理的企业(CMFs)也可能更容易生存下来。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假设，无论是CMF还是LMF，任何一个结构的治理的好处都流向了那个结构中有管理权威的人，那么，较少管理者的CMF将会战胜拥有很多管理者的LMF，甚至当后者有一个较高的总量数额来分配时仍然如此。
可见，我们在进行效率的比较时，首先要对效率的内含进行界定；实际上，效率的衡量首先以目标的确定为前提，而目标的选择则涉及到正义问题，因而效率评价本身就内含了特定的价值判断。但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往往想当然地把效率等同于掌控监督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者的效用最大化为前提，而被现代经济学赋予者角色的往往是社会上的强势者：相对于子女，父母是强者，相对于妇女，男人是强者，相对于黑人，白人是强者，相对于穷人，富人是强者，相对于工人，企业主是强者，相对于百姓，官员是强者，相对于少数，多数是强者；因此，子女、女性、黑人、穷人、工人、百姓以及少数都是父母、男人、白人、富人、企业主、官员乃至多数为了获得效益最大化而可以任意配置的工具或投人品。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的效率分析往往蜕变成为强者行为提供理论基础，为现实社会制度进行辩护，从而把社会等级和固化的剥夺合理化。譬如，根据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企业效率往往等同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因而企业主不但可以不顾工人的工资恶化，也可以不考虑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但这样的企业竟然被认为是有效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内那些“山寨厂”的竞争力之所在。更为甚者，这种学说往往可以为社会中的各种歧视行为提供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事实上，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可以有效解决歧视问题，而存在的歧视肯定符合社会总体利益的，因此不存在真正的歧视；正是基于这种意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黑人之所以失业率高，根本上在于其自身的教育和能力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但是，根据博弈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证明，基于市场行为多数派完全可以把少数派排除出市场而独享社会资源，因为歧视对少数一方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对多数一方造成的损害；这意味着，基于纯粹供求决定的市场本身是不规范的，而这种不规范的市场本身可以滋生出歧视问题。
三、社会总效率原则的实践后果及科斯中性定理的反思
经济学对效率的关注和强调，起源于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其判断制度好坏的标准就在于它能否“为最大多数人谋得最大的幸福”。正是继承了这种功利原理，波斯纳等强调，只要能使财富最大化，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意义上实现了公平和正义，至于具体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判决和对待则变得无关紧要了。当然，在如何实现财富最大化这一问题上，波斯纳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交换原则：那些愿意为一项权利支付最多的人被认为是对该权利估价最高的，因而权利应当赋予那些愿意为其支付更多的人。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把实现社会的“财富最大化”视为法律制度的规范性目标，并以交易成本和理性人为前提构筑了他那基于理性选择的新实用主义法学体系，从而把旨在追求手段和目的的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与此同时，主流经济学对效率原则的推崇还建立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之上：根据科斯中性定理，只要产权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无关，最终都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在一个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能够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才是最适当的法律。
然而，科斯定理本身却内在着深刻的缺陷：即使在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法律对资源配置也未必不发生影响，更不要说现实世界完全不是科斯所抽象的虚拟世界。姑且不说在现实社会中，多数交易中因外部性而存在的搭便车现象，少数交易中因利益分配而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现象，从而导致有价值的交易并不能达成协议；即使在零交易成本下，科斯的产权界定也不一定可以实现财富的最大化。更不意味着可以实现社会正义。首先，科斯定理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效应以及良心效应等。例如，在火车与农场主的案例中，科斯定理认为，不管立法者无论选择哪一种法规对整个社会的财富不产生影响，但显然，如果界定铁路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承担责任，那么铁路公司就会更穷而农场主更富。其次，科斯定理撇开社会现实考虑而界定的法律往往是专断而不合理的法，从而将会导致社会正义的丧失以及长期效率的下降。譬如，在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如果一个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只有获取一定文凭(譬如大学本科学位)的人才能被授予一定土地产权，而其他人员只能成为佃农或者从这些土地所有者手中二次购买土地，那么，这种土地私有化制度有效吗?特别是，这种私有化符合社会正义吗?事实上，科斯定理的一个根本性偏误在于，它着眼于社会总体效率的考虑，而没有剖析收益一成本的具体承担；而且。它错误地将收益和成本等同起来，从而没有考虑购买能力对交易结果的影响。
一般地，“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无关”的科斯中性定理是与西方经济学中原子主义个体分析思维相适应的，这种分析思维把人视为没有差异的平等个体，具有同等的信息和机会，只是由于各人的偏好不一致而产生交易的诉求，从而存在一定的交易剩余，并在无形的手的牵引下就会出现交易。但问题是，现实中的人本身是不同的。不仅体现在偏好上，更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占有以及天生的能力上；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交易情形，从而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也产生重大差异。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生产三聚氰胺毒奶粉富有厂主可以获益正80元，而作为穷人的消费者对之所承担的成本则为负100元；现法律将是否生产的权利界定为富有的企业主所有，那么，此时，双方之间可以通过交易而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吗?显然，不一定，譬如穷人只有20元，他又如何能够购买这个权利呢?他只能以额外的代价继续忍受三聚氰胺造成的恶果。相反，如果将产权界定为作为穷人的消费者所有。无论是否可以通过产权交易，都可以实现社会效用的增进：当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富人就会促成产权交易；而当不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既定的产权安排就是有效。也就是说，正因为由于富人比穷人往往更能承担谈判成本，因而随机的产权界定总是有利于富人一方；这意味着，在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良性的产权界定应该将产权界定给穷人所有。但不幸的是，由于现实社会的法律往往是强势者制定的，从而倾向于将一些稀缺性资源的产权界定给富裕者，这种产权分配的结果就是：富人享受了超额的资源租金，而穷人则承受更大的损失；显然，这些无效现状却并不产生资源重新配置，这就是当前人类社会的现实，更是国内现状的写照。因此，本文提出了对科斯中性定理的革命：资源配置并不是与初始产权界定无关的，一般地，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几乎所有的分析和政策都根基于社会财富最大化这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
态。并且在实践中并不会真正实施的卡尔多一希克斯补偿原则之指导下，想当然地基于成本一收益的分析而认为：任何一个政策或者行为，不管让多少人受益或受害，只要其整体的成本小于其整体的收益，就具有正当性而应该被推行。显然，正是由于补偿原则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并没有考虑现实世界中的收入分配及其其他效应；结果，简单地基于这种效率原则所采取的政策往往带来严重的恶果。例如，国内有的学者就多次宣称，只要抓总量增加，而不必管分配，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但试问，在中国经济总量公认已获得发展的今天，社会矛盾是缓和了还是严重了呢?关于经济学效率原则在应用中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如下例子窥见一斑。
1991年12月12日时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给他的同事们发了一份备忘录，就主张鼓励将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中去，并列举了三个原因：“首先，污染所带来的健康成本取决于由于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而不得不放弃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污染所导致的健康损害应该发生在成本最低的，也就是工资最低的国家。……其次，由于在污染水平很低时增加污染的成本可能会非常低，污染成本曲线可能是非线性的。……非洲那些人口稀少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污染程度不够的，与洛杉矶或者墨西哥城相比，他们的空气质量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太好了。……最后，因为审美和健康原因而产生的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可能会有非常高的收入弹性。如果一种诱因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会导致前列腺癌，那么在一个人们能够活到得前列腺癌的年纪的国家，人们对这一诱因的关注肯定要高于一个五岁以下幼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的国家。……”萨默斯的这封备忘录被公开后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以致萨默斯被迫辞职。事实上，任何一个第三世界的没有受过主流经济学影响的人，在看见了或者听说了萨默斯的这番言论以后，第一个反应都是愤怒，甚至会斥责他胡说八道，将之视为帝国主义心态或者帝国主义言论。
然而，那些受过主流经济学教育并深信主流经济学的人们却极力为之辩护。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经济问题，与道德、伦理以及社会关怀等等没有关系。但问题是，他们的主张果真与价值无涉的吗?如果这样的话，为何又会招致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弱势者的反对呢?其实，尽管污染性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人类社会整体是有利的，但这并不就是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一个明显的结果是，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发达国家的人民享受了绝大部分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则要完全承担这种成本；正因如此，在没有合理的利益转移机制的情况下，必然会遭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抵制。那么，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有这样明显不合理的主张呢?这就与它赋予其所使用的效率概念的内涵有关。
一般地，主流经济学所崇尚的社会总效率概念关注的是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却几乎不对成本的承担和收益的具体享受进行分析，相反，在供求均衡和财富最大化原理的支配下为那些既得利益者进行辩护。这种分析充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几乎所有方面。例如，现代经济学在比较一个制度的优劣时往往使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但正如格里高利・道指出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教条是，对可能采用那一种结构产生影响的只是一个治理结构的总成本，而不是这些成本在行为人中如何负担。……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效率前提的正当性可以在选择的意义上得到证明之前，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让步，那就是选择的力量不会对专断的时候集合体所感受到的成本和收益发挥作用。”显然，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并不可行：一者，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具有公共性，都会影响其他人的利益，因而任何经济政策都要考虑其利益享有和责任承担的主体，而不能忽视具体的个体来谈论抽象的整体；二者，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而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体，因而任何政策都不能仅仅考虑经济这单一层次，而是要考虑人类社会合理而可持续的发展。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价值无涉，并将效率原则视为评估制度的客观依据，但实际上，它使用的所有效率概念、术语都存在着价值判断；究其原因，福利经济学本身关注的是个体或社会福利状况，它必然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从而必然不能离开伦理因素。事实上，诸如交易的规则、产权的安排、福利设施的建立、投票的比例等无一不暗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因为它们都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问题；布罗姆利就指出，“判断资源的每一种配置是否有效率得取决于经济深层的制度结构――产品的所有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和其他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就社会总效率而言，它以社会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并以市场的自然和谐为信条，认为在无形的手之引导下，私恶可以通向公意。显然，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的推崇本身就内含了意识形态取向，它是建立在单一的原子个体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而且，主流福利经济学基于市场为基准的效率概念明显就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西方经济学――它强调的是‘市场’――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它既定义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同样用这个框架判定资源的某种具体配置是有效率的”。正是基于单一价值观和原子主义的意识形态。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但无法理解真实的人类行为，而且也根本找不到解决社会非正义现象的办法。因此，经济理论本身离不开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同时又不能像主流经济学那样蜕化为单一的意识形态或简单的世界观；否则，经济学理论将离现实越来越远，造成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日益贫困化的倾向，甚至带来非道德或的后果。
论文摘要:价值范畴具有商品价值和社会核心价值双重功能。本文认为，以往对马克思价值范畴的理解过于简单化;马克思价值范畴中的商品价值是演进的，它不仅包含劳动价值概念，而且包含劳动价值概念向生产价格概念的转形;马克思价值范畴中的社会核心价值是复杂的，它不仅阐明了劳动生产方式与资本生产方式的矛盾，而且阐明了前者向后者演化的必然。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的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热潮至今已悄然退去，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那些热门话题也从学术刊物上逐渐淡出。管理论研究并没有划上句号，但无可讳言的是，解释当今现实已成为劳动价值理论不堪承受之重，近期试图修缮劳动价值理论的种种努力也几乎都没有得到普遍认同。解铃还须系铃人，摆脱理论困境的出路还是只能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除此别无选择。本文主张回到马克思，重新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真谛，以利于今天从基础理论上着手来解疑释惑。
一、价值范畴的双重功能—商品价值和社会核心价值
为了准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首先必须了解价值范畴的双重功能川。
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范畴一般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价值，它指称的是商品进行交换时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比例关系直接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额，也就是价格。价格是商品交换比例关系的现象，现象背后的本质就是价值。价值隐藏在价格背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只有经过理论抽象才能够显示出来。经济学家为了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律必须从理论上抽象出商品价值，但由于每一个经济学家在抽象商品价值时的视角或方法不同，得出的价值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有劳动价值、效用价值、生产价格和均衡价格等等。这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
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后来被泛化到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常常被用来说明人们评价事物的态度。评价社会现象的态度归结起来就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在社会价值观中必然存在着一个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核心价值。社会核心价值是对社会现象的基本价值判断。其实，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在界定自己的价值范畴时，不仅旨在说明如何从技术上对商品价值进行计算，而且也在表达他对特定社会现象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价值范畴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家对商品价值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经济学家抱持的社会核心价值。当然，不同的价值概念暗含的社会核心价值也是不同的。比如，劳动价值概念暗含的是“劳动一元”的社会核心价值，它在褒扬劳动要素的同时贬斥所有非劳动要素;生产价格概念暗含的则是“要素多元”的社会核心价值，它承认各种要素(包括劳动要素)的社会贡献。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根据劳动价值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劳动价值理论，规划和建设了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社会经济生活里，社会核心价值是劳动要素至上，资本等非劳动要素遭到贬斥。自从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步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难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资本、管理和科学技术等非劳动要素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因而在社会核心价值中必须承认这些非劳动要素的地位，这就与既有的社会核心价值发生了冲突。无法避免的冲突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再认识。
价值范畴的双重功能使基础理论研究陷入了尴尬境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劳动价值理论视同于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误以为原有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在马克思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正在向劳动价值理论提出挑战，这也就意味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否定。虽然在深化认识劳动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当下巫需解决的问题—即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似乎已经找到了根据，但是有关基础理论—价值范畴—的创新毋庸置疑地暂时搁浅了。
难道我们就不能摆脱这个困境了吗?其实，出现这样的困境，并不是马克思的错，而是以往人们误解和曲解了马克思所造成的。这种误解和曲解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误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或者说简单化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下面让我们从商品价值和社会核心价值两个方面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价值范畴。
二、马克思商品价值的演进性
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价值概念最早是由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抽象出来的。在配第那个时代，自然经济日趋解体，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展，但当时的主导产业还是农业和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手工业。因此在那个时代，劳动可以说是一切生产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要素，其他非劳动要素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配第通过对实践的观察，在《赋税论》(1662)等著作中就已经提出商品价值取决于劳动、商品价值量要用劳动时间来计算等劳动价值概念原初的基本命题。
威廉·配第的《赋税论》发表一百年以后，亚当·斯密开始着手构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到了斯密身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是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也是市场经济成长时期，资本要素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以至于使得资本要素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劳动要素则逐渐转换到隶属于资本的位置上了，其他非资本要素(包括技术和管理要素)也都直接为资本的增值服务。这时劳动价值概念的局限性已初见端倪。所以，斯密一方面强调他的商品价值是劳动价值概念;另一方面他又模糊地意识到“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劳动价值概念就“失效了”，社会通行的将是生产价格概念。马克思指出:“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各种‘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因此，“他的确把后来的所有经济学家……都引入了‘歧途”’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互相争论时，时而接受斯密的这一方面，时而接受斯密的那一方面”因而他的学说成了截然相反的各种观点的源泉和出发点”。
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领域中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流派:一个是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劳动价值学派;另一个是起始于萨伊、完成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生产价格学派。李嘉图学派拘泥于斯密的劳动价值概念，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实践，他们也曾经试图把非劳动要素的内容纳入劳动中去，但终究没有成功。李嘉图学派的解体直接导致了古典劳动价值理论的失败。生产价格学派则完全放弃了斯密的劳动价值概念，直接承继了斯密的生产价格概念。
如果翻阅一下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著述，我们会发现那个时代争论的问题同现在我们所争论的问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问题在那个时代都已经讨论过，我们现在只是重复了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当时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基本相同，都是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的实践对劳动价值理论提出的挑战，所以同样需要深化认识劳动价值理论，并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创新。比较遗憾的是，中国最近的研讨却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事实，那就是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已经全面关注过他的前人所争论的一切问题，并且已经科学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当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欧洲市场经济的发展较之斯密时代更加快了步伐，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技术和管理等非劳动要素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马克思自然也要面临如何克服古典劳动价值理论的危机。马克思认为，劳动价值概念有其科学成分，必须坚决捍卫，但是像李嘉图那样不顾实践的变化一味固守劳动价值概念是不可取的;当然像生产价格学派那样断然放弃劳动价值概念，等于放弃了对事物本质的研究，这就把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了，正因为此，马克思称他们是庸俗经济学。
那么，马克思捍卫劳动价值概念与李嘉图的做法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马克思超越李嘉图的根本之处在于他既不是固守劳动价值概念，也不是放弃劳动价值概念。马克思把斯密的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价值和生产价格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有机地统一起来，并通过劳动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回答了实践对理论的挑战。这就是《资本论》著名的“价值转形问题”。这个问题自从《资本论》第三卷于1894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已延续了一百多年仍未终结。对“价值转形问题”提出质疑的基本上都是从生产价格学派里发展起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价值转形问题”辩护的大多数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这场大论战的实质内容来看，质疑的一方竭力证明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不能成立或没有意义，其目的无非是想彻底摒弃劳动价值概念。而辩护的一方理所当然地要努力证明，马克思在坚持劳动价值概念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价值范畴的革新。
我们以往并没有实行市场经济，对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感受不深，甚至体会不到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可以说，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最大的误解和曲解就在于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而把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简单化了。值得欣喜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胡代光首开中国学术界研究“价值转形问题”的先河，后来又有许多学者纷纷加人这项重大研究的行列。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国内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转形”能否成立的水准上，还没有把“价值转形问题”上升到马克思革新价值范畴的高度来认识并阐释它的当代意义。
当我们重新辨认马克思的商品价值之前，暂且绕过“价值转形问题”能否成立的争论，先假定它是能够成立的。这种假定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在尚未定论的“价值转形问题”大论战中，肯定它能成立的一方所进行的论证也是卓有成效的。在假定“价值转形问题”能够成立的前提下，我们来看马克思怎样通过“转形”革新了古典劳动价值理论的价值范畴。 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首先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97一198页上有这样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劳动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劳动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178-179马克思的这段重要论述说明了从劳动价值概念到生产价格概念的历史演进过程。劳动价值概念反映的是劳动要素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以下简称劳动生产方式)下呈现出来的经济规律，生产价格概念反映的是资本要素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以下简称资本生产方式)下呈现出来的经济规律。随着人类社会从较低阶段发展到较高阶段，必然要从劳动生产方式演进到资本生产方式，劳动价值概念也必然要演化为生产价格概念。劳动价值概念演化为生产价格概念之后，经济规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劳动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在社会经济运动中起作用的是劳动价值规律;而资本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在社会经济运动中起作用的是生产价格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主要阐述的是劳动价值规律，而到第三卷完成“价值转形”以后主要阐述的是生产价格规律。当然，从劳动价值规律再转向生产价格规律，内容更多，也更复杂，马克思对这些内容的描述并没有完成。恩格斯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针对马克思这段重要论述说道:“如果马克思来得及把这个第三卷再整理一遍，他毫无疑问会把这段话大大加以发挥。现在这段话，不过是关于这个问题所要说的内容的一个大概轮廓。”
马克思的“价值转形”同时又是一个逻辑演进过程。马克思在《导言》中说，他的分析过程中将会出现两个概念:一个是抽象概念，一个是具体概念;他的分析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落实到《资本论》中，就是从抽象的劳动价值概念上升到具体的生产价格概念。这个逻辑演进过程构成了《资本论》的整体结构，第一卷从抽象的劳动价值概念开始，通过第二卷的中介环节，第三卷上升到具体的生产价格概念。马克思的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是一致的。
马克思通过历史和逻辑的演进过程把原来两个相互对立的价值概念—劳动价值概念和生产价格概念—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可见，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是复杂的，其中包含劳动价值概念，同时包含生产价格概念，以及劳动价值概念演化为生产价格概念的过程。因此，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具有演进性。
三、马克思社会核心价值的复杂性
应该说，马克思的社会核心价值与他的商品价值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一个价值范畴的两个方面。既然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具有演进的特征，他的社会核心价值肯定也具有演进的特征。马克思演进的社会核心价值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两重意思。
马克思社会核心价值的第一重意思表达了历史演进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劳动价值概念必然要演化为生产价格概念，劳动生产方式必然要演进到资本生产方式。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撰写《资本论》的初衷，恐怕不是为了表达他贬抑资本的社会核心价值，他想要表达的社会核心价值应该是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资本要素，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资本生产方式。所以，他把书名定为《资本论》，而没有定为《劳动论》或其他什么“论”，这充分说明他写这本鸿篇巨著的用意。在《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待资本生产方式的科学态度和全面评价。从马克思复杂的社会核心价值来看，他不是简单否定资本生产方式，他首先是肯定资本生产方式，肯定这种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马克思的这种价值取向，在他批判那些自诩为无产阶级反对派的观点时也可以见出，当时莱文斯顿等人对资本生产方式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持否定态度，马克思针对这种态度深刻地指出:“在这方面他们(虽然是从相反的一级出发)也具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局限性，即把这一发展的对立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一些人为了这种对立的成果而希望这种对立永世长存。另一些人则为了摆脱对立而决心牺牲在这种对立形式范围内产生的成果。”
马克思社会核心价值的第二重意思表达了历史演进过程中内在的社会矛盾。由于劳动价值概念与生产价格概念是相互对立的，这种对立是这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内在矛盾的根源。所以，马克思在肯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同时又认为，否认资本生产方式中存在的矛盾也是不科学的，这是他批判庸俗经济学的关键之处。庸俗经济学的要害就是想抹煞或掩盖社会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生产方式中最根本的矛盾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这种对立有时表现得十分尖锐，比如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所观察到的欧洲工人运动就是这种对立最激烈的表现。当然有时在政府和社会强有力的干涉下，又表现的相对缓和，比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所观察到的英国《工厂法》等法律颁布以后的情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
“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马克思深刻阐明了资本生产方式中社会矛盾的明显结果是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的预见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危机中再一次得到证实。其时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这个事实出发，提出了政府干预的理论。这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出现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并不承认他的研究与马克思有关，而且竭力反对马克思学说。凯恩斯的弟子罗宾逊却比较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得出其中许多相似之处。
论文摘要:价值范畴具有商品价值和社会核心价值双重功能。本文认为，以往对马克思价值范畴的理解过于简单化;马克思价值范畴中的商品价值是演进的，它不仅包含劳动价值概念，而且包含劳动价值概念向生产价格概念的转形;马克思价值范畴中的社会核心价值是复杂的，它不仅阐明了劳动生产方式与资本生产方式的矛盾，而且阐明了前者向后者演化的必然。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的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热潮至今已悄然退去，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那些热门话题也从学术刊物上逐渐淡出。管理论研究并没有划上句号，但无可讳言的是，解释当今现实已成为劳动价值理论不堪承受之重，近期试图修缮劳动价值理论的种种努力也几乎都没有得到普遍认同。解铃还须系铃人，摆脱理论困境的出路还是只能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除此别无选择。本文主张回到马克思，重新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真谛，以利于今天从基础理论上着手来解疑释惑。
一、价值范畴的双重功能—商品价值和社会核心价值
为了准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首先必须了解价值范畴的双重功能川。
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范畴一般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价值，它指称的是商品进行交换时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比例关系直接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额，也就是价格。价格是商品交换比例关系的现象，现象背后的本质就是价值。价值隐藏在价格背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只有经过理论抽象才能够显示出来。经济学家为了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律必须从理论上抽象出商品价值，但由于每一个经济学家在抽象商品价值时的视角或方法不同，得出的价值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有劳动价值、效用价值、生产价格和均衡价格等等。这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
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后来被泛化到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常常被用来说明人们评价事物的态度。评价社会现象的态度归结起来就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在社会价值观中必然存在着一个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核心价值。社会核心价值是对社会现象的基本价值判断。其实，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在界定自己的价值范畴时，不仅旨在说明如何从技术上对商品价值进行计算，而且也在表达他对特定社会现象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价值范畴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家对商品价值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经济学家抱持的社会核心价值。当然，不同的价值概念暗含的社会核心价值也是不同的。比如，劳动价值概念暗含的是“劳动一元”的社会核心价值，它在褒扬劳动要素的同时贬斥所有非劳动要素;生产价格概念暗含的则是“要素多元”的社会核心价值，它承认各种要素(包括劳动要素)的社会贡献。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根据劳动价值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劳动价值理论，规划和建设了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社会经济生活里，社会核心价值是劳动要素至上，资本等非劳动要素遭到贬斥。自从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步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难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资本、管理和科学技术等非劳动要素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因而在社会核心价值中必须承认这些非劳动要素的地位，这就与既有的社会核心价值发生了冲突。无法避免的冲突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再认识。
价值范畴的双重功能使基础理论研究陷入了尴尬境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劳动价值理论视同于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误以为原有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在马克思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正在向劳动价值理论提出挑战，这也就意味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否定。虽然在深化认识劳动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当下巫需解决的问题—即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似乎已经找到了根据，但是有关基础理论—价值范畴—的创新毋庸置疑地暂时搁浅了。
难道我们就不能摆脱这个困境了吗?其实，出现这样的困境，并不是马克思的错，而是以往人们误解和曲解了马克思所造成的。这种误解和曲解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误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或者说简单化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下面让我们从商品价值和社会核心价值两个方面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价值范畴。
二、马克思商品价值的演进性
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价值概念最早是由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抽象出来的。在配第那个时代，自然经济日趋解体，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展，但当时的主导产业还是农业和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手工业。因此在那个时代，劳动可以说是一切生产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要素，其他非劳动要素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配第通过对实践的观察，在《赋税论》(1662)等著作中就已经提出商品价值取决于劳动、商品价值量要用劳动时间来计算等劳动价值概念原初的基本命题。
威廉·配第的《赋税论》发表一百年以后，亚当·斯密开始着手构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到了斯密身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是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也是市场经济成长时期，资本要素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以至于使得资本要素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劳动要素则逐渐转换到隶属于资本的位置上了，其他非资本要素(包括技术和管理要素)也都直接为资本的增值服务。这时劳动价值概念的局限性已初见端倪。所以，斯密一方面强调他的商品价值是劳动价值概念;另一方面他又模糊地意识到“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劳动价值概念就“失效了”，社会通行的将是生产价格概念。马克思指出:“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各种‘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因此，“他的确把后来的所有经济学家……都引入了‘歧途”’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互相争论时，时而接受斯密的这一方面，时而接受斯密的那一方面”因而他的学说成了截然相反的各种观点的源泉和出发点”。
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领域中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流派:一个是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劳动价值学派;另一个是起始于萨伊、完成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生产价格学派。李嘉图学派拘泥于斯密的劳动价值概念，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实践，他们也曾经试图把非劳动要素的内容纳入劳动中去，但终究没有成功。李嘉图学派的解体直接导致了古典劳动价值理论的失败。生产价格学派则完全放弃了斯密的劳动价值概念，直接承继了斯密的生产价格概念。
如果翻阅一下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著述，我们会发现那个时代争论的问题同现在我们所争论的问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问题在那个时代都已经讨论过，我们现在只是重复了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当时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基本相同，都是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的实践对劳动价值理论提出的挑战，所以同样需要深化认识劳动价值理论，并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创新。比较遗憾的是，中国最近的研讨却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事实，那就是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已经全面关注过他的前人所争论的一切问题，并且已经科学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当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欧洲市场经济的发展较之斯密时代更加快了步伐，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技术和管理等非劳动要素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马克思自然也要面临如何克服古典劳动价值理论的危机。马克思认为，劳动价值概念有其科学成分，必须坚决捍卫，但是像李嘉图那样不顾实践的变化一味固守劳动价值概念是不可取的;当然像生产价格学派那样断然放弃劳动价值概念，等于放弃了对事物本质的研究，这就把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了，正因为此，马克思称他们是庸俗经济学。
那么，马克思捍卫劳动价值概念与李嘉图的做法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马克思超越李嘉图的根本之处在于他既不是固守劳动价值概念，也不是放弃劳动价值概念。马克思把斯密的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价值和生产价格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有机地统一起来，并通过劳动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回答了实践对理论的挑战。这就是《资本论》著名的“价值转形问题”。这个问题自从《资本论》第三卷于1894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已延续了一百多年仍未终结。对“价值转形问题”提出质疑的基本上都是从生产价格学派里发展起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价值转形问题”辩护的大多数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这场大论战的实质内容来看，质疑的一方竭力证明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不能成立或没有意义，其目的无非是想彻底摒弃劳动价值概念。而辩护的一方理所当然地要努力证明，马克思在坚持劳动价值概念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价值范畴的革新。
我们以往并没有实行市场经济，对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感受不深，甚至体会不到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可以说，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最大的误解和曲解就在于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而把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简单化了。值得欣喜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胡代光首开中国学术界研究“价值转形问题”的先河，后来又有许多学者纷纷加人这项重大研究的行列。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国内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转形”能否成立的水准上，还没有把“价值转形问题”上升到马克思革新价值范畴的高度来认识并阐释它的当代意义。
当我们重新辨认马克思的商品价值之前，暂且绕过“价值转形问题”能否成立的争论，先假定它是能够成立的。这种假定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在尚未定论的“价值转形问题”大论战中，肯定它能成立的一方所进行的论证也是卓有成效的。在假定“价值转形问题”能够成立的前提下，我们来看马克思怎样通过“转形”革新了古典劳动价值理论的价值范畴。
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首先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97一198页上有这样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劳动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劳动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178-179马克思的这段重要论述说明了从劳动价值概念到生产价格概念的历史演进过程。劳动价值概念反映的是劳动要素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以下简称劳动生产方式)下呈现出来的经济规律，生产价格概念反映的是资本要素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以下简称资本生产方式)下呈现出来的经济规律。随着人类社会从较低阶段发展到较高阶段，必然要从劳动生产方式演进到资本生产方式，劳动价值概念也必然要演化为生产价格概念。劳动价值概念演化为生产价格概念之后，经济规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劳动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在社会经济运动中起作用的是劳动价值规律;而资本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在社会经济运动中起作用的是生产价格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主要阐述的是劳动价值规律，而到第三卷完成“价值转形”以后主要阐述的是生产价格规律。当然，从劳动价值规律再转向生产价格规律，内容更多，也更复杂，马克思对这些内容的描述并没有完成。恩格斯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针对马克思这段重要论述说道:“如果马克思来得及把这个第三卷再整理一遍，他毫无疑问会把这段话大大加以发挥。现在这段话，不过是关于这个问题所要说的内容的一个大概轮廓。”
马克思的“价值转形”同时又是一个逻辑演进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他的分析过程中将会出现两个概念:一个是抽象概念，一个是具体概念;他的分析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落实到《资本论》中，就是从抽象的劳动价值概念上升到具体的生产价格概念。这个逻辑演进过程构成了《资本论》的整体结构，第一卷从抽象的劳动价值概念开始，通过第二卷的中介环节，第三卷上升到具体的生产价格概念。马克思的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是一致的。
马克思通过历史和逻辑的演进过程把原来两个相互对立的价值概念—劳动价值概念和生产价格概念—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可见，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是复杂的，其中包含劳动价值概念，同时包含生产价格概念，以及劳动价值概念演化为生产价格概念的过程。因此，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具有演进性。
三、马克思社会核心价值的复杂性
应该说，马克思的社会核心价值与他的商品价值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一个价值范畴的两个方面。既然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具有演进的特征，他的社会核心价值肯定也具有演进的特征。马克思演进的社会核心价值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两重意思。
马克思社会核心价值的第一重意思表达了历史演进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劳动价值概念必然要演化为生产价格概念，劳动生产方式必然要演进到资本生产方式。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撰写《资本论》的初衷，恐怕不是为了表达他贬抑资本的社会核心价值，他想要表达的社会核心价值应该是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资本要素，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资本生产方式。所以，他把书名定为《资本论》，而没有定为《劳动论》或其他什么“论”，这充分说明他写这本鸿篇巨著的用意。在《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待资本生产方式的科学态度和全面评价。从马克思复杂的社会核心价值来看，他不是简单否定资本生产方式，他首先是肯定资本生产方式，肯定这种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马克思的这种价值取向，在他批判那些自诩为无产阶级反对派的观点时也可以见出，当时莱文斯顿等人对资本生产方式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持否定态度，马克思针对这种态度深刻地指出:“在这方面他们(虽然是从相反的一级出发)也具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局限性，即把这一发展的对立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一些人为了这种对立的成果而希望这种对立永世长存。另一些人则为了摆脱对立而决心牺牲在这种对立形式范围内产生的成果。”
马克思社会核心价值的第二重意思表达了历史演进过程中内在的社会矛盾。由于劳动价值概念与生产价格概念是相互对立的，这种对立是这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内在矛盾的根源。所以，马克思在肯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同时又认为，否认资本生产方式中存在的矛盾也是不科学的，这是他批判庸俗经济学的关键之处。庸俗经济学的要害就是想抹煞或掩盖社会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生产方式中最根本的矛盾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这种对立有时表现得十分尖锐，比如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所观察到的欧洲工人运动就是这种对立最激烈的表现。当然有时在政府和社会强有力的干涉下，又表现的相对缓和，比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所观察到的英国《工厂法》等法律颁布以后的情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
“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马克思深刻阐明了资本生产方式中社会矛盾的明显结果是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的预见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危机中再一次得到证实。其时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这个事实出发，提出了政府干预的理论。这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出现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并不承认他的研究与马克思有关，而且竭力反对马克思学说。凯恩斯的弟子罗宾逊却比较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得出其中许多相似之处。
关键词：《资本论》；剥削；价值理论；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6-0041-06
《资本论》是马克思贡献给人类的思想宝库。一百多年来，无数有志者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已有的学术成果浩如烟海。然而迄今为止，从这个思想宝库中发掘智慧的工作还远未结束。笔者直接运用马克思的独特方法，在《资本论》研究领域又获得了三个新的发现，并通过这三个新发现对马克思的演化经济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获取新发现的方法论
在发掘《资本论》这一思想宝库的智慧时，要想获得新发现，首先必须准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方法。其实，人们对马克思的方法并不陌生，那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1］然而，能够准确掌握这一方法去解读《资本论》的，却十分罕见，因为人们并不完全了解这个方法的复杂性。
这个方法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它定义概念的过程非常复杂，任何一个基本概念的定义都不是一次完成的，每一个概念总要被分解为若干种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又要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排列，然后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循序渐进，逐步“上升”或演化为最复杂的规定为止。因此，马克思的方法又可以称为概念演化分析法。［2］
具体而言，概念演化分析法又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抽象”。每当我们准备研究一个具体的事物时，这个事物在我们面前总是一个“混沌的整体”。为了探究这个事物内藏的奥秘，我们必须像做科学实验那样，采用抽象法，暂时排除一些干扰因素，在抽象的条件下观察这个事物。这时我们所观察到的，就是这个事物最简单的状态。如果我们赋予这个事物一个特定的概念，那么，这个事物最简单的状态，就是这个概念最简单的规定。
然后进入第二步，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旦概念得到最简单的规定之后，研究的行程又要回过头来。这时，我们还需要将先前暂时排除的干扰因素回复进来，每当回复一个干扰因素，事物的状态就会变得复杂一些，表达事物的概念也相应得到复杂一些的规定。先前排除的干扰因素全部回复进来以后，我们又见到了具体的事物，这也是事物最复杂的状态。事物最复杂的状态，就是概念最复杂的规定。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此时这个具体的事物已经不再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因为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它的内部结构与相互联系。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概念演化分析过程中，概念的每一种规定都反映着同一个事物在变化过程中的不同状态，所以，无论是最简单的规定也好，还是最复杂的规定也好，所有的规定都是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它们构成概念的整体，缺一不可。这是概念演化分析法的关键，也是人们掌握这一方法的难点。由于概念的每一种规定都不相同，甚至在某些规定之间还存在相互矛盾的状况，因此往往会使人们在选择概念定义时，不知所从，产生误解。通常的误解是，只认同其中的一种规定，并排斥其他的规定，而且又总是只认同最简单的规定，而排斥其他复杂的规定，因为最简单的规定在文字叙述过程中常常出现在前。可以说，这是一切误读马克思的方法论根源。
二、三个新发现的具体内容
（一）发现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复杂的：其中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
误读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没有运用概念演化分析法去阅读《资本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剥削泛指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一种经济行为。由于马克思创建了剩余价值范畴，通常又把剥削与资本和剩余价值联系起来，特指剥削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剥削行为历来受道德谴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便是资本家也断不会以剥削为荣的。把剥削视作不道德的行为，在伦理上应该具有普世价值。为此，改革开放以前，为了消灭剥削，我国曾经废止资本。然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却是开禁资本，比如将国营工厂转变为国有资本，鼓励发展民间资本，大力引进国外（境外）资本等等。这样的实践却使理论陷入尴尬：有资本就有剥削，发展资本就要允许剥削，而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为了消灭剥削又不能发展资本。
如果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并不像以往解释的那样简单，而是非常复杂的，它至少包含两种规定，［3］一种是简单规定，一种是复杂规定。
剥削概念的简单规定表明，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对此恐怕人人耳熟能详，近乎常识，无需再作过多的解释。不过，人们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是怎样运用他的方法得出这个规定的，而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却又至关重要。根据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这个简单的规定应该通过抽象才能得出。经过抽象，资本要素被暂时排除，生产过程中只剩下唯一一个劳动要素，因此，剩余价值纯粹由劳动创造，与资本无关，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并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毫无疑问是剥削。
根据概念演化分析法，在得出剥削概念的简单规定之后，还要从抽象演化到具体，即从简单规定演化到复杂规定。为此，马克思又把资本要素回复进来，在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的共同作用下，进一步考察剥削现象的变化。这时的剥削变得复杂了，主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变得复杂了。在资本和劳动的共同作用下，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个部分。马克思明确指出，绝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延长工作日得来的，资本家占有绝对剩余价值是剥削；而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得来的，因而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这就是剥削概念的复杂规定。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规定都是剥削概念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一个从简单规定演化到复杂规定的过程。马克思坚决反对把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占有相对剩余价值和通过剥削占有绝对剩余价值混为一谈。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中说：“靠提高劳动生产力来加速积累和靠提高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来加速积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经济学家却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4］可见，靠提高劳动生产力占有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而加速积累和靠剥削占有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而加速积累是相互并列的，因而靠提高劳动生产力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在剥削范围之内。
从马克思复杂的剥削概念中可以看出，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属于剥削还是非剥削的界限泾渭分明。况且，随着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将越来越多，非剥削部分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工作日长度的不断缩短，绝对剩余价值将越来越少，剥削部分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小。马克思甚至把提高劳动生产力视为资本的历史使命，并把工作日的缩短视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条件。［5］927-928
剥削概念的完整内涵充分说明，发展资本和消灭剥削并不矛盾，发展资本的同时也可以限制剥削。发展资本的目的在于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属于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而限制剥削的有效途径是缩短工作日长度，尽量减少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由上可见，眼下所谓的剥削难题，完全是误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而生造出来的假问题，是理论上的作茧自缚。而在方法论缺失的情况下，这样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资本论》的叙述过程中，恰好是剥削概念的简单规定出现在前，复杂规定出现在后，于是，简单规定就被认作概念的全部含义，而复杂规定则被排斥在外。
（二）发现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复杂的：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价值演化的过程［6］
同样，由于方法论的缺失，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也被误读了。
众所周知，价值理论是分辨不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标识，而不同的价值理论又是由不同的价值概念所决定的；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特征的是劳动价值论，而在劳动价值论中，价值概念的定义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也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常识。
然而，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并非如此简单，马克思的价值概念非常复杂，其中包含五种不同的规定，并且从最简单到最复杂，展现出一个逻辑严密的演化过程。
马克思首先通过“抽象”，暂时排除土地要素、供求关系和竞争、社会资本和竞争、资本要素等干扰因素。在惟有一个劳动要素的纯净条件下，考察商品价值。无庸质疑，此时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而且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7］52不过，这仅仅是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或者第一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纯粹形态。
在抽象出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之后，马克思的研究过程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从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开始，逐渐向复杂的规定演化，这需要将先前暂时排除的干扰因素回复进来。
先回复资本要素。当资本要素回复进来以后，商品生产过程转变为资本生产过程，由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进行商品生产。此时的商品价值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构成。［7］245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决定的商品价值，是价值概念比较复杂的规定，或者第二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货币形态。
接着回复社会资本和竞争。全社会的资本经过充分竞争以后，都必须遵循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因此每个资本家都会把投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看成是他的成本价格，在此基础上他还要获取平均利润，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是生产价格。［8］177生产价格决定商品价值，这是价值概念还要复杂的规定，或者第三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Ⅰ：生产价格。
再回复供求关系和竞争。先前排除供求关系和竞争，实际上是假定供求一致，因而供求关系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把供求关系和竞争回复进来，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竞争，必然会影响商品价值，使商品价值变得不确定。受供求关系和竞争影响的商品价值可以称为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8］193-221这是价值概念更加复杂的规定，或者第四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Ⅱ：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
最后回复土地要素。将土地要素回复进来以后，生产过程中将由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个要素参与生产。这三种要素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都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企业需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些要素。由于受到供求关系和竞争的影响，这三个要素的市场价值都不确定，均需通过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最终才能确定下来。企业只有付出这些要素的费用，才能使它们进入生产过程。因此，只有在竞争中最终确定下来的要素费用，如劳动力要素的工资、资本要素的利润、土地要素的地租等等，才真正成为生产商品的费用，成为构成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商品价值最终由工资、利润、地租决定。由于工资、利润、地租反过来又是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所以商品价值由各种要素收入决定。［8］985这是价值概念最复杂的规定，或第五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Ⅲ：要素收入价值。
这五种规定都是价值概念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个从最简单规定逐步演化到最复杂规定的过程。马克思复杂的价值概念说明他的价值理论也是复杂的。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复杂的价值理论，称之为价值演化论。
由上可见，以往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确定为劳动价值论，未免失之简单化。究其根源，也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给出了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于是人们仅仅抓住了这个最简单的规定，就误以为它是价值概念的全部，而抛弃了价值概念的其他规定。
（三）发现马克思的市场经济价值观是复杂的：自然演进和内在矛盾的“两个必然性”［9］
由于误读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必然会误解马克思的市场经济价值观。
市场经济有别于其他经济形态最显著的特征是采用资本生产方式，即资本与劳动相分离、资本支配劳动、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生产方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两个手稿中，并没有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而使用的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或简称“资本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的含义眼下已过于宽泛，按照马克思的本意，他所描述的本应是“资本生产方式”。
经济学正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难免要对市场经济作出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又是通过价值概念显现出来的。因此，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是商品价值的计量方法。另一方面，它又折射出经济学理论的市场经济价值观。比如，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概念强调劳动创造价值的唯一性，强调劳动与资本的对抗。这样的价值概念折射出来的必然是排斥资本生产方式、排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均衡价格论中的价值概念，强调经济运行的均衡性，它所折射出来的必然是美化资本生产方式、美化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如前所述，以往人们简单化地认定马克思坚持的是劳动价值论，由此推论马克思抱持的是排斥资本生产方式、排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
如果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读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复杂的，那么这个复杂的价值概念折射出来的市场经济价值观，肯定是复杂的。它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说明市场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说明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内含的矛盾也有其必然性。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中，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最简单规定，确实反映不了市场经济的特征；然而，除了这个最简单的规定之外，其他几种规定都具有市场经济的特征。价值概念在逻辑上从最简单的规定，一步一步演化为最复杂的规定，恰好再现出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演进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说：“商品按照它们的（劳动）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劳动）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资本生产方式）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10］。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客观过程，所以人类社会演进到市场经济有其必然性。
其次，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展出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必然会出现收入差距，必然会出现剥削，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同时也必然会引起竞争，从而引发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内在矛盾最主要的表现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从而引发出经济危机。今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不可避免性。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试图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消除这个矛盾，但实践证明，这种努力是不成功的，它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运行缺乏效率。
马克思曾经如此表达他复杂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7］9所谓“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给社会带来分娩的痛苦；而所谓“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是因为只有这种生产方式才能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为人类通向未来的美好社会创造物质财富。注意：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应该理解为“资本生产方式”。
可见，以往人们只是抓住了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最简单规定，抛弃了价值概念的演化过程，从而也否定了人类社会向市场经济演进的客观过程，得出了一个否定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同时，传统政治经济学仅仅抓住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分析，而忽视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发展必然性的分析，从而拒绝市场经济。这些都是在马克思方法论缺失的情况下，误读《资本论》的结果。
三、三个新发现的理论意义
（一）有助于重新认识《资本论》的理论价值
以往，人们把《资本论》看成是一部批判资本生产方式、批判市场经济的著作，不仅如此，还把误读出来的理论付诸于否定资本生产方式、否定市场经济的实践。改革开放着实改变了过去的错误做法，并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论》对资本生产方式、对市场经济的启蒙价值。
以上三个新发现说明，马克思如何通过科学分析的方法，阐明资本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萌生是资本和劳动分离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资本生产方式不断趋向复杂的过程；市场经济的运行又充满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些都是对市场经济自然发展过程的客观描述。即使是揭示矛盾，也是对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矛盾加以描述。其实，马克思早就申明，他写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7］10。这些都说明，《资本论》的理论价值实质上在于启蒙，是对资本生产方法的启蒙，是对市场经济的启蒙。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谓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他之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的批判，是想证明他的前人并没有科学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的前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资本论》的副标题，由此可见，《资本论》批判的对象是马克思之前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不是资本生产方式或市场经济。过去，马克思批判的对象被有意无意地转移到资本生产方式或市场经济，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
（二）有助于重建马克思的演化政治经济学
价值和剥削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传统政治经济学只是抓住了这两个概念最简单的规定，于是简单化地认为，惟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完全是剥削，由此构建的政治经济学必然贬斥资本生产方式、贬斥市场经济。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呼唤理论创新。不可否认，理论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只要价值、剥削等基本概念仍然停滞在既有的简单化理解上面，那么，无论如何创新，隐藏在背后的必定还是那个贬斥资本生产方式、贬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尽管可以在字面上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强调资本的重要性，但是只要涉及到价值、剥削等基本概念，就难免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前些年学术界在讨论价值问题和剥削问题时的争论，已充分暴露出理论的困境。理论上的模糊不清，终将导致对马克思学说的怀疑。自改革开放以来，宣称马克思学说已经过时的言论不绝于耳，其原因就在于此。其实，过时的只是被误解的“马克思学说”，而不是马克思学说本身。马克思学说本质上是与时俱进的，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资本论》再次受到热捧即为例证。
以上三个新发现说明，马克思的价值、剥削等基本概念都是从最简单规定向最复杂规定不断演化的过程，其中折射出来的是资本生产方式自然演进和内含矛盾的必然性，也是市场经济自然演进和内含矛盾的必然性。这样就还原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本质，亦即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相一致的本质。这些也是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据此，我们可以重新构建马克思的演化政治经济学，它将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解释力的政治经济学。
（三）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有了以上三个新发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首先，社会主义依靠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只有依靠市场经济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依靠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资本。改革开放之初把国营大中型企业作为中心环节，往后的改革轨迹显示，国营企业改革的实质就是发展国有资本，以后又大力鼓励发展民间资本，积极引进国外（境外）资本。通过发展资本、发展资本生产方式，发展市场经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以三个新发现为基础构建的马克思演化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从理论的角度说明，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资本生产方式有其必然性；在资本生产方式中，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得来的，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那么，社会主义发展资本就与剥削不矛盾了。大力发展资本就是要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属于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得到迅速发展。
其次，社会主义怎么消灭剥削？既然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得来的，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那么消灭剥削就不一定要消灭资本。因为资本家占有绝对剩余价值才是剥削，所以，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就必须杜绝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又因为绝对剩余价值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得来的，因此要杜绝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就必须缩短工作日长度。然而，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无限制缩短，因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也需要一定的工作日长度；另外，在总剩余价值中，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实际界限是模糊的，在现实中不能很清楚地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划分工作日中有多少时间是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有多少时间是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也不能确定工作日长度在多少时间即可只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而不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我们也就难以确定工作日保持多少才能够只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而不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可见，消灭剥削需要从限制剥削开始。限制剥削无非两条：一是大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扩大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尽量缩短工作日长度，减少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
最后，社会主义怎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指现代社会中少数人富有，大多数人贫穷，逐渐分化为对立两级的状况。固然，富有者是因为占有资本要素，而贫穷者则是因为不占有资本要素，对此并无异议。但过去把两极分化归咎于富人对穷人的剥削，现在看来不完全如此。如果从马克思复杂的剥削概念来看，富人之所以占有资本要素而富裕，并不完全是剥削的结果，而主要是依靠资本要素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属于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如果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以及资本生产方式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日益增多的相对剩余价值，那么占有资本要素者就会越来越富，这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可想而知，要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而共同富裕只能作为“最终”才能实现的目标。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种种努力在现阶段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在企业则必须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因为劳动者也参与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理应分享一部分相对剩余价值，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提出的“分享经济”理论［12］值得借鉴。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则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扶助贫穷人群，反过来，这也有助于提高社会消费力，缓解生产过剩的矛盾。在政府则必须通过再分配，完善社会保障，提高相对贫穷人群的生活水平。由此长期努力，逐渐缩小不同要素占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才能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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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海益．〈资本论〉的骨架和叙事过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20-29．
［3］蒋海益．回到马克思：解开剥削问题的死结［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53-57．实际上，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至少有四种规定，为简化起见，本文只列出两种主要的规定。江苏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磊、张伟伟等对此项研究也有贡献，其中王磊提出劳动强度对剥削程度的影响，张伟伟指出该文中剥削公式的差错，借此表示感谢。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631．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蒋海益．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价值概念比较――解读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多重形态［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1）；蒋海益．〈资本论〉的骨架和叙事过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3―124．江苏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博对此项研究也有贡献，他指出演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中也存在竞争，借此表示感谢.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蒋海益．马克思的价值范畴新探［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7，（1）36-40．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7．引文中括号内的文字系笔者所加.
摘 要：对学科核心概念进行深度分析是中学政治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学改革深入进行的必然要求。对核心概念的深度分析，不是要刻意追求核心概念的深度和难度，而是通过深度分析，深化核心概念的层次，实现核心概念的丰富价值。深度分析核心概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维度：把握内涵，明确外延；立足课标，整合教材；建构体系，掌握联系；适度拓展，迁移创新。本文以“价格”为例，加以分析。
关键词：思想政治 核心概念 深度分析 价格
任兴来，男，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
学科教学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思想政治学科素养主要包括学生通过思想政治课的学习和实践活动获得基础知识和核心能力，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理解和掌握学科核心概念是提高学生学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思想政治学科核心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概念？《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可以说，概念反映了人们对一个复杂的过程或事物的理解。
什么是核心概念？国内外学者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美国课程专家埃里克森( Erickson)认为，核心概念是指居于学科中心，具有超越课堂之外的持久价值和迁移价值的关键性概念、原理或方法。美国教育家赫德( Hurd)认为，核心概念是能够展现当代学科图景、组成学科课程的重要概念和原理，是学科结构的主干部分，这些概念能有效地组织起大量的事实和其他概念，并延续到学生以后的学习生活中。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认为，核心概念至少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主干性，即核心概念是学科知识的主干部分。主干知识是与非主干知识相对而言的。主干知识是一个学科最基础、最核心、最具决定作用的部分，能生发和统领非主干知识，可以成为衡量知识掌握水平的尺度和标准。作为学科的主干知识，一般表现为学科教材中的重要概念或原理。如《思想政治》必修l《经济生活》中的价格，就是核心概念。非主干知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主干知识的进一步阐释，如价值量由什么决定，什么是供给和需求，等等；另一类是教材辅助文，即教材中重要的相关链接、名词点击、专家点评的内容，如劳动生产率、替代品、互补品等这些概念就是以辅助文的形式在教材中出现。
其二，迁移性，即核心概念有持久价值和迁移价值。由于核心概念能生发和统领非主干知识，因此它能有效地组织起大量的其他概念，并影响学生从事相关方面的后续学习，影响他们对新知识的探索和获取。例如，在《经济生活》中，围绕价格能组织起大量的其他概念和非主干知识，如商品、货币、价值、汇率、价格政策、价格机制、物价水平，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依据研究对象可以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因为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中心，其他内容都是围绕它展开的。
就价格而言，学生对这个核心概念的掌握程度还会影响他们的后续学习。在经济学中，价格理论主要研究商品的价格如何决定，以及价格如何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这就不但涉及到《经济生活》中影响价格的因素、价格变动的影响，也涉及到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宏观调控等，还会涉及《思想政治》必修2《政治生活》的学习。在《政治生活》中，社会听证制度是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重要形式，价格听证会是最常见的听证会，深刻理解价格这个核心概念有利于实现听政于民、决策为民。对政府定价或调价的依据以及价格是否合理的标志等问题的理解，都要基于在《经济生活》学习中对价格这个核心概念的学习。
可见，理解和把握核心概念是学科思维能力发展的基础，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支撑。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学科核心概念，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对核心概念进行深度分析。
二、思想政治核心概念深度分析的维度
笔者认为，深度分析思想政治学科的核心概念，需要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
1．把握内涵，明确外延。概念都有其内涵和外延，即其涵义和适用范围。把握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深度分析核心概念的基础和前提。
内涵是对事物特有属性的反映，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因此，深度分析核心概念，首先要明确核心概念的定义。比如，什么是价格？《经济生活》中的解释是“通过一定数量的货币表现出来的商品价值，叫做价格”，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给价格所下的定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偶然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最后是货币形式。当商品的价值用货币表现的时候，就是价格。
但是，就价格的内涵而言，把价格仅仅理解为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不够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就价格的变动趋势而言的。一般说来，在供求一致时，或在生产领域中，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表现得也最强烈和最明显。可是在瞬时性变动中，即在供求不一致，或在流通领域中，价格就会偏离价值，经常表现为和价值不一致。这时，价格就不仅表现价值，还反映供求关系。因此，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格由价值决定，受供求关系影响。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研究中得到印证。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问题的，研究目的在于解决需求的无限性和生产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西方经济学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不存在垄断的市场上，只有需求与供给决定（均衡）价格，它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起作用，不分主次。
概念的外延是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或对象的范围，即具有该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事物或对象，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就价格而言，在西方经济学中，价格分为供给价格、需求价格和均衡价格。简单地说，供给价格就是生产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需求价格是以货币单位来计算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时愿意付出的价格，即在一定时间内，买方对一定产量的产品或服务愿意且能够支付的最高价格；均衡价格是指商品需求与供给相等时的价格，也就是由于需求与供给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使价格处于一种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状态。
可见，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时也会右所不同。通过对比，更能清晰而准确地把握价格的这个核心概念，并加深对它的理解。
2．立足课标，整合教材。课程标准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也是教材编写、教学实施和考试评价的依据。作为教学指导性文件，课程标准提出了面向全体学生的学习基本要求。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不但规定了课程性质、课程的基本理念和设计思路，还对课程目标有明确的阐述，特别是在内容标准中，对要求掌握的核心概念有具体要求。思想政治课程的核心概念很多，但《课程标准》追求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理念，降低和淡化了对很多概念的要求。因此，尽管教材在内容叙述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许多概念，但很多概念不是《课程标准》要求掌握的，这就要求我们立足课标，高屋建瓴，对核心概念有清晰的定位。深度分析核心概念，还需要对同一模块内的相关知识进行梳理。必要时，应对必修和选修模块的教材内容进行整合。
从上表可以看出，《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掌握造成市场上价格涨落的原因，理解价格变动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价格变动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最终和生产相关，因为消费反作用于生产。价格变动对生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调节产量、调节生产要素的投入，这也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重要体现。理解这一点，需要对必修1《经济生活》中“价格变动的影响”和选修2《经济学常识》中“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的相关内容进行衔接与整合。
就课程模块而言，必修和选修模块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有学科内容的关联性。对必修和选修模块涉及核心概念的教学内容进行必要的衔接与整合，有利于形成不同的认知模式和知识系统，能够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及其能力趋向，从而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建构体系，掌握联系。深度分析是为了使学生深刻理解。深度分析核心概念，需要以核心概念为中心，建构关于核心概念的知识体系，使学生不仅能识别与核心概念有关的知识的各个方面，而且清楚并掌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经济生活》第一单元为例，关于价格的知识体系可以这样建构：
可见，通过价格这个核心概念建构知识体系，可以将与价格有关的货币、消费等知识之间的关系打通：价格的基础是价值，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商品是消费的主要对象，消费的知识主要包括消费水平、消费类型和消费心理等；价格与供求相互影响；价格变动对生活消费和生产经营都有影响，价格变动对生产的影响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重要表现；价格是通过一定数量货币表现出来的商品价值，纸币是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货币有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货币的对内价值就是物价指数( CPI)，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或下跌，就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货币的对外价值就是汇率，即用一国货币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价格。当然，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价格在《经济生活》中的知识体系，还可以整合选修2《经济学常识》中关于价格的知识，使学生清楚并掌握这些知识之间的联系。
结构决定功能。知识体系不同于知识提纲或知识纲要，后者只是罗列知识点，前者能够反映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知识的来龙去脉。建构知识体系有利于融会贯通知识，深度分析核心概念。现行思想政治教材立足于学生的生活经验，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淡化了知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因此，整合教材内容，构建知识体系，不仅使学生能从更广阔的角度掌握知识的各个方面，也有助于其更细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核心概念。
4．适度拓展，迁移创新。核心概念一般比较抽象，概括性强。深度分析核心概念，不能局限于教材内容，需要根据教学实际和考试要求，对与核心概念相关的知识进行必要的拓展和延伸，使学生深化对核心概念的理解，以此提升学生的学科能力和学科素养。
当前，高考试题坚持能力立意，追求实现“理论分析生活问题”“活学活用”的命题思想和教学导向。例如，有的试题通过提供新的概念性知识，考查学生“现场学习”的能力。在解题过程中，学生一方面需要提取新概念信息，领悟迁移，理解内涵，另一方面需要对旧知识有充足的准备和驾驭，通过分析和综合、比较和迁移做出正确的推理判断。这些新的概念性知识，大多与学科核心概念密切相关。因此，在教学中，对与核心概念相关的知识进行适度拓展，很有必要。
比如，价格变动会引起需求量或供给量的变动，但需求量或供给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是不同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正是要说明价格变动与需求量或供给量变动之间的这种量的关系。可是，《经济生活》中关于弹性的相关知识只有“需求有弹性”这几个字，而且是在插图中出现的，这就有必要对“需求弹性”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解读。
需求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交叉弹性，以及供给弹性这些概念虽未在教材申明确出现，但教材中“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价格变动会引起需求量的变动，但不同商品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是不同的”、“消费者对既定商品的需求，不仅受该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而且受相关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价格变动能调节产量”等内容与之密切相关。
在考查学生这些知识的学习效果时，一些试题也经常会考查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例如：
在经济学中，弹性可以用来衡量供给量或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一般情况下，下列商品中供给缺乏弹性的是(
)
A．手机
B．报纸
C．古玩
D．汽车
上题中，正确选项是C。该题既考查学生对供给弹性的理解，同时考查了“现场学习力”。如果学生平时学习中能对价格这个核心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适度拓展，通过迁移，在考试中遇到此类问题时，即可得其要领、较快选出正确选项。
三、思想政治核心概念深度分析的意义
对核心概念的深度分析，不是要刻意追求核心概念的深度和难度，而是相对于其内在构成要素而言，概念不能停留在符号层面，需要准确地把握概念，深化概念的层次，实现核心概念的丰富价值。
首先，对思想政治核心概念深度分析，有助于改进教师的课堂教学。当前，思想政治课教学存在一定的浅显化现象。比如，有的教师直接讲解结论性知识多，关注知识的生成过程少；有的教师抓不住核心主干，理不清教材主线；有的教师追求单个知识点的讲解或罗列知识提纲，忽视知识体系的建构；有的教师机械地“教教材”，而不能做到“用教材教”，等等。
深度分析核心概念，教师就要既关注结论，也重视生成，给学生提供概括核心概念本质特征的机会，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归纳等思维能力；既打通知识，又对知识有所取舍，对教学内容进行必要整合，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既重视单个知识的讲解，也重视知识体系的建构，使学生清楚知识的各个方面和逻辑关系。教，不仅是告诉，还要引导；学不仅是接受，更是探究。深度分析核心概念，教师就要关注现实生活，创设情境、借助情境，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读得懂的事例，引导学生理解核心概念，实现基本观点教育与注重学生成长特点相结合、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切实践行新课程理念，增加课堂的深度、广度和厚度，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2．对思想政治核心概念深度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科能力和学科素养。在《课程标准》的评价建议中，对评价要求和评价意义都有明确的阐述。在对知识目标的评价中，注重考评学生对知识意义的实际理解和把握。其中，“内容标准”中对有关概念、原理、观点、方法等内容目标的陈述主要有六个方面，包括指认事物、再现事实、澄清概念、审视价值、支持某种判断、采取某种行动等，概括起来主要是识记、理解和应用。其中，识记是基础，应用是目的，理解是关键。
对核心概念进行深度分析，不但会促使学生用不同的词汇表达已知知识，或者将已知知识从一种表述形式转化成另一种表述形式，也会促使学生识别有关知识的各个方面，清楚并掌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还会促使学生跨越知识本身对结果做出推论，或者通过已有条件扩展相关知识，所有的这些成效无疑都会有助于学生理解能力的提高。
从考试的角度看，能力立意是政治学科高考试题始终坚持的原则和方向，选拔具有学科素养、学科思维、创新能力的学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一贯要求。因此，政治学科的高考试题以能力立意为核心，注重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强调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潜力的考查，即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考查，这也是高考对学生最具价值的考查。所以，在教学中，教师需要特别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发展，着力引导学生在学习的多个环节提高能力水平和思维品质。
总之，对核心概念进行深度分析，不但可以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获得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必要知识和技能，进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科素养；也会促使学生乐于学习、追求真理，形成正确的观念和良好的品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成才。
摘要：公允价值会计基于价值和现值理念、兼容历史成本会计，不仅能够提供更相关的会计信息，而且促使了会计学要素向经济学概念实质的回归。公允价值自身具有的性质特征以及表达会计要素的经济学价值的能力，赋予了扩展公允价值在财务会计学之外其他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应用的条件和空间。本文以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为切入点，讨论了在企业内部建立公允价值计量体系的必要性。将公允价值引入理财学以及管理会计学中，能够为企业财务及其他管理信息的使用者提供高质量信息作为决策和管理的依据。
公允价值和现值的运用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会计改革的一个主要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会计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着财务会计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提倡在会计和报告中运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和公允价值计量。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实证会计理论“计量观”认为，把公允价值体现在财务报表中以提交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已经日益成为会计人员的目标。更进一步，根据公允价值自身的概念和属性将公允价值概念引入管理会计学和理财学，能够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更真实、有用和相关的信息，从而提高企业内部的管理能力。
一、公允价值计量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虽然不同国家和组织都对公允价值作出了自己的定义，但定义的内容却是大同小异。FASB在第七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 (Using Cash Flow Information and Present Value in Accounting Measurements)中对公允价值的概念的定义是“在当前的非强迫或非清算的交易中，自愿双方之间进行资产(或负债)的买卖(或发生与清偿)的价格”。2004年6月在颁布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征求意见稿中，FASB重新修订了公允价值概念，对交易各方增加“熟悉情况和非关联”两个限定条件。近年来，FASB已经把公允价值作为大多数会计计量的目的，包括初始确认时的计量和以后期间所进行的新起点计量。可见，公允价值在会计实务中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但是也增加了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难度。
从公允价值的定义以及目前研究成果分析，公允价值实际上是一个很广的概念范畴，一方面，从广义上说，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可以涵盖其他几种计量属性??历史成本计量，现行成本计量、现行市价计量、短期的可变现净值计量和以公允价值为目的的现值计量 (谢诗芬 ，2002)。公允价值反映了发生在交易和事项中公平、允当的价格，同时兼具可靠、相关的信息质量特征，已经成为企业外界相关利益者、特别是大多数的决策者对会计计量属性的内在要求。因此，公允价值应当作为所有计量属性所提供信息质量特征的衡量标准??是否公允地表达了计量对象的价值。另一方面，狭义地讲，公允价值又可以作为独立的一个计量属性能够反映模拟的市场价格，即在尚未交易和非清算的情况下，采用各种估价技术对缺乏有效市场的资产或负债项目的价值以近似市场定价的方式进行评估，从而试图得到相对公允、合理的价格，反映报表截止日各项资产或负债项目的静态价值。
公允价值会计基于价值和现值理念、兼容历史成本会计，因其能提供面向现在、未来、市场、风险等在历史成本计量为主的情况下被认为是具有不确定性而无法确认、计量的会计信息；相比之下，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以权责发生制、历史成本原则为主要特征，提供的信息更多的是面向过去，因而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FASB在第7号财务公告中大力推荐公允价值的运用，并且提出应由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估计公允价值，特别是当某项资产或负债不存在可观察的市场价格，但具有和约规定或可预期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就成为获取公允价值的重要技术手段。
二、公允价值的逻辑起点
“价值”是现值和公允价值共同的逻辑起点，也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重要的基本概念。公允价值计量符合经济学的资产、收益概念和现值计量要求，成为会计学资产、收益要素向经济学概念回归的重要手段，所以公允价值是实现价值型会计模式计量的关键。在经济学的定义中，资产是根据企业使用这些资产在未来所实现的预期收益的现值来计量的，收益是企业在某一期间净资产价值变动的结果—－实质上，二者都建立在面向现在和未来、强调与经济决策相关的经济学“价值”概念上。所以从经济学层面来讲，作为价值信息提供者价值计量是财务会计的责任，而价值的直接计量就是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然而，在现值计量难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会计学收益和资产概念不得不建立在面向过去、强调计量客观可靠的会计学“成本”概念上。但是随着经济环境的逐渐变化，因为这种信息不及时和不能完整反映企业价值而日益遭受社会各界的诟病。但是，随着FASB第7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颁布以及对于公允价值以及现值会计研究成果的出现，为在初始确认或新起点计量时使用未来现金流量作为会计计量基础、以及现值计量在会计摊配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指导框架，为公允价值和现值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公司理财观点的创新：公允价值计量与延展
通过对公允价值概念的分析，公允价值应当发生和存在于交易中，是一种交易价格??不论该交易客体或其同类产品是否存在活跃的市场。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公允价值的根本特征在于“真实与公允”（谢诗芬，2004），其他特征如：公允价值计量具有公平性，是交易双方平等议价的结果；公允价值计量对象具有全面性，其计量对象不仅包括资产也包括负债；公允价值得以存在的交易市场具有兼容性，不仅包括活跃市场也包括非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够反映虚拟的市场价格，即交易和交易双方可以是假定的；公允价值概念具有动态性；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信息及时充分、能够面向市场而具有客观性和可比性，并且全能够全面反映管理层决策水平。虽然公允价值作为一个财务会计学概念产生于交易之中，但是以上各种特征及其“价值”属性还是为将公允价值引入经济学和管理学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和基础。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在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其他许多学科领域中，如金融、保险、精算、投资、资产评估、资信评估、价值评估等，公允价值都得到重视和运用。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已经成为许多经济管理学科变革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尤其是对于和财务会计息息相关的管理会计及理财学，将公允价值计量概念及方法引入管理会计及理财学对于企业本身具有重大意义。
（一）公允价值与理财学
所谓理财目标，是指财务主体在特定的理财环境中，通过组织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目前股东财富最大化已成为理论界比较公认的企业理财目标??以股票价格代表特定利益主体的价值创造。不论理论界对于理财学目标的争论如何，它始终是建立在对企业价值客观评价的基础之上的。价值是联结理财学和会计学的根本纽带，作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支学科，可以肯定的是价值是现财学的核心概念，因此，正确地进行企业价值及其组成部分的计量和评估就成为了理财学目标实现的基本前提。将公允价值和现值计量应用于理财学当中，意味着企业在进行会计处理及对外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对资产、负债和收益进行计量的同时能够得到反映企业真实价值的相关信息。
有些相关文献中曾提出，因为企业的价值是企业全部资产(包括会计上已确认与未确认的资产，如人力资源与自创商誉)共同协调作用的结果，因此对企业估价绝不是将其全部资产的价值简单加总那么简单，这也决定了对那些共同产生现金流量的资产采用现行市价与可变现净值进行计量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从整体与部分的加总不相等的角度来看，以上的观点是可接受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企业整体价值的正确评估和反映必须建立在能够对于其组成部分，也就是各项资产、负债以及权益价值的正确评估的基础上；反之，不了解整体之中各组成部分真实的价值特征也就不能正确了解整体的价值情况。从另一个方面说，在运用企业现金流量折现法评估企业价值所应用的现值理论及技术，与广义上公允价值会计中的现值计量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或者说可以将评价企业整体价值作为对单项资产项目进行价值评估的延伸。
（二）公允价值与管理会计学
管理会计的基本目标是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经营决策所需的会计信息，因此被称为“对内报告会计”。从其演进过程和应用现状来看，管理会计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企业管理学、应用经济学等在现代管理会计体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已经成为企业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财务会计相比，现代管理会计侧重于预测未来，为了有效地帮助企业管理当局作出正确的经营管理决策，需要进行定量分析和科学的预测??预计经济环境和企业条件的变化，提出各种经营方案供企业选择。所以说，管理会计已经“从传统的只重视以财务导向的决策分析和预算控制，转变为强调股东价值关键财务和经营动因的确认、计量和管理的众多战略性方法在内的复杂体系”(IFA，1998；IMA，1999)，价值管理已经成为管理会计关注的重点。不论用什么方法和指标来衡量和评估价值，其中都必然会涉及到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问题。这里实际上再一次提出了价值的计量问题，提供面向现值和未来的信息的价值计量绝不是仅仅依靠企业中占主导地位历史成本计量体系所能胜任的，所以必须引入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
四、结论与展望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公允价值概念的出现反映了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今后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促进了财务会计正从过去提倡成本计量向经济学家所要求的价值计量的转变。同时，公允价值自身具有的性质特征以及表达会计要素的经济学价值的能力，赋予了扩展公允价值在财务会计学之外其他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应用的条件和空间。作为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理财学、管理会计学和财务会计学由“价值”这一核心概念作为纽带而相互联系，将公允价值引入理财学以及管理会计学中，能够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以及企业管理者提供更为真实、有用和相关的信息。更进一步说，在考虑成本效益原则的基础上，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可行的公允价值的计量体系，为企业财务及其他管理信息的使用者提供高质量信息作为决策和管理的依据，因此，扩大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必然对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FASB.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s No.7, Using Cash Flow Information and Present Value in Accounting Measurements. Feb.2000, Published by the FASB.
[2] 谢诗芬, 戴子礼. 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21 世纪财务变革的重要前提.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5；9；12~18
[3] 于永生. 美国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研究. 财经论丛, 2005；9；90~97
[4] 黄中生. 论资产计量. 会计研究, 2005；4；15~21
[5] 黄学敏. 公允价值：理论内涵与准则运用[J]. 会计研究, 2004；6；17~22
摘要：公允价值会计基于价值和现值理念、兼容历史成本会计，不仅能够提供更相关的会计信息，而且促使了会计学要素向经济学概念实质的回归。公允价值自身具有的性质特征以及表达会计要素的经济学价值的能力，赋予了扩展公允价值在财务会计学之外其他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应用的条件和空间。本文以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为切入点，讨论了在企业内部建立公允价值计量体系的必要性。将公允价值引入理财学以及管理会计学中，能够为企业财务及其他管理信息的使用者提供高质量信息作为决策和管理的依据。
公允价值和现值的运用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会计改革的一个主要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会计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着财务会计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提倡在会计和报告中运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和公允价值计量。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实证会计理论“计量观”认为，把公允价值体现在财务报表中以提交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已经日益成为会计人员的目标。更进一步，根据公允价值自身的概念和属性将公允价值概念引入管理会计学和理财学，能够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更真实、有用和相关的信息，从而提高企业内部的管理能力。
一、公允价值计量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虽然不同国家和组织都对公允价值作出了自己的定义，但定义的内容却是大同小异。FASB在第七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 (Using Cash Flow Information and Present Value in Accounting Measurements)中对公允价值的概念的定义是“在当前的非强迫或非清算的交易中，自愿双方之间进行资产(或负债)的买卖(或发生与清偿)的价格”。2004年6月在颁布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征求意见稿中，FASB重新修订了公允价值概念，对交易各方增加“熟悉情况和非关联”两个限定条件。近年来，FASB已经把公允价值作为大多数会计计量的目的，包括初始确认时的计量和以后期间所进行的新起点计量。可见，公允价值在会计实务中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但是也增加了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难度。
从公允价值的定义以及目前研究成果分析，公允价值实际上是一个很广的概念范畴，一方面，从广义上说，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可以涵盖其他几种计量属性――历史成本计量，现行成本计量、现行市价计量、短期的可变现净值计量和以公允价值为目的的现值计量 (谢诗芬 ，2002)。公允价值反映了发生在交易和事项中公平、允当的价格，同时兼具可靠、相关的信息质量特征，已经成为企业外界相关利益者、特别是大多数的决策者对会计计量属性的内在要求。因此，公允价值应当作为所有计量属性所提供信息质量特征的衡量标准――是否公允地表达了计量对象的价值。另一方面，狭义地讲，公允价值又可以作为独立的一个计量属性能够反映模拟的市场价格，即在尚未交易和非清算的情况下，采用各种估价技术对缺乏有效市场的资产或负债项目的价值以近似市场定价的方式进行评估，从而试图得到相对公允、合理的价格，反映报表截止日各项资产或负债项目的静态价值。
公允价值会计基于价值和现值理念、兼容历史成本会计，因其能提供面向现在、未来、市场、风险等在历史成本计量为主的情况下被认为是具有不确定性而无法确认、计量的会计信息；相比之下，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以权责发生制、历史成本原则为主要特征，提供的信息更多的是面向过去，因而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FASB在第7号财务公告中大力推荐公允价值的运用，并且提出应由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估计公允价值，特别是当某项资产或负债不存在可观察的市场价格，但具有和约规定或可预期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就成为获取公允价值的重要技术手段。
二、公允价值的逻辑起点
“价值”是现值和公允价值共同的逻辑起点，也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重要的基本概念。公允价值计量符合经济学的资产、收益概念和现值计量要求，成为会计学资产、收益要素向经济学概念回归的重要手段，所以公允价值是实现价值型会计模式计量的关键。在经济学的定义中，资产是根据企业使用这些资产在未来所实现的预期收益的现值来计量的，收益是企业在某一期间净资产价值变动的结果—－实质上，二者都建立在面向现在和未来、强调与经济决策相关的经济学“价值”概念上。所以从经济学层面来讲，作为价值信息提供者价值计量是财务会计的责任，而价值的直接计量就是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然而，在现值计量难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会计学收益和资产概念不得不建立在面向过去、强调计量客观可靠的会计学“成本”概念上。但是随着经济环境的逐渐变化，因为这种信息不及时和不能完整反映企业价值而日益遭受社会各界的诟病。但是，随着FASB第7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颁布以及对于公允价值以及现值会计研究成果的出现，为在初始确认或新起点计量时使用未来现金流量作为会计计量基础、以及现值计量在会计摊配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指导框架，为公允价值和现值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公司理财观点的创新：公允价值计量与延展
通过对公允价值概念的分析，公允价值应当发生和存在于交易中，是一种交易价格――不论该交易客体或其同类产品是否存在活跃的市场。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公允价值的根本特征在于“真实与公允”（谢诗芬，2004），其他特征如：公允价值计量具有公平性，是交易双方平等议价的结果；公允价值计量对象具有全面性，其计量对象不仅包括资产也包括负债；公允价值得以存在的交易市场具有兼容性，不仅包括活跃市场也包括非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够反映虚拟的市场价格，即交易和交易双方可以是假定的；公允价值概念具有动态性；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信息及时充分、能够面向市场而具有客观性和可比性，并且全能够全面反映管理层决策水平。虽然公允价值作为一个财务会计学概念产生于交易之中，但是以上各种特征及其“价值”属性还是为将公允价值引入经济学和管理学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和基础。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在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其他许多学科领域中，如金融、保险、精算、投资、资产评估、资信评估、价值评估等，公允价值都得到重视和运用。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已经成为许多经济管理学科变革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尤其是对于和财务会计息息相关的管理会计及理财学，将公允价值计量概念及方法引入管理会计及理财学对于企业本身具有重大意义。
（一）公允价值与理财学
所谓理财目标，是指财务主体在特定的理财环境中，通过组织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目前股东财富最大化已成为理论界比较公认的企业理财目标――以股票价格代表特定利益主体的价值创造。不论理论界对于理财学目标的争论如何，它始终是建立在对企业价值客观评价的基础之上的。价值是联结理财学和会计学的根本纽带，作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支学科，可以肯定的是价值是现财学的核心概念，因此，正确地进行企业价值及其组成部分的计量和评估就成为了理财学目标实现的基本前提。将公允价值和现值计量应用于理财学当中，意味着企业在进行会计处理及对外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对资产、负债和收益进行计量的同时能够得到反映企业真实价值的相关信息。
有些相关文献中曾提出，因为企业的价值是企业全部资产(包括会计上已确认与未确认的资产，如人力资源与自创商誉)共同协调作用的结果，因此对企业估价绝不是将其全部资产的价值简单加总那么简单，这也决定了对那些共同产生现金流量的资产采用现行市价与可变现净值进行计量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从整体与部分的加总不相等的角度来看，以上的观点是可接受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企业整体价值的正确评估和反映必须建立在能够对于其组成部分，也就是各项资产、负债以及权益价值的正确评估的基础上；反之，不了解整体之中各组成部分真实的价值特征也就不能正确了解整体的价值情况。从另一个方面说，在运用企业现金流量折现法评估企业价值所应用的现值理论及技术，与广义上公允价值会计中的现值计量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或者说可以将评价企业整体价值作为对单项资产项目进行价值评估的延伸。
（二）公允价值与管理会计学
管理会计的基本目标是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经营决策所需的会计信息，因此被称为“对内报告会计”。从其演进过程和应用现状来看，管理会计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企业管理学、应用经济学等在现代管理会计体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已经成为企业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财务会计相比，现代管理会计侧重于预测未来，为了有效地帮助企业管理当局作出正确的经营管理决策，需要进行定量分析和科学的预测――预计经济环境和企业条件的变化，提出各种经营方案供企业选择。所以说，管理会计已经“从传统的只重视以财务导向的决策分析和预算控制，转变为强调股东价值关键财务和经营动因的确认、计量和管理的众多战略性方法在内的复杂体系”(IFA，1998；IMA，1999)，价值管理已经成为管理会计关注的重点。不论用什么方法和指标来衡量和评估价值，其中都必然会涉及到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问题。这里实际上再一次提出了价值的计量问题，提供面向现值和未来的信息的价值计量绝不是仅仅依靠企业中占主导地位历史成本计量体系所能胜任的，所以必须引入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
四、结论与展望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公允价值概念的出现反映了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今后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促进了财务会计正从过去提倡成本计量向经济学家所要求的价值计量的转变。同时，公允价值自身具有的性质特征以及表达会计要素的经济学价值的能力，赋予了扩展公允价值在财务会计学之外其他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应用的条件和空间。作为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理财学、管理会计学和财务会计学由“价值”这一核心概念作为纽带而相互联系，将公允价值引入理财学以及管理会计学中，能够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以及企业管理者提供更为真实、有用和相关的信息。更进一步说，在考虑成本效益原则的基础上，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可行的公允价值的计量体系，为企业财务及其他管理信息的使用者提供高质量信息作为决策和管理的依据，因此，扩大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必然对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FASB.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s No.7， Using Cash Flow Information and Present Value in Accounting Measurements. Feb.2000， Published by the FASB.
[2] 谢诗芬， 戴子礼. 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21 世纪财务变革的重要前提.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5；9；12~18
[3] 于永生. 美国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研究. 财经论丛， 2005；9；90~97
[4] 黄中生. 论资产计量. 会计研究， 2005；4；15~21
[5] 黄学敏. 公允价值：理论内涵与准则运用[J]. 会计研究， 2004；6；1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