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资产定价；传统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1―0011－04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A
资产定价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研究最系统、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从1900年Bachelier开始研究到现在的一个多世纪中，有关资产定价的研究汗牛充栋，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局面催生出了诸如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可以划分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两个阶段。无论是传统资产定价理论还是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都对金融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的特征是资产定价理论大都基于传统金融学的若干假设提出，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卓有影响的理论，如最优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无套利定价理论(APT)和消费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CAPM)等。这一阶段是资产定价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阶段，开创了资产定价理论专门研究的先河，为后续的行为资产定价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MPT)
Markowiz于1952年提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以减少投资者总量风险。其风险分散原理是：多种证券组合的总收益等于个别证券收益的加权平均，而组合的总风险可以比个别证券风险的加权平均小。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金融学这一学科正式确立。
Markowiz的模型以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选择的对象，而不去考虑个体的效用函数。一般来说，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并不能完全包含个体作选择时所需要的信息。但是，在假设效用函数为二次的或者资产回报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个体的期望效用函数能够仅仅表示为资产回报率均值和方差的函数，从而，投资者可以只把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选择的目标。“均值――方差模型”自提出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期，研究者在Markowitz模型框架中引入不对称信息、流动性限制、交易成本等因素来研究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Jaganmatham和Ma(2002)研究投资组合权重受限制时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尽管均值――方差不能用来完全刻画个体的偏好，但由于其灵活性以及经验上的可检验性，应用较为广泛。
(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italasset pricing model，CAPM)
在Markowitz工作的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Mossin(1965)独立地得出了资产均衡定价理论(CAPM理论)。该理论是金融学的支柱之一，自提出以来就一直是实证金融关注的焦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CAPM的贡献在于，运用均值与方差的概念并利用求极值的简单思想，推演出一个对应于各种特定风险下的投资资产组合可行机会集合曲线(porffolioopportunity set，即资本市场供给)，和一个由投资者根据相应的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构成的风险资产组合(即资本市场需求)，把证券的超额回报率与市场证券组合的回报率联系起来，并用β系数描述单个证券与整个市场的关系，以及β系数与证券的收益率和风险的关系。但由于该理论建立在信息的完全性、市场参与者的完全理性、市场的无摩擦性、风险可计量性、投资者为价格接受者等严格的假设前提下，使之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许多悖论，而且在实践上面，临挑战。
杨策平，刘磊(2005)通过改变和放松CAPM的相关假设，利用Markowitz的组合投资模型将CAPM模型进行推广，证明当投资者具有二次效用或是收益率服从联合正态分布的时候，推广模型的结论与CAPM一致。黎祥君(2006)在CAPM的基础上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对证券收益率的预测作为未来证券收益率的估计，不仅能得出与CAPM类似的结果，而且避免了CAPM对收益率必须服从正态分布的限制，使其应用更为广泛，同时可以有效地反映证券市场的时变特性。
(三)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APT)
除CAPM理论外，另一种重要的定价理论是由Ross(1976)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立的套利定价理论(APT)。套利定价理论是建立在多因素进行个体套利行为之上的一种均衡模型。通过消除套利机会，套利者使市场更具有效率。
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非常理想化的模型，这些假设包括Markowitz建立一期最优投资组合模型时所作的假设。APT所作的假设则少得多(APT的核心是假设不存在套利机会)。APT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建立了证券收益与宏观经济中其他因素的联系，将资本资产定价从单因素模式发展成为多因素模式，为证券走势分析提供便利。因此，从模型的真实、准确度来讲，套利定价模型所得出的预期收益的数据的实用性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大大增加了，其不仅能告诉投资者风险的大小，还能告诉他风险来自何处，影响程度多大。可以说，APT是复杂化多元化了的CAPM，在内涵和实用性上更具广泛意义，既是对CAPM的肯定，更是一种补充和修正。
李佼瑞(2002)运用APT模型对深圳成分股中的34种股票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股票市场的非系统风险对股票的价格、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及投资决策都有较大的影响；阳玉香等(2004)基于套利定价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公司规模、市值与账面价值比以及市盈率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所有靠查找公司的这些信息及确定股票对不同因素的敏感程度来判断股票价值是被高估还是低估，从而选择投资、调整投资组合的努力都不会有成果的，股价的未来走向是任何人都不能事先预知的，所以股票价格的变动是随机的且不可预测的。
(四)消费基础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onsumption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CAPM)
继CAPM之后，Rubinstein(1976)，Breeden和Litzenberger(1978)，Breeden
(1979)提出消费基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核心思想是把投资视为对消费的一种保障，本质是交换经济下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延伸。
CCAPM通过使用资产收益率与总消费增长率的协方差来描述风险，不仅引入了投资者的效用函数，而且能够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同时考虑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把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各种变量通过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联系起来，从而简化基本定价方程，使得证券的期望超额回报率和证券的超额回报率与消费之间的协方差相联系，由此获得对资产组合决策的真正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分析。但是CCAPM无法解释股票溢价之谜(Mehra和Prescott，1985)和无风险利率之谜(weil，1989)等金融市场“异象”，在CCAPM里，我们并不能保证存在某个证券组合其回报率与总消费完全正相关。这说明CCAPM模型同样存在理论上的缺陷。
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
(一)产生背景
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说是传统金融学的基本前提。传统金融学家法玛坚持，市场是效率市场，资产的市场价格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体现了它的真实价值，而另外一些金融学家则认为，市场并非效率市场，资产的市场价格并非总是资产的公平合理的价格，市场可能对资产估价得过高或者过低；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那么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应该就是其真实价值的体现，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市场上存在很多异常现象，如风险溢价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股票市场波动之谜(stock manet volatil―ity puzzle)、无风险利率之谜(risk―free rate puzzle)、弗里德曼－萨维奇困惑(Friedman-Savage puzzle)、 日历效应(Calendar effect)、均值回复(Mean rever－sion)、期权微笑(Options smile)等，很难以传统的金融学来解释。
行为金融理论是在克服传统金融理论的缺陷中而逐渐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金融学在对金融市场中各种异常现象的不断探索中蓬勃发展，通过借鉴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分析范式作了修正，形成各有所异的理论解释，成为20世纪最后十几年来最迷人的研究领域之一。
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行为金融理论之核心。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基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套利有限性(Limits of Arbi－trage)提出，更加符合实际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情况，被视为是更具体化与现实化的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解释实际市场现象和接受实证检验的需要出发，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拓展，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因此其后续研究十分活跃，形成了繁荣的行为资产定价家族。这个家族中声名最显赫的成员就是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 asset-phcing model，BAPM)
(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 asset-pricing model，BAPM)
为了更好地对资产进行定价，Shefin和Statman(1994)构筑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BAPM将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 traders)，一类是非理性的噪音交易者(noise traders)。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严格按标准CAPM行事，不会受认知偏差的影响，不同个体之间具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而且通过套利使资产价格趋于理性价值；噪音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不按CAPM行事，时常犯认知偏差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
将信息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两类投资者在市场上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导致噪音估计的发生和形成噪声交易者风险(Noise Trader Risk，NTR)。“理性”的信息交易者无法“量化”这一新的风险因素，只能在真实风险之上再加上额外的风险，它用行为来表示。这样，在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决定于行为β系数，即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的β。换句话说，在BAPM中行为β与均值方差有效组合的切线有关，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
(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扩展
Bakshi和Chen(1996)研究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理论，通过求解基于消费偏好的消费――投资组合模型，得到了相应的资产定价模型。在Bakahi和Chen的模型中，投资者的消费和财富都是其效用函数中的变量，那么投资者不但关心其消费的波动，也关心其财富的波动。因此，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不但要对冲资产的消费风险，而且要对冲资产的财富风险。利用财富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但是很难解释股票溢价之谜。
Sundaresan(1989)研究丁基于习惯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习惯因素引入资产定价主要体现在效用函数的重新构造上。Sundaresan的模型通过向效用函数中引入不同的习惯测度指标，使之可以运用现实的数据来检验习惯和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基于习惯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用于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
Abel(1990)提出了基于追赶时髦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原理是：由于此期和滞后一期的消费增长率都进入资产定价方程，所以代表性投资者的追赶时髦行为会影响经济中所有资产的均衡收益率。在基于追赶时髦的资产定价方程中，通过调整参数可以得到低水平的无风险债券收益率。因此该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但是研究表明，参数的调整将对该模型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Gali(1994)和Collier(2003)研究了基于嫉妒的资产定价模型。嫉妒是指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定义在投资者自己的当前消费水平和当前的经济中的平均总消费水平之上。嫉妒与追赶时髦都具有消费外在性，只是外在性影响偏好的时间不同，追赶时髦的消费外在性是滞后的，而嫉妒型的消费外在性是即时的。
Kahneman和Tversky(1992)认为投资者不但厌恶风险，而且厌恶损失。于是，Barberis，Huang和Santos(2001)在Lu－cas(1978)基础上，认为投资者不但规避消费风险，还规避财富的损失。他们通过对定义在消费和财富波动下的效用函数修正之后得到了基于损失厌恶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四)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应用
理论的价值在于应用。理论用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资产定价理论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尝试着用来指导实践。正如前文所述，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拓展，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解释实际市场现象和接受实证检验的需要出发，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所以资产定价理论发展到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后，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Becker和Mulligan(1997)建立了主观贴现因子内生决定下的资产定价模型。Becker和Mulligan的模型中主观贴现因子不再是常数，而是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收入的函数效应。这些变量的随机性将会使得主观贴现因子随机波动，从而增加了资产价格的波动性。Mehra和Sah(2002)将主观贴现因子的波动称为情绪波动，并进一步研究了主观贴现因子的波动对均衡股票价格的定量影响。通过计算他们发现，投资者情绪的较小波动，可以引起股票价格的很大波动，从而解释了股票市场的过度波动性。
在我国的研究中，张树德(2005)通过研究带有价格波动项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发现，股市存在一种风险控制机制，这种机制允许股票存在溢价与风险，但溢价与风险都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即溢价存在一个临界点，当溢价在临界点之下时，追逐风险将会带来高收益；但是溢价的上升高于临界点时，追逐风险，溢价却减小了。这种内在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调节机制可以避免股市大起大落的风险。
姜继娇，杨乃定(2006)将流动性因素纳入股票横截面收益的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基于流动性风险调整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利用欧拉方程确定了模型均衡价格。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揭示了买卖差价、交易频率和市场效率等因素以流动性偏好形式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机理。
王敬，张莹(2006)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对不同时期的上证50成分股中的40支股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股价处于较高价位，噪音交易广泛存在的条件下，BAPM才优于CAPM，而在低价位时期，市场中存在着负噪音，此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有效。
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比较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与其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揭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是为了说明资产真实定价是什么，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则是研究资产应该如何定价。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产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因此两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并不否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理性，但是它给参与者的理性施加了限制。首先，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不排斥理性假定。早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仅假定参与者是理性的，而且这种理性是完全的，任何影响投资者行为的因素都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简单的未来现金流的贴现方式加以解决，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并不接受投资者仅仅权衡收益――风险的两分法决策，而是考虑一个现实的投资者的行为本质究竟如何?按照新的理论，投资者在决策时不仅要权衡收益风险，而且决策本身要受到消费习惯、财富禀赋、对损益的态度等的影响，这就使得金融学的研究更贴近投资者的真实状态。也就是说，在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中，参与者的理性受到限制了。但和行为金融学中其他理论不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更倾向于承认投资者的受限制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其次，以BAPM可以解释CAPM的两个悖论：正是因为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不断犯错的噪声交易者，所以交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经常的；同时正是噪音交易者的存在导致了风险资产的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背离是持续的，“套期保值”交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可以说，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延伸，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传统金融学是兼容的。
四、结论
关键词：资产定价；传统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资产定价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研究最系统、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从1900年Bachelier开始研究到现在的一个多世纪中，有关资产定价的研究汗牛充栋，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局面催生出了诸如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可以划分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两个阶段。无论是传统资产定价理论还是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都对金融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的特征是资产定价理论大都基于传统金融学的若干假设提出，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卓有影响的理论，如最优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无套利定价理论(APT)和消费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CAPM)等。这一阶段是资产定价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阶段，开创了资产定价理论专门研究的先河，为后续的行为资产定价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odernportfoliotheory，MPT)
Markowiz于1952年提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以减少投资者总量风险。其风险分散原理是：多种证券组合的总收益等于个别证券收益的加权平均，而组合的总风险可以比个别证券风险的加权平均小。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金融学这一学科正式确立。
Markowiz的模型以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选择的对象，而不去考虑个体的效用函数。一般来说，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并不能完全包含个体作选择时所需要的信息。但是，在假设效用函数为二次的或者资产回报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个体的期望效用函数能够仅仅表示为资产回报率均值和方差的函数，从而，投资者可以只把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选择的目标。“均值——方差模型”自提出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期，研究者在Markowitz模型框架中引入不对称信息、流动性限制、交易成本等因素来研究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Jaganmatham和Ma(2002)研究投资组合权重受限制时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尽管均值——方差不能用来完全刻画个体的偏好，但由于其灵活性以及经验上的可检验性，应用较为广泛。
(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
在Markowitz工作的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Mossin(1965)独立地得出了资产均衡定价理论(CAPM理论)。该理论是金融学的支柱之一，自提出以来就一直是实证金融关注的焦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CAPM的贡献在于，运用均值与方差的概念并利用求极值的简单思想，推演出一个对应于各种特定风险下的投资资产组合可行机会集合曲线(porffolioopportunityset，即资本市场供给)，和一个由投资者根据相应的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构成的风险资产组合(即资本市场需求)，把证券的超额回报率与市场证券组合的回报率联系起来，并用β系数描述单个证券与整个市场的关系，以及β系数与证券的收益率和风险的关系。但由于该理论建立在信息的完全性、市场参与者的完全理性、市场的无摩擦性、风险可计量性、投资者为价格接受者等严格的假设前提下，使之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许多悖论，而且在实践上面，临挑战。
杨策平，刘磊(2005)通过改变和放松CAPM的相关假设，利用Markowitz的组合投资模型将CAPM模型进行推广，证明当投资者具有二次效用或是收益率服从联合正态分布的时候，推广模型的结论与CAPM一致。黎祥君(2006)在CAPM的基础上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对证券收益率的预测作为未来证券收益率的估计，不仅能得出与CAPM类似的结果，而且避免了CAPM对收益率必须服从正态分布的限制，使其应用更为广泛，同时可以有效地反映证券市场的时变特性。
(三)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APT)
除CAPM理论外，另一种重要的定价理论是由Ross(1976)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立的套利定价理论(APT)。套利定价理论是建立在多因素进行个体套利行为之上的一种均衡模型。通过消除套利机会，套利者使市场更具有效率。
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非常理想化的模型，这些假设包括Markowitz建立一期最优投资组合模型时所作的假设。APT所作的假设则少得多(APT的核心是假设不存在套利机会)。APT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建立了证券收益与宏观经济中其他因素的联系，将资本资产定价从单因素模式发展成为多因素模式，为证券走势分析提供便利。因此，从模型的真实、准确度来讲，套利定价模型所得出的预期收益的数据的实用性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大大增加了，其不仅能告诉投资者风险的大小，还能告诉他风险来自何处，影响程度多大。可以说，APT是复杂化多元化了的CAPM，在内涵和实用性上更具广泛意义，既是对CAPM的肯定，更是一种补充和修正。
李佼瑞(2002)运用APT模型对深圳成分股中的34种股票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股票市场的非系统风险对股票的价格、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及投资决策都有较大的影响；阳玉香等(2004)基于套利定价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公司规模、市值与账面价值比以及市盈率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所有靠查找公司的这些信息及确定股票对不同因素的敏感程度来判断股票价值是被高估还是低估，从而选择投资、调整投资组合的努力都不会有成果的，股价的未来走向是任何人都不能事先预知的，所以股票价格的变动是随机的且不可预测的。
(四)消费基础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onsumption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CAPM)
继CAPM之后，Rubinstein(1976)，Breeden和Litzenberger(1978)，Breeden(1979)提出消费基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核心思想是把投资视为对消费的一种保障，本质是交换经济下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延伸。
CCAPM通过使用资产收益率与总消费增长率的协方差来描述风险，不仅引入了投资者的效用函数，而且能够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同时考虑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把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各种变量通过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联系起来，从而简化基本定价方程，使得证券的期望超额回报率和证券的超额回报率与消费之间的协方差相联系，由此获得对资产组合决策的真正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分析。但是CCAPM无法解释股票溢价之谜(Mehra和Prescott，1985)和无风险利率之谜(weil，1989)等金融市场“异象”，在CCAPM里，我们并不能保证存在某个证券组合其回报率与总消费完全正相关。这说明CCAPM模型同样存在理论上的缺陷。
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
(一)产生背景
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说是传统金融学的基本前提。传统金融学家法玛坚持，市场是效率市场，资产的市场价格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体现了它的真实价值，而另外一些金融学家则认为，市场并非效率市场，资产的市场价格并非总是资产的公平合理的价格，市场可能对资产估价得过高或者过低；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那么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应该就是其真实价值的体现，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市场上存在很多异常现象，如风险溢价之谜(equitypremiumpuzzle)、股票市场波动之谜(stockmanetvolatil—itypuzzle)、无风险利率之谜(risk—freeratepuzzle)、弗里德曼－萨维奇困惑(Friedman-Savagepuzzle)、日历效应(Calendareffect)、均值回复(Meanrever－sion)、期权微笑(Optionssmile)等，很难以传统的金融学来解释。
行为金融理论是在克服传统金融理论的缺陷中而逐渐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金融学在对金融市场中各种异常现象的不断探索中蓬勃发展，通过借鉴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分析范式作了修正，形成各有所异的理论解释，成为20世纪最后十几年来最迷人的研究领域之一。
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行为金融理论之核心。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基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套利有限性(LimitsofArbi－trage)提出，更加符合实际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情况，被视为是更具体化与现实化的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解释实际市场现象和接受实证检验的需要出发，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拓展，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因此其后续研究十分活跃，形成了繁荣的行为资产定价家族。这个家族中声名最显赫的成员就是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asset-phcingmodel，BAPM)
(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BAPM)
为了更好地对资产进行定价，Shefin和Statman(1994)构筑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BAPM将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一类是非理性的噪音交易者(noisetraders)。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严格按标准CAPM行事，不会受认知偏差的影响，不同个体之间具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而且通过套利使资产价格趋于理性价值；噪音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不按CAPM行事，时常犯认知偏差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
将信息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两类投资者在市场上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导致噪音估计的发生和形成噪声交易者风险(NoiseTraderRisk，NTR)。“理性”的信息交易者无法“量化”这一新的风险因素，只能在真实风险之上再加上额外的风险，它用行为来表示。这样，在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决定于行为β系数，即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的β。换句话说，在BAPM中行为β与均值方差有效组合的切线有关，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
(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扩展
Bakshi和Chen(1996)研究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理论，通过求解基于消费偏好的消费——投资组合模型，得到了相应的资产定价模型。在Bakahi和Chen的模型中，投资者的消费和财富都是其效用函数中的变量，那么投资者不但关心其消费的波动，也关心其财富的波动。因此，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不但要对冲资产的消费风险，而且要对冲资产的财富风险。利用财富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但是很难解释股票溢价之谜。
Sundaresan(1989)研究丁基于习惯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习惯因素引入资产定价主要体现在效用函数的重新构造上。Sundaresan的模型通过向效用函数中引入不同的习惯测度指标，使之可以运用现实的数据来检验习惯和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基于习惯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用于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
Abel(1990)提出了基于追赶时髦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原理是：由于此期和滞后一期的消费增长率都进入资产定价方程，所以代表性投资者的追赶时髦行为会影响经济中所有资产的均衡收益率。在基于追赶时髦的资产定价方程中，通过调整参数可以得到低水平的无风险债券收益率。因此该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但是研究表明，参数的调整将对该模型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Gali(1994)和Collier(2003)研究了基于嫉妒的资产定价模型。嫉妒是指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定义在投资者自己的当前消费水平和当前的经济中的平均总消费水平之上。嫉妒与追赶时髦都具有消费外在性，只是外在性影响偏好的时间不同，追赶时髦的消费外在性是滞后的，而嫉妒型的消费外在性是即时的。
Kahneman和Tversky(1992)认为投资者不但厌恶风险，而且厌恶损失。于是，Barberis，Huang和Santos(2001)在Lu－cas(1978)基础上，认为投资者不但规避消费风险，还规避财富的损失。他们通过对定义在消费和财富波动下的效用函数修正之后得到了基于损失厌恶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四)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应用
理论的价值在于应用。理论用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资产定价理论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尝试着用来指导实践。正如前文所述，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拓展，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解释实际市场现象和接受实证检验的需要出发，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所以资产定价理论发展到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后，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Becker和Mulligan(1997)建立了主观贴现因子内生决定下的资产定价模型。Becker和Mulligan的模型中主观贴现因子不再是常数，而是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收入的函数效应。这些变量的随机性将会使得主观贴现因子随机波动，从而增加了资产价格的波动性。Mehra和Sah(2002)将主观贴现因子的波动称为情绪波动，并进一步研究了主观贴现因子的波动对均衡股票价格的定量影响。通过计算他们发现，投资者情绪的较小波动，可以引起股票价格的很大波动，从而解释了股票市场的过度波动性。
在我国的研究中，张树德(2005)通过研究带有价格波动项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发现，股市存在一种风险控制机制，这种机制允许股票存在溢价与风险，但溢价与风险都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即溢价存在一个临界点，当溢价在临界点之下时，追逐风险将会带来高收益；但是溢价的上升高于临界点时，追逐风险，溢价却减小了。这种内在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调节机制可以避免股市大起大落的风险。
姜继娇，杨乃定(2006)将流动性因素纳入股票横截面收益的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基于流动性风险调整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利用欧拉方程确定了模型均衡价格。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揭示了买卖差价、交易频率和市场效率等因素以流动性偏好形式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机理。
王敬，张莹(2006)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对不同时期的上证50成分股中的40支股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股价处于较高价位，噪音交易广泛存在的条件下，BAPM才优于CAPM，而在低价位时期，市场中存在着负噪音，此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有效。
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比较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与其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揭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是为了说明资产真实定价是什么，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则是研究资产应该如何定价。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产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因此两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并不否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理性，但是它给参与者的理性施加了限制。首先，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不排斥理性假定。早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仅假定参与者是理性的，而且这种理性是完全的，任何影响投资者行为的因素都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简单的未来现金流的贴现方式加以解决，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并不接受投资者仅仅权衡收益——风险的两分法决策，而是考虑一个现实的投资者的行为本质究竟如何?按照新的理论，投资者在决策时不仅要权衡收益风险，而且决策本身要受到消费习惯、财富禀赋、对损益的态度等的影响，这就使得金融学的研究更贴近投资者的真实状态。也就是说，在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中，参与者的理性受到限制了。但和行为金融学中其他理论不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更倾向于承认投资者的受限制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其次，以BAPM可以解释CAPM的两个悖论：正是因为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不断犯错的噪声交易者，所以交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经常的；同时正是噪音交易者的存在导致了风险资产的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背离是持续的，“套期保值”交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可以说，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延伸，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传统金融学是兼容的。
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价值等于期望折现偿付。所有的资产定价理论实际上都是针对上述论点沿着两种思路拓展。第一种思路寻求资产的绝对价格，即通过衡量某一资产对风险的暴露而确定其价格。这是一种以消费为基础的资产定价理论，在金融研究中采用这种思路的较普遍，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就属这类。第二种思路是相对定价，即通过其他资产价格来推断某一资产的价格。一个典型的例子是Black和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当然，也有学者采用渗透法，即融绝对定价法和相对定价法于一体。
资产定价理论建立在组合理论基础之上。对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马柯维茨，他的重要贡献是对单个证券的风险以及它在组合中对整体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区分。他指出，投资者在试图减少组合方差时，仅仅投资于多种证券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要避免投资于那些具有高度相关性（即高协方差）的资产。不过，马柯维茨并没有解决个体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问题，即投资者是如何决定持有何种效率组合的。这个问题托宾给解决了。托宾提出了著名的分离定理，即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独立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就是说最优风险资产组合内部投资比重的确定与投资者在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之间的投资比重是没有关系的。托宾的研究仍然建立在马柯维茨的全协方差模型基础之上。这种方法要求计算组合内的每一种资产的均值、方差以及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因此计算工作量非常大。其后来者夏普的理论经其他经济学家的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了描述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投资者期望收益如何决定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基础上，这些假设条件不仅使经验验证变得很困难，而且距离现实也比较远，对实际价格运动的解释力不够。这迫使经济学家对假设条件加以修改，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布莱克、迈耶斯、莫顿、布里登都在原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框架内对其进行了修改。罗斯抛弃了CAPM，在新的假设基础上构建新的资产定价理论。罗斯的主要论点是，CAPM理论模型下的市场组合不只限于股票指数，还应包括经济体中债券、房地产、人力资本等全部有形无形财富。1976年罗斯进一步提出多因素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APT)。APT与CAPM的重要区别是，CAPM是均衡条件下的资产定价模型，而APT的理论基础是“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APT的一个重要缺陷是该理论没能确定影响资产价格的因素到底有多少，分别又是哪些。另一方面，金融衍生品的定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取得了卓越成就，Black和Scholes1973年在《政治经济杂志》发表的论文“期权和公司负债的定价”成功地解决了欧式期权的定价问题，为衍生品定价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衍生品定价，与APT理论一样，属于相对定价的范畴。简而言之，衍生品定价利用的核心原理是无风险证券组合的收益应该等于无风险利率。
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和主要金融市场研究数据库的建立，金融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理论进行了广泛的实证检测。新的研究发现，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单个资产、资产组合、基金和投资策略的平均收益与其贝塔系数不相称。CAPM并非衡量风险的合适模型。2、收益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第一，股息率、短期债券收益率、长短期国债收益率、金边债券收益率、垃圾债券收益率、商业周期指标等可预测股票收益的时序变化；第二，股票波幅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第三，按CAPM调整风险后，一些基金的表现超出大盘；第四，股票收益表现很强的中期动能和长期回归倾向。3、三因素、四因素资产定价模型对股票预期收益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这一方面具代表性的研究是法玛和富兰茨。他们证明了三因素模型：市场因子、规模因子和价值因子能够解释70%～80%的美国股票收益变化。三因素模型的明显缺陷是它不能解释收益动能现象。在三因素基础上加上动能因素，即四因素定价模型，便能增强资产定价模型对收益变动的解释能力。
在我国，在对资产定价作实证性研究时，面临一些困难。由于缺少完善的金融数据，因此缺少稳定、可靠的折现率选择途径。在发达国家，由于进行了充分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使定价模型在资本市场中的运用具有坚实的基础。
根据资产定价原理，我国已有学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上海证券市场已初步具备了运用套利定价模型进行理论研究与实务探讨的基础，其模型的拟合程度在一定程度已经可以与国际成熟市场进行比较。当然，完全运用套利定价模型指导进行投资、并购选择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中国证券市场通过十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也具有了一定的条件可以进行相关的国际定价模型研究，通过对套利定价模型在上海证券市场应用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在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资产定价作为现代金融和金融经济学的核心，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取得了长足发展。我们所熟知的由于在金融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Markowitz，Sharpe，Merton，Scholes，以及在行为经济学方面进行开拓性工作的Kahneman和Tversky都与资产定价的研究有关。
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价值等于期望折现偿付。所有的资产定价理论实际上都是针对上述论点沿着两种思路拓展。第一种思路寻求资产的绝对价格，即通过衡量某一资产对风险的暴露而确定其价格。这是一种以消费为基础的资产定价理论，在金融研究中采用这种思路的较普遍，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就属这类。第二种思路是相对定价，即通过其他资产价格来推断某一资产的价格。一个典型的例子是Black和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当然，也有学者采用渗透法，即融绝对定价法和相对定价法于一体。
资产定价理论建立在组合理论基础之上。对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马柯维茨，他的重要贡献是对单个证券的风险以及它在组合中对整体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区分。他指出，投资者在试图减少组合方差时，仅仅投资于多种证券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要避免投资于那些具有高度相关性（即高协方差）的资产。不过，马柯维茨并没有解决个体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问题，即投资者是如何决定持有何种效率组合的。这个问题托宾给解决了。托宾提出了著名的分离定理，即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独立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就是说最优风险资产组合内部投资比重的确定与投资者在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之间的投资比重是没有关系的。托宾的研究仍然建立在马柯维茨的全协方差模型基础之上。这种方法要求计算组合内的每一种资产的均值、方差以及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因此计算工作量非常大。其后来者夏普的理论经其他经济学家的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了描述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投资者期望收益如何决定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基础上，这些假设条件不仅使经验验证变得很困难，而且距离现实也比较远，对实际价格运动的解释力不够。这迫使经济学家对假设条件加以修改，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布莱克、迈耶斯、莫顿、布里登都在原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框架内对其进行了修改。罗斯抛弃了CAPM，在新的假设基础上构建新的资产定价理论。罗斯的主要论点是，CAPM理论模型下的市场组合不只限于股票指数，还应包括经济体中债券、房地产、人力资本等全部有形无形财富。1976年罗斯进一步提出多因素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APT)。APT与CAPM的重要区别是，CAPM是均衡条件下的资产定价模型，而APT的理论基础是“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APT的一个重要缺陷是该理论没能确定影响资产价格的因素到底有多少，分别又是哪些。另一方面，金融衍生品的定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取得了卓越成就，Black和Scholes1973年在《政治经济杂志》发表的论文“期权和公司负债的定价”成功地解决了欧式期权的定价问题，为衍生品定价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衍生品定价，与APT理论一样，属于相对定价的范畴。简而言之，衍生品定价利用的核心原理是无风险证券组合的收益应该等于无风险利率。
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和主要金融市场研究数据库的建立，金融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理论进行了广泛的实证检测。新的研究发现，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单个资产、资产组合、基金和投资策略的平均收益与其贝塔系数不相称。CAPM并非衡量风险的合适模型。2、收益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第一，股息率、短期债券收益率、长短期国债收益率、金边债券收益率、垃圾债券收益率、商业周期指标等可预测股票收益的时序变化；第二，股票波幅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第三，按CAPM调整风险后，一些基金的表现超出大盘；第四，股票收益表现很强的中期动能和长期回归倾向。3、三因素、四因素资产定价模型对股票预期收益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这一方面具代表性的研究是法玛和富兰茨。他们证明了三因素模型：市场因子、规模因子和价值因子能够解释70%～80%的美国股票收益变化。三因素模型的明显缺陷是它不能解释收益动能现象。在三因素基础上加上动能因素，即四因素定价模型，便能增强资产定价模型对收益变动的解释能力。
关键词：资产定价理论；价格理论；金融秩序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6-0009-05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资产定价(assets pricing)是指资产所有者为了实现其基本目标而在资产的未来收益和有关风险之间所作的权衡(trade-off)，或者说资产定价理论主要研究投资者最优资产配置和最优风险均衡收益问题。资产定价理论在现代金融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金融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假设完全理性的行为人拥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且对资产的未来状态变化拥有准确的预测。因此，至少在理论上不会出现所谓的“异常现象”，更不会发生本质上是定价错误的金融危机。而实际上，金融市场时常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当前，肇始于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世界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甚至导致一些国家金融体系崩溃。这些问题在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框架下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从这个角度看，资产定价理论显然存在问题。虽然资产定价理论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并没有针对资产定价理论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也很少有对资产定价理论中内在的逻辑悖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一、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概述
(一)新古典资产定价理论
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资产定价理论在金融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资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面临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构成了资产和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特征。然而，“不确定性”本身是无法进行量化分析，必须将其转化成可以定量分析的范畴。因此，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对资产价格形成过程的影响，就成为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核心。不确定性和收益是金融学理论和实践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一般称为资产组合理论和资产定价理论。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资产组合理论是指由马科维茨(Markowitz，1952)提出的资产组合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是研究追求收益极大化的投资者将如何行事。具体地说，它研究的是投资者应该选择何种类型的资产作为其投资对象，以及各种资产的投资数量在总投资中的分配。Markowitz认为，在分析追求极大化的投资行为时，不能忽略其不确定性，因为在确定的情况下，投资者实际上都不会更加偏好于一种分散的资产组合。人们在实际上采取的分散投资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的存在对理性投资行为的分析十分重要。在分析不确定性时，Markowitz假设投资者面对的是已知的概率分布。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他主要关心的是风险和收益，因此整个资产组合必须测定风险和收益，方差可作为测量资产组合风险的尺度。由于投资者有期望收益和风险这两个决策标准，所以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决策就相当于从帕累托最优期望收益、收益组合方差，即有效边界上选择一点。
广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是在狭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与狭义资产组合理论密切相关的理论。其中既包括Markowitz提出的有效组合决定模型的各种替论，也包括资本市场理论。资本市场理论主要包括资本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市场效率理论。其中，金融市场效率理论主要是指有效市场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包括：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理论，Sharpe和Lintner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Black和Scho-les。的跨期五套利定价理论，Merton的跨期最优消费、投资和均衡定价理论，不完备市场中的投资与定价理论，Shefrin和Statman的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等。
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是金融学的支柱之一，由夏普(Sharpe，1964)首创，经林特纳(Lintner，1965)和莫辛(Mossin，1965)的扩展而成的一种纯交换经济中的均衡资产定价模型。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非常理想化的模型：1 投资者都是风险规避者；2 投资者遵循均值－方差原则；3 投资者仅进行单期决策；4 投资者可以按无风险利率借贷；5 所有的投资者有相同的预期；6 资产交易时不存在税收或交易成本。这其中最关键的假设是，所有投资者遵循均值一方差原则。在这些条件下，有CAPM的一般形式：Ei＝Ri+(Em－Rf)βim
可见，CAPM说明，投资者通过选择适当的资产组合，可以得到一个最优的资产组合。具有不同风险承受力的投资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风险承受力为0和τm(社会分析忍受度)的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前者为最小方差资产组合，后者是资本市场组合；其他投资者可以在这两者中进行选择以获得适当的组合。此即托宾两资金分离定理。
CAPM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 市场资产组合是有效的；2 所有有效资产组合等价于市场资产组合(包括借款或贷款)；3 预期收益和臼系数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CAPM的假设条件太过严格，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克服这些不足的同时，也推动了关于经典CAPM范式的进一步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特纳(Lintner，1969)的模型，它侧重于实际回报；布伦南(Brennan，1970)的模型，它研究了税收的影响；默顿(Meaon，1971，1973)引入了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机会的关注，建立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布莱克(Black，1972)，他考虑了无风险资产；鲁宾斯坦(Rubinstein，1974)的模型，研究了更为一般的效用函数；罗斯(1976)的套利定价理论；列维(1978)的模型，引入了交易费用；布理登(Breeden，1979)和卢卡斯(Lucas，1978)通过分析财富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着重研究投资者的消费偏好，建立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考科斯、因格索和罗斯(Cox，Ingersoll，and Ross，1985)等将生产技术因素考虑进去，从理性预期均衡中得到资产内生的一般均衡定价模型；默顿(Merton，1987)的模型，讨论市场分割；Markowitz(1990)的模型，考虑了对卖空的限制，等等。这些资产定价理论还是在有效市场范式内对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
(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是和有效市场理论相对应的一种学说，主要内容可分为套利限制(limits of arbitrage)和心理学两部分。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内在价值所决定，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资者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而且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是会犯错误的；在绝大多数时候，市场中理性和有限理性的投资者都是起作用的(而非标准金融理论中的非理性投资者最终将被赶出市场，理性投资者最终决定价格)。
行为金融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打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规律不变的前提假设，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成果引入到金融市场演变的微观过程中来。行为金融学家和经济心理学家们通过个案研究、实验室研究以及现场研究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人们对于经济行为人的各种经济行为的特征及其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Shefrin和Statman(1994)]放松了完全理性人的约束条件。在BAPM中，投资者被分为两类：知情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音交易者(poise traders)。知情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相当于理性经济人；噪音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两类交易者互相影响共同决定资产价格。当知情交易者起主导作用时，价格呈现效率，市场是有效的；当噪音交易者起主导作用时，价格没有效率，市场是无效的。BAPM中资产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 betas)，即正切均方差有效(tangent mean-variance-efflclent)资产组合的贝塔。因为噪音交易者对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该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噪音交易者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而且很难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使行为贝塔的估计比较困难。
(三)资产定价的基本方法
所有资产定价理论都基于一种思想：资产价格等于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或者以无风险收益率去贴现未来的收益，再加上一个代表风险溢价的误差因子。为此，资产定价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表示整个市场的变动情况或系统风险总体变动的随机变量暴露出来。资产定价总体上存在两种基本分析方法：无套利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
均衡定价法试图分析隐藏在价格背后的风险来源，它一般着重于分析影响经济结构的宏观变量，例如消费偏好、效用函数等。均衡定价法的优点是在原理上解释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例如外部环境变化时价格如何变动。这种方法通过求解一定假设条件下投资者的选择最优化问题，或者市场处于一般均衡条件下的一组方程，就可得出资产价格的表达式。
无套利(No-Arbitragc)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不存在套利机会的无摩擦市场里，当市场均衡时，资产价格与其未来收益一定存在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即定价规律。从本质上讲，金融市场上资产供需平衡关系决定了资产的价值，一旦资产的市场价格偏离了其价值，金融市场上会出现无风险套利机会，投资者会以疯狂的热情，极大量的资金构作套利资产组合，迅速破坏原均衡状态。形成新的均衡状态。
无套利假设是经济均衡的必要条件，即达到一般均衡的价格体系一定是无套利的，但是无套利的不一定是均衡的，因而无套利假设没有一般均衡的要求严格，假设要求的信息也比较少，例如适用于一般衍生证券价格的Blaek-Scholes微分方程，仅仅要求几个容易观察的变量，为后来风险中性定价原理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套利定价理论(APT，Ross，1976)假定资产收益率受N个共同因素(系统风险)和一个特殊因素(可分散的非系统风险)的影响。由于不同资产对N个共同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所以不同资产应有不同的收益率；反之，对共同因素敏感程度相同的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在均衡状态时(即对非系统风险进行剔除后)，将以相同的方式运动，即具有相同的预期收益率；否则，无风险套利的机会便会出现，投资者就会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获得超额收益，直至其消失。这就是套利定价理论最本质的逻辑。
二、资产定价理论的逻辑悖论
(一)实证中的悖论
首先对CAPM提出挑战的是“小公司效应”。小公司效应是指小公司股票比大公司股票的收益率高。Reimganum(1981)发现，公司规模最小的普通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要比根据CAPM模型预测的理论收益率高，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规模和1月份的到来都是市场已知信息，这一现象明显地违反了有效市场假设。Siegl(1998)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小盘股比大盘股的年收益率高出4.7％，而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规模和1月份的到来都是市场已知信息，这一现象明显地违反了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设。Lakon-ishok等(1994)的研究发现，高市净盈率的股票风险更大，在大盘下跌和经济衰退时，业绩特别差。市盈率与收益率的反向关系对有效市场理论形成严峻的挑战，因为这时已知的信息对于收益率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同样对CAPM提出挑战并推动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成果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CAPM实证中的一些“异象”(anomalies)。比较著名的有“股票溢价之谜”(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Mehra and Prescott，1985)和“无风险收益率之谜”(the Risk-free Rate Puzzle，Weil，1989)。Kocherlatoka(1996)发现，这些“异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CAPM的三个基本假设：完全市场、无摩擦市场和新古典效用函数。
交易成本是市场不完全的原因之一。Constan-tinides(1986)讨论了交易成本对交易的影响后，发现存在一个非交易区间，在每个交易时间，只要风险资产数量对无风险资产数量的比例在这个区间内，就不需要交易；一旦偏离这个区间，投资者就进行交易，使得该比例回到这个区间内。Constantinides和Duffle(1996)利用不完全市场和持久收入波动，研究了持久收入波动风险的影响，得出一个不同于新古典资产定价模型。
针对效用函数形式对资产价格和收益率的影响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在效用函数中，把风险厌恶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分开；另一方面则是改变效用函数的时间可分性假设，在效用函数中考虑跨期消费的相互影响。Weil(1989)，Epstein
和Zin(1989，1991)建立了非期望效用函数。这种效用函数有一个特征：跨期替代弹性与风险规避系数之间可以部分独立。利用非期望效用函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股票溢价之谜”。Sundaresan(1989)，Constantinides(1990)和Abel(1990a)研究了“习惯的形成”(habit formation)对效用函数的影响，认为投资者今天的消费将对明天消费的边际效用产生影响。据此，Constantinides(1990)、Ferson和Constantinides(1991)解释了“无风险收益率之谜”。
表面上看来，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实证上产生的问题来源于CAPM的三个基本假设：完全市场、无摩擦市场和新古典效用函数。当更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时，可以发现，这些假设恰恰说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逻辑悖论。
(二)认识论上的悖论
CAPM的逻辑起点是投资者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夏普(1990)认为，效用函数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原始效用函数，也可以看做是冯・诺依曼－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预期效用的近似值，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效用函数时，投资者也会按照Markowitz期望效用准则行动。因此，CAPM进行了高度的抽象，从主观的效用出发得出客观的资产价值。而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人们离开这种高度抽象而有些许偏离的话，那么实际就会与CAPM的理论值相去甚远。
我们知道，价格是资产成交的价格，是供求双方达到局部平衡的结果；价值则是该资产内在的本质的属性，或者说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整体均衡的结果。关于个别价格和作为整体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奥地利学派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中指出，“经济行动总是仅仅与行动的人赋予他必须直接从中选择的那个有限的数量的重要性相一致。经济的行动与他支配的全部供给对他的重要性无关”，也与“关于人们所能得到的全部供给对人类的重要性判断无关”。举例来说，一个人在必须只买一匹马时，他仅仅需要做出有关一匹马的价值的判断，无须关注100匹马对其值多少，或世界上所有马的价值几何的看法，也不会因此改变他的叫价。
(三)方法论上的悖论
CAPM事实上假定现实世界上的资产价格能够在资产定价模型中被复制出来。CAPM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把动态的资本市场上的不确定状态转化为静态的确定状态，用静态分析代替动态分析，在此基础上演绎出CAPM。但是，在考虑到实际的人类行为时，这种方法就会出现问题。当人们试图用人工的量化模型来代替人类的实际行为时，由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济环境的易变性和复杂性，他们就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方法论问题。而如果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也和CAPM一样，把不可用首先方式计量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以用数学方式计量的投资收益的概率分布，当做理性经济主体在并不知道客观概率时将按“概率信念”行动，并认为这些概率信念或“主观概率”完全像客观概率一样，这个时候也就忽略了人类有目的的主观活动与客观世界的本质上的区别，在方法论上混淆了人的主观因素和市场的客观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检验CAPM科学性方面也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悖论。一方面，在理论上，CAPM是对事前预期收益的一种(主观的)预测，属于事前分析；另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上所使用的数据却是(客观的)历史数据，属于事后分析。在实证时假设资产的报酬呈正态分布和市场是有效的，将事前的预期形式转换成事后形式。针对CAPM的这种实证分析方式，罗尔在分析了截面非正态证券业绩和CAPM的实证结果后，提出了“罗尔批判”(Roll’s Critique，Roll，1977)，主要有以下三点结论：1 CAPM的唯一合理测试是确定市场投资组合是否具有均值一方差有效性；2 若证券业绩按照事后的有效指数计算，则从有效集的数学观点出发，当偏离证券市场线进行计量时，不存在证券具有正态分布业绩；3 若证券业绩按事后有效指数计算，则任何投资组合都是可能计量的，这取决于非有效指数的选择。罗尔批判表明，即使市场是有效和CAPM是成立的，截面证券市场线仍然不能作为计量证券事后业绩的方法，而且资产组合的有效性和CAPM的有效性假设也是不能计量的，这是因为人们不可能真正计量市场资产组合的有效性。罗尔(Roll，1977)声称，既然真实的市场组合永不可考察，那么CAPM也就永远不可检验，因此CAPM不应被视为用于资产定价的完美模型。这样看来，有关资产定价的理论与实际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此外，对CAPM的实证分析还面临着与EMH的循环论证的问题。CAPM的一系列假设与EMH的假设非常一致，在理论上，CAPM也是分析市场有效性的基本工具，二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市场是无效的，CAPM的基本假设也就不再成立，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对CAPM的检验。因此，CAPM的成立要以EMH成立为条件。那么，在这个范式内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实数据与模型预测数据如果存在显著的差异时，并不能证明CAPM是不成立的，而有可能是因为市场无效所造成的；反之，如果发现了支持CAPM的证据，有可能是因为市场有效所造成的，也不能说明CAPM是成立的。因此，所有在EMH范式内对CAPM的实证研究，都是对CAPM和EMH的循环论证。
总之，CAPM在认识论上存在着混淆主观和客观、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方法论上，用静态分析代替动态分析，忽略了二者间的本质差别而放大了其共性，并进行高度抽象，忽略了实际资产交易过程中本来是十分重要的约束条件。这个悖论，直接和间接导致了资产(组合)的交易价格与理论价格上的差别。因此，CAPM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的悖论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资产定价研究的展望
不管是CAPM、APT还是BAPM，所有这些资产定价模型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难以克服的问题。已有的模型都是建立在诸多假设条件之下的，如果没有这些假设，那么有关模型也就不复存在，而这些假设有时看来是如此苛刻以至于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够完全找到甚至根本就无法找到。这是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实际之间必然存在的悖论!
资产定价模型的发展是基本假设不断放松求解的过程，但是，直到今天由于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仍然与真实世界相差甚远，资产定价还是一个谜。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必须摆脱原有理论的羁绊，立足于新的研究范式进行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范式要立足于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角度运用实际交易或实验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找出影响资产定价的主要因素，为实际投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那么，资产定价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资产定价理论是在一定条件下对金融市场的实际状况的复制，在理论上来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资产的理论价值，这个价值的波动性小。而资产的实际价格却由于种种原因，波动性较大，甚至会产生“泡沫”。所以，利用资产定价理论得出的资产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国有资产；绩效评价；理论体系；实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F8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5-0097-03
一、引言
十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体系，探索绩效考核模式，提高考核指标的导向性和针对性。”财政部也多次在政策文件中提出：“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进行评价，科学设立评价指标体系。对资产安全性、资产完整性和资产使用有效性进行考核。”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作为预算管理绩效评价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延伸领域，越来越受到理论学者与实务工作者的关注。事业性国有资产作为事业单位履行社会准公共产品供给职能的物质基础，适时引入绩效评价，能够强化资产管理，提高管理绩效，现事业单位社会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降低运行成本。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着评价主体不明确、评价对象不清晰、指标体系不完善以及评价结果问责机制缺失等现实问题。研究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一方面能够促进绩效理论在财政管理领域的运用与发展，另一方面能够促进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研究文献述评
伍海泉（2009）认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效延伸。他提出了针对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并构建出一套较为完整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资产安全、资产质量、资产运行、资产贡献、资产偿债等核心指标。
赵爱玲等（2012）认为，研究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有利于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稳固政权基础、落实国有资产监管责任。他们从目标、标准、措施三个层次对指标进行构建并设计出绩效评价结构图，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并认为应从制定分类管理办法和鼓励各单位、部门经营积极性两方面优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刘兴云（2014）认为，评价方法的单一性、指标体系的不科学性、专业评价人员的匮乏是行政事业性开展资产绩效评价工作的现实阻碍。他从意识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单位绩效意识淡薄、绩效评价客体范围小。并提出解决对策，包括明确参与主体及其职责、明确绩效评价的客体内容、法律制度体系的保障以及科学设定评价指标等。
谭静等（2015）认为，应区分行政性与事业性两类资产进行指标设计，同时需要分三个层次进行指标构建，他们设计了资产保障水平、资产管理能力、资产运行效率及资产管理效果四个一级指标，并对各级指标的内涵及赋值标准予以详细论述。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一、二级指标的权重，运用专家意见法对三级指标权重加以确定。随后，对绩效评价报告的撰写及应用进行论述。
周攀（2016）认为，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应涵盖资产的物质价值贡献目标、资产的社会价值目标以及对高校人才培养的状态三个方面。
国内学者大多将高校作为绩效评价的空间客体，使研究领域单一化，如周攀（2016）、蔺汉杰（2014）、丁岳维（2014）等。还有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作为绩效评价的实务客体，如王志刚（2015）、谭静（2015）、赵爱玲（2012）等，他们的主要研究思路为阐述绩效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虽然对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提出建议，但研究的重点更倾向于数学模型的构建，以此验证指标体系的可行性。上述研究成果，具备一定的实践性，但缺乏理论支撑，不利于理论发展与融合。本文认为，应构建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理论体系，积极构建实务体系，因为概念不明、工作流程不清、责任落实无章可循，同样会阻碍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三、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一）理论体系构建
1.基本概念界定。绩效是财政支出绩效的简称，也称为财政效率。而效率是经济学概念，指投入与产出之比。绩效（或财政效率）是效率概念的深化，指社会公众获得的有效公共服务与财政支出之比。而绩效评价，简而言之就是对经济活动的绩效进行评价。绩效因评价而来，没有评价，何谈绩效。可表述为评价主体运用指标体系对评价对象进行评价，在参照既定标准基础上，形成评价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后对结果反映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改善经济管理活动中的行为偏差。
事业性国有资产及其管理。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作为我国国有资产体系中的一部分，包括行政性国有资产和事业性国有资产。根据《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之规定，事业性国有资产是指由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在法律上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是指管理国有资产的行为与活动，包括资产配置、使用、处置以及产权管理、资产评估与清查、监督检查等。
综上所述，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即指评价主体对该管理活动进行绩效考评。通过参考绩效标准，明确管理过程中的低绩效行为，不断提升资产管理效能。
2.基本理论构成。公共产品理论认为，社会总产品可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和劳务，具体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有公共提供、混合提供和市场提供。其中，混合提供指政府以收费的方式向居民或企业提供服务，收费与成本差额部分由政府承担。处于公共品或准公共品领域时，对国有资产管理活动进行绩效评价才是有意义的。事业性国有资产服务于事业单位，是其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换句话说，公共产品的供给有赖于国有资产的使用，国有资产管理绩效直接影响着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
委托理论认为，委托其实是种契约关系。其核心是研究在利益矛盾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佳契约激励人。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必然存在委托问题，政府代表社会公众（纳税人）充当委托人角色，事业单位充当人角色，代表政府管理事业性国有资产，提供纳税人需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政府向事业单位拨款，纳税人向事业单位付费，形成委托关系。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即为双方订立的契约，以此约束人行为，为人提供提高资产运行效率的动力与规避风险的能力。因此，可以通过评价其绩效水平，发现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资产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基本理论还包括目标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等，在此不做详述。
（二）实务体系构建
1.确定评价主体。评价主体，即评价活动的实施者。从委托关系看来，宜遵循“谁拨款，谁评价；谁用款，谁接受评价”的评价原则。财政部门向事业单位划拨财政资金与资产，事业单位运用资金配置资产、使用资产，则财政部门应作为评价主体。从行政管理体制看来，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也应成为绩效评价的主体，一方面有利于管控国有资产，另一方面也是对下属单位绩效的考核。而事业单位本身也可作为评价主体，也就是单位自评价。由此可见，评价主体是多元并存的，具体实施主体确定须经过法定程序，并且具备相应资格、专业胜任能力。
2.明确评价对象与内容。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的对象从总体来看可确立为国有资产管理活动，主要细分为资产配置、使用、处置、产权管理、资产评估、资产清查、监督检查等活动。评价内容包括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制度建设情况、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等。重点评价内容应为资产的配置与使用，资产配置合规直接对预算资金的节约负责，资产使用高效对单位履行职能负责。制度建设、绩效目标已暗含在评价过程中，比如“资产配置应符合规定的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项制度，符合标准就说明绩效目标得以实现，超标配置说明浪费了预算资金，是低绩效的，目标没有实现。
3.科学设计评价指标。设计绩效评价指标应遵循全面性与重要性相结合原则、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其中，全面性是指指标应覆盖国有资产管理各个环节，进行全面评价。重要性是指在全面性的基础上突出评价重点，如重点资产、重点行为等。应当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定性指标用于确定某项管理行为是否合规，是否达标，某项制度是否完善，是否有效执行；定量指标用于考察资产存量盘活与增量调控等相关管理活动。指标设计还应考虑经济与效率，即指标应通俗易懂、简便可行，数据获得方便、可操作，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4.建立结果问责机制。评价主体应及时归纳整理、分析反馈绩效评价结果，并将其作为改进国有资产管理手段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对高绩效部门或单位予以表扬或优先安排预算支持，对绩效不达标或评价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可予以通报批评，并适当削减预算支出，还可将绩效结果与相关责任人绩效及奖惩挂钩。对绩效评价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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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国贤.论预算绩效评价与绩效指标[J].地方财政研究，2014，（3）：41.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Public Owned Assets Management
ZHOU Li-jian，SUN Chao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China）
内容摘要：本文指出了经典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的不足及研究投资者情绪的必然性；基于经典资产定价假设的不足，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相融合的角度去研究投资者情绪，提出了加强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相结合，采用马尔可夫可转换模型研究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产定价、考虑政策、文化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发展与演进。
关键词：投资者情绪 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市场微观结构 马尔可夫可转换模型
投资者情绪有着不同的定义形式，Brown和Cliff（2004）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对股票的总体乐观或悲观程度。Baker和Wurgler（2006）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的投机倾向。黄德龙等（2009）认为投资者情绪包含着投资者的投机性需求和对上市公司前景的乐观程度，前者反映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的预期，后者反映了投资者对基础市场（实体经济）的预期。深入研究投资者情绪理论，对深化投资者行为的研究，提高资产定价理论对股票市场的解释能力，推动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及加强对中国股市的金融监管，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范式与方法的不足
（一）缺乏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
如何将投资者情绪作为多因子风险定价模型中的一个重要的因子，用以解释股票市场衡截面收益以及对股票市场未来收益的可预测性进行解释，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我国股市个人投资者所占的比例远高于机构投资者，这就决定了我国股市投机氛围浓厚，股票市场非理性因素很高，如何对缺乏理性的股票市场进行资产定价，就需要将行为金融与资产定价结合起来，引进反映投资者情绪变化的指数以及综合指数，作为一种风险因子，来寻求正确的估价。这对于提高我国股市的资产定价能力，更好地构建股市波动预警机制，提高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及风险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将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如何将流动性因子引入，与投资者情绪结合去对股市收益进行可预测性的研究。
（二）缺乏投资者情绪理论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方式相结合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研究中缺乏采用非线性的定价模式去研究资产定价。随着时间的变化、牛熊市状态的变化、宏观政策的调整和经济结构可能的变化，能够造成估计股票资产收益率计量模型内的系数发生变化。不同时期或者区制（regime）对应的模型系数可能会发生改变。而捕捉这种系数变化的重要模型之一，就是带有状态变量的区制转移模型。在这些模型当中，模型中的系数可以随状态的改变而变化，状态或者说区制的变化由状态变量决定。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等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在金融计量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应用。非线性模型的一个重要的表象就是可能出现“状态”（state）的转变。这种状态的转变，有时候也被称为“区制”（regime）的转变，可以用来捕捉金融时间序列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变化。最常见的区制转变模型当属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MS），MS模型一般用来捕捉多个结构转变的情况，其使用的基本理论之一是概率论中的贝叶斯法则。当然，有的时候结构转变可能出现一次，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使用平滑自回归模型。投资者情绪的变化及其对股票市场的资产定价在牛熊市是不一样的，因此，采用投资者情绪理论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方式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
（三）缺乏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
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发源于微观领域，其研究范式长期以来局限于微观领域及微观变量向宏观变量的传导研究。一直很少涉及到宏观政策因素。很多金融经济学家看来，政策因素属于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领域。文化因素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引起金融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的重视。文化因素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稳固阵地，经济学一直未有较深入的涉及过。对于中国股市来说，一直就有政策市的说法，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受政府各项政策的影响很大，同时，在我国的投资文化中，向来就有集体主义与盲目从重的心理倾向，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增强了我国股市的投机倾向。人的自我控制的形成还与文化教育、政策影响、人的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对宏观政策的制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考虑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国股市正处于“新兴+转轨”的阶段，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外在约束条件在不断变化中，投资者的情绪很容易受到波动，新旧文化的碰撞、信仰的缺失都会使得公众自我控制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因此，研究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范式，对于发展我国的股票市场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范式、方法的创新与展望
（一）加强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的研究
构建基于Fama和French（1992、1993、1996）和Carhart（1997）的多因子定价模型，同时将投资者情绪加进去，用以解释股票市场衡截面收益和预测股票收益。Fama和French（1996）用三个资产组合的收益率作为因子来解释所有资产收益率的变化：
Z=α+βmZm+βsSMB+βhHML+ε
其中，Z是资产的超额收益率，Zm是市场组合的超额收益率，SMB是市值小的资产组合与市值大的资产组合收益率之差，HML是高B/M（账面值/市值）比率资产组合与低B/M比率资产组合的收益率之差。其实证结果表明，除惯性（momentum）之外，三因子模型能解释许多其他CAPM不能完全解释的因素。Fama和French认为他们的三因子模型与Merton（1973）的跨期CAPM和APT的思想是一致的。由于这一模型脱胎于他们对CAPM的实证检验研究，因此可以看作是CAPM的拓展与改进。Carhart（1997）在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第四个因子，即用惯性来解释资产收益率，并用来评价基金的业绩：Z=α+βmZm+βsSMB+βhHML+βpPRIYR+ε。前三个因子与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相同，第四个因子PRIYR是前一年收益率最高的股票组成的资产组合与前一年收益率最低的股票组成的资产组合收益率之差，也称为惯性组合的收益率。
第一，考虑一个两因子定价模型包括市场组合和投资者情绪衡量的变化，即参考Lee et al.（1991）使用了一个两因子定价模型，包括市场组合和封闭式基金折现率的变化，来估计股票市场衡截面收益，即为：
Rj，t=αj+βj，mRm，t+βj，sentSentt┴+ej，t
其中，j=1，2，…，N；t=1，2，…，T；并且N是可观测的横截面的公司数量，对于每一个公司来说，T是时间序列可利用的观察量的数量；Rj，t代表了资产j在t阶段的超常收益；Rm，t代表了在t阶段的超常收益；并且Sentt┴代表了t阶段正交化的（Baker和Wurgler（2006））的投资者情绪指数的变化。基于参数估计βj，sent，把股票分成10个情绪敏感性组合。基于全样本βj，sent进行参数估计，把βj，sent0的股票被分成组合2-9，这里每一个组合有相等的股票数量，同时情绪Beta在各自组合当中是不断增加的。整个的样本期，一些股票可能表现出与投资者情绪所预测的相反方向的收益。组合2和组合10分别代表了最小和最大Beta的参数估计。
第二，在Fama和French（1992、1993、1996）的基础上的三因子定价模型中，加入Sentt┴，即为：
Rj，t=αj+βj，mRm，t+βj，smbRsmb，t+βj，hmlRhml，t+βj，sentSentt┴+ej，t
第三，在Fama和French（1992、1993、1996）和Carhart（1997）的基础上的四因子定价模型中，加入Sentt┴，即为：
Rj，t=αj+βj，mRm，t+βj，smbRsmb，t+βj，hmlRhml，t+βj，momRmom，t+βj，sentSentt┴+ej，t
考虑基于资产流动性与投资者情绪相结合的收益生成过程，首先构造基于Amihud流动性测度的计算公式：
其中，Amihudi，t为Amihud所指出的非流动性指标，Ri，d，t和Vi，d，t分别指股票i在第t月的第d个交易日的收益率和交易量（以十万元人民币为单位），Daysi，t指股票i在第t月的有效交易天数。如果说行为资产定价范式主要改进的是经典资产定价研究范式中的市场参与者完全理性的假设的话，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发展则将信息不完全性与市场无摩擦性假设打破了，在基于投资者情绪的定价中，应该考虑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与买卖价差的关系，隐易成本、买卖价差与资产定价的关系，基于CAPM的流动性与资产定价模型以及基于买卖价差的费雪消费资产定价和基于法玛和弗兰茨（Fama和French，FF，1993）三因子模型的流动性与资产定价模型。将市场微观结理论的发展与投资者情绪理论结合起来，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发展虽然为资产定价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发展也与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信息不对称成本就包含了市场各方对信息的预期，换手率、买卖价差等变量也反映了投资者的许多非理性因素。
为了研究投资者情绪的动态效应，可以研究动态的情绪资产定价模型以及时间变化的情绪效应，把投资者情绪当作一个模糊数，以模糊数学为基础构建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行为投资组合也将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二）加强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股票市场非线性定价研究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具体变化，是非常复杂的研究问题。由于股票市场异象问题的存在，从1952年马科维茨提出资产组合选择问题以来，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和有效市场假说等资本市场理论问题，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质疑和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将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引进到资产定价理论的研究当中，如行为金融学当中的股票市场非理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理论的结合，尤其是使用马尔可夫可转换非线性模型来预测股票市场的收益，而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投资者情绪理论。非线性理论对资本市场的定价仍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研究主要集中在股票价格是否存在非线性及建立非线性模型来研究股票价格定价及其变动。到目前为止，股票市场的非线性现象得到了实证上的广泛支持，非线性的资产定价研究为股票市场的价格定价，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因此可以建立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股票市场非线性定价，为股票市场定价理论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三）加强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研究
投资者情绪本身与各国的文化教育、政策影响、人的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对宏观政策的制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所导致的投资者情绪变化受政策、投资文化的心理影响更大。尤其是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从众心理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建立基于多学科交叉的投资者情绪研究框架，建立金融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及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融为一体，及互为基础、相互研究渗透的投资者情绪范式研究方法及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行为资产定价研究模式，深入研究我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对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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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期权理论中的等值理财理念，介绍了在期权理论下的公司资本价值的定位问题。分别将公司的所有权站在为债权人所有还是股权人所有两个角度，具体分析了债务资本价值和权益资本价值是如何确定的。并指出了基于期权理论下的公司资本价值的判断对比于传统理论对公司资本价值判断的不同和这种判断的优点。公司的资本价值由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两者组成。基于期权理论下对它们的理解不同于通常我们在会计和财务理念下的认识，在这一新的思想的指引下，对资本价值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一．基本理论
在解释期权观念下的公司资本价值前，有必要对期权的相关理论做一个介绍分析。
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是以合约或合同形式存在的权利，期权持有人，即合同买方，通过支付期权购买费（权利金）向合同卖方取得了一种权利，有权决定在未来某一时刻按约定价格向期权卖方买卖某种标的物商品。
对资本价值的分析主要利用了期权的理财思想。所谓期权理财，是指利用期权的风险控制思想，保留谋利的权利，分离清偿的义务，通过风险转移实现财务风险控制。期权的财务功能在于实现风险的转移、套期谋利和价值定位。使用不同的策略可以实现期权的这些财务功能。
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套期保值功能，是通过“相等且相反”的原则建立对冲组合来实现套期保值的。它的资产保值思路是无风险状态可以通过资产权利与义务的分离来实现。套期谋利功能是将期权机制与期货机制相结合，在锁定风险的基础上，利用标的物未来价格有利变动的机会，谋取可能的风险报酬。价值定位功能是期权理财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功能。期权执行价格是供求双方对标的物商品未来价格的预计，是双方达成的市场均衡价格，给现货市场的商品价值定位提供了方向。而权利金的确定，为判断资产所附属权利的价值提供了衡量方式；也为如何把不确定性转换为经济价值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期权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就是等值理财。这一观念对本文中的公司资本价值解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期权理论下的资本价值等值理财中集合了规避风险和延迟投资的思路，用等值理财恒等式可以表示出二者最终实现了一致的结果。
看涨期权价值+无风险资产价值=看跌期权价值+风险资产价值
恒等式左方表示了延迟投资的思想，右方表示了规避风险的思想。这一恒等式在于说明持有现金（风险资产）与买权多头的组合，与持有风险资产与卖权多头的组合，具有等同的理财价值。二者既具有保险的功能，保持无风险状态，又具有投资的功能，把握投资的机会。将这一恒等式作变换后，即可获得等值理财下的几种典型理财思路。
1．避险理财。无风险资产价值=股票价值+（看跌期权价值—看涨期权价值）=股票价值—（看涨期权价值—看跌期权价值）
即持有风险资产与一个卖权多头和一个买权空头的组合，是一份无风险资产的复制品。
2．套利理财。看涨期权价值=（股票价值—无风险资产价值）+看跌期权价值
即负债投资与一个卖权多头的组合，是一份看涨期权的复制品。
3．价值定位理财。股票价值=无风险资产价值+（看涨期权价值—看跌期权价值）。
即风险资产价值由既定的无风险价值和风险行动的价值所组成，持有无风险资产与一个在买权多头和卖权空头上的风险行动的组合，是一份风险资产的复制品
二．期权理论下的资本价值
建立了对期权理财思想的基本认识后，就可以看看期权思想下的公司资本价值是如何建立的。对于权益资本价值和债务资本价值的定位，都可以分别从公司的全部资产归属于债权人还是股东所有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公司资产为债权人所有
1．权益资本价值
由无风险对冲机制：无风险资产价值=风险资产价值—看涨期权价值，得到负债=资产—看涨期权价值。到期执行价格E=债务到期偿付额B，资产到期价格为V，看涨期权为Vs。权益资本=资产—债务资本=V—B。
这说明，公司举债的结果，使股东无偿的获得了一个以债务到期偿付额B为执行价格的看涨期权。期权的到期日就债务的到期日。
即债权人拥有公司全部资产V，权益资本是一个执行价格为债务到期额B的对V的看涨期权。权益资本价值=Vs
2．债务资本价值
债权人无权分享公司资产价值超过债券账面价值的部分，而股权持有人也仅仅分享公司资产价值超过债券账面价值的部分。就是说，债务持有人拥有公司的全部资产V，又卖掉了一个看涨期权Vs给股东，获得了金额大小为债务利息的权利金，在期权到期日，即债务到期日，债务持有人将以债务到期偿付额B的执行价格将资产出售给股东。
这样，债务资本的价值就等于公司总价值与出售看涨期权的组合。
债务资本价值=V—Vs
（二）公司资产为股东所有
1．权益资本价值
根据套利理财的思路：看涨期权价值=股票价值—无风险资产价值+看跌期权价值。即认为负债投资与一个卖权多头的组合，是一份看涨期权的复制品。
将权益资本价值看作是看涨期权价值。权益资本=资产—债务资本+看跌期权价值（Vp）=V—B+Vp。因此，权益资本可以看作是股东通过借入无风险资产B拥有了公司的全部资产V，并从债权人手中获得了一个执行价格为债务到期偿付额B的对V的看跌期权。
2．债务资本价值
根据避险理财的思路：无风险资产价值=股票价值—看涨期权价值+看跌期权价值。又由无风险的对冲机制：无风险资产价值=证券价值—看涨期权价值。可以获得债务资本价值=债务账面价值+看跌期权价值。这里，股东拥有公司全部资产，债权人拥有了一项到期可以按履约价格B向债权人出售公司总资产。即债务资本价值=B—Vp。
债务到期时，当资产价值V＞履约价格B时，股东会放弃行使卖权，债权人获得了金额大小为利息的权利金。债务资本价值此时为B—Vp（Vp=0）；当资产价值V＜履约价格B时，股东会行使卖权，债权人将以执行价格B的金额购买公司资产，承受了B—利息大小的损失。此时，债务资本价值=B—Vp（Vp＞0）。
因此可以说，公司举债的结果，使股东最坏的结果是没有获得任何超过无风险价值的风险价值部分，而不会承受公司资产低于无风险价值部分的损失，这种损失全部由债务持有人承担了。这一状况正好解释了现代公司理论中，股东所承担的有限责任问题。
（三）公司总价值
公司的资产等于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和，因此公司资本就由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两部分组成。
由等值理财恒等式：看涨期权价值+无风险资产价值=看跌期权价值+风险资产价值。
以及在将公司资产看作为股东所有的情况，权益资本=资产—债务资本+看跌期权价值。债务资本的价值=公司总价值—看涨期权的组合
Vs表示看涨期权价值，Vp表示看跌期权价值，B表示无风险资产价值。V表示公司的总价值。可以得到Vs+B=Vp+V。即V=（B—Vp）+Vs。
为了更好的解释这个理论，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假定公司价值目前为8000万元，债券面值3000万元，无风险利率10％，债券到期额3300万元，债券到期时，公司价值可能为10000万元（超过债券执行价格），也可能为2000万元（低于债券执行价格），未来结果状态如下分布：
现在价值未来预期情况一未来预期情况二
公司价值8000100002000
债券资本价值Vb33002000
权益资本价值Vs67000
利用无风险套利技术，根据对冲关系式：
看涨期权价值=股票价值—无风险资产价值
可以用A比例的公司资产和B比例的无风险证券来复制公司股票：
公司股票的复制：10000A－1.1B＝6700
2000A－1.1B＝0
A＝0.8375B＝1523（万元）
公司现在价值为8000万元，则：
权益资本现在价值Vs＝8000×0.8375－1523＝5177（万元）
债务资本现在价值Vb=8000-5177=2823（万元）
这个计算结果说明：
第一，由于未来公司价值可能为2000万元，低于债券执行价格即债券到期值，该债券存在违约风险，造成现在市场给债券较低的价值定位。（2823<3000万元）
第二，股东借入了1523万元，连同自己的资本5177万元，共计6700万元，占公司总资产的0.8375倍，其余的1300万元由债权人投入，最终的结果是，股东投入5177万元，债权人投入了2823万元（1523万元＋1300万元）。
再利用无风险套利为公司资本定价时，前提条件是必须知道它们的期末价值，也就是未来的结果分布，这也正是期权定价的特点。公司价值、权益资本价值和债务资本价值三个关联对象中，只要知道任意一个对象的现值，利用对冲关系式的复制，就可以推断其它对象的现在价值了。
三．意义
在以往的证券资产价值确定时，基于传统的理论，都是采用了资产未来的现金流量的贴现后的现值来进行估价。对债券而言，这种价值的确定，既要考虑必要的报酬率和利息率，还要考虑计息期的长短和到期时间问题。这些纯客观的因素完全没有考虑到处于市场主体地位的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就不能很好的说明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以及供求双方对标的商品的未来价格是如何相互博弈而获得的。在股票的定价上也是类似的道理。定价的模型中，将必要的收益率和公司的股利作为定价的主要因素，而且，定价模型中潜在的是认为将来公司必然是盈利和发展的。对于不利的情况分析就不足了。同样，它也没有很好的解释在投资者的主观感受下，供求的双方是如何达到一致的。
而期权定价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法。基于期权理论对公司资本价值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在资本市场上为股票和债券定价时获得一个很好的价值定位依据。这种理论用于证券资产的定价可以使我们不再只是单纯的去看待资产本身的获利能力，更要从对资本的要求权来考虑证券资产的价值内涵。
期权理论下资本定价只需要知道资本未来的结果分布，而不需要详细的概率分布等就可以定价，这是期权定价的一个特点。只要知道了公司价值、权益价值和债券价值三者中任一个的现在价值，就可以利用对冲关系式的复制技术去推断其他对象的现在价值了。
传统的证券定价中，债券价值与股权价值是相分离的。而基于期权理论的资本定价模型考虑了估价资本资产与其他资本资产的相关性，把估价对象资本置于公司总资本的整体中考察，认为一类资本的价值变动必然会引起另一类相关资本的价值变动。这是期权理论下资本价值的一个显著特点。
期权理论中避险理财等使资产价值不会下降，能够套期保值的同时还具有保险和投资的功能。这并不是说没有风险的存在了。事实上，通过高于或低于执行价格的状况，已经充分考虑了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了。
参考文献：
1、约翰•赫尔《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华夏出版社，2000
2、《财务成本管理—2005年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