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地理决定论；结构主义；方法；变迁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034-03
在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中，最为久远的传统就是对人与地理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关注的就是地理条件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整个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始终存在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结构因素成为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结构主义理论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应用引起了地缘政治学的复兴。
一、地理决定论的淡出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表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社会及政治组织的影响。中世纪以后，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也承认地理环境对人民性格和国家政策的影响。19世纪后，拉采尔又提出“生存空间”、“国家有机体”等概念；契伦和豪斯霍弗认为地理空间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马汉、麦金德、斯皮科曼等提出控制全球某一重要的区域就会增强国家力量的观点。至此，地理决定论便成为地缘政治的主流研究方法，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成为国家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动力，控制“制海权”，控制“心脏地带”与控制“边缘地带”就成为地缘政治学中的规律。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逻辑忽视了时间及空间的变化，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通过地理环境的决定因素美化了国家的对外扩张。
虽然地理因素作为国家及其人民无法选择的现实而存在，但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地理环境的性质，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共同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全球化把世界各国整合到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促使民族国家利益的维护方式由以前的武力冲突变为参与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各个国家的角力场，民族国家必须要遵守国际市场规则和秩序，通过国内政策与国际法规的结合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通过国际制度中的投票等行为，为本国经济的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新的地缘科技促使生产、消费扩展到全球，促使原料产地、生产厂家和消费市场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分离，进而形成全球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格局，形成世界性市场。总之，全球化提升了国家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又带动了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也促使了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革，许多人文环境已经无法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进行解释。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理论所具有的“预测”功能，只能停留在“描述”与“解释”阶段。如果继续用传统的地理决定论思维来指导当今的国际战略现实，不仅会使国家间的地缘战略思维新回到“冲突的时代”，而且还会加剧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不再以控制某一个地理位置为出发点，而是已经初步形成整体的观念和相互依存的结构。而这种相互依存将会使国家变得更加富强。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
奥图泰尔曾经总结过地缘政治学的三种用法：“第一，用于描述对特定地区或问题概览，以便把握被认定为是外部事实的事物的明显特征，在这种用法下，地缘政治学就是对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如，有关的地缘政治，可以指石油、能源、资源、信息等；第二，地缘政治学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语；第三，作为大战略的同义语。”［1］从上面的地缘政治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缘因素影响的众多，但是科学技术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革命的产生，进一步加强了全球的整体性。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融合，世界的整体性与合作性进一步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突破了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打破了海陆二分的地缘政治结构，促使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结构向海陆合作的方向发展。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也需要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决定论，转向结构功能主义。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全球地理空间的含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地缘空间有了新的地缘政治意义，还开拓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在早期的地缘政治理论中，陆地与海洋是生活在其土地上人民性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山地人民善于保守，不受外界影响，平原人民比较维新，没有固执的成见，一切都容易迁就……岛上的人民性格也向山地处于比较孤立的环境，有保守的天赋。”［2］在思想家看来，是环境决定了人的特质，地理空间只是人类生活的场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权时代的来临，促使人们对于全球地理空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地理空间不仅可以作为生活的场所，还能作为控制世界的手段。蒸汽机的发明使得海洋的机动性与便利性体现出来，利用在海洋上的优势，可以包围陆地或者截获陆地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马汉的海权论强调国家要利用海洋所赋予的条件，积极谋求国家力量的增长。内燃机的发明促使铁路在欧亚大陆的发展，促使麦金德看到陆上机动性的提升，于是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的机动性促使地缘政治态势向陆上转变。无论是海权论，还是心脏地带理论基本上都处于二维空间中，但是飞机的出现，使人类认识到天空的意义，也是人类第一次脱离地表，由平面空间转移到立体空间。因此，制空权的提出，改变了人类对空间的认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空间技术也开拓了人类的外太空地缘空间，网络技术开辟了人类生活的虚拟空间。
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距离的限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地理距离始终是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高山、大河、海洋对国家的对外行为有极大的限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博尔丁（Boulding）提出力量梯度损失（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模型，他指出，“一国的势力在本国最为强大，它离国内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弱，力量越是扩张，强度越是减少。”［3］奥沙利文给出了一国实力的强度（用表示）公式，S=PT=Pπr2。在这个公式中，P表示一国势力的总量，T表示该国以圆周计算的面积。由于T=πr2，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半径增大时，国家实力的强度会变小。
在冷兵器时代，距离是一个国家绝好的防御，但是在热兵器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距离的阻碍被克服，现代化的远程投送能力，海洋、陆地和天空中交通工具的发展几乎使它们失去了原来地理屏障的作用，现代化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穿透一国的领土，也使它们失去了距离对于保护国家安全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国家地理位置、国家间距离、国家地缘空间在国际政治范围内的意义，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也不再是地理条件，政治决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程度甚至社会文化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地理空间只不过是这些因素的承载体，那么如何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现实，就需要从结构主义视角来分析。
三、结构主义的借鉴
结构主义发端于瑞士学者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结构（structure）来源于拉丁文“structura”，该词当初只有建筑学意义，后来得以拓展，主要描述具体物体的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所采取的方式。皮亚杰强调，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整体性是指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整体；转换性主要描述结构中的规则在不断的建构之中；而自我调节性主要分析结构的各个部分，它们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结构也包含四个功能：第一，结构由若干要素构成一个整体，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变化；第二，对于任何一个模式都能排列出同类模式的转换系；第三，如果要素发生变化，能预测模式如何反应；第四，模式应该能使一切被观察到的事实都能成为可理解的。［4］
在地缘政治学的母体――地理学中，也出现了结构主义思潮。“结构主义思潮以一条公理为其特征，该公理就是：对所观察现象的解释不能只通过对现象的经验研究得出而必须在支持所有现象但又不能在其内部辨认的普遍结构中去寻找。”［5］约翰斯顿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一书中，将结构主义思潮划分为四个部分：作为构成物的结构、作为过程的结构、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人文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他指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建立在一系列被清楚表述的“社会学方法规则”的基础上，作为方法论来讲，吉登斯为了将人本主义思潮与作为过程的结构相结合，他辨别了三种社会的概念，系统、结构和结构化，因此“吉登斯所主张的，就是发展一种充分重视人类角色在结构转换中作用分析的模式”。［5］这在以往地缘政治学中很少见到强调人类角色的分析。
结构主义地理学在方法论上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整体性、内外双重性、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划分。第一，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反对割裂式研究。在结构主义地理学家们看来，任何一种地理现实都有各个组成部分，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彼此不能分割，这种地理现实的出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二，强调认识事物不能只看事物的内部或者外部，而忽视了另外一方面的存在。结构主义地理学者指出，尽管有些地理现象看上去是纷乱复杂的，但是其背后肯定存在着深层结构的影响，我们不能只看到表面的结构。因此，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背后这些深层次的内部结构并进而发现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之间的联系；第三，强调对地理现象进行共时态和历时态的综合考察，二者不能有失偏颇。
结构主义的实在认识论、通过理论的发展不断获得知识的积累以及辩证看问题的观点具有可借鉴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地缘政治学领域也出现了利用结构主义分析现实的理论专著。例如：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1.“它们以地理学的区域观念为指导，用地域结构分析方法，考察整体世界中包含的政治地域结构以及不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6］从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以及对外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某种单一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结构因素的变动都会引发地缘政治的错位，甚至会引起地缘政治的“联动效应”。政治地理边界功能的降低、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国家之间利益的日益交融、地缘政治研究单位以及地缘政治分析层次的变迁、地理决定论的贫困、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会引起地缘政治现实的变化。
第二，在全球化时代，国内与国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对地缘政治的分析不能只注重国际因素或者只注重国内因素，一国内部的因素往往比外来的力量或影响更为深远。
第三，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就蕴含着全球内部结构的影响。因为“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成是一种长期的发展逻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被逆转的，另外这样的逻辑又限定了在政治与经济层面上可能性的大小，那么这就是种结构主义式的分析”。［7］
［参考文献］［1］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概念研究［J］.东方论坛,2008，(6).
［2］陈民耿.地缘政治学［D］.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55.
［3］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M］.李亦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12.
［4］陈炳,高猛.结构主义与官僚制：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话语透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1，(2).
［5］R. J. 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关键词]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19-02
建构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以来，已日渐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已趋成熟。但对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通常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即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就社会科学范畴中的国际政治学而言，主要是指相对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后实证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二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即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在建构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本文将围绕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方法论分歧的本体论根源：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
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方法论的分歧本质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实际上，国际政治学者在面对所有的研究问题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先在的本体论假定。国际政治研究的客体不外两种类别：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自然事实，其本质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这一点在国际政治理论界，除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外，几乎是不存在争议的。但至于社会事实，在本质上究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还是一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主观建构，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这种分歧，正是物质主义本体论与理念主义本体论分歧，或称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分歧。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是持物质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它把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在内的社会世界理解为同自然世界一样的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是独立于人类的话语和观念、独立于人类的互动行为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任务，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在于因果问题研究，在于发现客观规律或者像华尔兹所说的对客观规律的解释。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及其规律加以把握和认识。这种观点，是理性主义学派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和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根据。
然而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温和建构主义还是非主流的激进建构主义，都是持社会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它认为社会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话语和观念的客观实在，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观念和言语行为不断创造和再造的。这种理念主义的本体论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强调物质因素是通过观念和话语的作用而产生意义的，社会实在只是一种主观的外化。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类别，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体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所以国际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注重因果问题研究，还应该重视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重新设定决定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那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应当受到成有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的“中间道路”：方法论多元主义
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质本体论的观念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将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说明(explanadon)，侧重于实证性方法；而社会本体论的观念则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后实证主义倾向，将理解社会意义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诠释”(intcrpreta-tion)。在国际政治学界。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学派属于前者，作为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则属于后者。
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则力图调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条新的“中间道路”。建构主义尽管在本体论上和反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认同反思主义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单一主义观念，而是持一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实证性方法与诠释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因果问题研究(why的问题)离不开实证性方法，而建构问题研究(what和how的问题)则需要诠释性方法。因此建构主义在研究实践中超越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无谓的方法论争议，综合运用两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类方法。
这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建构主义在保留了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被理性主义所忽视和否定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包括符号学、谱系学、叙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认知图谱法等，这些方法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
虽然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持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立场，但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在两类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匀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侧重的：温特的理论以科学实在沦为认识论基础，所以较多地采用了实证性方法；而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的建构主义文本都是实证性和诠释性方法同时使用，既有说明变量关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会意义的内容；鲁杰、奥努夫和克拉托齐维尔则更多地是从理解意义的角度人手，较多地采用了诠释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齐维尔为代表的德国建构主义学派，大量地使用了语言学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强烈的后实证主义色彩。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这种语言学方法曾经长期为中国学界所忽视，它是建构主义多元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应用，也是由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它不仅描述社会事实，而且还建构社会事实，话语是观念扩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言语行为来完成。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诠释社会建构问题，是当代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建构主义学派之中，在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建构主义学派之外)应用并
不广泛。
三、方法论的社会学转向：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建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对理性主义有两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对单一方法论的超越，还有就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对个体主义方法的超越。个体主义方法强调个体的作用，并以个体特征解释整体特征；而整体主义方法则强调整体的作用，根据整体特征解释个体特征。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常用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是社会学偏爱的方法。¨’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深受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和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其中新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华尔兹就曾经以市场结构来类比国际政治结构，以公司来类比国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要借鉴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基欧汉就曾经以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考察国际制度。理性主义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国家视为“经济人”，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并经常使用博弈论、系统论甚至数理统计等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虑被假定为理性利己者的国际行为体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只注重单元层面的利益权衡和战略选择，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更不用说它忽视了主体间性的存在和社会意义的观念建构问题。但世界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市场体系而存在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是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借鉴自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缺陷，使整体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引人国际政治研究成为必要。这个方法论革命的任务，就是由建构主义完成的。
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所以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论上也是采用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体主义所强调的因果作用，还包括个体主义所忽略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仅像华尔兹所认为的那样决定国家行为，还有建构国家行为的意义。同时，整体主义将个体属性视为整体结构的社会建构，而不是像个体主义那样将这些个体属性视为与整体结构无关的外生的给定变量。也就是说，国际结构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研究重心放在建构理论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论研究上。它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作用，分析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分析文化、规范和认同的形成与作用。它把包括权力、利益和无政府状态在内的所有被理性主义视为先验的给定的概念都变成了研究的课题，并分析其社会建构的过程，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建构主义以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底，因此不仅关注因果问题研究，而且更加强调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特点决定了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在保留了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大量借鉴了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也正是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和对建构问题研究的强调，决定了建构主义只能采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属性与行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建构主义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重新解读世界的新话语、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这正是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29，37。
[2]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
[3]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国际政治研究，2006，(3)。
关键词：句法 语义 关系
王维贤（1991）指出，“形式和意义的对立和相互制约是语言的本质，如何在语言研究中解决形式和意义结合的问题是永恒的主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于句法和语义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长久的讨论和思考。本文从理论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两个方面着手，对句法和语义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
一、理论语言学对句法、语义间关系的研究
在汉语语法研究的不同时期，对于句法和语义研究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从中也反映出理论语言学者们对于汉语句法和语义间关系问题的思考。
（一）早期的语法研究以语义分析为重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不能同印欧语法一样按照形态对词类进行划分，所以在1898年《马氏文通》中转为以意义作为划分词类和句子成分的标准。认为“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同时根据语义进行句子成分的分析，划分出起词、语词、止词、转词、表词、司词、加词等。正如熙所说，早期的语法学著作难免要以印欧语法为蓝本，“但由于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有根本区别，这种不适当的比附也确实给当时以及以后的语法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熙，1980）
（二）语法研究以句法分析为重
语法研究以句法分析为重这种研究态度的转变主要受到西方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倡语言的科学描述，主张从形式入手，谨慎对待意义。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汉语语言研究者开始注重结构形式分析，“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方光焘，1958）。在词类划分上，有的学者注重从词形形态变化、形态标记等“狭义形态”上着手进行词类划分。这样的狭义形态在汉语中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这种研究方法与汉语语法特点是不相符合的，由此总结出的语法规律必定缺乏概括性、强制性，最后导致得出汉语没有词类的错误结论。在句法分析上，有的研究者从句法结构形式入手进行语法研究，如邢公畹（1955）认为“主语就是一句话里在前头的体词或体词结构”“宾语是谓语中的体词或体词结构”。吕叔湘（1979）指出，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来确定主语和宾语，“干脆倒是干脆，只是有一个缺点：‘主语’和‘宾语’成了两个毫无意义的名称，稍微给点意义就要出问题”。在这种观点影响下，语义研究多是在对句子主语、宾语语义类型的讨论上才被提及，语义研究成为句法研究的附庸。
（三）语法分析中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并重
由于语法研究的外因和内因两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并重。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歧义结构的研究，逐渐暴露了单纯依靠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变换分析等研究手段的弊端。例如：层次分析法只能揭示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线性语法结构关系，不能揭示句法结构内部所隐含的语义结构关系，所以对于“我在屋顶上发现了他”这种由于语义结构关系的不同造成的歧义句，就不能用层次分析法来加以分化。另外，变换分析虽是用以分化歧义句式的有效手段，但是却不能用来解释歧义形成的原因。上述因素是影响语法分析的内因。
外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外语言学开始了对语义研究的重视。这表现在生成语义学、格语法、关系语法、功能语法、蒙太古语法等重视语义研究的学说相继出现。此外，对于推崇句法应该是自给自足的生成语法理论也由最初的完全排斥语义，转变为在“标准理论时期”将语义引入并定义为投射规则，把深层结构里各个成分的语义信息按结构关系逐步合并，最后形成全句的语义。“修正后扩充标准理论时期”进一步提高语义的地位，语义表达式不再同深层结构有任何直接关系，改为由表层结构导出，导出过程必须通过语义规则的运用得以完成，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句法结构的投射直接获取，发展至“支配和约束理论时期”及“最简方案”时期更是专门提出与语义相关的格理论和题元理论，足以可见对语义在语法中重要性的肯定。二是计算机语言学的发展提醒语言研究者对于汉语研究不能仅仅着手于形式，还要关注语义研究。有学者认为在自然语言的发展中，格语法理论对许多系统的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相关的研究在汉语理论学界并未受到重视，从而延误了语义组合关系理论在大规模自然语言系统中的应用。也有学者表示从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理解或翻译来看，动词和形容词是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的中心，因此对动词与其周围的名词性成分发生的语义组合关系做出具体详尽的描写就可以大大提高自然语言理解系统或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语言学者在句法结构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对语义的关注。熙（1980）提出区分显性语法关系和隐性语法关系，指出两者不是一回事，并在《语法答问》中强调“要使形式和意义相互渗透。讲形式的时候能得到语义方面的验证，讲意义的时候能得到形式方面的验证”。陆俭明（1990）指出，句子成分之间总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即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吕叔湘（1984）再次强调要区分语法结构与语义结构，“语法结构是语法结构，Z义结构是语义结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分别。”胡明扬（1994）、邵敬敏（1997）、马庆株（1998）等提出语言研究的三个平面和“语义语法”概念，希望通过建立在语义基础上的更为抽象的语义范畴对汉语语法进行研究。至此，学者们开始重视语义对句法的制约作用并展开研究，利用语义特征分析、配价、语义指向等不同的语义分析手段使汉语的语法研究逐步深化。
（四）句法、语义关系的争议
回顾理论语言学对于句法、语义方面的研究历程，可以明确理论语言学领域逐渐明晰了句法和语义在句子中都承担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如此，对于句法和语义究竟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仍然没有给出让人满意的答案。如例（1）～（3）所示，在汉语中同是“动词+动词”“名词+名词”“动词+名词”的词类序列，却可以构成不同的句法结构，表示多种语义关系：
（1）打算回家（述补结构） 研究结束（主谓结构） 唱歌跳舞（联合结构） 挖掘出来（述补结构） 访问回来（连谓结构） 生产管理（“定―中”结构） （他）讽刺说（“状―中”结构）
（2）祖籍安徽（主谓结构） 北京上海（联合结构） 首都北京（同位结构） 北京胡同（偏正结构）
（3）训练工作（定中结构） 训练队员（动宾结构）
按照一般语法教科书的解释，不同的语义关系由不同的句法结构决定。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是词语之间语义关系的不同决定了句法结构的不同（史锡尧，1995；邵敬敏，1995；张黎，1996；陆俭明，2001、2004），有些学者提出“语义决定性原则”，即汉语语法的决定性因素是语义，而不是形式（邵敬敏，1997），“语法是意义之法，……句法形式上的规则只不过是意义的组合之法的表现形式，”（张黎，1996），“语义关系制约着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构造层次的不同只是不同语义关系在句法结构的线性层面上的反映”（何洪峰，2003）。当然，也有些学者表示“我们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凭的不是严密的规则，而是综合了语义理解、自己的经验和部分句法规则”（陆俭明、郭锐，1998），是各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心理语言学对句法、语义间关系的研究
心理Z言学认为句子的理解是一个包含了多个层级结构（句法、语义、语用）的复杂加工过程，但针对各个层级在加工中如何运作持有不同的观点。
（一）句法自主理论
句法自主理论又称模块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句子加工中句子不同层级的信息是由大脑的不同功能性模块完成的。句法加工是一个独立的模块，只受到句法结构信息的影响。语义、语用信息的加工位于句法加工之后，处于第二个加工阶段，根据语义和语用信息可以对句法分析结果做出评价，如果句法分析结果与语义分析结果有矛盾，将重新进行一次句法加工过程（Frazier&Rayner，1982）。由于这种理论认为句法和语义加工阶段有先后之分，因而又称为序列加工理论。
花园路径模型（The Garden Path Model）是最为典型的句法自主理论的模型，由于强调句法结构的作用，又称为结构驱动模型（Phrase Structure-Driven Models）。模型的构建来源于对花园路径句子的研究。所谓的“花园路径句子”是对将读者的理解引向暂时性错误的一种句子的隐喻性说法。当我们对这些句子进行加工时，可能会按照通常情况下句子的理解策略，无意识地形成暂时性的理解错误，直至句子后面相关的信息出现时才能发现理解错误，然后再重新找回正确的理解方式。例如：
（4）董事长解雇了李经理十分信任的一个工人。
在例（4）中，当读到“李经理”时，通常会将“李经理”作为动词“解雇”的直接宾语先进行加工，认为“董事长”解雇的是“李经理”，但当“李经理”之后的信息出现时，才能发觉“李经理”实际上是“工人”的修饰限定性成分，“董事长”真正解雇的是“工人”。是什么样的加工机制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理解方式呢？
花园路径模型认为，在句法加工的早期，读（听）者的句子理解策略是使用词类范畴信息，根据构建短语结构的相关原则，将句子中的词语指派为短语结构成分，这是对句子进行初始化的加工。语义信息在句子结构构建的基础上产生作用，对初步结构构建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当句子包含歧义时，读者会放弃最初的分析结果，重新开始构建句子的结构。（Frazier&Rayner，1982）
Friederici（2002）在总结了相关实验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句法、语义加工时间进程上分化出句子加工理解的三个阶段：1.基于词类范畴信息的初始句法结构的构建阶段；2.词汇―语义和句法形态加工以及题元角色的安排阶段；3.不同信息的整合加工阶段。
（二）交互作用理论
交互作用理论认为，在句子的加工中，句法信息和语义信息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词汇、语义和语用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初始的句法分析判断和句法结构构建。
Marslen・Wilson&Tyler（1980）在实验中分别给被试朗读了四个句法结构相同的句子即例（5）～（8），实验任务是让被试听到句中“guitar”这个单词时作出反应，这些句子的后续句都是“The crowd was waiting eagerly”，句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谓语动词的语义合适度作了改动，实验结果是当动词结构中动词语义上由合理向不合理转化时，句子加工时间是相应增加的。
（5）The young man grabbed the guitar.
（6）The young man buried the guitar.
（7）The young man drank the guitar.
（8）The young man slept the guitar.
由此，他们提出了限制满足模型（Constraint Satisfaction Model）。该模型认为句法分析不需要任何策略性的加工原则，只要符合语义、句法规则的分析都可以同时得到激活进行并行加工，直至最后判断出正确的理解方式。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句子所有的理解方式都可以被激活，每种理解方式的激活强度受到频率、语境、心理预期等因素的影响，最后形成的理解方式必须满足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的限制要求。词汇信息在对被激活的各种可能句法结构的判断、评价、选择中起决定性作用。
Trueswell（1996）的实验说明了动词在语义上限制了与它共现的名词时，句子更易于加工，可见语义即时参与到句子的加工中来。实验设计了两种句子。例如：
（9）The witness examined by the lawyer was useless.
（10）The evidence examined by the lawyer was useless.
如果按照花园路径模型的推测，根据最小附加的原则，两个句子具有相同的句法结构应该使用相同的加工方式，但是实验结果显示，对例（10）的加工速度要快于例（9）。Trueswell认为，只有限制满足模型可以给予合理的解释。根据限制满足模型，动词识别后将同时激活与动词有关的论元结构，各个结构的激活强度则取决于其不同的使用频率，句法信息限制论元结构的选择，而论元结构又随动词的识别影响句子结构的构建。在例（9）和例（10）中，“witness”本身在句中既可以作为施事出现，也可以作为受事出现，所以在例（9）中，“examine”不能即时地对题元角色起到限制作用。但在例（10）中，“evidence”只能作为受事存在，“examine”可以直接对题元角色起限制作用。正是这种语义的限制作用使例（10）较例（9）更便于加工，加工难易的不同并不是由句法结构分析的不同造成的。
以上两种理论和模型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句法的早期加工是否具有独立的地位，语义信息是否会对句法分析产生即时的影响。西方学者对此产生了很大分歧。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语言理解中，句法和语义的关系研究还存在很多争议，理论语言学在经历了以意义研究为重和以结构形式的句法研究为重的两个r期之后，逐渐明确了语义研究的重要性，强调汉语语法研究在重视句法研究的同时，语义研究不容忽视。对于两者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分歧，并且对于句法和语义信息究竟在句子理解的过程中如何即时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存在争议，这是理论语言学依靠静态思辨论证的研究方法不能解释的。心理语言学理论更注重从人类认知规律出发探讨语言理解中句法和语义加工的认知机制，是未来厘清句法和语义关系问题的重要研究方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4YJC740122]；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YYC01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2014SJ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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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主义；现代逻辑学；结构；关系
关于数学与逻辑的关系问题，费雷格学派主张：“数学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布尔学派则认为：“逻辑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1]220。不争的事实则是：逻辑学与数学不能相互剥离，它们“血脉相连”、“生命相依”，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220。从逻辑学和数学双重视域来看，形式化的现代逻辑学可以说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其高度抽象性和形式化特征决定了它像数学一样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现代逻辑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对逻辑进行哲学反思。
逻辑哲学就是对逻辑进行哲学反思的科学。而数学哲学是数学的基础，“是研究数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其他问题的知识体系”，数学哲学研究的问题最后都会涉及到数学与逻辑的关系[2]15。虽然逻辑哲学与数学哲学在研究的论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由于逻辑(尤其是形式化的现代逻辑学)与数学具有如下共同特征：纯形式化特征、高度抽象性、极端精确性和严格性、广泛的应用性[2]15-16。这些共同特征以及数学和逻辑学常常具有一批共同或类似的课题，决定了逻辑哲学和数学哲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逻辑的哲学思考，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数学的哲学思考。就像逻辑学与数学不能相互剥离一样，逻辑哲学和数学哲学其实也是很难剥离开来的。
20世纪以来，结构主义在数学哲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结构主义是否在逻辑学中也有所反映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结构主义的四大学派及其基本观点
19世纪，在微积分的算术化和集合论的建立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数学基础的三大学派——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主张哲学唯一合法的研究领域是逻辑学，数学哲学则是研究数学语言的逻辑句法学和逻辑语义学[3]9。
20世纪初，哥德尔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说明，逻辑分析以存在建构自身作为参照，不然则会陷入无穷回归；而逻辑分析则是在集合论语言的基础上建构数学存在，这些观点蕴含了结构主义的思想[3]9。20世纪60年代，奎因认为，约束逻辑变元的取值其实就是存在，哲学本体论可以通过语言加以研究，利用语言可以研究存在，结构主义因而进行了数学哲学的范式转换。关系与其所依附的所有个体共同组成结构。根据结构所依附的个体的不同类型来看，数学结构主义主要包括四大学派：集合论结构主义[4]184-211[5]、先物(anterem)结构主义[4]188-198、范畴论结构主义[6][7]、模态结构主义[8]。
集合论结构主义使用模型论中熟知的方式，来描述数学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模态结构主义，不是通过对结构或位置进行字面上的量化，而是通过借助于适当的关系和定义域的(二阶)逻辑可能性，来满足经典公理系统的隐含定义条件[4]185。先物结构主义则主张：利用结构中的位置可以定义数学对象，数学对象的指称则要求结构与能够例示它们的任何系统是相互独立[9]；数学公式能够由相干公式来描述，而且这些相干公式能够由实际存在的先物结构来满足[10]。范畴论结构主义本质上是通过一系列结构保持映射，为数学结构提供系统概念，从而为数学作出哲学解释[7]。夏皮诺(Shapiro)认为，虽然这些学派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不论是从主流数学的目的来看，还是从某种更深层次的哲学意义来看，这几大学派其实是等价的。例如：处理哲学问题的一种方法与处理这种问题的其他方法，具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可以通过系统间的自然转换来表达[4]184。这些学派通过语言的途径，把数学哲学引向了对意义和真理的探讨以及对数学对象的存在建构[3]10。
结构主义对数学存在的语言建构是建立在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这三大学派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三大学派认为：结构主义可以利用语言框架来建构数学对象，这一点在模态结构主义和集合论结构主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使得结构主义的本体论建构与作为数学基础的逻辑研究之间能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从而为逻辑学与本体论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3]12。范畴论结构主义挣脱了逻辑语言的束缚，创立了崭新的本体论语言，在把语言纳入存在的内涵的同时，还把存在上升到了语言的境界，并通过集合论与逻辑语言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使得存在建构能够像逻辑建构那样成为严密的科学[3]13。
二现代逻辑学具有结构主义特征
形式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一种数学哲学思潮，它是极端唯名论在数学中的具体体现。而形式化则是现代逻辑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形式化过程一般包括：进行预备性研究、构造形式系统并对其进行解释、关于形式系统的元逻辑研究这几大步骤[2]124-130。具体地说，对现实世界进行模拟的现代逻辑学形式系统，一般都遵循这样的研究思路：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给出一个没有歧义的形式语言，目的是规定哪些符号串是所研究的形式系统的合式公式；其次，给出这一形式语言的语义解释，这需要利用赋值给出合式公式有效性定义；然后，给出这一形式系统的公理和推理规则；再次，根据这一形式系统的语言、语义、公理和推理规则，寻找相关定理；最后，研究系统的可靠性、完全性、可判定性和复杂性等等。
哲学本体论是研究隐藏在真实世界背后存在的最高本质，即对本体、属性和关系进行哲学思考。因此，现代逻辑学本体论的现实原型就是现实世界的本体、属性和关系。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看，不论是计算机科学、应用数学，还是逻辑学，一般都遵循着相同的研究思想——结构主义的研究思想：重要的不是个体对象、集合，而是所研究对象的结构以及结构之间的关系。正如高斯所说：“数学是关于关系的科学，从关系中可以抽象出任何概念。”彭加勒也认为，“数学家不是研究对象，而是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11]1-34。计算科学的基本特征就是研究对象的构造性的数学特征，并利用定义和解释，在对现实中的对象进行抽象和模型化的基础上，给出相关定理的证明[12]89。
从19世纪末以来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模态逻辑、动态逻辑(包括命题动态逻辑、量化动态逻辑)、认知逻辑、广义量词理论、类型逻辑语法、范畴类型逻辑等逻辑分支，都或明或暗地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即对象的结构化的总体特征常常靠利用公理化方法、对象间的映射与同构来加以研究。从20世纪以来，作为数学哲学的结构主义，就已经成为研究逻辑学的主导方法，在模态逻辑、命题动态逻辑、广义量词理论和范畴类型逻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总体上看，结构主义的特征在逻辑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正是这一结构主义特征激发了逻辑学界、科学哲学界等对结构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
笔者认为：不论数学结构主义有多少种学派，也不论各学派之间有何分歧，逻辑学，尤其是形式化的现代逻辑学，几乎都或隐或显地采用了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形式化的现代逻辑学主要是描述各自论域中的各种研究对象的结构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而不必考虑具体对象的内在的品质，不同的逻辑对象可以由其相应结构的性质或结构之间的基本关系来表示。
比如：模态逻辑充分考虑了含有“可能”和“必然”的模态语句的这一命题结构，引入了“可能”和(或)“必然”模态词，对传统的一阶逻辑进行扩展而得到的。因为预设的公理和推理规则不同，而得到的模态系统也不同，对这些模态系统的框架进行解释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模型。认知逻辑则是模态逻辑的改版，即：把模态逻辑中的必然算子，解释成相信算子或知道算子等而得到的。虽然各个逻辑系统千差万别，但是，各个系统所给出的句法和语义，以及随之而定义的框架与模型和在此基础上对可靠性和完全性、可判定以及复杂性的探讨等等，都或隐或显地彰显了结构主义的特征。
由于很多数学都研究抽象的结构，因此，数学结构主义在数学哲学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根据数学结构主义的观点，数学理论描述各自论域中的结构的性质，而不必考虑所讨论对象的内在品质[13]。狄德金主张把数学结构作为以集合、运算和关系的系统的基础，并认为同构概念与结构的类型紧密相关[3]10。为了准确清晰地表述“结构”或“结构映射”的概念，数学只有利用集合论，或者只有利用作为结合论的一个分支的模型论，才能够准确表征结构、结构映射等概念。因此，集合论就成为结构主义重建数学的语言基础，成为结构主义表述各种数学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语言。作为现代逻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的广义量词理论，集合论语言是其基本语言，因此，广义量词理论也采用了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下面，笔者将以广义量词理论为例，来考察结构主义在现代逻辑学中的具体体现。
三结构主义在现代逻辑学中的具体实例
广义量词理论是揭示广义量词的普遍语义性质和推理特征的自然语言逻辑理论。集合论视域下的广义量词是通过对自然语言中的名词短语或其限定词进行语义解释后而得到的。即：广义量词对应于所有名词短语或其限定词的指称。一阶逻辑的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也是广义量词。可见，广义量词理论是在一阶逻辑和集合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广义量词的真值定义是建立在标准模型论的基础之上，广义量词的量化论域是由个体组成的集合，真值的模型论概念则是利用非逻辑符号的解释和量化论域来加以表述的[14]40-41。广义量词理论以集合论语言作为其基本语言，而集合论语言是结构主义表述各种数学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语言，因此，广义量词理论在诸多方面都体现了数学结构主义的思想。
(一)广义量词的同构闭包性彰显了结构主义的思想
1957年，莫斯托维斯基(Mostowski)为〈1〉类型广义量词附加了这样条件：不允许我们对论域中的元素加以区分。1966年，林登斯托姆(Lindström)把这一条件推广到更为普遍的情况，而且这一条件得到了逻辑学家的公认。这一条件被称为同构闭包(isomorphismclosure)，即：在逻辑中，只有结构才是重要的，个体对象、集合本身并不重要。这一思想与数学哲学中的结构主义思想不谋而合。用逻辑的术语来表述同构闭包的思想就是：如果一个逻辑语言中的语句在一个模型中为真，那么该语句在所有的同构模型中为真。即：逻辑是主题中立的[14]95。如果逻辑是独立于主题事物，那么逻辑常元将在论域间的任意双射下都是不变的，或者更弱一点地说，逻辑常元在论域的任意置换下是不变的[14]324-325。比如：假设把“学生”一一映射成“狗狗”，把“面包”一一映射成“骨头”，把“在吃”一一映射成“在啃”，那么，如果“每个学生最少吃三块面包”在一个模型中为真，那么“每个狗狗最少啃三块骨头”肯定在其同构模型中也为真。这说明，“每个”和“最少三(块)”具有同构闭包性。可见，逻辑学对所有对象都同等对待，逻辑性质不但在严格变换下是不变的，而且在所有双射下也是不变的[14]325。
同构闭包不仅仅局限于量词。比如，命题联结词也不关注主题事物：合取词可以统一运用于两个语句或两个集合或两个别的对象，而不考虑这两个对象的具体内容，仅仅考虑这两个对象的结构。这说明，同构闭包表达的思想与结构主义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对于自然语言量化而言，同构闭包具有重要的意义。莫斯托维斯、林登斯托姆、塔斯基和范本特姆都认为，满足同构闭包性是满足逻辑性的必要条件[14]327-328。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在实践中提出的所有形式语言都具有这样的性质：真在同构下得以保持，在系统中使用的所有算子以及由这些算子定义的别的所有算子，都满足同构闭包性[14]328。
(二)广义量词的真值定义体现了结构主义的思想
从语法的视角看，一个广义量词是一个变元约束算子，此算子把每个定义域与其任意子集间的一个二元关系联系起来。从语义的视角看，一个广义量词是一个映射，此映射通过表征广义量词的论元集合的性质或论元集合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广义量词的语义性质[15]。例如：每个亚氏量词(即：all、some、no、notall这四个特殊的广义量词)实际上表示的是个体的集合之间的一个特殊的二元关系。比如：在“所有学生都去操场了”中，令论域中所有学生组成的集合用S表示，论域中所有去操场的个体组成的集合用P表示，这一语句就可以表示为all(S，P)这一三分结构，其真值定义all(S，P)⟺S⊆P的意思是，集合S是包含在集合P中，即：论域中，所有学生组成的集合包含在所有去操场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广义量词理论很好地诠释了数学结构主义的内涵。比如：all(S，P)这一三分结构还可以表示“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所有的狗狗都要睡觉”、“所有的大米都吃完了”等等，这里的“学生”“人”、“狗狗”“大米”等对象所组成的集合S，以及这些对象分别与“去操场了”、“要死的”、“要睡觉”和“吃完了”等对象所组成的集合P，这些具体对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语句都可以用all(S，P)这一三分结构来加以统摄。其真值条件就是，当S⊆P(即S包含于P时)时，all(S，P)就为真。
(三)广义量词理论对单调性的处理也展示了结构主义的思想
广义量词的单调性是广义量词最为重要的语义性质。例如：至少三分之二的学生认真完成了作业。⟹至少三分之二的学生完成了作业。令S表示论域中所有学生组成的集合，P表示论域中认真完成作业的个体组成的集合，P′表示论域中完成作业的个体组成的集合。“至少三分之二的学生认真完成了作业”可表示成atleast2/3(S，P)这样的三分结构，“至少三分之二的学生完成了作业”可表示成atleast2/3(S，P)这样的三分结构。这一单调性推理可形式化为atleast2/3(S，P)⟹atleast2/3(S，P′)，由于P⊆P′，由P到P′，集合在增大，因此，这一推理体现了“至少三分之二的”这一广义量词的右单调递增的性质。而P⊆P′可以理解为，所有的P都是P′，这可表示成all(P，P′)。具体地说，就是：所有认真完成了作业的个体都是完成了作业的个体。这一单调性推理其实是省略了all(P，P′)这一前提的广义三段论推理，其形式化结构为：atleast2/3(S，P)∧all(P，P′)⟹atleast2/3(S，P′)。事实上，所有关于广义量词的单调性推理，都是省略了一个暗含前提的广义三段论推理。
可见，广义量词理论对单调性的处理所使用的基本语言也是集合论语言，这一语言也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语言，因而体现了结构主义的思想。1984年范本特姆提出的利用数字三角形方法，来表征具有驻留性、扩展性和同构闭包性的〈1〉类型和〈1，1〉类型广义量词的单调性，其背后也暗含了浓烈的结构主义思想。限于篇幅，不再详细论述。
(四)基于广义量词理论的广义三段论推理蕴涵了结构主义的思想
正如一阶逻辑的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是广义量词的特例一样，亚氏三段论也是广义三段论的特例。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很长时期内，对亚氏三段论的有效性的研究，几乎都是采用的是非形式化的方法。自从有了广义量词理论后，对包括亚氏三段论在内的广义三段论的研究，就可以用形式化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表示和有效性的证明[1]155-202。而且利用广义量词理论，不仅可以对24个有效的亚氏三段论进行形式化，而且还可以对其进行公理化[16]。这种形式化的逻辑研究方法不仅拓展了逻辑研究的范围、提升了逻辑学的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计算机科学中的知识表示、知识推理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
广义量词理论完成以上这些任务主要还是利用了集合论语言，彰显了结构主义的思想。具体地说，就是充分利用了“含有〈1，1〉类型的广义量词Q的量化语句具有Q(S，P)这样的三分结构”这一知识。〈1，1〉类型的广义量词揭示的是所涉及的左论元所组成的集合与其右论元所组成的集合之间的二元关系。〈1〉类型的广义量词揭示的是所涉及的论元所组成的集合的性质。由于自然语言中的广义量词绝大多数都是〈1〉类型和〈1，1〉类型的广义量词，而且对〈1〉类型的广义量词的研究可以转化为对其〈1，1〉类型的亲缘广义量词的研究[1]46。因此，利用这一结构主义思想，就可以对自然语言中绝大部分广义三段论进行形式化和有效性的证明。简言之，这一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强普适性。
例如：“所有渴望暴富的人都是浮躁之人。大多数人都是渴望暴富的人。所以，大多数人都是浮躁之人。”其中的“大多数的”对应的是〈1，1〉类型的广义量词。令论域中所有人组成的集合用S表示，论域中浮躁之人组成的集合用P表示，论域中渴望暴富的人组成的集合用M表示。利用结构主义的形式化表示方法，这一广义三段论，可以形式化为：all(M，P)∧most(S，M)⟹most(S，P)。利用广义量词的真值定义就可证明这一广义三段论的有效性。证明：假设all(M，P)与most(S，M)这两个条件均成立。根据all和most的真值定义可知：all(M，P)⟺M⊆P，且most(S，M)⟺|S∩M|≥|0.55|S|，因此，|S∩P|≥0.55|S|。再根据most的真值定义“most(S，P)⟺|S∩P|≥0.55|S|”可知：most(S，P)成立。证毕。对亚氏三段论和其他广义三段论的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证明均可以类似处理。可见，利用结构主义的形式化研究方法，可以简洁明了地对包括亚氏三段论在内的广义三段论进行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证明。
笔者多年的研究表明：这一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普适性非常强。因为不论是自然语言中无处不在的广义量词的单调性推理，还是亚氏三段论推理，抑或是广义三段论推理，以及建基于这三种推理之上的语篇推理，都可以使用这种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证明。
四结论
总之,语文学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读古代文献,并不是去探索语言自身的规律,因此语文学时期的语言研究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语言学研究史的分期有着数种分法,马悦然将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六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清代到19世纪末。他将汉语史分为三期;古汉语、中古汉语(隋唐时期)、早期官话(13、14世纪)。马悦然认为汉语研究史和汉语史的发展阶段大体相同,可以看出,他的分期是采取语言研究史和语言史双重标准的。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特性,中国没有诞生语法学。从先秦时期到秦汉时期的语言学研究主要是音韵学方面,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果。先秦时期语言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这时期关于语言学的争论主要是“名实”问题。随着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小学这门学问,马悦然称之为“语文学”。这时期的研究开始涉及方言词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音韵学取得重要发展的时期,最重大的成果是反切的发明和韵书的编纂,音韵学在隋唐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切韵》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到了元明时期,关于音韵学方面的着作已经屡见不鲜,比如《中原音韵》、《洪武正韵》、《语助》等书,这一时期的陈弟在古音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是小学的辉煌时期,王力先生认为语言科学只能算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先秦时期到清代,中国传统语言学发展了2000多年,创造出了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方言学、修辞学等传统语言文字学得各个分科,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绩!20世纪的到来将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翻开新的一页!
汉语语言学的近百年研究与发展
上文我们主要讨论了20世纪之前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及研究成果,紧接着我们将结合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描绘出近百年的中国语言学发展状况。西方语言学同中国语言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希腊逐渐演变而来的西方语言学严格上来说始于19世纪。在语言学史历程中,现代语言学时期是西方语言学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探索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一切与语言有关的问题。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有以下几个时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始于19世纪末,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探索本族语及亲属语言之间的联系和它们的发展规律,从而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固定不变的框架,成为了现代语言学的第一个里程碑。就在同时期20世纪的前夕,《马氏文通》的面世,让中国诞生了语法学,从而使中国在60年代结构主义时期对语法的认识有了质的进步!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第二个时期,产生于20世纪初。结构主义主张每种语言都有一套独特的关系结构。语言中的个别单位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在跟其它的单位区别和对立中存在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普通语言教程》是一部划时代的着作。这本书提出了着名的“语言是符号系统”这一观点。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结构主义就已经运用到汉语研究当中去了。最早引进西方先进语言学理论的《马氏文通》采用了前结构主义的方法。而后又有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赵元任先生的《国语入门》,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朱德熙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我们的前辈都在努力的借鉴西方先进方法来融入汉语研究,表明了中国语法学界正在不断的吸收着结构主义的先进观念和方法以促进中国汉语研究的发展,它从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对中国语言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在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中,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人们运用结构主义来构建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分析汉语语法研究中不同层面的问题,帮助改善汉语教学方法。作为一名汉语语法研究者,要充分理解结构主义并且把它运用到汉语研究当中。
结构主义已经是研究汉语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大多数研究领域中,要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少不了对结构主义的学习和掌握。结构主义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根深蒂固的一种运用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汉语研究问题的方法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起初引进中国时反响非常强烈,也掀起了一股乔姆斯基热。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生成语法并没能够取代结构主义语法,而且从汉语语法研究的实践来看,采用生成语法研究汉语更适于中国汉语的特点。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成语法采用演绎式的研究方法,根据阐明理论的需要来选择例证,很少涉及汉语中存在的大量特殊的语言现象和语法问题;而结构主义采用系统归纳式的研究方法,从个别到一般,更适于从微观上解决各种问题。因此,结构主义是从微观进入宏观,在汉语研究的主要方面逐层构建起结构系统,而且在每一个层面都用实证的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一点是转换生成语法至今还无法做到的。
目前在国内影响较大的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和认知语言学,从语言观和方法论上可以说对结构主义有了突破性的超越,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但这两种理论要想像结构主义那样,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取得语言学者们的普遍认同,还须要一段时日。由此可以看出,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一直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产生着重大的作用。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掌握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构成，为社会研究的取向、设计、实施和策略提供程序上的指导，是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功能。法国哲学家孔多赛（Condorcet，1743-1794）自18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概念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经历由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两大取向的方法论对立体系，走向强调混合方法论，关注连续性、互补性、整合性的当代。蒋逸民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概括为：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1]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国古代关于人口统计调查的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商品买卖统计和测量方法，古希腊哲学自然哲学方法等等，此时的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形成，方法论多为哲学方法论。直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为止，古代哲学结束了辉煌时期。
其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此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体系，社会科学也从旧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此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为主，哈金（Ian Hacking，1936-），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等科学哲学家围绕逻辑实证主义是否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对自然科学进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与此相对的，是社会学家狄尔泰、韦伯提出的反对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经典阐释主义主张。至此，形成了经典的实证主义和经典的阐释主义两大基本社会科学方法论。
再次，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定量研究方法论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论模式的诞生，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了成熟时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论被普遍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检验研究，定性方法论则被用于理论建构方面。
最后是进一步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后现代思潮深入和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这种混合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采用相对主义的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的方法。
回顾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哲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融合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逐渐呈现出方法论取向多样化，多方法论主张相融合的特征。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这一特征，正是建构主义研究进路对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张的方法论体现。
二、建构主义进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
建构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各有其定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建构主义是方法论相对主义，即所有知识形式都应以同一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所有知识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构主义的起源而言，现象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修辞学、符号学等哲学视角为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并促使建构主义放弃用真理性或有效性问题来解释自然知识的独特研究进路。正如布鲁尔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所主张的那样，[2]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排除了传统认识论问题，割断了科学研究与传统认识论先入之见的联系，进而对以前不受欢迎的关于“客观”知识是如何由“非客观”因素建构而成的话题进行探索。
其次，就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持建构主义主张的研究者来看，大部分建构主义者都选择从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引出各自的研究主题，库恩的范式理论将科学看作是受一个逻辑结构、一个世界观所统治的传统形象彻底打破，并认为科学更像是“一个传统权威的组织”、“一种工匠活动”、“一种地方性的（locality）知识形式”，[3]所以，应该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同等对待。受这一科学观的启发，建构主义者放弃了宏观的科学研究主题，转向了狭窄而集中的微观分析，进而影响了社会科学叙事方式从宏观向微观转向。
在中国，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老子，对这问题最著名的论答是荀子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在古希腊，形式派则坚定的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约定俗成的。这一主张和荀子的论断不谋而合。与古希腊不同的是，中国没有走上与形式逻辑一致的、重形式的语言研究道路，却走上了与修辞、篇章紧密相连的注重意义、注重实用的功能化道路。在古希腊偏重形式的研究道路上，形成了自己的语法研究体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诞生了传统的西方语言学。
总之，语文学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读古代文献，并不是去探索语言自身的规律，因此语文学时期的语言研究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语言学研究史的分期有着数种分法，马悦然将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六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清代到19世纪末。他将汉语史分为三期；古汉语、中古汉语（隋唐时期）、早期官话（13、14世纪）。马悦然认为汉语研究史和汉语史的发展阶段大体相同，可以看出，他的分期是采取语言研究史和语言史双重标准的。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特性，中国没有诞生语法学。从先秦时期到秦汉时期的语言学研究主要是音韵学方面，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果。先秦时期语言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这时期关于语言学的争论主要是“名实”问题。随着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小学这门学问，马悦然称之为“语文学”。这时期的研究开始涉及方言词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音韵学取得重要发展的时期，最重大的成果是反切的发明和韵书的编纂，音韵学在隋唐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切韵》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到了元明时期，关于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已经屡见不鲜，比如《中原音韵》、《洪武正韵》、《语助》等书，这一时期的陈弟在古音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是小学的辉煌时期，王力先生认为语言科学只能算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先秦时期到清代，中国传统语言学发展了2000多年，创造出了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方言学、修辞学等传统语言文字学得各个分科，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绩！20世纪的到来将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翻开新的一页！
汉语语言学的近百年研究与发展
上文我们主要讨论了20世纪之前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及研究成果，紧接着我们将结合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描绘出近百年的中国语言学发展状况。西方语言学同中国语言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希腊逐渐演变而来的西方语言学严格上来说始于19世纪。在语言学史历程中，现代语言学时期是西方语言学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探索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一切与语言有关的问题。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有以下几个时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始于19世纪末，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探索本族语及亲属语言之间的联系和它们的发展规律，从而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固定不变的框架，成为了现代语言学的第一个里程碑。就在同时期20世纪的前夕，《马氏文通》的面世，让中国诞生了语法学，从而使中国在60年代结构主义时期对语法的认识有了质的进步！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第二个时期，产生于20世纪初。结构主义主张每种语言都有一套独特的关系结构。语言中的个别单位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在跟其它的单位区别和对立中存在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普通语言教程》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本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是符号系统”这一观点。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结构主义就已经运用到汉语研究当中去了。最早引进西方先进语言学理论的《马氏文通》采用了前结构主义的方法。而后又有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赵元任先生的《国语入门》，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熙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我们的前辈都在努力的借鉴西方先进方法来融入汉语研究，表明了中国语法学界正在不断的吸收着结构主义的先进观念和方法以促进中国汉语研究的发展，它从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对中国语言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在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中，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人们运用结构主义来构建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分析汉语语法研究中不同层面的问题，帮助改善汉语教学方法。作为一名汉语语法研究者，要充分理解结构主义并且把它运用到汉语研究当中。
结构主义已经是研究汉语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大多数研究领域中，要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少不了对结构主义的学习和掌握。结构主义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根深蒂固的一种运用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汉语研究问题的方法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起初引进中国时反响非常强烈，也掀起了一股乔姆斯基热。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生成语法并没能够取代结构主义语法,而且从汉语语法研究的实践来看,采用生成语法研究汉语更适于中国汉语的特点。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成语法采用演绎式的研究方法,根据阐明理论的需要来选择例证,很少涉及汉语中存在的大量特殊的语言现象和语法问题；而结构主义采用系统归纳式的研究方法,从个别到一般,更适于从微观上解决各种问题。因此,结构主义是从微观进入宏观,在汉语研究的主要方面逐层构建起结构系统,而且在每一个层面都用实证的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一点是转换生成语法至今还无法做到的。
目前在国内影响较大的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和认知语言学,从语言观和方法论上可以说对结构主义有了突破性的超越,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但这两种理论要想像结构主义那样,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取得语言学者们的普遍认同,还须要一段时日。由此可以看出，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一直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产生着重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