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6:41:38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增长的阶段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 二元经济转型 产出弹性
一、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我国经济增长：一种回归分析
尽管对于制度与二元经济转型两者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发展理论都相应的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为更有利于对问题的分析，我们这里拟采取直接选定变量并在建立计量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
先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实践中我国的经济制度变革基本上是沿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经济主体产权制度的变革以及发展战略的全面调整这三个方面来展开的[1]，因此，我们在构建计量模型并进而进行回归分析时，就拟将具体的经济制度变量界定在以下三个方面：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与开放程度。实际测算中，市场化程度（MRL）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非国有化水平（NOSW）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开放程度（ORL）用对外贸易比率来表示。
依据上述制度变量的含义，我们首先可建立起制度――经济增长的经济评估模型：GY=A0=A1MRL+A2NSOW+A3ORL……（式一），回归后可得到方程：GY=167.37+5.784MRL+11.562NSOW+0.405ORL ……（式二）
（132.418）(2.377)(0.895)(1.450)
R2=0.991,DW=1.10, F=293.204
既然，（式二）中的DW值较大，也即说明了自变量之间存在着比较强的自相关性；这一点其实便说明了“非国有化”、“市场化”以及“开放水平”之间的变化并非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在发展中相互作用的。
由于“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开放水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1]，因此要排除这种强烈的正相关对我们制度――经济增长分析的影响，我们这里可以利用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的方法，用 作为回归系数的估计，以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其中，k为岭回归的参数）。随着k值的变化，我们即可得到不同的回归参数与k2的估计值（见表一）并进而验证我们的相关结论。
表一岭回归k值与系数估计
k R2 NSOW MRL ORL
0.00000 0.98216 1.128233 -0.178237 0.019750
0.05000 0.97092 0.852649 -0.019352 0.124967
0.10000 0.95658 0.713908 0.058057 0.172222
0.15000 0.94466 0.629136 0.102854 0.197453
0.20000 0.93482 0.571193 0.131320 0.212127
0.40000 0.90574 0.446804 0.180115 0.231166
0.50000 0.89377 0.411773 0.188539 0.231628
0.55000 0.88802 0.397477 0190985 0.230494
0.70000 0.87126 0.362855 0.194113 0.226917
0.75000 0.86576 0.353313 0.194216 0.225165
0.85000 0.85484 0.336360 0.139532 0.221330
0.90000 0.84941 0.328758 0.192855 0.219304
0.95000 0.84399 0.521642 0.192012 0.217234
依据表一，我们又可作出岭回归系数的变化图（见图一）
结合表一、图一，我们可以看到，随着k值的增大，市场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从负变成了正；而当k=0.5时，岭迹图已经比较稳定。为此，最后取k=0.5时，估计回归方程就为：GY=-421.714+6.119MRL+4.22NSOW+4.754ORL ……（式三）
(132.418)(2.377)(0.895) (1.450)
R2=0.945F=44.87
显然，这也就说明了我们所选定的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些相关关系中，“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开放水平”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致相当；同时，岭回归参数k=0.5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又说明了这三个制度性变量之间是相互推进与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单纯的制度变量的变化都无法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作用。至此，制度――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也就基本上得以了证实。
分析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后，我们再来观察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二元经济转型变量，我们选定“非农化水平（NA）”为变量，并据此建立简单的计量模型来测算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有：GY=A+B・NA，计量后可得到回归方程：
GY=-762.79+26.94NA……（式四）
(72.49)(1.76)
R2=0.98DW=0.223 F=232.15
由此可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计量方程（式三）与（式四）并没有拒绝（也即是验证了）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因而，我们也就不难作出如下判断：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协同发展与作用下的产物[2]。如此，为谋求分析的准确性与有说服力，我们又有必要将制度变量与二元经济变量同时纳入计量模型中，以测算出这些变量在协同作用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又可以通过建立简单的回归方程来得出相应的计量方程：
GY=46.83+15.412MRL―4.567NSOW+1.810RL―14.653NA……（式五）
(2.77)(8.79) (-2.141) (1.303)(-2.453)
R2=0.994 F=290.994 DW=1.857
从上述结果中我们不难看出，“非国有化”这个核心的制度变量与“非农化水平”这两者对经济的作用是负面的、且明显地与制度――经济增长以及二元经济发展这一结论相冲突。不过，这一情况对我们的分析结论并无太大影响。原因在于，DW值过大，回归变量之间存在自相关性，并且很多变量的显著性无法通过，因此，上述方程（式五）其实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各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也就要求我们在实际测算中有必要消除回归变量之间的这种自相关性。为此，我们同样采取上述的岭回归方法来处理此类的自相关问题。于是我们又可以得到估计回归方程：
GY=--213.83+7.321MRL+3.87NSOW+2.834ORL+0.435NA……（式六），
（126.74）(5.76) (2.343) (2.514) (0.156)
R2=0.979F=90.664
根据估计回归方程（式六）并综合前面有关的分析，我们便不难看出如下的三条结论：一是制度变革、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都呈现出了较高的相关关系，也即是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在我国同时存在。二是与三变量综合模型相比较，在纳入二元经济变量后，各种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较大的变化，其中对“非国有化”与“开放水平”的影响最大。这一点也就无形中说明了二元经济的转型与这两个制度变量的关系更为密切。此外，结合这些制度变量的相关性，我们还不难看出：不仅“非国有化”与“开放水平”是推动二元经济转型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而且二元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纳到“非国有化”与“开放水平”的发展上。三是二元经济与制度变量的自相关性同时也说明了，虽然制度变量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很大，然而，这一点却并不能忽略二元经济转变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元经济转型一方面是制度变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也是推进制度变量变化的重要因素；此外，二元经济转型的滞后不仅会严重制约到制度变革的结局，而且也还可直接影响制度调整的空间。显然，经济增长应是制度变迁、对外开放以及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相互作用与共同发展的结果[3]。
二、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我国经济增长：一种因果推导
应该说，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说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只是这种分析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这些因素能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因为从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讲，回归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3]。因此，为了真正体现出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转型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具体地位与作用，我们就有必要建立起一个既包容了制度变迁因素，又包括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生产函数，并借此有效地分析出相关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抽象的生产函数Y=AKαLβeε中，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二是对资本和劳动配置效率以及包括技术在内的生产效率的影响。据此，我们即可建立起如下的生产函数：……（式七）
式中α、β、φ为参数；x1、x2分别为“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占社会总固定资本的比重”和“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总固定资本投资的比重”，y1、y2分别代表“非国有经济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和“非农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z1、z2、z3分别为“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度”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占总职工的比重”。
对上述生产函数变形后进行计量，又可得到如下方程：
1ny=2.451+0.253Ink-0.029x1knk+0.48x2lnk-0.18lnL+0.082y1lnL+0.177y2+0.896
(1.102) (1.769) (-0.937)(2.809) (-0.662) (2.514) (2.412)
+0.155z1+0.144z2+0.639z3 ……（式八）
(0.501) (0.637) (0.764)
R2=0.999F=1686.5 sig=0.00
由此,又能得到包含各种制度结构变量和二元经济结构变量的社会生产函数:
……(式九)
依据上述(式八)与(式九)两个生产函数,我们即可得到以下的衡量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参数指标和数值。
(1)规模经济指数(弹性指数):g=0.072-0.029x1+0.484x2+0.082y1+0.177y;
(2)资本边际产出:
(3)劳动力边际产出:
(4)技术产出弹性:
(5)市场化产出弹性:
(6)开放产出弹性:
(7)资本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非国有固定资本占社会固定资本的比重每上升1%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8)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每上升1%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9）劳动力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劳动力由国有经济向非国有经济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10）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劳动力由农业向其他产业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11）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变化）：
（12）产业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所有生产要素的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变化）：
上述各种参数指标及其数值也就表明了不同生产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率。当然，如果在这些效率指标的基础上，再考虑不同时期各种参数的具体历史变化幅度，那么我们又可以得到所有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以及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
（13）制度――增长贡献率＝市场化产出弹性×市场化指数变化率＋开放产出弹性×开放指数变化率＋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所有制变化率＝0.155z1+0.144z2-0.029x1lnX+0.082y1lNl.
（14）二元经济――增长贡献率＝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资本变化率＋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劳动力变化率＝0.484x2lnK+0.177y2lNL
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时期数据（1982年至2005年）代入上述14个方程中，即可得到相关的参数时间序列值（因篇幅限制，这里略去了相关的参数时间序列值）。
依据相关的各参数时间序列值变化的具体情况，我们又可以形成如下的五方面认识：一是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上来看，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程度要远高于所有制度的变量（因为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达6.025，而制度变迁的只有0.26），因此，从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角度上讲，我国过去二十来年的经济增长应当是以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主导。二是结合过去各种变量调整的幅度，我们又可以看到我国大幅度的经济制度变量弥补了其产出弹性低下的缺点――非国有经济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了64.23%，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比重提高了253.33%，市场化程度提高了245.68%，对外开放指数提高了90%；而与此同时，二元经济转型的较小变化幅度却抵消了其高弹性的作用――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增加了1.23%，非农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了72.88%。显然，经济制度变量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二元经济转型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两者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太大――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29%，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率为46.54%，技术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23.13%，而要素投入的增加却达到了16.04%。尽管如此，数据对比上的差距还是告诉我们：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不似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来源于或主要来源于制度的变革，增长的主要来源应可归结为二元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上。总的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渐进式的制度变迁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享受到了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后发优势”（当然，这种“后发优势”又是与制度变迁紧密相连的）。三是之所以我国制度变迁并未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核心与主要的作用，而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却是异乎寻常的显著，其原因应主要有以下的三点：首先从规模经济指数上看，我国的规模经济指数虽一直都在提高，但却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而且无约束值也应低于1（位于0.6-0.7之间），这也即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处于规模经济递减的状态。其次，从资本的边际产出方程式中（式九），我们又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的增加也有弱化整体资本边际产出的作用。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非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里，而大部分中小企业又是以粗放式的经营为主，因此，国有经济的民营化在其初期并没有提高资本的技术质量和相应的使用效率。最后，从劳动力边际产出及其方程αk/αk=（-0.181+0.082y1+0.177y2）y/L中又可以看到,我国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一直处于恶化状态，而导致这种状态的重要原因就在于y1、y2的值不足够大,以及L存量的只增不减。四是与技术产出弹性相比,各种制度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都很高;然而从发展趋势上看,从1999年起各种制度产出弹性的增长态势均趋于平缓,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一点无形中也就说明了由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变窄；相反技术产出弹性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显然，这种情况也就充分表明了核心技术的培育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4]。五是与所有制产出弹性、市场化产出弹性以及开放产出弹性的变化趋势相比较，产业结构产出弹性直接上升的趋势也就表明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而制度变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将成为历史。原因在于，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空间依然很大，而各种经济制度变化的空间却已经很小（如，第一产业的比重仍高达16%，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仍高达50%多；与此同时，市场化程度与开放度接近80%，非国有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高达63%左右）。由此可见，我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应当将重心放在如何推动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上面{5}。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的实证计量以及其他相关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及政策建议：第一，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与二元经济的转型共同构成了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总体上讲，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对外开放以及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共同作用与协同发展的结果。作为制度变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以及推进制度变量变化的基础，二元经济转型的滞后不仅会严重制约到制度变革的传导，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制度调整的空间。因此，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可以同时成立[6]。第二，如果从各种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影响的角度上看，二元经济转型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同时，虽然从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总量贡献上看，二元经济转型、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以及生产要素的增长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总的说来，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要高于其它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享受了渐进式的制度变革的好处，而且也无形中享受到了转轨的“后发优势”[7]。第三，从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展趋势以及作用的空间上看，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因素将会从以往的经济制度瓶颈转向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上。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核心技术的培育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将是我国经济边际增长的主导力量[8]。显然这一点也就决定了我国未来经济改革的重心应当从所有制改革、市场化和开放化转向资本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的进步上来。第四，资本产权的非国有化虽然对经济增长的绝对速度变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过去简单的“非国有化”发展中，资本产权结构的变化却有弱化我国规模经济与资本边际产出效率的作用。因此，未来的产权制度变革，不仅要注重资本产权所有制之间的流动，而且还必须要注重资本规模的调整以及资本产权调整与劳动产权调整的协调发展[9]。此外，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分别高于它们的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这一点也就无形中说明了未来资本的产业开放与劳动力的产业流动引导将比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因此，往后以所有制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应当逐步淡出，并让位于行业的开放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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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纪宝成、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02[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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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achs, Jeffrey D, “The Transition at Mid Decade”, American EconomicPreview papers ,1996.86:2PP128-133
[9]Vladimir Popov, “shock Therapy verses Gradualism; The End of the Debate”,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0,XLII,No:1 (spring: 1-57)
A Source Analysis on Our Country economic grow at the present stage: System Changes and Dualit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Visual Angle
JIANG Man-Yuan TANG Yu-Bi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Guangxi Financial College, Nangning 530003)
【关键词】经济增长 产业集中度 相关性
一、1978年～2010年三次产业分析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401202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15%，同时，三次产业所占比重也在不断变化中，其具体比重情况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三十多年来第一产业在我国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则一直保持稳定，一直在我国全国总产值中达到40%～50%的水平。因此，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可以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有一半是依赖于第二产业的。而在第二产业中，各细分产业的产值情况发展如何，就是本文重点分析的。
二、第二产业各产业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工业产业集中度情况
对于产业集中度，采用CR4、CR8来进行衡量，在本文中，这两个指标分别表示第二产业中细分产业中产值所占比重前四、前八的产业在第二产业产值中所占比重情况。
通过计算2004年～2010年7年的CR4、CR8，得到如下表的结果：
分析可以发现，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七年中所占比重一直都很高，尤其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所有行业中的排名一直都处于前两名的位置，其他的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在CR4中都有排名，从总体的CR8来看，可以发现，除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全国的排名也占据了前八位，而通过CR4、CR8在7年的数据来看，可以发现工业行业的集中度的走势是比较稳定的，前八个行业的产值在第二产业的产值贡献率在7年中均超过了一半，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出现轻微的波动。
（二）经济增长情况
本段分析中，为了上段与产业集中度的相关情况相对应，仅研究2004～2010年7年的增长率进行分析。
观察可以看出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之后有所减缓。这从整体经济情况来看，与2007年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重大的关系，之后由于受此次危机的影响波及，我国经济情况一度受到压制，但是2010年我国的经济又有所回升，增长率达到17%，尽管不能说我国已经摆脱这次危机的影响，但是我国的经济也开始显示出回暖的势头。
（三）产业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率
在本部分分析中，均采用变化率来进行研究，以使得分析结果更加符合我国目前实践情况，其变化情况如下：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明显看出经济增长率与产业集中度变化率呈现出负相关，即产业集中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甚至可能是负增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因为集中度越高，那么垄断程度就越高，这样不利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影响总体的经济运行。
三、对实践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2004～2010年间数据的处理分析发现如下几点：
第一，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我国所占比重一直很高，其原因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学方面的因素，具体而言有如下：首先，该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成本低，因此，该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并且在近年来呈现出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其次，由于我国现代化趋势加强，我们正在积极的运用先进技术来改善我国的现实情况，这就要求我们有足够的人员、技术、资金投入这个产业，因此产业在全国所占比重高也是必然的。
第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三个产业在我国排名均在前8位，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贡献。
第三，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全国比重也在前8位，其原因为该产业对我们而言是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因此对其的依赖性很强，在我国的比重很高，对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四，对经济增长率和产业集中度变化率之间的分析，可以明显的看出，两者之间存在负的关系，即经济增长越快，产业集中度应下降，反之亦然，而这一点也与我们在经济学中所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产业集中度越高，那么表明这个国家的垄断程度越高，这样就不利于市场竞争，会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导致消费者剩余遭受很大损失，从根本上来说是占有了消费者的权益。从理想状态下，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最优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制约，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的环境我们只能希望市场环境向着完全竞争的情况发展，以使得各种资源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的引导市场向着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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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文扬，李雨.我国工业产业集中度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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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杜传忠.中国工业集中度与利润率的相关性分析.经济纵横.2002，（10）.
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进入全面改革新时期，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多位经济学研究者开始对近几十年欧美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进行反思，探究、构建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经过近几年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新供给经济学”学派。
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共同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没有足够地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区别于传统“供给学派”仅强调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新供给经济学”也强调，在合理的政策选择空间内，政府有必要以经济手段为主进行理性的“供给管理”，有意优化供给引导、结构优化方面的政策，从而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端？“新供给经济学”能否有效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为此，本刊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贾康是我国著名财税问题专家，也是“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反周期式调控难以持续
《南风窗》：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破7”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从新供给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你们提出“供给管理”是基于何种判断？
贾康：“供给管理”是与“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侧重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
过去形成的主流认识是，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平衡问题在完全竞争基础上便可解决。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之后相对无效、低效的救助措施，彰显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理念的困境。
从上世纪30年代末以来，经济理论一直由凯恩斯主义主导，长期侧重于“需求管理”，主要强调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管理需求端。总体来说，“需求管理”是一个总量管理，总量管理最值得肯定的成就体现在凯恩斯革命形成的认识，即政府要以合理的国家干预反周期，低迷阶段要扩张，高涨阶段要收缩。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渐让市场发挥作用后，也碰到总量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中国的调控都采取了以总量为主的政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调控“区间”明显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反周期调控，空间已十分有限。
反过来讲，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调控实践来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宏观调控手段，显然都属于“供给管理”，而不是“需求管理”。2008年，美国人抛开之前奉行的“华盛顿共识”，放弃了由市场自发解决结构问题、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转而采用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来应对金融危机。
比如，美国政府选择性地不救“雷曼”，但出手救助了“两房”、花旗和通用，并且明确推行“油页岩革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重回美国”等倾斜政策。这就是跳出了传统教科书的框架，以“供给管理”为关键的手段问题的体现。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之“新”已明朗，“常”还未实现，要使经济探底企稳，对接尽可能长久的“结构优化”、能量提升的发展“升级版”中高速增长平台，就要实现动力转换，同样应该强调供给端。
在此之前，我们已看到了高层的态度。比如说，中财办主任在浙江和广东两地考察时便特别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供给侧要发力优化结构。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前所未有地提到了“供给管理”。对于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各方面已经越来越有共识。
“两孩”也是供给经济学的主张
《南风窗》：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和理念是什么？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双创”是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是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是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是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三中、五中全会已经有所回应，全面放开二孩现已达到，还有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就是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双到位”就是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如PPP机制创新；“双配套”是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此外还有“五并重”，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总的来说，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中国还没有实施量化宽松
《南风窗》：从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到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再到最近的“双降”，关于中国版QE（量化宽松）的猜测之声从未停息。从这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调整能否看出政府目前提振经济增长的深层理念和思路发生变化？
贾康：所谓中国版“量化宽松”说得过分了，现在需要有一定的松动银根措施。量化宽松，就是放松银根的常规手段已经没有操作空间的情况下，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非常规干预。中国现在还不是这个状态，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就是要适度宽松。
宏观政策的基调仍然是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但已明确强调了“微刺激”概念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适度”，以及适当增加重点项目的投资和“有效投资”，这些只属于宏观调控中“相机抉择”与结构优化结合的范畴，不是货币政策量宽性质。
不过，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优化，今后至少需考虑把握好几点。
一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的框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调控哲理。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决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
二是两大政策互有侧重、优势互补的同时，总体上需更多考虑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比如，当前力推的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方面，同样需放入“供给管理”框架来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在供给侧发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新常态下把保障房建设、小微企业创业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等这些优化供给的事项做好、做实。
《南风窗》：与传统“供给学派”不同的是，“新供给经济学”比较强调制度供给的概念，制度供给在助推经济动能转换中应该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呢？
贾康：供给端有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制度供给。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供给管理”的过程，除经济部门、产业、产能、产品、技术等结构方面的供给内容外，最关键的还必须着眼于以改革即有效制度供给，打开“制度红利”这一最大红利源。
制度安排层面的取向应该是市场化，但又不能简单限于、止步于市场化概念。应该超越“政府与市场绝对冲突”或“要么政府、要么市场二者必居之一”旧式思维，在尊重市场、培育市场的同时，供给端的特定作为必须包括政府积极有效地建设市场、组织市场。
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和取得积极性成果，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保住增长的可持续性。
可以说，以“制度供给”释放“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10年、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偏颇，正确发挥“供给管理”的价值，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条件。
结构性减税是制度供给之一
《南风窗》：从各项改革来看，时间表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以财税改革为例，过去一段时间，间接税改革相对而言比较顺利，而直接税改革进程并不顺利。
贾康：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非常有必要多项改革协调并进，其中应充分看重的是价、税、财等通盘协调的配套改革。通过营改增改革、分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及时推进消费税改革之外，还需在“立法先行”、“加快立法”的要求之下，适时推进环境税改革以及房地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这将使我国税制结构向提高直接税占比的方向推进，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税制。税改所打造的地方税体系，又将助力于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一方面可以解决现实中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行政框架扁平化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从而降低行政成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更好地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其他改革打开空间，释放经济发展潜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与间接税改革相比，直接税改革更深地触及既得利益，难度更大，争议更激烈。直接税制度建设推进缓慢，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代表着财税改革的时间，现在正面临重大考验。
《南风窗》：从生产要素的供给来看，微观主体尤其是制造业遇到了很大的瓶颈，企业转型升级的实际成本还是非常高，企业都希望减税。里根的供给经济学，首要的一条就是减税，中国也应该照办吗？
贾康：企业的转换动力一定程度的确来自于“供给管理”，特别是要有制度供给，而结构性减税只是其中的一点。
在减税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还有很多非税形式的负担。实际上，对企业最具杀伤力是税收之外的负担，乱收费、乱罚款、变相索拿、“红顶中介”的掺合等等。
现在，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在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把税外其他的负担减下来，特别是能够降低融资成本，使企业的创新得到持续的融资支撑。
投资不能废，但模式要创新
《南风窗》：在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方面，政府应该怎么做？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式投资曾广受质疑，这种模式还能持续吗？
贾康：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简单批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能照搬套用欧美国家以消费促增长的发展模式，更不能认为消费产生的GDP才是高质量的GDP，而投资产生的GDP都是低质量的GDP。
扩大投资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效益。从结构看，未来宜重点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及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在这些领域还应该提升投资强度。
从提升投资的质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入多元投资主体。比如，PPP就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模式。
[关键词] 经济增长；就业；关系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11. 050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11- 0104- 02
0 前 言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是反映国家经济运行状态的两个重要指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解决就业难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首要任务就是明确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新时期经济市场发展的背景下，只有对宏观经济与就业二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认识，才能够制定出科学、完善的经济发展对策，实现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1 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概况
1.1 第一产业发展特点
在我国社会经济产业结构中，农林牧渔业属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
我国属农业大国，所以国家对于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也相对较大，期望通过扶持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来实现农业的长足发展。但是，随着近几年城镇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第一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正在逐步下降。据统计，与1996年相比，2016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下降了近40%，而且还有持续下降的趋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产业总产值却在逐年递增。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先进设备越来越多，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劳动效率，而且ε┮挡量的增加也具有推动作用。虽然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与过去相比，农业产业结构却呈现出了明显的变化。其次，国家财政部门对农业发展支持力度的增加也是农业总产值提升的重要原因。正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从而使得第一产业在劳动力持续减少的同时，其产量还能保持一定的增长。
1.2 第二产业发展特点
第二产业主要指的是加工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采矿业以及材料生产与供应行业等。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时代，所以，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具有重要意义。纵观我国第二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所以产业的发展会产生周期性的波动，进而对劳动要素流动、投资和国际间的贸易往来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稳定第二产业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分别从就业结构、投资结构、产业布局和国家资源配置政策等多方面着手进行了积极调整，以期更好、更高效的创造产业生产总值，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相关数据表明，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不同，在不同经济发展背景下，产业生产总量与就业增长率的关系也有所变化。比如说，从1993年至2013年，经济总量增长率不断上升的同时，就业增长率也在逐年递增。但从2013年至今，就业增长率上升的同时，经济总量增长率却出现了缓慢下降的趋势；反之，当就业增长率下降时，经济总量增长率却有所上升。由此可见，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相对而言存在较多影响因素，需要国家经济部门对其给予高度重视，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对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与优化。
1.3 第三产业发展特点
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中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就当前第三产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产业在一国经济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发展程度越高，第三产业的地位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各类型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都在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逐步增加。换句话说，第三产业在未来的经济市场中将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就我国目前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对劳动力的吸纳空间不大，如果第三产业在服务需求方面不能有所增长，那么就业比重的上升也就无从谈起。
2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研究
2.1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循环关系
无论是哪一种产业下所呈现出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即经济增长既能够促进就业的增加，同时也依赖于就业的增加。在过去的时间里，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就业增加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眼中是必然的。他们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数量是决定国民财富的两个重要因素，生产效率高、劳动力数量多，国民财富就会增加，而国民财富的增加会进一步刺激消费，促使多种新兴产业的兴起，继而促进就业率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经济增长与就业是正相关的，其中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巨大。因此，为了降低失业率，保持一定的就业率，就一定要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是保持增长的必要手段。
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研究，需要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有效结合起来。就我国当前经济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来看，第一产业中蕴藏了大量失业人员，这就意味着第二、三产业可以获得近乎无限供应的劳动力，但前提是需要保证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此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还面临着新的问题，即城市发展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无论哪一地区，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都是有限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而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是对农村进行综合开发，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工业化程度，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农业部门的生产条件，提高农业部门从业者的收入水平。这样，使得农村与城市预期收入差距减小，城市就业压力减小。
2.2 经济增长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而言，若想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首要任务就是实现结构变化，这里所说的结构变化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就业结构变化。可以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改善和转变的过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初期，大部分发展重点都放在了农业方面，之后逐渐向工业方面转变，最后从工业方面转为服务方面。
通过上文的介绍能够看出，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那么，产业结构的变动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如果就业结构不调整，结果就是就业率持续降低，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经济发展初期，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是经济中的最大比例部门，社会劳动资源都积聚于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劳动者的能够逐步超过了农业部门，致使农业部门的就业逐渐减少。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提升，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得工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工业所需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出现了”排挤就业”的效益；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为商业、金融业等技术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使得第三产业吸纳更多的就业。库兹涅茨认为，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是人类走向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趋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带动就业结构的变化，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3 结 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之间所呈现出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面对这种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必须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对就业政策与经济增长政策进行持续优化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在国际经济市场中的地位，促使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1]赵长明.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研究[J].物流技术，2013（7）.
关键词：就业 回归模型 阶段性 协调性分析
近几年来，内蒙古的经济增长快的惊人，然而就业却呈现了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状和阶段性的特征，经济增长拉动的就业人数很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占很大份额但产值很小；第二产业产值很高而吸纳的就业人数却很小，产业内部结构失衡；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吸纳就业能力很弱。
实证研究
（一）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1980-2009年30年间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内蒙古统计年鉴》。主要采用指标为：一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量：内蒙古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各产业的生产总值GDPi（i=1，2，3）；二是内蒙古的就业人数，包括总的就业人数L和各个产业的就业人数Li（i=1，2，3）。
（二）平稳性、协整、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LNGDP和LNL进行检验，经检变量二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接着采用Johansen检验，发现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最后进行Granger检验，发现GDP是L的Granger原因（0.0210.05），它们之间呈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
（三）经济增长与总就业之间的关系
LNGDP与LNL的散点图。从图1可以看到LNGDP与LNL大致呈指数分布，设模型为L=aGDPα（α为就业弹性），变换为LNL=c+α*LNGDP（其中Lna=c），上述模型估计如下：
LNL=6.34+0.08LNGDP R2=0.81 D.W=0.17 （1）
（131.33）（11.19）
从方程（1）看出，模型在总体程度上拟合不错，R2=0.81，各变量都通过了检验。
各产值与各产业就业人数阶段性特征
为了能够深入研究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从各产业就业人数与各产值之间入手。首先做了各产业就业人数时序图，如图2、图3、图4所示（数据经过sas标准化）。
由图2、图3、图4看出，各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是持续增长的，都有一定的间断性，而各产业产值却是持续增长的，它们之间呈现不协调关系，其中图3表现最为明显，从1980开始就业人数持续增长，到1996年突然下降，直到2004年才开始缓慢上升。为了进一步分析问题，综合了图2、图3、图4，分三段进行研究。第一段从1980-1995年；第二段从1996-2004年，第三段从2005-2009年。
（一）第一阶段各产值和就业人数的特征
LNL1=6.05+0.04LNGDP1 （2）
（120.60）（3.84） R2=0.51 D.W=0.72
LNL2=4.11+0.25LNGDP2 （3）
（36.83）（9.88） R2=0.87 D.W=0.29
LNL3=3.76+0.34LNGDP3 （4）
（55.39）（21.79） R2=0.97 D.W=1.21
方程（2）、（3）、（4）各变量都通过了检验，各方程在整体上拟合还不错。在第一时间段中，无论是第一、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它们都对就业起到了拉动作用。第一产业拉动就业的弹性为0.04；第二产业为0.25；第三产业为0.34。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空间最大。
第一阶段从1980年到1995年，这时恰值“六五”“七五”和“八五”是改革开放初中期，内蒙古的经济在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下运行，非农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所吸纳的就业人数空间很大，呈现出每个产业产值增加都能带动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的特点。
（二） 第二阶段各产值和就业人数的特征
LNL1=6.08+0.04LNGDP1 （5）
（57.62）（2.23） R2=0.41 D.W=2.02
LNL2=7.31-0.33LNGDP2 （6）
（35.98）（-10.34）R2=0.94 D.W=1.88
LNL3=5.03+0.11LNGDP3 （7）
（12.59）（1.79） R2=0.31 D.W=1.18
在方程（5）、（6）、（7）中，只有方程（6）通过了检验且拟合良好，其余方程都没有通过检验，拟合效果较差。情况不如第一阶段，第一产业拉动就业弹性0.04；第二产业为-0.33；第三产业为0.11。经济增长只对第一、三产业起到了拉动作用且很小，而对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拉动反而是负的，这说明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就业人数的同步增加，这与经济理论相背离。产业结构和就业呈现不协调现状。
第二阶段从1996年到2004年，这时恰值“九五”和“十五”。内蒙古经济发展较快，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这时期经济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变得缓慢，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还是负数，出现了“排斥”现象。
（三）第三阶段各产值和就业人数的特征
LNL1=6.05+0.03LNGDP1 （8）
（33.24）（1.36） R2=0.38 D.W=2.54
LNL2=3.87+0.16LNGDP2 （9）
（22.64）（7.72） R2=0.95 D.W=3.37
LNL3=4.00+0.23LNGDP3 （10）
（9.10）（4.17） R2=0.85 D.W=1.39
在方程（8）、（9）、（10）中，只有方程（8）没有通过检验且拟合效果较差。第三阶段情况还是不如第一阶段，第一产业拉动就业的弹性为0.03；第二产业为0.16；第三产业为0.23，虽然对就业的拉动都是正作用，但全都是小于第一阶段。
第三阶段从2005年到2009年，这时恰值“十一五”，内蒙古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较第二阶段情况有所好转，每个产业的产值增加都能带动各产业的就业人数的增加，但还是弱于第一段。
各产值与各产业就业人数协调性分析
（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符
从表1看出1980年内蒙古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26.4∶47.2∶26.4，同期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65.97∶18.57∶15.46；2009年内蒙古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9.5∶52.5∶38，同期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为48.84∶16.92∶34.24。由此看出，在这三十年中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了16.9%，就业比重下降17.13%；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上升5.3%，就业比重下降1.65%；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11.6%，就业比重上升18.78% 。第一产业呈现“产值低，就业高”的特点，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说明农村牧区存在着大量的富裕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积压在第一产业上，导致了农牧民的低收入，低消费，成为第二、三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很大，但就业人数比重急剧的减少，呈现“产值高，就业低”的特点。从1980年的产业比重上升了5.3%，同期就业比重却下降了1.65%。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发展排斥劳动力。内蒙古的工业结构不合理，主要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发展较慢。大量的资金都集中于重化工业行业，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地萎缩。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和浪费，造成过高的失业率。投资的高增长率主要带来的只是就业者的人均资本准备水平的提高，拉动就业的作用较差，这是内蒙古投资主导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就业弹性却下降的原因所在（刘仙梅，2007）。第三产业发展速度缓慢，从这三十年中，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上升11.6%，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18.78%
（二）外部环境和政策的影响
“九五”和“十五”期间内蒙古受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亚洲金融危机和区内外企业竞争的影响，大批亏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不得不破产，兼并或调整结构，从而导致了大量的富余职工失去原有的工作岗位沦为失业人员，成为了第二产业劳动力净流出的原因。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内蒙古实施了更加倾斜的财政支付政策，而这些财政支出大多数都投放在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等开发项目上。这些项目虽然耗资很大，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吸纳的就业空间很有限。
政策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今后内蒙古仍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经济增长虽然是就业增长的前提条件，也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拉动就业增长，如果不实施一些辅助措施，经济增长不一定直接转化为就业机会（李湘合等，2006）。因此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是无论是哪个阶段，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对就业人数的拉动作用是最大的，所以要充分挖掘第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内蒙古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房地产、奶制品等为主导的第三产业。二是实行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合理化产业结构，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三是鼓励和支持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发展那些能吸纳就业人数多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广辟就业门路，多渠道地扩大就业。
参考文献：
1.刘仙梅.内蒙古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关系研究[J].经济论坛，2007（11）
2.齐建国.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是就业弹性急剧下降[J].世界经济，2000（3）
3.雍红月，李松林.内蒙古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4（2）
关键词：潜在增长率；增长阶段；新动力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05—03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增速年均达到9.8%，比全球同期平均增速超过6个百分点。1978—2012年，我国人均GDP由154美元上升到606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由220国际元上升到9100国际元，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货物贸易占世界份额由不足1%，到成为全球第一货物出口大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GDP总量达到8.2万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高速增长并不能永远持续，受内外环境、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已呈现不同以往的特征，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逐步下移，经济运行的脆弱性有所增加，一个充满挑战同时更加接近高收入社会的新阶段正在开启。
一、潜在增长率将逐步下降，发展进入新增长阶段
（一）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储蓄率和投资率呈下降态势
近年来，我国人口呈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特点，劳动年龄人口峰值预计将在2015年达到，老龄人口抚养比将快速上升。长期以来形成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将明显削弱，居民储蓄率将会下降，进而使投资率下降。国际经验表明，投资率的峰值期与经济增速的峰值期基本同步。
（二）现成可利用的技术空间缩小
追赶型国家之所以可在短时间内走完先行国家多年走过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利用现成的先进技术和制度，以推进其全要素生产率（TFP）快速提升。但当自身技术逐步向技术前沿靠近时，那些可以低成本获取的前沿技术和经验就可能逐步减少。根据国际经验，追赶型国家的TFP增长速度呈现阶梯式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后，TFP会出现明显下降。当快速追赶学习期结束，技术上快速跨越的步伐将明显放缓，表现为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
（三）工业化特征的内需增长空间逐步变小
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是产品生产的标准化、规模化，工业内部分工不断细化，中间投入不断提高。一方面，对重要工业品和资本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如钢铁、电力、汽车、水泥、家电等产量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人口和要素的集聚，国内市场日趋一体化，城市化率快速提升，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经验证明，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主要工业品生产的峰值也将同时出现，而且城市化率增速趋于放缓。根据这一规律和我国现有人均重要工业产品水平推算，钢铁、水泥、建筑、汽车产量的绝对峰值或增速峰值会在2015年后逐步出现。
（四）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后，外需空间得到快速拓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贸易占世界份额已经与日本、德国历史峰值水平相当。随着我国产业的升级，“两头挤压”的情况日渐明显。一方面，随着我国出口产品进一步升级，竞争对手将更加强大（主要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错位竞争将变为同质竞争，抢占国际市场空间的难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传统出口优势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这都将使我国出口增速逐渐放缓，预计原来超过20%的年均增长将下降到10%左右，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
二、追赶型经济体经历高速增长期后，增速会出现两类不同性质的回落
工业革命以来各国（经济体）的增长历史显示，经济有起飞，就有降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保持高速增长。其中，追赶型经济体往往能利用技术、管理、市场、制度等方面的现成经验，经济增速在一段时间内会明显提高，与先行经济体相比，达到一定发展水平所用的时间明显缩短，呈现出压缩式快速增长特点。如，人均GDP从1800—11000国际元，英国用了141年，美国用了109年，日本用了54年，新加坡用了37年，中国香港用了31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用了27年。而且追赶型经济体的初始人均GDP水平越低，追赶进程中经济平均增速就越高；起飞的时间越靠后，达到特定发展水平所用时间就越短。
历史经验表明，不是每个能起飞的经济体，都能顺利实现工业化并平稳降落，追赶过程中不少经济体会中途掉队。1960年以来，全球有101个国家或地区经过短期快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但到2008年只有其中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基本完成追赶任务。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波多黎各、毛里求斯、新加坡和以色列等。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在追赶的中途掉队，因种种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追赶中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情况。一种是成功实现工业化，基本完成追赶任务后的增长减速，钢铁、水泥、基础设施等产量或增速峰值也大致出现在同一时期，回落发生的时点一般在人均GDP达到11000—12000国际元。日本、韩国等都是二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国家，基本都符合这一规律。另一种则是追赶任务并没有完成，却因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社会分化或其他原因，追赶进程中断，经济长期陷入停滞或倒退。回落时点往往发生在人均GDP4000—6500国际元时段，工业化并没有完成，且经济增速回落幅度更大，多数超过5%甚至50%，经济发展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中国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小，但风险因素犹存
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共性原因是：发展战略或体制长期僵化，适应能力下降；没有使更多人参与到现代产业的发展中；收入分配恶化且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社会分化使达成社会共识难度增加；等等。目前，我国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凸显。首先，受改革复杂性增加和利益集团干扰，近年来我国改革步伐有所放缓，部分体制僵化、束缚经济发展潜力释放的问题有所突出。其次，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有所恶化，基尼系数持续高位，个人发展对家庭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的依赖度增加，社会纵向流动性有所下降，腐败和司法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再次，虽然我们没有形成拉美、南非式的贫民窟，城市新二元问题确实开始突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再与经济增速下行叠加，社会不满情绪会放大，存在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同时也应看到，从发展阶段看，当前我国人均GDP水平已经远远超越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4000—6500国际元）。更重要的是我国发展战略总体仍保持灵活，并具备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能力。深化体制改革的共识仍在，改革的总体方向并没有出现严重分歧，社会主流期盼深化改革、拥护全球化、支持进一步开放。这就决定了改革有条件达成共识，而且新一届领导也展现了改革的更大勇气和决心。因此，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总体较小，至少具备迈过这一关口的基础条件。
四、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化呈现混合特征
当前，我国人均GDP为9100国际元，低于成功追赶经济体自然回落时点的11000～12000国际元，又高于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4000—6500国际元，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是一个例外。
首先，11000—12000国际元是一个平均规律，不同国家存在一定波动范围。按照相对较低增长和汇率升值速度，3年左右时间我国经济就会进入这一平均范围。其次，以上落人“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因素，对我国经济潜力释放形成一定约束。更重要的是，与很多市场化改革比较彻底的成功追赶国家相比，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展并不平衡。要素领域价格不顺、市场分割，基础产业开放不够、准人不公平、竞争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问题依然突出。在微观上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观上则出现了产能过剩与供给能力不足并存，严重抑制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空间的释放，从而使经济运行显示出增长提前下台阶的一些特征。
当前，我国经济表现出增长阶段转换的特征，是由快速追赶期后的增长逐步自然回落的中长期趋势因素主导，加上需求周期波动的短期因素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素共同作用使然。表面看不符合国际经验，实质上并不例外，而且具有混合特征，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将不可避免。
五、有条件形成新动力和新优势，实现更长时期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国经济逐渐由原来的持续高速增长转变为目前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全新经济发展形势，也是未来城镇化长期发展必须应对的新环境。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对城镇化意味着什么？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对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有什么要求？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还有哪些改革红利可以释放？走好新型城镇化道路需要处理哪些重大关系？等等，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对城镇化意味着什么？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开始由过去长达三十多年接近10%的经济高速增长转为7%以上、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由于发展基数越来越大，维持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已不现实。从需求条件看，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我国经济高增长过分依赖政府高强度投资的负面效果日益明显，投资效率下降，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产能过剩严重，长期下去不可能持续。而外需受到国际需求市场需求低迷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从供给条件看，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再加上技术、管理等其他要素供给不足和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经济潜在增长率也不断下降。此外，多年积累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严重等，也对经济高速增长形成制约。特别是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资产泡沫陷阱、金融陷阱、捧杀陷阱等复杂问题。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中高速增长，不仅需要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而且需要摆脱增长机制锁定，寻找增长与跨越的内在驱动。因此，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织，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相互影响，使经济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化，从而对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经济增长换挡调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需要城镇化释放需求和创造供给的能量。在增长速度换挡阶段，由于市场需求和供给因素的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发展惯性，往往高时愈高、低时愈低，因此高速增长阶段重点要防止经济过热、增速冲破上限，而增速放缓时重点要防止经济失去活力、增速跌破下限，这就需要加强宏观调控，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范围内。而且，在增长速度换挡阶段，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由投资拉动向需求拉动转变尚需时日，对外贸易状况短期内也难有根本好转，因此国家宏观调控难度增加，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迫切需要对经济的需求面和供给面进行深度调整，寻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城镇化既能释放需求，也能创造供给，如果能够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就可能有效担负起时代的重任。
二是经济结构问题突出，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需要城镇化推动重大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我国目前经济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转型升级压力依然较大。从内需结构看，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居民消费、投资所占比重严重偏低，通过刺激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从三次产业比重看，二产独大、三产比重偏低，2011年底我国三产比重约为43.3%，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74.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5.6%的平均水平；从收入分配结构看，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及40%，而世界通常比重是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贫富差距依然较大。
三是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生态保护要求强烈，需要城镇化与生态文明耦合推进。近年来我国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增大，是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以及体制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许多重要资源、矿产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受到的资源环境约束相对较大，三十多年比较粗放的发展方式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破坏，而体制机制的不顺和制度的缺失也导致了唯GDP主义的盛行，不少地方发展经济是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做代价的。一些城市“十面霾伏”、“水漫金山”、“垃圾围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城镇化与生态文明深度耦合，处理好城镇化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
四是“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尚存，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繁重，要求城镇化发展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但长期以来，不少城市更多的是购买他们的劳动力，仅仅把他们看成是劳动者，而不是城市里平等的一员。如果城镇化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城镇化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城乡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领域矛盾还比较尖锐、迫切需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在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五是国际关系深度调整，亟需扩大迂回空间，城镇化应当成为我们手中的大牌。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转型期，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将先进制造业留在国内，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抬头，并试图通过 TTIP和TPP绕过WTO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面临深度调整。我国科技投入、创新能力不足，科技进步贡献率40%，与发达国家 70%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大量出口产品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少数高端产品出口受到打压，与发达国家竞争处于明显劣势；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汇率上升，后起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和价格参与国际分工，我国在一些传统领域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这种“前堵后追”局面使我国拓展国际市场的空间缩小。为了增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我们要打好城镇化这张牌，增大回旋余地。
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对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内涵有什么要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为经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点要充分肯定。但是，以往的城镇化为了服务于经济快速发展，将注意力集中在土地开发利用上，在为经济提供发展空间、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的同时，对普通居民的利益保障、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也存在着“见地不见人”、半城镇化、被城镇化、贵族化城镇化、“式”城镇化等诸多问题，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不少批评。在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增速放缓使城镇化发展中的矛盾更加凸显出来，特别是强制拆迁、环境污染、农民工权益、棚户区、零就业家庭等问题饱受诟病，并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的重要根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迫切需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不同于过去的城镇化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城镇化道路。这里讲的中国特色，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是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应该说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其二，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比较严重的国家，如何破解城乡二元，是我们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有耐心和定力。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其三，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三件事情一个也不能少，属于同步进行、叠加进行，这个难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难度要大得多，与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历程不一样。走出一条新路，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我们理解，所说的中国特色，更多的是要考虑中国这三个特殊的国情，在考虑这个国情的基础上推进我们新型城镇化建设。我们推测，如果到2050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保持在平稳线上，城镇化历史任务能够真正稳妥完成，就是了不起的世界级水平的成就。
那么，什么是新型城镇化？简言之是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如果再具体一些怎样讲？以往我也做过归纳，曾提出过四条和六条，根据中央城镇化会议的精神，我重新归纳为七条，就是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城乡互动、科学布局、绿色低碳、传承文化、体制创新的道路。
第一，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公平共享、包容发展的城镇化。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动，重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以往的城镇化，一些地方热衷于“盖高楼”、“造新城”，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倾向。而一些地方因城镇建设和管理滞后，“城市病”已经显现，影响了城镇居民工作和生活质量。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要努力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和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第二，新型城镇化，是坚持四化同步，体现产业支撑、就业优先的城镇化。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要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信息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有了四化并举，产业（包括金融和技术）发展起来了，城镇就能够集聚人气，有了吸纳就业的能力，实现产城人三方面的融合，并能够向智慧城市前进。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难以提供就业岗位，就是“唱空城计”，就会出现“空城”或“鬼城”。一些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较好地协调了四化同步，实现了现代化。而一些拉美国家由于四化不协调，就业问题突出，城市里出现了大量贫民窟，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在城镇化发展中，我们要补上服务业的短板。服务业是城镇就业最大的容纳器，多为中小微企业，有的甚至是夫妻店，铺天盖地，潜力很大，要大力扶持，加快发展。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坚持城乡互动，体现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的主要障碍，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严防死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鼓励发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要探索农民变市民，进城不离乡，“就地就近”城镇化的路子。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健全体制机制，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城镇化进程、共同分享城镇化成果。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坚持科学布局，体现因地制宜、协调有序的城镇化。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东中西地区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目前，我国人口过度向少数特大城市集中，城市过度向东部集中的势头越来越明显，造成大城市规模过大、小城市规模太小、地区差距日益扩大，城市布局不够合理。这不仅产生大量的经济问题，而且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由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发育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极大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成本，不仅不利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保障国家安全。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第五，新型城镇化，是坚持绿色低碳，体现承载力强、和谐宜居的城镇化。要根据城镇人口增长趋势和资源环境变化态势，着力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及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倍受考验，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不能再走下去了，必须坚持绿色低碳发展。要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第六，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传承文化，体现历史文脉、民族特色的城镇化。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也是城市的软实力。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邯郸学步，避免走弯路；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体现民族文化的自信；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把文化和文明体现在有生命力的建筑中。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既要提升和传播城镇文明，也要保护和尊重乡村文明，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
第七，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体制创新，体现两手结合、改革配套的城镇化。要更加重视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手结合，两手都硬。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实践证明，成功的城镇化，既是市场调节、自然发展的过程，又是政府调控、规划引导的结果。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没有发挥好、没有协调好密切相关。虽然市场存在着外部性等缺陷，但总体上看，我国过去曾经走过由政府包办、排斥市场作用、忽视民间力量的城镇化道路，政府过分干预是造成市场信号扭曲、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同时，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还影响了政府作用的发挥，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却没有管好。今后，一方面要坚持微观交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土地用途管理、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哪些红利释放？
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将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二是如何发掘和用好新的增长点。 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57%，距离65-70%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空间。考虑到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29%，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更大。而且，我国城镇化地区差距也很大。从三大地区看，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为61.07%，中部为46.99%，西部为42.99%，东部比中部高14.08个百分点，比西部高18.08个百分点。从各省份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之间相差58个百分点。这说明城镇化在增加供给、刺激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能够在较长时期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新型城镇化是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的重要保证。中高速增长阶段，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经济增长的下行惯性，同时避免在刺激经济时引起物价的大幅上涨，就需要充分利用城镇化自身具有的巨量市场需求、供给能力，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调控阀”，保证国民经济维持一个合理、稳定、较快的发展速度。城镇化将产生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改变农民原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和民间投资、消费的蓬勃发展；城镇化将大量农民转变成市民，有利于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促进耕地和建设用地有序流转，对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大有裨益。一言以蔽之，城镇化巨大的内需空间和强大的要素供给能力增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是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的重要保证。
其次，新型城镇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推动力。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保证经济总量持续增加的同时，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城镇化是我国内需最大潜力之所在，搞好城镇化有利于减轻经济增长对出口、投资的依赖，城镇化的聚集效应也有利于普通居民服务业及科技、金融、信息、物流、文化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城镇化能够为科技创新的产生和应用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我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占据主动位置提供了良好条件；城镇化通过人口非农化、社会保障体系和财政转移支付措施，可以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等突出问题的解决提供契机；另外城镇化通过人口聚集实现资源能源的集约利用和生产生活废弃物的集中处理，能够切实减轻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的 破坏。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推动改革释放红利的重要突破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体制机制的完善，靠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目前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要形成共识推进改革并非易事。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棚户区改造、城市环境质量等问题，社会比较关注，认识也比较统一，可以先行一步，通过城镇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推动改革，为收入分配、土地制度、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体制等整体配套改革的全面推进创造有力的条件。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平台。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城镇化的起点而非终点，城镇化建设过程是解决好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全过程。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各地在实际推动过程中也将产城融合、耕地和建设用地有序流转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有利于保障城乡就业这一“民生之本”；新型城镇化将农民工市民化和棚户区改造作为城镇化推进的重点工作，有利于改变农民工和棚户区居民居住条件差、家庭收入少、保障水平低的现状，改善底层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城镇化需要加强城市交通、地下管网、废弃物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加大对城市水源、空气质量的检测和保护力度，这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克服城镇化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端。
第五，新型城镇化为赢得国际合作主动权提供了战略迂回空间。“入世”使中国享受了十年扩大开放带来的红利，但目前这种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兴市场崛起、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歧视性贸易摩擦增多等诸多因素叠加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城镇化将立足点放在内需上，可以有效减轻外贸增长乏力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和个别国家对我国和平发展的遏制；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绿色低碳发展方向能够有效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降低我国对外资源能源依赖程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城镇化搞得好，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为国外的产品、资金、技术等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为我国赢得国际交往的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提供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
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有 哪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自然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正确处理若干重大关系，这里重点讨论三个问题：
（一）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按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揭示的城市化发展三发展阶段论，我国在30%～70%之间都将处于城镇化加速阶段，这是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根据城市病发展的四阶段论，城市化率在50%～70%是城市病的发作阶段，城镇化是不健康的。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应该说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从中国城镇化过程的特征看，在中国城镇化刚刚进入快速发展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虽然还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但也存在诸如“半城镇化”、“隐性城镇化”、“被城镇化”、“过度城镇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病态城镇化”等现象和问题，而且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渐积聚、突出。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调控机制，在城镇化宏观整体布局上，还存在着大城市过度集聚、小城镇发展无序，地区发展失衡、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未雨绸缪、及早诊治，势必演化为日益严重和难以治疗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严重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周期和城市病显性化和发作阶段的叠加期，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速度太慢的问题，而是城镇化质量方面存在缺陷，我们必须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关键，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否则，城镇化就走不下去。从当前的情况看，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逐步解决半城镇化问题。要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坚持两手抓，一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一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二是要以人为本，妥善解决城市病问题。要提供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的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优先解决城镇人口的就业、安居、教育、医疗、交通等问题，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三是要转变城镇发展模式，提升城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加强城乡不同类别的空间管制，大力推进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促进城镇集约紧凑发展；围绕提升城镇发展软实力，加快城镇服务功能建设和综合管理，提高城镇管理服务水平。四是要建立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城镇化健康发展。科学制定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城镇化质量纳入政绩考核、重大事项督查范围。
（二）正确处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 关系。
城镇化既意味着农业剩余人口由农业和农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也意味着土地由农业、农村用途向工业、城镇用途转变，是农业剩余人口市民化（人口城镇化）和农地非农化（土地城镇化）的统一。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剩余人口市民化被分割为农民非农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两个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的成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极大地推动了农民非农化和农地非农化，但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阻碍，农民工市民化速度却异常缓慢。2000-2012年间，城镇化率始终落后非农化率14-15个百分点；如果仅仅考虑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落后农民非农化率的差距就更大了（2012年为31个百分点）。土地城镇化（或农地非农化）的速度也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2000-2011年间，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67.8%，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94.3%，但同期城镇人口只增长了52.7%。如何协调农民非农化、农民工市民化与土地非农化的关系，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农民工市民化挂钩。二是实行征地和农民工市民化挂钩。三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当然，对于其他就业能力较差、不能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政府也应尽可能的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积极为其落户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