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部分
1仪器及分析方法
分析仪器分别为:PE－AAnalyst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砷化氢发生装置。砷采用二乙氨基二硫代甲酸银光度法，镍、铜、铅、镉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2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均值型污染指数法，评价标准采用清洁对照点监测值进行评价。质量控制是保证监测结果准确可靠的必要措施。在监测过程中，根据质控程序对所用仪器参数进行校准。对实验室分析采用带国家标准样品和加标回收措施进行准确度控制。结果表明，曲线斜率b、截距a和相关系数r均在规定的范围内，标准样品和加标回收率实验均符合要求。
结果与分析
1蔬菜基地环境空气中重金属污染特征
按照环境空气综合污染指数法，对环境空气中重金属污染分级(分级依据为国家环境监测总站环境质量报告书编写技术规定)。即:P＜4轻污染;4＜P＜6中污染;6＜P＜8重污染;P＞8严重污染。环境空气质量分级见表1。环境空气中重金属污染区域特征为:西湾、东湾、下四分、中盘一带远郊区(蔬菜种植区)为轻污染区;白家嘴一带近郊区为中污染区;高崖子近城区为重污染区。环境空气中重金属监测指标污染特征主要以Ni、Cu污染为主，Cd、Pb污染为辅，并且Ni、Cu污染为重污染，Cd为中污染，Pb为轻度污染，As无污染。
2蔬菜基地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特征
依据中国文化书院《环境影响评价》中关于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方法中的土壤分级方法，由于土壤本身尚无分级标准，所以土壤的分级一般都按综合污染指数而定。P＜1定为未受污染，P＞1为已污染，P值越大，污染越严重。根据这一分级规则，由表2可见，新华、东湾、西湾一带的土壤未受重金属污染，土壤环境质量较好;其余测点均为轻度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表现为以Cd污染为主，其次为Ni，两项指标均为轻度污染，其它三项指标无污染，但Cu却处于将要污染的临界值。由此可见，金昌市土壤中重金属污染表现出很强的地域特征，即以冶炼厂为座标，沿东南方向，从高崖子至西湾、东湾，污染程度依次减轻。
3蔬菜中重金属污染特征
由于蔬菜中无重金属评价标准和分级标准，故本次评价是参照土壤的分级方法，采用对照点新华测点监测值作为评价标准的，其污染特征具有一定的区域性。根据土壤的分级规则，城郊蔬菜种植区西湾与东湾所采集的四种最常见蔬菜中，重金属含量相对新华而言均属轻度污染，且污染水平基本相当，其中西红柿相对而言污染偏高，辣椒与豆角偏低。蔬菜的区域污染特征为:离市区较近的西湾蔬菜中重金属污染重于离市区较远的东湾，即离市区越近，重金属污染越重。蔬菜中各项重金属指标的污染特征为:各项指标中重金属污染特征不十分显著，表现为As污染略高于其它指标，Cd污染略低于其它指标，其余指标污染水平相当。
污染原因分析
1环境空气
从环境空气中重金属污染特征分析，可清楚地看到，环境空气中重金属污染地域特征很明显是以冶炼厂为中心，向东南、西北两个方向展开，并且呈逐渐减弱之势，由此也说明造成环境空气中重金属污染的原因，主要是冶炼烟气中排放的大量金属粉尘。其次气象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两个方向区域的环境空气中重金属污染严重，是因为金昌市夏季的主导风向为西北风与东南风，因此，导致这部分区域环境空气中重金属污染加重。
2土壤
根据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特征，再加上这一带灌溉用水为金川峡水库地表水，而金昌市地表水中重金属指标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二级标准，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由此可以得出造成高崖子一带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金川公司冶炼烟气所致。
3蔬菜
根据蔬菜中重金属污染特征，各区域蔬菜中重金属监测结果同清洁对照点相比，相差不是很大，但还是表现出了地域特点，即离冶炼厂越近，蔬菜中重金属污染越重，可以说造成蔬菜中重金属污染的原因是由冶炼烟气造成的。
结语
通过对金昌市蔬菜基地环境空气、土壤、蔬菜中重金属污染特征研究，得出蔬菜基地环境空气已不同程度受到重金属的污染，且表现为离城区越近重金属污染程度越重;而土壤、蔬菜未受重金属污染，但仍表现出很明显的污染地域特征，即离市区较近区域土壤及蔬菜中重金属含量高于离市区较远的区域。表明金川公司冶炼烟气对金昌市蔬菜基地环境质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应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防治措施
1制定污染防治规划
金昌市有关部门应结合市区环境空气中重金属污染现状，划定重金属污染规划区，制定规划区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确定目标，逐年实施，控制污染。
2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机制
污染防治工作涉及部门广泛，如环保、城建、林业、水利等部门，应建立起由政府对规划区环境空气质量负责，环保部门统一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各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的管理运行机制。
3建立制度，规范管理
环境空气中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技术难度大，没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可以借鉴。因此，要建立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使污染防治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4强化源头管理，推行清洁生产
金昌市的环境污染与生产工艺技术落后、管理不善密切相关。冶炼过程的采掘率和金属回收率较低，这样，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因此，要依靠科技进步，积极探索研究冶炼烟气中重金属回收利用的新途径，推行清洁生产工艺，以减少污染物排放。
5加强“菜篮子”产品产地环境管理
在所划定的“菜篮子”产地设置必要的防治污染的隔离带或缓冲区，在其周边要严格控制工业污染源的排放，对已经投产的有污染且不达标的建设项目，必须严格监管，依法停产治理，对逾期不能达标的企业，建议政府对其关闭。加强对“菜篮子”产品产地的环境监督管理力度，及时调查处理“菜篮子”产地环境污染事故与纠纷，并对“菜篮子”产品产地环境质量实施动态监测与评价，为政府选择划定“菜篮子”产品产地提供依据。
6充分发挥环境监测的技术监督作用
环境监测要充分发挥其技术监督、技术支持、技术服务的作用，根据国家和省、市环保部门的实际需求，进一步补充完善环境监测技术路线，组织制定“菜篮子”产品产地专项环境监测规划或方案，开展对“菜篮子”产品产地大气、水质、土壤等环境要素的监测，为市政府决策并加强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形势越来越严峻,建立环境税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对环保工作的促进作用,成为我国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在分析开征环境污染税的现实意义及必要性的基础上,探讨了开征环境污染税的经济学依据,并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我国开征环境污染税的基本构想。
关键词:开征 环境污染税 必要性 措施
环境污染税是国家为了限制环境污染的范围、程度,而对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的特别税种,是为实现环境保护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筹集环保资金,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调节而征收的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形势不容乐观,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每年我国因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占GDP的5.8%。首先是大气污染严重,在世界银行近年来公布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了13个,成为全球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江涌,2008);另外还有水系污染严重,自然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存在。据新华社消息,2010年2月9日我国公布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从普查结果来看,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工业污染结构突出,经济发达地区污染物排放量大;农业源对水污染的影响大,机动车排放污染物对城市大气污染影响大,污泥和垃圾渗滤液无害化处理率低,固体废物产生量大。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工业源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位于全国前列,比较突出的地区是浙江和广东。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给社会提出了重大挑战。
为了保护环境,许多国家在税收理论指导下,纷纷建立了环境污染税体系,实践证明,通过开征环境污染税的方法来保护环境,效果良好。但在我国现行税法中,没有以保护环境、防止污染为目的的环境保护税或环境污染税,这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同时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基于此,2007年6月份,国家发改委同有关部门制定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研究开征环境税”。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理应在环境保护中有所作为,因此开征环境污染税在我国势在必行。
开征环境污染税的现实意义及必要性
(一)现实意义
1.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污染税能有效降低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使排污量在经济刺激下自动达到最优排放水平;同时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改进生产工艺。课征污染税后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若企业想通过扩大产量来提高利润总量,就必须在创新和改进技术上进行投资,使创新和技术改进后的总成本下降或接近课征污染税之前的成本,提高企业总体利润。
2.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税制结构。弥补税制结构中资源税、消费税等与环境相关税种的不足,有利于建立健全环保税收体系。同时,环境污染税有利于筹资资金,为国家解决重大污染或重大环境问题提供资金。
3.确立了政府对环境的所有权,让排污者纳税体现了公平原则。通过对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征收环保税,并将税款用于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可以使其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的税收负担,体现公平原则,有利于各类企业之间进行平等竞争。
(二)必要性
1.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对环境保护甚至资源节约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现行资源税,不含水资源、土地、森林和草原等,税率过低,税档间差距过小,计税依据不合理,它主要是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对合理利用资源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从现有消费税角度看,一些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没有列入征收范围;另外增值税,不但不能很好地利用差别税率来刺激对环境有利的产品,或抑制对环境不利或可能产生污染的产品,甚至还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产生推进作用。
2.现行排污费制度的缺陷。我国现行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制度主要是征收排污费,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缴费人的污染行为,促进企业污染治理。但同时存在以下问题:征收范围较窄,它只对污水、废气、噪声等五大类113个小项收费,远达不到控制环境污染,改善整体环境的要求;收费标准偏低,按现行收费标准,全国年征收额大约为512亿元,而我国年环境损失约为2380亿元,按现行收费标准测算的排污费收入只占环境损失的1/4还不到,这就无法保证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更无法保证对已污染环境的补偿;征管不严,由于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是以费的形式征收,其立法基础薄弱,征收方式、范围不规范,地方保护严重,导致征收阻力大,随意性强,致使不能足额征收;排污费的资金使用不明。地方环保部门截留挪用资金,用作环保部门自身事业经费,少部分资金返还给企业后大多用作发展生产,而真正用于环保治污的资金很少。
开征环境污染税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看,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效应,它使社会资源的社会成本扭曲,资源配置失当,环境状况恶化。企业再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了空气、水资源和土壤,生活在这一环境的人受到了损害,但是企业却不需要为这种损害承担任何费用,此时,企业的私人边际成本低于社会的边际成本。而企业的生产活动却是根据自己私人边际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惜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来增加生产,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而这种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学基础是“市场失灵”,这是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它需要政府的介入。图1说明了环境污染税的征税依据(王乔、席卫群,2009)。
如图1所示,在没有外部效应的条件下,企业的生产活动不对周围造成影响,企业的供给曲线(私人边际成本)反映的是社会成本,它与需求曲线的交点是Q,Qm是市场均衡产量。在有负外部效应时,即该企业的活动不利于其他企业时,考虑该企业给环境造成的污染成本,则社会边际成本高于私人边际成本,相应的企业最佳产量为Qe,低于市场的均衡产量。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这种污染成本并不需要企业支付,这样就将污染费用转嫁给社会,极不合理。为了合理利用资源,政府应采取措施干预,使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在图1中,对单位产品征收污染税EA,使企业产量降为Qe,产品价格上升,使污染成本内在化,转嫁到产品中去。这时ABCE的阴影部分即为污染税的征收量。因此只有对污染者征税,才能使社会成本内在化,使社会成本得到应有的补偿。
开征环境污染税的实施对策
环境污染税,要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设计。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提出全面“绿化税制”,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对污染物或污染行为征收污染税, 发达国家典型的环境污染税主要有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噪音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通过开征该税种以达到治理环境污染、筹集资金、增加环保投入的目的,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税制体系,值得我国借鉴。
开征环境污染税应该以“污染者和使用者”付费为原则征收,鉴于我国目前严峻的生态环境状况,新的环境污染税不应该仅定位于筹集收入的一般税种,以税收手段调控环境污染则更为重要。由于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一方面将是我国一段时期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点,另一方面具有征收对象稳定、征收比较容易的特点,可以将现有的收费形式改为征税形式。因此,我国环境污染税的征收范围应设定为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在内的污染物排放。环境污染税制的具体内容包括:
(一)纳税人
环境污染税以废水、废气和垃圾的排放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具体为:水污染税以在我国境内排放废水的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及城镇居民为纳税人;空气污染税以在我国境内排放烟尘和有害气体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为纳税人;垃圾税以在我国境内排放固体废物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为纳税人。
(二)计税依据
目前,世界不少国家都以排污量作为课税依据。我国应结合不同税种的不同特征设计课税依据。具体做法为:第一,水污染税对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排放的废水,应以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实行从量定额征收。对于实际排放量难以确定的,可根据纳税人的设备生产能力或实际产量等相关指标测算其排放量。对城镇居民排放的生活废水,由于其排放量与用水量差别不大,因而可以居民用水量为计税依据。第二,空气污染税以烟尘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实行从量定额征收。第三,垃圾税以垃圾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实行从量课征。
(三)税率
环境污染税的税率,必须与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相一致。按照环境保护税收原理,以其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应该不少于污染所造成的社会机会成本。第一,税率水平要适中,应高于现行排污费的收费标准;第二,根据污染物排放量的多少,实行累进税率,从量征收;第三,根据废水、废气的排放浓度和污染危害程度,实行差别税率;另外,在税率的选择上允许各地区、各部门存在一定的税率差异,各级政府可以根据所在地的环境污染程度和不同的税种实行不同的税率标准,对污染严重地区采用高税率标准,以提高环保自觉性。
(四)涉及的税种
大气污染税。该税是针对我国向空气中排放有害气体而征收的一种税,即对向大气排放污染物且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计征,并适当提高污染排放征收标准;水污染税。该税是对水体污染行为征收的一种税,即对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计征,对于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适当提高税率,低于一定指标的应给予免税等优惠措施。
固体废弃物税。该税是对固体废物的实际体积和类型定额征收的一种税,课税对象包括饮料容器、电池、废纸和纸制品、旧轮胎等,对于这类废弃物可以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数量从量计征,将税款计入售价后在消费环节征收。
噪声税。该税是对超过一定分贝的特殊噪音源所征收的一种税。对环境噪声污染超过国家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且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按照噪声的超标分贝计征噪音税。
垃圾税。该税主要是为收集和处理垃圾筹集资金,其征收方式是以单个家庭为征收单位,人口少的可以得到一定的减免。目前,我国已征收城市垃圾处置费,可将“费改税”。对于居民,根据每个家庭产生的垃圾数量来征收。对于生产型单位,根据固体废弃物的体积、有无毒害、堆放的地点、对环境的不同影响等进行差别征收。
综上所述,面对环境的急剧恶化,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开征环境污染税,构建一个既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又能起到环境保护作用的绿色税收体系,以充分发挥税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丁芸.我国环境税制改革设想[J].税务研究,2010.1
2.刑丽.开征环境税:结构性减税中的“加法”效应研究[J].税务研究,2009.7
1江苏省环境与健康监测现状分析
从江苏省的环境监测现状来看，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尚未构建。尽管江苏省已开展了全省污染源普查、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饮用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饮用水源地有毒有机物调查等多种专项调查，但这些调查和人群健康结合较少，且分别进行、调查目的不同、设计和方法不统一等原因，在说明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这一问题上难以相互支持，加之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尚未纳入常规工作，对人体健康影响更为直接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基础数据缺乏，不利于政府部门实时、动态和准确把握江苏省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损害的状况及变化趋势，也不利于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关政策及措施。
2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构建
环境与健康监测是一个综合性的监测，关于环境质量方面的数据由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有关疾病方面的数据由卫生部门负责。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是在充分利用现有环保、卫生部门的相关监测网络和监测力量，结合日常监测工作，完善监测设备，培养环境与健康专业人才，不断充实和优化监测内容的基础上逐步构建的，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监测、暴露监测、健康效应监测、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4个方面的内容，见图1。
2.1环境污染监测环境污染状况监测包括污染源监测及污染源主要可能扩散介质如大气、水、土壤及其他介质的环境质量状况监测。（1）污染源监测污染源监测包括排放特征污染物的历史源及现状源。历史源是指在调查年已关停并转、且排放过拟调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工业企业所用燃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产量、主要污染物种类与通过各种途径的排放量、环保常规监测数据等，调查时间段自建成投产至关停或搬迁年。现状源指在调查年仍在生产经营且排放拟调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工业企业的基本情况、燃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废水与废气排放方式、污染处理设施等，调查时段原则上自建成投产日起至调查年，重点关注近10年。污染源监测可采用现场实测、排污系数估算、历史回顾与反演等方法，以确定特征污染物进入环境的主要输入途径，定量计算进入环境的污染负荷通量、时间过程、空间分布。（2）环境质量状况监测环境质量状况监测应尽可能兼顾环境和健康监测点位的匹配性，满足评价试点调查期间环境质量时空变化趋势的要求，根据污染物进入周边环境的主要途径及调查点的实际情况，选择重点调查的环境介质。调查环境介质征污染物的水平，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及环境生物样品监测4个部分。大气应重点监测人群密集居住区的室内、室外空气，同时根据污染物可能的主要暴露途径，考虑室内室外尘土的采样；水体重点监测饮用水源、灌溉用水和养殖水，同时对应采集水体沉积物；土壤重点监测与暴露有关的农用地土壤、人群活动区域土壤，兼顾其他类型土壤；环境生物样品重点采集本地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包括农作物、畜禽水产品等。
2.2暴露监测暴露监测包括外暴露监测和内暴露监测。对人体暴露情况进行测量是判断环境污染物与健康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对暴露水平的定量测量是判断剂量-反应关系的关键。（1）外暴露监测外暴露监测主要针对与人体接触的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浓度和含量水平进行监测，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环境监测、个体暴露测量获得。应重点了解特征污染物人体暴露的特征，包括：暴露途径（如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接触等方式）、暴露时间、暴露频率，确定特征污染物人体外暴露量（如：通过室内空气、饮用水及家庭消费食品监测获得的暴露量）。具体应根据特征污染物的主要排放形式，确定选择以经呼吸吸入还是经口摄入为主，重点开展监测。（2）内暴露监测内暴露监测指对目标人群体内的污染物负荷水平进行监测，可以通过检测体内生物标志物来实现。生物标志物分为暴露生物标志物、效应生物标志物、易感生物标志物3类，应遵循科学性、可靠性、实用性等原则选择合适的生物标志物开展监测。一般情况下，多选择血液、尿液征污染物及其中间代谢产物的浓度水平进行测量。
2.3健康效应监测人群健康效应监测主要是对环境污染物造成的生理、生化、结构、功能改变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的过程。环境污染物导致的健康损害效应可以分为特异性损害、非特异性损害和蓄积效应3类。（1）特异性损害环境污染物对机体造成的损害具有某种典型的临床表现和特征，污染物可以引起机体特异的症状、体征、生理、病理、X-线片的改变等，具有特异的观察或检测指标。可通过资料收集、问卷调查、医学检查等方法开展。（2）非特异性损害环境污染对机体健康的影响不是以某种典型的临床表现出现，而是表现为生理功能、免疫功能、抵抗能力、劳动能力、健康状况等的下降，对有害因子的敏感性增强，以及某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等。主要通过调查对象的基本健康信息、进行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医学检查方法开展。（3）蓄积效应环境污染物连续、反复进入机体后，其吸收速度或总量超过机体代谢转化排出的速度或总量，污染物质在体内逐渐增加并贮存，造成机体的损害，或者污染物的量不在体内蓄积但其在靶器官靶组织产生的有害效应却可以逐渐累积，最终造成机体的损害。常用的健康损害评价生物标志物有：重金属效应标志物（金属硫蛋白、抗氧化酶类、还原性谷胱甘肽、外周血清转氨酶、免疫标志物）；农药效应标志物（胆碱酯酶、对氧磷酶、烷基磷酸酯、羧酸酯酶、植物酯酶）；有机物效应标志物（混合功能氧化酶、谷胱甘肽转移酶、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DNA加合物、蛋白质加合物）等。
2.4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通过特征污染物暴露途径与暴露水平的监测结果，实际人群饮食结构、生活习性等的问卷调查获取当地人群对特征污染物的暴露参数，计算特征污染物经呼吸道、经口饮食等途径的外暴露剂量。根据污染物的毒理学性质，确定参考剂量，分析特征污染物对调查人群健康风险的关联性。在健康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健康监测与内暴露检测结果，进一步分析环境污染与人群健康指标是否存在统计学上的关联性。
3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的应用示范
3.1应用示范过程2011～2012年，在综合考虑相关基础数据分析、媒体关注情况以及专家现场勘查的基础上，课题组选择了农药原药生产量大、公众反映强烈、受影响人群较为集中的某农药厂，开展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的应用示范。围绕该农药厂，考虑周边居住人群情况，按照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的要求，制定调查实施方案。调查内容包括基础资料收集、与特征污染物毒死蜱相关的污染源调查、环境质量状况及暴露调查、人群健康状况调查以及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污染源调查在收集农药厂排放的历史资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产量、主要污染物种类与通过各种途径的排放量、环保常规监测数据、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情况的基础上，对废水总排口进行了采样监测。环境质量与人群外暴露调查主要了解环境空气、尘土、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粮食果蔬和肉禽蛋类等特征污染物含量水平，综合评价评估调查区特征污染物的环境污染现状，共采集环境样本300多个，取得各类环境质量指标实测数据800多个。内暴露调查主要对目标人群体内的污染物负荷水平进行调查，包括血液中毒死蜱残留水平与尿液中毒死蜱代谢产物三氯吡啶醇的含量检测；共采集污染区成人血样、尿样、儿童尿样各208份，对照区各238份，内暴露共获得1300多个数据。健康调查方面，根据毒死蜱的毒理学特性，通过污染区人群危险因素的问卷调查、体检及肝肾功能能检查、血样毒死蜱及尿样TCP检测，分析健康损害风险，共获得各类有效数据21万多个。
3.2应用示范结果基于该监测体系的调查结果表明，该农药厂周围1km范围内毒死蜱污染严重，大气和地表尘土可能是人群健康影响的重要暴露途径，周边污染居民人体血样及尿样中毒死蜱代谢产物检出率较低，但距厂界越近，外环境中毒死蜱浓度越高，对人体健康指标影响更为明显，农药污染对周边环境及人群健康的影响值得关注。通过本次应用示范，说明该监测体系能为环境与健康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4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环境税 税收征管 制度设计 征管能力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税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都引入了专门的环境税种，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果和财政效果。环境税同时具备约束和激励的双重功能，既可以涵盖生产活动，也可以涵盖消费活动，能有效地引导企业和家庭以有利于环境的方式生产和消费；同时环境税顺应了从命令强制手段向经济手段转变解决环境问题的趋势，作为柔性手段被各国政府所青睐；在国际贸易中，环境税也经常被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来使用。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推动，开征环境税已经被列入我国环境保护发展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纲要，可以预见，环境税即将迈入实施阶段，必将在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的环境税理论研究已经迈过了介绍与论证阶段，正处于融合、创新、制度创建的新的时期，有关机构和院校联合组成的课题组已经开始环境税具体税种的设计，这些研究的重点是环境税的作用机制、实施效应分析、环境税种的选择、税制要素的设计等。虽然目前对环境税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对环境税的保障性制度还没有展开充分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环境税研究的焦点是主体税种的确定及实施路线图，征管问题研究滞后于税制设计也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对环境税征管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对环境税特殊的征管要求还不够重视。 环境税的征管工作是环境税实施的基础工作，是环境税政策效果实现的重要保证，而环境税的主体税种污染排放税的征管要求与现有税种有明显差异，要保证环境税在十二五期间顺利推出，就必须对环境税的征管特点展开分析，对国内外环境税（费）征管经验进行借鉴，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征管制度设计和征管能力建设。
二、环境税分类、征管特征现状分析
（一）环境税的定义和分类
环境税的定义和分类是研究环境税征管问题的起点。国际上对环境税的定义较为宽泛，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能源署和欧洲委员会将环境税称为“与环境相关的税收”（Environmentally Related Taxes），可以看出，国际上通常所称的“环境税”不是一个独立税种，而是以环境保护作为设计目标的税种的集合。国内学界关于环境税的定义，根据其内涵的不同，存在狭义说、中义说、广义说之分，但综合来讲，环境税是国家基于环境保护目的，筹集环境保护资金，调节纳税人环境保护行为而征收的税收和采取的税收措施，具体包括：污染排放税、污染产品（服务）税、环境收入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收措施。有学者将资源税也纳入环境税的研究范畴，因为资源税更多的是体现资源租税和级差租税，并且已经存在与之相配套的征管制度，因此本文未涉及资源税的征管问题。污染排放税是指对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征收的税，是一种同所导致的污染的实际数值（或估计量）直接相关的环境税类，如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水污染物排放税、固体废弃物排放税、噪音税等。按污染物命名的污染排放税又称为独立环境税，这一税类对排污的控制性较强，但征管成本较高。污染产品（服务）税，是指对使用过程（服务）中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服务），或者使用以后残留物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所征收的税。是一种针对污染产品生产或消费金额以及造成污染后果的服务行为营业额按比例税率或定额税率征收的环境税类，是一种间接税，如能源税、汽车税、农药税等。环境收入税是指以筹集环境保护资金为主要目的而征收的税，是一种财政性税收，一般是随已有的主体税种加成征收，类似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收措施，是指能产生环境保护刺激或激励作用的税收手段，如差别税率、税收优惠等。
（二）环境税的征管特点
污染产品（服务）税可以通过增加消费税税目、营业税税目的方式开征，其征管制度是比较健全的；环境收入税随主税种一起征收，在征管上并没有特殊要求；只有污染排放税是一类新颖的税种，有着独特的征管特性：（1）征管对象的特殊性。污染排放税属于行为税，发生排污行为的组织和个人都是环境税的纳税人，排污行为的广泛性决定了污染排放税纳税人的广泛性。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可能涉及很多行业、众多企业，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更加面广量大，大量非企业单位、家庭甚至个人都可能成为污染排放税的纳税人。（2）征管环节的特殊性。污染排放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的排污量，而排污量一般只能在排污行为发生时才能记录下来，如一些有害气体的排污量是通过记录排放浓度、排放时间等测算出来的，如果未及时记录很难再推算出排污量。有些污染事件事后甚至难以确定排污者，更无法确定计税依据。（3）征管规模的特殊性。从学者们提出的各种设计方案来看，结合现有排污费的征收情况，污染排放税的收入规模不会很大，户均税额也不会太高；随着治污技术的提高和纳税人治污能力的增强，污染排放税税基趋于收缩，纳税人总体税负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4）征管技术的特殊性。污染排放税计税依据即排污量的确定有三种方法，收入法是根据产品的产量核定排污量，投入法是根据生产投入物中的化合物或污染物含量核定排污量，监测法是根据生产过程中监测设备记录的数据确定排污量。根据理论研究的结果，通过监测设备确定排污量是最准确，而且是环境效应最显著的方法，这种方法直接刺激排污者采取各种手段减少排污量，有效实现环保目标，因此在实际征收中应广泛采用。但监测法的技术性很强，需要配备专业的测试设备和计算设备，需要专业技术人员，需要定期监测和采集数据；由于排污量数据不是建立在财务核算基础之上，没有上下游企业可以调查比对，一旦数据丢失，计税依据难以确定。（5）征管目的的特殊性。开征污染排放税是为了将纳税人的边际生产成本提高到社会边际成本之上，促使纳税人在权衡得失后开展排污治理减少污染排放，因此环境税的环境目的高于组织收入目的，即使单位税款征管成本很高，仍然需要加强征管以保证排污行为机会成本的存在。（6）税收优惠的多样性。为了通过市场信号，合理地引导微观经济主体自发地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以达到环境效果，环境税通常都规定有许多税收差别和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人如采取了规定的措施或排放达到了规定的标准将会获得税收差别对待或税收优惠。污染排放税是环境税的主要税种，是一个国家税制是否绿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引入环境税初期计划开征的主体税种，因此在征管上必须予以特别的保障。现行的征管制度对行为课税的管理制度较少，缺乏必须的制度建设，同时征税机关缺乏专业设备和专业人才，纳税人的检测设备安装远未普及，征纳双方的硬件条件不能满足征管技术需求，在征管准备上市场价格传导机制还不完善，征纳双方乃至整个社会对开征新税种的心理建设非常不充分，这些都将会对污染排放税的征收产生负面影响。
（三）我国排污费征管制度分析
排污费是我国现行环保收费制度中规模最大征管最为规范的一种收费，也是污染排放税征收前的过渡形式。2003年，国务院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排污收费制度；在《条例》的基础上，有关部委陆续出台了《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关于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和《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法规与规章，与《条例》一起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排污费征管制度。现行的排污费征管制度既有着鲜明的优点，也存在明显的缺陷。（1）现行排污费征管制度的优点。第一，实现了按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以污染当量为单位实行总量多因子排污收费。即实现了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相结合的收费转变；由单因子收费向多因子收费转变。第二，规定了仪器监测数据可以作为征收的依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国家规定强制检定的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仪器对污染物排放的监测数据可以作为核定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的依据；并规定排污者安装的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仪器，应当依法定期进行校验。2008年3月环境保护部颁布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运行管理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第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监测体系。全国性的环境监测网络已经建成并逐渐完善。污染物排放监测技术水平得到不断改进，监控手段已日渐成熟，国家污染源自动监控计划稳步推进。第四，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按照“环保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原则，征收的排污费一律上缴财政，纳入财政预算，列入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管理。第五，规定了罚款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处罚手段。《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对不缴或者欠缴排污费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拒不缴纳的，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2）现行排污费征管制度的缺点。第一，征管规定以部门规章的形式颁布，法律层次较低，且不具有完全的强制性，导致在征收时阻力大，协议收费、人情收费、行政干预收费现象严重；同时收费的性质容易与其他经营性费用相混淆，在公众意识中也没有税收的地位高，因此排污费难免会受到缴费人的排斥。第二，征收成本高，收费项目多而杂，缓缴、减免范围各地不一，征收效率较低；对一些生产工艺复杂、排污节点和污染因子多的大型企业，排放的污染物种类不清，排放量核定不准确，计征的污染因子不够，如对燃煤锅炉，只征收烟尘一项，而污染当量数较多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却没有计征。第三，没有明确规定排污单位的申报义务。作为收费依据的排污量均由征收部门通过监测主动获取，缴费人不但不需要主动申报排污量，还想方设法隐瞒排污量，导致漏征逃费现象非常普遍，也严重挫伤了依法缴费人的积极性。第四，目前环保性收费还存在“多部门征收”和入库级次不一的情况，政出多门导致征管较为混乱。
三、我国环境税征管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税款征收
（1）征收主体的选择。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全部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管，第二种是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和执法，环保部门配合，负责监测和提供排污数据，第三种是环保部门，税务部门只负责税款核算。本文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其他部门如海关、财政税收已有先例，二是因为环保部门已经有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监测设备，有完善的监测体系，税务部门再重复投入会造成极大浪费，三是因为环保部门有征收排污费的场所和经验，征收的软硬件都有一定的基础，四是征收和监管集中于环保部门，有利于职责和权力的统一，便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有利于形成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相互监督的良好机制。（2）申报和征收方式的选择。税收的征收方式有核定征收、查验征收、查账征收、委托、定期定额征收等几种方式，申报方式有自行申报、定额征收、源泉扣缴等几种方式。环境税的申报和征收方式应实行以自行申报、查验征收加核定征收为主，委托为辅的申报征收方式，慎用定期定额征收方式。同其他税种一样，环境税要以纳税人自行申报为主，在对排污信息的掌握上，纳税人比征收部门更具信息优势，要吸取排污费征收的经验教训，赋予环境税纳税人自行申报义务才能解决面广量大的排污者排污数据采集问题，征税机关定期查验纳税人申报数据的准确性。当纳税人无法准确计量排污量，或排污量信息丢失时，征税部门采用合理的方法核定排污量作为征税的依据；对分布广泛税额不大的纳税人，可以采取委托的方式，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税成本。定期定额征收方式对生产型纳税人要慎用，因为对于生产型纳税人，定期定额方式实际上是同意这些排污人在缴纳固定费用后就可以无限制排放污染物，显然这种方式不但没有收到环境效果，反而起到鼓励污染排放的作用，对按照实际排放量征税的纳税人也不公平，对这一类纳税人可以按照用水、用电量或者营业额核定征收。（3）计税依据的确定。有监测条件的，从自行检测、委托检测、环保部门监测中选择一种方式，没有监测条件的，按物料衡算法确定。自行检测是指排污人购入指定的或符合一定标准的检测设备并安装后，经征收部门测试认可，按照设备记录的数据征税；自行检测设备投入较大，需要做好数据保管工作，防止检测数据被篡改或丢失。委托检测是指排污人委托经过资质认证的社会中介机构或专业组织，对排污人的排污情况进行检测，经征收部门认可后，按照受托人提供的检测数据征税；委托检测可以减少初期检测设备投入成本，由专业人员进行管理能提高检测效率，但委托检测需要定期支付费用，而且防范排污人和受托人串通篡改数据也是一个难题。环保部门检测是指由环保部门购买并安装检测设备，数据由环保部门实时获取或定期采集并传送给征收部门；这种方式可以减少纳税人负担，但国家的征税成本较高。
（二）修订征管法律
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国家向人民课税必须要有法律的规定。征收环境税不仅要制订实体性的环境税法，还要根据环境税征管的特点，制订必要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对现行的《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修订来实现法律完备。一方面可以提高环境税征管制度的法律层次，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另立新法，浪费立法资源。内容包括：一是明确环境税的征管适用《税收征管法》；二是如果选择环保部门作为征收部门，要将征收部门在环境税征管中的权力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三是增加纳税人负有提供或妥善保管检测数据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条款；四是增加纳税人故意破坏监测设备或者篡改监测数据的法律责任的条款；五是增加受托检测的中介机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条款；六是增加征收部门有责令违法纳税人停产停业整顿的处罚权的条款，这样可以不削弱环保部门已有的执法权。除了法律的修改完善，还要根据环境税征管的实际需要制订配套的征税制度，如必须制订环境税特有的监测设备安装使用制度、委托检测制度等。
（三）征管能力建设 环境税征管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环境监测水平。环境监测是指运用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方法，间断或连续地测定环境中污染物的含量（水平），并跟踪观察、分析其变化及对环境影响的过程；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一项基础工作，为环境管理提供基础性资料，同时为环境税的征收提供计税依据。环境监测是环境税征管的基础工作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监测水平就反映了环境税征管水平。只有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加快监测网络及点位、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化、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数据传送和处理的研究，引入物联网技术等最新科技成果，才能不断提高环境税征管水平。
（四）提供纳税服务
加大环境税法宣传力度，使广大纳税人全面了解环境税的税制要求，了解在环保和纳税上的权利和义务。环境税法宣传存在指引作用，告知纳税人哪些是国家鼓励的，哪些是国家限制的，从而引导纳税人改变行为模式，顺应环保需要，同样有利于实现环境税的政策目的。环境税法宣传还要和环保宣传相结合，广泛宣传环境税的环保功能，使环境税获得纳税人的认可，促进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征税机关还要经常开展环境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宣讲，便于纳税人及时了解政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五）增加执法刚性
我国环境收费的强制性一直较弱，环境税实施后要充分利用税收强制性的特点，加强征管、严格执法，通过执法刚性体现出税法的严肃性。环境税的计税依据储存在监测设备中，容易丢失或被篡改，监测设备也容易被关闭或破坏，因此征收部门要加强对数据异常企业的监控，发现偷税行为及时查处；对故意破坏监测设备或者改变监测数据的行为要按照法律规定，单独予以处罚；对逃避缴纳欠税的，按照征管法的规定给予处罚并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六）提升征管效率
制度设计能够有效提升环境税的征管效率，而且几乎没有实施成本，因此应非常注重通过制度设计来提升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和征管难度。一般来说，制度设计越简单、纳税人越少的税种，偷逃税的可能性就越低，征收率也就越高，因此环境税的税种不宜设置过多，主要选择排放量大、对环境破坏严重的污染物和污染产品征税；设定较高的起征点或免征额，可以大幅度削减纳税人的数量；通过税收优惠或税收差别引导纳税人主动安装检测仪器，提供准确的排污数据。当然环境税的制度设计也不是越简单越好，环境税制度设计越细致，它所带来的环境效果越好，因此需要寻找环境效果和征管效率的平衡点。
（七）做好开征准备
（1）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只有健全的市场，才能使环境税的变化通过价格波动及时将信息传递给微观经济主体，然后微观经济主体再根据价格的变化调整经济决策，从而使政府能够利用环境税实现环保目的。如果市场不健全，传导机制中的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政策落空。（2）提高环境税制的透明度。借鉴国外经验，开征环境税前必须提前一段时间公布环境税改革的细节，高度重视环境税税制的透明度，公众对环境税传导机制的理解和认知有助于环境税引导生产和消费功能的实现。环境税的征管工作对于征税机关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除上述谈征管制度和措施以外，还需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强税务机关和环保机关、财政机关之间的交流和协作等，只有做好充分的征管安排，才能保证环境税平稳顺利地付诸实施。
参考文献：
［1］刘白：《试论现行排污收费制度的缺陷及改革》，《环境保护》2007年第9期。
［2］于卿婵：《中国税制改革背景下的环境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3］蒋海勇、秦艳：《发达国家环境税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启示》，《税务与经济》2010年第4期。
［4］宋国君：《环境政策分析》，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污染；法律的思考
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迅猛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生态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环境问题使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面临严峻挑战，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量的环境问题，为了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目前我国较多采用的是直接管制措施，例如规定排污标准、征收排污费，这些措施将污染者置于被动接受管理的地位，不利于调动其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有效的刺激措施，能够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取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我国现阶段还没有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种。本文将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收法律制度建设进行初步探讨。
一、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理论依据
（一）外部性理论
英国“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为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提供了最主要的经济学依据〔1〕（p29）。外部经济效果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上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2〕(p569)。根据外部性理论，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使得其他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或个人）的福利减少，形成外部不经济；同时，在代际之间也存在外部效应，上代人对资源的过度浪费和污染，也会造成下代人福利的减少。按照庇古的分析，自然环境为生产者提供的服务，并未在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中反映出来，因而会造成生产企业花费的成本与社会花费的成本之间的差异，这种边际净私人产品和边际净社会产品的差额即私人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成本。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外部性成本发生在市场体系之外，因而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只有政府采取税收形式，才能把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假定政府征收等于边际污染成本的税收，那么可以使污染者的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即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2〕(p576)，使其面对真实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没有内部化，一些行为的经济成本就不会被考虑，如果外部费用没有成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因素，就会引起严重的市场扭曲。〔3〕理论上把对单位污染所征的等于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的税收称为庇古税。此后，学者西蒙斯进一步发展了外部性理论，提出“社会成本”概念，认为企业应当承担其所造成的外部社会成本。因而，降低资源的社会成本，需要把外部性转移至企业内部，提高私人生产成本，促使其节约使用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一关于外部成本通过征税形式而使之内在化的设想，构成了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基本理论框架。
（二）“稀缺资源”论
与环境保护税有关的另一种经济学理论是“稀缺资源”论。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才需要研究社会如何从各种可能的物品与劳务中进行选择，不同的物品如何生产和定价，谁最终消费社会所生产的物品。〔2〕(p15)法国人布拉马基等把价值的起源归结为稀缺性，这种价值观的典型观点是：凡世上过份多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获取的财物，无论它们怎样有用，谁也不愿意花代价来取得它们，因而，数量多较数量少的东西价值小〔4〕（p69）。因此，一项资源只有稀缺时才具有交换价值，当环境资源不具有稀缺性时是没有交换价值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较少时，土地、空气、水等环境要素的多元价值可以同时体现，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和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增强，环境资源多元价值之间发生矛盾及环境资源稀缺性的特征逐渐显露。一是由于环境要素的多元价值难以同时体现而导致某种环境功能资源产生稀缺性，即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某环境要素如果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就难以满足人们的生产需求；二是环境净化功能难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排放污染物需要的问题特别突出，环境容量资源特别稀缺。但是长期以来，环境资源往往被认为是公有的、无价的，可以无偿占用，结果导致公地悲剧的出现，对稀缺资源索取费用有助于经济有效地使用资源〔2〕(p494)。环境保护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环境资源补偿费，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能够贯彻“谁污染谁付费，谁利用谁补偿”的生态环境开发保护原则。
二、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现实意义
目前，世界上采用环境保护税来改善生态环境的国家越来越多，环境保护税的使用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例如，瑞典的硫税（1991年开征）使石油燃料的硫含量降低至法定标准的50%，引进燃料税，每年co2z的排放量降低了19000吨。在挪威，1991年引进的co2z税使一些固定燃烧工厂的co2z降低了21%。在丹麦，对无危害废物收税已经使垃圾填埋成本翻倍，在1987～1993年间，家庭垃圾减少了16%，建筑垃圾减少64%，其他各方面的垃圾也均减少22%〔5〕。一般而言，环境税能取得如下几方面的积极效应。
（一）环境保护税能增加财政收入
环境保护税可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来源，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通过环境保护税筹集的经费通常有两种使用方式，一是直接返还给纳税人，包括直接把税款退还纳税人治理污染或鼓励其投资于环境保护领域；二是由政府投入到相关领域，如部分来自固体废物税的税额返还到废物管理和处理领域。当环境税被用于除改善环境以外的其他目的时，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双倍效益”。第一层效益是能改善环境，第二层效益是利用环境税去减少其他扭曲性税收，西方学者认为征收所得税会抑制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税收的超额负担，因而所得税被认为是一种扭曲性税制。运用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降低所得税，或其他与劳动力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率，即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弥补减少的扭曲性税收收入，从而实现双赢效益。促进经济合理化发展。〔6〕关于第二层效益即减少经济事前扭曲的争论很大，但是，环境保护税能增加财政收入的观点获得了普遍认可。不少发达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已形成较规范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并占有一定的财政地位。如荷兰，其环境税收收入占总税收入的14%，占gdp的3．2%。〔7〕
（二）环境保护税具有经济杠杆的功能
一方面，通过税收差异和优惠政策，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如对节约能源、清洁生产和资源回收利用的产品给予一定期限内的免缴部分或全部税款的优惠措施，而对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可以加收环境保护税，这样的措施有利于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税能推动清洁工艺的创新，因为生产者有动机去发现可供选择的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在征收环境保护税的情况下，生产者会比较保持现有污染水平所支付的税收与进行技术革新减少污染所能得到的收益。如果技术创新成本小于税收，那么污染就会减少，一直减少的污染控制成本等于税收时，达到污染减少的最优水平。假设所有污染者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污染控制的总成本将会最小化。例如瑞典对含有硫磺的柴油燃料征税，这促使人们开发了新的清洁燃料。
（三）环境保护税能促使消费者使用更少的污染产品
尽管环境保护税有的征税目标是消费者，有的是生产者，但是最终，所有税收引起的费用都会转嫁到使用有害环境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身上。消费者购买污染产品将要多付费，承担额外的环境污染成本，而选择清洁产品则没有额外费用的产生，例如，消费者使用含铅汽油就需要比使用清洁燃料多付费。因此，环境税能刺激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的消费，从而改变消费方式，最终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四）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能减少污染控制的成本
环境税减少了污染控制的成本，因为征收环境保护税不需要承担政府失察的成本。所有的行为决定都掌握在污染者手里——决定是继续污染并支付相关税收还是采用新的有利于环境的方式做生意，污染者可以通过比较两种选择的收益来加以决定。在这种机制下，减少污染措施所需成本过大的污染者会倾向于支付环境税，而那些减少污染所需成本很低的就会倾向于减少污染。因此，没有政府的监管也能得到一样的结果〔3〕。环境税收与基于企业协商和直接管制的政策措施相比，具有更大的透明性，较少受到“管制俘虏”的影响，因而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三、建立我国环境保护税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税制中的资源税、消费税、所得税中都有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保护环境的政策意图。例如，我国的增值税税法中规定，对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废旧沥青混泥土生产的再生沥青混泥土，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税收政策；资源税法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原矿和盐等资源的开采或生产纳入征税范围；消费税法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焰火、汽油、柴油、小汽车和摩托车等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并对小汽车按照排放量的大小规定了高低不同的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利用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作为主要生产原料的企业，可以在5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上述税种和政府的其他措施相配合，在减少污染、改善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税种的设立并非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对环境保护只能起到补充性的作用，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有必要在完善现行税制中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规定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尽快开征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以污染环境的行为或产品为课税对象的专门性税种——环境保护税。
（一）构建环境保护税法的基本原则
构建环境保护税法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老企业的污染防治任务繁重，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发展又加剧了环境的污染。因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仍然是核心问题，构建环境保护税法首先需要明确其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当前我国若制定环境保护税法，应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1、公平原则。由于每个纳税人对环境的占用是不均衡的，因此在环境税制设计中应体现出“谁使用、谁付费”的基本原理。从而使污染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样就能纠正市场失灵，实现公平。2、效率原则。环境保护税的征收与排污种类、数量、浓度等环保专门知识紧密联系，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测量、对固定大排放源进行定期监测等，都需要大量的人、财、物的投入，因而要避免为求准确地反映环境损害成本而设计过于复杂的环境税，税务机关应与环保部门密切合作，提高征管效率。3、循序渐进原则。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任务仍是重中之重，因而开征环境保护税应遵循渐进原则，分类分期实施，以给污染企业留下足够的时间，便于其在不影响企业发展的同时采取相应的削减污染技术，实现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协调。
（二）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
国际上通常把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以及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污染的产品作为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但目前我国尚缺乏这一税种的制度设计和征管经验，因而在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初期，征税范围不应过宽，应根据国家当前最重要的环境问题和环保目标，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征税对象入手。根据我国当前的环境状况，应首先将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纳入征税范围。因为这类行为对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而且既有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作为基础，又有大量的外国经验可资借鉴。其次，待时机成熟时，可以将那些难以降解和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制造的、在使用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各种包装物纳入征税范围。
（三）环境保护税的课税依据
一般来说，环境保护税的课税依据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污染企业的产量作为税基；二是以生产要素或消费品所包含的污染物数量作为税基；三是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8〕。第一种税基的核算比较简单，但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只有减少产量才能减少税负，这既会妨碍防污技术的采用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还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第二种税基只要生产要素和消费品中含有污染物就需纳税，而不管其最终是否造成了环境污染，这种做法既不合理又不公平。相较而言，第三种税基最为可取。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污染企业在维持和增加产量的同时，只要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就能减轻税负。这既不会妨碍污染企业自由选择污染防治办法，又能促使其改进生产工艺减少污染，增强了企业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四）环境保护税的税率
税率既要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又不能抑制社会生产。从理论上讲，厂商的理性选择是将污染削减到边际控制成本等于税率这一水平上。所以各个企业的污染控制程度不同，控制成本高的企业削减较少的污染量，而控制成本低的企业将大规模削减污染。环境保护税的一个难点是制定合理的税率，理想状态下，它应当等于污染削减的边际收益，这时效率最高〔9〕（p44）。此外，由于各地的经济条件、人口密度以及对环境清洁度的要求不同，因而环境保护税率不能高度统一，应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适合自己的差别税率。其次，环境保护税率最好采用动态税率，即根据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所需资金不断调整具体环境保护税目的税率，动态税率的实行，是税负和污染相适应原则的最直接体现。最后，环境保护税率以采取定额税率，从量计征为宜，即按照污染物排放的一定计量单位，规定定额税率，这能使税制简化、便利。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污染；法律的思考
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迅猛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生态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环境问题使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面临严峻挑战，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量的环境问题，为了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目前我国较多采用的是直接管制措施，例如规定排污标准、征收排污费，这些措施将污染者置于被动接受管理的地位，不利于调动其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有效的刺激措施，能够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取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我国现阶段还没有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种。本文将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收法律制度建设进行初步探讨。
一、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理论依据
（一）外部性理论
英国“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为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提供了最主要的经济学依据〔1〕（P29）。外部经济效果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上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2〕(P569)。根据外部性理论，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使得其他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或个人）的福利减少，形成外部不经济；同时，在代际之间也存在外部效应，上代人对资源的过度浪费和污染，也会造成下代人福利的减少。按照庇古的分析，自然环境为生产者提供的服务，并未在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中反映出来，因而会造成生产企业花费的成本与社会花费的成本之间的差异，这种边际净私人产品和边际净社会产品的差额即私人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成本。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外部性成本发生在市场体系之外，因而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只有政府采取税收形式，才能把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假定政府征收等于边际污染成本的税收，那么可以使污染者的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即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2〕(P576)，使其面对真实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没有内部化，一些行为的经济成本就不会被考虑，如果外部费用没有成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因素，就会引起严重的市场扭曲。〔3〕理论上把对单位污染所征的等于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的税收称为庇古税。此后，学者西蒙斯进一步发展了外部性理论，提出“社会成本”概念，认为企业应当承担其所造成的外部社会成本。因而，降低资源的社会成本，需要把外部性转移至企业内部，提高私人生产成本，促使其节约使用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一关于外部成本通过征税形式而使之内在化的设想，构成了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基本理论框架。
（二）“稀缺资源”论
与环境保护税有关的另一种经济学理论是“稀缺资源”论。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才需要研究社会如何从各种可能的物品与劳务中进行选择，不同的物品如何生产和定价，谁最终消费社会所生产的物品。〔2〕(P15)法国人布拉马基等把价值的起源归结为稀缺性，这种价值观的典型观点是：凡世上过份多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获取的财物，无论它们怎样有用，谁也不愿意花代价来取得它们，因而，数量多较数量少的东西价值小〔4〕（P69）。因此，一项资源只有稀缺时才具有交换价值，当环境资源不具有稀缺性时是没有交换价值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较少时，土地、空气、水等环境要素的多元价值可以同时体现，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和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增强，环境资源多元价值之间发生矛盾及环境资源稀缺性的特征逐渐显露。一是由于环境要素的多元价值难以同时体现而导致某种环境功能资源产生稀缺性，即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某环境要素如果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就难以满足人们的生产需求；二是环境净化功能难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排放污染物需要的问题特别突出，环境容量资源特别稀缺。但是长期以来，环境资源往往被认为是公有的、无价的，可以无偿占用，结果导致公地悲剧的出现，对稀缺资源索取费用有助于经济有效地使用资源〔2〕(P494)。环境保护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环境资源补偿费，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能够贯彻“谁污染谁付费，谁利用谁补偿”的生态环境开发保护原则。
二、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现实意义
目前，世界上采用环境保护税来改善生态环境的国家越来越多，环境保护税的使用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例如，瑞典的硫税（1991年开征）使石油燃料的硫含量降低至法定标准的50%，引进燃料税，每年CO2Z的排放量降低了19000吨。在挪威，1991年引进的CO2Z税使一些固定燃烧工厂的CO2Z降低了21%。在丹麦，对无危害废物收税已经使垃圾填埋成本翻倍，在1987～1993年间，家庭垃圾减少了16%，建筑垃圾减少64%，其他各方面的垃圾也均减少22%〔5〕。一般而言，环境税能取得如下几方面的积极效应。
（一）环境保护税能增加财政收入
环境保护税可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来源，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通过环境保护税筹集的经费通常有两种使用方式，一是直接返还给纳税人，包括直接把税款退还纳税人治理污染或鼓励其投资于环境保护领域；二是由政府投入到相关领域，如部分来自固体废物税的税额返还到废物管理和处理领域。当环境税被用于除改善环境以外的其他目的时，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双倍效益”。第一层效益是能改善环境，第二层效益是利用环境税去减少其他扭曲性税收，西方学者认为征收所得税会抑制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税收的超额负担，因而所得税被认为是一种扭曲性税制。运用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降低所得税，或其他与劳动力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率，即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弥补减少的扭曲性税收收入，从而实现双赢效益。促进经济合理化发展。〔6〕关于第二层效益即减少经济事前扭曲的争论很大，但是，环境保护税能增加财政收入的观点获得了普遍认可。不少发达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已形成较规范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并占有一定的财政地位。如荷兰，其环境税收收入占总税收入的14%，占GDP的3．2%。〔7〕
（二）环境保护税具有经济杠杆的功能
一方面，通过税收差异和优惠政策，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如对节约能源、清洁生产和资源回收利用的产品给予一定期限内的免缴部分或全部税款的优惠措施，而对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可以加收环境保护税，这样的措施有利于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税能推动清洁工艺的创新，因为生产者有动机去发现可供选择的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在征收环境保护税的情况下，生产者会比较保持现有污染水平所支付的税收与进行技术革新减少污染所能得到的收益。如果技术创新成本小于税收，那么污染就会减少，一直减少的污染控制成本等于税收时，达到污染减少的最优水平。假设所有污染者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污染控制的总成本将会最小化。例如瑞典对含有硫磺的柴油燃料征税，这促使人们开发了新的清洁燃料。
（三）环境保护税能促使消费者使用更少的污染产品
尽管环境保护税有的征税目标是消费者，有的是生产者，但是最终，所有税收引起的费用都会转嫁到使用有害环境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身上。消费者购买污染产品将要多付费，承担额外的环境污染成本，而选择清洁产品则没有额外费用的产生，例如，消费者使用含铅汽油就需要比使用清洁燃料多付费。因此，环境税能刺激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的消费，从而改变消费方式，最终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四）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能减少污染控制的成本
环境税减少了污染控制的成本，因为征收环境保护税不需要承担政府失察的成本。所有的行为决定都掌握在污染者手里——决定是继续污染并支付相关税收还是采用新的有利于环境的方式做生意，污染者可以通过比较两种选择的收益来加以决定。在这种机制下，减少污染措施所需成本过大的污染者会倾向于支付环境税，而那些减少污染所需成本很低的就会倾向于减少污染。因此，没有政府的监管也能得到一样的结果〔3〕。环境税收与基于企业协商和直接管制的政策措施相比，具有更大的透明性，较少受到“管制俘虏”的影响，因而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三、建立我国环境保护税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税制中的资源税、消费税、所得税中都有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保护环境的政策意图。例如，我国的增值税税法中规定，对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废旧沥青混泥土生产的再生沥青混泥土，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税收政策；资源税法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原矿和盐等资源的开采或生产纳入征税范围；消费税法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焰火、汽油、柴油、小汽车和摩托车等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并对小汽车按照排放量的大小规定了高低不同的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利用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作为主要生产原料的企业，可以在5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上述税种和政府的其他措施相配合，在减少污染、改善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税种的设立并非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对环境保护只能起到补充性的作用，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有必要在完善现行税制中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规定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尽快开征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以污染环境的行为或产品为课税对象的专门性税种——环境保护税。
（一）构建环境保护税法的基本原则
构建环境保护税法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老企业的污染防治任务繁重，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发展又加剧了环境的污染。因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仍然是核心问题，构建环境保护税法首先需要明确其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当前我国若制定环境保护税法，应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1、公平原则。由于每个纳税人对环境的占用是不均衡的，因此在环境税制设计中应体现出“谁使用、谁付费”的基本原理。从而使污染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样就能纠正市场失灵，实现公平。2、效率原则。环境保护税的征收与排污种类、数量、浓度等环保专门知识紧密联系，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测量、对固定大排放源进行定期监测等，都需要大量的人、财、物的投入，因而要避免为求准确地反映环境损害成本而设计过于复杂的环境税，税务机关应与环保部门密切合作，提高征管效率。3、循序渐进原则。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任务仍是重中之重，因而开征环境保护税应遵循渐进原则，分类分期实施，以给污染企业留下足够的时间，便于其在不影响企业发展的同时采取相应的削减污染技术，实现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协调。
（二）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
国际上通常把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以及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污染的产品作为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但目前我国尚缺乏这一税种的制度设计和征管经验，因而在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初期，征税范围不应过宽，应根据国家当前最重要的环境问题和环保目标，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征税对象入手。根据我国当前的环境状况，应首先将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纳入征税范围。因为这类行为对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而且既有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作为基础，又有大量的外国经验可资借鉴。其次，待时机成熟时，可以将那些难以降解和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制造的、在使用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各种包装物纳入征税范围。
（三）环境保护税的课税依据
一般来说，环境保护税的课税依据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污染企业的产量作为税基；二是以生产要素或消费品所包含的污染物数量作为税基；三是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8〕。第一种税基的核算比较简单，但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只有减少产量才能减少税负，这既会妨碍防污技术的采用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还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第二种税基只要生产要素和消费品中含有污染物就需纳税，而不管其最终是否造成了环境污染，这种做法既不合理又不公平。相较而言，第三种税基最为可取。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污染企业在维持和增加产量的同时，只要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就能减轻税负。这既不会妨碍污染企业自由选择污染防治办法，又能促使其改进生产工艺减少污染，增强了企业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四）环境保护税的税率
税率既要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又不能抑制社会生产。从理论上讲，厂商的理性选择是将污染削减到边际控制成本等于税率这一水平上。所以各个企业的污染控制程度不同，控制成本高的企业削减较少的污染量，而控制成本低的企业将大规模削减污染。环境保护税的一个难点是制定合理的税率，理想状态下，它应当等于污染削减的边际收益，这时效率最高〔9〕（P44）。此外，由于各地的经济条件、人口密度以及对环境清洁度的要求不同，因而环境保护税率不能高度统一，应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适合自己的差别税率。其次，环境保护税率最好采用动态税率，即根据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所需资金不断调整具体环境保护税目的税率，动态税率的实行，是税负和污染相适应原则的最直接体现。最后，环境保护税率以采取定额税率，从量计征为宜，即按照污染物排放的一定计量单位，规定定额税率，这能使税制简化、便利。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污染；法律的思考
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迅猛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生态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环境问题使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面临严峻挑战，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量的环境问题，为了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目前我国较多采用的是直接管制措施，例如规定排污标准、征收排污费，这些措施将污染者置于被动接受管理的地位，不利于调动其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有效的刺激措施，能够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取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我国现阶段还没有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种。本文将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收法律制度建设进行初步探讨。
一、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理论依据
（一）外部性理论
英国“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为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提供了最主要的经济学依据〔1〕（p29）。外部经济效果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上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2〕(p569)。根据外部性理论，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使得其他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或个人）的福利减少，形成外部不经济；同时，在代际之间也存在外部效应，上代人对资源的过度浪费和污染，也会造成下代人福利的减少。按照庇古的分析，自然环境为生产者提供的服务，并未在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中反映出来，因而会造成生产企业花费的成本与社会花费的成本之间的差异，这种边际净私人产品和边际净社会产品的差额即私人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成本。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外部性成本发生在市场体系之外，因而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只有政府采取税收形式，才能把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假定政府征收等于边际污染成本的税收，那么可以使污染者的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即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2〕(p576)，使其面对真实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没有内部化，一些行为的经济成本就不会被考虑，如果外部费用没有成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因素，就会引起严重的市场扭曲。〔3〕理论上把对单位污染所征的等于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的税收称为庇古税。此后，学者西蒙斯进一步发展了外部性理论，提出“社会成本”概念，认为企业应当承担其所造成的外部社会成本。因而，降低资源的社会成本，需要把外部性转移至企业内部，提高私人生产成本，促使其节约使用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一关于外部成本通过征税形式而使之内在化的设想，构成了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基本理论框架。
（二）“稀缺资源”论
与环境保护税有关的另一种经济学理论是“稀缺资源”论。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才需要研究社会如何从各种可能的物品与劳务中进行选择，不同的物品如何生产和定价，谁最终消费社会所生产的物品。〔2〕(p15)法国人布拉马基等把价值的起源归结为稀缺性，这种价值观的典型观点是：凡世上过份多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获取的财物，无论它们怎样有用，谁也不愿意花代价来取得它们，因而，数量多较数量少的东西价值小〔4〕（p69）。因此，一项资源只有稀缺时才具有交换价值，当环境资源不具有稀缺性时是没有交换价值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较少时，土地、空气、水等环境要素的多元价值可以同时体现，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和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增强，环境资源多元价值之间发生矛盾及环境资源稀缺性的特征逐渐显露。一是由于环境要素的多元价值难以同时体现而导致某种环境功能资源产生稀缺性，即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某环境要素如果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就难以满足人们的生产需求；二是环境净化功能难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排放污染物需要的问题特别突出，环境容量资源特别稀缺。但是长期以来，环境资源往往被认为是公有的、无价的，可以无偿占用，结果导致公地悲剧的出现，对稀缺资源索取费用有助于经济有效地使用资源〔2〕(p494)。环境保护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环境资源补偿费，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能够贯彻“谁污染谁付费，谁利用谁补偿”的生态环境开发保护原则。
二、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现实意义
目前，世界上采用环境保护税来改善生态环境的国家越来越多，环境保护税的使用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例如，瑞典的硫税（1991年开征）使石油燃料的硫含量降低至法定标准的50%，引进燃料税，每年co2z的排放量降低了19000吨。在挪威，1991年引进的co2z税使一些固定燃烧工厂的co2z降低了21%。在丹麦，对无危害废物收税已经使垃圾填埋成本翻倍，在1987～1993年间，家庭垃圾减少了16%，建筑垃圾减少64%，其他各方面的垃圾也均减少22%〔5〕。一般而言，环境税能取得如下几方面的积极效应。
（一）环境保护税能增加财政收入
环境保护税可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来源，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通过环境保护税筹集的经费通常有两种使用方式，一是直接返还给纳税人，包括直接把税款退还纳税人治理污染或鼓励其投资于环境保护领域；二是由政府投入到相关领域，如部分来自固体废物税的税额返还到废物管理和处理领域。当环境税被用于除改善环境以外的其他目的时，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双倍效益”。第一层效益是能改善环境，第二层效益是利用环境税去减少其他扭曲性税收，西方学者认为征收所得税会抑制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税收的超额负担，因而所得税被认为是一种扭曲性税制。运用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降低所得税，或其他与劳动力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率，即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弥补减少的扭曲性税收收入，从而实现双赢效益。促进经济合理化发展。〔6〕关于第二层效益即减少经济事前扭曲的争论很大，但是，环境保护税能增加财政收入的观点获得了普遍认可。不少发达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已形成较规范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并占有一定的财政地位。如荷兰，其环境税收收入占总税收入的14%，占gdp的3．2%。〔7〕
（二）环境保护税具有经济杠杆的功能
一方面，通过税收差异和优惠政策，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如对节约能源、清洁生产和资源回收利用的产品给予一定期限内的免缴部分或全部税款的优惠措施，而对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可以加收环境保护税，这样的措施有利于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税能推动清洁工艺的创新，因为生产者有动机去发现可供选择的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在征收环境保护税的情况下，生产者会比较保持现有污染水平所支付的税收与进行技术革新减少污染所能得到的收益。如果技术创新成本小于税收，那么污染就会减少，一直减少的污染控制成本等于税收时，达到污染减少的最优水平。假设所有污染者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污染控制的总成本将会最小化。例如瑞典对含有硫磺的柴油燃料征税，这促使人们开发了新的清洁燃料。
（三）环境保护税能促使消费者使用更少的污染产品
尽管环境保护税有的征税目标是消费者，有的是生产者，但是最终，所有税收引起的费用都会转嫁到使用有害环境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身上。消费者购买污染产品将要多付费，承担额外的环境污染成本，而选择清洁产品则没有额外费用的产生，例如，消费者使用含铅汽油就需要比使用清洁燃料多付费。因此，环境税能刺激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的消费，从而改变消费方式，最终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四）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能减少污染控制的成本
环境税减少了污染控制的成本，因为征收环境保护税不需要承担政府失察的成本。所有的行为决定都掌握在污染者手里——决定是继续污染并支付相关税收还是采用新的有利于环境的方式做生意，污染者可以通过比较两种选择的收益来加以决定。在这种机制下，减少污染措施所需成本过大的污染者会倾向于支付环境税，而那些减少污染所需成本很低的就会倾向于减少污染。因此，没有政府的监管也能得到一样的结果〔3〕。环境税收与基于企业协商和直接管制的政策措施相比，具有更大的透明性，较少受到“管制俘虏”的影响，因而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三、建立我国环境保护税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税制中的资源税、消费税、所得税中都有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保护环境的政策意图。例如，我国的增值税税法中规定，对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废旧沥青混泥土生产的再生沥青混泥土，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税收政策；资源税法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原矿和盐等资源的开采或生产纳入征税范围；消费税法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焰火、汽油、柴油、小汽车和摩托车等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并对小汽车按照排放量的大小规定了高低不同的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利用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作为主要生产原料的企业，可以在5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上述税种和政府的其他措施相配合，在减少污染、改善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税种的设立并非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对环境保护只能起到补充性的作用，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有必要在完善现行税制中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规定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尽快开征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以污染环境的行为或产品为课税对象的专门性税种——环境保护税。
（一）构建环境保护税法的基本原则
构建环境保护税法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老企业的污染防治任务繁重，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发展又加剧了环境的污染。因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仍然是核心问题，构建环境保护税法首先需要明确其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当前我国若制定环境保护税法，应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1、公平原则。由于每个纳税人对环境的占用是不均衡的，因此在环境税制设计中应体现出“谁使用、谁付费”的基本原理。从而使污染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样就能纠正市场失灵，实现公平。2、效率原则。环境保护税的征收与排污种类、数量、浓度等环保专门知识紧密联系，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测量、对固定大排放源进行定期监测等，都需要大量的人、财、物的投入，因而要避免为求准确地反映环境损害成本而设计过于复杂的环境税，税务机关应与环保部门密切合作，提高征管效率。3、循序渐进原则。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任务仍是重中之重，因而开征环境保护税应遵循渐进原则，分类分期实施，以给污染企业留下足够的时间，便于其在不影响企业发展的同时采取相应的削减污染技术，实现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协调。
（二）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
国际上通常把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以及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污染的产品作为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但目前我国尚缺乏这一税种的制度设计和征管经验，因而在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初期，征税范围不应过宽，应根据国家当前最重要的环境问题和环保目标，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征税对象入手。根据我国当前的环境状况，应首先将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纳入征税范围。因为这类行为对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而且既有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作为基础，又有大量的外国经验可资借鉴。其次，待时机成熟时，可以将那些难以降解和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制造的、在使用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各种包装物纳入征税范围。
（三）环境保护税的课税依据
一般来说，环境保护税的课税依据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污染企业的产量作为税基；二是以生产要素或消费品所包含的污染物数量作为税基；三是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8〕。第一种税基的核算比较简单，但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只有减少产量才能减少税负，这既会妨碍防污技术的采用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还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第二种税基只要生产要素和消费品中含有污染物就需纳税，而不管其最终是否造成了环境污染，这种做法既不合理又不公平。相较而言，第三种税基最为可取。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污染企业在维持和增加产量的同时，只要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就能减轻税负。这既不会妨碍污染企业自由选择污染防治办法，又能促使其改进生产工艺减少污染，增强了企业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四）环境保护税的税率
税率既要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又不能抑制社会生产。从理论上讲，厂商的理性选择是将污染削减到边际控制成本等于税率这一水平上。所以各个企业的污染控制程度不同，控制成本高的企业削减较少的污染量，而控制成本低的企业将大规模削减污染。环境保护税的一个难点是制定合理的税率，理想状态下，它应当等于污染削减的边际收益，这时效率最高〔9〕（p44）。此外，由于各地的经济条件、人口密度以及对环境清洁度的要求不同，因而环境保护税率不能高度统一，应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适合自己的差别税率。其次，环境保护税率最好采用动态税率，即根据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所需资金不断调整具体环境保护税目的税率，动态税率的实行，是税负和污染相适应原则的最直接体现。最后，环境保护税率以采取定额税率，从量计征为宜，即按照污染物排放的一定计量单位，规定定额税率，这能使税制简化、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