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民族的茶文化介绍
佤旗《苦茶》 其煮法是在大砂罐中一次放500克茶叶,一直煮到罐中剩下三五口茶水为止。然后等茶凉到一定温度,一口气喝下。茶水苦涩难忍,但喝完之后确让人回味无穷。
壮族《甜茶》是壮族人民的传统饮品,有很多讲究的茶礼。壮族男青年第一次到姑娘家相亲时,姑娘就给他敬一杯茶。如果茶中放有糖,男青年饮“甜茶”,就表明姑娘同意了;如果没放糖,则表示不同意。这种表达的方式，很特别，很有中华民族的传统。
白族“烤茶” 云南大理白族人常以“烤茶”招待贵宾。有宾朋来访时,主人就把从山上采回的鲜茶放在砂罐里,边烤边摇,待茶叶烤到发出清香并泛黄时,便用沸水冲入砂罐里,再稍煮片刻。茶煮成后便倒入瓷盅,双手举杯,敬给客人。
藏族“酥油茶” 其做法:把茶砖切开捣碎,加适量的水煮沸后滤出茶渣,调入食用酥油,茶汁和酥油就混合成乳白色的“酥油茶”。每有宾客来访,全家在帐蓬外恭候,待客人进帐坐定后,女主人即双手缓缓捧上酥油茶敬给来宾,使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蒙古旗“奶茶” 蒙古族每天离不开茶,除饮红茶外,几乎都有饮奶茶的习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煮奶茶。煮奶茶最好用新打的净水,烧开后,冲入放有茶末的净壶或锅,慢火煮2—3分钟,再将鲜奶和盐对入,烧开即可。蒙古族的奶茶有时还要加黄油、奶皮子、炒米等,其味芳香、成爽可口,是含有多种营养成分的滋补饮料。他们甚至认为,三天不吃饭菜可以,但一天不饮奶茶不行。蒙古族还喜欢将很多野生植物的果实、叶子、花都用于煮奶茶,煮好的奶茶风味各异,有的还能防病治病。
彝族“腌茶” 这是云南山区的部分彝族同胞喜爱的一种“茶”。将采下的鲜茶放入灰泥缸中,边放边压,直到压满,最后用重盖子压紧,数月后,即制成味道独特的“腌茶”。
中国各民族的茶文化特点
中国茶文化一般来说，有社会性、广泛性、民族性、区域性和传承性5大特征.
从其民族性来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都有自己多姿多彩的茶俗。蒙古族的咸奶茶，维吾尔的奶茶和香茶、藏族酥油茶、苗族和侗族的油茶、佤族的盐茶，主要是用茶作食，重在茶食相融;傣族的竹筒香茶、回族的罐罐茶等，主要追求的是精神享受，重在饮茶情趣。尽管各民族的茶俗有所不同，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凡有客人进门，不管是否要喝茶，主人敬茶少不了的，比敬茶往往认为是不礼貌的。因为客来敬茶，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人民重情好客的礼仪。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的茶道、茶艺、茶礼、茶俗，在饮茶的统一性下都清晰地表现出其民族性的区别。如日本茶道的宗教色彩(特别是禅宗)很浓，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茶道的表演也非常严格，甚至烦琐，对日本民众日常饮茶的普及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习惯清饮乌龙、普洱、花茶，茶俗与我国南方相仿或相近;非洲地区各民族饮茶习俗则以西北非的薄菏糖茶为代表，煮薄菏糖茶有一套程序和专用茶具，所用茶叶主要是我国珍眉、珠茶等高挡绿茶;欧美地区各民族的饮茶茶俗则以英国的英式饮茶法为代表等。
从其区域性来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地广人多，由于受历史文化、生活环境、社会风情以至地理气候、物质资源、经济条件、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的特点。如对茶叶的需求，在一定区域内是相对一致的南方人喜饮绿茶，北方人崇尚花茶，福建、广东、台湾人欣赏乌龙茶等。这些都是茶文化区域性的表现。
从其传承性来说，茶文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的社会性、广泛性、民族性、区域性决定了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成为中华文化形成、延续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例如，在当代特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茶文化作为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推崇，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茶文化也随时代的发展而融入现代文化理念和时代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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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关系最密切的西北五省区中。虽然只有陕西产茶，甘肃有少量茶叶生产，新疆、青海、宁夏都不产茶，但这里却是最重要的茶叶消费区域，是中国人均茶叶消费量最多的省区。为此，这些省区有关部门很重视茶业，特别是西安已抢占了多个茶产业制高点，积聚了许多正能量。
一是西北五省区的省会城市，都建有大型专业茶城，成为茶的集散中心。尤其是西安，它是西北地区茶的最大集散地，同时也是西北地区茶的最大商业中心。据有关部门粗略统计，陕西现有营业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的茶馆有5000多家，绝大部分分布在西安。西安现有大小涉茶企业1.2万家以上。西安金康路茶文化一条街，集商业、文化、休闲为一体，声名远播，已成为西安的特色文化街，为全国同类城市少见。
二是西北五省区茶文化活动一直比较活跃。如西安多次举办过茶业博览会，为茶叶辐射到西北五省区和走出国门起到了重要作用；2010年，在西安举行的纪念泾阳茯砖茶642周年暨茶文化论坛，昭示了茶在边贸中的历史地位；2011年在西安金康路茶文化街举办的万人品茗活动，为追求健康、普及三秦大地饮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12年9月，第十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为促进西部茶产业与茶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三是西北有一支高水平、高质量的茶文化研究群体。在这支群体中，特别是西安，人才济济，不但有教授、学者和学有所成的中青年专家，还有众多的茶业从业人员。这些人的专业涉及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
这些，都为茶在西安新丝路建设聚集了正能量。
为了寻求陕西在新丝路建设中繁荣茶文化、发展茶产业之道，特提出以下几条建议，以迎接新的挑战。
一是将陕西西安建成陆上丝路经济带的茶叶集散地和物流转运中心。
西北五省区，地处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和必经之地，而西安则是核心区块。所以，中国的茶产业发展，首先要从战略高度，把西北，特别是西安打造成现代化的、可以辐射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等地的国际茶叶集散地和物流中心。目前，西安金康路及其周边的茶叶经济商贸板块已具有相当规模和品牌基础，可以此为核心，打造现代的国际茶叶集散地和物流中心。
同时，西北又是民族聚集区，历史上茶在这里有“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之说。所以，加强西北地区茶文化和茶产业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而且事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亚欧人民间的传统友谊。
二是实现网上丝路与“一带一路”对接。
世界茶叶产大于销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我国茶叶主要依靠内销，而内销市场已开始疲软。因此，让国荼走出去的战略日见凸显。
中国茶叶出口受阻，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质量安全有待提高、茶叶标准混乱，特别是忽视大宗茶生产，取而代之的地摊茶和垃圾茶的大量出口，是造成中国荼在出口国中信誉不高、价格低迷的重要因素。如今欧亚大陆间，包括陆运、空运、海运全方位打通，而欧洲和中东地区，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国茶的主要销区。新丝路给我们带来了新机遇。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重视大宗茶生产、重视大宗茶质量安全、重视大宗茶标准可控，相信通过几年努力，定能在茶叶出口方面打开局面。
西安是国茶陆路出口的要冲和必经之地。倘若能在西北地区，以及在跨境贸易方面布控茶叶电子商务，让网上丝路与陆上“一带一路”对接，相信会收到好的效果。
三是重走丝绸之路，建设和提升陕茶文化品牌
西安可与甘肃、新疆有关部门联合起来，搞一次大型活动――荼重走丝绸之路，既能重新引起人们对古老的回忆，又能宣传茶文化。如果再将它与西部古老而又多样的区域文化和民族饮茶法，以及隐藏在戈壁深处的茶风、茶俗结合起来，西北茶文化必将成为当今世界茶人求新、探知之地，给人以历史感、神秘感和文化感。
四是西安有许多茶文化遗存，尚待树碑立传，并开发茶文化旅游线路。
【关键词】中华传统茶艺； 民俗茶艺； 文化融合
茶艺即饮茶艺术，是艺术性的饮茶，是饮茶生活艺术化。中国是茶艺的发源地，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族具有自己的茶艺。中华茶艺是指中华民族发明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饮茶艺术，主要包括备器、择水、取火、候汤、习茶的技艺以及品茗环境、仪容仪态、奉茶礼节、品饮情趣等。中华茶艺不局限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已经远播海外，有在日本的中华茶艺，有在韩国的中华茶艺，有在美国的中华茶艺等；在中国的茶艺也不都是中华茶艺，还可以有日本茶艺、韩国茶艺、英国茶艺等，不能将在中国的外国茶艺视为中华茶艺。而我所说的中华的传统茶艺则是具有纯粹的中国特色的茶文化，何谓中华传统茶艺呢？
一、对中华传统茶艺的理解
陆羽的忘年交、诗僧、茶人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有：“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茶道，是“饮茶修道”与“饮茶之道”的统一，使修行落实于饮茶艺术之中，艺不离道，道不离艺，由艺进道。皎然的“茶道”兼有“饮茶之道”即“饮茶之艺”之意。
茶艺之艺是指艺术，它具有一定的程式和技艺，但不同于茶学中的茶叶审评。茶艺是人文的，茶叶审评是科学的；茶艺是艺术，茶叶审评是技术；艺术是主观的、生动的，技术却是客观的、刻板的。在茶艺中，所用茶为成品干茶，因而种茶、采茶、制茶不在茶艺之中。
中华茶艺是综合性的艺术，它与中国传统的文学、绘画、书法、音乐、陶艺、瓷艺、服装、插花、建筑等相结合构成茶艺文化，茶艺及茶艺文化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华茶艺的分类
在当代的六类茶艺中，工夫茶艺又可分为武夷工夫茶艺、武夷变式工夫茶艺、台湾工夫茶艺、台湾变式工夫茶艺，武夷工夫茶艺是指源于武夷山的青茶小壶单杯泡法茶艺，武夷变式茶艺是指用盖杯代替茶壶的单杯泡法茶艺，台湾工夫茶艺是指小壶双杯泡法茶艺，台湾变式工夫茶艺是指用盖杯代替茶壶的双杯泡法茶艺；壶泡茶艺又可分为绿茶壶泡茶艺、红茶壶泡茶艺等；盖杯泡茶艺又可分为绿茶盖杯泡茶艺、红茶盖杯泡茶艺、花茶盖杯泡茶艺等；玻璃杯泡茶艺又可分为绿茶玻璃杯泡茶艺、黄茶玻璃杯泡茶艺等；工夫法茶艺又可分为绿茶工夫法茶艺、红茶工夫法茶艺、花茶工夫法茶艺等；民俗茶艺则有四川的盖碗茶、江浙的薰豆茶、江西修水的茶、云南白族的三道茶等。
三、民俗茶艺与中华茶艺的契合点
所谓民俗茶艺，是指一些地区性的用茶风俗，诸如婚丧嫁娶中的用茶风俗、待客用茶风俗、饮茶习俗等，讲茶俗一般指的是饮茶习俗。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饮茶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茶习俗。不同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饮茶习俗，同一民族却因居住在不同的的省份或地区而有不同的饮茶习俗。如四川的”盖碗茶”，江西修水的”茶”、婺源的”农家茶”，浙江杭嘉湖地区和江苏太湖流域的”薰豆茶”，云南白族的”三道茶”、拉祜族的”烤茶”等。茶俗是中华茶文化的构成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由于各民族在现今的文化上都有一定的渗透和融合，所以各民族的饮茶习俗尤其是茶艺表演风格都融合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茶艺着重在茶的品饮艺术，追求品饮情趣。民俗茶艺侧重在喝茶和食茶，目的是解决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有些茶俗经过加工提炼可以为茶艺，但绝大多数的民俗茶艺只是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一种。虽然也可以表演，但不能算是茶艺。
但是经过民族茶艺师的精心提炼，很多传统的茶艺文化都融入到了民俗茶艺中，使得很多的民俗茶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茶艺，例如“昆明的九道茶”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九道茶主要流行于中国西南地区，以云南昆明一带最为时尚。泡九道茶一般以普洱茶最为常见，多用于家庭接待宾客，所以，又称迎客茶，温文尔雅是饮九道茶的基本方式。因饮茶有九道程序，故名”九道茶”。
一是赏茶:将珍品普洱茶置于小盘，请宾客观形、察色、闻香，并简述普洱茶的文化特点，激发宾客的饮茶情趣。
二是洁具:迎客茶以选用紫砂茶具为上，通常茶壶、茶杯、茶盘一色配套。多用开水冲洗，这样既可提高茶具温度，以利茶汁浸出；又可清洁茶具。
三是置茶:一般视壶大小，按1克茶泡50-60毫升开水比例将普洱茶投入壶中待泡。
四是泡茶：用刚沸的开水迅速冲入壶内，至3-4分满。
五是浸茶：冲泡后，立即加盖，稍加摇动，再静置5分钟左右，使茶中可溶物溶解于水。
六是匀茶：启盖后，再向壶内冲入开水，待茶汤浓淡相宜为止。
七是斟茶：将壶中茶汤，分别斟入半圆形排列的茶杯中，从左到右，来回斟茶，使各杯茶汤浓淡一致，至八分满为止。
八是敬茶：由主人手捧茶盘，按长幼辈份，依次敬茶示礼。
九是品茶：一般是先闻茶香清心，继而将茶汤徐徐送入口中，细细品味，以享饮茶之乐。
可以看到这里既有民俗又有传统茶艺的影子。
居住在云南、贵州、湖南、广西毗邻地区的侗族、瑶族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兄弟民族，他们世代相处，十分好客，相互之间虽习俗有别，但却都喜欢喝油茶。因此，凡在喜庆佳节，或亲朋贵客进门，总喜欢用做法讲究,佐料精选的油茶款待客人。
做油茶，当地称之为打油茶。打油茶可以说是侗族和瑶族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饮茶习俗，光从原始和纯粹的制茶方式来看，是单调且特色不鲜明的，但是在行茶的程序中融入了传统茶艺的意境和手法之后，无论从音乐、服饰和器具上来说，融入了传统茶艺的打油茶，在民俗茶艺表演中具有很强的可观性和艺术性。
中华传统茶艺和民俗茶艺，我认为它们的区别主要有：一是文化背景的不同，二是音乐服饰的不同，三是茶具及茶台的布置不同，四是泡茶的手法和步骤有些区别；而它们可以融合之处就在于品饮的艺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兄弟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不同，以及生活风俗的各异，使每个民族的饮茶风俗也各不相同。在生活中，即使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域，饮茶习俗也各有千秋。不过把饮茶看作是健身的饮料、纯洁的化身、友谊的桥梁、团结的纽带，在这一点上又是共同的。所以中华传统茶艺能很好的融入到民俗茶艺当中去，把民族的茶艺真正的提升到一个雅俗共赏的层次。相信我们能很好的找到中华传统茶艺与民俗茶艺的契合点，把我国的民俗茶艺推向国际化的舞台。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 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绲摹恫爻碳吐浴芳牵骸凹岜????蜇鸪绺冢?缫?庖黄?8┦紫率樱?窕栊募拢??倾と唬?钊擞?馈??浅嫌猩?蠢??常?闯⒅?嘁病！保?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关键词：信阳市区；茶馆；空间分布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8月6日
信阳市地处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上游之间，位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年降雨量1，300毫米左右，年均水资源总量90亿立方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信阳种茶始于东周，名于唐，兴于宋，盛于清，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悠久的制茶、种茶历史及喝茶、品茗风俗，且千百年来，信阳人以茶为媒，在生产和生活上早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文化，成为信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馆作为茶文化的直接代表，是伴随着茶叶市场的繁荣而逐渐兴起的。截至2011年，信阳茶园面积120万亩，茶叶加工企业近600家，省级龙头企业3家，中国茶行业百强企业6家。茶叶注册商标200多个，其中中国驰名商标1个，中国名牌农产品3个，省级著名商标9个，河南省名牌农产品6个；茶叶集贸市场100多个，全市茶馆茶楼近200家；现有茶农95万人，从业人员超过110万人。茶馆是茶叶市场经济的一个缩影，它的规模及收益反映了整个茶叶网络系统的发达程度。与此同时，茶馆的分布位置也反映着一个城市的发展速度、商业中心的位置以及未来的规划方向。
一、信阳市区茶馆发展现状及分析
从发展历史上看，在近二十年期间，信阳全市现代茶馆的数量从零星增长到目前的近200家。经2012年3月26日至4月13日期间调查可直观的看出信阳市区茶馆的开业时间在一段时间内呈相对集中分布，开业时间主要集中在1992年以后，在2003～2010年之间最为集中。（图1）到目前为止，几乎在城区的主要干道附近都有茶馆分布。信阳茶馆业兴盛的主要原因在于信阳本地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因素，信阳人本就有喝茶品茗休闲的风俗习惯，另外信阳茶馆得以兴盛，还与以下外在条件息息相关：
（一）政府支持。信阳作为著名的茶叶之乡，政府力争打造“休闲茶都”的旅游形象，提出“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政策主张，充分发挥了茶文化的主导作用。尤其是从1992年开始，每年一届的“信阳茶文化节”更是把信阳茶品牌推向了高处。最能反映茶文化发展水平的茶馆，在售茶的同时，为茶客提供清幽的品茶、休闲环境，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二）旅游业的带动。信阳集山、水、泉、林等各种自然景观于一体，同时是裴李岗文化、龙山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发祥地，红色旅游基地，近年来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游客来到信阳，到茶馆品茶、欣赏茶艺表演、学习茶道、了解信阳茶文化已成为一个极具特色的旅游项目。
（三）茶馆自身的特点。茶馆不同于KTV、酒吧，它有自身独特的韵味。茶馆环境清幽，适合阅读、思考，陶冶身心；茶文化没有年龄段，茶馆适合老少人群休闲、娱乐；茶馆里有高雅的茶艺茶道表演，可提升茶客的艺术情操；茶馆更加洁净，环境质量好。
二、信阳市区茶馆分布的空间特征
信阳市区众多的茶馆并不是一夜之间布满全城的，它的出现在时间上有一定规律性，在分布地点上也同样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图2）
（一）区际差异明显。信阳市茶馆多集中在河区。在所调查的54家茶馆中，有40家分布在河区，平桥区仅有集中在平西大道和平中大道的茶馆经营。
（二）相对集中的点状分布。信阳茶馆众多，几乎在市区的每个街道都能找到茶馆的踪影。但从整体来看，茶馆分布呈现集中化的特点。在河区，茶馆集中在河北岸的和美商场以南区域、体彩广场周围以及申城大道。而在平桥区，茶馆集中在平西大道，平中大道上有个别茶馆分布。
（三）茶馆沿街呈带状分布。交通流量和人口密度及市场潜力较高的地区对茶馆的吸引力较强，尤其倾向于集聚在交叉路口。因此，形成茶馆沿道路略呈带状分布，尤其集中在申城大道、鸡公山大道以及平桥区的平西大道上。
（四）不同类型茶馆分布特点。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变换以及外来休闲行业的影响，传统茶馆的性质逐渐发生着变化。①兼营品茶与吃饭的茶餐厅主要分布在河区的体彩广场、平桥区的龙江大道；②传统的茶馆沿申城大道及平西大道分布；③茶艺馆主要集中在申城大道和东方红大道上；④信阳高档茶馆较少，中低档茶馆分布较多。
三、茶馆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茶馆根植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反映和刺激着包括自身在内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因素和城市发展政策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以茶馆为典型代表的内生性休闲场所的发展和空间分布。
（一）茶文化节的举办促进信阳茶馆行业的兴盛。茶业是信阳的支柱产业，信阳毛尖是信阳市的主打品牌。作为茶叶之乡，树立豫南茶都形象、发展茶叶经济成为信阳市政府打造“魅力信阳”的主要任务。从1992年起，信阳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信阳茶叶节（后来改为信阳茶文化节）。在茶叶节期间中外宾客云集，吸引大量企业前来投资，并且促进了信阳旅游业的发展。茶文化节成功地带动了信阳经济的提升，在经过近十年的缓冲期后，信阳经济逐渐走向成熟，由此带动了茶馆业的发展。因此，信阳现代茶馆业的兴起主要集中在首届茶文化节举办后的十年。
（二）茶馆集中分布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由图2可以看出，信阳茶馆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位于和美广场附近。和美广场是信阳市的商业中心区，前来购物休闲的人员众多。体彩广场与和美广场由东方红大道相隔，体彩广场附近规模较大的酒店、火锅城、咖啡馆、KTV等服务行业分布很多。茶馆分布于这一地带，天然的获得众多客源。
类似的，教堂附近KTV、酒吧集聚，平桥区的平西大道上分布有亚星生活广场、学校等服务行业，都可以赢得客源。
（三）茶馆的分布受地租、交通因素的制约。茶馆作为服务业的一种，应尽量接近消费者。决定其区位选择的因素大致包括消费市场状况、空间距离和交通状况、同行业之间的竞争以及地价的作用。
消费市场状况可以从人口密集度方面分析。茶馆主要考虑的区位因素是地价和交通。一般来说，市中心是全市交通网络的辐射点，具有最佳的交通便捷性和可通达性；同时，空间的关联性也最好，因而地价也达到最高。茶馆行业的经济支付能力并不是很强，但又要保证客源，因此大多选择在接近市中心的街区，如体彩广场、申城大道的茶馆。但也不排除一些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茶馆为宣传自己、打造品牌而选择中心区域，如在茶文化产业发展上比较有影响的茶企业，文新茶叶公司、蓝天生态茶叶公司。
（四）自然风光对茶馆的分布也产生一定影响。作为茶叶大市，信阳立足打造“中国茶都”的形象，对茶文化的宣传极为重视，茶馆则是茶文化的主要宣传媒介。品茶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因此一些茶馆推出了茶艺表演等项目，除了通过观看表演达到放松娱乐的目的之外，一些临河的茶馆以及公园附近的茶馆则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让茶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达到休闲的目的。
（五）茶馆随城市变化而自身发生的变化及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外部扩展和内部重组的双向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增加新的结构，对外以合生的形式，对内以替代的形式。规模较大的文新茶业已经成功打造了自己的品牌，仅在信阳市区已连续开设6家分店，占据市区内的主要街道。公司辐射范围不仅达到临近省市，而且正在向广东等省市扩张。一些规模较小的茶馆、茶楼安然处于茶馆集中地带的周围，利用集聚效应获取利润。
四、结语
以茶馆为代表的休闲场所不仅能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如茶馆文化），而且能反映地域别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特质。其分布也与一定的地理学理论相适应，如克里斯特勒的中心地理论、零售业区位理论（以个人或家庭为服务对象的服务业，其区位布局类似于零售业）。综合上文探讨可以发现信阳茶馆的布局总体上沿街道、河流成带状分布，并在部分地段成相对集中的点状分布。其区位选择主要受制于人口密集程度、地价、交通等因素，政府的决策领导、当地的经济发展为其区位选择带来一定的外部影响。
信阳茶叶对信阳市的发展有着不同凡响的作用，所以针对信阳茶文化今后的发展，要在树立“中国茶都”形象、规划茶城市、弘扬茶文化、开发茶旅游上做文章。茶文艺馆，作为茶文化的最好展现者，信阳茶品牌推广的最好实施者，信阳茶旅游的宣传者，可以从以下着手发展：①先修内力。深入挖掘信阳茶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和魅力；②外修布局。增强茶馆的功能性，增加茶艺文化；③打造商会。促进市场有序竞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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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着“中国茶叶第一街”称号的马连道，历经十余年发展现已成为中国茶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正处于提升和转型的关键阶段，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不可忽视，必须从可持续的角度给予有力破解，提高特色商业街的内涵层次，转变现有的业态经营模式，使其走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轨道。
【关键词】
特色商业区；SWOT分析；可持续
0 引言
自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茶叶加工厂落户马连道，为马连道茶产业集群发展播下了第一枚种子。改革开放以后，众多南北茶商纷纷进驻马连道，马连道茶叶市场逐步形成。历经10余年的发展，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有效引导下，如今的马连道，已由当年的仓储货运区发展成为街区街道主干路长1500米、街区面积1.8平方公里的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与此同时，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也面临很多问题，功能单一、业态低端、发展空间不足，开发主体不明确等。目前，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正处于提升和转型的关键阶段，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不可忽视，必须从可持续的角度给予有力破解，提高特色商业街的内涵层次，转变现有的业态经营模式，使其走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轨道。因此，本文通过对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的发展战略进行研究，不仅对促进其自身以及广外地区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其他功能街区的发展模式以及内在规律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 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发展现状
马连道现有14座茶城，总营业面积22万平方米，共有茶商3000余户，汇聚全国各主要产茶区的各类名茶，年营业额超过42亿元，约占全国茶叶年交易额的十分之一，是全国著名的三大茶叶集散地之一。
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重点发展以茶叶专业商贸为主的产业，配套发展文化创意和艺术品交易产业、茶叶科技研发和展览展示产业、旅游和休闲娱乐产业、金融服务业、商贸服务业等产业。截至2012年四季度，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内拥有法人单位1559家，资产总计82.0亿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2.02亿元，累计实现收入合计35.0亿元，利润总额0.7亿元，占全区十大特色功能区合计数的比重分别为10.4%、0.03%、1.8%、0.5%和0.03%。[]目前，马连道已经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茶叶交易中心，辐射范围远及俄罗斯、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2 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的SWOT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的发展状况，本文采取SWOT分析方法对该地区未来发展的区位优势（Location Strength）、制约劣势（Restrict Weakness）、战略机会（Strategy Opportunity）、市场威胁（Market Threat）四方面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为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的后续发展战略提供重要基础。
2.1 区位优势（Location Strength）
马连道地区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马连道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辖区内，广外地区是盛唐的蓟城，辽代的陪都南京，金代的金中都所在地，北京建城、建都都始于此地，历史悠久几经繁华。该地区靠近北京市中心，处于二、三环路之间，东北面紧邻北京西站，东南面与丰台丽泽商务区接壤，并与京石、京开等高速公路相连，属于与北京铁路枢纽和公路主干线相邻的交通类别区域。
2.2 制约劣势（Restrict Weakness）
从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功能区角度出发，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的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功能单一、业态低端。作为一个位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城市特色功能区，马连道主要以茶叶销售为单一业种，以茶城和批发商铺为单一业态，茶特色突出，但功能和产业结构单一隐藏着未来发展转型的困难和风险。马连道茶叶销售以“三现”贸易（现货、现金、现场）为主，以低端业态和原始销售方式销售文化含量和价值都相对较高的产品，制约了产业的进一步升级。低端业态也削弱了马连道的城市功能区的综合竞争力。二是发展空间不足，开发主体不明确。作为建成区，目前马连道地区可开发土地匮乏，可持续发展空间不足，政府手中无地，许多产业升级设想无法实现，发展后劲不足。但马连道别无选择，只能走内生式发展的道路。产业的调整需要大的项目的带动，项目的推进需要市场的主体运作；但马连道作为一个功能区并没有一个官方或民间的经营管理主体在对它进行统一经营管理。导致规划执行力不足，缺乏有效经营管理，贻误发展良机。
2.3 战略机会（Strategy Opportunity）
首先，自国家提出主体功能区建设规划以来，北京作为国家优化开发区，大力引导并积极实践主体功能区发展理念，在编制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功能区域发展规划》，为引导各区县全面落实功能定位、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保障。其次，北京市启动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为构创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赢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的建设也将有利于促进整个南城经济的振兴和持续发展。第三，《北京市西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构建“一核一带多园区[]”产业发展空间布局。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被纳入到了“一核一带多园区”产业发展空间布局之中，并与其他园区一同支撑着“一核一带”的发展。
2.4 市场威胁（Market Threat）
目前本市及周边地区均相继建立了采购中心。虽然这些采购中心的定位各有不同，但也是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如北京朝阳区豆各庄即将兴建的北京国际商品采购中心，其定位是国际商品贸易基地；天津保税区将成为中国北方与国际接轨功能齐全、服务一流的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近年来，青岛也在建设中国北方最大的跨国采购中心。
3 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可持续化发展战略
3.1 明确目标，巩固地位，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西城区“十二五”规划中将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定位为中国茶叶交易中心和中国茶文化交流展示中心，围绕这一定位，要进一步明确目标，提升特色商业区现代化水平和文化内涵，进一步巩固强化特色商业区地位。
一是打造国际茶产业交易中心。在国际茶产业演进进程中，依托国家在世界地位的提升和茶产业的快速发展，立足首都的科技、人才优势，聚合茶交易的先进功能和手段，建设全球性茶产业交易中心、商务中心和交流中心。二是打造中国茶文化中心。以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为载体，以功能提升、产业发展、文化繁荣、品牌彰显为目标，继承和发展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打造全国乃至世界性茶文化中心。三是打造中国茶总部聚集地。以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品牌为牵引，以为企业、机构提供增值（服务）为手段，吸引茶产业、茶文化、茶相关行业的国际国内企业总部和机构入驻，打造中国茶总部第一品牌。四是打造都市文化休闲目的地。通过有效的规划建设手段，进一步突出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的文化休闲功能，把马连道建设成为茶特色彰显、休闲功能突出、生态环境友好、文化氛围浓郁、社会人文关怀备至的人文功能区。
3.2 发挥优势，提升功能，注入可持续发展元素
茶文化是马连道的名片，依托高度聚集的涉茶产业集群和茶文化，马连道在国内外有了高知名度。有了这个良好基础，马连道就可以发展更多、更高端的产业和更强的城市功能。未来，马连道将在茶叶贸易特色街区的基础上，向着功能高端化、特色化、延伸化的方向发展，保持和增强商业功能，培育和发展文化休闲功能、商务功能、国际交往功能，成为一个与西单、王府井、CBD、金融街、丽泽商务区等功能区齐名，茶文化气氛浓郁，特色更加鲜明，具有多种城市功能和产业功能的茶叶特色商业区。新马连道将融合名茶、茶器具销售、茶文化体验、学习、交流、茶叶拍卖等功能于一体，功能完备的高端茶产业聚集区。
3.3 改善硬件，突出特色，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
近年来，政府在马连道的环境改造上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但由于该地区市政基础设施过于薄弱，加快改善硬件设施仍然是马连道发展中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一是在“环境提升马连道”、“科技提升马连道”、“文化提升马连道”三项措施基础上，对马连道城市亮、美、绿环境进一步改造，突出茶文化特色，尽快建立马连道标志性标识物，提升特色商业街档次。二是协调有关部门完善马连道地区市政基础设施和地区路网建设。特别是加快打通马连道与西二环的连接线，解决道路循环和进出马连道的问题。根据实际需要，再开通几条公交线路，方便居民出行。三是尽快落实马连道地区大型变电设施安装及有关城市规划方案。
4 结语
马连道由于其茶叶批发规模和国内外知名度，已经在北京城市功能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实施的战略机遇，马连道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的一条特色商业街、新西城“一核、一带、多园区”总体布局中的特色商业区之一，已经进入到了转型提升阶段。马连道茶叶特色商业区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马连道开始向以特色商业为基础，向集文化、商务、电子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方向发展。未来，马连道作为位于首都北京的茶叶交易中心，将在新西城打造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战略机遇期引来新的、更大的发展良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