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传统民俗节日在现实中已悄然蜕变为单纯的消费假日，传统民俗节日的文化意蕴在国人的心中已渐渐趋于淡漠。因此，把传统民俗节日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必须对传统民俗节日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具有高度的自觉，才能使之真正成为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载体。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文化体现为一种一贯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蕴藏着中华文化的层层积淀和累累成果，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性格，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那么，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下面我尝试从四个角度做一分析。
神圣的虔敬
民间崇拜和信仰是民间至高无上的精神情感，也是一般百姓日常生活的精神支柱。在传统民俗节日中，对天地、祖先和诸神表达虔敬，给节日蒙上一层庄严而神秘的色彩，这最真切地显示了人性深处所固有的“有所敬、有所畏”的朴素宗教情感。
在汉民族的传统民俗节日中，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种祭祀主要包括对日月天地神灵的崇拜、对祖先的虔敬、对民族英雄的追思。对日月天地神灵的崇拜，是上古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据《周礼》所示，在周代普遍流行在节日里祭天祀地、祭日祭月等活动。沿袭到现在，日月天地崇拜在节庆活动中的印记仍旧或隐或显地保留着，如，中和节焚香祭日、中秋节赏月、春节扎天地棚祭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等，无不体现出人们对日月天地神灵的敬畏。对祖先的虔敬是在古老的灵魂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们最早敬拜的祖先往往是生前为氏族或部落立有功勋的“保护神”。延至后世，对部族保护神的敬仰逐渐演化为对家族祖先的祭祀。春节、清明节、中元节和十月初一等节日，家家户户都隆重地举行祭祖敬宗、上坟扫墓等仪式，表达对先祖的思念和虔敬之情。除了敬神(天地日月神灵)、敬鬼(祖先)之外，对神圣的崇拜还包含有对一些集中体现本民族价值观的民族英雄的纪念和敬仰，如寒食节纪念“居功无争、自敛隐退”的介之推、端午节纪念“忧国忧民、风骨独具”的屈原等，都反映了对一种民族理想和价值的追求。
民间传统信仰虽然是传统民俗节日文化孕育的根源，但随着信仰由自发向自觉的跃进，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系统化的宗教对节庆活动也有明显的影响。如现在传统民俗节日普遍存在的灶神财神崇拜、百姓在家中设置佛堂和灵位，体现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与民间传统信仰的某种融合，形成了民间浓郁而细致的崇拜神圣的景观。
给神圣留下位置，对于民族文化的存续和传承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意义上没有任何神圣的精神，而只是一味的消费，那么它就会蜕变成一具僵尸般的空壳。保留神圣的位置，给民间崇拜和信仰留出空间(尽管不一定非得固守传统的祭祀程式)，正是体现了人性对真善美的朴素追求与渴望。实际上，在当今社会，信仰的阙如和精神的失落，已经成为一切社会病症的症结所在。这种精神的失落比物质的贫穷更可怕，并且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裕，这种感受会更明显。在传统民俗节日文化中给神圣保留位置，无疑是对信仰虚无主义的一种救治。
和谐的崇尚
素有追求真善美传统的中华民族，对和谐的理念向来青睐有加。而作为源于日常生活又对日常生活高度浓缩且立体呈现的民俗节庆，更是十分注意凸显和谐的理念，并在潜移默化的时间累积中，将其标识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
“和谐”主要是天人和谐，即在自然和人之间寻求一种最佳的结合，从而保证自然和人接近或最终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完满境界。中华传统民俗节日文化在倡导和谐方面，可谓无处不在：从节日的日期选择，到节日游乐、饮食、祭祀活动的安排，方方面面、时时处处都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映成趣的基本精神。
首先，节日的日期选择弥漫着和谐对称的特点。民俗学者乌丙安在其《中华民俗史》中指出：“‘节’正是对岁时的分节，把岁时的渐变分成像竹节一样的间距。”由此“分节”，逐渐演化为“日月同数”、“月内取中”和“年内对称”的现象。“日月同数”如春节(正月正)、重阳节(九月九)等，“月内取中”如元宵节(正月十五)、中秋节(八月十五)等，“年内对称”如元宵节与中元节对称、花朝节与中秋节对称等，这些错落有致的对称设计，能给人以爽心悦目的和谐之美，同时使人在美的体验中领受中华文化所独有的价值追求。
节日文化注重和谐的另一个特点是“四时节庆，纷至沓来”。《易传》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统民俗节日文化体系的形成兼顾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包含着天文物候的知识，体现了适应自然节奏、人与自然和谐的宇宙观。春节迎新，清明踏青，端午备夏，七夕观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腊八暖冬，小年辞灶，除夕守岁。一切都是那样的井然有序，一切又是那样的错落有致：节日的娱乐，四时佳节各异；节日的饮食，也与时序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晖夕阴，都在娱乐和饮食中得到了回响和照应。亲近自然、顺应自然而又有所作为，重视阴阳调和，与万物共生共荣，不断地升华天人合一的意境。
当然，和谐亦包含着人与人的和谐。节日里走亲访友、优游聚会等群体性活动，是人们交流沟通的良机，也是实现人际协调的佳径。在声声问候里，营造着与人为善的和谐氛围、团结友爱的和谐关系，这既是社会矛盾的化解剂，也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巨大文化资源。
亲情的滋养
在中华传统民俗节日中，对亲情的滋养和呵护可以说是最核心的文化心理。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重视人间亲情的了。家庭的信念、团圆的信念、故土的信念，一直是中华传统民俗节日最内在、最深刻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DNA。
在民俗节庆中对家庭骨肉团圆的炽热追求与期盼，可谓俯拾皆是。中国古人通过仰观俯察认识到“月有阴晴圆缺”的循环规律，从而把月圆作为人间骨肉团圆的象征。“明月千里寄相思”，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八月十五的中秋节等一家团圆的佳节，正是刻意安排在“一轮明月转玉盘”的月圆之际。元宵节的汤圆和元宵、中秋节的月饼，除了内在的甜美可口之外，外形的团团圆圆，还有团圆、和睦、幸福的深刻
寓意。当然，一年中最能体现亲情团圆的节日还是春节。每逢这个节日，人们都要阖家团圆，围坐一桌吃“团圆饭”，享用“团圆饺子(交子)”，共庆美好的新春。时至今日，每到农历的腊月中下旬，数千万在城市打工的民工、在外地求学的学子就潮水似地奔涌回家过年，这也许是最能体现传统民俗节日意义的社会景观了――回家、尽孝、阖家团聚，共享天伦，还有一种深深的对根的认同。从文化的角度看，这包含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情感和精神力量，体现着一个民族最具原生态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一直过着群体生活的中国人，最美好的向往就是人间亲情。这种人间亲情，有对父母与长者的敬爱之情，也有手足之情、邻里互助之情、朋友相援之情，以及对先人和故土的依恋之情。清明、端午、中秋、除夕、春节等传统民俗节日活动都淋漓尽致地传递着这些情感。亲情是生长的，它首先是我们的血缘亲情，即与生俱来的对亲人的情感，然后生发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的普遍观念。由此观念可以一层一层往外推展，“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进一步扩充为对所有他人的仁爱、对宇宙万物的息息相通的关爱。由亲善亲人然后能行仁于民，行仁于民然后能关爱万物，从而造就出人的“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
乐感的诉求
当代哲学家李泽厚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中国人总是“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确实，乐感的诉求是中华传统民族性格的突出特点，也是民俗节庆最鲜明的趋向。
传统民俗节日寄托着一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是人们在千百年岁月长途中欢乐的盛宴。追求乐感首先表现在节庆活动突出庆贺和游乐两大主题，以纵情的文娱活动展现和抒发人们的欢乐和喜庆。如，春节的放鞭炮、扭秧歌，元宵节的舞龙舟、划旱船，清明节的放风筝，端午节的赛龙舟，七夕节的赛巧会，重阳节的登山活动等，都是展现人们欢庆喜悦之情的有效形式(当然很多活动可能最初是源于娱神)。传统民俗节日能创造一种普天同庆的情感氛围，使人们在这种情感的弥漫和氤氲之中深深体会到天地人三才的贯通一气，给单调的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平添无限的生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一千古绝句，十分传神地概括了中华节庆文化“普天同庆，共享吉祥”的乐感诉求。
传统民俗节日文化追求乐感十分有趣的一点，就是人们总是喜欢拉近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一直是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农耕文明往往特别注重把享受生活本身作为对生活最贴切的理解，相应地，对美好生活本身的企望也自然而然成为节日文化心理最实在的内容。在节日里，将美好的向往与实实在在的生活神奇地合为一体，把理想和现实糊涂又美滋滋地混在一起，使生活变得可亲可爱、有滋有味，便是中国人独特的节日文化心理。这种心理虽然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日趋淡化，但是作为一种定型的心理结构却通过各种方式一直在潜滋暗长着。
一、灯会的历史与德阳灯会文化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的主要民俗活动是放花炮烟火、张灯、观灯、赏灯，是一个以灯为俗、借灯兴舞、流光溢彩的狂欢之节。汉代时，元宵节燃灯的目的是宗教功能，祭祀太一神。此后历代燃灯的习俗被保存下来，民间也出现了赏灯和其他一系列民俗活动。至此，元宵节装扮彩灯的习俗基本形成，农历正月期间，全国各地均有观灯游乐的习俗，宋、明两代尤为繁盛。德阳灯会作为川西地区一项大型民俗文化活动，第一届始办于1995年，每年正月在德阳市旌阳区四川文化玄珠湖畔举行，至2002年共举办了八届。因企业改制，2003-2011年停办，于2012年全面恢复。2001年的冰灯夺人眼球，让很少感受到冰雪天气的德阳人惊喜。2012年第九届德阳灯会以德阳重装、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为主线，展现了德阳灾后重建的巨大成就和德阳人民不屈不饶的精神风貌。
二、德阳灯会的民俗艺术特色
（一）题材内容的民俗性
德阳灯会在传统灯会的传承中创新，彩灯的题材内容，如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古典名著、历史人物、花鸟虫鱼等。龙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常用来象征祥瑞。民众认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强大能力的精神象征，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标志，是信仰载体和民族团结的情感纽带。1996年，德阳灯会展示了一条长68米、会“游动”的玄珠龙，名登吉尼斯世界记录。历年灯会中还有十二生肖形象的彩灯，如《羊仔大拜年》《十二生肖划龙舟》《三羊贺岁》等。德阳灯会还取材于民间传说，如“八仙过海”“水漫金山”“白蛇传”“荷花仙子”“孔雀迎春”；民间谐音表意的“莲莲有鱼”“吉象如意”“三羊开泰”；历史故事《三国鼎立》《李冰治水》；民间工艺《绵竹年画》。另有塑造福临人间的先贤神圣，如弥勒佛、财神、十八罗汉等。
（二）审美元素的民俗性
中国人喜爱红色，红色在中国有着象征意义，代表喜庆，不仅能让寒冷的冬季在视觉上有了颜色，还预示着“鸿运当头”的好兆头。德阳灯会的主色调是红色，辅以赤、橙、黄、绿、青、蓝、紫等颜色，色彩鲜艳、美观、喜庆，诸色交相辉映，缤纷璀璨，变幻莫测。德阳灯会以制作精细、装饰美观著称。如第十二届德阳灯会（2015年）在近3000米的观灯线路上，呈现了90组各类题材的灯组，58组气氛灯，把彩灯工艺的“形、色、声、光、动、参与”等特征融入建筑景观和自然景物中，所有灯组以玄珠湖为中心环绕布展，形成灯、山、水、建筑交相辉映的立体效果，整个玄珠湖畔呈现立体布展，观游相宜的互动式格局。灯会中有一类特有的灯组是特材灯组，它是用特殊材料制作的彩灯品种。高达24米的《八仙道福》和近20米高的《太上老君炼丹炉》灯组就是特材灯组，这两组灯分别是用30余万只药瓶和6.8万多个乒乓球制作而成。
（三）游玩活动的民俗性
德阳灯会将美食、娱乐、表演融为一体，设置有特色美食街、民俗表演大舞台、民间艺术展示区。舞龙狮、踩高跷、跳秧歌等民俗表演使民众找到情感的宣泄口，体验了流传至今的表演形式。绵竹木版年画、德阳潮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民众喜爱。绘制的传承人借助这个平台，给游客介绍其制作工艺和历史渊源。成都著名景点锦里汇聚的大部分民间艺术传承人也来到德阳灯会·大庙会现场，现场展示吹糖人、剪纸画、皮影戏等绝活，为灯会活动增色不少。
三、德阳灯会在节庆文化心理上的功能
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民俗活动是彩灯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彩灯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又充分反映了民间风俗的各种事物、现象。彩灯艺术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节日活动、祭祀活动中，与民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它很自然地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美的观念，强烈地体现着民族性和地域性。德阳灯会属于岁时节日民俗，逛灯会，为每一个人的情感宣泄提供了名正言顺的场所。在节俗活动中，每一个民众都可以参与其中，全民动员的热闹情境使参与其中的人尽情娱乐。第十二届德阳灯会（2015年）由德阳市玄珠湖文化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与创建了全国四大著名庙会品牌之一的“成都大庙会”的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作举办，将全新的庙会元素首次融入德阳灯会，改变了过去只能夜晚游玩灯会的形式，延展至全天。活动内容丰富，包含了演艺、美食、民俗、灯会、万名师生书画展及爱心捐助书画义卖等项目。精彩纷呈的节目表演、美味诱人的各地美食、妙趣横生的非遗民俗展示、美轮美奂的炫目灯组，一系列精彩元素组合，带给游客非同寻常的快乐体验。以“三星神韵”“一门三孝”“德阳潮扇”“绵竹民间年画坊”为代表的灯组展示了神秘的古蜀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也展示出德阳深厚的文化底蕴；“东方明珠”“卓越二重”“辉煌东电”灯组彰显了德阳作为重装基地的“大工业”之美；以德阳特产为主题的大型灯组，展示出德阳各类名特优产品，体现了德阳物产丰富，也彰显出人民的幸福生活。
四、德阳灯会体现的民俗文化
德阳灯会的花灯造型，基本以四、五、六为体面定数和基数，象征四时、五方、六合，其上装饰则多象征寓意。花灯的题材内容和造型装饰相结合，体现了中国的传统吉祥文化。彩灯艺术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它是一种民间艺术，它的存在与发展和丰富的民俗节庆活动紧密相联。一盏盏彩灯承载了民众的祈祷。由此，灯会成为民俗活动中既有广大艺术魅力又有高度文化价值和社会功效的一项内容。比如，在灯会中观灯、猜灯谜、走百病等就是花灯文化中十分突出且广受欢迎的一项文娱活动，即将谜语贴在花灯上，民众一边赏灯，一边猜谜，热闹又喜庆。
五、结语
关键词：中国民俗剪纸；文化符号；图腾崇拜；意向符号；农耕文化
一、中国传统民俗剪纸文化的渊源
民俗剪纸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形式，它以独特的艺术生命力和丰厚的人文内涵延续发展至今，剪纸中的意向符号运用简约的造型、流动的线条描述着古老的格言、动听的美丽传说，将中国老百姓的人生体验、人生理想、文化理想与小小的纸片剪贴在一起。在传统民间，每当举行婚丧嫁娶、庆寿延年、招魂送病、迎贺新年等等重要活动时，往往要用大红色和黄色纸张剪刻成各种图案纹样来装饰环境、营造氛围，表达对人生未来的美好祈愿和祝福。在农耕文化背景影响下，古代中国人的社会意识、价值观中对于安居乐业、子孙繁衍等种种理想都寄寓在阴阳组合的平面符号中。
（一）剪纸与巫术风俗的传承
在原始社会的混沌年代里，人类以幼稚朦胧的意识体验着风雨雷电、山崩地裂、生老病死等等自然现象，从而产生了恐惧和疑惑的感觉。由此，万物有灵、神人交感、主客混同，成为了原始意识的主要内容。它作用到人们头脑中，便产生了人类童年那种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并借助形象与想象表现人们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理想的原始巫术行为。这种巫术行为是原始人站在自然之上企图用巫术的仪式去迫使自然遵从人意志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其巫术宗教仪式中的招魂复魄、驱鬼避邪、祭祀丧葬等主题内容，形成了特殊的祭祀用品和道具。古人最初以实物方式在祭祀仪式上敬奉先人或鬼神的，至东汉纸发明以后，冥纸、纸钱的广泛应用对于先前祭祀实物的替代促使了巫术仪式中的道具――祭祀剪纸在这种原始意识形态下应运而生，装饰纹样上表现出信仰大于审美，讲究象征暗示，功能趋向于综合等地域民俗传承特征。楚文化圈至今也流行着剪纸人招魂、求子、祭祖巫术。在楚国故地，南漳县荆山脚下，巫师用巫术招魂治病的方法就是剪纸人。除了招魂外，在民间巫术性剪纸礼俗形式还有很多，如用剪纸“破五”、“配偶”、“扫晴”等。
（二）剪纸中的图腾崇拜
原始人在意识到崇拜神灵、巫术仪式不能尝其所愿时，由此便产生了对自然的恐惧，这种对自然的恐惧就集中体现在图腾崇拜上，图腾崇拜的膜拜对象被人从主观意识上赋予了某种神秘力量，或者说清楚一点，人们把某种具有特殊自然能力的动植物或其他物体当作自己氏族的标志或象征，认为这种物体同自己有某种血缘关系。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原始人就认为一个群体或个人同某种动植物就具有神秘联系，这时作为万物生长之源的太阳、大地，飞禽走兽、花草植被都成为了古人图腾崇拜的对象。
民俗文化中与莲花相关谐音意象在民俗文化中竞相纷呈，几乎无所不及。如剪纸艺术题材中的鱼戏莲、鱼唆莲、鱼穿莲、莲花娃娃等多种造型充分表现了图腾崇拜中对于莲花形象女子、女性生殖体的象征延引，意在祈愿男女婚姻幸福吉祥，子孙满堂。鱼莲组合更成为了民间常见的生殖象征形象，对于鱼的图腾崇拜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半坡时期出土的彩陶人面鱼纹盆的人鱼合体造型上，这种人鱼叠合相亲的文饰，反映出当时人类和鱼类之间的特殊关系，把鱼作为生物界具有极强生殖能力的特性通过象征的造型手法表现在剪纸艺术中，寄寓了古代人对于子孙繁衍、世代相传的祈盼和理想。
（三）农耕文化再现
农耕社会结构是中国民俗文化的基本构架，中国古来重农“王事唯农是务”以农为本是传统中国经世的基本国策，在农耕经济支柱下，形成了中国长期的农耕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影响下，以传统婚姻和宗族制度为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中国民众特殊的心理结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众多文化习俗包括剪纸民俗也就是在这种结构支配下建立起来的。正是在自给自足、安土重迁、礼让仁和、血缘至上、家族为重的农耕社会结构中，才形成了对家庭和睦、家族昌盛、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幸福长寿等等理想愿望的强烈祈盼，这些美好的愿望在剪纸文化中体现为“福”“禄”“寿”喜
“丰”五个关键主题，由此而构成了传统剪纸民俗文化的基本意义取向。这些深刻的文化内容通过意象化视觉符号集中体现在剪纸艺术中，诸如鱼戏莲象征男欢女爱，婚姻幸福；五蝠捧寿预示族中长者福寿安康；年年有余（鱼）期盼家族生活富足、家道殷实。至今众多民间艺术家依旧通过传统的审美方式把诸多理想凝聚于这些图形符号的组合之中，彰显了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延续性和强大生命力。
二、传统剪纸文化中的意象符号
剪纸意象是剪纸民俗的物质载体，剪纸符号则是剪纸意象的灵魂。剪纸意象是民众长期感知外物的知觉经验的凝固，其基本结构生成，不是通过理性思辨和逻辑推导，而是顺应文化生命的自然法则最后水到渠成。不同的民族群体对相似符号的含义理解可能呈现不同的“多面性”。
剪纸符号的基本构形思维方式是意象。意象思维借助联想、想象、类比、直觉等多种形象方式来揭示事物内涵，表达主体对意念的理解和对生命的体悟。对剪纸民俗而言，意象是建立在民众共同体普遍认可的文化形象和共同遵从的情感意愿的基础之上，是民众共同体认的文化精神形式。民间剪纸意象是民众将长期传承的“集体现象”“投射到心中屏幕”的基础上，来寄寓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朴素理解，传达他们对理想未来的良好祝愿的一种特定思维方式。民间剪纸意象的核心成分“意”，是民众群体按照特定目的附加于剪纸形象之上的深层体认，构成了民间文化的意义系统。
剪纸意象中的不同生灵物象，一般都被赋予了各自不同的符号内涵。老虎、雄鸡、蜘蛛、蟾蜍之类，驱邪逐疫，招魂引灵，实现生与死、肉体与灵魂之间的沟通，民间多以为避邪、巫术、禁忌，所以剪纸就用于象征趋吉避凶、大吉大利。松、龟、松、灵芝之类，寿长质洁，是精神升华、脱俗超凡的精神象征，因而其神异的外形与深处幽静的情境，常常成为最受欢尊崇的人生至境，所以民间高龄祝寿的图画、剪纸常以之作为至佳意象符号。至于鸳鸯、大雁、莲花、金鱼之类，雌雄相匹，清纯优美，姿色靓丽，最富有婚姻情感寄托特性，所以常常为青年男女、婚恋家庭所垂青，寓意爱情幸福、婚姻美满、多子多孙。这正如人类初期先民总是借助野性很强或形貌鄙陋的虫兽类作为崇拜对象，体现人类本真心理，而及至文明后世，取而代之的是温和驯良、妩媚动人、资彩华丽的花鸟秀木作为精神象征，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使然。
[关键词]《诗经》；节日；民俗；文化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从民俗角度看，它又是一部反映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古代民俗的生活画卷。对《经》中的节日民俗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对于节日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诗经》中的岁时节日民俗
民俗包括经济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和游艺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是社会民俗的一个分支，《诗经》反映出的岁时节日主要有春节、上巳节和穿天节。
（一）春节
古人称春节为“元旦”，宋代吴走牧《梦粱录》中有“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的记载。元旦是正月初一，但以哪个月为正月，各个朝代不同，夏朝以寅月为正月，即农历正月，商朝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历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秦历以农历十月为正月。汉武帝年间推行太初历，为了顺应农时，恢复夏历正月初一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民国年间开始使用公历，规定阳历1月1日为“新年”。新中国成立后，为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于是把农历一月一日称为“春节”，阳历1月1日称为“元旦”。
春节也叫过年，年在古时候有不同的名称：“唐虞时称载，夏称岁，殷称祀，至周始称为年，所以现在的年，是从周时才开始的。年本来作季，从禾千声，禾熟的意思。因为禾是一年熟一次，所以就借作纪年的年。至于载是取万物终而复始，岁是取岁星年行一次，祀是取四时祭祀完终。”《豳风・七月》有两处提到了“改岁”，即夏历的过年。一处在第一章“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一处在第五章“嗟我妇子，日为改岁，入此室处”。过年称为“改岁”，是夏历的表达方法。
“改岁”，即新年要代替旧岁，年岁将改。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活动场地的变化表明天气渐渐转凉，进入冬季，要过年了。农奴们为奴隶主忙碌了整整一年，自己却无衣无食，“何以卒岁”，农奴只能打扫一下房间，“穹窒熏鼠，塞向瑾户”，来迎接新年。正如朱熹所云：“言睹蟋蟀之依人，则知寒之将至矣。于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于其中；塞向以挡北风，瑾户以御寒气。而语其妇子日：岁将改矣。”由此可见，西周初年春节的习俗已经有所萌芽，人们要打扫房屋，准备食物和新衣。过年的时候，人们还要聚集在一起祭祀和庆祝，《豳风・七月》中“朋酒斯飨，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说的就是过年时人们以美酒和羔羊酬谢神灵保佑并祈求赐福。
（二）上巳节
《诗经》中《郑风・溱洧》展现了上古时期民间上巳节的情形：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女日观乎？士日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哥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古人以夏历三月第一个逢巳的日子为“上巳”，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三月三。上巳节本是古人为了繁衍后代而祭祀高襟、临水祓禊的日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衍生出男女期会游乐的风俗。三月三日，冰融雪消，大地回春，天气转暖，青年男女们纷纷拿着“兰”和“芍药”等香草来到野外，来到水边，去迎接春天的到来。他们在一起呢喃私语，戏谑调笑，手中的“兰”和“芍药”便成为爱情的象征。诗歌真实地反映了西周时期郑国上巳节的节日习俗，肯定和赞美了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诗意清新、明快。
（三）穿天节
《诗经・周南・汉广》讲述了一个与襄阳穿天节有关的爱情故事：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一位青年男子钟情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却难遂心愿，他不禁面对浩渺的江水来倾吐满怀的愁绪。“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是诗歌的主旨句。齐鲁韩三家诗都认为“游女”为汉水女神，照此解说，这首诗当讲述了一个人神恋爱的浪漫爱情故事。刘向《列仙传》记载：“郑交甫常游汉江，见二女，皆丽服华装，佩两明珠，大如鸡卵。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日：‘我欲下请其佩。’……（二女）手解佩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即趋而去，行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因此游女又被称为是江妃二女。民间传说在后世逐渐定型为郑交甫游历汉江时，遇见了美貌善良的汉水女神，女神送给他一颗珍贵的明珠，郑交甫十分感动，可是女神却突然不见了，郑交甫难以忘怀，于是把明珠当作纪念带在身上。这就是后来汉江穿心石的来历。
穿天节起源甚早，相传夏朝时就已存在。汉水流域是夏人的重要繁衍地，夏人有崇信石头的习俗，他们认为汉江中有孔的石子形状似薏苡，因此便具有薏苡生殖力强的特点。于是，每年正月二十一日，襄阳老百姓尤其是妇女们便在汉江边捡拾有孔的白色小石头，“以丝贯之，悬插于首”，祈求子嗣和幸福美好的生活。杜汉华在《襄樊“穿天节”考辨》一文中指出：“穿有孔窍的石子，为穿。穿孔用的绳子象征着男根；有孔窍的石子，象征着女阴。天，天癸也，与生育有关。……穿天，即男女适时交合。”穿天节便演变成男女恋爱婚配的节日。
二、《诗经》中节日民俗的文化内涵
（一）寄托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
上巳节人们有佩兰祓禊的习俗，“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溱洧》），描写的就是在水边青年男女身佩兰草，拂除不祥的场面。古人认为兰草除了具有清淡久远的幽香之外，还有杀虫毒、祛除不祥的灵力，佩兰而行的人，是受上天庇护的人。“祓”是拂除病气之意，“禊”是修洁、净身之意，祓禊就是用水清洁身体，祛除疾病、灾祸。而水是至洁之物，人们相信它可以消灾除病或可以求得子嗣，所以就形成了上巳节临水祓禊的风俗。人们用兰草沾水洒在身上除去不祥，通过这种仪式寄托了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渴望，至今这种仪式在傣族的泼水节中仍然有所保留。《七月》中“朋酒斯飨，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记载的过年时以美酒和羔羊酬谢神灵并祈求赐福，同样也表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反映出上古时期人们对种族繁衍的重视
种族繁衍具有关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礼记》中记载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婚姻承担着传宗接代的社会职责。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下，众多节日习俗都包含有祈子的行为。
上巳节就有祭祀高襟的习俗，“高襟”是各个部落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想象出来的女性始祖。孙作云先生认为“若论其起源，这种‘襟神’或‘母神’在最早时期，都是各个氏族的先妣。”先妣是“简狄”，相传简狄无夫，吞玄鸟之卵而生汤，殷人便以简狄为媒神。《大雅・生民》中记载周人的女祖先是姜螈，姜螈无夫，履大人之迹而生子，周人便以姜螈为媒神。祭祀高裸是为了求子，临水祓禊也是为了求子。“古人相信：不生子也是一种病气，为了解除这种病气或促进生育，他们便在祭祀高襟时，顺便儿在河里洗洗手、洗洗脚，或干脆地跳到水里洗一个澡。他们相信这样做，便可以得子。这种迷信相沿成俗，在后代便成为三月上巳节的临水祓禊的风俗。”
同样，穿天节的习俗中也有跟求子有关的行为。《淮南子・修务篇》记载“禹生于石”。《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启母，涂山氏女也。……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这是跟石头有关的感生神话，夏人认为石头具有生育的灵力。同时民间还有禹母吞薏苡而生禹的传说，夏人认为薏苡的生殖能力特别强，而襄阳汉江中的有孔石头，形状跟薏苡很相似，所以人们认为这种石头具有石和薏苡的双重灵力。人们在穿天节这天，便在江中捡拾这种石子，用丝线贯穿带在身上，希望能够求得子嗣。
（三）展现了浪漫的上古遗风
上巳节除了祭祀高襟和临水祓禊外，还有青年男女在一起踏春、游乐的活动，这种活动或由民间白发组织，或由官府出面组织，《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便是官府出面组织的“仲春之会”，让未婚的青年男女和丧偶的鳏寡者参加活动，互相结识。相悦的男女可以互赠兰草、芍药等，“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溱洧》），女子向心仪的男子赠送芍药，如果男子接受了女子赠送的芍药，就说明他接受了女子的情感。青年男女在上巳节这一天光明正大的相识相交游乐，体现了我们古人多么浪漫的原始遗风！
穿天节是襄阳地区的民俗节日，围绕着节日流传着郑交甫与汉水女神相交的神话故事，这个人神恋爱的传说也展现了荆楚文化中神秘、浪漫的文化遗风，十分美丽动人。
（四）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浑融思想
关键词：农民画；民俗文化；内涵；诠释
隆回农民画是通俗画的一种，农民自印的纸马、门画、神像以及在炕头、灶头、房屋山墙和檐角绘制的吉祥图画都属于其囊括的范畴。其发展渊源可以延伸至千年前的道教功德画，道教在做法事中悬挂用的功德画就是非常典型的民间绘画作品，隆回农民画在创作过程中不仅吸收运用了功德画的艺术特征，还结合当地滩头年画、木偶戏等题材中富有民俗内涵的表现形式，以及传统民间纸马等创作手法进行综合运用，对当地地域民俗文化内涵作出了非常形象的诠释，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魅力。
一、隆回农民画中的色彩内涵诠释
隆回农民画大多以艳丽明快的色彩为主，相比较其他地方的农民画而言，隆回大部分农民画的创作者喜欢采用大量的对比色来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因此绚丽的色彩也是隆回农民画非常典型的特色之一，其色彩运用不仅体现着当地的审美表现，还展现出其丰富的民俗内涵。
造就隆回农民画绚丽色彩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是受到当地的自然环境因素影响而形成的。隆回地处湘西南，风景秀美、物产丰富，翠绿茂密的楠竹覆盖着隆回一半以上的土地，浓郁苍翠的竹文化世代影响着当地百姓，他们忠实地传承着祖先最为古朴纯真的生活，将绿色深深根植于传统的艺术创作中。而当地盛产的“三辣”：即宝庆辣椒、虎爪生姜、红皮大蒜不仅孕育出当地居民热情火辣的个性风采，也让长期生活在这片绿色富饶的土地上的居民拥有火辣、热情、奔放的情感，这些自然环境因素造就了隆回居民在传统农民画创作中对大红大绿的色彩偏好。
第二，是受到当地的社会人文环境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在中国传统的色彩观中，大红大绿一直是民间偏爱的色彩搭配，自古以来，我国的平民百姓习惯于穿青袍，也习惯在建筑上，窗框、门框等需要勾勒轮廓的部分用红色来装饰，象征一种富贵与吉祥。唐代白居易曾在《忆江南》中提及“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用来形容江南大地上美好的红绿搭配。拥有灿烂的人文景观和厚重的历史底蕴的隆回，在居民传统的观念中同样也偏好浓重而艳丽的色彩。主要流传在隆回县西洋江镇、七江镇的隆回梅山木偶戏（又称“傀儡戏”）是梅山地区民间艺人走乡串户，为节日婚嫁、神灵祭祀表演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剧目原始质朴，内容极为丰富，浸透了梅山文化的精髓。唱戏的老艺人就喜欢用红绿相间的色彩进行戏服纹样的点缀，无论是绽放的牡丹、充满吉祥寓意的瑞兽还是健硕的云龙，都通过强烈的色彩对比变化表现当地特有的人文风情。而配色被称为“中国民间美术一绝”的隆回滩头年画更是热衷于色彩中“辣”味的体现，色彩常使用丹红、品绿、橘黄为基本色调，风格既火辣又明快。受此影响，隆回农民画的色彩搭配也遵循“要喜气，红与绿，要求扬，一片黄”的配色准则，在色彩运用上几乎都不会选择黯淡的复色或间色，而选择红绿等艳丽色彩的搭配来表现当地特有的社会人文风情。
二、隆回农民画中的图案内涵诠释
隆回农民画的图案创作，源自当地居民质朴纯真的生活情感和体验，绘制的主题大多与他们日程生活习惯、经济水平、民族信仰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农民画不仅能满足他们精神上的愉悦，更是隆回民俗内涵的传播载体。隆回地域文化源远流长，滩头年画、民间纸马、木偶戏等都是当地极富特色的非遗保护文化，农民画的图案创作受这些文化的影响颇深。
笔者将隆回农民画图案的创作方法根据其借鉴手法分为两类：一是表象类，即植根于滩头年画影响的再创造。这类农民画的图案创作在选择上以富有吉祥寓意的造型为主，并融入当地悠久的滩头年画绘制形式，进行再创作。隆回滩头年画的图案选择主要以祝福新年的喜庆丰登，免除灾祸的古老民间习俗为题材，反映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和精神寄托。其图案创作造型质朴，手法简练，追求对“神”的刻画，老艺人在图案创作口诀中提及“贵家妇宫样妆，耕织女应时样，娃娃样要肥胖，庄稼汉衣裳越薄越显壮；人各有才，人各有宜，型简而不乏其味，识得此意”，形象的说明了滩头年画的图案特征。而隆回农民画的图案创作也将这点巧妙融合在其作品中。如《喜争窝》的图形创作上就借鉴滩头年画中对人物的绘制手法，五个娃娃个个白胖可爱，造型生动，服饰统一而富有变化，构图对称而不呆板。用线刚劲挺拔，运动感强，强调装饰意味，每个娃娃的神情、动态各有不同，使人物形象的个性特点得以更好张扬。《大发财源》的创作构思同样以隆回滩头年画的表现形式为依托，大胆创造，将龙的造型夸张地表现为钱币，手捧金元宝的娃娃造型绘制手法则借鉴了运用年画中开脸的手法表现脸部的红润，构图饱满且注重画面均衡的布局。
二是表意类，即建立在隆回民间纸马艺术上的再创造。这类作品主要借鉴隆回民间纸马的表现方法，以形达意，表达劳动人民对于幸福生活和美好前景的企盼。纸马是民间祭祀用的神像纸，实质上就是一种民间版画，隆回纸马艺术总的图案特征是原始、稚拙、粗犷的。在画面构图上追求均匀饱满，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在表现技法上，则以线描为主，线条洗练单纯、清晰明了，善于挖掘对象最具有表现性的形象特征；同时造型上不拘泥于图形各部位的比例，而是着意突出造型的朴质、稚拙。《恭喜发财》的创作便是运用了隆回纸马画的造型特点来传达人们对于富足生活的追求。在作品中，作者运用了和民间纸马画风格类似的粗犷线条来构成整个轮廓，造型也参照了纸马画当中的车夫的形态改造完成的，形象十分生动，色彩运用了滩头年画的搭配形式，车夫的帽子上还写上了“堆金积玉财源广进四季鸿发”十二个大字，把绘画的主题烘托的很到位。《争莲图》的创作也借鉴了隆回纸马画中对于鱼的造型动态把握，黑白的线描构图不仅素雅醒目，而且其表现手法和纸马画也同出一辙，画面描绘了三条鲤鱼争莲蓬的景象，不仅象征着生活连年有余，也烘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三、隆回农民画中的题材内涵诠释
隆回农民画作品的创作题材较为广泛，如有党政时事类、生态自然类、民俗生活类等等，不同的题材都是在当地不同民俗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隆回地处梅山文化区域，是梅山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梅山文化是以中国最古老的巫文化为源泉，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食则燎肉，饮则引藤”的饮食文化特色、尚武、信仰兆头、招魂风俗等习俗。受其影响，在当地民间每年都有上千年历史的民俗文化如游龙耍狮、扭秧歌、唱大戏、打龙船、唱土地等传统习俗展现。
农民画《唱土地》就充分表现了隆回当地过年时的民俗生活，唱土地是隆回常见的一种民俗活动，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崇拜活动，他们往往把新年收成的好坏寄托于土地神灵的护佑，认为唱土地能带来新年有好的收成。随着时代的变迁，唱土地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吉祥寓意，如能护佑子孙满堂、财源滚滚等等。图中的老人是在过年时到每家每户唱土地的艺人，每到一家时，她一边唱，主人先将家里准备好的糍粑分几个给他，然后在艺人举着的仙杖顶端插上香。唱土地这项民俗活动不仅能给新年添加喜庆，还能给被唱者家里带来吉祥如意。
《中秋送瓜》则是根据当地常见的民俗活动“偷瓜送子”来进行创作的。在隆回当地，要是谁家老婆不生小孩，村里人便会在中秋这天趁着明亮的月光，来到地里，偷摘一个大冬瓜，让两个小孩抬着，或者用竹篮装好后敲锣打鼓抬到这户人家，受瓜人在招待客人后，将瓜放在床上与妻伴睡一夜，第二天将冬瓜煮熟进食，如果次年生子，必须宴请送瓜之人，以为酬谢。图中两个可爱的小孩背着硕大的冬瓜，趁着明亮的月光送往求子者家中，冬瓜上绘制着吉祥的龙凤纹样，印证了右上方作者对求子者家中的美好祝福：“一对童子偷个瓜，爆竹声中送你家。恭喜头年养个崽，二年生个牡丹花。女子和合就是好，牡丹富贵人人夸”。
农民画《红了》也是根据隆回花瑶传统节日“讨僚皈”的主题创作的。“讨僚皈”是花瑶人每年最盛大、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沿袭至今有上千年历史。其本意在苗语中为了驱赶苗蛮。而解放后，“讨僚皈”节成了民族大团结的活动日，瑶汉人民载歌载舞，欢度同胞的传统佳节，当地瑶寨的姑娘们特别爱美，在这个节日中她们从头到脚都是花，所有亮丽的色彩都能在她们娇美的身上得到充分展现，这也是花瑶与众不同的重要标志。因此作品运用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来表现画面的主题，画面中错综排列的火红的花瑶古寨屋顶，古寨前挺拔的绿色古树，还有古寨街道中间花瑶女子手中五彩缤纷的花伞，将主题烘托得既明亮生动又和谐统一。
四、结语
隆回农民画的发展是建立在当地渊远源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生活情感的交流需要，具有质朴、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热烈、吉祥的寓意内涵，它所表现的色彩、图案、题材都集中反映出隆回当地的民俗文化内涵，从侧面辉映出隆回悠久的历史底蕴。爱默生曾说过“文化开启了对美的感知。”，随着对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进一步探究，隆回农民画的发展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参考文献】
在民间风俗中，婚礼无疑是民间百姓最重视的人生礼仪之一，其与人生过程、传统的婚姻观念和血脉承继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有关婚姻的仪礼、风俗也尤其繁多且含义深刻，婚俗这种文化现象可以很好地展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人民的精神与习惯。
武汉，我国华中地区的中心城市、经济中心、交通枢纽，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其腹地的地理位置、悠长的历史底蕴、“九省通衢”的便利交通和开放融合的文化氛围，共同造就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并渗透在武汉民间风俗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婚俗。
民俗同语言一样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是礼仪、制度和技术细节的综合描述，也是信仰和观念的表现。[1]由于武汉的城市特点及文化特征，武汉婚俗必定包含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积淀、民俗文化内涵以及时代特征。本文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当代武汉城市婚俗的现状进行分析，试图从民间朴素价值观、儒家思想、婚俗的当代特色几个方面探索其背后的深刻意义。
一.武汉城市婚礼仪式活动
（一）历史传统。
武汉地区传统婚礼仪式都基本符合汉族传统婚俗礼仪，核心环节和流程都基本遵循着“六礼”——古书载六礼为：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2]在婚礼迎娶的当天还有各种具体流程步骤，包括花轿迎亲、拜堂、闹洞房、三朝回门等礼节。传统婚礼过程较长、礼节繁复，其中蕴含深刻道德理念、象征意义和民族传统。
（二）当今现状。
本文通过对当今武汉城区普遍采用的婚礼仪式进行田野调查，试图较完整地呈现当代武汉城市婚俗的各个方面。
1.参与者
（1）新郎、新娘
（2）新人双方父母
（3）新人亲友
（4）伴娘、伴郎：一般伴娘是新娘未婚的姐妹或好友，伴郎是新郎未婚的兄弟或好友。伴娘伴郎均为两个，也有各四个、六个甚至更多，但相对少见。人数需各为双数，表成双成对、好事成双之意。
（5）接娘：两位，一般由新郎的姐妹担任，在婚礼当天与新郎和伴郎一同去接新娘。
（6）铺床长辈：找两位女性长辈在结婚前一天铺新房的婚床。要求女性长辈儿女齐全，以讨喜气。
（7）压床童子：一般由新郎的弟弟或晚辈担任，要求“童子之身”，在结婚前一天晚上在新房婚床上睡一晚，称“压床”。主要是取童子为阳性，祝福新人以后能生儿子的意思。
（8）证婚人：由男方或女方单位领导担任，在婚宴开始之前，婚礼仪式上向新人致辞，见证婚礼时刻。
（9）婚礼司仪、化妆师、摄影师：承担婚礼仪式的主持、新人的化妆和仪式摄影的工作，一般由婚庆公司推荐和安排。
2.准备阶段
（1）提亲、下聘：男方父母带上聘礼到女方家提亲、讨论结婚相关事宜，婚礼日期要选双时日为吉。
（2）准备工作：订酒店、选定婚庆公司、新房装修及布置、照婚纱照、写喜帖、定制礼服、预订婚车、花店，其他事项主要交由婚庆公司安排，包括婚礼司仪、化妆师、摄影师、流程安排、婚礼视频后期制作等。
3.婚仪阶段
（1）结婚前一天
早上：找两位女性长辈在新房铺婚床。床上用品套数最好是双数，颜色一般是大红色。
晚上：童子压床一晚。新床铺上坚果：枣子——早生贵子，花生——儿女双全，桂圆——圆圆满满。
（2）婚礼当天
接新娘：“单数去、双数回”——新郎、两个伴郎、两个接娘一共五个人出发，回来时加上新娘、两个伴娘，一共八个人。七点之前去花店装饰新车，随后去新娘家接新娘。新郎进门栋之前，新娘家放鞭炮表示欢迎。当新郎来到新娘门口，新郎敲门——女方家属难题考验——男方塞红包、挤门入房——新郎新娘互相戴胸花。
新人敬茶：新郎向岳父岳母敬茶、改口称父母，岳父母给新人红包、送祝福。
找新鞋：在新郎进门之前新娘和伴娘把新娘的一只鞋“藏”起来，长辈偷偷告诉男方的晚辈（童子）将鞋子找出，在敬茶之后帮新娘提鞋、向新郎索取红包。之后新郎将新娘抱上花车。
彩车绕城：彩车的数量一定是双数，另外“绕城不走回头路”——象征新娘已经嫁出娘家，不回头的意思。
新娘进门：新郎新娘回新房，进门前男方放鞭炮表示欢迎，新郎要将新娘抱进门。
喝甜汤：婆婆准备甜汤给新人喝，甜汤表“甜甜蜜蜜”，食材主要有汤圆四个——“事事如意”，银耳、桂圆、红枣等。
新人敬茶：新娘向公婆敬茶、改口称父母，公婆给新人红包、送祝福的话。
迎宾：新郎新娘在酒店门口迎宾，来宾送礼物、红包、签字、拍照。
婚宴：座次安排一般是公婆、岳父母坐正对舞台的一桌，男方亲友在大厅左侧，女方亲友在大厅右侧。中午12点之前开始仪式，双方父母致辞、新人单位领导作为证婚人致辞，随后新人进行仪式、交换戒指。仪式完毕即开席，新人换敬酒礼服逐桌敬酒，先敬公婆、岳父母再敬其他桌次，顺序是先敬女方亲友再敬男方亲友。
送客：新郎新娘在酒店门口送客，至此婚宴结束。
婚宴结束后一般无闹洞房，根据个人喜好安排之后的活动，如新房小聚、聚餐等。
（3）婚礼后
敬茶：婚礼后第二天一早，新娘要给公婆敬茶。
“三天回门”：即新娘在婚礼后第三天太阳落山之前回一次娘家，女方的晚辈或同辈须来婆家接新娘回门。回晚了就是“将婆婆的眼睛踩瞎了”。
二.当代武汉城市婚俗的民俗文化解读
通过对武汉婚俗流程的收集和整理，发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对于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沉淀在民间婚俗中得到体现。
（一）民间朴素价值观。
1.喜庆吉祥、多生贵子
人们用最朴素明了又巧妙的象征将其重要性及对新人婚姻生活的美好祝福和祈愿表现出来。
首先是颜色象征。红色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幸福色。喜帖、喜糖、鞭炮、婚房的布置、新人的服装都是红色，都体现出人们对红色代表着喜庆这一观念的认同。
其次是数字的 象征。传统文化中，双数代表着成双成对等象征意义，所以结婚日期要选双时日、床上用品套数最好是双数、接新娘的人数“单数去、双数回”，接回男方家时是八个人，“八”代表“发”；婆婆准备的甜汤中汤圆四个象征“事事如意”等。
再次是事物谐音象征。如新床上要铺上坚果都带有谐音象征意味：枣子——早生贵子，花生——儿女俱全，桂圆——圆圆满满，这种事物的谐音是一种多子多福观念的表达。
另外人物象征方面，表达了一种民间朴素观念——“气”。民间认为，世间人们都带有一种并且这些“气”能够感染他人。铺床的女性长辈需要生活美满、儿女双全，象征着借用她们的“福气”感染新人。传统婚俗中结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传宗接代，如今养育后代也是婚姻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亲友们对新人有着早生贵子的美好期待和祝福。男童子压床和男童提鞋的初衷是让其旺盛的“阳气”感染新人生育男孩。而如今根据武汉城区民众的想法来看，“男童”的“阳气”则是泛化成“孩子”的含义。
2.两个家庭的“较量”与融合
婚礼习俗和礼仪，表面看来只是新人结合的仪式，实则深刻地表现出背后蕴含的文化特质——两个家庭的“较量”与融合。从古至今，中华文明将家族观念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婚姻结合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更是关系到两个家庭的大事。[3]近年来独生子女们步入婚育期，家长们都希望子女不受委屈，同时婚姻又展现出两家的融合。婚礼中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内涵。
“较量”这一方面，首先比较突出的是“讲排场”的风气。“面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复杂的词，它蕴含着中华文化社会心理的深层意象。它似乎代表着体面、荣光甚至尊严。近二十来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男女双方在婚礼的排场上都不肯示弱、要“面子”。但根据田野调查的结果来看，近五年来婚礼消费日趋理性和合理化，很多新人也选择简办，婚庆公司也针对不同阶层的人群推出不同选择，人们对于“排场”的追逐正在降温。
其次是聘礼与嫁妆。聘是婚礼前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环节，男方送彩礼往妇家，表明聘定女方为妻。[4]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含蓄而委婉，总能通过曲折的方式婉转地表达深刻的含义，聘礼的背后是男方向女方展示自己的实力，有份量的红包和贵重的礼物是用隐晦的方式告诉女方嫁过来是正确的选择，也是男方家娶亲诚意的展现。而新娘的嫁妆则是女方以物质的方式告诉男方自己家境殷实，婆家要善待媳妇。看似简单的礼金背后包含委婉的较量，是双方家庭向对方展现实力、深情护子的体现，是对子女的支持和祝福。而聘礼和嫁妆正是美好的礼物背后的暗藏的较量，十分耐人寻味。
另外对新郎的难题考验，也是较量的一部分。新郎这个“外来人”要接走女儿，女方家属作势将门堵上不让新郎进门，用难题考验新郎，不但表达女方对出嫁的女儿的珍视和不舍，同时也让新郎在接新娘的过程中了解到新娘和幸福的来之不易。
而整个婚礼的过程正是两个家族融合的过程。婚宴上双方父母、亲友共聚一堂，共同交流、祝福新人。对于新人和双方亲友而言，两家的“较量”并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大家互相攀比、互相抵触，这种“较量”实际是委婉的、善意的，较量是双方亲友互相了解的过程，是对新人进行教育的过程，也是对新人的婚姻生活认可、祈愿和祝福的过程。较量，其实正是为了最终能更好地融合。
（二）儒家思想。
儒学在我国思想界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当代武汉城区婚俗中，其核心内容都被保留了下来。礼仪顺序清晰而完善，核心礼节绝不可随意跳过。我国有几千年以礼治国的历史，无礼不视，无礼不食，我们所有的行为要符合礼仪规范。[5]婚礼的核心礼节包括着亲疏有序、长幼有序的纲常观念，如新人出娘家门前和进婆家门后要给长辈敬茶以示尊重，参与者在婚礼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严格的辈分要求等，分类清晰。另外对于宾客还有亲疏的区分，这一点在婚宴桌次的方位安排上体现明显，新人父母在正中，从舞台到桌次的距离根据新人与宾客的关系亲疏而分远近，实际体现出“差序格局”，即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有自己延伸出去按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在婚礼仪式中体现着关系的展演。[6]
（三）当代特色。
当代武汉城区的婚礼不但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现代文明的烙印。在婚俗形式上，具体表现在形式的繁简变化、聘礼与嫁妆、婚礼日期、婚礼时辰、迎娶工具、婚礼服饰等多方面的变化，[7]以下从几个突出方面进行分析。
1.化繁为简、节制文明、个性鲜明
现在武汉城市的某些闹房实则造成了低俗、猥亵。如今人们将“闹洞房”所产生的不文明行为加以摒弃。个性化也是当今婚俗的一大特点，随着人们思想的年轻化、开放化，婚礼讲求创意和独特性，各个婚庆公司也绞尽脑汁，满足新时代人们更高更个人化的需求。
2.西方文化影响与传统文化的坚持
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现代武汉城区的青年们也逐渐接受了外来的婚礼文化，具体体现在婚仪空间、仪式方式、礼服、婚庆颜色等方面。现在婚礼的空间在酒店，或西方的传统宗教空间——教堂。从前的仪式是“三拜”来完成，现在则多为西方的“交换戒指”所代替。如今婚纱礼服是新娘们仪式的首选，但一般新娘都有中式礼服敬酒时穿着。西方婚礼使用白色作为基调，而如今我国婚俗中红色仍是不变的主角。传统文化似乎受到了西方文化强大的冲击，但传统婚俗仍有着巨大影响力。
对于这种状况的产生，是文化的传播、接收与融合的结果，但从现在武汉地区表现出来的婚礼仪俗状态来看，传统文化还是深深 地扎根在人们心中，有些近乎消失的传统婚仪中包含了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可以尝试重新将其传播和发扬，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的重视和坚守，才能更好地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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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丹迪，岳书法.浅析近代以来中国婚嫁民俗的演变[J].文化学刊.2012年1月.
[8]陈浩渊.浅析现代婚俗礼仪较古代简化的原因[J].科技创新导报.2011年第15期.
民俗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创造成果，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为适应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制，是没有个人版权所有的群众文化积淀。它包括风情民俗、传统节日、婚丧嫁娶、宗教仪式、建筑风格、民间歌舞等。民俗表现在广泛而富情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如果人们到自己居住地以外的异地旅游，便会感受到一种与自己居住地不同的风土人情，那风味迥异的饮食、陌生的人生礼仪和祭祀仪典、五颜六色的衣饰、风韵独特的音乐舞蹈等等，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民俗旅游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民俗是一种始终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重视民俗旅游文化内涵的开发与保护，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挖掘民俗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重要意义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目前，无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俗旅游均已蓬勃发展。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服饰饮食、婚丧嫁娶、待客礼仪、节庆游乐、民族工艺、建筑形式等等，都各有特色，形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景观，构成我国民俗旅游开发的丰厚资源，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因此，开发民俗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展民俗旅游有利于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旅游业是关联度高、市场扩张能力强，能够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朝阳产业，尤其是在目前我国工业产品普遍过剩，民族地区工业产品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利用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先发展旅游业，不失为明智之举。同时，民俗旅游是文化产业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有利于大量劳动力转向服务行业，从而实现旅游扶贫。
民俗旅游有利于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保护。民俗旅游的发展，有促进当地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理解，从而增进传统民族认同感。游客到旅游地体验生活，也有利于游客对当地的民俗文化的深入了解，更好地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民俗旅游，激发民众文化自觉、真正认识自我。因此，发展民俗旅游也是抢救、保护和弘扬优秀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之一。民俗旅游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开拓国外市场，吸引更多的境外游客到来，能够被培育成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促进中国民间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感知中国。
二、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中存在的弊端
（一）民俗文化的同化
当旅游者在旅游地游览时，从影响程度来说，旅游者对于旅游地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他们所接受到的来自于旅游地的影响。旅游地居民，不断的接受到这些旅游者的外来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必然带来诸多负面效应。现在大部分的旅游地经济发展都比较落后，长期的旅游开发导致对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盲目崇拜下，当地的经济体制甚至是社会习俗都会慢慢的向外来体制转变。当地的年轻人渐渐效仿外来生活外来习惯，从衣着、建筑到生活方式都迅速地与外来者趋同，无形中让原有传统文化失去继承人而消亡或同质化。
（二）民俗文化的变异
民俗旅游一味迎合某些旅游者的口味，有关传统礼教的民俗趋向商品化，表演艺术堕入庸俗。民俗文化的特色会因为旅游实用的需要，被任意的改头换面，成为可赚钱的商品，例如宗教失去了严肃感和神圣感。民族文化无法真实的展示在旅游者面前，它被人为的歪曲而失去价值。礼仪风俗、表演艺术等都被不负责任的歪曲为庸俗化的杂耍，例如民俗村寨的“进洞房”等项目。此外，民俗旅游商品的开发无特色。比如说在九寨沟买的藏族工艺品，和在青海在拉萨买的几乎是一样的，没有变化。旅游商品的单一、无特色，是对民俗旅游的内涵没有做深度挖掘的体现。
（三）民俗文化项目的雷同
民族地区政府在民俗文化旅游规划过程中，容易出现急功近利和盲目性立项，忽视旅游市场结构分析和缺乏可行性论证，不注意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开发，致使民族文化旅游项目贪多求大，项目雷同。近年来，以民族文化为依托的集锦性民族村寨不断开发出来，致使有关民俗文化旅游的人造景观越建越多，且形式上大多雷同，甚至还有内容重复的。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造景观泛滥，文化内涵肤浅，导致其吸引力大大降低。
（四）民俗文化旅游重开发、轻保护
采取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掠夺式开发手段。旅游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环境的损耗和地方文化的同化。民族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本来就比较脆弱，而一些地区却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不注意对其进行保护，致使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生态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保护是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与发展的前提。
三、开发和保护民俗旅游文化内涵的策略
民俗旅游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的开发模式，开发特点和资源选择，都应遵守一定的原则。旅游业在开掘民俗文化资源时，要充分发挥民俗文化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树立保护民俗文化传统的意识；要多方位体现民俗文化的旅游价值。
（一）采取相对封闭措施进行民俗旅游开发
少数民族地区在民俗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着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大多是粗放型模式，许多地方的传统文化、建筑、服饰等逐渐没有了地方特色。所以保护、抢救民俗文化资源应是民俗旅游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如广西侗族地区，把清代时建的鼓楼、风雨桥拆下卖掉，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混凝土的砖房和拱桥。要避免这种消极作用的产生，就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和相应的防范对策。保护是对民俗旅游资源进行维护、修缮、抢救，防止被同化和消亡，在保护与开发相结合中，要克服认识上的误区，发挥规划作用，尽可能减少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相对封闭措施、坚持民俗旅游民众办，这是一种抑制同化的有效方法。这样保持以地方习俗为主要旅游对象、当地群众参加经营的相对封闭性，既能防止民俗文化被同化，体现民俗旅游真正的民族味、朴实感、亲切感，又能造成文化、经济以及社会诸方面的相对神秘性，来刺激区域旅游动机的产生，带来更多的客源。
（二）高品位地开发和利用民俗旅游资源
民俗旅游开发要保证具有魅力的民族文化能真正得以弘扬和保护，就必须杜绝肆意亵渎和歪曲旅游地民俗风情资源的现象。扼制低格调，标新立异、生搬硬套而造成的民俗庸俗化。因此，高品位开发利用民俗资源是举棋之关键。高品位开发指旅游地在民俗资源开发上，要正确瞄准本地区的资源特色，结合本地区及周边地区旅游环境，把独特的风情民俗展示出来，开发建设民俗旅游资源，就应当对当地民俗资源充分地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选择开发方向，确定文化定位，尽最大可能挖掘出当地民俗资源的潜力。
（三）因地制宜开发各具特色的旅游新产品
民俗旅游资源散存在各地各处。开发，就是要使这些散落在民间或各地的民俗资源具有招徕游客前来观光的能力。既包括对新开辟的旅游区中民俗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包括对原有的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建设。俗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要依靠当地所拥有的固有资源，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从当地的资源特点出发，利用本身所特有的优势。如建筑、服饰、风味食品、民族歌舞等等，保持古朴的民风、特有的风情，同时又要让现代生活中新的民俗脱颖而出。旅游与购物总是相伴而行。旅游购物不仅能增加旅游气氛，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旅游动机。旅游商品赋予地方民俗特色，旅游商品就有了个性，才能更吸引旅游者。民俗旅游商品作为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组成部分，应注意开发形式多样，以纪念性为开发侧重点，以创新为主流。只有当民俗旅游商品为旅游者爱不释手时，我们的开发才算成功。
（四）自然风光、文物古迹与民俗文化有机结合
我国蕴藏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尤其很多偏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活动更为丰富。虽然民俗旅游投资少，不需要大兴土木和投入巨额资金去培植旅游景观，但要在民俗源地逐一开办民俗旅游活动，从可进入性和区域集中性来考虑，都十分困难。要使民俗旅游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与自然风光、文物古迹有机结合，可通过开辟民俗旅游一条线或筹建民俗文化村、民俗风情区、民俗博物馆、民俗等形式，带动民族饮食、民间蜡染、刺绣、挑花、编织等工艺品的综合开发，将有突出特色的民俗旅游项目引进著名的自然风景旅游点，以及国内外旅游城市，作为固定的或流动性项目，参与到观光和文物古迹旅游，使它们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民俗旅游活动除了在本地开展活动，吸引游客，还可以移到自然风景区和旅游城市进行表演、交流，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