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生义利观；道德正义；利益平衡
[作者简介]韩岩，河北大学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0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河北保定071002；张绍云，保定学院政法管理系讲师，法学硕士，河北保定071000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4―0036―03
孔子是人类文化轴心时代东方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对我国的影响长达两千余年。伴随着全球整体化进程的推进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孔子的义利思想开始被重新审视和定位，根据时展不断扬弃孔子义利思想，对于实现整个人类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拟从孔子义利观的内涵人手，结合现时代的发展情况，进一步分析其道德正义价值对于利益平衡的调节作用，以求能够发掘出更多有益于我们时代科学发展的价值。
一、思想的定位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正值诸侯为了各自的私利相互征伐、民不聊生的时代。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奔走各国，宣扬以“仁”为本体的道德哲学思想，想用道德正义来匡世济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孔子的义利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
孔子的义利思想是在承认人们正当欲望和追求合理利益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才强调“义”的重要性的。可是，孔子的义利思想往往被认为是重义轻利，义利的对立大于义利的统一。孔子说过“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周急不济富”(《雍也》)、“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义以为质”、“君子固穷”(《卫灵公》)，因此孔子常被认为是主张仁义道德、完全忽视个人利益的义利观的代表。实际上，孔子认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所恶也”(《里仁》)，追求富贵、厌恶贫贱是人的本能，说明他肯定了人的欲求的存在，承认了人追求一己之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只不过是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是一个“放于利而行”(《里仁》)的社会，统治者们为了追求个人的私利，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劳动人民的怨声载道，使孔子不得不罕言“利”、多言“义”。因此，孔子的义利思想提倡用“义”来矫正“利”。
孔子的义利思想是仁、义、利统一的民生义利观。“仁”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始终，不仅是孔子道德哲学的本体，而且是孔子思想的终极价值。孔子援“仁”入“义”，认为“对国家、百姓的根本利益的追求乃是最大的义，实现了这个义，也就达到了仁”。因此，天下的大仁大义，就在于黎民百姓的富足。孔子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天下的百姓们对于“仁”的依赖程度，超过了他们对于水和火的需要。如果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就是尧舜一样的圣人。实现天下百姓富足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两则对话中寻得根据。一则是由于鲁国收成不好，鲁哀公问有若能否通过增加百姓的赋税来满足国家的用度，有若请哀公施行“彻”，即什一税。哀公认为“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此，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卫灵公》)另一则是当子贡向孔子问如何才能治理好天下时，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卫灵公》)为了实现天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孔子终生为“仁”而奋斗，“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里仁》)
二、思想的内涵
面对义与利的取舍时，孔子认为应在“仁”的原则下，以“礼”为“义”，合“义”取“利”。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导致“社会分配矛盾尖锐，如何处理礼、义、利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以及经济思想的主要特色”。“放于利而行”，还是“克己复礼”、合“礼”取“利”?孔子的回答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认为管仲是“仁”者，给人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可是，对管仲违“礼”的行为还是给予了批评，他认为“管仲之器小哉!”(《八佾》)因为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树塞门”、“有反坫”(《宪问》)，和国君享有的待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孔子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可见，孔子对于僭越“礼”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认为“仁”者不一定懂“礼”，但懂“礼”的一定是“仁”者，他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在“礼”和“义”的问题上，孔子认为礼是人们行为的标准，符合礼的行为就是义，《左传》文公七年记载：“义而行之，谓之德礼。”不难看出，礼规范着义的性质、内涵和特征。孔子对于“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在做人方面，都必须受到礼的节制，“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学生子贡问孔子治理天下时，达到贫穷的不因贫困而卑屈，富有的不因富足而骄傲的状态，是不是就可以了?孔子的回答是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因此，孔子对于统治者和人民都要求用“礼”来规范。君主必须要做到襟怀坦荡、礼贤下士，倘若“居上不宽，为礼不敬”，孔子是不屑一顾的。君主在对人民的引导方面，必须以德服人、依礼行事，才能使百姓“有耻且格”(《为政》)。因此，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孔子对于不合乎“礼”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看到学生冉求为比周王还富有的季氏敛财的时候，孔子不仅和冉求断绝了师徒关系，还命令其他的学生“鸣鼓而攻之”(《先进》)。
在选择是否取得利益时，孔子认为应合“义”取“利”。在面对利的时候，孔子提出“见得思义”(《季氏》)、“见利思义”(《宪问》)、“义然后取”(《宪问》)的主张。虽然每个人都不想生活在贫贱之中，都想过上富贵的生活，但是摆脱贫贱、实现富贵却不能不择手段，必须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义”，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有做到了“见得思义”(《季氏》)、“见利思义”(《宪问》)、“义然后取”
(《宪问》)，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达到获利的持久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孔子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孔子在处理个人名利得失的时候，也是以“义”为标准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他为成名划定了年龄的界限，认为“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可见，孔子一生是很看重功名的。可是，在功名唾手可得的时候，孔子首先要考虑的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然后才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爱徒颜渊死后，颜路(颜渊的弟弟)请求卖掉象征孔子士大夫后代身份的车驾，给颜渊买棺材，孔子没答应。因为孔子认为失掉自身的身份来满足别人的需要，也是不符合“义”。
三、现时代价值
伴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势头的迅猛增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竞争日趋升温，义利问题也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面对着日益增加的义利的选择、取舍，有的人禁不住利益的诱惑，开始弃“义”从“利”，坑蒙拐骗、制假贩假、吸毒贩毒，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孔子的义利思想是仁、义、利统一的民生义利观，要求我们在面对义利的时候，须在“仁”的原则的指导下，以“礼”为“义”，合“义”取“利”。这种道德正义价值对于利益平衡的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处理上，更表现在企业经营和政府管理方面。根据时展不断扬弃孔子义利思想，对于实现整个人类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面对义利的冲突时，孔子指出君子和小人处世原则、方式的不同，积极倡导君子的休养和处世方式。这不仅对树立我们正确的人生观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而且有利于提升个人修养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在获取个人私利的时候，君子和小人看重的东西是不同的，君子先要看获取私利本身是否符合“义”；而小人则不然，他们看重的只是“利”的大小和多少，根本就不考虑获取本身是否合乎情理的问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于是，君子和小人的内心世界就是截然不同的，君子始终会考虑获取私利的合理、合法性，而小人的眼中只有利益，为了私利可以不惜践踏世间的伦理和法律。对此，孔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对于合情合法的私利的获取途径可以是多方面的，只要是通过个人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取得，虽然是做“执鞭之士”，孔子“亦为之”(《述而》)。因此，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今天，面对利益的诱惑，树立、保持“君子坦荡荡”(《述而》)的胸怀，有助于减轻社会竞争带来的压力，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同样也需要诚实守法、明礼诚信，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通过加强自身管理，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孔子认为：‘义以生利。’(《左传》鲁成公二年)即道义可以用来产生利益，或者说守法经营能产生经济利益。”企业生产的产品，就是为广大的消费者服务的。企业的产品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的需要，就等于做到世间最大的“义”，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同时，社会本身也会给予企业很高的荣誉，使企业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强企业产品的可信度，使企业在竞争中减少广告费用，形成稳而有增的顾客群，实现企业自身获利的可持续性增长。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阳货》)要加强企业自身管理，优化企业经营机制，有效利用企业的人力资源，需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日》)，即让企业成员对企业本身有归属感的基础上。允许他们通过努力工作，能够获取一定的股份，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信念，提升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度，激发员工更加努力的工作。最终，使企业走上利国、利民、利己相结合的科学发展之路。
关键词：孔子；“仁学”；“人本位”；美；善；现代意义与价值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孔子算得上一个伟人，他不仅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孔子的文艺理论思想虽无专著论述，却贯穿了他的整个思想，不仅逻辑严密而且自成体系。孔子的文艺思想散布在《论语》中，主要涉及了文艺与道德修养，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文学的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以“人本位”和爱人为基础和核心的“仁学”思想。
一
到底什么是“仁”呢？仁在《论语》中出现过就有109次，孔子对于“仁”的解释也有很多种。孔子在《中庸》中对仁的解释是：“仁者，人也。”这算是中国振聋发聩的第一声呐喊，第一次把人摆在如此重要的高度与地位，仁就是把人当人，就是“人道”，以人为本，“人本位”，而不是神本位，天道主宰一切。这在孔子生活的新旧交替动荡不安的春秋末期，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在不把人当人的奴隶社会末期，旧的制度，观念发生动摇变化，而新的社会关系尚未形成，孔子第一次把人的地位和作用旗帜鲜明的呼喊出来。
西方，也一直在追寻这世界的本质。从古希腊的“水”，“数”“气”到中世纪的神学，近代的理性，直到现代人本主义倡导的人才是主宰宇宙世界的主体。西方先哲花了两千年才达成的共识，而我们的孔子早在两千年以前就有了这一先见之明，不得不让人佩服孔子思想的前瞻性。
以人为本，活成个人样，而不是动物，这是孔子对“仁”的最精辟也是最透彻的本质解释。把人当人，一切的文艺作品首要的是满足人的本质要求，合乎人类的生存目的。文艺首先应当是人的文艺，必须反映人类的情感，道德，观念，思想，诉求，这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尊重并肯定人的价值，在现代显得尤为重要和难能可贵。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但是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到处是灯红酒绿，物欲横流，各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充斥并泛滥人们的精神家园。过分强调物质上的满足，而忽略了精神层面的东西。人怎么样才能活出人样，怎样才能摆脱动物属性？
其实我们应当从两千多年的孔子那儿汲取智慧，为己所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应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首当其冲的应该属孔子“仁学”的复兴。孔子的“仁学”第一教会我们的便是人，成为人本身，以人为本。
二
“爱人“是孔子“仁学”的灵魂和内核，也是根本所在。孔子在回答樊迟什么是仁时，提出了“仁者爱人”的重要命题，也是“仁爱”的精髓。孔子的“仁者，人也。”首先把人当做人来看待，这是仁学的前提，也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把“爱人”作为仁学的灵魂和核心，把爱人作为仁的出发点和根本。这样，以人本位和爱人为核心的“仁学”精神就已经基本确立了。
仁的主要意义是“爱人”，要爱自己，爱别人。既要爱自己的家人，也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后来的“泛爱众而亲仁”爱一切众人。仁学的“爱人”是宽泛的，也是广博的，是众生平等之间的爱，是不怨天尤人的乐观的爱，也是以德报怨的宽容的爱。
怎么才能做到仁呢？爱人还不够，由此扩展到家国，天下，孔子把仁的内容，修行方法也一一解答。仁的基本的内涵有孝、悌、忠、信、诚、恕、敬等等，这些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品质修养的必备条件。怎么才能修行成仁呢？在《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又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要求人人都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孔子建立起他的道德伦理体系。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现实世界的真实映照。好的文艺作品能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能引导人们积极向上，更能改善社会关系，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如果我们的文艺能够继承和发扬孔子仁者爱人的精神，少一些娱乐嬉闹，多一些人文关怀；少一些靡靡之音，多一些人文情怀；少一些暴虐血腥，多一些人道主义。如果人人都多为他人着想，做到孝、悌、忠、信、诚、恕、敬；如果人人都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人人都能仁者爱人，泛爱众为仁。人们的灵魂还会不能安歇吗？精神家园还会被拜金主义侵蚀吗？人们的道德底线还至于被浮华的世界冲垮吗？
三
孔子在文艺批评和美学上的主要思想是注重美和善的结合。“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主张既要“尽美”，又要“尽善”，使美与善完满地统一起来。美与善结合起来评价文艺作品，是孔子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也高度契合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强调的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的观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把文学艺术纳入到他的整个社会结构理论中，明确指出文学艺术是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1]（p15）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将人掌握世界的方式概括为四种，即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的，即精神的。[2]（p39）文艺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是审美意识形态。
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提出，并在《至斐・拉萨尔》中称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他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3]（p257）所谓美学的观点是指：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审美的作品，是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结果。在评价文学作品时要看作家的创作是否符合艺术的规律和遵循正确的美学的法则，是否有艺术独创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4]（p352）这与孔子提出的善和美结合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
文艺是一种具有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特殊意识形态。大的方面来说，文艺能够囊括宇宙苍穹，对现实人生的清醒关照，探寻人类的生存目标和最终去向。小的方面来说，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领人们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
真，善，美，是世界永恒的主题。尽善尽美是孔子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也是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美和善的结合，按照美的规律来关照世界，反映生活，这点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指导借鉴作用。
文艺应当关注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意义，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爱人，泛爱众，引导人们讲礼乐，讲谦让，讲诚信，讲友爱，讲和谐，以积极向上为荣，以堕落腐化为耻。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做到尽善尽美，这样才能够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孔子的文艺思想的现代价值与意义所在。（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参考文献：
[1]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关键词：孔子；祭祀思想；人文价值
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仍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占有崇高地位的圣物，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思想仍影响着当代人文价值，这种思想表达的是对祭祀活动的一种态度，“如”字表达了对祭祀对象是否存在的不确定性，如果祭祀对象存在，举行祭祀活动是对祭祀对象的祭奠与尊重，如果祭祀对象不存在，就当它存在，祭祀活动的举行是为了将人们心中的人文信仰寄托给“自己”思想中的神，因此，“祭如在”的思想是不管祭祀对象是否客观存在，他只是祭祀人对崇高的人性以及心中信仰的表达，当代的祭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祭奠逝者，而是人心中美好愿望的寄托，是对美好心灵的一种追寻，这也正是孔子祭祀思想想要表达的真正内涵。
一、对“祭如在”的分析
孔子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句话表达的十分精妙，“如”译为就当、好像，祭祀神明就当神明在，此句话说出了一种不确定性，祭祀对象神不知道存不存在，而真正的是否客观存在又不是十分必要，不管神存不存在，人们的祭祀活动会照常进行，那么，人们所要祭祀的神到底是谁呢？孔子所说的祭祀人祭祀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以下是我对这两点问题自己的见解。
孔子的一个“如”字将祭祀对象推向未知，而也正是这个“如”字将孔子祭祀精神的内涵托出水，神即祭祀人心中的神性。“祭神如神在”而神并不是真的客观存在，而是祭祀人“我”认为它存在，也正是因为有祭祀人的存在才使祭祀对象存在，也就是说神是人们主观意识认为的存在，它不必真的存在，而是人们使它存在。这就很明确的说明了，祭祀的人们并不需要验证自己所祭祀的对象是否存在，人们需要的只是祭祀的过程，祭祀的仪式和体验。祭祀的本质并不是人们真的对神提出要求，表达自己的渴望，渴求帮助，因为“如在”是神在不在的解释。祭祀的过程中，“神”是不在场的，出场的只有“我”，祭祀的“我”能感受到的也只有“我”，并不会体会到神的存在。在这个情境中，参与活动的实际上只有“我”，“神”只是为祭祀提供了背景。“我”祭祀的主要目的是对自己提出要求或者问题，祭祀的对象只是“我”规范自己或者解决问题的介质。在这样的情景中，我们能发现自己的根本问题，能看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在这样的情境中，才能升华自己的生命。“我”才能真正的了解“我”的根本需求。所以这是一个自己独立的事情，是“我”通过“神”与自己内心的一次交流，使自然的“我”在那种神秘的环境中呈现在“我”面前，这个过程只有“我”才能进行，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我”去做“我”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故有孔子所说的“我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的对象是否真的存在，这从来都不是孔子眼中的问题，不是说孔子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孔子没把它当作问题。孔子没有给它存不存在的答案，这是很智慧的。孔子认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并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弄清楚，也不能所有的问题都知道准确的答案。要勇于承认哪些是自己知道的，哪些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更不要不懂装懂。对待一个问题我们通常是难以容忍它的不确定性，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但是孔子则不然，他对待不知者的态度是一种中庸的态度，不肯定也不否定。对待问题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通过我们的学习，进而解决问题，另一种是当问题我们无法解决时，我们要让这个问题保存着，但是不要让它对我们产生阻碍，要尽可能的让它对我们发挥好的作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些问题是我们永远无法解决的，永远无法认知的，对我们不能认知的问题，我们就不要去思考，顺其自然就好。虽然我们要有一颗探索的心，但是我们首先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与我们本身相关的问题上，然后要是有精力再去思考那些问题。人应该活在当下，如何过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才是人们应该关注的，这是孔子的思想，这更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事情。当代的经济学中表达世间万物没有是非对错，只要客观的描述就好了，这与孔子的思想正是不谋而合，对待不知者保持中庸的态度，不肯定也不否定，只要追寻自我，拥有自己的信仰就好，这才是智者的智慧，这也是孔子祭祀思想现代人文价值的体现。
关键词：现代 仁学 价值
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在科技文化、社会生产力、人性解放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在人性伦理、社会秩序、环境资源、教育等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可以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我们思考解决现代社会问题时，作为传统社会中重要社会伦理基石的孔子仁学思想会带来很多深刻的启示。
（一）孔子仁学对现代社会人性发展、人生价值的启发与价值
当今世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财富也日益丰富。但是我们看到，当人们生活水平条件越来越不断地提高，物质生活越来越获得相当程度的满足的同时，人的人性发展和价值取向却出现了某些偏差的一面。一些人贪恋于物欲的享受，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唯一价值追求，甚至为了这些物质利益勾心斗角、与邻为壑、道德沦丧，人性尽显物欲、物化的一面。对此，连我们自己也时常困惑地问：现在的人怎么这样呢？
这实际上就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在人性和价值取向上的问题。无何厚非，人有自私、自护、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一面，而且，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的个性发展带来的个体权益意识不断强化。但是，人毕竟是以社会群体的方式生存，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同时也应该有德性、精神价值追求的一面，这是个体人和整个人类赖以共存的基础。当我们看到现代社会中人德性褪化，物欲横流时，人自身和社会人际关系出现了种种矛盾和危机，人人自护，同时也人人自危。
对于这一现代社会中人性、人生价值出现的偏差问题，我们可以从孔子儒家仁学中得到启示。其一，“仁”是现代社会中人性发展的基本素质要求。人性并非是仅仅停留在物欲、自私的一面，人性还有精神和无私的本性。这些精神中，有多种层次和内容，包括道德、理想、信念、信仰、自由等多个方面，而具备良好的仁德，既是人性的美德，也是一种无私的精神，是人性的基本素质要求。人应该“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 论语・述而），否则，与禽兽无异也。尤其是在流动性、匿名性为主的现代社会关系中，作为自我形象和社会交往的基础的人性，要控制好物欲的过度膨胀和自私的过分张扬，应该以“仁德”为内容，以“德”严以自制，以“仁”宽以待人，做到个体性与社会性、物欲与德性的同步结合，才能避免人性滑向自私、物化的深渊。
其二，“仁”是现代社会中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之一。人生的价值取向并非是仅物质利益追求的自我满足这唯一层面，而应该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价值追求。应当承认，在当前经济社会中，人不能、也不可能像传统社会那样，更多的是生活在道德精神层面，物质利益满足也是人的自我价值的重要内容，这具有合理性。但是，道德价值始终是人的精神价值需求之一。“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 论语・卫灵公），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杀生成仁”、“舍生取义”。中国历史上千百年来无数英雄志士的壮举就是这种精神价值追求。即使是人为了生存所追求的基本物质利益，也应该遵从道义原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要求人们在道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物质利益选择。尤其是现代社会中，仁德不仅是人生价值取向之一，而且也是控制、调节物质利益这一方面价值追求的重要导向标。
（二）孔子仁学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启发与价值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在科技、经济、人权等方面都不断取得进步，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等诸多现实问题。社会中，我们看到相当多的人群、区域、行业等之间经常为了自身利益拼命争夺，甚至有意无意地伤害他人，造成人情淡薄冷漠，人际关系紧张，冲突不断。而且，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人们甚至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经济繁华的背后是满目苍夷的生活环境，就连人们想去享受一下少得可怜的自然美景时，也是面目全非，人满为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产生了前有未有的危机。
这固然与我们所处的市场经济，信息时代的客观现实紧密相关，但是，更多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人为的主观行为偏差因素所造成的。反思一下，其实就是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经济利益的时候，把自身利益视为至上唯一目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外在的人、物均可视为工具，为我所用，甚至随意伤害破坏。
【关键词】孔子 德育思想 现代教育
孔子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其修身养性和实现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思想方面引领着人们正确的实现为人处世之道,同时在实践中也体现了道德的重要性。仁爱、礼义、忠恕、明智和诚信是孔子德育思想中的主要内容。
仁爱。仁爱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主要是指一种高尚的品德,孔子是仁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思想。仁爱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和精神追求,其他的美德都是围绕着这种道德修养而展开的,一个人想要追求真正的品德,就应该以爱人为主要的前提。“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应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修养和道德,才能够实现道德的标准,才能够为实现最高境界的仁爱奠定基础。“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十分注重人的品格的修养,也就是人的德育教育,认为人的品格的塑造主要取决于道德的自主性,完善的人格需要不断的积累和道德的培养,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就在于其道德思想的培养,同时,仁爱虽然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准则,但却不是不可以追求的,只要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内在修养,就会达到仁爱的境界。孔子还认为,仁爱是最完美的、最善良的精神,是决定一切的根本。
礼义。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仁爱是其核心的价值理念,而礼则是其德育教育的修身准则,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把仁爱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的行为规范。儒家德育思想的目标是通过礼规范人的行为,使社会的道德、社会的法律和家庭的准则对受教育的人都具有规范作用,使礼成为每一个人应该自觉遵守的准则,达到人对自己有礼、人对人有礼、人对自然界有礼的境界。孔子主张以“礼”为社会道德规范,包括政治等级制度、伦理道德规范、一切交往礼仪等,要求人们专心地去遵循“礼”所规定的诸多封建等级秩序,以平治天下。孔子修身思想中礼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礼的行为方面,要求修身的人要符合礼所包容的东西。首先,应该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要严于律己。社会上生活的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秉性和特征,倘若不用一种统一的道德加以规范,就没有秩序可言,所以,礼是个人立身行事的最基本的东西;其次,要以礼待人,在社会交际的过程中,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以礼相待,利用礼去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其协调发展,才能够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忠恕。忠恕原则是孔子思想中的具体的实施方法,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意思就是说忠恕是仁爱之道的主要方面。忠恕主要以忠为思想的核心,对于自己而言,主要是指做人一定要忠于国家、忠于事业、忠于朋友等,要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也就是说,做事要体现忠诚原则。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要求弟子一定要善于与人沟通,而且要本着“与人忠”的原则。“忠”就是下级要按照上级的指示进行事宜的处理,特别是在臣子对君主的侍奉过程中一定要本着忠恕的思想理念。在师生的相处中,也要体现忠诚的思想,学生要以忠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犯错误,但是能够及时的进行改正的话,也是秉承了忠诚原则的,如果犯了错误还没有改过的想法,就没有秉承忠的核心理念。孔子提出的忠恕的原则也不是指完全的服从,不是绝对的服从主义,主要是介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和为人处世的方法,是一种积极和主动的道德原则。忠恕就是要宽以待人,以己量人,推己及人,实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明智。明智的思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描述。首先,明智对于个人而言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同时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明就是指一个人能够正确的反思自己的错误,加以改正,提升自我内在品质的高度。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实现自我修养和智慧的提升,一定要怀有一颗善良的心和达观的胸怀,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义。”只有形成了上述的思考模式,才能够达到明智的境界。其次,明智是一种道德品质和分析事物的能力。所谓知者不惑,也可以说是智者不惑,拥有智慧的人不仅体现在对知识的认识,还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理论和实践是一对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孔子的修身的儒家思想中,智重在人事,重在了解和辨别社会现象,所以为“知人”而“知言”就成了智的最基本的内容。知主要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描绘世界的一种过程,人实现了对知识的了解,就开启了放眼世界的大门,知人就是指要清楚地把握人的才能和品德,但知人的目的,则在于知贤而善用贤,以实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济世目的。在孔子看来,要深刻地认识仁义,并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内心信念,就要在行为上坚守仁义,不违仁义。
诚信。儒家思想中的诚信主要是指做人应该从自身出发,追求真正的人格的实现。“诚”的含义等同于孔子思想的知,就如同知一样,其核心的思想内涵主要是指精确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意思。“信”就是不失言于人,不欺人、守诺言,是全心全意履行和实践一个人的诺言。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荀子也认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语》则认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实现诚信的途径和意义。诚信的思想贯穿在孔子修身和德育思想的整个过程。“信”在《论语》中出现了四十几次之多,可见,孔子对于诚信的要求是很高的,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孔子十分推崇这种德行,他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仁”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这些思想都是把“信”看作是建立人际信任关系的根本因素,看作是实现理想人格的先决条件。
对孔子德育思想的评价
孔子的上述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延续千年,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世界也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结合现代社会的现实情况对孔子的德育思想进行正确的评价,会对教育有所启示。
人是道德的主体,人格的树立有利于个体价值的实现。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思想之一,这种仁爱体现了社会崇尚志士仁人的气节和精神。孔子认为那些为了自我实现而进行不懈努力的人本身就是仁爱的体现,这些人把实现仁爱作为自身的一种道德情操,而不是当作他人实现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强势和权威甚或是金钱的工具。孔子尊重个体的独立人格,并且突出了作为道德人格主体的个人独立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是一个主体,人格的实现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深化,同时也是人格尊严的具体体现。人在尊重自我意识的同时,不能够把别人的意识强加给别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实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孔子认为:“仁远乎哉?我欲仁,则斯仁至矣。”“为仁由己”,“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教育的提升和道德品质的升华,应该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锻炼实现仁义道德和知识文化修养的完美的结合,最终实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双向的德育的提升。通过传授道德知识、鼓励自我修养、启发道德思考来进行道德教育,从而从道德论上肯定了每一个主体为善为恶的自觉和自由,赋予了每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的能动自主性及其内在根据。
重视道德修养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孔子认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重点在于怎样提升群众的道德修养和品质,只有每个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丰富的知识结构,才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指个人的知识结构和道德素养的高低决定着国家的繁荣和太平。道德修养的提升在孔子的德育教育中是核心内容,也就是在这种道德的基础之上,孔子力图把道德的思想贯穿于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认为只要把道德思想注入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就能够和谐稳定的发展。可见,孔子的道德思想对社会起到举足轻重作用。修身主要在于修德,孔子修身思想的政治意义在于强调德育结构中“德”的主导性和重要性。修身被看作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主观条件,这一点在孔子倡导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观点中有充分的体现。从政治方面讲,孔子还说为政者要做到使“近者悦,远者来”,要以安定社会为己任,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认为统治者只有“为政以德”才能“众星共之”。所谓“政者,正也”,即要求统治者严格遵循社会准则,以道德人格做人民的表率,并用德礼来教化人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样就可以使每个人各安其分、各守其位,人人遵守各自的名分伦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有教养的人,便可以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
过度扩大道德的功能会导致道德中心主义。在孔子生活的时期,他推崇的以德治国思想将道德作为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主要的手段,“以德代刑”和“以德服人”的现象盛行。所以,孔子的这种修身思想实际上是夸大了道德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塑造中的作用,扩大了道德修养的功能,造成了社会对道德的高度崇拜和盲目崇拜,这种现象就陷入了道德中心主义的误区。以道德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容易造成过度重视人对社会的治理,忽视法律和法规等硬性制度的建设,这种情况引起的社会问题是很严重的。孔子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好坏取决于统治者道德素养的高低,而不是取决于法律和制度是否健全,这种体制在集权主义的制度下,过分地夸大道德的作用,把国家的统治寄托于君主个人身上,必然不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导致国家的灭亡。其次,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孔子把道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了对法律和制度建设的轻视。传统儒家政治推崇德治而看轻法治,认为唯有德治才是政治统治的正道与上策。孔子崇尚道德的功能,道德被当作了维护政治统治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手段,相应的必然导致了对法治思想和法制建设的轻视。社会的发展除了需要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还需要法律和各类社会规范。孔子的这种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的修养思想取向直接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知识培养的匮乏,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就个人而言,仅仅接受道德教育是不够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美等几个方面,除了德,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智力技能结构、强健的体魄、优秀的心理素质和正确的审美观及创造美的能力。
孔子德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德育是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孔子的德育教育是其教育工作中的核心内容。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用道德去约束百姓的行为和思想,他认为理想中的国家治理应该不是充满刑罚的治理,而是通过言传身教的德育教育进行治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育教育应该是培养人的最重要因素。我国现代社会延续了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礼仪之邦的德育实践理论使当时的社会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现代的教育中,我们应该借鉴孔子的德育思想,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的规律,采用言传身教等有效手段,通过内化和外化,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法制和道德几方面素质开展系统活动。学校教育是培育人的事业,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必须在办学的全部过程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充分体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继承儒家把德育作为核心和本质的德育思想,更加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切实把德育置于学校教育工作的首位。
“做学问先要学会做人”是德育教育的核心任务。教育的宗旨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国第三次全教会再次强调素质教育不仅是要让学生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具备做一个合格公民所必需的品德、心理、责任感、精神、观念等。首先,我们要善于发现和树立品德高尚的榜样,用高尚人格教育和鼓舞学生,从而实现教育的目标。其次,要从立身、行事和处世三个方面培养学生的基础性道德,然后根据思想形式形成处事之道。再次,注重学生全方位素质的培养。教育学生学习并实践孔子仁爱、礼义、忠恕、明智、诚信的修身内涵,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最后,理论结合实际,把孔子的仁爱和诚信等思想应用于实践之中,实现德育教育的目标。
内容摘要：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富而好礼为价值取向，以义来调整利益关系，注重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节用。其思想的现代价值体现在建设生态文明、构建节约型社会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
关键词：经济伦理 富而好礼 节用
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伦理思想是核心组成部分，孔子的伦理思想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保持相对长时间的稳定与达到高度繁荣，与孔子的伦理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孔子伦理思想中经济伦理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特征隐含在世俗伦理思想中，通过调整社会阶层与民众的义利关系，建构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实现社会基本公平与正义。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诸多社会活动都按既有的等级秩序展开。经济伦理关系与社会等级秩序有内在关联，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又受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诸多思想家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即通常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如老子、孟子、庄子等。孔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也是如此，虽然孔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述不是很广泛，但深入而理性，采取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这种朴素的唯物论已经为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的建立奠定了正确的哲学基础。
自古至今，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秩序的建立受对人性认识的影响。儒家对人性的认识就存在明显分歧，孟子是典型的性善论者，而荀子则是典型的性恶论者。人性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的态度与方式，影响了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方式。其实人性是复杂的，善与恶是人性的两极，无论用哪一极来描述人性恐怕都是不确切的。孔子对人性的认识则很中庸与辨证，“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里的“性”是指人最初的自然属性，相近而不相同，“习”则指人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无善恶之分，但人的社会属性就相去甚远了，出现了善与恶的两极分化。孔子的“性相近”的人性论，没有简单判定人性的善与恶，从某些角度看，与现代的复杂人假设理论接近。这种人性观，有利于认知与理解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复杂行为。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内涵
（一）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富而好礼
古往今来，人们生产劳动的目的就是满足生活的需要，过富足安定的生活也是人们自古及今的追求。孔子认识到富贵是人们的追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可以说，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使然。孔子的生活也离不开经济作为基础。在仕鲁之前，孔子主要靠兴办私学维持生存，“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并且为了扩大招生人数，采取“有教无类”的招生策略，一方面说明孔子好为人师，另一方面也说明孔子为生计所迫。在鲁从政期间，俸禄比较优厚，据匡亚明先生考证，孔子在鲁国为政时的薪水为“俸粟六万”，即领取实物薪水粮约二千石。其后，开始了前往诸侯各国求官问学长达十四年的羁旅生涯，一方面收取微薄的象征礼仪性的学费，一方面获得一些官府的俸禄，维持教学与生计，但也曾困于陈蔡之间，甚至连粥都快喝不上了。所以孔子是希望人民生活富足的，因为民众富足了，才能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孔子积极鼓励人们通过努力获取富贵。
孔子反对的是富贵“不以其道得之”，提出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也就是获取富贵的道德性与正当性。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了财富与地位，也有人拥有财富与地位后为富不仁。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比物质利益需要更高的，并因此也更为根本的人类需要，即道德需要，所以民众富裕后要进行教育，使其知仁懂礼。孔子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弟子冉有问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曰：“富之”。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富之”反映了孔子经济伦理的价值核心，实现富裕并非最终追求，终极目标是“富而好礼”。“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如何实现“富而好礼”？教育。孔子意识到，一个人在富裕之后，如果不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就会产生一种“富而骄奢”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不良道德状态，而这一状态反过来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富之”实现了经济活动的初级价值追求，“好礼”才能保证这种富裕在道德的约束之下，保证社会的稳定与经济伦理的有序，并使这种富贵向更高尚的层面升华。
（二）经济伦理的关系调整：重义以制利
经济伦理关系不是抽象的关系，是经济行为中的客观实在，经济伦理的实现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手段。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意即君子对天下的事情，没规定可以做什么，也没规定不可以做什么，行为的标准是要依从“义”。那什么是“义”呢？众所周知，在《论语》中，“利”是与“义”相对应的概念，“义”的对立面就是“利”，要了解“义”首先要清楚“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从如何对待“义”和“利”的关系上来区别“君子”与“小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深明大义，善于从整体和全局看问题，不自私自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德行差或卑鄙的小人，不明大义，只晓得个人的私利，甚至损人利己。因此在孔子看来，“利”更多带有私利的成分，“义”则带有道义的成分。落实到经济伦理关系上，孔子更重视“利”获得的道德性与正当性。
“义”与“利”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把“义”与“利”割裂开来是不现实的。孔子其实是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与获取利益的，因为孔子在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时饱受缺钱少粮的困顿。孔子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获得利益的道德性与正义性，孔子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可见，孔子并非毫无原则地反对“利”，孔子只反对在获得物质利益时所采取的不道德手段，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焉”（《论语・述而》）。儒家思想另一个集大成者荀子对于“义”“利”的关系有更清晰的认识，认为“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篇》）。不加分析就说儒家只讲义不讲利，是片面的。事实上，儒家的义利观是用来调节社会集团与集团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思想武器。儒家认为，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着重考虑“义”，不要“见利忘义”，要以“义”为重。
（三）经济发展的成果分享：均之与节用
孔子的“富民”之道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但是，仅此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一个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从经济关系方面来看，分配问题似乎显得更为重要。《论语・季氏》载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关于“均无贫”，很多人把“均”理解为“平均”，此并非孔子的本意，唐凯麟等人（2004）研究认为，“‘均无贫’之‘均’，依朱子所注，乃‘各得其分’之意。而这个‘分’也就是依照封建等级制度所规定的权利之‘分’，这就意味着孔子所说的‘均无贫’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平均主义”。他们认为孔子忧虑的不是“相对贫困”（寡），而是分配不均，不是“绝对贫困”（贫），而是由此导致的社会不安宁。由此看来，孔子此说并非要求财富分配的绝对平均，近乎其意的解释是说无论财富的多或少，分配公平才能得人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孔子认识到人的财富要求是无限的，社会财富也不可能无限增加，另外，富与贫永远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孔子提倡节俭，即“节用”。于个人生活，“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于整个国家，“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从个体与国家两个层面提出了勤俭节约的要求。孔子对贫而乐的精神极为赞赏，孔子赞扬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正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内在要求在消费问题上的体现。孔子还大力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即他赞同大家节俭。“均无贫”是保障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消除相对贫困，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节用”则控制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使有限的社会财富发挥最大功效，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为主旨，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注重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协同发展，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清洁的空气和水等要素，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会失去载体和基础，进而整个人类文明都会受到威胁。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对于我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的生态观，已经朴素地认识到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并且敬畏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当然，孔子并不消极地停留在对自然的敬畏上，而主张积极地去了解自然及其规律；认为不了解自然及其规律的人，配不上称君子。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孔子不仅敬畏自然，还尊重一切自然与生物。孔子对自然界的山与水非常热爱。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山与水是自然界的象征，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载体。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倡导勤俭节约，建设节约型社会
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中央明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兴衰，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决策。当前我国一部分人追求物质享受，“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人们应该像孔子说的那样，做个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论语・学而》），积极认真地工作，勤奋好学，增加个人修养，丰富精神世界。从国家层面讲，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初级阶段，财富还相对贫乏。孔子的“节用”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遵循其内涵，在防治挥霍、奢侈、腐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更对构建节约型社会有着积极意义。
（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
同志曾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在当前社会各个领域，普遍存在公平与正义缺失的现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隐患。孔子已经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为政》）？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目标，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公平正义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不仅涉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使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才能使政府的工作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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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庸;现代管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
一、《论语》的管理价值
作为儒家思想集大成的《论语》是集中孔子言行的学说,是孔子一生管理思想的概括,是孔子入世的集中表现。在这里孔子对于管理目标、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管理空间、管理时间、管理情境都有充分的体现。
孔子注重自身的修养,但孔子不主张远离尘世,闭门苦修,“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孔门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孔子生平为例,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欲行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但数番受挫,终于不达,未能成其兼济天下的雄心,最后退归田园,独善其身。但孔子的独善其身也与当时的隐逸之人不同,他并没有藏到深山大川之中,避世避人,而是一边修订儒家典籍,使得“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同时笔削春秋,以正世道人心;一边讲学杏坛之下,使得知识广泛传播,使更多的人可以知道。可以说,孔子的一生是入世的一生。
孔子的言论主要保存在《论语》中,《论语》就是孔子之学的载体。孔子没有像老子、庄子、孟子、荀子一样,对自己的学说有长篇大论成系统的表述,他以“文、行、忠、信”教弟子,他“不语怪力乱神”,他只是踏踏实实的教人注意自己的言行,去行“中庸之道”,去守住自己的道义。《论语》中没有玄虚的出世的东西,它只是脚踏实地的入世的学问。孔子其人,是入世之人;其学,也是入世之学。孔子虽然一生不达,但他自称是“待沽者”,他也周行各国,欲求自售。他认为“不仕无义”,孔子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虽然孔子一生不仕,但是孔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希望“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中处处充满了这种类似管理篇言的表述。
对于管理目标而言,《论语》强调“义”与“利”的统一,强调“和谐”的境界;对于管理主体,《论语》中既强调统治者要有高超的智慧和谋略,也强调管理者要有人文关怀,强调大仁大义,强调修炼浩然之气,提高自我品德修养;对于管理方式,《论语》中强调既要有“术”与“道”,即用合适的方法、谋略来进行管理,又强调“仁”与“德”,即着眼于对人性的尊重,按照人世间的道德要求进行管理;对于管理空间,《论语》中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类管理活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统一性;对于管理的时间,《论语》既注重抓住时机,当机立断,更着重于深谋远虑,考虑到资源可利用的时间,要“用民于时”,而不是“用民于时时”;对于管理的情境,《论语》强调对变化的管理,是顺应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为的过程,即孔子认为的“时中”和“通权达变”。不难看出,“中庸”思想更是在其中处处体现。
宋代赵普曾言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也知道《论语》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中庸”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有着深刻的内涵,它虽然只是两个字,却基本上包含着儒家管理上的深刻内涵。因此,“中庸”的管理思想自然是儒家管理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经营管理上忠于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他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认为,“儒学”是“和魂”的基础。在他创办的500多个大企业中,极力推行“中庸”的管理方针;广为人知的日本管理之父、“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在企业管理中广泛的推行《论语》之学,他曾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绝“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在此等信念下,松下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台湾塑料大王“经营之神”王永庆认为,一个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一个公司经营的成功,人的因素起作用很大,属于人的经验、管理智慧、品行、观念、勤奋等无形资源比有形资源更重要,他认为这里诸多无形条件的核心就是儒家的“中庸”、仁、义、礼、智、信;具有“中国式管理之父”美誉的培训大师曾仕强教授更是认为:中道管理是中国式管理最核心的思想体系,不掌握中道管理,无以掌握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和全貌。并结合儒家的“中庸”思想构建了著名的M理论,使之成为企业各级管理者、政府与事业单位管理者以及从事其他各种管理工作者全面领会中国式管理之道,获取中国式管理智慧的宝库的重要理论。可见“中庸”之管理学价值已受到很多管理家的重视。
二、“中庸”的现代管理学价值
目前,世界管理学的主流还是西方管理学,西方管理学的发展无疑受到西方实证性思维方式的影响,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物理学发展的辉煌成果使人们以为凭借实证的科学分析方法可以认识任何一个学科的规律,这种思维特点深刻影响了西方管理学的发展。“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建立在实验基础上,对当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济人的假设不利于劳动者主观积极性和潜能的发挥。古典组织理论认为,通过科学方法可以发现存在于组织中的管理原理,并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原则,例如统一指挥、部门化、授权等,仍然指导着今天的管理实践,但他们把管理对象视为客观存在,对人性的挖掘不够。
以著名的人际关系大师梅奥的霍桑实验为标志的行为科学学派开启了人性研究的全盛时期,虽然梅奥的社会人假设仍然存在缺陷,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中国先哲对人本性的分析在此得到了回应。此后,关于人性的继续探索层出不穷,构成了心理学对人的需要、动机、和群体动力分析的理论基础,代表性理论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麦克莱兰的成就动机理论等,至此,人在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性得到了一致认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管理学派迎来各种学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社会系统学派、权变主义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济角色学派等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管理本质规律,拓展了管理学视野,丰富了管理学的内容和实践。目前各学派还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很难说哪个学派会成为管理学的主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对人的研究,向人本方向发展,注重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将继续主导未来管理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21世纪人们的伦理观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20世纪人的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是20世纪众多约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约束因素在21世纪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管理的出发者,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将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重利不重义的20世纪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应该转变为全新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以此来构造未来的社会和经济体系。21世纪以人为本的管理学将覆盖全新的管理伦理、管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东周王朝由于礼崩乐坏,制度开始动摇,社会呈现出十分动荡不安的状态。孔子立志行道,企求恢复天下的秩序与和平。他行道的目的,在于训练一批公正廉洁、忠勇爱民的行政人员,来推行古圣先贤的德政,实现为老百姓服务的目标。其具体的步骤,则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能够完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目标。这种以人为本、为政在人、以德化人的中道管理思想就蕴含在“中庸”的管理思想之中。首先,“中庸之道”讲究“天人合一”。《中庸》首章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管理依照“老天爷赋予人的本性”来管理,最合乎人性的需要,是人性化的管理。承认天的重要性,同样也重视人的作用。“中庸之道”也就是“以人为本”,以尊重一个人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谐与统一为目标,同时追求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其次,“中庸”管理讲求“情’,“中庸”管理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管理。孔子指出“时中”、“通权达变”便是一个要求管理“合情、合理、合法”的问题。中国的管理由于崇尚西方的科学理性管理模式,反对“合情”的呼声此起彼落,“以礼制情”、“以法厌情”,这种片面的否定态度,其实是不了解我国先哲安排“情、理、法”的真义,事实上在21世纪的今天,情、理、法的管理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作者单位:安徽众益医考培训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费・霍金森著,刘林平等校对.领导哲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2]钱学森,杨沛霆.现代领导科学和艺术.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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