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考试机构承担着国家赋予组织、实施和管理教育考试的职责与任务，教育考试在促进我国教育发展和社会公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文化建设，必须从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充分认识教育考试机构的使命与责任担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认真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考试特定人群中的具体实践与主观转化，要突出自身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打造自己的文化力量，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
教育考试机构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现代管理学认为：文化建设的实质是文化管理，即价值观管理。在我国，加强教育考试机构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积极构建教育考试机构公共价值观体系，着力营造适合事业发展和员工成长的环境和条件，为教育考试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教育考试机构文化是在长期的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与服务实践中逐步形成、彰显教育考试特色且为广大教育考试工作者共同遵循的公共价值观体系，集中体现在价值观念、职业理念、制度规范、行为习惯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其中，核心价值观是教育考试机构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主要体现在：理念文化、制度文化、团队文化、行为文化、廉政文化和环境文化6个方面。着力提炼具有教育考试机构特色的理念文化理念文化是教育考试机构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使命与责任、远景规划、价值观念、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等方面。教育部考试中心历任领导班子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在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初步形成了“科学、公平、安全、规范”、“考试安全是第一要务”、“科研先行，科技引领”、“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员工全面发展”和“事业发展依靠员工，发展成果由员工共享”等文化理念。北京市、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提出了“国家考试公正公平”、“严格保守国家机密”、“诚信敬业科学公正”和“忠于职守勤谦并懋”等许多内涵丰富的文化理念。文化理念言简意赅，精辟入理，已经渗透在教育考试的管理实践中，融入考试工作者的思想和行动中，为促进我国教育考试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提炼出广泛认同、接受和共同遵守的文化理念，应力求“语言简洁、内涵丰富、寓意深邃和富有哲理”，具有“耐久、厚度、共鸣和独有”的特色。着力完善建立制度文化体系制度文化是教育考试机构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要发挥制度的规范与导向功能，坚持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要科学、合理地建立健全考试各个环节，尤其是命题、考务等核心业务的管理制度与流程，并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到位。制度管理与文化建设，两者并行不悖，同属于制度文化体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制度的“刚性约束”集中体现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以制度严格规范员工的个人行为，明确要求应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并实行严格的奖惩机制，使人的行为不偏离组织的方向；文化的“柔性约束”则凸显人文关怀精神，突出文化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倡导和引领广大员工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通过微妙的文化渗透和精神感染，形成一种理性、无形和韧性的约束力。着力创新和传承教育考试机构的团队文化长期以来，在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教育考试系统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政领导齐抓共管，指导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和教育活动，精心打造各自的文化“品牌”，如兵羽联赛、春节联欢、红色旅游、文艺社团、网络论坛、考试文化展览和“自考文化节”等，初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体育和教育活动，不仅营造了奋发有为、团结和谐的集体主义氛围，彰显了考试人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寓教于乐”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也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员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提升了文化品位和人文素质。当前，高考内容与形式的改革正处在加速期，考试安全公正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和挑战，一些人的精神压力、思想焦虑有所增加，更需要在“以文育人”的同时，用文化舒缓压力、温润心灵，凝聚力量。着力在职业道德和行为文化上下工夫文化，即“人化”。文化具有教化和培育人的作用。要积极培育“勤谦并懋、扎实严谨”的职业精神，塑造“讲诚信、重操守、知礼仪、守规则”的行为文化。教育和引导广大员工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恪守职业道德，牢固树立安全保密的责任意识，培养员工良好的职业素养、工作作风和组织纪律观念。要通过集中培训、经常教育和环境熏陶等途径、方式，精心培育考试人特有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品质，形成高尚的精神境界、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和生活态度。着力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廉政”的特殊性与“文化”的普遍性的有机统一。“文化润其内，养德固其本。”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廉政文化的特征，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导向功能。大力倡导“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廉政文化，采取温馨化提示、关怀式告诫等形式，把廉政文化体现在考试工作的各个环节，做到警示教育和监督管理到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谁也没有天生的免疫力，要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个人修养，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保持健康的生活情趣，把廉洁自律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习惯，自觉抵制社会上腐败现象的侵袭。着力促进环境文化和标识系统建设按照现代管理学诠释，环境文化实质上是单位（或组织）精神追求的物化形态，标识系统是向外界展示的形象设计。环境文化和标识系统既是构成文化建设的主要元素，也是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其作用不能低估，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为此，要加强彰显考试文化理念的牌匾、字画和标志物的维护和保养，合理规划并充分利用办公场所，因地制宜设置文化设施，如内部环境布置、考试院（招考中心）史展览、事业发展成就展览（荣誉室）、内部宣传栏（刊物）、网站网页设计，以及徽标（logo）、旗帜和办公用笺等外在表现方面，也应给人以深刻、鲜明的印象，反映出教育考试系统和考试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品位。
(一)运营模式
一是早教连锁机构或家庭教育品牌机构的相对成熟运营模式。这两类机构的共性特点是有统一的管理模式、相对成熟的品牌推广、一定的专家资源、多样可选的经营项目、后续的师资培训服务等，租用较好路段、较大面积的场所，统一研发的各类可选的课程、项目和服务基本满足大部分前来学习家庭的需求。在资金保障方面，主营家庭教育业务的，前来寻求服务的家长是接受家庭教育业务收费的;兼营家庭教育业务的，自筹资金或就部分业务收费以开展公益家庭教育服务，对主营业务起到了宣传作用。二是本土萌生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的多头并进运营模式。这类机构执着于家庭教育理念、知识的宣传推广，他们通过印发宣传资料、组织讲师讲座、开办热线、组织亲子活动和家长沙龙、创办网站、开发微信公共平台等多种方式服务广大家庭。优质机构可以做到网站、微信两三天内即更新，讲座、报纸、沙龙等常年坚持运行，也坚持探索创新服务方式方法。在资金保障方面，除了自筹资金、以其他业务供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业务外，鹤岗耀世金德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还通过爱心企业联盟赞助的方式解决资金难题。
(二)共性特点
一是业务形式较为多样。专场讲座为各机构必备的指导服务方式，四分之三的机构能提供个案咨询服务，网校、网站、Q群、微信等现代网络指导方式因其便捷而被越来越多的机构使用，与报刊与热线之和持平，机构采用率均超过五分之二。二是覆盖一定目标人群。各机构主要因其业务范围内的儿童群体而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覆盖到其家长，早教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0～6岁儿童家长，幼儿园多是3～6岁儿童家长，其他机构则以中小学生为主。有的民间机构开展经常性的家庭教育讲座、家长学堂，每月2～4期，许多家长成为机构的常客。有的机构负责人在省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年均在各地讲座至少十余场，突破地域限制，服务了更大范围的家长。三是较好满足家长个性需求。因该类机构服务的儿童多处于一个年龄区间段，重点问题相对较为集中，讲座一般具有较强针对性，也较多的使用当面咨询、热线答疑的方式帮助个体解决实际问题，有的微信群采用了根据家长提出问题相关内容文章的做法，家长的需求一般都能够较好地满足，问卷显示，95%的家长对机构的服务评价为好或非常好，近50%的家长认为机构具备课程内容丰富可选、尊重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优势，66%的家长认为需求能得到满足，31%的家长认为有所收获，55%以上的家长表示会继续在机构学习并向其他人推荐该机构。四是公益指导服务占主流。这些机构的创办人对家庭教育事业有深厚的感情，除了家庭教育品牌和部分与家庭教育相关的早教课程，95%机构的家庭教育指导是纯公益的，为了达到宣传家庭教育理念和知识的最佳效果，即使场地、师资产生费用时，也另寻办法而避免由家长来承担。收取费用的机构也只是视情况部分业务收取较低费用，在公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上仍会投放大量时间和精力。
二、民间家庭教育机构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发展环境问题
社会关注有待提高。从家庭教育发展大的环境看，家庭教育没有专门法律法规，专项政策较少，机构配置不尽完善，政府部门对家庭教育工作重视和扶持力度不够，学校、家庭、社会齐抓共管的理想格局未能很好的实现，多家负责家庭教育业务导致部分功能重复，也导致一些领域无人涉足、功能不足，比如家庭教育作为一种专业学科发展相对落后，从业人员的全国统一资格认证方面仍是空白。政府对民间机构的管理制约存在一定困难，指导扶持力度也是有限的，对民间家庭教育机构的扶持力量更是单薄。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家长更是只重视学校教育，没有真正从家庭教育的长远意义和现实意义上认识其价值。牵头部门有心无力。作为牵头家庭教育工作的主要部门，妇联组织在家庭教育工作方面的经费很有限，能给予的扶持帮助多以宣传、合作为主，机构提出的高层次免费培训、提供办学场所、出台相关政策等建议都难以在短期内很好地解决，久而久之就可能会失去影响力和感召力。教育部门的家庭教育工作具备贯穿于学生成长全过程的便利条件，本应是家庭教育工作推进的重要领域，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教育部门的家庭教育工作功能相对弱化，基本没有可能被列为硬性考核指标，基层工作推进随意性较强，家长学校多有名无实，家庭教育指导往往被列为家长会的附属品，一小部分有意愿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还都处于各自为战阶段。
(二)自身发展问题
公信力低。调研表明，公信力程度最高的民政部门注册的组织只有3家，有7家采取了工商注册方式，8家采取了民办教育(研究)注册方式，还有6家因注册条件受限等原因而没有注册，机构的特殊身份令受众疑惑，会影响其公信力。民间家庭教育机构特别是兼营业务的机构针对家长的教育培训普遍没有专业教材，除几家连锁机构有部分总部统一的课程内容，各机构多借鉴知名专家课程或自行开发研究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有一定的随意性，且缺少相关部门的专业指导和管理，质量无法保证。有的机构与妇联组织、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合作，进入学校或者社区讲座，让家长了解民间家庭教育机构的服务项目，但提升公信力效果并不明显。在同等条件下，受众还是更愿意接受占有较多专家资源的妇联、教育、卫生等部门提供的公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资金困难。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机构家庭教育工作资金来源方式为自筹，也有几家机构用其他业务供养，他们开展的讲座、印发报刊、个案咨询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都是公益性的，存在一定资金困难。连锁早期教育机构和家庭教育品牌机构因教学场地、教学设施、员工支出、品牌推广等成本无法快速收回也易造成资金困难，家长在服务效果达不到期望或经济压力大也会对收费标准表示异议。机构举办人一方面能考虑到家庭教育业务对其他收费业务的宣传引带或提升功能，一方面也是因为热爱家庭教育工作，甘愿为之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以家庭教育为主营业务的耀世金德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因其资金依靠当地企业家赞助，业务的发展与企业家的赞助额度和连续性密切相关。师资匮乏。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需要面向家庭成员，对工作人员的亲和力、沟通能力、儿童身心发展和保育教育知识都有较高的要求。而民间家庭教育机构并不具备留住很多专业优秀人才的优势。根据调查，只有四个机构人员全部为专职人员，其他机构往往有较大比例的兼职人员和志愿者。即便是主营家庭教育的机构还有3位负责人为兼职，机构的工作人员接受系统的学习的人员达不到100%。虽然90%以上的机构表示有相当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持证人员，但是认证机构的权威性存疑。家长问卷也显示，认为机构存在“师资数量和水平有限”问题的占到三分之一。场地有限。各民间机构在家庭教育业务方面几乎不能提供较好的教学场所。他们经营用的场所往住都是临时租用，拿出较大面积来开展家庭教育业务不太现实。有的民间机构本身租用的地方就很有限，所有业务都是在重复使用可用空间。有的不在一楼门市，或以个人居家为阵地，办学规模不够，没有条件容纳更多的家长。早教机构的场所多适合亲子或孩子使用，成人座椅很少，开辟适合成人讲座的空间存在困难。由于基本没有相当的教学场所，在本阵地只能开展几十人的讲座，开展大型讲座往往由受众组织方提供场地，虽然缓解了临时性的场地难题，但是长久来看，没有固定的阵地会限制其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三、对策及建议
(一)创设民间机构发展规范的外部政策环境
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进程中，要将发展规范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纳入工作日程，借鉴成型经验，加快去行政化、去垄断化改革步伐，为民间机构创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一是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对民间机构登记放开不必要的限制，创造一定的方便条件，避免其因不注册或寻求工商注册等方式而产生身份及其他问题。对已经进行工商注册的民间机构建议实行税收惠免政策。二是为民间机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服务，如开展组织管理、政策引导、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培训、服务，提供与国内外基金组织、企业进行交流合作的机遇和平台，建立起民间机构开拓社会管理服务项目、财政预算资金承接成熟项目的机制，促其在社会管理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妇联组织也要会同教育部门合力履行好家庭教育工作牵头职责，提高社会和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整合好各类资源，在发放指导材料、培训和项目实施等工作中为民间机构提供一定的帮助和支持。三是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和必要监管制度，使民间家庭教育服务进入社会有标准、从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者有资格，以民间机构行业的规范发展提升其生命力和成长空间。
(二)民间机构要提高自身发展竞争力
一、构建和谐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1、以人为本、全员育人的工作体系。和谐的工作体系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是建立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的有力保障。构建和谐的工作体系关键在于学校的制度建设与人本管理要和谐发展。一方面，构建全员合作的教育关系，协调各方面的教育力量，形成最佳教育合力，坚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另一方面和谐教育要融进教育教学的各个层面，渗透在教学、科研各个环节，实现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2、思想政治教育同学生管理相结合是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教育机制的必要手段。贯彻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的同时，要积极推动思想教育与学生管理相结合，在通过规章制度等约束人的行为的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柔性导向融于其中，把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在新形势下，高校要坚持立足于教育、辅之以管理、寓教育于管理的 政治工作原则，通过将教育落实到管理中，把管理上升为教育，使得两者相得益彰，互补互促，以达到塑造人、引导人、规范人的目的。
3、建立为广大学生办实事、办好事的长效服务机制。近年来，技工院校的学生尤其是贫困学生的思想和实际问题明显增多，矛盾日益突出。如学生中的贫困问题、心理障碍问题和就业困难问题等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帮助，建立服务机制，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为他们的全面和谐发展创造条件。一是贫困生资助机制。要在奖、贷、助、补、减资助体系中，重点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机制，进一步拓展资助形式，发挥资助育人功能，在关心人、帮助人的同时，更要教育人、引导人。二是心理和谐教育机制。心理和谐是人自身和谐的主要内容。学校应着力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建立学生心理和谐教育机制，建立心理咨询中心，开设心理健康课程，通过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测试普查、咨询等形式，及时发现并解决学生因生活、学习、情感等发生的问题，促使个体心理品质健康、均衡、调和发展。三是毕业生就业指导机制。成立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开设就业指导课，加强就业信息网络建设，拓展学生就业渠道，开展创业活动和职业生涯设计，将学生就业教育工作贯穿于在校学习的各个环节。
二、构建和谐的教学机制
和谐的教学机制是和谐教育的中心。教学活动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工作，要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符合社会道德准则的，课程是教育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效果的直接体现物，是决定人才发展方向、水平和素质结构的关键因素，也是教育与学习的基本依据，它对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共性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和谐的课程体系应当实现社会化课程与个性化课程的统一。社会化课程是指那些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个体遵守共同的社会行为和行业规范，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课程。另一方面，和谐的课程体系还应当体现科学化教育与人文化教育的统一。目前，受社会就业压力的影响，一些学生对所学专业的选择愈来愈带有功利的性质，一些技工院校也纷纷调整课程设置，过分的强调实用性的技术课程忽略了对学生人文素质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实用性技术课程的不断增多，极大地削弱了有利于学生扩展眼界、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的学科设置，导致学生更热衷于个人就业目标的实现，放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责任，这样的教育机制已经成为了纯粹的职业教育。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三、构建和谐的管理机制
不论是从现实还是从理论上看，要實现教育的和谐必须从制度入手，建章立制、加强领导、优化管理，这是搞好和谐教育的制度保障。构建和谐的学校教育教学体系，必须完善与之相协调的学校管理。在强化目标管理意识的基础上要树立现代的管理理念，建立新型的管理机制，明晰管理的层次和职责，提高管理的和谐程度和效率，以实现和谐教育的管理目标。学生是学校教育的产品，是学校生存、发展乃至社会声誉的决定性要素，因而学校要将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作为学校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学校管理工作的焦点应当是满足学生作为学校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学校管理工作的聚焦点应当是满足学生不断变化的多元化需求。
四、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实现公正与情感的交融
社会的和谐首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构建和谐的学校教育教学体系理应包括建立学校内部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学生关系、教师关系、干群关系等，而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的和谐是实施和谐教育的前提，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心灵，影响着学生的发展，影响着学校教育的结果。
1.1师德的含义
师德，即教师的职业道德。它指教师在教学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调节教师与社会其他群体、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如何履行自己的工作责任和社会责任。师德的内涵永远是不断进步和发展，不断创新的。1984年10月13日，当时的国家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会联合颁发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草章)》，共为六条，对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作了规定。1991年8月31日，原国家教委和全国教育工会对上述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草章）》作了修订，制定并颁发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也为六条。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师德建设，原国家教委和全国教育工会于1997年8月7日重新修订并颁发《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共八条。主要内容分别是：依法执教，爱岗敬业，热爱学生，严谨治学，团结协作，尊重家长，廉洁从教，为人师表。2002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制定并颁发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共六条。主要内容是:坚持正确方向，热爱职业教育，关心爱护学生，刻苦钻研业务，善于团结协作，自觉为人师表。由此可见，在新时期，师德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内涵。2013年9月9日，第二十九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远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1400万教师，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希望全国广大教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加强学习，拓宽视野，更新知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努力成为业务精湛、学生喜爱的高素质教师；牢固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踊跃投身教育创新实践，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作出贡献。全社会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
1.2教育培训机构的基本情况本研究所调查的校外辅导机构的基本情况。
（1）辅导教师来源和数量。辅导机构的教师一般有两种：专职和兼职的教师。专职教师主要是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也有一部分喜欢教师工作的社会人员，还有极少数留学生。兼职教师都是在校大学生和很少一部分在职教师。兼职教师流动性很大，本文主要研究专职教师。
（2）中学生参加教育培训机构课外辅导的原因。大部分辅导班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安排进行辅导，也有部分中考前、高考前在上课时间请假出来突击学习的。上辅导班的学生每年都很多，这些辅导班为什么会受欢迎？是什么让辅导班快速发展？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首先，学校教育中的部分缺失让课外辅导班有了一些空间。这里学校教育的部分缺失指的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对学生缺少人性化管理和关心等。现在很多初高中都分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普通学校由于各方面原因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如重点中学的学生，普通学校的学生家长不想让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家长都很急切的让孩子进入辅导班进行辅导。即使是在重点中学，也会分成重点班和普通班，普通班的师资和学生学习成绩不如重点班的好，家长会通过补习来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因此，补习班来更好的补充学校教育，这种教育需求让辅导班有了更大的市场。其次，家长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的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师的事情，也是家长的事情，家长的教育也非常重要。我国传统儿童经典文献《三字经》中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家长的教育不可忽略，但是很多家长把教育看成是学校和老师的事，还有些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过高期望，不惜代价培养孩子。无论家里条件好的或者是条件不好的将孩子送进辅导班所有科目都辅导，这个是辅导班繁荣的很大的因素。还有一部分家长社会地位高，工作忙，应酬多，没时间照顾孩子，他们会拿钱让辅导班老师来照顾孩子。再次，有些家长的文化水平低，不会辅导孩子。因为家长认为自己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一定要让孩子好好学习，对孩子给予很高的希望。最后，还有一部分学生跟不上上课的进度，上课听不懂一些较难的知识点，没办法只能课余时间进行辅导。总之，需求决定供给，辅导的的繁荣是有大量社会需求和家长的支持。
2教育培训机构教师师德实证调研及其存在的问题
2.1社会方面。在近几年来，由于教育培训机构的快速发展，教育培训机构辅导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这时需要大量的教育培训机构教师补充到教师队伍中来。大部分教育培训机构对教师师德建设的认识不到位，在师德建设的制度和措施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教育培训机构建设中只注重提高成绩，忽视了师德建设和德育工作。教育部门或者国家对教育培训机构教师的监督和管理也基本没有，这样子就让教育培训机构教师没有约束，任其自然发展。
2.2学校方面。从教育培训机构角度来讲，近些年来，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束缚很大程度上只存在“智育一手硬，德育一手软”的现象，对教育培训机构教师的师德工作，根本不重视。
2.3教师方面教育培训机构教师自身层面。教育培训机构教师自身素质不高。在道德信念上，与一般的职业劳动者相比，对从事教育劳动的教育培训机构教师要求更高、更全面、更自觉；在道德行为上，要求教师具有更强的典范性和更鲜明的示范性。我国汉代哲学家杨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孔子说：“其身正，不令则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育培训机构教师缺乏职业荣誉感和事业心。教育培训机构教师，由于受到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的影响，个别教师心态浮躁，将教育培训机构教师职业仅仅看作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没有将它看作是一份光荣的、神圣的事业来谋求发展。教育培训机构教师为了提高成绩，单纯传授知识，育人意识淡薄。“教书育人”这四个字十分精辟地概括了教师的职责。教育培训机构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是思想教育者和道德示范者。可是，当前大部分教育培训机构教师走入了“教书匠”的误区，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让学生提高成绩。因此，在教育培训机构过程中，大部分教师只满足于课堂教学或只顾完成教学任务，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不闻不问，对学生缺乏爱心，不愿花时间去了解、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教育培训机构教师敬业精神弱化，教学投入不够。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的影响下，大部分教育培训机构教师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仅仅认为是一种职业和谋生的手段，而未把它看作是承担着传承人类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崇高理想的一项事业
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就由对于组织趋同的现象分析进入了组织所处环境问题的理论细分。按照斯格特的梳理,新制度学派将组织所处环境区分为两种类型,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前者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组织的运行,包括组织外部的资源与市场、组织内部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系统等,后者是指组织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等因素,但新制度学派所关注的制度环境主要是社会的共享观念及规范因素,也就是支撑社会生活稳定化和秩序化的、被普遍接受的符号体系及其共同意义。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坚持认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具有不同的影响。技术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运行程序满足技术效率,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做法对组织的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例如,企业在内部结构上采用科层制,常常不是出于技术和工艺流程对管理的需要,而是因为科层制已被社会广为接受,如果某家企业不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其在市场上的“合法性”将受到怀疑。因此,制度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可能与技术环境相矛盾。为了满足这些相互冲突的环境要求,组织的一个重要对策是把组织的内部运作和组织的正式结构分离开。一个组织建立了许多的规章制度却并不真的实施,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规章制度是为了应付制度环境的要求,与它的内部运作无关,[2]这就使得组织内部可能存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结构分化。为了更明确地反映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所具有不同的影响,弗里德兰和阿弗德提出了组织环境具有多元逻辑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每一种组织环境都有一个中心的逻辑,包括一系列的物质实践、社会关系和符号构成,这种多元逻辑之间可能是互补也可能是矛盾的。社会成员便可能利用不同的逻辑来满足自己的目的,有时符号和规则被内化并提供趋同性,而有时它们又成为个体、群体和组织利用作为变迁的资源。[3]这样,组织环境问题又派生出逻辑问题,而这些不同组织环境及其派生逻辑在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看来,不仅存在同时并存的理论可能,而且正在社会中实际发生着。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环境与逻辑
补习教育机构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对着两种不同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且两种不同环境同时对补习教育机构施加合法性约束,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分析,技术环境要求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经营型逻辑,而制度环境要求的合法性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服务型逻辑。
(一)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技术环境与经营型逻辑的生成
组织研究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组织能够自给自足,组织必须在与环境的交换中获得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而组织领导者必须为组织制定出有效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这一交换过程的顺利实现,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技术环境”就成了传统组织研究中较早诞生的一种理论发现,也集中反映出早期组织研究以组织目标达成为核心的理论诉求,如早期的组织研究者迪尔曾将技术环境定义为“与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有着潜在联系的所有环境的总称”。[4]补习教育机构由于多为私人投资兴办,基础相对薄弱,因此从所处环境中获得足够资源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便是该类型组织的首要目标,也是补习教育机构所面对技术环境的最重要内容。为了实现上述组织目标,补习教育机构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交换主要表现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布迪厄认为劳动时间的积累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共同实质,也是它们可以相互转换的根据”,[5]具体而言,补习教育机构的运作过程是通过知识讲授、经验传递和技能培养等具体内容来实现机构成员身上所负载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进而获得财富性收入。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存在方式,“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6]掌握文化资本的社会成员,也是“文化产品”的所有者,但他们只有通过进入类似补习教育机构等组织,才能最终实现“文化产品”的销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就是一个交换环境,一个供两种不同资本形态相互转换的资本转化场。经营型逻辑是指在补习教育机构与技术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趋于以成本效益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经营型逻辑表现为结果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7]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率就成了其中的关键。在经营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重点在机构运行中的成本和收益环节进行控制和处理。在成本方面,面对场地费用和员工工资两部分最大支出,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们都极尽节省之能事。面对场地费用,在笔者调查的20家补习教育机构中,仅2家使用自有房屋,其余皆为租用房屋,且20家机构中有19家使用民宅作为教室,其余1家使用商用写字间作为教室,教室的隔墙、水、暖、气、电、通信等各种设施均为居住用房使用,完全达不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8月8日颁布修订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50099-2011》中的教学空间要求,可以说“办学条件”颇为简陋,而这种“人为”简陋的背后自然节省了场地费用的大笔支出。面对员工工资费用,在逐利观念的驱使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往往并不雇佣文化资本含量较高的优秀“教师”,而是在满足补习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雇佣普通“教师”,以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时的转化率,这也是当前补习教育机构中在
校大学生充任“教师”情况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收益方面,补习教育机构更是直接地表现出了经济资本优先的经营型逻辑。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常常会在学生的补习周期内加大课程密度,安排较多课程,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收益,甚至于,一部分组织者全然不顾本机构成员文化资本的实际状况,将普通“教师”包装成所谓“名师”,进行虚假宣传招生。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与服务型逻辑的延续
“技术环境允许组织使用基于生成系统制造产品特征的控制手段,产品和服务可以根据相对成本和质量来估价,这就产生了‘结果控制’,制度环境强调的是组织遵从形式理性规范的程度、正确过程得以实施的程度以及恰当结构处于合适位置的程度”,[8]换句话说,制度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而不管这些组织形式和制度对组织的实际运作是否确有实效。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具有私人投资性质,但在社会公众的观念中却与主流教育密不可分,这种延续自主流教育的共享观念便是社会学新制度学派论述中的补习教育机构所处制度环境。具体而言,补习教育被学者和社会公众理解为“影子教育”,[9]一种对于校内主流教育的延伸。相较于补习教育的资本转化场特征而言,主流教育则是一个文化资本的输出场,政府投资兴办主流教育机构的目的是通过向国民传递文化资本来提升国民素质,使个人得以适应社会参与社会生活,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也被政府视为类似医疗健康、住房保障等社会生活必需品,为此政府对文化资本的“购买价格”和“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以保障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法》第25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而厉以宁先生也将义务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视为纯公共物品性质和基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服务。[10]可以说,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主流教育关注平等,惠及普遍的根本特征已深入人心,成了一种社会共享观念,而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在社会公众眼里也与主流教育不应有别。服务型逻辑是指补习教育机构在与制度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以彰显制度环境中被普遍接受的共享观念、规范因素和符号体系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服务型逻辑表现为过程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共同期待内容的有效彰显,而如何在这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传递的有效性被视为其中的关键。在服务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需要努力满足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的共同期待内容,而这些内容大多与主流教育联系密切。例如,为了响应国家和政府提升国民素质的号召,主流教育日益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努力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一些在传统教学环节中不受重视的音体美等科目逐渐受到校方青睐,在这一客观背景下,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机构也相应出现了一些调整,其中近年来部分补习教育机构增加心理咨询和励志类教育内容就是顺应这一客观趋势的表现。校外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两种环境及逻辑同时构成了对于机构的合法性约束,但两种约束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处于一种紧张和对立之中。技术环境及经营型逻辑要求补习教育机构以工具理性方式展开运作,强调成本与收益,这对于私人投资兴办的补习教育机构而言实属正常,但相对于自主流教育延续而来的“影子教育”特征而言,又可能与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及服务型逻辑相冲突,因为主流教育坚持消除不公,培育平等精神,主张不能因为收入、身份、种族等各种外在条件而产生差别对待。这种现实存在的紧张和对立逻辑,构成了补习教育机构当下面临的双重逻辑约束或曰逻辑困境,而正是在它们的合力作用之下,补习教育机构实际发生着诸多行为偏差。
三、双重逻辑约束下的补习教育机构行为偏差
在补习教育机构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不同环境时,如何在由不同环境及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之间谋得平衡,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便成了补习教育机构选择行为策略时的关键。但碍于这两种环境及逻辑对立甚至冲突状况的客观存在,补习教育机构无论如何尽力调适自身行为,终究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行为偏差,其中主要表现为“行为市场化”和“机构冗余化”。
(一)经营型逻辑约束下的“行为市场化”
面对技术环境和经营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严格比较投入和产出,努力提高效益,最大化地获取财富性收入。虽然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源自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也符合其组织目标,但若对这一目标不加控制地恣意追求,势必会出现“行为市场化”的偏差。事实上,这种“行为市场化”的偏差已在当下补习教育领域中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主流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如在利益驱使之下,部分补习教育机构投放虚假招生广告,违规宣传,还有一些补习教育机构组织者为了追求补习生员数量的增加,通过贿赂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的方式来求得对方协助招生,甚至于一些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也受到“行为市场化”的影响,公然违反在职教师不得办班补课的禁令,开班办学,造成极坏影响。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受所处技术环境影响而存在追求合理经济利益的诉求,但作为以知识为产品的社会窗口行业,如果放纵自身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仅会使知识沦为金钱的附庸,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庸俗之风,严重冲击和影响主流教育制度,还会客观上加大不同背景家庭子代间的地位分化,使得补习教育成为催生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最终影响补习教育的和谐健康发展。
(二)服务型逻辑约束下的“机构冗余化”
面对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通过调整自身内部结构设置,不断地仿效主流教育内部结构和功能,延续“影子教育”的公众定位。虽然这种与主流教育形式趋同的做法能有效满足制度环境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但常常以增加补习教育机构的内部设置为代价,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机构冗余化”。笔者在长春市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一些补习教育机构配有心理辅导教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还有些机构常年开设针对学生成长的励志课程,而除此之外的一些类似特色课程设置也是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机构组织者对此类现象的解释中却有着些许无奈,明显地反映出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的约束和影响。一位组织者曾向笔者介绍,“这些文化课程辅导之外的课程设置起初是没有的,都是后来对眼下主流学校教育中普遍开设相关课程的模仿,因为家长在为学生选择补习教育机构时很看重这些内容,所以很多补习教育机构都开设了这些课程,但这些课程都是赔钱设置,因为这些课程都是辅质课程,任课教师稀缺不好找,人工费用极高,很难在这类课程上赚钱。”原本只提供文化课程补习的补习教育机构,其组织目标在于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但由于所处制度环境的要求而使得补习教育机构不得不在应对过程中不断地“全面”发展,机构设置越来越庞杂、冗余,而冗余的机构设置又必然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支出,最终造成对补习教育机构正常运作的冲击和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分增加的额外费用支出也正是笔者前文中发现“消失利润”问题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就由对于组织趋同的现象分析进入了组织所处环境问题的理论细分。按照斯格特的梳理，新制度学派将组织所处环境区分为两种类型，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前者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组织的运行，包括组织外部的资源与市场、组织内部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系统等，后者是指组织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等因素，但新制度学派所关注的制度环境主要是社会的共享观念及规范因素，也就是支撑社会生活稳定化和秩序化的、被普遍接受的符号体系及其共同意义。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坚持认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具有不同的影响。技术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运行程序满足技术效率，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做法对组织的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例如，企业在内部结构上采用科层制，常常不是出于技术和工艺流程对管理的需要，而是因为科层制已被社会广为接受，如果某家企业不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其在市场上的“合法性”将受到怀疑。因此，制度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可能与技术环境相矛盾。为了满足这些相互冲突的环境要求，组织的一个重要对策是把组织的内部运作和组织的正式结构分离开。一个组织建立了许多的规章制度却并不真的实施，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规章制度是为了应付制度环境的要求，与它的内部运作无关，［2］这就使得组织内部可能存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结构分化。为了更明确地反映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所具有不同的影响，弗里德兰和阿弗德提出了组织环境具有多元逻辑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每一种组织环境都有一个中心的逻辑，包括一系列的物质实践、社会关系和符号构成，这种多元逻辑之间可能是互补也可能是矛盾的。社会成员便可能利用不同的逻辑来满足自己的目的，有时符号和规则被内化并提供趋同性，而有时它们又成为个体、群体和组织利用作为变迁的资源。［3］这样，组织环境问题又派生出逻辑问题，而这些不同组织环境及其派生逻辑在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看来，不仅存在同时并存的理论可能，而且正在社会中实际发生着。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环境与逻辑
补习教育机构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对着两种不同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且两种不同环境同时对补习教育机构施加合法性约束，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分析，技术环境要求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经营型逻辑，而制度环境要求的合法性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服务型逻辑。
(一)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技术环境与经营型逻辑的生成
组织研究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组织能够自给自足，组织必须在与环境的交换中获得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而组织领导者必须为组织制定出有效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这一交换过程的顺利实现，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技术环境”就成了传统组织研究中较早诞生的一种理论发现，也集中反映出早期组织研究以组织目标达成为核心的理论诉求，如早期的组织研究者迪尔曾将技术环境定义为“与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有着潜在联系的所有环境的总称”。［4］补习教育机构由于多为私人投资兴办，基础相对薄弱，因此从所处环境中获得足够资源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便是该类型组织的首要目标，也是补习教育机构所面对技术环境的最重要内容。为了实现上述组织目标，补习教育机构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交换主要表现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布迪厄认为劳动时间的积累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共同实质，也是它们可以相互转换的根据”，［5］具体而言，补习教育机构的运作过程是通过知识讲授、经验传递和技能培养等具体内容来实现机构成员身上所负载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进而获得财富性收入。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存在方式，“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6］掌握文化资本的社会成员，也是“文化产品”的所有者，但他们只有通过进入类似补习教育机构等组织，才能最终实现“文化产品”的销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就是一个交换环境，一个供两种不同资本形态相互转换的资本转化场。经营型逻辑是指在补习教育机构与技术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趋于以成本效益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经营型逻辑表现为结果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7］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率就成了其中的关键。在经营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重点在机构运行中的成本和收益环节进行控制和处理。在成本方面，面对场地费用和员工工资两部分最大支出，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们都极尽节省之能事。面对场地费用，在笔者调查的20家补习教育机构中，仅2家使用自有房屋，其余皆为租用房屋，且20家机构中有19家使用民宅作为教室，其余1家使用商用写字间作为教室，教室的隔墙、水、暖、气、电、通信等各种设施均为居住用房使用，完全达不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8月8日颁布修订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50099－2011》中的教学空间要求，可以说“办学条件”颇为简陋，而这种“人为”简陋的背后自然节省了场地费用的大笔支出。面对员工工资费用，在逐利观念的驱使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往往并不雇佣文化资本含量较高的优秀“教师”，而是在满足补习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雇佣普通“教师”，以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时的转化率，这也是当前补习教育机构中在校大学生充任“教师”情况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收益方面，补习教育机构更是直接地表现出了经济资本优先的经营型逻辑。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常常会在学生的补习周期内加大课程密度，安排较多课程，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收益，甚至于，一部分组织者全然不顾本机构成员文化资本的实际状况，将普通“教师”包装成所谓“名师”，进行虚假宣传招生。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与服务型逻辑的延续
“技术环境允许组织使用基于生成系统制造产品特征的控制手段，产品和服务可以根据相对成本和质量来估价，这就产生了‘结果控制’，制度环境强调的是组织遵从形式理性规范的程度、正确过程得以实施的程度以及恰当结构处于合适位置的程度”，［8］换句话说，制度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而不管这些组织形式和制度对组织的实际运作是否确有实效。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具有私人投资性质，但在社会公众的观念中却与主流教育密不可分，这种延续自主流教育的共享观念便是社会学新制度学派论述中的补习教育机构所处制度环境。具体而言，补习教育被学者和社会公众理解为“影子教育”，［9］一种对于校内主流教育的延伸。相较于补习教育的资本转化场特征而言，主流教育则是一个文化资本的输出场，政府投资兴办主流教育机构的目的是通过向国民传递文化资本来提升国民素质，使个人得以适应社会参与社会生活，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也被政府视为类似医疗健康、住房保障等社会生活必需品，为此政府对文化资本的“购买价格”和“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以保障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法》第25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而厉以宁先生也将义务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视为纯公共物品性质和基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服务。［10］可以说，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主流教育关注平等，惠及普遍的根本特征已深入人心，成了一种社会共享观念，而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在社会公众眼里也与主流教育不应有别。服务型逻辑是指补习教育机构在与制度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以彰显制度环境中被普遍接受的共享观念、规范因素和符号体系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服务型逻辑表现为过程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共同期待内容的有效彰显，而如何在这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传递的有效性被视为其中的关键。在服务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需要努力满足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的共同期待内容，而这些内容大多与主流教育联系密切。例如，为了响应国家和政府提升国民素质的号召，主流教育日益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努力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一些在传统教学环节中不受重视的音体美等科目逐渐受到校方青睐，在这一客观背景下，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机构也相应出现了一些调整，其中近年来部分补习教育机构增加心理咨询和励志类教育内容就是顺应这一客观趋势的表现。校外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两种环境及逻辑同时构成了对于机构的合法性约束，但两种约束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处于一种紧张和对立之中。技术环境及经营型逻辑要求补习教育机构以工具理性方式展开运作，强调成本与收益，这对于私人投资兴办的补习教育机构而言实属正常，但相对于自主流教育延续而来的“影子教育”特征而言，又可能与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及服务型逻辑相冲突，因为主流教育坚持消除不公，培育平等精神，主张不能因为收入、身份、种族等各种外在条件而产生差别对待。这种现实存在的紧张和对立逻辑，构成了补习教育机构当下面临的双重逻辑约束或曰逻辑困境，而正是在它们的合力作用之下，补习教育机构实际发生着诸多行为偏差。
三、双重逻辑约束下的补习教育机构行为偏差
在补习教育机构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不同环境时，如何在由不同环境及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之间谋得平衡，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便成了补习教育机构选择行为策略时的关键。但碍于这两种环境及逻辑对立甚至冲突状况的客观存在，补习教育机构无论如何尽力调适自身行为，终究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行为偏差，其中主要表现为“行为市场化”和“机构冗余化”。
(一)经营型逻辑约束下的“行为市场化”
面对技术环境和经营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严格比较投入和产出，努力提高效益，最大化地获取财富性收入。虽然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源自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也符合其组织目标，但若对这一目标不加控制地恣意追求，势必会出现“行为市场化”的偏差。事实上，这种“行为市场化”的偏差已在当下补习教育领域中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主流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如在利益驱使之下，部分补习教育机构投放虚假招生广告，违规宣传，还有一些补习教育机构组织者为了追求补习生员数量的增加，通过贿赂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的方式来求得对方协助招生，甚至于一些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也受到“行为市场化”的影响，公然违反在职教师不得办班补课的禁令，开班办学，造成极坏影响。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受所处技术环境影响而存在追求合理经济利益的诉求，但作为以知识为产品的社会窗口行业，如果放纵自身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仅会使知识沦为金钱的附庸，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庸俗之风，严重冲击和影响主流教育制度，还会客观上加大不同背景家庭子代间的地位分化，使得补习教育成为催生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最终影响补习教育的和谐健康发展。
(二)服务型逻辑约束下的“机构冗余化”
面对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通过调整自身内部结构设置，不断地仿效主流教育内部结构和功能，延续“影子教育”的公众定位。虽然这种与主流教育形式趋同的做法能有效满足制度环境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但常常以增加补习教育机构的内部设置为代价，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机构冗余化”。笔者在长春市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一些补习教育机构配有心理辅导教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还有些机构常年开设针对学生成长的励志课程，而除此之外的一些类似特色课程设置也是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机构组织者对此类现象的解释中却有着些许无奈，明显地反映出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的约束和影响。一位组织者曾向笔者介绍，“这些文化课程辅导之外的课程设置起初是没有的，都是后来对眼下主流学校教育中普遍开设相关课程的模仿，因为家长在为学生选择补习教育机构时很看重这些内容，所以很多补习教育机构都开设了这些课程，但这些课程都是赔钱设置，因为这些课程都是辅质课程，任课教师稀缺不好找，人工费用极高，很难在这类课程上赚钱。”原本只提供文化课程补习的补习教育机构，其组织目标在于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但由于所处制度环境的要求而使得补习教育机构不得不在应对过程中不断地“全面”发展，机构设置越来越庞杂、冗余，而冗余的机构设置又必然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支出，最终造成对补习教育机构正常运作的冲击和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分增加的额外费用支出也正是笔者前文中发现“消失利润”问题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近些年来，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父母亲叹息不知道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常常面对自己的小孩感到头痛不已。从报刊杂志上也不难发现不少发生在家庭中的触目惊心的案例，其中因为教育冲突，有关父母亲被子女杀害、子女离家出走、跳楼、服毒自尽等的家长与子女关系不协调的案例，以及许多未被报道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问题孩子”，都集中反映了目前我国家庭教育的弊端。具体表现有以下：
（一）家庭教育好走“极端”
第一，家庭教育好走“极端”主要是棍棒教育法。中国有句俗语叫“棍棒出孝子”。不可否认，古今中外，一些家庭“棍棒”式教育也有其积极的作用，的确出了不少人才，但“棍棒”未必就能出人才。有的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动不动以棍棒相加，以分数压小孩学习。或加倍罚作业、罚站、罚跪，双休孩子上“家教补课”；或逼学钢琴、跳舞、书画等五花八门的项目，剥夺孩子的休息时间，导致一些孩子被严重摧残了身体和幼稚的心灵，致使部分孩子对其父母产生厌恶和恐惧感，有的甚至自杀、离家出走，有的还有杀亲人的念头和恐怖行为。如发生在2000年的浙江金华徐力杀母事件，震惊了中国教育界。第二，“溺爱宝贝”。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家庭教育向“溺爱”的倾向发展也在不断蔓延，成了众“亲”捧月！由于家长缺乏科学的教子观念，有的家长对孩子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千方百计地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有的家长将孩子置于“保险柜”里，整天捧着哄着，舍不得让孩子受到各种委屈或挫折；有的家长双方教子观念不协调，你管我宠，时常在教育孩子面前发生冲突、摩擦等等。这些做法往往使孩子养成许多坏习惯和不良品质，变得自私、孤独、怯弱、冷漠，捣蛋、搞破坏、说谎等，从而偏离全面发展轨道。马卡连柯说过：“溺爱虽是一种伟大的感情，却是会使孩子遭到毁灭。”第三，放纵不管型家庭教育。有的家长在严教与溺爱间无法把握其适度的分寸，或是自身根本不知道家庭教育的意义与作用，对孩子不闻不问，犯了错误轻描淡写地说两句，对孩子物质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需要置若罔闻，来一个折中主义。这样的折中不仅有愧于为人父母，更有愧于社会。家庭教育咨询机构的开办，可以为家长纠正这些错误的教子观念，为有疑难问题孩子的家庭和学校班级提供针对性强的教育咨询，帮助孩子和家庭回到健康成长和发展的轨道上。
（二）家庭教育的教养环境不良
家庭教育的教养环境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家庭环境虽不是为了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孩子施加教育影响而精心设置的，它是家庭各种生活活动空间的载体。但这些客观环境会不知不觉地刺激孩子。目前部分家庭的教养环境存在相当大的弊病，从而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第一，部分家庭父母离异，无法给孩子完整的爱，使孩子健康的心灵蒙上阴影。缺乏父爱或母爱的孩子都会影响孩子个性的良好形成。据某些教育实践调查表明，离异家庭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双差生。许多到教育咨询室咨询的家庭也是单亲家庭。第二，家长的道德水平不高。家长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家庭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例如，父母亲爱说脏话，孩子会在不知不觉中也学会了脏话连篇。父母亲爱占便宜，随地扔垃圾、吐痰、在家聚赌、搓麻将等低素养的行为严重干扰着孩子向良好方向的发展。
对于家庭教育的种种弊端，家庭教育咨询机构的开办可以发挥查找家长教育方法和态度、家庭教养环境等多方面的失当之处，纠正教育孩子的过激行为和过高要求，帮助家长提高自身素质，杜绝“高压”粗暴做法，尽量多一些理解、鼓励、关爱孩子的身心发展。家庭教育咨询者充分运用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知识，对前来咨询的家庭人员查找孩子成长困难的原因所在，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并长期跟踪建议的执行情况，耐心地帮助孩子和父母正确成长。
二、开办家庭教育咨询机构是家长学校的补充
家长学校是业余性质的成人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和延伸。八十年代中期，家长学校作为教育战线的新生事物出现后，各地纷纷效法，几乎遍及城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能坚持下来，并对家长进行科学家教知识和方法教育的却不多。原因在于，第一，办学主体认识不足。家长学校按办学主体分为两种：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幼儿园）家长学校。各个办学主体对举办家长学校的重要性和目的性认识不足，有的在办学过程中遇到困难，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甚至有人认为学校每学期都召开家长会，平时教师进行家访，就叫做办家长学校。其实为名不副实。第二，不切实际，效果难以体现。开始，许多学校为了追求“百分之百”的教育面，而将各年级全部家长都请进家长学校接受理论教育，时间一长，矛盾逐渐暴露。如此一来，教学不能从实际出发，不突出重点，满把抓，家长学校的实践性就不得以很好地发挥。第三，家长学校的管理缺乏物力、财力和师资上的支持和保障，使其难以坚持有效地办下去。第四，家长学校在分析和帮助问题孩子上，没有切实地能够从细致上帮助其走出困境。
开办家庭教育咨询机构，对家长和孩子进行一对一的教育咨询和辅导，可以补充家长学校办学及其功能发挥的不足。曾有老师如是说：“我们这个时代不缺乏众多的科学的教育理论，也不缺乏能力超群的教师，但十分缺少对家长成长的一对一的教育咨询和辅导！”本人曾在一教育咨询机构见习，聆听咨询者对父母和孩子的咨询过程，并跟踪其结果，认为家庭教育咨询机构可以起到有效教育父母和孩子的作用。另外，开办家庭教育咨询机构，还为家长获得家教知识开通了一个新的渠道，针对困难的问题把家庭教育的理论知识向家长进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较之家长学校可以促进家庭教育理论得以更深刻地运用与发展。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致力于教育理论研究工作的人的研究初衷。家庭教育咨询机构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构架中介的作用。
三、开办家庭教育咨询机构是终身教育发展趋势的需要
教育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人在学龄阶段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而包括了他终身成长所能受到的各种形式的教育。从终身教育的角度来看，家庭教育咨询机构的开办有其重要性。终身教育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首先提出终身教育的主张，认为受教育应当是每个人一生的过程，在每个人需要的时候，随时都可以以最好的方式获得必要的知识。纵观一个人的一生的角色变化，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着孩子、学生、劳动者、夫妻、父母、爷爷奶奶、亲朋好友角色等。且在大多数角色时期，人都可以在那一时段接受到为适应与发展角色所需要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如在学前期，接受幼儿教育，在学龄期接受学校教育，在工作期间接受劳动和职业培训，在进入老龄期，有老年人教育。但甚少有正规的家长教育。社会开办家庭教育咨询机构，当人们在担当父母亲（家长）的角色时，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指导，以帮助他们成功地实现角色转变，使孩子能够在家庭里健康成长。“终身教育的概念，重要一点是教育要贯穿于人生的始终，所以要使教育与生活密切结合起来”。终身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承认人的个性因素，遵循人的个性发展规律，让所有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学习的机会。它消除了一次性教育带给人的失败的苦恼，允许并提供人们多次选择的机会，使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机会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家庭教育咨询机构的开办，使众多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父母有机会再次学习，清楚地认识自身的不足，认识到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怎么样教育好下一代。
终身教育的落实，家庭教育是根基，父母自身不仅须有终身教育的观念，也要支持孩童的学习，一起营造家庭的学习氛围。家庭教育咨询机构的开办与发展，为父母成长为有素养、高素质的家长提供可能的机会。从准父母到父母，从缺乏科学家教知识的父母亲成长为成熟的家长，家庭教育咨询机构是一个家长成长的好地方，符合终身教育的发展趋势，是终身教育的需要。
家庭是孩子一生成长的启蒙之地，父母亲是孩子的启蒙老师。把启蒙老师培养成为具有良好的素质、科学的教子观念的家长，家庭教育咨询机构能够担当此任。国家教育机构及社会组织应大力倡导这种机构的开办和发展，并帮助其成长壮大，让其为我们的教育，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为家庭的和谐幸福尽一份力量！“我们的教育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少数的成功人士，我们要培养的是一代又一代合格的父母亲！”合格的家长，从家庭教育咨询机构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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