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产出导向法 研究 应用前景
1“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概述
近十年来，我国著名外语教学与研究专家文秋芳教授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2015年，文教授在“输出驱动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以下简称POA）。该理论体系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POA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以教师为中介的教学流程。其中，教学理念主要指“三个学说”即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和全人教育说；教学假设包括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和选择性学习三个假设；教学流程包括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阶段。文教授强调指出，在整个课堂教学流程中需要教师“适当地发挥中介作用”。POA理论体系具有几个方面的亮点值得业内同仁的借鉴：一是“产出导向法”针对中高级外语学习者；二是“产出”（production）和“输出”（output）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不仅强调产出的过程（producing）还强调产出的结果（product），包括说、写、口译和笔译，而后者仅指说和写；三是POA首次提出“学习中心说”，强调“课堂教学的一切活动都要服务于有效学习的发生，挑战的是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2“产出导向法”研究概述
POA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三个学说”、“三个假设”和“三个阶段”，分别说明了中高级外语学习者课堂教学的指导思想、理论支撑和实现方式。具体地说，前者是后两者的指导思想，中者是后者的理论支撑，后者则是前两者的实现方式。一年多以来，国内关于POA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外语课堂教学目标的实现和学生学习效果的提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罗文（2016）研究POA教学理念下中国文化英语体验式教学模式，指出POA教学理念和体验式教学理念具有“共性”，通过将体验式教学和产出导向法结合起来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顾琪璋（2016）研究POA与英语课堂人文素质教育效率的提升，指出POA能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课堂效率。目前，POA理论体系已经广泛应用于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如：张文娟2015，欧阳娟2016，扈玉婷2016，李军2016），在这方面的实践和研究涉及到教学流程、教学理念、教学设计、可行性分析等，分别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口语教学、写作教学和基础教学。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蒋芳等（2016）将POA理论体系应用于高职英语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并提出相关的原则和路径；笔者认为，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现代教学技术结合起来，通过慕课、微课和翻转课堂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
3“产出导向法”的应用前景
POA理论体系的目标是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和有效学习的发生。虽然POA针对的是中高级外语学习者，但是此法中的理论体系并不排除其他外语学习者和广大中初级外语教学工作者。首先，各层次外语教学都有具体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外语课堂教学的目的，宏观来讲是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微观上讲是教会学生用外语做事。根据POA理论体系中的“学用一体说”，无论学生外语水平高还是低，都应该能用所学外语做事，其差别仅在于做事的复杂程度；其次，无论哪一层次的外语教学都强调课堂教学效果。文教授认为：“学校教育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且讲究效率的教育形式。”POA理论体系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就充分论证了学校教育和社会学习的本质区别。因此，促进有效学习的产生应该成为各层次外语课堂教学的目标和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努力的方向；第三，各层次外语教学的课堂教学流程都是为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服务的。POA理论体系中的外语课堂教学流程充分论证了驱动、促成、评价三个阶段的具体实施方式，也阐明了教师作为“中介”的具体作用。POA理论体系强调，课堂教学活动的不同形式服务于不同的教学目标。因此，广大外语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活动时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层级水平、教学目标以及期望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文秋芳.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547+549.
[2] 罗文.“产出导向法”理念下中国文化英语体验式教学模式探析[J].高教学刊，2016（11）：103.
[3] 顾琪璋.“产出导向法”与英语课堂人文素质教育效率提升研究[J].教育评论，2016（6）：139.
[4] 张文娟.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产出导向法“促成”环节的课堂教学尝试[J].中国外语教育，2015（11）：10.
[5] 欧阳娟.产出导向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可行性分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6（30）：170.
关键词：理想信念教育 信仰 信仰建设
信仰之所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是因为信仰不论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而言，它都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关于行为善恶的最高标准，为社会道德体系提供正确的方向和依据。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面对高校教育的改革创新，信仰包涵的价值整合、文化认同、行为引导等功能和特点，必然成为我们驻足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困境面前，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的重大课题。
一、信仰的价值
信仰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状态或精神机制，是在某种文化形态下形成的，对人的思维意识、行为取向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导性精神机理，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评价、选择与行动。因此，信仰属于精神范畴，是整体的精神姿态和综合的精神活动，它的指向与归属是明确、自觉、积极和主动的，“它给人们提供的是除了知识以外的关于未来的信念，构成人类不断向历史纵深延伸和向未来极限挺进的精神支柱”，体现出对改造自然的情感冲动，或是对生存状态的美好憧憬和不懈追求。信仰属于文化现象，是被动地依附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发生发展、固化定型，而它的指向又被划归于所依附的文化圈，“最终归属到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特定的社会群体、特定的阶级”。信仰属于价值观念。它构成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力和判别力，指导人们开展经常性的社会活动。并时刻支配、调度甚至控制着人的某些思想和行为。正如李德顺所说：“信仰是人生的‘主心骨’”。“成为价值意识活动的调节中枢”。
二、信仰对理想信念教育的作用
对于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而言。信仰可以检验主体理想信念的同质同向性，并对主体理想信念具有无限制的强制性和趋同力，直至归附于它的终极指向。
(一)信仰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积极的理性评价
理想信念的确定是个体自我意识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只有上升到理性阶段，才具有科学的情感指向。并发展定型为科学的追求和愿望。信仰与理想信念的终极指向殊途同归，信仰价值体系涵盖整个思想意识的理性层面，并对理想信念上升到理性层面提供逻辑上的论证作用，尤其对理想信念的价值指向和社会经验积累提供完整的理性评价。
(二)信仰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明确的终极指向
对于个体而言，信仰是寻求绝对和终极的精神渴望，是人的精神支柱，始终引领着人们向无限递升的目标前进。从这个角度讲，信仰所指向的终极价值正好为理想信念的确定提供了依据、指明了方向。同时，理想信念本身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终极价值取向合理性说明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对未来价值目标的情感取向和行为诉求，它的精神轨迹与信仰的终极指向正好是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同的。
(三)信仰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固化的精神形态
信仰是对文化价值的真理性认识和反映，它的形成不是出于个体的某种嗜好，也不是屈从于某个权威的命令，而是根据满足个体价值需求的程度。整合社会生活中分散的个体意识而形成固化的精神形态，即共同信仰。共同信仰反过来对个体的思想意识与行为目标进行牵引和指导，使个体的思想意识、意志品德等方面获得足够的情感张力，并从中体验和认识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四)信仰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完整的价值体系
从文化形态方面看，孕育和培养信仰发生、发展的特定文化形态，赋予了信仰完整的价值体系。从信仰的对象、信仰的追求、信仰的终极指向等方面都有它特定的精神机制在发挥作用。它“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体。其中每一个维度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特定的应用范围和特定的取向，并且统摄着一系列评价规范和基本准则”。因此，信仰的价值体系成为人类思想观念体系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它积极地评价着人类的思想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并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指南。
三、如何加强高校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信仰建设
信仰作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价值基础。除了依据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之外，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层级结构和对个体行为的指导，更直接地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明确了发展方向。
(一)在内容上
面对多元的文化格局，信仰体现着对文化形态的认同，所以要始终用核心价值抢占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主阵地。信仰对文化形态的认同，对内是超越自我的一种精神能量释放，对外是表现在终极目标上的一种动力和支柱，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合目的、合规律的探索和创造。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急剧变动时期，价值观的反思、裂变、更新和塑造成为高校信仰建设的重大课题。高校要引导当代大学生在了解不同文化脉络的基础上，自觉调整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形成具有社会主义文化“尊严”的思想共识和价值信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高校广大师生的主导意识和精神支柱。
面对多样的社会思潮，信仰体现着对主流意识的整合，所以要始终用爱国主义唱响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主旋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信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一些大学生在思想认识方面产生诸多迷茫、困惑和疑问。因此，高校要积极探索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密切关注广大师生的思想动态，客观、科学地分析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爱国主义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成为凝聚全民族发奋图强的精神符号。
面对一时紊乱的道德秩序，信仰体现着对主体行为的塑造，所以高校要始终用理想人格引领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新风尚。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理想人格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经受了无穷的拷问和验证。今天，我们所憧憬和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将自我完全置身于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在领悟社会现实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确定的文化心态和人格取向，不仅要继承传统理想人格的优秀品质，而且要具备追求利益的经济职能，更要在解决社会主义背景下人生的终极意义、恒久的价值关怀和道德的安身立命上富有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征。
面对复杂的利益冲突，信仰体现着对个体需求的满足，所以高校要始终用和谐理论构筑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支撑点。信仰是伴随着人类生存意识的发生而发展的，当人们不满足于现实的生存状态时，便自觉地萌动了对另一种生存状态的向往和追求，这种无休止的向往和追求最终定格为信仰。“和谐理论”的产生，是实现人与社会、自然、他人矛盾和解的协调发展，表现了更高的思想和生活境界。因此，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和谐理念，为全面解答广大师生不满意、不理解的 热、难点问题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二)在方法上
确立主渠道与主阵地统一的教育思路。作为高校信仰建设的主渠道。政治理论教学必须在发挥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改革创新，建立理论与实际、教学与实践、需求与满足相适应的教学模式。一方面是在准确把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学生精神需求的基础上，完全将信仰价值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是通过开展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社区服务、科技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为信仰价值教育提供实践平台，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
坚持普适教育与个性引导的教育原则。从目前现状来看，学生对信仰价值的趋同，都是在客观现象的转述之下，被动地形成对社会经验的初步认知和理解。因此，引导大学生确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信仰必须合乎个性发展与价值认同形成的规律。首先，注重个体引导。除了采取针对学生群体的普适教育外。高校还要注意分析个性差异而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其次，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在尊重个性发展和个人价值观发生机制的基础上，高校应引导学生正确选择信仰，进而整合、提升为自己的主导价值观。
实施学科渗透与专业捆绑的教育方法。首先要找准结合点。高校应充分挖掘各专业教学中蕴含的信仰价值的内容，引导学生在正确认识信仰与成才的关系上确立科学的理想追求。其次要瞄准切入点。将信仰价值的相关内容渗透进专业知识的科学性、知识性与思想性之中，高校应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要遵循规律。商校要遵循信仰发生的规律，尊重学生的情感认同，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达成对正确价值、科学信仰的趋近和追求。
发挥校园文化与舆论导向的教育功能。首先，高校要加强党在思想理论界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传媒上的传播和宣传力度，确立舆论宣传的正确理论导向。其次，高校要正确把握网络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积极开辟网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坚守网络阵地的主导地位。最后，高校要注意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舆论引导功能，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及社会实践方面人手，提炼蕴含信仰价值导向的主旨，努力打造校园文化教育的人文环境。
(三)在机制上
完善评价机制。在定性方面，高校要始终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纳入信仰建设的目标、任务中，充分发挥其在凝聚力量、引领风尚方面的重大作用，努力把它转化为广大师生的价值取向、愿望要求和自觉行为。在定量方面，高校要坚持从基本规范抓起，鼓励学生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把价值认同体现到日常生活、同学交往之中，在为别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增强价值认同，养成良好习惯。
完善整合机制。一方面高校要对信仰建设目标进行整合，使信仰建设的目标与构建和谐校园的本质要求相吻合。引导学生在科学信仰的价值选择中树立和谐发展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高校要对教育资源进行整合，摒弃过去只依赖学校政工人员和教师的单一形式，建立基础性、全员性、开放性的教育模式，确立全方位的信仰建设网络，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重要概念之间的理论关系或合理关系的连锁系统被称作是一个法则网络。法则网络包括原有模型(新构念的内在维度及其之间关系的框架)、前因变量或结果变量。具体而言,这涉及到社会创业研究三方面的缺乏:首先是社会创业构念原有模式的缺位,即缺乏社会创业内在维度及其相互关系的统一理论框架,其反映了社会创业的内涵与本质特征;其次是缺乏社会创业原有模式基础上的前因后果的统一理论框架,其反映了社会创业构念的效度;再次是缺乏社会创业构念内在维度及其相关变量测量题项的科学设计。正如盛南(2009)在其博士论文所指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创业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主题,定性研究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高质量的定量研究更是罕见。尽管近年来社会创业在管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持续升温,这一状况也没能得到明显的改变。究其深层原因在于社会创业核心构念,以及在其基础上构建的包括其前因后果的法则网络的缺位、缺失和相应测量工具的缺乏,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可以确立社会创业的学科基础和学术的合法性地位,更能促进社会创业已有分散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的有效整合,为后续高质量的定量研究提供至关重要的工具支持,提升社会创业的研究层次。
国外社会创业研究发展动向分析
事实上,为了突破社会创业当前的研究困境,国外许多学者(RaymondJ.Jones,2011;CraigL.Mayberry,2011;Lumpkin,2010;MichaelH.Morris,2011)在借用创业研究领域中“创业导向”这一概念及其成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来开发社会创业的核心构念即“社会创业导向”及其前因后项的理论框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并预示着未来社会创业研究发展的动向。TimMazzarol(2011)理论上对“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创业组织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创业导向”的内在维度创新和超前行动对实现社会使命以及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都是很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创业组织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创业组织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社会创业组织强调合作和受多重利益者需求约束,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都难以兼容。G.T.Lumpkin(2010)利用输入-生产能力-输出框架,理论上探讨了与商业企业相区别的社会创业前因(包括社会使命/动机、机会识别、获取资源/资金和多重利益相关者)后果(包括社会价值创造、解决方案的可持续和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与“创业导向”(包括创新、超前行动、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尽管“创业导向”自主、进攻性竞争和风险承担维度受前因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资源/资金有些程度影响,“创业导向”影响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可持续解决方案,但是“社会创业导向”与商业“创业导向”基本没有区别或者只有轻微的区别。
为此,G.T.Lumpkin认为相关研究者可以好好利用已有的“创业导向”框架探讨社会创业的有关问题,而不必构建新的模式或理论,现有“创业导向”理论框架已为社会创业未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他认为由于以下原因,在社会创业的意义下,“创业导向”也必须做一些修正。首先,尽管创业导向大多数维度对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而言,其差异也许是小的,但也有一些例外,也许是社会创业深入探讨的基础。例如,相对商业创业,社会创业受到的资源和机会约束是较大的,这就要求社会创业者发挥更大的创新性和主动性并实施超前行动,尤其面临要提供可持续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时更是如此。关于“风险承担”维度问题,社会创业呈现两难境地:一方面,要解决大量复杂的社会弊病,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像其组织一样,为了生存,其有必须规避风险,这也是由其创业资源约束大、可选择的可行机会少所致。另外,“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是与社会创业本质特征比较冲突的两个“创业导向”维度。对“进攻性竞争”维度而言,
一方面,社会创业尽管不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但是为了生存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使命,开展生产与服务性活动并获取利润却是必须的,这必然与其他营利机构或非营利存在竞争甚至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创业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弱势群体的问题为根本使命,强调竞争以获取更多利润有可能会严重损害其公益性的本质和形象。由于社会创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资源被约束,因此,强调合作多于竞争;对“自主性”维度而言,存在与“进攻性竞争”维度类似的窘境。一方面,社会创业者为解决艰巨的、甚至不可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独立行动的勇气与行为,突破传统的制度和方法约束;另一方面,有许多事实证明,社会创业要解决大的社会问题需要更多的是合作,更多强调多元合作而不是自主决策与行动。由此可见,现有的“创业导向”维度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本质,尤其不能捕获社会创业的“合作”属性,为此,对其加以修订是必须的。其次,G.T.Lumpkin认为,只有当“创业导向”构念替代概念化的优缺点能被学者们清楚和完整地描述,并且替代的概念化合适时,“创业导向”的知识进步才有可能发生。因此,要将“创业导向”运用于社会创业的情境之中,对“创业导向”重新定义是有必要的,其不但要体现传统创业过程的一般属性,也要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独有性质。
并且,选择和设计合适的测量工具以反映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之间“创业导向”定义的差异,也是必然的。最后,G.T.Lumpkin认为在考察修订“创业导向”概念、维度和测量方法时,要考虑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在社会创业的不同阶段,“创业导向”各维度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同的。例如,进攻性的竞争,有助于社会创业在短期内得到启动和运行。对于长期的社会价值创造而言,尽管经济价值的创造会受到冲击,但其合作更为重要;“风险承担“维度存在类似情形,所有创业在短期内都需要承担比较高的风险以得到启动或者取得暂时的竞争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机构与资源的参与和介入以及社会价值不断创造,需要承担的风险就越来越小。TimMazzarol(2011)对G.T.Lumpkin在2011年第八届AGSE国际创业研究交流会上作的“关于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企业”的主题演讲进行了评论,他基本赞成G.T.Lumpkin的观点,认为“创业导向”基本上能被运用于社会企业,但“创业导向”五个维度能被应用的程度,有待商榷。
具体原因如下:“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是保持一致的,并且对于实现这个使命至关重要;“超前行动”与社会企业的角色也是保持一致的,因为社会企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因此,积极行动以多满足其各种需要是必须的。另外,“超前行动”对于满足社会企业创造持续的、实现其社会使命的解决方案也是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三个“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企业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社会企业的资源更多具有公益性质,例如,外部捐款、志愿者义务劳动等,因此社会企业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由于社会企业本质上要求合作以满足赞助者或捐赠者、志愿者和顾客等多重利益者的需要,因此社会企业管理层战略决策和行为的自主性是受到约束的,他们通常被要求与其他组织和团队一起工作才能实现其社会使命。MichaelH.Morris(2011)根据Austinetal(2006)对非营利组织创业的定义,即“嵌入社会目的创业活动”,对在非营利组织创业情境下,“创业导向”的概念及其维度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非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尽管以实现社会使命为根本目的,但本质是与营利意义下的创业是一样的。因此,“创业导向”是一个捕获企业创业与保守姿势程度的构念,其涉及到企业高层领导支持关键的创业活动。“创业导向”维度被概念化是按照企业如何支持内部活动,而不是按照这些活动指向的目的。
基于这个逻辑,MichaelH.Morris指出,学者们不必在原有“创业导向”维度之外,再设计一个侧重“社会目的”的维度。因此,非营利意义之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也许能借鉴(映射)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但由于非营利的创业行为与商业创业存在不同动机、过程和结果,因此,对传统的创业导向维度进行修订是必要的。MichaelH.Morris(2011)还认为在非营利创业的情境下,其“创业导向”中的“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维度的含义相对传统创业更为复杂和多面。因此,设计次维度的替代概念化将能更准确地捕获非营利意义之下创业及其“创业导向”的本质含义。就“创新”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强化创新旨在核心使命的实现,或者通过提高效率,服务更多的个体,或者加强为这些个体所做之事;二是强化创新旨在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例如销售产品或者启动新项目,其可能与社会使命有直接关系或者无关;三是上述两方面兼而有之。就“超前行动”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
一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如何实现社会目的方面实现变革;二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在如何满足资金要求方面实施变革;三是就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实施变革。就“风险承担”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组织社会影响的巨大损失;二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着巨大财源的损失;三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非财务利益相关者支持的巨大损失。另外,MichaelH.Morris(2011)还指出,尽管“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的次维度是为了捕获一个独特的概念空间并且次维度之间相互排斥。但他们还是期望各次维度之间存在关系,正如许多证据支持“创业导向”三个核心维度存在关系一样。为此,MichaelH.Morris对“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各自次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传统“创业导向”运用于非营利组织创业中的潜在不足,MichaelH.Morris还通过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两个维度区分出非营利组织的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保守,第二种类型是社会保守但商业创业,第三种类型是社会创业但商业保守,第四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创业。并且认为传统的“创业导向”概念最不能揭示第四种类型非营利组织创业的本质过程。
因为基于传统“创业导向”的定义进行评估,不管某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社会使命中如何保守,只要其开展确保财务可持续或保持股东支持的创业活动,其“创业导向”水平是高的。但“创业导向”运用于第四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风险最小,第三种和第二种居中。RaymondJ.JonesIII(2011)在个体层面上,对“社会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tetal.(2002)的创业导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以符合社会创业情境的特点要求,其包括创新、风险承担、超前行为三个维度。其样本采用具有创业意向的在校大学生。结果显示:包括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动的“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具有正相关。CraigL.Mayberry(2011)在非营利组织的层面上,对“创业导向”与前因社会创业家领导风格(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与后果社会创业组织有效性(财务可持续、使命、成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risandJoyce(1998)的创业导向量表,总题项13个,其中组织创新题项5个、超前行动题项4个和风险承担题项4个。问卷采用Likert7点量表;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风格积极影响实现组织使命的能力,而交易型领导对组织有效性没有影响。“创业导向”对组织成功有重要影响,直接影响组织实现使命和保持财务可持续的能力。Yoon-jooMa1(2012)在社会创业组织层面上,对创业导向(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与市场导向和社会创业组织中的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该研究以美国和加拿大,107个社会创业组织作为样本,并运用PLS2.0andSPSS15.0统计进行相关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对市场导向有积极影响而创新没有。社会创业组织的市场导向对改善其社会绩效例如公共绩效和就业创造有积极作用。另外,JayWeerawardena(2006)是最早对社会创业的内在维度进行探讨的作者。该作者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和9个社会创业案例,探索性地分析了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为对社会价值创造的积极影响,以及社会使命、可持续性和环境动态对社会创业的制约作用。总之,近三年,国外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理论框架以及实证研究迈出良好的一步,尤其学者们对“创业导向”能运用于社会企业或社会创业组织之中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努力空间。目前,学者们对“社会创业导向”,无论是概念的还是操作化的定义,都没有清晰界定,仍然简单地采用创业导向的测量题项或做一些简单修正,样本量的选取没有对实施主体即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作适当的分开处理,可能影响“社会创业导向”效度测量。另外,选取的前因和后果变量是有限的,这些都是社会创业研究领域未来需要改进的。
中国学者未来社会创业研究思路
近些年,中国学者也开始探讨社会创业的有关问题。但相对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短,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和质量方面,远落后于国外。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有关文献搜集,社会创业类文章仅仅发现20多篇,社会企业类文章仅仅400多篇。尽管以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达20篇,但大部分都是理论比较和案例研究,严格意义下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尽管中国现有一些研究文献(例如,焦豪等,2008;谢宏儒,2009;孙艺卓,2010;王皓白,2010;严中华,2008,2009,2010,2011)对未来“社会创业导向”及其法则网络框架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最值得借鉴的是盛南(2009)的博士论文《“社会创业导向”及其形成机制研究:组织变革的视角》,该文在梳理总结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组织社会化变革的过程为整体视角,以社会嵌入理论与结构行动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企业的社会创业现象进行深度解读、系统剖析和实证分析,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挖掘企业社会创业的核心内涵,开发“社会创业导向”的概念构思;二是探索“社会创业导向”的触发动力和使能动力,明确“社会创业导向”的形成机制;三是研究“社会创业导向”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构建“社会创业导向”的效能机制。盛南的研究结果显示:
①“社会创业导向”由社会引领、互惠协同和资源拓展三个两两相关的维度构成;
②“社会创业导向”的触发动力包括持续增长、联盟发展和社会承诺三类;
③个体认同导向的存在不利于“社会创业导向”的形成,而关系认同导向和集体认同导向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社会创业导向”触发作用;
④“社会创业导向”不仅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而且能够通过企业社会绩效的中介效应对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尽管盛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进展,主要研究结论也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但仍有许多局限性:首先是研究样本的质量有待提升,该文绝大部分的采样是在政府经济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和科技园区工作的熟人介绍下完成的,样本的随机性水平较低,对样本企业的规模、行业等因素也没有做出更加精细的要求;其次是成组问卷调研的情况不够理想,由于本研究的几个关键构思都是组织水平的变量,而数据的搜集只是在员工个体水平进行,因此在两个定量研究中均采取了成组问卷调研的方法,但是大部分企业都只完成了3份或4份员工问卷;再次,本研究发现“社会创业导向”由社会引领、互惠协同和资源拓展三个两两相关的维度构成,这与国外现有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结论不一致;最后,本研究探讨的是营利企业的“社会创业导向”等问题,其结果能否推广到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创业组织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行动导向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教学应用
［作者简介］黄兢（1971- ），男，江西全南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社科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陈曦（1967- ），男，湖南岳阳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社科部，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广东 广州510665 ）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3-0148-02
行动导向法是由师生共同确定行动产品，教师引导教学组织过程，学生通过主动和全面的学习，达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它是一种教学理念，一种训练行为能力的方法，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独立精神；注重师生、生生间的交流探讨，培养合作能力；强调行动导向，培养创新能力。行动导向法日益得到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界专家的推崇，中国各职业院校也纷纷开展相关培训，将其引入各门课程教学中。笔者曾接受过德国教育专家关于行动导向教学法的培训，并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程教学中做过尝试，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现做初步探讨。
一、行动导向法在“概论”课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行动导向法是一种教学理念和指导思想，具体教学方法包括项目教学法、引导教学法、探索教学法、教学及作业法、教学辅助法、分组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行动导向法在职业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备受关注。借鉴行动导向教学法，赵欣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分为三大环节，即创设情境，提出问题；主动探究，获得体验；交流展示，评价总结。李霞提出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将理论中最精华的部分整合成若干专题，按照精要原则开展理论讲座，每个讲座结束后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分别进行专题研讨、案例分析、讨论辩论和情景教学等。这些探索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就笔者主讲的“概论”课而言，概念性较多，政治性较强，意识形态性较高，易引起学生的对立情绪；同时内容丰富，涉及当今的热点难点问题，教得好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根据笔者对行动导向法的理解，将教学班级学生依据自愿或以寝室为单位，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进行文本研究活动、时事研究活动和实践探究活动三种类型的合作学习。
文本研究活动大致的教学过程为：以学习小组研读教材、从教材中选择一个最感兴趣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或由教师提出几个问题让学生选择，然后由学习小组集中学习。如果有小组选择同一个内容，将在课上开展竞赛。集中学习遵循四个步骤：第一步，理清文本的逻辑线索、思路并确定文本的重点、难点；第二步，详细解释文本的内容；第三步，评价文本的得失，并总结学习文本的收获；第四步，就文本相关内容提出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或写作类似文本。集中学习后，每组要把学习情况制作成PPT或视频，并选出代表上台讲课，其他同学或教师提问，进行相互交流，最终以每个小组的整体表现作为成绩评定。学生没有选择到的教材内容由教师重点分析讲授。文本研究活动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和批判思维能力，锻炼写作能力；让学生学会读书，培养以研究性的态度阅读文本的习惯；并在学习中提高表达与合作能力。
时事研究活动大致的教学过程为：每组要选择最近发生的某一国内或国际新闻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集体研讨，背景分析；收集各层次人员对事件的观点看法；阐述小组成员对事件的认识；做好PPT，选出代表上台讲课，也可播放有关视频，然后回答现场师生提问。以学生整体表现来评定成绩。期末的自主命题考试将结合社会新闻出题（学院“概论”课期末考试分两部分：自主命题考试和全校统一考试，各占50分）。时事研究活动将引导学生关注新闻时事，培养学生关心国内外大事的习惯，增强政治敏锐度，提高学生的信息选择能力和分析能力，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合作能力。
实践探究活动大致的教学过程为：以小组为单位提出与教材有关的最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实践项目主题，制订实践计划，进行项目实践，写出实践报告并制作PPT，选择代表上台交流并回答师生提问。成绩评定将以实践报告为本，按小组整个活动表现进行评分。上台讲课的小组代表实行不重复原则，让尽可能多的成员上台锻炼。除学生独立制定实践项目外，教师根据教材内容一般也提供实践主题供学生选择，如各阶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调查；编排一个以“实事求是”为主题的表演节目；参观广州起义纪念馆、烈士陵园、中山纪念堂、一大会址、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中共三大纪念馆、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等；本地改革成就调查；人大代表素质来源调查；本地（村寨或社区）生产行业调查、家庭人口与性别调查、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本地企业调查、消费状况调查；高校学生会和其他社团机构情况调查等。向实践领域回归、提升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的必然要求，是培训人才的关键环节。实践探究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创新能力、协作和实践能力，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和支持。
二、行动导向法在“概论”课教学中应处理好几种关系
国外社会创业研究发展动向分析
事实上，为了突破社会创业当前的研究困境，国外许多学者(RaymondJ.Jones，2011；CraigL.Mayberry，2011；Lumpkin，2010；MichaelH.Morris，2011)在借用创业研究领域中“创业导向”这一概念及其成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来开发社会创业的核心构念即“社会创业导向”及其前因后项的理论框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并预示着未来社会创业研究发展的动向。TimMazzarol(2011)理论上对“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创业组织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创业导向”的内在维度创新和超前行动对实现社会使命以及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都是很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创业组织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创业组织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社会创业组织强调合作和受多重利益者需求约束，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都难以兼容。G.T.Lumpkin(2010)利用输入-生产能力-输出框架，理论上探讨了与商业企业相区别的社会创业前因（包括社会使命/动机、机会识别、获取资源/资金和多重利益相关者）后果（包括社会价值创造、解决方案的可持续和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与“创业导向”（包括创新、超前行动、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尽管“创业导向”自主、进攻性竞争和风险承担维度受前因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资源/资金有些程度影响，“创业导向”影响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可持续解决方案，但是“社会创业导向”与商业“创业导向”基本没有区别或者只有轻微的区别。为此，G.T.Lumpkin认为相关研究者可以好好利用已有的“创业导向”框架探讨社会创业的有关问题，而不必构建新的模式或理论，现有“创业导向”理论框架已为社会创业未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他认为由于以下原因，在社会创业的意义下，“创业导向”也必须做一些修正。首先，尽管创业导向大多数维度对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而言，其差异也许是小的，但也有一些例外，也许是社会创业深入探讨的基础。例如，相对商业创业，社会创业受到的资源和机会约束是较大的，这就要求社会创业者发挥更大的创新性和主动性并实施超前行动，尤其面临要提供可持续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时更是如此。关于“风险承担”维度问题，社会创业呈现两难境地：一方面，要解决大量复杂的社会弊病，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像其组织一样，为了生存，其有必须规避风险，这也是由其创业资源约束大、可选择的可行机会少所致。另外，“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是与社会创业本质特征比较冲突的两个“创业导向”维度。对“进攻性竞争”维度而言，一方面，社会创业尽管不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但是为了生存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使命，开展生产与服务性活动并获取利润却是必须的，这必然与其他营利机构或非营利存在竞争甚至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创业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弱势群体的问题为根本使命，强调竞争以获取更多利润有可能会严重损害其公益性的本质和形象。由于社会创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资源被约束，因此，强调合作多于竞争；对“自主性”维度而言，存在与“进攻性竞争”维度类似的窘境。一方面，社会创业者为解决艰巨的、甚至不可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独立行动的勇气与行为，突破传统的制度和方法约束；另一方面，有许多事实证明，社会创业要解决大的社会问题需要更多的是合作，更多强调多元合作而不是自主决策与行动。由此可见，现有的“创业导向”维度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本质，尤其不能捕获社会创业的“合作”属性，为此，对其加以修订是必须的。其次，G.T.Lumpkin认为，只有当“创业导向”构念替代概念化的优缺点能被学者们清楚和完整地描述，并且替代的概念化合适时，“创业导向”的知识进步才有可能发生。因此，要将“创业导向”运用于社会创业的情境之中，对“创业导向”重新定义是有必要的，其不但要体现传统创业过程的一般属性，也要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独有性质。并且，选择和设计合适的测量工具以反映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之间“创业导向”定义的差异，也是必然的。最后，G.T.Lumpkin认为在考察修订“创业导向”概念、维度和测量方法时，要考虑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在社会创业的不同阶段，“创业导向”各维度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同的。例如，进攻性的竞争，有助于社会创业在短期内得到启动和运行。对于长期的社会价值创造而言，尽管经济价值的创造会受到冲击，但其合作更为重要；“风险承担“维度存在类似情形，所有创业在短期内都需要承担比较高的风险以得到启动或者取得暂时的竞争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机构与资源的参与和介入以及社会价值不断创造，需要承担的风险就越来越小。TimMazzarol(2011)对G.T.Lumpkin在2011年第八届AGSE国际创业研究交流会上作的“关于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企业”的主题演讲进行了评论，他基本赞成G.T.Lumpkin的观点，认为“创业导向”基本上能被运用于社会企业，但“创业导向”五个维度能被应用的程度，有待商榷。具体原因如下：“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是保持一致的，并且对于实现这个使命至关重要；“超前行动”与社会企业的角色也是保持一致的，因为社会企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因此，积极行动以多满足其各种需要是必须的。另外，“超前行动”对于满足社会企业创造持续的、实现其社会使命的解决方案也是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三个“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企业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社会企业的资源更多具有公益性质，例如，外部捐款、志愿者义务劳动等，因此社会企业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由于社会企业本质上要求合作以满足赞助者或捐赠者、志愿者和顾客等多重利益者的需要，因此社会企业管理层战略决策和行为的自主性是受到约束的，他们通常被要求与其他组织和团队一起工作才能实现其社会使命。MichaelH.Morris(2011)根据Austinetal(2006)对非营利组织创业的定义，即“嵌入社会目的创业活动”，对在非营利组织创业情境下，“创业导向”的概念及其维度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非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尽管以实现社会使命为根本目的，但本质是与营利意义下的创业是一样的。因此，“创业导向”是一个捕获企业创业与保守姿势程度的构念，其涉及到企业高层领导支持关键的创业活动。“创业导向”维度被概念化是按照企业如何支持内部活动，而不是按照这些活动指向的目的。基于这个逻辑，MichaelH.Morris指出，学者们不必在原有“创业导向”维度之外，再设计一个侧重“社会目的”的维度。因此，非营利意义之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也许能借鉴（映射）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但由于非营利的创业行为与商业创业存在不同动机、过程和结果，因此，对传统的创业导向维度进行修订是必要的。MichaelH.Morris(2011)还认为在非营利创业的情境下，其“创业导向”中的“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维度的含义相对传统创业更为复杂和多面。因此，设计次维度的替代概念化将能更准确地捕获非营利意义之下创业及其“创业导向”的本质含义。就“创新”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强化创新旨在核心使命的实现，或者通过提高效率，服务更多的个体，或者加强为这些个体所做之事；二是强化创新旨在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例如销售产品或者启动新项目，其可能与社会使命有直接关系或者无关；三是上述两方面兼而有之。就“超前行动”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如何实现社会目的方面实现变革；二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在如何满足资金要求方面实施变革；三是就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实施变革。就“风险承担”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组织社会影响的巨大损失；二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着巨大财源的损失；三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非财务利益相关者支持的巨大损失。另外，MichaelH.Morris(2011)还指出，尽管“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的次维度是为了捕获一个独特的概念空间并且次维度之间相互排斥。但他们还是期望各次维度之间存在关系，正如许多证据支持“创业导向”三个核心维度存在关系一样。为此，MichaelH.Morris对“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各自次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传统“创业导向”运用于非营利组织创业中的潜在不足，MichaelH.Morris还通过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两个维度区分出非营利组织的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保守，第二种类型是社会保守但商业创业，第三种类型是社会创业但商业保守，第四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创业。并且认为传统的“创业导向”概念最不能揭示第四种类型非营利组织创业的本质过程。因为基于传统“创业导向”的定义进行评估，不管某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社会使命中如何保守，只要其开展确保财务可持续或保持股东支持的创业活动，其“创业导向”水平是高的。但“创业导向”运用于第四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风险最小，第三种和第二种居中。RaymondJ.JonesIII(2011)在个体层面上，对“社会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tetal.(2002)的创业导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以符合社会创业情境的特点要求，其包括创新、风险承担、超前行为三个维度。其样本采用具有创业意向的在校大学生。结果显示：包括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动的“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具有正相关。CraigL.Mayberry(2011)在非营利组织的层面上，对“创业导向”与前因社会创业家领导风格（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与后果社会创业组织有效性（财务可持续、使命、成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risandJoyce(1998)的创业导向量表，总题项13个，其中组织创新题项5个、超前行动题项4个和风险承担题项4个。问卷采用Likert7点量表；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风格积极影响实现组织使命的能力，而交易型领导对组织有效性没有影响。“创业导向”对组织成功有重要影响，直接影响组织实现使命和保持财务可持续的能力。Yoon-jooMa1(2012)在社会创业组织层面上，对创业导向（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与市场导向和社会创业组织中的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以美国和加拿大，107个社会创业组织作为样本，并运用PLS2.0andSPSS15.0统计进行相关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对市场导向有积极影响而创新没有。社会创业组织的市场导向对改善其社会绩效例如公共绩效和就业创造有积极作用。另外，JayWeerawardena(2006)是最早对社会创业的内在维度进行探讨的作者。该作者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和9个社会创业案例，探索性地分析了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为对社会价值创造的积极影响，以及社会使命、可持续性和环境动态对社会创业的制约作用。总之，近三年，国外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理论框架以及实证研究迈出良好的一步，尤其学者们对“创业导向”能运用于社会企业或社会创业组织之中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努力空间。目前，学者们对“社会创业导向”，无论是概念的还是操作化的定义，都没有清晰界定，仍然简单地采用创业导向的测量题项或做一些简单修正，样本量的选取没有对实施主体即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作适当的分开处理，可能影响“社会创业导向”效度测量。另外，选取的前因和后果变量是有限的，这些都是社会创业研究领域未来需要改进的。
中国学者未来社会创业研究思路
重要概念之间的理论关系或合理关系的连锁系统被称作是一个法则网络。法则网络包括原有模型(新构念的内在维度及其之间关系的框架)、前因变量或结果变量。具体而言,这涉及到社会创业研究三方面的缺乏:首先是社会创业构念原有模式的缺位,即缺乏社会创业内在维度及其相互关系的统一理论框架,其反映了社会创业的内涵与本质特征;其次是缺乏社会创业原有模式基础上的前因后果的统一理论框架,其反映了社会创业构念的效度;再次是缺乏社会创业构念内在维度及其相关变量测量题项的科学设计。正如盛南(2009)在其博士论文所指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创业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主题,定性研究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高质量的定量研究更是罕见。尽管近年来社会创业在管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持续升温,这一状况也没能得到明显的改变。究其深层原因在于社会创业核心构念,以及在其基础上构建的包括其前因后果的法则网络的缺位、缺失和相应测量工具的缺乏,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可以确立社会创业的学科基础和学术的合法性地位,更能促进社会创业已有分散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的有效整合,为后续高质量的定量研究提供至关重要的工具支持,提升社会创业的研究层次。
国外社会创业研究发展动向分析
事实上,为了突破社会创业当前的研究困境,国外许多学者(RaymondJ.Jones,2011;CraigL.Mayberry,2011;Lumpkin,2010;MichaelH.Morris,2011)在借用创业研究领域中“创业导向”这一概念及其成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来开发社会创业的核心构念即“社会创业导向”及其前因后项的理论框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并预示着未来社会创业研究发展的动向。TimMazzarol(2011)理论上对“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创业组织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创业导向”的内在维度创新和超前行动对实现社会使命以及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都是很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创业组织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创业组织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社会创业组织强调合作和受多重利益者需求约束,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都难以兼容。G.T.Lumpkin(2010)利用输入-生产能力-输出框架,理论上探讨了与商业企业相区别的社会创业前因(包括社会使命/动机、机会识别、获取资源/资金和多重利益相关者)后果(包括社会价值创造、解决方案的可持续和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与“创业导向”(包括创新、超前行动、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尽管“创业导向”自主、进攻性竞争和风险承担维度受前因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资源/资金有些程度影响,“创业导向”影响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可持续解决方案,但是“社会创业导向”与商业“创业导向”基本没有区别或者只有轻微的区别。
为此,G.T.Lumpkin认为相关研究者可以好好利用已有的“创业导向”框架探讨社会创业的有关问题,而不必构建新的模式或理论,现有“创业导向”理论框架已为社会创业未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他认为由于以下原因,在社会创业的意义下,“创业导向”也必须做一些修正。首先,尽管创业导向大多数维度对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而言,其差异也许是小的,但也有一些例外,也许是社会创业深入探讨的基础。例如,相对商业创业,社会创业受到的资源和机会约束是较大的,这就要求社会创业者发挥更大的创新性和主动性并实施超前行动,尤其面临要提供可持续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时更是如此。关于“风险承担”维度问题,社会创业呈现两难境地:一方面,要解决大量复杂的社会弊病,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像其组织一样,为了生存,其有必须规避风险,这也是由其创业资源约束大、可选择的可行机会少所致。另外,“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是与社会创业本质特征比较冲突的两个“创业导向”维度。对“进攻性竞争”维度而言,
一方面,社会创业尽管不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但是为了生存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使命,开展生产与服务性活动并获取利润却是必须的,这必然与其他营利机构或非营利存在竞争甚至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创业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弱势群体的问题为根本使命,强调竞争以获取更多利润有可能会严重损害其公益性的本质和形象。由于社会创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资源被约束,因此,强调合作多于竞争;对“自主性”维度而言,存在与“进攻性竞争”维度类似的窘境。一方面,社会创业者为解决艰巨的、甚至不可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独立行动的勇气与行为,突破传统的制度和方法约束;另一方面,有许多事实证明,社会创业要解决大的社会问题需要更多的是合作,更多强调多元合作而不是自主决策与行动。由此可见,现有的“创业导向”维度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本质,尤其不能捕获社会创业的“合作”属性,为此,对其加以修订是必须的。其次,G.T.Lumpkin认为,只有当“创业导向”构念替代概念化的优缺点能被学者们清楚和完整地描述,并且替代的概念化合适时,“创业导向”的知识进步才有可能发生。因此,要将“创业导向”运用于社会创业的情境之中,对“创业导向”重新定义是有必要的,其不但要体现传统创业
过程的一般属性,也要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独有性质。 并且,选择和设计合适的测量工具以反映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之间“创业导向”定义的差异,也是必然的。最后,G.T.Lumpkin认为在考察修订“创业导向”概念、维度和测量方法时,要考虑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在社会创业的不同阶段,“创业导向”各维度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同的。例如,进攻性的竞争,有助于社会创业在短期内得到启动和运行。对于长期的社会价值创造而言,尽管经济价值的创造会受到冲击,但其合作更为重要;“风险承担“维度存在类似情形,所有创业在短期内都需要承担比较高的风险以得到启动或者取得暂时的竞争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机构与资源的参与和介入以及社会价值不断创造,需要承担的风险就越来越小。TimMazzarol(2011)对G.T.Lumpkin在2011年第八届AGSE国际创业研究交流会上作的“关于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企业”的主题演讲进行了评论,他基本赞成G.T.Lumpkin的观点,认为“创业导向”基本上能被运用于社会企业,但“创业导向”五个维度能被应用的程度,有待商榷。
具体原因如下:“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是保持一致的,并且对于实现这个使命至关重要;“超前行动”与社会企业的角色也是保持一致的,因为社会企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因此,积极行动以多满足其各种需要是必须的。另外,“超前行动”对于满足社会企业创造持续的、实现其社会使命的解决方案也是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三个“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企业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社会企业的资源更多具有公益性质,例如,外部捐款、志愿者义务劳动等,因此社会企业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由于社会企业本质上要求合作以满足赞助者或捐赠者、志愿者和顾客等多重利益者的需要,因此社会企业管理层战略决策和行为的自主性是受到约束的,他们通常被要求与其他组织和团队一起工作才能实现其社会使命。MichaelH.Morris(2011)根据Austinetal(2006)对非营利组织创业的定义,即“嵌入社会目的创业活动”,对在非营利组织创业情境下,“创业导向”的概念及其维度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非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尽管以实现社会使命为根本目的,但本质是与营利意义下的创业是一样的。因此,“创业导向”是一个捕获企业创业与保守姿势程度的构念,其涉及到企业高层领导支持关键的创业活动。“创业导向”维度被概念化是按照企业如何支持内部活动,而不是按照这些活动指向的目的。
基于这个逻辑,MichaelH.Morris指出,学者们不必在原有“创业导向”维度之外,再设计一个侧重“社会目的”的维度。因此,非营利意义之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也许能借鉴(映射)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但由于非营利的创业行为与商业创业存在不同动机、过程和结果,因此,对传统的创业导向维度进行修订是必要的。MichaelH.Morris(2011)还认为在非营利创业的情境下,其“创业导向”中的“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维度的含义相对传统创业更为复杂和多面。因此,设计次维度的替代概念化将能更准确地捕获非营利意义之下创业及其“创业导向”的本质含义。就“创新”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强化创新旨在核心使命的实现,或者通过提高效率,服务更多的个体,或者加强为这些个体所做之事;二是强化创新旨在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例如销售产品或者启动新项目,其可能与社会使命有直接关系或者无关;三是上述两方面兼而有之。就“超前行动”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
一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如何实现社会目的方面实现变革;二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在如何满足资金要求方面实施变革;三是就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实施变革。就“风险承担”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组织社会影响的巨大损失;二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着巨大财源的损失;三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非财务利益相关者支持的巨大损失。另外,MichaelH.Morris(2011)还指出,尽管“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的次维度是为了捕获一个独特的概念空间并且次维度之间相互排斥。但他们还是期望各次维度之间存在关系,正如许多证据支持“创业导向”三个核心维度存在关系一样。为此,MichaelH.Morris对“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各自次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传统“创业导向”运用于非营利组织创业中的潜在不足,MichaelH.Morris还通过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两个维度区分出非营利组织的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保守,第二种类型是社会保守但商业创业,第三种类型是社会创业但商业保守,第四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创业。并且认为传统的“创业导向”概念最不能揭示第四种类型非营利组织创业的本质过程。
因为基于传统“创业导向”的定义进行评估,不管某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社会使命中如何保守,只要其开展确保财务可持续或保持股东支持的创业活动,其“创业导向”水平是高的。但“创业导向”运用于第四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风险最小,第三种和第二种居中。RaymondJ.JonesIII(2011)在个体层面上,对“社会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tetal.(2002)的创业导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以符合社会创业情境的特点要求,其包括创新、风险承担、超前行为三个维度。其样本采用具有创业意向的在校大学生。结果显示:包括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动的“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具有正相关。CraigL.Mayberry(2011)在非营利组织的层面上,对“创业导向”与前因社会创业家领导风格(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与后果社会创业组织有效性(财务可持续、使命、成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risandJoyce(1998)的创业导向量表,总题项13个,其中组织创新题项5个、超前行动题项4个和风险承担题项4个。问卷采用Likert7点量表;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风格积极影响实现组织使命的能力,而交易型领导对组织有效性没有影响。“创业导向”对组织成功有重要影响,直接影响组织实现使命和保持财务可持续的能力。Yoon-jooMa1(2012)在社会创业组织层面上,对创业导向(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与市场导向和社会创业组织中的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该研究以美国和加拿大,107个社会创业组织作为样本,并运用PLS2.0anDSPSS15.0统计进行相关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对市场导向有积极影响而创新没有。社会创业组织的市场导向对改善其社会绩效例如公共绩效和就业创造有积极作用。另外,JayWeerawardena(2006)
是最早对社会创业的内在维度进行探讨的作者。该作者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和9个社会创业案例,探索性地分析了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为对社会价值创造的积极影响,以及社会使命、可持续性和环境动态对社会创业的制约作用。总之,近三年,国外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理论框架以及实证研究迈出良好的一步,尤其学者们对“创业导向”能运用于社会企业或社会创业组织之中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努力空间。目前,学者们对“社会创业导向”,无论是概念的还是操作化的定义,都没有清晰界定,仍然简单地采用创业导向的测量题项或做一些简单修正,样本量的选取没有对实施主体即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作适当的分开处理,可能影响“社会创业导向”效度测量。另外,选取的前因和后果变量是有限的,这些都是社会创业研究领域未来需要改进的。
中国学者未来社会创业研究思路
近些年,中国学者也开始探讨社会创业的有关问题。但相对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短,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和质量方面,远落后于国外。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有关文献搜集,社会创业类文章仅仅发现20多篇,社会企业类文章仅仅400多篇。尽管以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达20篇,但大部分都是理论比较和案例研究,严格意义下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尽管中国现有一些研究文献(例如,焦豪等,2008;谢宏儒,2009;孙艺卓,2010;王皓白,2010;严中华,2008,2009,2010,2011)对未来“社会创业导向”及其法则网络框架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最值得借鉴的是盛南(2009)的博士论文《“社会创业导向”及其形成机制研究:组织变革的视角》,该文在梳理总结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组织社会化变革的过程为整体视角,以社会嵌入理论与结构行动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企业的社会创业现象进行深度解读、系统剖析和实证分析,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挖掘企业社会创业的核心内涵,开发“社会创业导向”的概念构思;二是探索“社会创业导向”的触发动力和使能动力,明确“社会创业导向”的形成机制;三是研究“社会创业导向”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构建“社会创业导向”的效能机制。盛南的研究结果显示:
①“社会创业导向”由社会引领、互惠协同和资源拓展三个两两相关的维度构成;
②“社会创业导向”的触发动力包括持续增长、联盟发展和社会承诺三类;
③个体认同导向的存在不利于“社会创业导向”的形成,而关系认同导向和集体认同导向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社会创业导向”触发作用;
④“社会创业导向”不仅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而且能够通过企业社会绩效的中介效应对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尽管盛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进展,主要研究结论也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但仍有许多局限性:首先是研究样本的质量有待提升,该文绝大部分的采样是在政府经济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和科技园区工作的熟人介绍下完成的,样本的随机性水平较低,对样本企业的规模、行业等因素也没有做出更加精细的要求;其次是成组问卷调研的情况不够理想,由于本研究的几个关键构思都是组织水平的变量,而数据的搜集只是在员工个体水平进行,因此在两个定量研究中均采取了成组问卷调研的方法,但是大部分企业都只完成了3份或4份员工问卷;再次,本研究发现“社会创业导向”由社会引领、互惠协同和资源拓展三个两两相关的维度构成,这与国外现有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结论不一致;最后,本研究探讨的是营利企业的“社会创业导向”等问题,其结果能否推广到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创业组织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新时期 大学生 理想信念教育 培养体系 途径
[作者简介]阮美飞（1977- ），女，浙江鄞州人，宁波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浙江 宁波 315211）崔杨（1984-），女，浙江宁波人，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浙江 宁波 315100）
[课题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2011年度科研项目“新时期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培养体系新途径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20112102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5-0072-03
当今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智能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来教育和引导大学生， 使他们树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最终真正成长为一名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根本目标。同志明确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可见，每一名合格的大学生都应该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理想信念教育为大学生提供了政治导向、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大学时期是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阶段，也是确立理想信念的重要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社会价值观受到了国外思想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的挑战，使得一些大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认知、理想信念的选择和自己要努力的方向感到无所适从。因而，在大学阶段要采用生动活泼、新颖有趣、学生欢迎的教育方法，选取紧跟时展、贴近学生生活、理论结合实践的教育内容，构建起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培养体系，开拓理想信念教育的新途径。这既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完善，也是时展对高校的必然要求。
一、当前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新时期大学生理想信念的主流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能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发展密切联系，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热情和信心。在生活和学习上，他们自尊意识突出，思想活跃，成才愿望强烈。
然而，大学生在理想信念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化。大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日益增强， 但也产生了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有害的思想观念，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产生了一些不信任感。二是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呈现功利化。随着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表现出了功利化，主要表现为理想定位偏低，过于强调实际功用， 过于偏向个人享乐，片面追求自我价值，忽视了社会理想的实现和社会责任的承担。三是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呈现脆弱化。在面临巨大的学习和就业压力时，一些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处处争强好胜，不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他们在困难面前，容易萎靡不振，缺乏自我调适能力。心理素质上的脆弱成为大学生实现自我成长的瓶颈。
二、当前大学生理想信念被渗透的渠道
当前在我国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西方文化也通过一些新的方式和手段逐步进行渗透，冲击着我国大学生的政治信仰。而当前高校的理想信念教育在内容上比较空洞、抽象和教条，教育方法比较传统，致使理想信念教育的说服力和实效性不强。因而，一些大学生对西方文化产生了盲目的崇拜，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进而开始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利用多种途径对大学生理想信念进行渗透，这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渗透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用高校学术交流的便利，以学术讲座和沙龙等形式进行渗透。西方国家以学术交流的形式向中国派出一些教授，把宗教理论、美国大众心理学等内容糅合在一起，传播西方文化和文明，以实现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渗透。
第二，以合作培养、留学为幌子，以留学生或交换生为媒介进行渗透。西方国家把接收中国留学生和交换生作为一项战略投资，采用各种形式对中国留学生和交换生进行思想影响，使他们更多地了解西方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甚至还利用中国留学生和交换生组织策反活动。
第三，利用西方节日或文化吸引学生。利用圣诞节、感恩节等西方节日文化，采用生动、有趣的节日活动来吸引大学生，使大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西方文化，产生对西方文明的向往，甚至淡忘了我国的传统文化。
第四，利用汉语和文字，通过广播、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媒体进行渗透。现代媒体的运用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发动政治打击、推行其话语权和价值观、神化其政治制度、阴谋策划政治颠覆的基本手段。其中，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战场，成为开展舆论战的重要利器。2011年初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就是西方采用新型手段的典型体现。因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深入大学生群体，第一时间掌握思想舆论动态，加强主流舆论传播，积极传递正能量，果断而有效地处理反动言论和信息，这些对于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维护国家安全有重大的意义。
第五，利用大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现实，以资助为幌子进行渗透。西方非法势力以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名，美化其在我国的外在形象，使大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渗透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价值观，这将不利于大学生的成长和国家的安全。
第六，以解除心理疾病的方式传授不良信仰。当前一些大学生心理素质水平不高，在面对压力时，容易产生失落感和自卑感，甚至出现一些心理疾病。这些大学生应得到及时而有效的心理疏导，这样可以防止一些不良信仰在大学生中传播，腐蚀他们的理想信念，将他们引入歧途，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积极开拓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新途径
（一）构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模式优化的工作格局
宣传部门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职能部门，要切实担负起统筹谋划、指导协调的责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各级党委（党总支）主要负责人要承担起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大学生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教育部门要把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贯彻到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学工、共青团、社团等组织应发挥好密切联系学生的作用，自上而下共同构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模式优化的工作格局。
（二）掌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学生工作部门必须充分认清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职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1.掌握主动权，重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是教育部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严峻考验，要树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及时掌握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动向。
2.掌握管理权，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当前，社会思想意识纷繁复杂，各种思潮竞相发声。其中，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既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还有敌对势力的蓄意抹黑和恶意攻击。一是要注重总结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和特点，要经常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动向，及时有效加以应对，防范和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问题。二是要准确把握信息化条件下文化传播和舆论引导的新要求，对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事件和复杂难题敢抓敢管。
3.掌握话语权，引导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新闻舆论处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当今时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舆论环境日益复杂，学校新闻宣传、文化舆论导向等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要掌握话语权，做到正确舆论导向，体现党的主张与大学生的时代心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实践与加强改进舆论监督统一起来，始终把正确导向放在首位，培养有正确理想信念的社会人才。
（三）搭建大学生理想信念整体性教育内容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从内容体系设计上看，应遵从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原则。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不断融入时代精神。高校应及时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群众路线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转化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中心内容，分步骤、分层次地将这些先进理论传递给新时期的大学生，这是构建大学生理想信念培养体系的重要内容。由于不同年级的大学生社会经验、身心特征和面临的压力不尽相同，理想信念教育也要分阶段进行，因而高校应积极构建和落实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整体性内容。
在大学入学之初，开展引导教育，主要通过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学习动机教育、专业思想教育、校纪校规教育等各种新生教育，让学生了解理想信念的内容，理解道德文化和组织纪律，端正学习态度，树立远大的志向，进行身份转变，以适应大学生活，促进自身道德认知的发展。
在大一阶段，开展适应教育，主要通过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法律基础知识和大学生道德修养等教育，让大学生明确学习的深远意义，理解道德品质的内涵，帮助学生实现自我发展，提高人文修养，加强道德建设。
在大二、大三阶段，开展专业技术教育，主要通过加强心理安全教育、突发事件应对和自信心建立等，让大学生理解主流价值观的内涵，深刻体会并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帮助大学生增强专业技能，丰富社会阅历，实现自我完善。
在毕业阶段，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主要通过就业教育、成才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等，让大学生积极关注自己的未来与前途，使大学生通过学习职业道德的内容，促进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
毕业后阶段，学校继续提供校友社会理想信念教育的基地。通过校友的培训、研讨、聚会、参观等形式，对毕业生的个人理想信念、社会理想信念进行重塑与再塑。
（四）创新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方法和手段
1.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需要把握时机。新时期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一方面需要把握时机，适时掀起理论学习高潮，帮助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激发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代感、现实感和亲近感，使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大学生的思想。
2.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方法上需要与时俱进。随着时展，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方法要敢于创新、与时俱进。充分应用网络教育、案例教学以及个性化教育等手段，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理想信念教育创新推波助澜。要搭建好实践平台，红色革命旅游资源、烈士陵园、校史馆等都是可以设计成理想信念教育的基地，引导大学生从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中、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和先进事迹中强化个人的理想信念。
3.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需要政治方向鉴别。大学生理想信念整体性内容设计上要注意理论正误的分析，使大学生能理性、科学地批判各类错误思潮，能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比较、判断、选择中尽快走向成熟，形成并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一方面，要引导大学生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从中国共产党追求理想、坚定信念、不断奋斗的发展历史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不怕困难、愈挫愈勇、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另一方面，要因势利导，树好先进典型，邀请成功校友回母校作报告，用学长们的先进事迹影响和激励在校大学生，引导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远大理想信念同自身的努力相联系，为祖国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4.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要创新理论学习方式。利用网络信息资源，组建网上团校、网上党校、红色教育网站等，开展理想信念知识的远程教学，并与传统教育方式互补，增加理论学习的实效性和时代感。高校要加强开展各种社会实践，使大学生能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促进大学生了解国情、了解社会、增长才干、奉献社会，在具体实践中感受到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增强对共产主义理想和自身素质的信心，用自己的所学奉献社会、服务国家，努力使自己成为具有远大理想信念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5.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有着根本一致的内在价值。高校应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引领作用，引导大学生把个人理想信念与社会理想信念统一起来，把个人价值实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个人成长成才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统一起来。以“中国梦”为契机，切实把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渗透于教育教学、日常管理和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各方面，使大学生真正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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