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心耕耘“中心制课程”（单元教学）
钟昭华教授，1901年生于浙江省山明水秀的德清县，1919年毕业于浙江弘道女中师范科，被留校任教。1923年。钟老师走进中国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南京创办的第一所幼儿教育研究、实验基地——鼓楼幼稚园任幼儿教师。一年后，她又转任南京女中幼师科和大夏大学幼师幼稚园师资培训工作。
1932年，钟老师受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的邀请。再次走进南京市鼓楼幼稚园。那时，该园经过散漫期、论理组织期、中心制期三个时期的研究，陈先生撒下的中国化幼儿教育的种子，已结出初期的种子（中心制课程，即单元教学）。她说：“我此去，是要去整顿、检验他的理论………是为使鼓楼幼稚园兴旺发达起来，使陈先生所主张的实施中国化幼儿教育，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真正做到一切为幼儿造福。”于是，钟老师满怀信心和决心，以她的忠诚和勇气，承担起鼓楼幼稚园主任的重任。在陈先生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负责幼稚园的全面工作。
她果断地扩招幼儿，增聘幼儿教师，并以她无穷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率领全园仅有的几名员工，扩建园舍，充实设备，创设优雅的室内外环境，将鼓楼幼稚园修建为美丽的花园。她激情地说：“凡是到达那里的人们，谁也忘不了那优雅的环境和一群活泼的小天使，凡是进过那幼儿园的小朋友，谁也忘不了幼儿时代的天堂。”
钟老师以陈先生的教育思想“幼稚园课程，可以用自然、社会为中心。幼稚园的课程须预先拟定，但临时可得以变更”为指导，具体着手编制课程。首先，选定自然或社会为中心。围绕中心选取各科教学的教材，取得横向联系。同时，考虑各班幼儿年龄的不同，由浅入深地选取不同程度的教材，体现纵向联系的系统性。其次，按中心主题内容的多少。确定教学时间的长短（3天-5天）。各班教学时间和次数，按年龄不同而区别。再次，遵照陈先生的教学原则：凡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凡儿童能够学，可以学的，应当教他学等，为幼儿创设室内外活动的条件，提供各种材料，让幼儿拥有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满足幼儿想做、想学、想玩的目的。培养幼儿愉快的情绪，好群的心理，有礼貌、肯谦让、知友爱。钟老师还充分利用幼稚园外的自然条件、社会设施，把幼稚园的教学活动搞活了。
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她建立制度，加强全园的学习。她还别具一格，兼任全园各班的音乐教学任务。她说：“我选择音乐教学是把它作为了解与熟悉全园每个幼儿的渠道，可以摸到每个幼儿的脉搏，更易教育、处理解决儿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减轻了老师们的负担。”
她每年对各班幼儿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和已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进行测定。积累了整整三年的测定结果，作为幼儿应达到的最低限度的标准，给当时的教育部制定幼稚园课程最低限度标准作参考。
钟老师在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每月一次的直接指导下，以她的赤诚之心和满腔热情率领全园员工。在鼓楼幼稚园实验研究基地，进行中国化幼儿教育的研究。在艰苦奋战整整五年后，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她整理出版了《一年中幼稚园教学单元》（商务出版社）《儿童生活写真》《儿童歌曲》（华华书店出版社）《世界儿童节奏集》上下册（世界书局出版社），这些书籍深受当时幼教界欢迎。
二、艰辛实践研究“活教育”
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钟老师跟随陈鹤琴先生来到江西省泰和县文江村。那里是一片松林和一座无人居住的荒山。陈先生率领钟昭华等师生们，以勤劳的双手，辟山筑路，以泥砌墙。以草盖房，引泉下山，建立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和专修科。为建设中国化的幼稚教育，培养中国新一代中、高级师资和实验、研究“活教育”创设了一个简陋、美丽又充满生气活力的教育、教学环境。
钟老师在幼稚师范学校的幼师和专修科承担了“幼稚教育学”和“教材教法”课程的教学工作以及附设幼儿园的主任等重任。当时“活教育”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钟老师在陈先生的指导下，进行了“活教育”的教育教学研究。
她拟订了一份适合幼儿师范的教学计划和试用课程，把全部课程改为陈校长提出的“五指”活动——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和文学活动。
她根据陈先生的“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采用活的教材，应用活的方法，把人教活”等主张。编写“活教材”。如钟老师教授幼稚教育、儿童心理等科目时，她先带领学生去婴儿园或幼稚园观察儿童的表现，然后整理观察记录，参考有关图书资料，再经过大家共同研究讨论。结果就成为大家所得的“活教材”。
在教学上。陈先生反对灌输死知识的注入式的讲解法。因此。幼师的教学过程，钟老师基本上采用四个步骤进行。一是观察实验，一切让学生去实地观察，去动手做，取得实际经验。二是参考阅读，让学生自己去找参考书，以系统地吸取人类已积累的经验。三是发表创作，让学生把自己所获得的知识技能，通过绘画、表演或写作的方法，用创作表达出来。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四是批评研究，将学生所发表的创作，让大家共同订正，求得进一步提高。除体育、音乐等特殊学科外，其他学科基本上按照四个步骤进行教学。这种教学步骤与陈校长主张的“活教育”的“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精神相一致。这样教师把课教活了，学生学活了！
正如原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专修科的毕业生漆竟余回忆：“钟老师教我们幼专的幼稚教育学和教材教法，她根据教学的需要。组织幼专的同学到幼师班听教材教法课，还组织去幼稚园观看，学习幼稚园的教学资料，五指活动和幼儿日常活动。她的教学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并有画龙点睛之术，独具魅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先生率领江西幼师的师生们迁到上海愚园路404号，成立上海女子幼稚师范专科学校，钟老师随着他继续实验、研究“活教育”。据她的学生张爱丽回忆，“钟老师思路宽、方法多、教得活，带我们去各种不同类型的幼稚园见习、参观、有公办园、政府和机关办的、私人办的、还有教会办的幼儿园，而不局限于某个园，这样做，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增长了知识，学到了生动的教育方法。
1947年，陈先生在钟老师、雷震清等教师们共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整理出“活教育”的理论体系。钟老师以她的勤奋努力、科学思考、教学智慧，为实践、研究陈先生的“活教育”理论，奉献了六七年的宝贵年华。
钟老师还以“活教育”实践研究期间的经验和亲身体验和感受，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幼稚园的活教师》一文。她认为：一、幼稚园教师是一个园丁；二、幼稚园教师是一个慈母：三、幼稚园教师是一个儿童；四、幼稚园教师是一个护士。五、幼稚园教师是一个艺术家。她还认为幼稚园教师随身必带几件法宝：一、开口常笑；二、说活清楚；三、态度和蔼；四、随机应变：五、以身作则等。为年轻的幼稚园教师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活教师的典范。
三、身在海外，情系祖国
1946年冬（11月），钟昭华老师与陈一鸣、陈秀霞作伴，远渡太平洋赴美国留学，在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听课，参观幼稚园、小学等，学习美国的教育理论、吸取有益经验，以充实自己，更好地为祖国的幼教事业服务。在留学期间，她撰写了《一个美国的托儿学校》《一个美国小学的设施》等两篇文章，寄回祖国，刊登于《活教育》杂志的国外通讯栏目，为国内幼教界传递教育信息。
更令人钦佩的是：1948年夏，留美的部分学生在美国纽黑文一个军工厂工作时，钟老师偶然发现，该厂制造的机关枪子弹，运往中国。她愤怒地说：“我怎能在一个制造杀害自己的同胞的军工厂工作？我也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干涉，我不能忍受在此工作了。”由此引起了一次留学生撤出军工厂，抗议美国输送军火到中国的正义活动。敬爱的钟老师，不仅是一位温文尔雅、满腹学问的知识女性，还是一位满腔热忱、深爱祖国的勇士。
1950年，受总理号召留学生归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鼓舞。钟昭华老师毅然回国，为新中国的幼教事业的发展，继续奉献她的聪明才智，勤奋地从事幼教工作，
四、海外归来。为新中国幼教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钟老师由上海女师到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兼双井巷幼稚园（后改名为南师附小大石桥幼儿园）主任。在幼稚园，她指导青年幼儿教师怎样教育孩子，提出“幼稚园应注重爱的师生关系”。她还亲临园门口，迎接家长送来的哭闹的孩子，给予爱的抚慰。在此期间，她努力学习，与时俱进，撰写了不少文章，登载在《活教育》杂志上。
自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钟老师一直就在南京师范学院幼教系任教。直至离校。她在幼教系担负学前教育基本理论《学前教育学》的教学重任，她带领学生实习和视导，指导青年教师的进修与教学，积极参与学科教材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探讨，她与同事合作共同编写了第一本具有新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学》教材。她还独立编写了《幼儿园组织与领导》的教学大纲和参考资料。她在系里工作繁多，但还指导哈尔滨师大、山西师院、河南师院来南师幼教系的进修生，并出差到县城（丹阳）培训幼儿教师和指导幼儿园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幼教界迎来了阳光普照的春天。年过古稀的钟昭华教授，承担了南京师大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的重任。凭借她的渊博的幼儿教育理论和长期积累的幼儿教育的实验研究和教学的丰富经历和经验，果断地提出了学前教育研究室的发展规划：1，探索幼教史发展规律，成立中外幼教史专题研究组；2，探索幼儿园教育、教学规律，深入第一线为广大幼儿和教师服务：3，探索高师学前教育专业教育规律，努力开展科学研究，使教学和研究密切结合，互相促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钟老师就开始研究学前教育史。她说：“为了编写中国学前教育史，查阅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我国教育史资料，觉得应该对陈鹤琴先生的教育实践活动进行研究。”于是她不顾年老体弱，坚持研究，亲笔撰写了多篇研究论文：《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在南京鼓楼幼稚园实施的回顾》《中国的福录培尔》《陈鹤琴与鼓楼幼稚园》《陈鹤琴思想与江西实验幼师》《我国幼儿园中心制课程的创建》《陈鹤琴先生对我国幼儿教育的贡献》等等。这些文章为后辈学习研究陈鹤琴教育思想和中国学前教育史提供了真实、生动的资料。
与此同时，钟老师又承担了由教育部下达的建设《中国学前教育史》教材的重担。为了教材建设的需要，年过八十的钟老师带领助手们。走南闯北，收集资料，调查研究，经过10多年的努力，出版了《中国学前教育史》和《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填补了教育史学科及幼儿教育学科的空白。
“这只猫头鹰好靓！”
记者走进香港何文田循道卫理杨震幼儿学校时，看到K2班（4岁班）的小朋友们正在做手工。有个小男孩做得最慢，老师并没有催促，而是不断鼓励着小朋友。
老师说：“他做得慢，是因为他认真，做得最精致。我们做老师的一定要认真观察每个小孩，不仅让他们注意到细节，进行更深的思考，也要让他们觉得自己被认真对待。”
K2班一共20多名学生，两名老师。每个小朋友都开心地做着自己的事，老师耐心地照顾每个学生，眼神中充满了善爱。
入行门槛：幼儿教师必须经过从业资格认证
“幼稚园老师虽算不上一个圣职，意义却很重要。这不仅是一个用来赚钱的工作，而是对小朋友、家长，还有社会负责的工作。”何文田循道卫理杨震幼儿学校校长樊淑葵这样评价幼稚园老师的职责。
持有“幼稚园教育证书”是全职幼儿教师进入非牟利幼稚园工作的最低门槛。根据香港政府学前教育学券计划规定，凡参与学券计划的幼稚园，所有在职和新入职的教师在2012学年结束时必须取得幼稚园教育证书。同时，所有在职校长必须具备幼稚园教育证书或同等学历。从2009年起，所有新任幼稚园校长必须持有幼儿教育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校长必须修毕训练课程，并获得“合格幼儿园教师”资格。如果幼稚园的老师没有达到上述的学历标准，该所幼稚园将不会通过政府的评估，无法获得参与学券计划的资格。
学券计划是以学券形式直接向家长、合法监护人、注册托管人提供学前教育学费资助，让符合入读资格本地非牟利幼稚园的学童，获得学费资助。参加学券计划的幼稚园、老师、学生都要符合计划规定的标准，接受规定的管理。超过80%的香港幼稚园为非牟利幼稚园，绝大部分都参与了学券计划。学券计划从根源上直接决定办学经费，所以这项计划对香港幼稚园和幼儿教师的系统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持有“幼儿教师从业资格证”的应聘者都可以进入面试环节，面试通过后，便正式录用。提到面试的选拔，樊淑葵校长说：“我对幼稚园老师的要求是，让小朋友感到他们在这里是被爱的；用心观察小朋友的细微变化，并能运用到平时课程的编制和教学中；尊重每一个小朋友。这些要求都需要老师有专业的幼教素质和优秀品质，因此我们在聘请老师的时候，除了要看应聘者是否有幼稚园教育证书，重点还要看他的性格和品德是否适合幼儿教育。”
入行培训：政府对教师职业培训进行资助
当幼师正式受聘后，一边教书，一边培训也就成为他们工作的常态。香港政府学券计划为所有在职幼稚园教师及校长提供资助，以协助他们提升专业水平。
樊淑葵校长说，2006年学券计划开始以来，未取得证书或学位的老师便陆续参加了课程培训和考试。学校用政府提供的教师津贴为老师们支付课程和考试费用。杨震幼儿学校的老师目前已全部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书。有些老师利用这个机会，甚至修了学前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为以后的职业发展做准备。当参加培训的老师无法上课时，幼稚园可以聘请代课老师填补空缺，聘请代课老师的费用也包含在教师津贴里面。
对于没有参加学券计划的幼稚园，其校长及教师如果修读政府认可的幼儿教育课程或文凭，也可申请发还部分费用。政府希望通过发放津贴的方式，鼓励不同学校的教师提升专业素质，提高社会整体教育水平。
通过政府资助培训，樊淑葵校长已取得香港中文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硕士学位，课程不仅从教育学，更是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设置，让老师们拥有更深更广的知识积累。同时，专业的课程修读能让老师们更深刻地理解政府出台的政策和指引，并将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去。
规范化教学：学前教育课程指引
《学前教育课程指引》是由香港发展议会为服务二至六岁的学前机构而编订。该《指引》成为非牟利幼稚园办园理念、课程设置、教育成果评估等的指导标准。
香港发展议会将西方的一些教育思想如“多元智能，全人发展”引入香港教育环境中，在《指引》中提出“在玩耍中学习”的教学理念。指明幼稚园设计课程时应主要运用游戏的形式，幼儿在玩耍中发挥主动性，自主获取相应的知识，同时在语言、社交、身体素质等方面也得到提高。香港幼稚园没有统一的教材，每一所幼稚园按照自己的教学理念编写教材，具体到每一个班，便是教课老师自己编写。有这样一份权威、科学、具体的课程指引，老师编写的教材便有据可依，教学质量也会得到保证。
香港中文大学张煊昌校友会联会张煊昌幼稚园潘惠平校长给记者介绍了幼稚园的教材情况。活动室有一整柜都是老师的教材编写记录，按照年级、课程分类，老师根据教育局的课程指引统筹课时、编写教材，按规定我们不能教太多硬性知识，一定要在游戏中进行。每个老师买的教材都有记录，供后来的老师参考，学前指引的方针不变，具体操作可以有些变化。
专家指导：启动大学――学校支援计划
为提高自身素质，解决存在的问题，香港各幼稚园也争先恐后加入“大学――学校支援计划”。该计划由香港教育局拨款，专业的幼教研究组织展开调研项目，各幼稚园向专家组提交申请，如符合项目要求，专家便到该幼稚园参与教学，进行交流指导。
近年，香港教育学院获教育局拨款一千二百万元，向五十六所幼稚园进行为期三年的强化幼教校本课程计划。负责计划的教育学院儿童研究与创新中心总监郑佩华教授，称计划包括向幼稚园提供“顾问到校支持”：安排二十五个教育学院教授和导师作为顾问，协助学校制订和推行课程改革。计划的成果让郑佩华教授很满意。她说：“这次计划不但按学校需要提供协助，更启发了老师，强化了对教学理念的反思能力，还提升了教师对教学理念的了解，同时强化学生的沟通、协作和创意能力。”
有了政府和社会的支持，香港的幼儿教师有着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社会对幼教事业的重视也让幼儿教师备受尊重。2011年从学校毕业便从事幼教的范老师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范老师说：“我尊重自己的工作，看到小朋友的成长，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
“在学校读了三年学前教育课程，除了学习最基本的画画、弹琴等技能，我们还有很多人文类的课程，甚至还有统计学选修课。现在想起来这些知识我都用上了。学前教育其实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范老师被一群小朋友围着。“有时小朋友不太明白的意思，我会用更多的时间耐心跟他们解释。有时他们闹情绪，我得想出最恰当的方式去安抚他们。这时如果你用儿童的心理去理解他们，就不会再觉得厌烦。精力有限，有时难免会非常疲惫，但一走进幼稚园，看着小朋友朝气蓬勃地对你叫‘老师！’，立刻什么疲惫都没了，他们才是这个世界正能量的源头。”
（吴思涯 陈典）
编后语：
“香港幼稚园”系列报道，展现的只是学前教育的冰山一角。学前教育能否尽快上升为国家决策，如何对幼儿教育提供必要的规范、引导和资助？如何让儿童在润物细无声中感知民族传统文化，是全新的课题。让儿童在爱的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是人类的希望。
【关键词】中国学前教育；反思；实验；自主创新
自1903年湖北幼稚园创建以来，我国的学前教育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综合史学界的一些研究发现，这100年中我国的学前教育历经四次大变革。① 〔1〕〔2〕 其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前教育的变革完成了学前公共教育制度科学化、本土化的探索，最具重大意义。
一、时代背景及变革的理论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以观念或精神为主要对象的变革，它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目的是铲除孔学赖以存在的精神土壤，宣传和张扬西方思想中的民主与科学。在教育上也出现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潮，其中对学前教育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实用主义教育和教育试验思潮。教育试验思潮以陶行知1918年发表的《实验主义教育方法》为标志，他认为中国历代教育惯于沿袭陈法，鲜有创新，而中国近代教育又仪行他国，东施效颦。文章强调要反对“老八股”，也要反对“洋八股”，重视教育试验，它吹响了这次学前教育变革的号角。
从1912年到1919年，《新教育》等杂志刊登了一系列介绍福禄贝尔和蒙台梭利理论学说的文章，同时还有介绍他们生平、学说的专著陆续出版发行。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幼稚园还开展了蒙台梭利教育法实验，商务印书馆也仿制发行了蒙台梭利教具。“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学前教育在实践改革中对引进的福禄贝尔和蒙台梭利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吸取了其注重自然、尊重儿童的思想和做法，同时对其中不适合中国实际及不科学之处在理论上予以分析和批判。如张雪门在《幼稚教育新论》一书中就指出了福禄贝尔和蒙台梭利思想的弊端，他认为福禄贝尔和蒙台梭利都将教具当作课程，以教具发展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将教具当作课程的结果只能适应某一种东西，而不能转移到万事万物。只有实际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和困难才能训练儿童对于生活上的思考力和创造力。〔3〕
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应北京大学等教学机构和学术团体的邀请，杜威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两年又两个月的访问和讲学，宣传其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说，在中国掀起了实用主义高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命题有“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等，落实到幼儿园教育上则表现出与福禄贝尔和蒙台梭利教育法的不同。杜威认为，通过恩物和教具的形式训练获得的某种智能是不可能转移到其他万事万物上的，他强调课程和教材的中心应是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和社会，只有从儿童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和困难出发，才能真正训练儿童对于生活的思考和创造能力。同时，杜威还提出了教育的儿童中心观点，借此反对成人中心、书本中心和教师中心的传统。杜威在教学中的范式设计教学法，也于1917年开始传入中国，之后在江浙一带得到实验推广，其中当时的南京师大附小及附幼（即杜威院）开展的实验影响最大。
以上教育新思潮的引进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前教育的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变革的基本方式
（一）反思国内20余年的学前教育实践
从清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前教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1924年南京第一女子师范调查统计，当时中国共有幼稚园190所，其中教会办理的幼稚园达156所，国人自办的有34所。〔4〕 这次调查引发了关于幼稚园办理的诸多问题的思考和讨论，现行幼稚园在教些什么？采用哪些教学方法？其办理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改革？如何普及学前教育？等等。这些问题引起当时教育界的关注。研究者们纷纷呈现调查数据来说明问题，或写文章发表自己的感想，合成了一股反思20余年学前教育实践的潮流。
在这股反思潮流中，代表性的人物和文章有：陈鹤琴的《现今教育之弊端》（1924年）、《我们的主张》（1927年）、《幼稚教育之新趋势》（1927年）；陶行知的《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1926年）、《幼稚园之新大陆：工厂和农村》（1926年）、《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张雪门的《参观三十校幼稚园后的感想》（1926年）、《我国三十年来幼稚教育之回顾》（1933年）；张宗麟的《幼稚师范问题》（1926年）、《调查江浙幼稚教育后的感想》（1926年）、《中国幼稚教育略史》（1932年）等。〔5〕 这些代表著作指出了当时中国学前教育的弊端和今后的改革方向。
1．剖析当时幼稚园的教育模式
1926年，张雪门在《参观三十校幼稚园后的感想》中指出，中国幼稚教育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为日本式，从清末蒙养院开始沿袭下来。在这种模式的幼稚园里，“保姆高高地住在上面，孩子们一排排住在下面。固然，这种教育从系统管理上给保姆不少便利，然而他们所注意的是去衔接小学，却忽略了孩子们的本身。他们所顾到的是成人的主观，却忘怀了孩子的心身”。第二种为宗教式，这是一批由公理会、长老会等创办的幼稚园。这批幼稚园创办最早，经费也较为充裕，组织相对完善，大多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桌椅、精致的恩物和训练有素的保姆”。张雪门认为教会幼稚园的保姆只是为教会尽职而不是为教育服务，关心的是宗教，而不是孩子，其作用消极地说是在减弱中国民族的反抗，积极地说是在制造各国的洋奴。第三种为普通式，是一种以发展个性为目标的幼稚教育。《壬戌学制》颁布后，由国人自办的公私立幼稚园都属此类。该类幼稚园是在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传入中国后出现的，国人据此发扬福禄贝尔和蒙台梭利学说的精神，吸收蒙台梭利的营养，参照设计教学法，对原有设备加以改造。张雪门在20世纪20年代认为这是一种最有希望的幼稚园，随着政治形式的变化和认识的加深，到20世纪30年代，他意识到儿童本位的思想并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教育如不考虑社会的需要，那就没有多大效果。
2．批判“幼稚监狱”式的教育
1924年，陈鹤琴在《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端》中指出了当时中国幼稚园在教育上的弊端。他认为幼稚园里的幼儿与环境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功课也太简单，无外乎图画、玩沙、玩土、折纸、团体游戏、玩积木等，幼稚园几乎成了“幼稚监狱”。张雪门在《参观三十校幼稚园后的感想》一文中也有类似感慨。他指出当时幼稚教育一是想在顶短的时间里有较好的教育成绩，于是把孩子当成机械去输灌，只管把“顶好的”标准全搬过来输灌给孩子，勉强其由不会做到会，“扭住牛头饮水”；二是保姆只知道有保育室，而不知保育室外的世界，在课内课外筑起了一道深沟和壁垒；三是保姆太注意自己的成见，太注重自己的方法，以为教育好像一张方方的格子，规定孩子只在格子里活动，只在格子中间走来走去，哪个跳出格子，也会把他强拉进去。这种“幼稚监狱”式的教育遏止了幼儿的自由和个性发展。
3．批判幼稚教育的“外国病”
1926年，陶行知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一文中指出，中国幼稚园害了三大病，即“外国病”“富贵病”“花钱病”，其病根是“外国病”。他写道：“试一参观今日之幼稚园，耳目所接，那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曲，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吃的是外国点心。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成了外国货的贩子，儿童居然成了外国货的主顾。”这既不利于幼儿的成长，更不利于幼教事业的推行。因此必须建立“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这就要发现和开拓工厂和农村这块幼稚园的新大陆。“中国的”是指充分运用眼前的音乐、诗歌、故事、玩具及自然界陶冶儿童，材料、玩具以家园自制为主。“省钱的”则有三种办法，打破外国偶像是省钱的第一办法，训练本乡师资教导本乡儿童是第二种办法，运用本村小学手工及本村工匠仿制玩具是第三个办法。平民幼稚园之所以是平民的，原因有三：“一为花钱既省，取费自廉，平民的儿童当受均等的教育机会；二为教师取之乡间，与农村儿童气味相投，容易接近；三为幼稚园制度当是济平民所需。此三者，都可以叫平民幼稚园向平民方向走去。”陶行知最后还指出，建设工厂和乡村幼稚园还必须用科学方法去试验。
（二）多方面开展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前教育变革的灵魂，它为中国学前教育由模仿抄袭走向中国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和标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前教育实验研究可以说形成了一场运动：内容上包括课程、教材、教法、师资培养、农村幼教；实验研究者不只局限在几位教育家，群众性的研究组织纷纷涌现；地域上以“南陈北张”为代表，南方北方、城市乡村同时展开；时间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延续到40年代。
1．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
1923年，陈鹤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幼稚园在1925年迁入新园舍后，立即开展实验研究工作。实验包括课程组织实验、幼稚生习惯和技能实验、设备和玩具实验等多个方面，其中课程组织实验是核心和主线，起着统领其他实验的作用。从1925年到1927年，课程组织实验经历了散漫期、论理组织期、设计组织期，最后确定课程组织按中心制办法进行，即课程组织中活动为显性，学科为隐性，以活动主题为中心，大中心下有小中心，依椐个人特长、爱好分组或单个活动，同时进行故事教学实验、图画教学实验、读法教学实验和玩具研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除此之外，南京鼓楼幼稚园还开展了幼稚生生活历实验研究，总结出以日、周、月、学期、年为时间单位的幼稚园活动内容和程序，这些序列化的成果可以为其他幼稚园工作所参照。
2．南京燕子矶幼稚园实验
南京燕子矶幼稚园是在1927年由陶行知创办的第一所乡村幼稚园。该园从1928年暑假开始，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中国的、平民的、省钱的”乡村幼稚园课程编订的实验研究工作，其具体课题是依据农村的实际情况确定保教内容，研究如何编制幼稚园的生活进程，以及怎样选择幼稚园的生活材料等，制定出乡村幼稚园《幼稚生生活历》，分为节气、气候、动物、植物、农事、儿童玩耍、风俗、儿童卫生等八项。幼稚园的生活材料方面，以不花钱或少花钱、就地取材为原则，安排好儿童的生活和教学。在教学方法上，继续实验“设计组织”的方法，尤其注意户外生活、卫生，看护年龄极小的儿童。
3．艺友制实验
陶行知认为,普及幼稚教育需要大量的教师，这是一个最难的问题，因为这不但需要大量的经费，而且如果训练不得法，那么培养出的师范生可能不一定会去办理幼稚园，或者会去办理一个不合国情的幼稚园。因此，幼稚师范教育必须改造，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途径，即不通过师范教育就能造就大量师资。艺友制就是陶行知为普及幼稚教育而采取的教师教育制度，其特点是用“教学做合一”的办法来培训师资，孩子在幼稚园里的所学所做都是教师培养中应知应会的技能。这样，“多办一所幼稚园，即是多增加一所训练师资的地方”。陶行知在晓庄师范的各个中心幼稚园和燕子矶幼稚园开展了艺友制实验。实验把艺友学习和培训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期，让艺友实地参观幼稚生的各种活动，学做一个儿童的领导者。第二期，指示给艺友一些具体的方法，如怎样讲故事，怎样带小朋友玩，让他们学习一些做教师的基本技能。第三期，一方面做各种基本技能训练，一方面在幼稚园里实地操作，让艺友们独立工作，如制订计划大纲、参观、讨论等。第四期，用三个月的时间，两个艺友一组，在指导员的指导下，独立担任整个幼稚园的工作。大约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以上四期艺友的培养工作，合格者发给证书。〔6〕 艺友制克服了幼稚师范教育中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在当时中国不可能迅速建立起大批幼稚师范教育机构的情况下也能培养出有质量的师资。艺友制虽不能代替师范学校，但无疑是对幼师教育制度进行改造的一条新路。
三、变革取得的成就
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由于学前教育工作者不遗余力地实验探索和推动，这次学前教育变革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1．一批工农幼稚园建立
1927年，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开始了乡村幼稚教育实验，发起了幼稚教育平民化运动，主张幼儿师范要以幼稚园为中心，幼稚园或小学应该是幼儿师范的母亲，而不是师范的附属品。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晓庄办起了一个中心小学和数个中心幼稚园。1927年，晓庄师范第一所中心幼稚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成立。之后，晓庄又先后成立了晓庄幼稚园、和平门幼稚园、外皋桥幼稚园等多所中心幼稚园。晓庄师范的乡村幼稚教育运动掀起了幼稚师范生下乡办幼稚园的高潮。1930年晓庄师范被封。1933年，孙铭勋在江苏淮安创办乡村幼稚园，1934年又在上海主持劳工幼儿园。戴自俺受张雪门之聘也在北平创办乡村幼稚园。
2．《幼稚园课程标准》颁布
中国学前教育经过20余年的发展，到1928年，全国公私立幼稚园有近千所。要提高学前教育质量，亟需一个统一的课程标准。最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有自己理论指导的实验幼稚园，在课程改革实验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样，制定一个全国性的、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尤其是国内研究成果的课程标准的条件业已成熟。
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教育会议，任命陈鹤琴为幼稚园课程及教材编辑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在陈鹤琴的主持下，《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拟定出台，经过一段时间试验后，1932年，教育部将其作为正式的《幼稚园课程标准》公布实行。
《幼稚园课程标准》主要是根据南京鼓楼幼稚园课程实验的成果拟订。全文分“幼稚教育总目标”“课程范围”“教学方法要点”三大部分。课程范围分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等七个项目。全文强调幼稚园课程组织要中国化、平民化，应“合乎我国的民族性……不必过于华美，不必多取洋式和舶来品，而须尽量中国化”，“利用废物、天然物和日用品……这不但省钱，并可启发儿童的想象力”。〔7〕《幼稚园课程标准》以自主实验为基础，以中国化方向为主线，从丰富的民族文化中提取养料，同时还汲取了欧美新教育，特别是实用主义教育和设计教学法的思想，它标志着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开始从模仿抄袭中摆脱出来，成为中国化、科学化学前教育发展道路上的丰碑。
3．中国式的学前教育理论形成
以实验为基础，通过对西方新教育理论的消化吸收，结合对20余年学前教育实践的反思，这次的学前教育变革创新出一系列本土化的学前教育理论。
（1）“教学做合一”理论。“教学做合一”理论是生活教育的方法论，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和杜威的“做中学”理论以及设计教学法理论、道尔顿制的融合改造。它是陶行知在总结乡村幼稚教育经验、推行普及教育的基础上产生的。“教学做合一”理论反对的是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主张“教学做”建立在“做”的基础上，从而改变了传统教育中教学分离、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创造分离的现象。由于“教学做合一”理论非常切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前教育实际，因而成为当时乡村教育，特别是乡村幼稚教育的主要指导思想。
（2）“活教育”理论。“活教育”理论是陈鹤琴等人长期致力于中国化新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结晶，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从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晓庄师范实验到江西幼师实验，都留下了“活教育”理论探索的印记。到20世纪40年代末，“活教育”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活教育”强调与时俱进，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世界人”。在课程教材上提出“五指活动”“整个教学法”“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在方法上强调“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活教育”理论是批判中国传统“死教育”中书本主义的空疏无用，并对欧美新教育加以改造以适应中国国情的新教育理论。
另外，张雪门在长期实验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行为课程”理论以及“艺友制”理论等与“教学做合一”理论和“活教育”理论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系统的有特色的中国学前教育理论。
四、变革的启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前教育的变革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变革的背景下展开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引进西方学前教育理论为契机，不断实验，深入探索，大胆革新，走出了一条中国化、科学化的学前教育发展道路，这对于新世纪之初中国的学前教育如何改革，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打造中国特色，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一）自主创新是打造中国特色学前教育的必要努力
在“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杜威“实验主义”方法的有力推动下，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革新运动相呼应，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前教育对过去近20年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反思，同时博采了世界学前教育思潮的精华，如蒙台梭利教育法、杜威的“做中学”、德可乐利教学法等，尤其重要的是开展了广泛的、多种多样的中国化教育实验。所有的这些努力促成了中国学前教育的变革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呈现出质的变化。制度上主要表现在幼稚园制度的确立和《幼稚园课程标准》的颁布执行，使得学前教育进一步科学化，管理运作规范化，大大提升了学前教育质量；实施上则把幼稚教育由城市推广到农村和工厂，服务对象直接扩大到工人和农民的子女，指明了学前教育发展的中国化方向；与此同时还产生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比较系统的中国式学前教育理论。这都是这一时期中国学前教育开展独立实验、不断求索的结果。正是因为在教育变革中从借用抄袭外国经验到面向世界，立足国情，通过实验验证，自主设计，不断开拓创新，中国的学前教育才走出了一条中国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
（二）多方力量的积极参与是变革成功的保障
从变革力量上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前教育变革在主体上体现出政府、教育社团、教育机构、教育者个人等更为广泛的参与面。正是政府的重视，使《幼稚园制度》（1922年）、《幼稚园课程标准》（1932年）、《幼稚园设置办法》（1943年）得以出台推行。而当时的一些社会团体、教育机构和教育者个人也是这次变革的主要力量。教育社团，如南京幼稚教育研究会、北平幼稚教育研究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育机构，如南京鼓楼幼稚园、南京高师附小幼稚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北平幼师、江西幼师等，都自觉地承担了这次变革的主要使命。教育工作者，如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等，则是变革的筹划者、指导者和先驱者。正是多方力量形成的合力，才使变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唐淑，钟韵华.中国学前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喻本伐编著.中国幼儿教育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3〕张雪门.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卷).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462
〔4〕何晓夏主编.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216
〔5〕〔7〕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编.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36~199，242
〔6〕唐淑，何晓夏主编.学前教育史.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89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借鉴与创新――近现代中国引进外国学前教育历程的反思”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
①张宗麟在其《幼稚教育演变史》（见:张宗麟.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388~401）中认为，我国的幼稚教育发展在“五四”运动前为第一期，“五四”运动后以1927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标志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后期的标志是乡村幼稚园运动。笔者认为，“五四”运动后的两个时期都属于学前教育中国化、科学化探索时期，可合为一期。
On Preschool Education Reform in 1920-1930 China and the Enlightenment
TIAN Jingzheng, YANG Q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410081)
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构建
陶行知毕其一生对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实践和探索。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应改革当时幼稚园的三大弊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呼吁“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验，去建设一个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还于1927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从而初步构建了幼稚教育新目标——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教育。
陈鹤琴是中国现代学前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中坚。1927年陈鹤琴等发表《我们的主张》，提出了建立中国式幼稚教育的十五条主张，勾画了中国化幼稚园的雏形，主张第一条便是“幼稚园要适应国情”，并以适合国情为指导思想，构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细化的可操作的幼稚教育目标。
张雪门毕生从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他对幼稚教育的意义和目标的认识尤为深刻。1936年，华北危急、国难深重时，他提出幼稚教育应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并拟订了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的四项目标：“（一）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二）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三）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四）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张雪门的改造民族的教育目标是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集大成者，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完满建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幼稚教育。
二、本土化幼稚园课程的探索
陈鹤琴与他的学生张宗麟在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的课程实验对幼稚教育中国化至关重要。该实验本着不强制儿童做机械的工作的原则，根据本土季节的变化来设计课程，选择教材；教学采用游戏式的方法，并为此设计了许多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具，如读法教学中的缀法牌、挂图，算术教学中的点数牌、滚珠盘、旋珠盘、初学加法片等。1928年他们在反复实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幼稚园课程规划，并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被正式定为中国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直至解放后全面学习苏联为止，我国幼教界通行的一直是陈氏所创造的以本土季节变换为中心的活动课程，他所编的中国化的幼儿故事、幼儿园设备标准等更使后人受益无穷。
张雪门一生致力于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他就提出课程是适应儿童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而生长有因时因地的差异，应区别对待，因此课程的内容应来源于儿童的现实生活。1970年，他在台湾出版《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书，对他从北平到台湾的近40年的课程研究作了总结。书中把“课程须和儿童的生活联络”作为课程标准第一条。他于1966年初步完成的“行为课程”体系则生动再现了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无处不渗透着中国化的精神和理念。
看陈鹤琴、张宗麟、张雪门的本土化课程观，不难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对儿童直接经验的重视，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重视。这两点是他们的课程取得成功推广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进行课程改革可借鉴的重要经验。
三、适合国情的幼稚师范体系的建立
陶行知认为旧的幼稚师范的最大缺憾是培养的学生理论脱离实际，连一所像样的幼稚园都办不起来，所以要改革训练教师的制度。新型的幼师，是招收中学生，以幼稚园为中心，学生既在课堂上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又在幼稚园中学习如何办幼稚园。陶的办校思想对今天幼稚师资教育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无疑是一剂良方。
为真正实施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张雪门认为幼稚师范教育的总目标是培养为普及平民幼稚教育，具有改造民族素养的新一代国民而献身的幼儿教育师资。他把这个总目标落实到师范生的各科学习和各种活动中，无论是孔德师范的“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还是北平幼稚师范的乡村教育实验区，都使学生从社会实践中体会到中国需要教育之迫切、自己能为教育事业献身之光荣。
陈鹤琴建立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是他的活教育理论的实践运用。强调教育与生活现实、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是活教育理论的特征。1940年，陈鹤琴创办江西省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活教育”实验，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以下对陈鹤琴的“活教育”幼稚师范教育体系的评价亦可作为对陶、张等人师范实践的代表性评价：它虽然实用主义教育色彩颇浓，但它“吸收欧美教育的长处而去其短处”，同时，“发扬我国固有教育方法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国社会为其发展的基础；它是针对社会实情，适合大众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社会的道地产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深厚的影响”。
启示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幼教事业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同时，开始面向世界，积极引入各国教育思潮和教育经验。如蒙台梭利教学法，二三十年代已引入过，但遭到失败，90年代重新推广，至今方兴未艾；正在推广中的瑞吉欧教学法也日益受到重视和接纳。通过这二十多年的学习，中国幼教界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味崇洋，认为外国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如盲目追风赶潮，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似乎没见过的都是好东西，等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幼教界的发展将日益国际化、全球化，于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向国外学习，学什么，怎样学，已是非常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再认识，笔者获得一些启示。
一、新拿来主义——实验是桥梁，适合国情是通行证
综观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它是以向外引入为起点，不断调整适应国情、并不断向外学习的过程。其运行公式大致为：模仿性学习——适应性学习——自主发展性学习。在对外学习的问题上，陈鹤琴的观点是较为理性的：“这并不是说美国化的东西是不应当用的，而是因为两下国情上的不同。有的是不应当完全模仿的，尽管在他们美国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国采用起来到底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我想，陈鹤琴的观点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呼声的缩影与代表。这个时代已不是学前教育的起始时代（也就是模仿性学习阶段），而是经历了模仿和抄袭之后的适应性学习阶段，在此阶段，人们已看到了抄袭的弊端，对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不再是全盘端来，而是“拿来”，选取自己有用的，经过改装，为己所用。这个改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科学化为保证的，离开了科学化的中国化，结果很有可能导致封建主义的抬头。因此，陈鹤琴在构建中国化的幼儿教育体系中，是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实验为切入点的，而不再以模仿为基本手段。由此可见，实验是理性地引入西方先进经验的必经之路，是东西方教育经验交流的桥梁，实验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当然，这种实验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验，而不是“一实验就成功，一推行就不通”的人为的模仿性实验。实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和探索的过程，是一个改装和再造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看西方教育经验是否能顺利通过实验桥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适合国情则是它的通行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前教育界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了大量西方先进教育经验，经历了20年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学前教育界应该已经超越了“陈鹤琴时代”，进入到自主发展性学习阶段。在这个阶段，吸取借鉴各国先进经验，自主发展中国式的幼儿教有的新拿来主义应成为学习特征、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我们应吸取历史成功的经验，在新拿来主义的实施中，坚持“实验是桥梁，适合国情是通行证”。
二、国情+发展+公益——中国幼教改革之思路
中国幼教界一直以改革作为其寻求发展的主要方式和手段。改革开放20年来，在经历了频繁的方方面面的改革后，我们是否应寻找一下改革的根源所在，即反思一下：我们为了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理由有很多，但我想改革肯定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不是为了变学习苏联为学习美国，而是为强国富民，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像陶行知、陈鹤琴当年所倡导的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其形式虽各有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强种强国，改变落后中国之面貌。直至今天，我们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后，依然不能忘记这个目的。
我们要贯彻这个目的，正视国情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对国情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考虑是一切改革的前提条件。其次，当发展日益全球化时，我们应求得自身的稳步的实实在在的发展。教育可以改造民族劣根性，张雪门以及那个年代的许多教育救国论者都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作为他们的改革信条。时至今日，我们须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找寻一条后来居上的自强发展之路，这个发展是超越性的发展，而非跟随性的发展，须是建立在发扬民族优胜性，改造民族劣根性的基础上的理性和自信的选择。最新的东西未必是最适合我们的东西，我们大可不必打着全球化的牌子，盲目追风赶潮，忘却了教育改革之根本目的——强种强国。第三，教育的公益性应是改革追求的目标。等级教育维系了封建等级社会，现代民主化的教育致力于建立民主社会。综观中国近代史上的幼稚教育改革运动，从陶行知的乡村幼稚教育，到陈鹤琴的活教育，无一不是为了挣脱封建等级教育的枷锁，使更多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改革的成败也最终落实到是否有更多的孩子得益于现代教育。陶行知在燕子矶幼稚园的活动室挂了一副对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很好地体现了幼稚教育公益性思想。当人的物质生产愈发达，精神生产也愈普及，人的受教育权利愈受到尊重，教育的公益性就愈将成为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因此，我们的改革应以公益性为准绳和终极目标。
三、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历史使命与责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是中国教育家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些教育家们无一不是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凭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献身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改造民族、拯救国家的热潮中的。“逝者如斯夫”，但他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一体的责任心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却令后来者可歌可泣。幼教界亦不例外。陶行知拿出“与牛大哥睡觉”的精神，亲自创办乡村幼稚园；陈鹤琴带领二百多位师生辗转流离、辟山开荒，饯行“活教育”；张雪门飘零半生，“痴心”不改；张宗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勇当第—位男教师。倘若他们不具备屈原投江式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心，决然做不出这些壮举。
时至今日，“科教兴国”已成为时代呼声，时代赋予新一代幼教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陈鹤琴式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在当前的时代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只有具备了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才会迸发出巨大的热忱去牺牲、去奉献、去做创造历史的有名的或无名的英雄。假如高校科研人员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责任心，只追求新的科研成果，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假如幼儿园园长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责任心，只会迎合家长心理，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那么，在幼教界“科教兴国”将是一句空话。中国幼教界的当务之急是在引入外国经验的同时，努力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可继承的精神遗产，增强教师的自信心、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
四、反思与构建——态度和方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实际上是对前阶段引入的西式学前教育的反思和建构，是对西式文明之果的咀嚼和内化的过程。陈鹤琴、张宗麟等以反思与建构作为基本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在反对复古和崇洋媚外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进行了艰苦的实验探索，努力建构一条中国幼教健康发展的道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90年代中期，普通教育学界开始把反思与建构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方法和态度。学前教育界的一些教科研工作者也相继把反思与建构运用于教科研，使反思与建构成为学前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态度和方法。
马克思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此，对人员队伍的反思应是反思中最为关键的。目前，在中国，直接从事幼儿教育的人员队伍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1.高校教师。2.幼师教师。3.幼儿园教师。在这个构成中，幼师教师理论上显得十分重要，它承上启下，连接高校和幼儿园，把高校的科研信息和科研精神输送给幼儿教师，又可把幼儿园的新需求、新动向反馈给高校。但实际上由于三级师范系统中中等师范学校的设置规格和要求基本等同于中学，客观上限制了幼师教师在科研上的主动作为，使绝大多数幼师教师成为“教书匠”，既不了解高校科研动向，也不清楚幼儿园的实际需求，教学内容日益陈旧，难以完成理论上的连接作用。而且，教书匠式的教师和小步子、低容量的课程模式，使得幼师培养出来的幼儿园教师整体上缺乏基本的科研素质和分辨能力，容易盲从或守成。这样一来，便在人员和体制上割裂了理论体系建构更新与实践经验积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大概也是当代难以出现陈鹤琴式的集理论与亲身实践于一身的教育家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幼师升格、变三级师范为二级师范已是幼儿师范教育改革的一大任务和趋势，上海、浙江等地已付诸实施，相信这样的改革会对中国幼教界的反思与建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注释：
[1]陶行知。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新教育评论，1926年，2卷22期.
[2]陈鹤琴。我们的主张。幼儿教育，1927年，1卷1期.
[3]张雪门。幼稚教育新论。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64页.
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构建
陶行知毕其一生对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实践和探索。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应改革当时幼稚园的三大弊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呼吁“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验,去建设一个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还于1927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从而初步构建了幼稚教育新目标——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教育。
陈鹤琴是中国现代学前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中坚。1927年陈鹤琴等发表《我们的主张》,提出了建立中国式幼稚教育的十五条主张,勾画了中国化幼稚园的雏形,主张第一条便是“幼稚园要适应国情”,并以适合国情为指导思想,构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细化的可操作的幼稚教育目标。
张雪门毕生从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他对幼稚教育的意义和目标的认识尤为深刻。1936年,华北危急、国难深重时,他提出幼稚教育应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并拟订了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的四项目标:“(一)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二)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三)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四)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张雪门的改造民族的教育目标是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集大成者,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完满建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幼稚教育。
二、本土化幼稚园课程的探索
陈鹤琴与他的学生张宗麟在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的课程实验对幼稚教育中国化至关重要。该实验本着不强制儿童做机械的工作的原则,根据本土季节的变化来设计课程,选择教材;教学采用游戏式的方法,并为此设计了许多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具,如读法教学中的缀法牌、挂图,算术教学中的点数牌、滚珠盘、旋珠盘、初学加法片等。1928年他们在反复实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幼稚园课程规划,并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被正式定为中国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直至解放后全面学习苏联为止,我国幼教界通行的一直是陈氏所创造的以本土季节变换为中心的活动课程,他所编的中国化的幼儿故事、幼儿园设备标准等更使后人受益无穷。
张雪门一生致力于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他就提出课程是适应儿童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而生长有因时因地的差异,应区别对待,因此课程的内容应来源于儿童的现实生活。1970年,他在台湾出版《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书,对他从北平到台湾的近40年的课程研究作了总结。书中把“课程须和儿童的生活联络”作为课程标准第一条。他于1966年初步完成的“行为课程”体系则生动再现了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无处不渗透着中国化的精神和理念。
看陈鹤琴、张宗麟、张雪门的本土化课程观,不难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对儿童直接经验的重视,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重视。这两点是他们的课程取得成功推广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进行课程改革可借鉴的重要经验。
三、适合国情的幼稚师范体系的建立
陶行知认为旧的幼稚师范的最大缺憾是培养的学生理论脱离实际,连一所像样的幼稚园都办不起来,所以要改革训练教师的制度。新型的幼师,是招收中学生,以幼稚园为中心,学生既在课堂上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又在幼稚园中学习如何办幼稚园。陶的办校思想对今天幼稚师资教育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无疑是一剂良方。
为真正实施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张雪门认为幼稚师范教育的总目标是培养为普及平民幼稚教育,具有改造民族素养的新一代国民而献身的幼儿教育师资。他把这个总目标落实到师范生的各科学习和各种活动中,无论是孔德师范的“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还是北平幼稚师范的乡村教育实验区,都使学生从社会实践中体会到中国需要教育之迫切、自己能为教育事业献身之光荣。
陈鹤琴建立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是他的活教育理论的实践运用。强调教育与生活现实、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是活教育理论的特征。1940年,陈鹤琴创办江西省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活教育”实验,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以下对陈鹤琴的“活教育”幼稚师范教育体系的评价亦可作为对陶、张等人师范实践的代表性评价:它虽然实用主义教育色彩颇浓,但它“吸收欧美教育的长处而去其短处”,同时,“发扬我国固有教育方法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国社会为其发展的基础;它是针对社会实情,适合大众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社会的道地产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深厚的影响”。
启示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幼教事业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同时,开始面向世界,积极引入各国教育思潮和教育经验。如蒙台梭利教学法,二三十年代已引入过,但遭到失败,90年代重新推广,至今方兴未艾;正在推广中的瑞吉欧教学法也日益受到重视和接纳。通过这二十多年的学习,中国幼教界取得了
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味崇洋,认为外国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如盲目追风赶潮,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似乎没见过的都是好东西,等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幼教界的发展将日益国际化、全球化,于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向国外学习,学什么,怎样学,已是非常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再认识,笔者获得一些启示。
一、新拿来主义——实验是桥梁,适合国情是通行证
综观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它是以向外引入为起点,不断调整适应国情、并不断向外学习的过程。其运行公式大致为:模仿性学习——适应性学习——自主发展性学习。在对外学习的问题上,陈鹤琴的观点是较为理性的:“这并不是说美国化的东西是不应当用的,而是因为两下国情上的不同。有的是不应当完全模仿的,尽管在他们美国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国采用起来到底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我想,陈鹤琴的观点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呼声的缩影与代表。这个时代已不是学前教育的起始时代(也就是模仿性学习阶段),而是经历了模仿和抄袭之后的适应性学习阶段,在此阶段,人们已看到了抄袭的弊端,对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不再是全盘端来,而是“拿来”,选取自己有用的,经过改装,为己所用。这个改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科学化为保证的,离开了科学化的中国化,结果很有可能导致封建主义的抬头。因此,陈鹤琴在构建中国化的幼儿教育体系中,是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实验为切入点的,而不再以模仿为基本手段。由此可见,实验是理性地引入西方先进经验的必经之路,是东西方教育经验交流的桥梁,实验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当然,这种实验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验,而不是“一实验就成功,一推行就不通”的人为的模仿性实验。实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和探索的过程,是一个改装和再造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看西方教育经验是否能顺利通过实验桥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适合国情则是它的通行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前教育界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了大量西方先进教育经验,经历了20年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学前教育界应该已经超越了“陈鹤琴时代”,进入到自主发展性学习阶段。在这个阶段,吸取借鉴各国先进经验,自主发展中国式的幼儿教有的新拿来主义应成为学习特征、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我们应吸取历史成功的经验,在新拿来主义的实施中,坚持“实验是桥梁,适合国情是通行证”。
二、国情+发展+公益——中国幼教改革之思路
中国幼教界一直以改革作为其寻求发展的主要方式和手段。改革开放20年来,在经历了频繁的方方面面的改革后,我们是否应寻找一下改革的根源所在,即反思一下:我们为了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理由有很多,但我想改革肯定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不是为了变学习苏联为学习美国,而是为强国富民,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像陶行知、陈鹤琴当年所倡导的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其形式虽各有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强种强国,改变落后中国之面貌。直至今天,我们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后,依然不能忘记这个目的。
我们要贯彻这个目的,正视国情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对国情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考虑是一切改革的前提条件。其次,当发展日益全球化时,我们应求得自身的稳步的实实在在的发展。教育可以改造民族劣根性,张雪门以及那个年代的许多教育救国论者都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作为他们的改革信条。时至今日,我们须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找寻一条后来居上的自强发展之路,这个发展是超越性的发展,而非跟随性的发展,须是建立在发扬民族优胜性,改造民族劣根性的基础上的理性和自信的选择。最新的东西未必是最适合我们的东西,我们大可不必打着全球化的牌子,盲目追风赶潮,忘却了教育改革之根本目的——强种强国。第三,教育的公益性应是改革追求的目标。等级教育维系了封建等级社会,现代民主化的教育致力于建立民主社会。综观中国近代史上的幼稚教育改革运动,从陶行知的乡村幼稚教育,到陈鹤琴的活教育,无一不是为了挣脱封建等级教育的枷锁,使更多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改革的成败也最终落实到是否有更多的孩子得益于现代教育。陶行知在燕子矶幼稚园的活动室挂了一副对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很好地体现了幼稚教育公益性思想。当人的物质生产愈发达,精神生产也愈普及,人的受教育权利愈受到尊重,教育的公益性就愈将成为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因此,我们的改革应以公益性为准绳和终极目标。
三、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历史使命与责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是中国教育家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些教育家们无一不是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凭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献身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改造民族、拯救国家的热潮中的。“逝者如斯夫”,但他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一体的责任心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却令后来者可歌可泣。幼教界亦不例外。陶行知拿出“与牛大哥睡觉”的精神,亲自创办乡村幼稚园;陈鹤琴带领二百多位师生辗转流离、辟山开荒,饯行“活教育”;张雪门飘零半生,“痴心”不改;张宗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勇当第—位男教师。倘若他们不具备屈原投江式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心,决然做不出这些壮举。
时至今日,“科教兴国”已成为时代呼声,时代赋予新一代幼教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陈鹤琴式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在当前的时代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只有具备了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才会迸发出巨大的热忱去牺牲、去奉献、去做创造历史的有名的或无名的英雄。假如高校科研人员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责任心,只追求新的科研成果,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假如幼儿园园长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责任心,只会迎合家长心理,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那么,在幼教界“科教兴国”将是一句空话。中国幼教界的当务之急是在引入外国经验的同时,努力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可继承的精神遗产,增强教师的自信心、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
四、反思与构建——态度和方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实际上是对前阶段引入的西式学前教育的反思和建构,是对西式文明之果的咀嚼和内化的过程。陈鹤琴、张宗麟等以反思与建构作为基本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在反对复古和崇洋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进行了艰苦的实验探索,努力建构一条中国幼教健康发展的道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90年代中期,普通教育学界开始把反思与建构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方法和态度。学前教育界的一些教科研工作者也相继把反思与建构运用于教科研,使反思与建构成为学前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态度和方法。
马克思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此,对人员队伍的反思应是反思中最为关键的。目前,在中国,直接从事幼儿教育的人员队伍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1.高校教师。2.幼师教师。3.幼儿园教师。在这个构成中,幼师教师理论上显得十分重要,它承上启下,连接高校和幼儿园,把高校的科研信息和科研精神输送给幼儿教师,又可把幼儿园的新需求、新动向反馈给高校。但实际上由于三级师范系统中中等师范学校的设置规格和要求基本等同于中学,客观上限制了幼师教师在科研上的主动作为,使绝大多数幼师教师成为“教书匠”,既不了解高校科研动向,也不清楚幼儿园的实际需求,教学内容日益陈旧,难以完成理论上的连接作用。而且,教书匠式的教师和小步子、低容量的课程模式,使得幼师培养出来的幼儿园教师整体上缺乏基本的科研素质和分辨能力,容易盲从或守成。这样一来,便在人员和体制上割裂了理论体系建构更新与实践经验积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大 概也是当代难以出现陈鹤琴式的集理论与亲身实践于一身的教育家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幼师升格、变三级师范为二级师范已是幼儿师范教育改革的一大任务和趋势,上海、浙江等地已付诸实施,相信这样的改革会对中国幼教界的反思与建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注释:
[1]陶行知。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新教育评论,1926年,2卷22期.
[2]陈鹤琴。我们的主张。幼儿教育,1927年,1卷1期.
[3]张雪门。幼稚教育新论。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64页.
一、丰富环境促进幼儿发展
香港幼稚园的场地普遍较小，因此，各幼稚园都充分的利用环境资源，从幼稚园的大门口一直到幼儿的活动室，从楼道的墙壁、天顶到楼内的任何一个角落，到处都贴着、挂着幼儿的作品，或是教师为幼儿收集的操作材料，或是渗透着教师教育思想的各种小物件。每一条走廊、每一个角落都利用得很充分、很合理、很有特色。如宏福幼稚园，在活动室里搭了个小阁楼，既满足了幼儿的活动兴趣，又扩大了活动空间，把阁楼四周装饰成幼儿的作品展览区，发挥了环境的教育功能；在北角卫理堂幼稚园，我们看见幼儿和教师在一起装饰走廊的一面墙，孩子们很投入地为自己创设环境。在活动室内，每个班都有丰富的活动材料和多种不同功能的区域，这样的环境看上去虽然有点凌乱，但是从孩子的状态来看，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在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都很开心――教师注意营造合适的学习环境与氛围，鼓励幼儿参与并引导他们讨论，与幼儿一起探索并支持他们探索，鼓励幼儿的不同想法和做法，对幼儿的操作错误与困难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在北角卫理堂幼稚园“哪个转得最快”的探索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忙碌地一边操作、一边记录，教师只是提供给他们所需材料并很认真地记录孩子的表现，很少用自己的想法去影响孩子，这正是我们一些老师所缺乏的。
这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渗透着教师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环境中的任何一件物品都不仅是单纯的装饰，也不仅仅是硬件设备的堆砌，而是教师和孩子们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二、家园合作共助幼儿发展
我们所到的香港每一所幼稚园都能看到家长的身影。家长轮流到幼稚园，在活动区由教师安排参与一个小组活动，如指导一个小组幼儿看图书，和幼儿一起玩结构游戏，等等。在北角卫理堂幼稚园我们观看了幼稚园亲子运动会的VCR，看到孩子们在家长撑起的一块大红布上爬，增加了运动的难度，锻炼了幼儿的耐力，更加深了孩子对家长信赖度。
家长还参与幼儿园的一些管理。在柏基海韵幼稚园，我们西部幼儿教育工作者应邀去指导“民间艺术荟萃”活动的三个多小时中，都是家长在与我们配合――轮换小组、摄影等。我们了解到这所幼稚园有专门的家长教师会，幼稚园的很多活动都是由这个组织来主办的。家长们以各种形式参与幼稚园活动、亲自帮助幼稚园活动的开展，家长促进家园同步进行教育，使两者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
三、人文特色支持幼儿发展
【关键词】陶行知 幼儿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0029-02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幼儿教育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幼儿教育的实际，较早地创立了比较全面的中国化的幼儿教育的理论，内容相当丰富也富有远见卓识，并为我国幼儿教育的平民化，科学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 幼儿教育的重要作用
陶行知很早就重视学习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和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等人的幼儿教育思想，他密切关怀祖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关注和重视幼儿教育的发展。
首先，必须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早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关于必须重视幼儿早期教育的理论就十分明确和中肯。他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中明确指出：“幼儿教育实为人生之基础”。“凡人生所需要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幼儿的关键期，因此，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应该特别重视这个时期的教育及对幼儿的培养。
其次，幼儿教育事关国家民族幼苗的成长。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陶行知认为：“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小学教育应当普及，幼稚教育也应当普及”。农村，城市都应该普遍建立幼儿园，保证幼儿就近入学。
再次，开办幼儿园，开展幼儿教育将有利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在城市当中开办幼儿园，可使“女工既不必心挂两头，手边又无拖累”，妇女能够安心地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农忙时节，农民有很多农活。所以，幼儿园是小孩很好的去处，同时又可以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教育。
二、创办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大众的幼儿园
1.创办幼稚园的原因
当时中国现有的幼稚园存在种种弊端，主要有“三大重病”。一是外国病，即仿效外国，不顾中国的国情，从形式到内容上的整体抄袭。二是花钱病。即费用太大，普及太难，不易推广。三是富贵病。幼稚园学费高，只有富贵子弟可以享受他的幸福，贫民是没有份的。
2.幼稚园三条改革方针
面对上述弊端，陶行知指出，要发展中国的幼教事业，必须根治仿效他国的顽疾，端正正确的办园方向。一是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适合中国的国情，充分运用眼前或中国已有的音乐，诗歌，故事，玩具以及自然界来陶冶儿童。二是把费钱的幼稚园化成省钱的幼稚园，即打破外国偶像，依据周围社会所提供的经济条件，普及幼儿园的发展。三是把富贵的幼稚园变成贫民的幼稚园。人人都享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因此，要把幼儿教育办成整个国家儿童的共享物，让劳动大众的子弟能享受到其中的幸福。
此外，在建设适合国情，节省费用的，裨益平民的幼稚园的幼教思想指导下，陶行知指出，从事幼教事业的人们，要善于发现这种教育事业的“新大陆”，明白什么地方最需要最欢迎幼稚园，并致力其开拓与发展。
三、幼儿教育的普及要改变训练教师的制度
一是要注重合格教师的训练，其中最难问题之一是幼师的培养及其来源。在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上，发展幼稚教育首要的事情是解决师资培养机构的创办，因此，幼稚师范是培养幼师的重要途径。二是创办“艺友制”。“艺友制”是凡以朋友之道教人艺术或手艺者，谓之艺友制教育。在实践探索中，通过幼稚园自身的教，学，做，通过边干边学来训练和培养幼师。陶行知先生在改变幼师训练制度，广开幼教师资来路之际，还着眼于师资质量的提高，教师不仅要受到严谨的卫生训练，同时还要使他们的训练达到“五项目标”，即“看护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儿童的伴侣”以及“乡村妇女的朋友和导师”。三是呼吁国家教育部门，组织人才，搜集和审查国内外已有的幼教资料，采用科学的方法编制适合儿童的需要，能力，兴味和情感的教材与课程。在立足本国条件的基础上，吸收外国“一切关于幼稚教育的经验”，创造一种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今日之幼稚园”。
四、幼儿教育思想的理论意义
在中国的幼教发展史上，陶行知先生的幼教理论和实验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于中国学前教育的改进和发展来说，其理论建树和事业建设值得人们总结和借鉴。
1.他对幼儿园“新大陆”的发现，指出了中国幼教事业的发展道路。在工厂和农村附近办学，不仅有利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还有利于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而且还有助于儿童自幼接受教育，健康成长。
2.他创办的幼儿园“艺友制”，为幼教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师资来源。这对今天农村幼教事业的发展及解决农村女性知识青年就业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3.有助于中国幼教事业重大“转向”的完成，由“移型他国”的西洋化转向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由富商转向贫民的普及化，由专注城市社会幼教事业转向注重农村幼教园。
五、幼儿教育思想及实践经验对新时期幼教工作的启示
陶行知先生不仅提出了这些理论，他还躬行实践，他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幼儿教育工作提供了借鉴。
1.热爱幼教事业，具有对工作脚踏实地地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他在南京城外创办的举世闻名的晓庄学校，并鼓励晓庄教师要为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2.勤俭办学。陶行知先生在当时办学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发扬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在艰难的条件下创办幼儿园。
3.博爱的办学思想。陶行知先生创办幼稚园的出发点是真正服务于劳苦大众的。他处处为家长着想，为幼儿着想，为穷苦人着想。
4.教育应该走向农村。我国现在的幼儿园和幼教师资，在城市已经比较普及和饱和了。但在农村大部分地区，幼教事业还只是起步阶段。所以，把幼儿教育事业转向农村，让农村的孩子也受到良好的学前教育。
5.不要照搬外国的东西。我们应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继承传统的有益经验，但也要虚心向世界各国学习，众长。
参考文献：
[1]申林静.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2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