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洛大鼓的发展
河洛大鼓起源于20世纪初，是以洛阳方言为载体，以说唱为表演形式的兼顾视觉与听觉的民间艺术。在表演的过程中一边说唱、一边表演，观众不仅可以得到一场视觉盛宴，而且可以收获听觉享受。可以说河洛大鼓是洛阳琴书和南阳鼓儿词的结合体，它不仅具有洛阳琴书的优雅，同时融入了南阳鼓儿词的通俗，因此，河洛大鼓也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河洛大鼓表演所需的设备极其简单，舞台布置也少了现代表演中所饱含的奢华。一张桌子、一把折扇、一个钢板、一面书鼓便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舞台，并不需要太多的现代化乐器伴奏，可以没有伴奏直接开始表演，也可以简单地以秦琴、三弦作为伴奏，质朴的舞台设置、简洁的伴奏、通俗易懂的说唱、熟悉而又亲切的腔调都传递着一种劳动人们的质朴，透露出洛阳人民的直爽。河洛大鼓主要通过说唱的方式讲述人们生活中的小事，也讲述古人历史，更多的且最受人们欢迎的是讲述历史发展中的那些英雄豪杰的历史传奇。不仅可以娱乐大众，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向人们渗透美好的传统道德观念。然而，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更好地顺应时代的要求，赶上时代的步伐，逐渐摒弃了家乡方言，遗忘了此类古老的民间艺术，使得河洛大鼓跟其他民间艺术一样，逐渐被世人遗忘，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
（二）河洛大鼓的文化价值
河洛大鼓近年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原因就在于河洛大鼓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诸如民族文化价值、民俗文化价值、语言学价值等，并且其传承已经受到威胁。首先，河洛大鼓具有较高的民族文化价值。河洛大鼓以说唱的形式和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讲述，而讲述的故事大多数传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好德行。举例而言，河洛大鼓中有一个叫作《慈母经》的曲目，用生动形象的故事、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诫人们要孝敬父母。再比如一名为《酒色财气与名利》的曲目，用质朴的语言向人们传达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健康的人生追求。其次，河洛大鼓具有较高的民俗文化价值。所谓的民俗是指民间风俗，包括当地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河洛大鼓中的《朱买臣休妻》曲目，讲述的是朱买臣的妻子嫌贫爱富，强迫朱买臣休掉自己，然后再转嫁给一个比较富有的石匠的故事。故事生动形象，使人们在听表演者说唱的过程中既能够对该地区嫁娶方面的一些风俗有所了解，还能向人们传递传统嫁娶观念。又比如《兰老汉拾钱》曲目，这个尤为简短的故事包含了当地关于丧礼的一些风俗习惯。由上述例子可以得知，河洛大鼓的民俗价值不可小觑。除此之外，河洛大鼓还具备一定的语言学价值。河洛大鼓说唱时以洛阳方言为主要载体，而洛阳方言中的诸多词汇存在着古音的痕迹，腔调与众不同，语法也不同于现在的普通话。因此，河洛大鼓一方面使听众在欣赏该艺术时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洛阳民俗的质朴，另一方面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二、河洛大鼓的生存现状
河洛大鼓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该时期较为有名的河洛大鼓大师，往往会受到人们的喜爱，甚至有些表演者只要上台，无需多讲便能使现场观众欢呼雀跃。当时由于一些地区比较偏远落后、经济欠发达，河洛大鼓是人们少有的娱乐方式之一，所以受到追捧，还有些地区办丧事或者喜事都请大师来进行河洛大鼓的表演。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方式趋于多样化，人们被眼花缭乱的各种表演所吸引，逐渐开始追求奢华的表演，从目前河洛大鼓的发展来看，其生存环境令人担忧。河洛大鼓的发展和传承之所以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原因大体涉及三方面：其一，缺乏优秀的领军人物；其二，缺乏优秀的传承人选；其三，缺乏变化和创新。河洛大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追捧，到七八十年代达到鼎盛，当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说唱表演者，如今这些表演者大多已经年迈，无法再继续登台表演。而近年来，学习河洛大鼓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数量无法保障，人员的表演质量也就无从谈起。河洛大鼓缺乏优秀的继承人。河洛大鼓是一种优秀的民间艺术，不仅传承着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记录了河南洛阳的一些风土人情、民风民俗。河洛大鼓以洛阳方言为载体，以生动形象的故事为讲述内容，通俗易懂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使听众倍感亲切，这是河洛大鼓受到人们喜爱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娱乐方式单一，部分人因单纯的喜欢而选择学习河洛大鼓的表演，部分人因河洛大鼓表演可为其带来理想的经济效益而参与学习。现如今，娱乐方式多种多样，喜欢这种传统艺术的人越来越少。河洛大鼓简单的道具和单一的表演方式决定了要想切实学好河洛大鼓，务必要靠勤奋来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而有天分又肯努力学习河洛大鼓的年轻人则少之又少。除此之外，在当今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岗位可供年轻人选择，这些岗位带来的经济效益远比靠表演河洛大鼓带来的经济效益多得多，种种原因导致学习河洛大鼓的人逐渐减少，而现在能够欣赏河洛大鼓这门艺术的人也越来越少，使得河洛大鼓的表演者缺乏表演机会，无法获得丰富的表演经验，这些因素造成的结果就是河洛大鼓缺少优秀的继承人，使这门艺术濒临失传。河洛大鼓缺乏变化和创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想不被社会淘汰，人们只能加快脚步跟上时代的步伐，而河洛大鼓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娱乐诉求，无法吸引年轻人的注意，无法使其喜欢上这门艺术。如果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促使他们去了解河洛大鼓进而喜欢上河洛大鼓，就必须改变河洛大鼓的传统表演模式与表演内容，使其蕴含现代气息，实现河洛大鼓的传承与发扬。
三、河洛大鼓的保护和发展
首先，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加资金投入。政府是进行河洛大鼓艺术保护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中流砥柱，在河洛大鼓的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政府具有一定的引导性，因此，可以利用政府这一特性，制定一些针对河洛大鼓这门民间艺术保护、发展和继承方面的规章制度，使得对河洛大鼓的保护不仅仅停留在提升自愿保护的层面，而是提升到法律的层面，对河洛大鼓艺术实施强制性保护。现如今媒体行业迅速发展，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电视、网络、广播等各种媒体，对河洛大鼓予以宣传，使人们逐渐了解这门艺术。还可以通过组织诸如河洛大鼓的历史发展、河洛大鼓的文化内涵等有奖竞猜活动，举行大型免费表演的形式，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关于河洛大鼓这门艺术的知识。另外，政府需要加大对河洛大鼓艺术传承和发展的资金投入，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进行河洛大鼓大型表演竞赛，这样的活动既可以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河洛大鼓，又可以为新一代河洛大鼓传承人提供表演机会，使他们积累更多表演经验，为传承人的培养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来奖励那些在河洛大鼓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使更多的人意识到政府对河洛大鼓传承与发展的重视，以此提高大众对河洛大鼓艺术的保护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更多的人从事河洛大鼓艺术的传承及发展事业。
1.中华文化的源头在河图洛书。理由是：作为群经之祖的《周易》，既是儒家十三经之首，亦是道家三玄之首。这一群经之首开篇于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源于八卦，而八卦生成于河图洛书。《周易》之中，圣人作八卦而则“图书”，这一“则”字，说明“图书”时间上具有领先性，意义上具有根本性。所以说“图书”是中华文化之源。除在中原地区的文化遗存中寻求证明外，受蚩尤制历与纳西族保存中原古乐的启示，刘先生将研究询证的范围扩大到中原以外的区域。在与汉族同样崇拜伏羲的彝族文化中，获得了重要发现。“河图洛书”的图形不仅被彝族同胞完整地保存，而且他们先祖对“河图洛书”的解释也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彝族文化认为“洛书”在先而“河图”在后。“洛书”表达的是一年分十个月的十月太阳历，“河图”表达的是一年分十二个月的阴阳合历。无论十月太阳历还是十二月阴阳合历，其来源均是对日月星辰的观测与记录。将天文观测的结果以数字形式量化，即为历法。天文历法出现于文字之前，所以用抽象符号表示。“洛书”，彝族同胞认为是上古先贤传下来的，由奇偶之数组成，具体图形为：上九下一，左三右七，四二为肩，八六为足，五居中央。一三九七，四个奇数分居四方；二四六八，四个偶数分居四隅，以此图形表达了十月太阳历的基本结构。即一个奇数代表一季（行）72天，一个偶数代表18天，四个偶数和亦为72天，居四方与居四隅的奇偶之数代表了五季，每季72天，共360天，分为十个月，一月36天。此外一年中还有5、6天，作为每年大小两个年节的时间单列，不再计入月。冬至为大年，夏至为小年。大年3天，小年2天，闰年大小年均为3天[1]98。不仅彝族，苗族古历也与此相似。阴阳五行学说，也在此中出现。十月太阳历中，一年分寒暑，寒为阴，暑为阳。阳主生长，阴主收藏；十个月中，奇数月为阳，偶数月为阴；一日之中昼为阳，夜为阴。
2.五季即五行，依次用木火土金水表示，五行相生相克之哲理由此而生。五行生克，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基本图谱也由此构建。进而，天干地支也由此衍生，在十月太阳历中，十个月月序，依次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来表达；每月36天，分为上中下三旬，每旬12天，12天的顺序依次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来表达，这就是天干地支。“河图”在彝族文化称“付拖”，汉语译为“阴阳联姻”，虽与“洛书”均为彝族同胞的历法表达，但“河图”表达的却是阴阳合历，即考虑月相周期，兼顾太阳周年运行而制定的历法。年依据太阳而定，月依据月亮而定。一年分四季12个月，一季90天；月有大小，大月30天，小月29天；每月2个节气，每5年2个闰月，每年平均365.25天。“河图”虽同样由奇偶之数组成，但与“洛书”的奇偶之数的分别出现不同，其奇偶数是联合出现的，具体图形为：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央。以三八论春季、以二七论夏季、以四九论秋季、以一六论冬季，共四季360天[1]97-98，再加上两个过年日和闰月，平均一年仍为365.25天。在十二月阴阳合历中，“干支”功能发生了改变，十“天干”用于记日，十二“地支”用于记月。圣人“则”“河图洛书”，在很大程度上“则”的是历法。这，应该也是诸子推崇“图书”的理由。“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天文到人文，总根在“图书”。
二、河洛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意义
1.“图书”对于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在天文历法、阴阳五行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其重要的七方面分而述之。其一，“图书”与时空：无论是十月太阳历还是十二月阴阳合历，使时空有了法度，可以度量，可以依据。《后汉书·律历下》:“在天成度，在历成日。”太阳在天运行，以度计算；历中记载，以日计算。日行一度，历中一天，日周天365至366度，历中365至366天。日为时间单位，度为空间单位，时间空间在此构成一体。日周天一次，大地经历春生秋杀、生死枯荣，正是大地万物生长凋零的一个完整过程。时空万物，于历中构成了动态不已、循环往复的一体关系。可以说，“图书”奠定了永恒的时空观。其二，“图书”与“十二律”：十二律对应于十二月，是阴阳合历的伴生物。《周髀算经》说：“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由历法而至音律，由天地运行的变化规律抽象出十二音律，《礼记》有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同和，就和在太阳与地球的不同对应关系上。十二律，经明朝朱载堉整理后形成十二平均律并传入西方，成为今天世界通行的标准音律。其三，“图书”与阴阳：前文对于十月太阳历与阴阳关系已论及，不再重复。无独有偶，与彝族十二月阴阳合历相似的苗族古历中有两个重要节日阳旦与阴旦，就是冬至与夏至。旦为初生之意，冬至被称为阳旦，夏至被称为阴旦。冬至时，太阳直射于南回归线；夏至时，太阳直射于北回归线。阳旦阴旦实际是阴极阳极，冬至为阴极，夏至为阳极；阴极生阳，阳极生阴；冬至阳气初生，夏至阴气初生；阴阳二气反复转换，无限循环。所以，“图书”确定了阴阳两极，发现了阴阳转换规律。其四，“图书”与“以天文论人文”的思路：“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制器”。以天文论人文，就是要论出制器的智慧。天生万物，人制器具，这是源头文化所开创的基本道理。制器就是发明创造，制器的智慧和准则，都来源于天道天文和大自然的启示。无论君子与圣人，都应该以天理天则为坐标为人为事，即应“崇效天”。原因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道大公，人亦应无私，这是圣人之理。天行刚健，人行自强不息，这是君子之理。以天文论人文，还论出了“化天下”与“卫天下”的哲理，即以文化化天下，以利器卫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图书”确定了以天文论人文的基本思路。
2.图书与诸学科：李约瑟院士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六章《中国科学之基本观念》开篇处，清晰地点出了中国古代科学的三大基本观念即五行、阴阳、卦图。文中说：“本章我们将论及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中心问题。这就是早期中国本国自然主义者所拟成的基本观念或理论。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出讨论的主要课题共有三项：其一，是‘五行’的理论；其二，是宇宙间的阴阳理论；其三，是古人竭尽心力而完成的《易经》符号结构的科学（甚或是原始科学的）用途。而把把卦图寄给德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对阴阳八卦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它以阴阳简明自然的方法表示了所有科学原理。”事实上，中华先贤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设备，却曾拥有甚至超越西方的各类学科理论，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这一切，大多源于“图书”所蕴涵的阴阳五行之论。所以可说“图书”奠定了中华文化与各类学科的理论基础。其六，“图书”与天人合一。天地人三者之间，是“分而为三，合而为一”的关系。“图书”所表达的历法的基础是对于日月运行等天文现象观测，目的是为了采集瓜果，捕鱼狩猎，插秧下种等农事所需。“天如何，人如何”，人时必须合于天时，人序必须合于自然之序；同样，人德必须合于天德，人理必须合于天理；推而演之：人位于天地之间，上不能伤天，下不能害地，天人方能和谐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系统论，曾经创造了利用自然而不伤害自然的中华文明，也为中华大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哲理支持。“图书”奠定了天人合一的系统论。其七，“图书”与成语、格言：立竿测影，影长为益，影短为损；长极而损，短极而益等成语，毫无疑问绝大部分与天文历法相关，包括满招损，谦受益；物极则反；原始反终，终者有始；否极泰来；穷则反，终则始等，也是或产生于竿下的日影变化，或源于北斗星斗柄的旋转。《周髀算经》中的：“冬至夏至，为损益之始。”……均与“图书”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图书”创造除了一批永不褪色的成语与格言。
三、结语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銚”、“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銚、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超级秘书网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顼;《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顼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顼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顼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顼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顼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着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着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着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 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铫、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 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着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着《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着”)。(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顼;《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顼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顼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顼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顼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顼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着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着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着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关键词】人地关系；龙山文化晚期；河洛地区
1.气候因素对洪水的影响
1.1气候与洪水产生
距今5000到2000年之前，地球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阶段，地表平均温度较高，在此阶段，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都出现了相应的文明，而在此之后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降温事件。这次大降温对古文明产生了巨大打击，古埃及、美索不达比亚古文明，古印度，古希腊都因此产生了衰落，中国对于此次降温也有相关记载，《竹书纪年》中有“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的记载。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贵州董哥洞，湖南莲花洞，湖北神农架山宝洞，辽宁本溪水洞的石笋记录都显示这个时间段有一个弱季风期。[1]很多其他古气候证据也都说明这个时间有一次大的气候变化。
降温影响的不仅仅是温度，还有季风环流。按照现代季风理论进行推测，降温导致了东亚夏季风强度减弱，季风北界南移，导致黄河和珠江流域江水减少，同时黄淮和长江流域降水增加，呈现南北旱，中间涝的格局。黄淮长江流域受季风影响，雨量增多并集中在夏季，势必形成洪水。因此可以推测，居住在河洛地区的原始居民曾经历频繁的洪水灾害。
1.2气候与洪水治理
尧之时，浩浩荡荡的洪水包围了山岭，淹没了平原和庄稼，人们居无定所，深受其害，面对洪水肆虐，尧在四岳的推荐下先后任用了鲧和禹治水，并取得了成功治水的成功，气候好转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前文提到的降温事件过后，气候随之复苏，时间上降温事件的结束时间恰好对应于夏朝的始建时期，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制服洪水可能得益于气候的好转。一般认为从暖期向冷期的气候转变往往是相对缓慢、逐渐的， 而从冷期向暖期的转变则是快速的、突变的， 一旦气候好转， 气候带北移， 季风降雨正常化， 植被恢复。洪灾灾害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2]。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 先民可能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 相反由于饱受洪水灾害， 先民可能更注重结果。大禹是当时的部落首领， 领导他们治水， 将功劳归功于他自然比较合情合理。这可能是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2.地理因素对河洛文化发展的影响
河洛文化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 河洛地区，地处中原腹地，历史上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古有“居天下之中”的 说法。河洛地区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而该文化的繁荣兴盛与衰落，与地理环境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原地区，尤其是以嵩山南北为中心的颍河上游和伊洛河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中原地区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交汇，冲突，杂居和融合同化的重要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原地区有条件从周边文化中汲取营养，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从地势、地貌上来看，中原地区可以划分成三个地理单元，西部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南院，中部豫西地区处于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东部为广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4]
中原地区位于北温带，大致处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范围内，呈现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冬季受高空西风环流控制，天气晴朗，寒冷干燥少风雪。夏季季风盛行，从太平洋带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冷空气相遇，形成多雨季节。雨热同季，足以满足两季作物生长的需要。
此外，中原地区水系发达，河湖众多，除黄河外，还有许多重要河流分布其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利交通网络。黄河水系作为先民重要的水源，不仅可提供饮水之需，也为早起农业灌溉提供了便利。
中原地区大多呈黄土分布，适于粟作农业的生存和发展。黄土可以把下层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便于原始住民开垦土地，又便于农作物的浅种直播。中原地区大面积的黄土分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自然条件。[5]
居中的地理位置，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适宜的气候水文条件以及大面积的黄土分布，构成了中原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和夏文明的兴盛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地理因素对夏朝发展的影响
3.1地理环境与夏朝建立的关系
大禹治水成功，对于国家的形成，夏王朝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河洛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对于早期国家形成来说也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影响因素。
首先，河洛地区的环境最适宜于早期人类的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河洛地区近似于西亚地区的新月形地带，温暖湿润的气候、星罗棋布的河汊湖泊，肥沃疏松的黄土地以及处于亚热带边沿的生物地理特征，既有益于聚落的发展，又有利于农业的产生。
其次，地理环境是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尽管河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在古文化的发展上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但因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其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况且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出现国家的自然条件，只存于黄土层地带。河洛地区的远古居民，正是仰仗大自然的优厚赐予，仅利用木石农具从事农业生产，获得一定的剩余产品，才能够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6]。
3.2气候变迁与夏朝衰亡的关系
大量学者的研究和历史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气候逐渐转为干旱，夏王朝建立以后，这种干旱化趋势似乎一直在延续，直到夏代末年，气候的干旱化加剧，甚至出现了“伊、洛竭”的情况。夏末气候干旱化加剧，引起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不聊生，再加上夏代晚期诸王昏庸腐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灭亡。下面是一些详细分析：
第一，随着气候干旱化加剧，人们深受旱灾之苦，农业歉收，夏王朝的经济基础有所动摇。气候的干旱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人们深受其害。自古以来，农业的丰歉都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夏末旱灾造成的农业凋敝，直接动摇了夏王朝的经济基础。
第二，气候恶化的情况下，统治者本应体恤民情，励精图治，而夏代后期的几个王，要么昏庸无能，要么荒淫暴虐，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夏王朝岌岌可危。
第三，气候变迁引起商人南下，为商灭夏提供了有利契机。
第四，面对大旱，相较于夏桀的荒淫暴政，商汤却能以德服人，“以宽治民而除其邪”，人们纷纷弃夏奔商，夏王朝的灭亡成为历史必然。[7]
综上所述，大量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气候干旱化趋势不断加大，夏末河洛地区气候干旱化加剧，随着气候的逐渐恶化，人们饱受旱灾之苦，农业歉收，夏朝的经济基础随之动摇，再加上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最终导致了夏朝的灭亡。
4.结束语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诞生基点，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研究这段文化中包含的人地关系，对于我们现今社会的未来发展，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要以史为鉴，从历史遗产中汲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利的思想和方法，致力于建设在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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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洛文化；洛阳学；河洛学；包容文化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126-07
1989年9月，在洛阳召开的河洛文化研讨会，标志着河洛文化区域研究的开端，自此已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河洛文化的研究形式，也实现了由个人的自发性研究，向集体的国家重大社科基金研究的转变；实现了由地方学术团队组织，向国家学术团体以及全国政协组织研讨的转变；实现了由主要在洛阳举办学术活动，向省内其他地方、南方诸省甚至台湾举办学术活动的转变。河洛文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自2009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推进河洛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提升问题。提出和开展“洛阳学”研究应该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河洛文化研究的回顾：从初创到辉煌
1.1989―1992年：河洛文化研究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在1989年9月、1990年10月、1991年9月先后召开了由洛阳市历史学会、洛阳市海外联谊会主办的三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其中，第三次会议以专题研讨即夏商文明为主，所出版的《夏商文明研究》论文集，与前两次会议出版《河洛文化论丛》第1、2辑在内容与形式上存在明显区别，与河洛文化研究似乎也存在一定距离。但1991年8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为五周年“队庆”举办“河洛文明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河洛文明论文集》，这次会议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第三届河洛文化研讨活动。
我们从这三次研讨活动，可以看出几个特点：一是虽然大部分与会人员都是洛阳学者或河南学者，但也邀请了一些国内知名专家出席会议。如出席第一届河洛文化学术研究会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芝荃、杜金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李先登，等等；出席河洛文明学术研讨会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宇信、杨升南、卢兆荫、宋镇豪，中国科学院的黄盛璋，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李先登，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雷从云，等等。参加这些研讨活动的还有郑州、开封等地文博系统、社会科学院和相关高校的专家和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泰国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这反映了河洛文化的研讨一开始就具有高端性和国际性。二是研讨的内容均涉及洛阳历史考古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河洛文化相关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如韩忠厚的《试论河洛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陈昌远的《先秦河洛历史地理与河洛文化历史地位考察》，李先登的《河洛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窦志力的《河洛文化浅说》和《河洛文化的内涵与特性述论》，任华光的《根在河洛》，杨彩霞的《“河洛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初探》，王新年的《河洛文化的地域和特点》，窦志力、刘佐泉的《客家“根在河洛”考》，黄明兰的《谈河洛文明》，蔡运章的《河洛学导论》，等等。
2.1993―2003年：河洛文化研究开拓阶段
第一，河洛文化的研讨活动走出洛阳。值得关注的是于1993年10月在巩义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巩义市人民政府举办的以“洛I与河图洛书”为主题的“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成果丰硕。河南、北京、河北、江西、安徽、江苏、湖北、山东、湖南、山西、辽宁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国的代表共174人到会，收到论文105篇。其中，涉及河洛文化的文章有戴逸的《关于河洛文化的几个问题》，程有为的《河洛文化略论》，李昌韬的《河洛文化的形成及发展》，许韶立、王庆生的《论地理环境与河洛文明》，张天周的《客家根在河洛论》，徐晓望的《论河洛文化的南传与闽文化的崛起》，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河洛文化研究已经在洛阳以外得到重视。另一次研讨活动是2002年10月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河南大学、河南博物院、河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在郑州主办的“河洛文化与台湾”研讨会。这次会议共有60余位代表参加，所收论文更侧重于两岸在姓氏、民俗、移民、语言等方面的关系，不少台湾代表就是从这次活动开始与河南建立了持久的联系。①此外，2002年8月，河南省组织的“中原文化台湾行”活动，在台北举办了“河洛文化研讨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王永宽研究员专门作了题为《中原姓氏寻根概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议。到巩义、郑州甚至到台湾举行研讨会，是河洛文化影响力扩大的具体表现。
第二，河洛文化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置。1992年6月，由省社科院与巩义市联合组建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1992年至1998年），是目前所知的国内第一家河洛文化的专门研究机构，该所立足于对洛I与河洛文化的研究，不但承办了“炎黄文化与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出版了《洛I与河图洛书》一书。洛阳工学院（今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所、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分别于1995年、2002年相继成立，实现了高校河洛文化专门研究机构的新突破，至今这两个机构还在发挥着重要的学术作用。此前，1995年6月，国内知名学者倡导成立“中国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和1995年9月洛阳市委统战部隶属的“洛阳河洛文化研究院”，都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建立河洛文化专门研究机构的热情。②
第三，河洛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除了前述若干本论文集外，一是在《文史知识》1994年第3期推出了“河洛文化专号”，张世军、张岱年、张书田、刘家和、韩国磐、朱绍侯等专家和领导的文章，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后，引起了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注。二是洛阳和郑州学者出版了一批专著。如史善刚主编的《河洛文化论纲》，2003年出版的12本“河洛文化系列丛书”；周文顺、徐宁生主编的《河洛文化》，郑淑真、萧何、刘广才主编的《根在河洛》，张华、萧河、刘广才编著的《台湾河洛郎》，等等。据我们对2004年之前的河洛文化论文的粗略疏理，这一阶段在河洛空间概念、时间概念和定义以及河洛文化性质和地位的讨论方面，均已取得了较多的代表性成果。③
3.2004―2009年：河洛文化研究繁荣阶段
第一，河洛文化研究由区域上升到国家层面。2003年10月，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在郑州召开。2004年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罗豪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副主席陈义初等到郑州、开封、洛阳进行调研。6月，河洛文化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在郑州正式成立并开启了工作机制。9月，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11月正式举行了“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2006年2月，在罗豪才、张克辉、张思卿、陈奎元等全国政协领导的倡导下，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正式在北京挂牌成立，标志着河洛文化研究由地方主导而上升为国家主导。
第二，河洛文化研讨活动在河南四处开花。2004年11月，在郑州举办“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代表150余人到会，收到论文93篇，会前将论文正式结集为《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4月，在洛阳召开“第五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4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240多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2007年10月，在安阳举行“第六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26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33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2008年9月，在巩义召开“第七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3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53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2009年10月，在平顶山举行“第八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5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80余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姓氏文化》。此外，2008年11月，“中原文化宝岛行”活动期间，在苗栗举办了“2008年海峡两岸河洛文化论坛”。时任河南省政协主席的王全书作了《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文化》的主旨演讲。2009年7月，在台湾举办了河洛文化与台湾姓氏座谈会，时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的邓永俭作了《河洛文化与台湾姓氏》的演讲。2009年12月，时任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的徐光春在中国文化大学作了《河洛文化与台湾》的专题演讲。这一阶段的研讨活动规模大、主题明确、规格高，使海内外参会嘉宾对河南有了更深的了解，提高了河南在海内外的文化影响力。
第三，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带动河洛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2004年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研究――河洛文化起源传承与影响”获准立项，截至200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河图洛书探秘》（王永宽）、《河洛文化概论》（程有为）、《河洛文明探源》（李绍连）、《图说河洛文化》（杨海中）、《中原移民简史》（任崇岳）、《固始与闽台》（李乔、许竞成）等专著，以及前述8本论文集。2006年9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获得立项，2009年与2010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史善刚等）、《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安国楼等）、《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杨海中等）、《河洛文化与宗教》（温玉成等）、《河洛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薛瑞泽等）、《河洛思想文化研究》（董延寿等）共6部专著，共计230余万字。与此同时，薛瑞泽与许智银的《河洛文化研究》、徐金星与吴少珉主编的《河洛文化通论》等两部专著以及洛阳历史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河洛文化论丛》第三辑、张素环与刘道文主编的《河洛文化研究》、徐金星主编的《河洛学与民族圣地研究》等3部文集也陆续出版。此外，《光明日报》还刊发了李学勤、刘庆柱、许顺湛、李民、王子今、程有为、王永宽、高秀昌、谢重光、汤一介、杨海中、朱绍侯等专家的12篇文章，以及以杨海中执笔的《河洛文化：连结海峡两岸的纽带》的长篇文章。这对河洛文化的宣传都起到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4.2010―2015年：河洛文化研究扩展阶段
第一，河洛文化研讨活动走向东南地区。2010年9月，第九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广东广州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代表300余人到会，会议收到论文126篇，会前结集出版了《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2011年4月，在台北举办了第十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4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28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台湾文化》。2012年10月，第十一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江西赣州举行，150人参会，收到论文102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2014年6月，在福建厦门举办了第十二届河洛文化研讨会，2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10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2015年10月，在台湾新北举办了第十三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15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70余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台湾》。河洛文化的研讨活动，走向广东、江西和福建，尤其是两度入台，极大地提升了河洛文化的影响力，也使河洛文化研究更接地气，更加促进了河南与东南地区的文化互动。
第二，河洛文化的国家课题成果丰硕。河洛文化的研究仍得到全国社科规划办的大力支持，2009年4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闽台关系研究”获得立项，已出版《河洛文化与客家优良传统》《河洛文化与赣鄱文化》《台湾知府陈星聚评传》《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综论》《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述论》等专著。2012年3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及创新”获得立项。此外，洛阳学者推出《河洛文化论衡》的专著，反映了洛阳学界对河洛文化研究的最新观点。
二、河洛文化研究的反思：成绩不小，问题不少
1.研究者对河洛文化研究的反思
河洛文化进入繁荣阶段后，参与者和研究成果数量虽然较前一阶段明显增多，但也出现了人员参差不齐和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等现象。对此，韩石萍在研究河洛文化若干问题时，将“河洛文化研究应注意的问题”作为专门的部分，她认为这些问题包括：“第一，研究方向不明确。对河洛文化中的某些问题反复研究，资料反复使用，抄录现象比较严重，叙述多、创新少。第二，研究不够全面、均衡，过于偏重某一方面。对考古文物方面研究较多，而理论性、综合性研究缺乏探讨。”④同时，她也强调河洛文化应选择一些重点研究课题，以提高河洛文化的研究水平。石玉梅也谈到河洛文化研究的不足，不仅是“对本地域特色的研究不足”而且是“对河洛文化渐进式辐射的研究不足”。⑤这些不足有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薛瑞泽、许智银在探寻河洛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时认为，研究队伍几乎谈不上整齐划一，研究选题无目的，不能有的放矢，研究队伍不稳定，研究很难全方位展开，这些显然制约了研究的深入。⑥李晓燕在谈到河洛文化研究的瓶颈时，也谈到“如何整合河洛文化研究的力量，如何使河洛文化研究既深入又普及等等”⑦。这些都是河洛文化研究整体上遇到的困惑。
从研究的“旁观者”来看待河洛文化研究问题似乎更能“入木三分”。李振宏在谈到河洛文化研究时认为，虽然“在国内诸多地域文化研究的比较中，河洛文化研究算是一个亮点”，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浮华而不繁荣、热门而不深入”，最关键是“主流学界的参与不够，学理性方面的探究不够”。因此，“抛弃急功近利式的浮躁，吸引学者的加入，推进学术性的探讨，是今后河洛文化研究深入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⑧
河洛文化研究有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通病，这种研究与特定学科研究有一定的距离。由于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学术的规范度明显受到了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入。所以稳定研究队伍，自始至终都是河洛文化研究的关键。
2.组织者对河洛文化研究的反思
河洛文化研究的组织者是河南省政协与全国政协的领导。在第三阶段开始前的准备时期，应该说在郑汴洛召开专家座谈会，比较多地听取了专家对河洛文化研究的意见与建议，而且还到湖北、湖南、安徽等地进行调研，学习借鉴其他地方在区域文化研究方面的经验。
自2006年开始，河洛文化研讨要注意的问题都引起了研究会领导的关注。如2007年，郭东坡会长在安阳会上提出“河洛文化研究要突出重点”“要加强河洛文化与相关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2008年，陈义初常务副会长在巩义会上提出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其中有一个就是“发掘与扬弃的关系”，这就说明河洛文化有优秀的和糟粕的东西，需要“批判糟粕”。王全书主席也提出“要多做深度研究”。2009年，陈云林会长在平顶山会上，在对河洛文化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时也提出“研究要不断深入”“队伍要积极整合”。尤其是在2012年，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的换届会上，邓永俭常务副会长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整合研究力量方面，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在合作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争取有新的突破；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比较研究方面还需要进行有益的探索；两岸合作与海外交流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等。”⑨因此，河洛文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得到研究会领导的持续关注，有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解决。如河南与东南地区研究力量的整合、研究课题的协同攻关等。这些在其他地域文化研究中似乎不好解决的问题，在河洛文化研究方面协调处理得相对比较好。
3.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路径探索
2014年12月，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等单位，在郑州联合举办“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2014）”，这次论坛的主题就是“河洛文化的回顾、反思与前瞻”。这次会议汇聚省内长期参与和关注河洛文化研究的专业研究工作者以及来自北京的知名专家和领导。徐光春顾问提到了对河洛文化基本问题的关注，即要研究河洛文化的“源”“脉”“形”“核”“位”“力”。这对于深入开展河洛文化研究无疑具有启迪意义。⑩
学界对于河洛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河洛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不等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给予了充分的认知。刘庆柱认为“河洛文化是古代中国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载体”“是古代中国国家‘政治文化’的软件――思想文化、人文文化物化载体之源”“开启了多民族国家的新时代”。B11因此，河洛文化支撑“国家统一”的政治使命是不言而喻的。宋豫秦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对历史时期河洛文化的特质进行研究，认为这一地区的地形、气候、景观、资源等自然生态系统，经济、区位、文化、政治等社会生态系统，组合而成“复合生态系统比较优势”B12，从而成为古代中国的核心。这实际上是从一定的学术高度回答了河洛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似性，这也正是河洛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键所在。
河洛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简单归纳为“学”与“用”的问题：一是关于河洛文化基本问题的认识。涉及河洛文化的地域范围、基本概念、特点内涵等，这些问题从河洛文化研究开始便已提出，在持续的研究中不断有人涉及。“对河洛文化自身内涵、特点、形态、传播与辐射等，从人类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角度切入进行全面深入的学理探讨，用科学的方法，通过与不同地域乃至异国文化的对比，梳理其内容、概括其个性，是非常必要的。”B13实际上，“河洛文化研究需要向学术性回归，需要展现地域文化魅力。将河洛文化置于学理性的视野下进行考察，摒弃一般性的泛泛而论，在研究深度上下功夫，揭示河洛文化的丰富内涵”B14。因此，学术回归，并在基本问题上形成共识极为重要。二是要加强对洛阳的研究。河洛文化的核心是洛阳，不研究洛阳，犹如花朵的心是空的，没有核。洛阳长期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的问题搞清了，河洛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搞清了。尽管“河洛文化等同于洛阳文化，认为河洛文化是洛阳的地域文化”B15是有失偏颇的，但是研究河洛文化“要特别重视洛阳”B16，要“紧紧抓住洛阳这个河洛文化的核心，深化研究，扩大影响”B17，旗帜鲜明地叫响洛阳学，应该是河洛文化研究下一步要关注的事情。三是河洛文化研究的成果要普及和利用，要形成产业。河洛文化研究成果涉及惠民问题，涉及让更多的人接受问题。能否形成“河洛文化产业带”B18，能否形成“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B19，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河洛文化研究的提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势在必行
1.回归洛阳是河洛文化研究提升的标志
第十四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洛阳举行，标志着河洛文化研究在繁荣扩展之后，回归到河洛文化的源头地。从1989年由洛阳学术单位开启河洛文化研究的大幕，至今已有近30年时间。河洛文化研讨在这期间尽管大举扩展，在域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河洛文化研究要重视洛阳，洛阳历史文化研究是河洛文化研究的关键，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深化河洛文化研究就应将河洛文化上升到河洛学这个层面，这种观点尤其在洛阳学界较为盛行。“河洛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学科，即河洛学，也取决于它有与其他学科区别的典型特征。”B20实际上学科之间有差异，才会成为一门新的学科，而不同的地域文化也是因为差异而有不同的命名。“河洛学就是以洛阳古代历史文化，现代城市发展和未来发展战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B21这种学科所强调的“综合性”实际上与地域文化的古今延伸并不矛盾。无论是河洛文化还是河洛学，没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河洛文化研究的侧重点虽然在历史文化，但也应包括河洛地区的当代文化和文化资源的利用。
学界在讨论河洛学的时候，对于河洛学所表述的内容，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蔡运章认为“‘河洛’既是古代河洛地区的称谓，也是历史上洛阳的别称。河洛学就是以洛阳历史文化、现代城市建设和未来发展战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B22徐金星则从三个层面解构河洛学。他认为：“河洛学是研究河洛文化及其价值与意义的综合性学科。”“河洛学是研究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探索其理念、价值与精神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河洛学是以研究洛阳历史文化为基础，以建筑有古都风象的现代洛阳为目的，为洛阳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的前瞻性规划的综合性学科。”B23虽然不少人关注到河洛学的中心问题在于研究洛阳，但程有为对河洛学则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与“中原学”“河南学”相比较，“河南地域文化学的名称，‘河洛学’是最佳的选择”。B24程先生不但将河洛学界定为“河南地域文化”，而且时间上以古为主，地域上以河南为主。
在讨论河洛学时，大家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河洛学要高于河洛文化，或者说河洛文化研究积累到一定高度时，可以提升为河洛学了。实际上，从国内区域文化研究的历程看，文化与学科在有的地方是并行不悖的。北京学的提出，并不是研究北京文化积累的结果，而更多偏重于北京综合发展的需要。长安学则几乎是陕西历史文化的代名词，而长安学的提出，似乎并不全是长安文化研究积累提升的结果。
河洛文化的概念，经过二三十年反复研究与宣传，已经得到海峡两岸以及关联地区、关联族群的认同，这种认同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具有宽泛性，而这种宽泛性，一方面包括河洛地区较之洛阳更为宽泛，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看，更具有代表意义；另一方面河洛文化的扩展，所涉及的客家族群与闽南族群，某种意义上讲，河洛文化正是中原与东南地区相关族群联系的纽带，文化的纽带意义更加顺理成章，学科的称谓则过于严肃，而这种概念的讨论或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而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还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河洛文化研究的深入，推动更多相关联的族群去认同河洛文化，河洛文化的重点还是历史辉煌的发掘以及当代应用价值探寻。
河洛学其实还是一个历史概念，“河洛之学”“河洛学”与前述学者所讨论的河洛学有着显著差异。因为历史上的河洛学，就是河图洛书之学。河图洛书的说法由来已久，但为北宋易理大师陈抟所倡导，“自陈抟之后，河图洛书作为河洛之学，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B25。河图的历史十分悠久，其与八卦、周易有着内在的联系，成为历代儒道关注的对象，宋代的河图洛书研究成绩最大，对数字（九、十）、形状（方、圆）有着不同的解读，因此宋代的河洛学成了一门学问，并与自然科学产生了广泛的联系。B26实际上，在倡导河洛学的学者中，最早也将河洛学界定为河图洛书之学。“河洛学亦名图书学，是中国古代经学界研究河图洛书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产生于战国，兴盛于汉魏，衰落于西晋、南北朝、隋、唐，复兴于宋，千百年来，支脉繁衍，延绵不绝，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B27既然河洛学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专门学科，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连续千年的研究成果，在古今学界有明确的认知，一旦我们将已经形成共识的华夏核心文化的河洛文化界定为河洛学，在学界引起混乱与争议是显而易见的。
2.河洛文化研究提升的标志是洛阳学
河洛文化研究，在最初以洛阳为核心是正确的。这是因为河洛文化的关键是洛阳的历史文化，只有对洛阳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阐释清楚河洛文化的内涵，因此将古今洛阳研究提升到洛阳学的高度，将洛阳学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已属迫在眉睫。
一是洛阳名洛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洛阳名洛阳有2400年的历史，从战国至今没有改变，洛阳的名字深深地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辉煌联在一起。在这期间，北京的名称有燕、幽、北京、北平之变化，西安的名字有长安、西安之变。因此洛阳的名称悠久，都是其他大古都无法比拟的。二是洛阳的建都始自夏代，汉唐时为主干，北宋仍为西京，前后有15个朝代为主都或陪都。洛阳为都可以早到4000年前，累积为都时间2000余年，在中国西安、开封的东西古都轴线上，居于中心地位。洛阳为都时间之早，累积为都时间之长，较西安、北京具有明显的优势。三是洛阳的历史文化具有根源性、主干性两个明显的特点。洛阳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道学肇始于此，儒学渊源于此，经学兴盛于此，佛学首传于此，玄学形成于此，理学诞生于此。中华文化最早根源于洛阳，中华文化最早辉煌于洛阳，洛阳为中华文化圣城。四是历史上有大量与洛阳有关的文献，除正史中数量相当的有关洛阳的文字外，《洛阳记》《洛阳伽蓝记》《洛中九老会》《洛中耆英会》《洛阳缙绅旧闻录》《洛阳名园记》《洛阳花木记》《洛阳牡丹记》《洛阳名城记》《洛阳游记》《洛阳金石录》《洛阳石刻录》《洛中记异录》等大量地方文献，以及与洛阳有关的府县志书，构成了研究洛阳的文献基础。尤其是洛阳出土的大量墓志资料，更为洛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五是洛阳学的概念，虽然在国内有人提及，但真正以洛阳学命名，正式将研究洛阳的学问称为洛阳学，还是始自于日本学界。2010年11月，在日本举行了有中国、日本学者参加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B28日本以及海峡两岸的学者参加了在东京明治大学举行的洛阳学研究的国际盛会，之后在中国洛阳，韩国也先后举办了洛阳学的国际研讨会。这说明洛阳学概念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与响应。
河洛文化的核心是洛阳，河洛文化研究的提升是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目前，以城市命名的学问有长安学、北京学、泉州学、杭州学，甚至有人提出要构建张家口学。“北京学是一门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北京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规律的应用理论学科。”B29北京学更多地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应用性和科学性。而“长安学应是依托于周秦汉唐文明，对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综合性学科”B30。从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学科主导者来看，对相关对象的认识显然是有区别的。长安学更多地关注历史，研究的是盛世文化，B31而且面积涉及整个陕西，实则是陕西历史文化的代名词。而北京学则立足于对古今北京城市变化与发展的规律进行综合研究。北京学的研究与有的学者所倡导的“西安学”更为接近，因为西安学“就是通过人文的、社会的、自然的各个侧面的研究，对以现西安市为中心的自然条件基础上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中核心区域的文明形成基础，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规律进行整体研究的一门学问”B32。因此，有关西安、北京相关学科的界定，对于洛阳学无疑具有参考意义。
河洛文化的提升关键点在洛阳，但是河洛与洛阳、河洛文化与河洛学显然不能画等号。洛阳学的定义应该借鉴北京学和长安学。我们认为，所谓洛阳学应该是以洛阳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探索的学问。就范围而言，以文献中的“洛阳”，以及以洛阳为中心的洛阳地区，如河南郡、河南府的范围为研究的界限；就时间而言，以古代厚重的洛阳历史文化研究为重点，但要涵盖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文化资源利用、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产业拓展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因此，洛阳学的构建不仅有益于河洛文化的深入与提升，也对当代洛阳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中华文化圣城的确立，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河洛文化的研究已经走了27年的历史进程，要将深化和提升河洛文化研究当成河洛文化研究的重点，关键是要将洛阳作为研究重点，在河洛文化已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洛阳学，加大洛阳学的研究，已属当务之急。只有洛阳学成为国际学问的时候，才是河洛文化在学术上立足和扬名的标志。
注释
①卫怀：《河洛文化与台湾研讨会综述》，《黄河文化》2003年第1期。
②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③张新斌：《河洛文化若干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中州学刊》2004年第5期。
④韩石萍：《关于河洛文化的若干问题》，《根在河洛》，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⑤董玉梅：《目前研究河洛文化的几点不足》，《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1页。
⑥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3―55页。
⑦李晓燕：《二十年来河洛文化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1年第6期。
⑧李振宏：《大陆学界河洛文化研究的现状及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⑨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编：《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会刊》特辑（二），内部资料，2012年，第41―54页。
⑩徐光春：《在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2014）上的讲话》《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1刘庆柱：《新时期河洛文化研究的历史使命》，《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2宋豫秦：《河洛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优势》，《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3杨海中：《对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认识》，《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4王记录：《河洛文化研究的两个问题》，《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5刘红旗：《关于河洛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6杨海中：《对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认识》，《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7张新斌：《深化河洛文化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若干问题》，《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8张希清：《河洛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9尹全海、李技文：《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河洛文化研究散论》，《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20郑贞富：《河洛学与河洛文化浅论》，《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B21蔡运章、赵金昭、董延寿：《河洛学导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B22蔡运章：《河洛文化与河洛学研究》，《洛阳月谈》2016年第1期。
B23徐金星：《构建河洛学――推进、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途径和目标》，《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2014）论文集》，内部资料，2014年，第34页。
B24程有为：《关于重构河洛学的思考》，《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2014）论文集》，内部资料，2014年，第30页。
B25冷德熙：《河洛之学源流略记》，《中国文化》1991年第2期。
B26苏洪济：《河图洛书考释》，《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
B27蔡运章：《河洛学导论》，《河洛文明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75页。
B28[日]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在日本诞生》，陈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
B29张妙弟、张景秋、张宝秀等：《北京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B30李炳武：《长安学总论》，《长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