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号是商事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别不同商事主体的识别性商业标记。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商号制度，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对商号制度中的商号概念、商号权的性质、商号的特征、商号的权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完善我国商号制度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商号 商号权 法律保护 商号在不同的著述中被称为字号、厂商名称、企业名称、商业名称。它从性质上说，属于区别性标记的一种，和商标、地理标志等其他商业标记一样，被广泛使用于商品或其包装材料以及多种广告宣传媒介上，发挥着区别商品生产者及其商品或服务，承载商主体享有的商业信誉的职能。1商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意大利及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城市国家，商业经济的繁荣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从事商业经营的组织形式。为了商事交易的方便，同时也为了明示其所有人，就需要给这些商事组织取一个名称，这就是现代意义商号的始祖。2 一、 商号概念的界定 目前，理论界对商号（trade name）这一概念并无统一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商号就是企业名称或者个人姓名，是商主体在营业活动中表彰自己的名称。1通常，商主体在营业上为法律行为的时候，或者同意其人使用以便与第三人发生交易的时候，用于署名的名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商号。一般认为，商号和商业名称本为同义语。2还有些著述将商号定义为“厂商名称或企业名称”，3这些说法可称为广义的商号概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商号与企业名称是不同概念，商号只是企业名称中的一部分，如“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只有“大众”才是商号。而其他如“上海”属于地理名称，“汽车”属于行业公有名称，“有限”即有限责任，表示出资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的财产责任形式，“公司”是企业选择的组织形式。4此种观点可称为狭义的商号概念。在日本立法上，商号指的是商事主体的名称。《日本商法典》第16条规定：“商人可以以其姓，姓名或其他名称作为商号。”第17条规定：“公司的商号，应按照其种类，使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或股份公司字样。”《德国商法典》第17条的规定，商号是对外从事营业活动的商人的特定名称，它既可用于自然人，也可用于法人，并且，德国法中的商业名称与商号是同一概念。这与英国法将合伙字号（Firm－Name）与商业名称（Business Name）加以区分是不尽相同的，在德国，商号可分为简单商号和组合商号。简单商号仅仅由一姓名组成，组合商号由核心部分（一个名称）和附属部分组成，两个部分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地位。德国商号还可分为人名商号、物名商号和混合商号，人名商号由经营者姓名命名，物名商号是根据企业经营的标的物来命名的商号，物名商号始终是公司商号。根据人名和企业经营标的物共同命名的商号是混合商号，5由于德、日两国是采取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因此，其商法典中关于商号的规定既适用于个人独资，合伙组织，也适用于公司。从上述可知，德、日两国对商号的理解相当于我国广义的商号的概念，而第二种观点对商号的理解，相当于德国商号核心问题的概念。从我国立法来看，对于商号的界定是颇不清楚的。《民法通则》对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的名称称为“字号”，如民法通则第26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第32条规定：“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依法经核准登记，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将工商企业的名称称为“企业名称”，与此同时，该规定将字号等同于商号，据该规定第7条，企业名称应由以下部分依次组成，字号（或者商号），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企业名称应当冠以企业所在地省或市、县的行政区划名称，第30条规定将之参照适用于在登记主管机关登记的事业单位及事业单位开办的经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由此可见，我国立法对商号概念的使用上存在的混乱和矛盾之处，《民法通则》对字号（商号）的使用上持前文第一种观点，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是按照前文第二种观点来理解商号的。笔者认为以“企业名称”的概念包含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的名称似有不妥，因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不具有企业形态，因而以“商业名称”的概念包含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以及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较为合理，笔者建议以“商业名称”的概念取代原有立法上使用的“企业名称”的概念，并且以“商号”这一概念专指商业名称中的核心部分，即商业名称的“灵魂”，以减少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即在狭义上使用“商号”这一概念。综上，笔者认为，商号是市场主体识别系统中的符号之一，是用于表现商业名称显著特征的文字组合，是商品生产 者或经营者为了表明不同于他人特征而在营业中使用的专属名称。 二、商号的特征 作为商主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商号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一）商号具有信息性。商号的存在不仅仅是公示商主体识别上的信息，而且还包含了其他一些信息。这些的信息可能包括主体性质、价值追求、产品质量、信誉程度、经营状况、企业文化等，比如：“胡玉美蚕豆酱”所公示的信息，在其原初意义上公示的是制造者，但在此背后却影射出“质量上乘，信誉至上”的信息。 （二）商号具有识别性。商号是商主体用于代表自己的名称，它依附于商主体，是商主体相互区别的重要外在标志，表现其独立性的固有特征。具有识别性的商号也是商主体人格权的客体之一。比如同行业相同或是易混淆商号的登记排除，从而体现为商事主体对商号享有专有权，也就是说通过对使用专有的保护实现商号的识别功能。 （三）商号具有可转让性。各国一般都禁止商号与商主体分离而为单独让与，这也是它与商标的重大区别。我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企业名称可以随企业或者企业的一部分一并转让。企业名称只能转让给一户企业。企业名称的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或者协议，报原登记主管机关核准。企业名称转让后，转让方不得继续使用已转让的企业名称。” （四）商号具有经济性。作为商主体无形资产之一的商号，在选定与使用中具有一定的信息储量，并通过与其他商主体和公众的接触而得以公示，从而使商号成为商主体经营，资信等信息的载体之一，这无疑赋予了它相应的价值。事实上，商号的价值所在以及其可能产生的利益所得，构成了商号转让的经济基础。 此外，商号还具有唯一性，而一个企业却可以拥有多个商标。 三、商号的权能 商号的权能，亦称商号权（rights of trade name）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设定权。是指商号权人享有独立决定其商号的权利。 （二）使用权。是指商主体在登记的区域内对其商号享有独占使用的权利， 只要不为法律禁止性规定所约束，商主体可以在商品广告中、在合同的签定中、在开设银行账户中、在营业用章中自由使用自己的商号，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和非法使用。 （三）转让权。对于商号的转让，各国立法有不同的规定，但大致分为两类：其一为绝对转让主义，即商号不得与使用该商号的营业分离而转让，只能是与营业一起转让，或者在营业废止时转让。这些国家主要有德国、瑞士、意大利、日本等。如《德国商法典》第23 条规定：“商号不得与使用此商号的营业分离而让与。”其二为相对转让主义，即商号可以单独与其营业相分离而转让。商事主体不仅可以单独转让商号而不转让营业，而且多处营业可以共同使用一个商号，商号转让后，转让人仍享有商号的使用权和其他权利，受让人也取得商号使用权和其他权利。奉行该立法的国家不多，主要是法国。 （四）商号的禁止权。商号经登记注册后，在法律上具有排它效力，即商主体拥有禁止他人使用的权利。如果非经受让而使用其它商主体的商号则要承担侵权责任。 （五）商号的变更权。商号作为商主体的人格标识，经登记注册后即具有稳定性，不得擅自变更，但如果商主体因为生产经营的需要，则可以依法申请变更。 （六）商号的许可使用权。指商号权人可以将其商号依协议许可第三人在特定范围内使用而自己收取一定的使用费，许可人仍然保留该商号的所有权。一般而言，为了维护第三方的利益，这种使用合同应该采取书面形式并经登记主管机关登记而生效。如现实生活中的“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等。 四、商号权的性质 在权利类型上，商号权无疑属于私权利。但对于商号权的性质如何界定，学术界的观点并不统一，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观点： （一）知识产权说。对商号权权利属性，我国有人认为“商号权就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依法对其注册的商号所享有的专用权，其内容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属性，在权利类型上属于知识产权”。1商号权应作为知识产权规定于有关知识产权法中，而不应作为人身权规定于民法人身权部分。2而且《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也将商号权纳入知识产权之列，加以保护。 （二）财产权说。该学说认为商号权是一种主要以财产权为内容的民事权利。商号权不但可以给其使用人直接带来经济上的利益，而且该权利可以转让和继承 ，成为转让和继承的客体，权利人也可以享有转让利益。因此，商号权应属于无形财产权的一种，而不能被认为是人格权。因为属于人格权的公民姓名权是不能被作为转让或继承的标的的。3 （三）人格权说。这种观点认为，认为商主体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立法律人格，其人格权内容的具体表现是商号权、名誉权、荣誉权、商业形象权等4名称权的客体是法人以及个体工商户等的人格利益，名称是它们之间相互区别的必要条件。其次，名称权具有人格权的全部特征，是固有、专属和必备的权利。再次，名称权具有某些无形财产权的属性，但这是其附属性质而非本质属性。5因此，名称权（商号权）是人格权。 （四）双重性质权利说。这种观点认为商号权既是一种人身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商号权既与商主体本身有紧密联系，又是商主体财产的一部分。1一方面，对于法人等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来说，拥有自己的名称是其民事主体资格的必然归结，即使对于那些不具备权利能力的社会组织来说，它们要以团体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也必须享有名称权。另一方面，名称权也具备财产权的属性，其中，名称的转让和许可使用权完全可以作为财产权的标的。由于名称无固定形态，故属于所谓无体财产。2根据该说的观点，商业名称权既具有姓名权的排他效力，又具有财产权的创设效力，可以转让与继承。 笔者认为，如果商号权具体内容的每一个部分都表现出了财产利益的属性或人格利益的属性，则表明其属于财产权或人格权。反之，则不能轻易地下结论。就商号的设定权而言，表现为经营主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任意选取名称，他人不得干预。很显然，商号的设定权对经营主体而言有极强的人格利益，但却没有任何直接的财产利益，是一种人格权。就商号的使用权而言，它一方面表现为商号权人有权积极地使用自己已经登记的商号，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商号权人有权禁止他人在市场交易中以足以使人误解的方式使用其商号。这两方面的权利归根结底都是与商号权人自身密不可分的，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行使这两方面权利中的任何部分，这也凸显了其人格权属性。就商号的转让权而言，它无疑具有直接的财产利益，尤其是驰名商号以其效益好，信誉高而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但是在商号转让的问题上，大多数国家又都坚持商号权与经营实体一并转让的原则，或者规定在企业终止时转让，商号权转让后，转让人不再享有商号权，而受让人则成为新的权利主体，如《日本商法典》第24条规定：“商号只能和营业一起转让或在废止营业时转让；商号的转让，非经登记，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这种转让上的一体主义表明，商号的转让仍然是以商号与其营业的不分离为基础的，因为商号作为商人营业上的名称，又具有社会的、经济的功能，它所彰显的是特定商人3，这也正显示了商号转让权即使具有浓厚财产权属性，它也是以商主体对其商号的人格利益为基础的。就商号的许可使用权而言，表现为商号权人通过书面协议将其商号许可他人使用，而被许可人则按照合同规定，独立投资、自主经营，并向许可人支付相应的费用。可见，商号的许可使用权具有较强的财产属性。但是仍然应该注意，许可使用权也还是以商号权人对商号的专有这一人格性权利为基础的。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商号权的具体内容中只有商号的转让权和许可使用权是具有财产属性的，但它们仍然还是要以商号权人对商号的人格利益为基础。实际上，在民事权利体系中还有不少权利从性质上说是人格权但却有财产的属性。比如肖像权，它是自然人所享有的对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人格利益为内容的一种人格权，但是自然人却可以通过利用自己的肖像如将其肖像用于制作广告宣传等而得到物质利益，很显然，这种肖像权也体现了一定的财产属性，但我们绝不能说它是财产权。因此，若要对一个权利给予定性，绝不能只观一点而不及其余，而应该看其最基本的属性是什么。就商号权而言，它的具体内容显然包含了财产的因素，但同时它也包含了极为强烈的人格权的因素，那么能否就认为商号权是具有双重性质的权利呢？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不妥，犯有逻辑上的错误。商号权是一个包含若干具体内容的权利，如果说商号权是双重性质的，那就是说商号权中的每一个具体的权利都具有双重性质，否则这种表述便与其实际不符。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商号权中的设定权、使用权只具有人格权的性质，转让权和许可转让权在人格利益的基础上具有财产权的性质，所以，将商号权定性为双重性质的权利显然会发生前后逻辑上不一致的错误。 如果是在市场经济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笔者倾向于将商号权的性质界定为人格权，因为即使商号转让权和许可使用权可以获得不菲的财产利益，但它也是以经营主体对商号的人格利益为基础的。但是在现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号确实能给经营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尤其是知名度很高的驰名商号，它给经营者带来的财产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使人们忽视了其最基本的人格属性，所以将商号权的性质界定为“混合性权利”可能更为妥切。混合性意味着该权利的具体内容的性质是互不相同的，因而才混合在一起。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在论及商号权的性质时，最好不要用“混合性权利”这样的模糊词语，而应尽量就某一具体的权利，如商号转让权来讨论其本身的性质。 五、我国现代商号制度的完善 在市场经济下，商号日益受到市场的重视之时，给以其法律层面上的制度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完善： （一）商号注册与登记制度的完善 商号的注册涉及一个使用管理的问题，对此可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即自愿注册与强制注册相结合。对于商法人使用的商号实行强制注册，而对于商合伙，商自然人则实行自愿注册。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对商法人制度要求较为严格，其主体人格性体现得更为突出；另一方面注重对法人与社会利益的平衡，通过强行公示以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商号登记，我国现行的是分级管理体制，并且只能在“登记主管机关辖区内”行使专用权，即只有在国家工商局登记的，才能在全国范围内行使专用权。这里的专用权也就是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正是由于此种体制，从而出现了在全国有数以万计的以“同仁堂”作为商号的药店而产生问题后却难以通过现行体制得以解决，面对可能乃至实际的侵权却又无可奈何。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借鉴法国的做法，登记后的商号应赋予同行业全国范围内的保护，而不论其登记机关的级别，考虑到当前电脑网络的普及，建议创设商业名称登记查询库，这在技术层面上是完全可行的，这样不仅是对商号主体的选择创造便利，而且为登记机关有效管理提供了条件。 （二）驰名商号的保护 由于驰名商号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知名度，所以更容易获得公众的信赖，在商品购买，产品购置时往往予以优先考虑，从而可以产生可观的利益，也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商号侵权的首选，对驰名商号给以更周详的保护成为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对驰名商号的保护涉及以下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驰名商号的确认。“驰名”的认定与否决定了是否给予其特殊的保护，所以对“驰名”的认定应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对此应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商号的使用时间及其商品销售、服务范围、商号的知名度、商誉状况、商号在同行业中的层次等因素为尺度加以认定；其二是驰名商号的效力范围即对其保护的范围，驰名商号的效力应及于一切商事主体，不管其主体的性质如何，而且及于一切行业，不管其经营的业务是否同类，都给以同一保护。 （三）商号与商标冲突的解决 在市场运行中，商号只是商主体的标识之一，它可能会与其他类似标识发生冲突，这主要体现在商号与商标和域名的冲突上。商号与商标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主要区别在于商号所标识的是一个商主体的性质、来源、业务种类等，而商标所标识的是商主体商品和服务的特征、质量、用途等，但同样作为商主体标识而存在的商号与商标联系则更为突出。首先，在构成上，两者都可以由文字组成，并且都蕴含着一定的信息量，承载着商主体的信誉、形象；其次，二者都具有识别性，区别于其他商主体和商品、服务；最后，二者都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能够在使用中创造一定的商业利润。正因为这些相同点的存在，导致冲突的日益加深，即其他商主体以自己的商标登记为商号或以自己的商号注册为其商标，这尤其表现在驰名商标，驰名商号的不合理使用上。现行法律对此种行为的规范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许多商家希望通过同一注册求得自身保护，即在商号登记时完成相同的商标注册，或在向商标注册时将其登记为商号，但这却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上述行为忽视了商号与商标的区别所在。一般而言，商号登记在先，即商主体成立之日，但此时将商号注册为商标可能带来成本的浪费，毕竟商号的选择不同于商标的定位。如果商号不能反映其商品或服务的特性，该商标注册对主体而言益处不大；其二，商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基于不同需要可能注册多个商标，但却不能将每个商标均登记为商号，因为商号具有唯一性，其变更也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对于没有被登记为商号的商标，仍有被使用的可能。 为了解决上述冲突，就需要法律对此进行一体保护，以规范类似标识的权利冲突。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对于驰名商标或商号给以相互跨领域的保护，禁止相互使用；其次对于一般商标或商号，将保护请求权赋予当事人自身，而将侵权认定的主体定位为法院，法官将依据使用在先原则，善意与否判断是否侵权，以及最终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对于商号的法律保护主要还是从侵权行为和反不正当竞争两个层面进行。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做法，将保护范围扩展到特殊商业名称以及商事企业在商业上使用的印刷品的标题、商号的记号以及其他区别商事企业的标记上。同时，从维护市场秩序的角度就针对驰名商号所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擅自使用与知名商号极为近似的商号，引人误认为是该驰名商号企业的商品等作出规制，以与商事法规范和商标法规范相呼应。 （四）统一立法，提高商号保护水平 纵观世界各国法律，许多国家在立法形式上，不但以民法、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不同法律为商号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而且还积极颁布统一的商号单行法来加强对商号的保护（如瑞典、荷兰等国）。即通过普通法和特别法形式予以商号以多层次，多途径的全方位保护，呈现出多样性和综合性，使不同法律之间协调、统一，充分发挥出商号保护体系的整体功能。而从我国来看，在立法形式上则显得十分零散、混乱，以致于相关法律之间在内容上往往相互脱节，各自为据，甚至互相矛盾，成为严重制约商号保护的一个主要因素。为提高我国对商号的保护水平，笔者建议，在充分发挥现行法律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及时进行修改并做好协调工作。在此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立法经验，并根据我国市场实际状况和需要，制定出一部统一规范我国商号及在我国的外国商号的单行法——《商号法》，提高商号立法的档次，以便对商号的登记、保护、转让、废除及法律责任都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规定，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武器。同时，也为整个商号法制建设的完善和提高做出贡献。 ＊上海社科院2004级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商法。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张今：《知识产权新视野》[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席建林：《商号若干问题研究》[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第25页。 1王保树：《中国商事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2赵万一：《商法基本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 3徐学鹿：《商法概论》[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4姚新华：《论商号权》[J]，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1期，第57页。 5范健：《德国商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张丽霞：《试论我国商号权立法中的问题》[J]，《国际经贸研究》1997年第1期。 2于新循：《关于完善我国商号法律制度的几点建议》[J]，《重庆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48页。 3覃有土：《商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4范健、王建文：《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第215－238页。 5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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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证据问题特别是对民商事证据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还比较薄弱，虽然我们在司法活动中不停地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但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套系统而具体的证据法律制度。毋庸置疑,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欠发达,处理民商事案件的经验和对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比较缺乏,加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长期受到“重实体轻程序、重事实轻规范”观念的影响,司法工作人员对证据规则的理性认识缺乏,感性认识也甚寥寥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匡定,民商事活动迅猛发展,民商事纠纷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复杂程度上都较计划经济机制下有了大的飞跃,这迫切要求我们建立一套完整的证据认定和运用的规则(司法制度)以规范司法行为,使法官在要件事实(指相对于法律构成要件之生活事实)真伪不明时,能适用这一规则,并能提高对证据审查的科学化、技术化,进而衡量各种利益,实现司法公正。基于此,笔者拟借鉴中外有关学说,汲取相关司法判例和司法解释的营养,尝试就民商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进行探究，以期抛砖引玉,对民商事诉讼证据立法和司法审判实践有所裨益。一、改革举证责任制度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确立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法律后果。②这种无法确定在举证上表现为当事人举证不能或不充分,人民法院依职权也无法查清要件事实的真伪，其后果是当事人承担全部或部分败诉的风险责任。依通常规则,法院进裁判,必须先确定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关系是否存在,然后才适用相应的法律来判断其法律效果。如果法院经过证据调查,表明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其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得到确定,则不产生待证事实存否不明的现象,从而不发生法院无法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情形;但,如果法院及各方当事人，由于缺乏证据无法明确待证事实是否明确时，就会在诉讼上发生事实存否不明的现象。法官仍须对案件作出裁判,因为国家禁止法官以事实不清为理由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此时,法官必须居于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之目的(解决纠纷或维护法律秩序)承担裁判义务。③法院裁判的结果,要么是原告败诉,要么是被告败诉。面对败诉的不利情况,谁应就何种事实负举证责任?在要件事实存否不明的场合,谁应遭受败诉的判决?这种法律问题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我国权威学者的解释,该条文设立了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即:(1)当事人双方都应负担举证责任;(2)谁主张事实,谁举证。就是说无论是原告、被告,还是第三人,谁主张一定的事实(包括肯定事实和否定事实),谁就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④但该规定及其学理解释,没有就何人应就何种事实负责举证,以及在要件事实存否不明的场合,法院应对何人作出败诉判决的问题,为法官提供判决的标准。我国民诉法上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民诉法第64条所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实质上并未明确何人应就何种事实先进行举证的问题,而法官又必须对诉讼作出判决,法官只得任意指定其中一方当事人先进行举证,在其无法举证,而人民法院又不能调查到有关证据的情况下，则作出对该方当事人不利(全部或部分败诉)的判决,这显然有失公正。如笔者曾审理过一起代销家具纠纷案件,原告向被告索要代销的家具款并提供了被告出具给的注明家具名称及价格的凭证,而被告予以反驳(否认)称原告的家具尚未售完,要求退还剩余家具,而经法院查明被告同期为原告等多人代销家具,一审法院责令原告举证证明被告处的家具不是自己的,因原告举证不充分而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在二审中,我们合议庭认为,原告主张积极事实(家具已售完)并提供了被告出具的注明家具名称、数量及价格的收到家具凭证,而被告主张消极事实(家具未售完)却不能提供证据表明尚存的家具是原告的,故二审改判被告向原告偿还剩余家具款。本案存在一个如何理解举证责任分担的问题。民事诉讼中的查证与审证相分离是必然要求,依照我国现行审判方式改革的有关规定,在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之间,当事人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法院只在审案必须时才进行一定的证据收集调查活动。即将法官的庭前调查取证活动限制到最低限度,使法官把主要精力放到审查判断证据上。对此,有必要建立证据审查和采纳、证据排斥、证据推定以及证据的运用等一系列证据规则。确定一系列的证据规则,既利于法院直接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出结论,避免不必要的查证,又利于法院在双方证据矛盾而又无法查实的情况下正确确定举证责任的分担,避免不必要的自由裁量, 另外也可杜绝伪证现象的发生。⑤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主要包括:(1)建立证据的申请、审查和异议制度。即对于当事人需要通过法院行使权力介入诉讼而收集证据的,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在审查后作出是否调查取证的决定。当事人有权在法院认为该案件不属其应调查取证的范围时提出异议,不提出异议者,在上诉审中将丧失出示该项证据的权利。(2)确立“证据优先”原则。“证据优先”指当事人的一切主张必须有毫无可疑之证据相佐证,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推翻另一方当事人时,就必须承担败诉的后果。它摒弃了法官“自由心证”所带来的弊端,真正体现出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意义。(3)明确规定证据的审查判断原则,也即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借鉴世界各国司法制度,规定一个适于我国国情的原则来规范法官审证的思维。这种审证规则应当是法官在双方当事人都认可或无正当理由反驳的基础上,借助科学的逻辑推理、判断科学、因果关系论、说服学、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知识等,从探索人在进行判断时的具体过程和思维规律入手,认可、排斥和矫正人的判断活动,达到法官的内心确信,以确立证据的证明力,从而弄清案件事实。(4)明确举证责任分担的基本原则。举证责任分担上应遵循如下原则:根据法律或经验法则,或根据法律政策的精神,以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就当事人之间的待证事实,参酌其请求及主张,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照此原则,举证责任的分担,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律,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有经验法则可依循的依经验法则；既无法律规定又无经验法则的,则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理的分配。⑥在实体法对举证责任分配有明确规定的,依规定；在没有明文规定,即发生法律漏洞或规定不足时,在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法院可利用法律解释方法予以补充。在损害赔偿问题方面,例如医疗纠纷、交通事故、产品责任、环境公害等损害,法院应在受害人的举证责任方面,利用责任的分配,使之趋于公平。二、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上明确证据的解释规则以及证据间的效力原则。对证据的解释,必须遵循鼓励诚实信用、维护公平交易、尊重商业习惯和保护商业利益的原则。⑦证据间的效力问题,指不同的证据或同一种类的证据间的效力层次问题,也即在两个以上的证据间何者更具优先采信的效力。作为裁判案件事实的法官,必须自觉遵守并科学地完善证据规则,坚持尽量以最有证明力的证据定案,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盲目自信已经达到绝对真实,以谦虚诚实的态度对待人类判断能力的局限。在证据间的效力层次上应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l)书面合同的明确规定优于根据常理推定得出的结论； (2)两份原件存在冲突时,则经手写体涂改者其真实性劣于未经改动者；(3)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优于其他部门出具的证明；(4)与事件发生时间近的证人证言回忆优于与事件发生时间远的回忆；(5)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弱于其他证人证言；(6)对事实的正面证明优于侧面分析；(7)推定证据不能对抗原发证据；(8)当事人在庭审质证时对证据明确表示认可,此后又反悔的,不能推翻已认定的证据；(9)对格式合同有争议条款的解释,制作者相对方的解释优于制作者的解释；(10)一项文件中,手写部分的效力优于印刷部分；(11)当事人发现先前的陈述不利于己时的更正陈述劣于最初的不利于己的陈述。以上列举的几项证据间的优先效力问题尚不能涵盖所有情形,笔者提出这一问题仍然是基于证据的解释原则,力求最大限度地发现事实,使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更逼近于自然事实,进而法官能作出更相对公正合理的裁判。三、建立和完善举证时效制度所谓举证时效,是指当事人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举证,方为有效,超过一定期限举证,人民法院可不予采纳。其目的主要是保证案件的审限,提高办案效率,实现诉讼经济,体现诉讼效率和效益的价值取向以及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进攻与防御力大致均衡)。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举证时效制度,加之法官和当事人审限观念不强,当事人举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案件由于当事人举证不及时而不得不无期限地延期开庭或多次开庭,成为造成案件久拖不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 ,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该条规定实际上包含有举证时效的含义,但由于该规定尚不十分明确,尤其是合理期限的确定上,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约束,加之当事人的举证时效意识不强,造成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并未真正落实。2009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六条及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虽对举证时限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但对理论界提出的答辩失权制度未予明确，且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材料的，一方面规定“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另一方面又规定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当事人仍可提供“新的证据”(在《规定》第四十一条对一、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的范围作了界定；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明确了“视为新的”证据的情形；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解释了再审程序中“新的证据”的范围。)这种规定从某种意味上反映了最高审判机关难以绕过现行法律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等)进行制度创新，又想通过司法解释有所作为却不想冒太大风险(如被指责为“造法”)的矛盾心态。
笔者认为，按举证责任的形式来划分,可将举证时效划分为主张人举证时效、反驳人举证时效和对应人举证时效三种。这三种举证时效在法律后果上所产生的效力明显不同:主张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不能在举证时效届满举证,或不能提供证据线索供法院调查取证的,其主张法院将不予支持,主张人将承担不利于己或可能败诉的后果；反驳人在对他人的主张提出否定时,要在一定期间提出足以推翻他方主张的证据,否则,就要承担反驳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反驳人如果能够提出足以推翻他方全部或部分主张的证据而不按期提出证据的视为其放弃权利,也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保存对他方有利证据的对应人,在接到法院通知后的有效期间内,应及时把有关证据提交法院，如逾期不交，则认定主张人所主张的某项事实不存在,并由对应人直接承担或同义务人连带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于社会成员间确实客观地存在着先天条件和后天环境的差别,确实存在着弱者和强者的差别,故在举证责任期限上不宜搞“一刀切”,当事人及其人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举证责任是否能够被真正落实。基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的法律意识有较大差别、法官在分配举证责任和限定举证责任期限上,应首先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素质差异大等“本土”特点,将两种庭审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承办法官应注意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使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尽可能地得到发挥，力求使诉辩双方的攻击与防御能力大致均衡。为更好地体现设立举证责任时效制度的优越性,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应不失时机地对当事人的举证进行指导,行使好释明权，视案件的具体情况限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并向其讲明有能力在限定期限内举证而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不能自行举证而又提供证据线索向法院申请查证的，法院也应本着认定负责的精神，依法审查判断是否属应予准许情形，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对经依职权进行调查后仍无法查证的,仍由当事人承担法律后果。四、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人权利保障机制1、我国民诉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这就决定了证人的客观性，在人身上的不可替代性,证人不能指定、更换和代替,该规定只原则性地规定了作证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既为法定义务,违反此义务应受何种惩罚并无具体规定。实践中,明知案件真相而拒不作证的现象较为普遍,直接阻碍了司法审判公正的实现。为此,宜在立法上增设拘传条款,对经正当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证人拘传到庭;被拘传到庭仍然拒绝作证的,对有意作伪证,隐匿、毁灭重要证据或隐匿罪证的,或者对司法工作人员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侮辱、诽谤、殴打伤害、报复陷害的,可以妨害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适用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的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于立法中规定“藐视法庭”罪,予以刑事处罚。同时立法上应明确国家工作人员有前述行为的从重处罚,并由主管机关酌情予以行政处分。2、建立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制度。证人作证尤其是出庭作证,需花费一定时间精力和费用,还会影响证人的工作或生产经营活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经济补偿,不仅有失公平,而且客观上会大大影响证人作证的自觉性,从而影响案件裁决的质量,所以有必要建立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证人出庭作证的误工费、交通费、生活补助费、住宿费等应比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补偿。补偿费用宜在诉讼费用中列支,由败诉方负担。《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在审判实践中，宜由法院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人因出庭作证而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生活补助费、住宿费等予以审查，组织当事人各方进行质证并最终确定费用的合理数额，责令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并最终根据争讼案件的裁判结果确定当事人各方承担的费用数额。3、严格对证人的人身、财产的保护措施。实践中,为阻挠证人向法院提供证词,当事人或其近亲属不惜采取种种手段,如对证人进行威胁、侮辱、诽谤、殴打、损坏财产等,使证人不愿不敢出庭作证,从而掩盖其行为违法的目的。对此类行为,无论是发生在诉讼过程前,还是诉讼中或诉讼行为结束后,都应依法予以严惩。我国现行刑法第307条、308条分别对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以及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作出了刑罚规定。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民事诉讼中,因伪证而致重大损失的亦应比照刑法作出 相应规定,给伪证人以刑事处罚。4、规范证人参与诉讼的程序,建立证人具结制度。根据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应建立证人立保证书及宣誓制度。证人宣誓在西方各国是早已确立的一项制度,实践证明,这一手段可以有效地约束证人本身的行为,保证其作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同时也能够体现法律的权威和法庭的庄严。5、明确证人的权利义务。法律应明确规定证人的义务有:(l)接到司法机关通知后,应当按时到场或到庭作证;(2)依法作证,除有特殊情况的以外,都应当出庭作证;(3)应当如实提供证言,不得有意作伪证或隐匿毁灭证据;应当客观陈述亲身感知的事实，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不得宣读事先准备的书面证言；(4)在法庭上应当接受审判人员、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的询问和质证;(5)应当遵守法庭秩序,不得哄闹法庭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伤害司法工作人员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6)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隐私的证据,除向司法机关如实提供外,应当保密。证人的权利包括:(1)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陈述证言；(2)除与系争事实有关的问题外,不接受询问；(3)有权阅读自己陈述的笔录,认为记录有误的,可以请求更改、补正;(4)因出庭作证受到的经济损失,有权要求补偿;(5)得到保护,不受不相关的、不适当的或侮辱性的提问和暴力或侮辱性行为的侵害；(6)对他的留待时间不得超过案件审理利益所需要的期限；(7)证人的答复可能使其被判有罪和遭受刑罚的,有权不予回答,但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8)证人的人格名誉不受侵犯,证人的答复可能损害其名誉的有权不予回答,除非其名誉正是系争事实或者是可以推断出系争事实的事实。综上,笔者对民商证据制度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改革或完善的建议,应当说时下理论与实务界对民商证据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对中国证据法的启蒙与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使用。笔者建议我国在证据法的立法上,应少走弯路,在总结中国本土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国外证据制度立法上的一些先进成份和丰富经验,洋为中用,尤其是汲取判例所确定的证据规则的营养,使我国的民商证据制度建设成为推进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的法律动力。注释:① 陈敏：《中国民商证据规则草案(讨论稿)1998.9.1》，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第4期,第32页② 叶自强：《举证责任及其分配标准》，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七卷,第168页③ 陈刚：《证明责任法的意义》，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第99页④柴发邦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⑤庄淑珍、向俊：《浅谈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新举措》，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2期,第69页⑥同②第209页⑦同①第34页
[关键词]协商民主；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12-0026-06
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同时又在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和法治环境四个维度上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作用。法治秩序、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和平等自由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法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又是大力推进协商民主的外部环境和保障条件。这是因为，以会议协商为直接表现形式的协商民主，并非每一次协商都是既成的现实而只是可能。要使协商行为变成现实的民主，变成一种民主习惯，就必须制度化。形成民主制度的前提是人人遵守这种制度，这就既需要人的法治自觉更需要依靠强制力的保障。法治就是这种强制性的力量，是协商民主制度重要的保障条件。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四个法治维度当中，法治道路是法治建设和发展的路径选择，它体现的是往哪走的问题；法治理论是法治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指导，也就是指导法治实践活动的理念问题；法治体系是法治建设和发展的联系形式，是法治自身内部各要素以及法治与其他方面的关系问题；法治环境是法治建设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影响。这四者，法治道路是根本，法治理论是灵魂，法治体系是要求，法治环境是条件。在推进协商民主发展中，法治道路对协商民主的作用体现在，它决定了协商民主需不需要法治的问题，关系到协商民主自身建设和发展的目标设定和建设路径。协商民主的法治道路就是建设法治的协商民主，就是协商民主的法治化问题。法治理论对协商民主的作用体现在通过什么样的法治理论来建设协商民主，用什么样的法治思想来推动协商民主走法治道路。没有法治思想、法治理论的指引，就不可能确立法治道路，走了之后也未必能坚持下来，甚至还有可能走上歧路。法治体系对协商民主的作用是体系化的保障协商民主体系，协商民主程序、机制、制度、体制、体系是多层多维复杂的，哪一层级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都会影响整个协商民主的效果，因此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体系就是满足协商民主体系建设的诉求。法治环境对协商民主的作用是为协商民主建设提供各方面法治的要素和条件，创造法治的环境和氛围，使协商民主文化与法治文化相交融，促进协商民主健康发展。
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基础上发展协商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法治中国的根本道路，中国民主制度的法治化建设必须走这条法治道路。全面依法治国既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体系化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法治保证，也为协商民主指出了法治建设路径。
1.法治道路是协商民主发展的根本道路
全面依法治国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法治道路就是让人民群众通过规范化、制度化并由法治保障的协商民主程序，实现平等、公正、有序的协商议事，共同协商讨论关乎人民群众自身权益的事务，以此彰显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就是方向，如果道路的选择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人民的期待，就会缘木求鱼、南辕北辙，注定走向失败。我国协商民主的法治道路，必然要与我国法治建设和发展的道路相一致，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反映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是对法治建设经验的总结。选择这条法治道路，是缘于中国近代法治曲折发展的教训：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法治建设的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法治成果被窃取，军事独裁背离人民的法治进程，促使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也是缘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法治建设的探索所取得的有益经验和“”使法治遭到严重破坏的沉痛教训。同时也是缘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缘于对西方国家优秀法治成果的批判借鉴的实际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能够确保协商民主沿着正确的法治道路进行建设。
法治道路对协商民主的具体作用体现为：一方面，使协商民主实际运行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有法可依。作为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协商民主是平衡社会利益的一种民主方式，这种方式必须与法治相结合，走法治道路才能维系持久。法治的平等性、长期性、共同性和强制性特征，可以使人们公正、有序、合理、自觉地处理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可以避免陷入每一件事都要临时定约解决的困境，因此，法治是协商民主处理各种矛盾的蓝本。全面依法治国所确立的这一法治道路为协商民主规划好法治的方向航道，使协商民主的发展更稳健、更具有生命力。另一方面，使协商民主适应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要求。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有各种指标，在民主政治领域，民主的制度化与法治化就是民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民主的过程只有通过法律确定下来，得到法治的保障，民主制度才能够稳定持续，才能使民主的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走法治道路就是通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标准，全面依法治国就是通过法治的标准来规范协商民主的发展，使协商民主依法而建，符合现代化要求。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中协商民主的法治基础
法治道路之所以是协商民主的根本道路，是由两个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顺应法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法治是社会进步的优秀成果，是人类自我治理选择的最佳方式之一，在一定程度超越了人治与权治的局限，使人类社会能更公正、更有序地治理自身。法治文明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同历史阶段的法治发展水平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传统、思想文化传统和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呈现出不同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是由低水平、小规模、简单化、分散化向高水平、大规模、复杂化和聚集化方向演进，因此人类的治理方式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朝着更人性、更理性、更科学、更体系化趋势转变。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人治是主导的社会治理方式；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的影响占主要地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法治是最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虽然不同历史类型的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治理方式不同，但法治思想和法律法规却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走法治道路，建设法治社会是人类的一贯追求。二是由改革的客观要求决定的。现阶段，我国的改革进入到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挑战，既要克服根深蒂固的旧矛盾又要克服不断出现的新矛盾，社会变化起伏波澜，利益诉求之强烈，思想交锋之迅猛，对民主制度带来极大考验。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任务之艰巨复杂可想而知。因此，只有“以法治思维化解矛盾淤积”[1]，以法治为强有力的后盾才能有效维护民主制度的稳定。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有在法治的保证下，协商民主才能更好地完善自身建设进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确保法治道路对协商民主的法治基础和保障作用，必须确保协商民主走正确的法治道路。这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的发展要求，即按照法治道路的规定性来规范协商民主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从而确保法治道路对协商民主基础和保障作用的根本要求。首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也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政治特色。离开政治的法治是无以为继的，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党的领导始终是推动依法治国全面展开、有序进行的重要保障。我国协商民主的法治建设也要坚持党的领导，并贯彻到协商民主建设的全过程，为协商民主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法律法规、法治思想进而法治制度产生的社会制度平台，规定了法治制度的运行空间。我国协商民主走法治道路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这是协商民主法治建设的制度框架与制度依托。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2]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建设协商民主，决不能沿袭西方自然法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法治理论，要使协商民主法治化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维护人民主体地位，确保协商民主体系建设更科学、更有效、更符合法律规范。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引下发展协商民主
全面依法治国明确提出了法治建设的总目标，为此必须贯彻法治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提出，为我国协商民主的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坚实的思想基础。我国协商民主建设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引下向前推进。
1.法治理论是协商民主法治践的理论基础
法治理论对协商民主发展的作用是，为协商民主的法治实践活动确立正确的目标、设定法治的价值理念和提出法治的方法选择。协商民主的建设是法治化的建设，是法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离不开相应的法治理论的指导。法治理论一方面产生于法治实践，反映法治实践的需要，是对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概括。另一方面法治理论也为法治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推动法治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继承法治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领域法治实践和法治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建设法治中国的理论基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法治理论指导。
法治理论对协商民主法治实践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是法治理论为协商民主法治实践提供价值评判依据。法治是对利益关系的规定与调节，法治理念的产生是基于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当新的利益关系所形成的价值理念与原有的价值理念产生不协调甚至冲突时，就需要进行价值评判，需要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准。这就需要法治理论提供评判依据。因为，法治理论总结了历史上有关法治价值的认识，能够为实践中的价值问题提供解答，同时也推动法治价值理论的完善。因此，一定的法治理论能够为协商民主的法治化建设、为协商民主过程所涉及到的价值判断问题提供法治价值评判依据。二是法治理论为协商民主法治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导。协商民主法治实践面对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涉及到多种多样的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因此，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必须采用合理的、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方法。法治理论也是法治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法治经验方法的总结，能够为协商民主制度的制定者和参与者提供法治方法的指导。三是法治理论为协商民主法治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支撑。相对于法治理论，法治实践总是处于能动的状态，特别是当原有的法治理论不能满足新的法治实践需求时，法治实践的创新就会被提出来，并需要法治理论为法治实践的创新提供认识上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材料依据，以此推动法治实践的创新发展。
2.协商民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协商民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重要理论指导，是因为该理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法的认识不能从法的抽象形式、法的理念来理解，也不能单纯从法的理论演变来理解，而是要从法背后的动因，也就是法的形成条件，即“根源于物质生活条件”[3]p591来理解。法是相对于经济基础的法律上层建筑，法的内容反映的是经济关系的内容。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的法律进行批判时就已经指出，法律是阶级意志的体现，阶级意志本质上就是生产关系的意志，“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3]p48可以看出，法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法也是有阶级性的。我国现在的法治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反映，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所确定的生产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的法治思想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资本主义法治思想开始于启蒙运动时期，在封建专制制度，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由此体现的价值理念上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对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主要的理论渊源是从古希腊城邦时代的自然法思想中演变而来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来看待法和人的权利，认为“支配宇宙和人的理性就是自然法”，[4]它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准则。资本主义的法治思想名义上是全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得到法治的保障，实际情况是只有少数资本家才充分享有法治的保障，因为法治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经济地位，大多数人则无法真正享有法治保障的权利。
坚持法治理论对协商民主发展的理论指导作用，必须巩固和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理论同时又不断创新，才能使法治理论更好地指导协商民主的法治的民主实践。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指导，不断发掘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真理性，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并在实践中结合每一个具体的法治实践活动，不断丰富新内容、创造新形式，使之注入新内涵。协商民主法治实践的发展就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基本原则指导下，确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思想。就协商民主的各个环节、民主协商的程序、机制、制度等进行法治的设计与规划，反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使协商民主每一制度的建设都能体现法治精神，都能有利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民利。
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规范下发展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体系是协商民主各种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应了协商民主体系化建设的实践诉求。
1.法治体系规范了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
法治体系对协商民主的作用，就是体系化地保障协商民主体系的建设，使法治体系与协商民主体系相互联系，彼此嵌入到各自的体系中，连接成民主法治的一个整体。协商民主体系的每一个环节、机构、程序、制度的设定，都要有法治的确认、监督与实施，而法治体系的要素、结构、功能和过程的展开，都需要经过协商民主体系的认可与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反映当下国情，满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而构建的法治体系。该体系分别由法律、实施、监督、保障和党内法规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且每一个方面又是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每一个体系都在各自的范围内对协商民主建设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法治体系对协商民主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为推进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提供基本遵循。法律体系是法治体系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立在法律体系基础上。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能够促进完备的协商民主体系的建立，同时科学的法律体系能够为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提供科学的指导。二是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能够促进协商民主体系效能的构建。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能够使社会利益关系、人民群众的权益问题及时带入到协商民主制度内进行商量讨论，通过法治规定的协商民主机制，保障各参与主体的权利，通过协商民主程序做出决策，达成协商结果，并有效实施。三是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能够保障协商民主的全部协商过程受到有效的监督，在协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协商结果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侵犯了协商主体权益等方面，得到有效监督，使协商民主体系朝着更公正、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为协商民主体系的建设提供坚实的保障，协商民主体系是涉及多个领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配套的法治保障体系为支撑，协商民主体系就很难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也很难持久下去。五是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为协商民主得到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保证提供支撑和基础。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及党的领导的坚强有力是建构协商民主体系的根本保证。现代政治生活由政党主导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政党作为相对独立的组织，必须有完善的法规规范自身的行为，这样才能焕发出党的活力，对领导和推进协商民主体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支撑了协商民主的建设诉求
协商民主之所以需要法治体系的支撑，是因为协商民主是体现民主原则的制度形式，民主原则是在处理政治、经济、社会等事务中体现出来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具有不同层次、不同地位、不同范围的特征，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结合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在处理事务时必须既体现民主原则，又把握好整体性，协调好各种要素，发挥民主的制度化、体系化作用。协商民主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包含大至国家社会、小至单位个人的社会民主系统工程。如此宏大的体系建设没有法治体系的支撑是难以实现的。协商民主体系与法治体系不是相互独立、自洽的封闭系统，而是相互融合、联系紧密、相互发挥作用的体系。当前协商民主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更好地发挥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反映人民意愿诉求、解决人民利益矛盾的民主制度形式，建成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这一目标的实现，没有法治体系的保驾护航是难以完成的。
确保法治体系对协商民主体系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必须使法治体系与协商民主体系紧密联系起来，使法治体系的各个部分能够参与到协商民主体系每一个维度和层面的保障上来。一是在协商民主过程这一维度，需要构建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如协商民主的程序规范机制、危机预警机制、群众参与机制、意见采纳机制、决策落实机制、意见反馈机制、监督评价机制等，使协商民主过程有机统一，使协商民主体系处于动态的运行过程，各种协商机制的构建则要纳入法治体系，得到法治体系的配合与协调。二是在协商民主参与主体这一维度，各派、人大、政府、人民政协、人民团体和涉及到相关权益的群众等，都是协商民主的参与者，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权力范围与责任的划定等，同样需要法治体系的确认。三是在协商民主组织结构这一维度，从中央到地方以至于到基层单位等，在诸如协商民主体系的地位、权力的配置、组织结构的功能、职责范围等方面，以及各自内部的不同职能部门的构建、彼此的关系等，同样离不开法治体系，需要得到相应的规范与保障。
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环境下发展协商民主
法治环境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外在条件，是全面依法治国所要塑造的法治的社会环境。同样，这一社会环境也是一种法治条件，是社会其他方面可以借以利用的法治资源。全面依法治国对协商民主的基础和保障作用就直接体现在这一法治环境中，它提供了各种法治的要素和资源。
1.全面依法治国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
法律是规范和调节经济利益的产物，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器。从现代社会法律的形成过程看，法律产生于民主认同。协商民主制度既是法律法规产生的制度形式，也是法律法规所要规范的目标。只有得到法律规范的民主制度，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通过协商民主程序做出的决策才具有权威性。法律法规能为协商民主程序的机制，如群众参与机制、矛盾协调机制、意见采纳机制、决策落机制、监督评价机制等的设置提供法律依据；能够使协商民主程序、制度的制定得到法律的确认，使之成为法律化的制度程序，确保协商民主在法律的范围内，在制度的框架中有序开展；协商民主过程中涉及到的人民群众的权益，必然与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有关，因此法律政策的公开与共享，能使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路径解决问题。
2.全面依法治国为协商民主提供法治队伍保障
协商民主制度的法治建设需要具有法治素养的参与主体来构建。法治的建立是人的一种实践创造活动，因此离不开具有法律知识背景的专门队伍。法治队伍的专业化，能够确保协商民主程序和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专门的法治队伍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开展工作，能够对协商民主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进行监督，确保协商民主过程依法进行；能够对协商主体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与援助，确保协商主体的权利得到维护；能够对协商过程所涉及的法规、规章进行法理评判，对协商全过程进行全记录；能够对通过协商民主做出的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督察，确保协商民主制度的高效运行。
3.全面依法治国为协商民主提供法治氛围保障
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决定着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水平。因此，协商民主的法治建设需要良好的法治社会氛围的保障，通过塑造法治的社会氛围来促成协商民主制度内在的法治化构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2]要让人民能够真正信仰法律，就必须使法律能够充分保障人民的权益。一个对法律和法治充满信仰的社会，其协商民主制度必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建设法治的社会氛围就是为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创造条件。人民群众是法治氛围建设的主体。要让人民群众懂得法律是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工具，“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5]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教育，使人民群众养成守法用法的行为习惯，成为一种信仰和光荣，在全社会形成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氛围和法治社会氛围，为协商民主的法治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
4.全面依法治国为协商民主提供法治认知保障
协商民主的法治建设是以协商主体法治意识和法律知识为前提的。由于人民群众在受教育水平、文化背景、法律知识掌握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致使法治意识和法律知识匮乏的协商参与者，在民主协商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从而影响协商民主的质量以及协商制度的公正性。因此，必须提供相应的法律和法治知识的保障，为协商民主参与主体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服务，把法律服务体系纳入到协商民主体系的建设中。全面依法治国就是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救助制度，确保人民群众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得到法律帮助，弥补法治认知的不足，更好地参与协商民主，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在民主协商中的权利。
参考文献：
[1]用法治为全面深化改革护航――四论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N].辽宁日报，2014-10-28.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关键词：中法；宪法；部门法；立法协商；比较分析
1前言
中法两国作为东西方国家的典型代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具有典型特色，由于中法两国的立法模式及所属法系不同，将两国立法进行对比分析的文章专著不多，将中法两国协商性立法问题进行案例比较分析的文章更是少数，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就立法协商问题没有可比之处亦或是无互相借鉴之处。协商民主在法国有着深远的历史且发展较为充分，“法国所召开的等级议会与三级议会等作为商讨国家立法的重要形式，都不乏有市民社会组成的代表，而其中代表的产生来源、方式、会议事务的召开原则等方面，都有着平等协商的成份因素”。在此基础上对立法领域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如典型的调解（médiation）制度，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具体领域立法的结合所制定的相关法律具有源头上的民主性与合理性。立法协商较之于中国的发展是晚近几年的提法，我国对于立法协商的讨论一般将其置于政治协商框架内进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入开展立法协商”，明确强调“要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立法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式中被首先强调，可见党中央对其的高度重视，同时把立法协商推进到更高层次开展，使得立法协商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体系。协商性立法都强调在立法这一基础问题上的协商、讨论、斡旋，目的都是充分实现立法的合法与合理性，为立法的民主性寻求最大支撑点，因此，以中法对协商性立法的研究为切入点，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能够更加臻于完善，实现互补。
2法国立法协商概述
2.1中法协商民主语境下立法协商差异
在对法国立法协商进行阐释之前，首先要明晰中法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理解上的差异，法国习惯上将协商民主理论翻译为Délibérer Démocratique（英语为Deliberative Democracy），但较之于我国对协商民主的翻译（参见中央编译局解释），协商民主更多的被翻译为Consultation Democracy，之所以有这样的差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原因，第一，我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倾向于将协商民主置于政治协商的框架内进行讨论，立法协商作为协商民主在立法领域的体现也不例外，很大原因是与中国特色的政协制度有关，也即立法机关在立法活动中，通过政协或者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等充分听取政协委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意见的过程；第二，在中国有且只有一个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因此，对于立法协商的讨论是在人大主导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传统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包括立法协商应该是从平等主体参与协商、博弈、讨论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述，明确这种差异能更好的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来阐释法国立法协商的相关观点。
“法国革命中立法者匆匆造就的产品使得法国未能像英国一样，从不和谐的相互斗争演变为和谐的商讨过程。”翻看法国漫长的政制史与政治哲学史，其中存在着众多酝酿协商理念与设计的火花，因而法国对于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可以沿用保守主义者的思路：即协商民主理论与其说是对传统民主理论的超越和替代，不如说是对以往的零星协商资源的整合，由于法国为总统制国家，对于法律包括宪法的制定均在《立法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且或多或少的体现者协商民主的成分，以法国1958、1946和1789年宪法的制定以及具体部门法的制定为例展开。
2.2法国立法协商内涵及其具体体现
2.2.1法国宪法制定中的协商民主
法国对于协商性立法的态度存疑，典型的如法国1789年和1946年的制宪过程中存在的协商民主因子要比以往更多，但两部宪法均寿命不长并很快被废弃，相反，具有相对强权色彩的1958年宪法（戴高乐宪法）却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为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提供了范式而且为稳定法国局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协商民主理论对于法国立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民议会对于法律草案的协商成分以及由各州通过民主程序选举的参议院共同协商的民主成分构成，1958年戴高乐宪法的制定之所以能够在具有协商成份较少的前提下强力推进较长时间，源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戴高乐本人的铁腕政治。
1958年宪法的制定中协商因素主要体现在宪法草案在宪法咨询委员会和参议院的讨论以及宪法生效时的全民公投。但上述的两个过程均是在戴高乐强大的意志力推行下展开，受其个人影响较大，宪法制定期间，戴高乐多次出席宪法咨询委员会的审议会议，并在会上强力阐述自身的相关宪法思想，宪法委员会和参议院的协商过程中受戴高乐意志的影响较为严重，与传统意义上协商主体在协商过程中地位平等的基本要求不相协调。
1958年宪法中民主成分主要体现在其参议院对于宪法制定过程中民意的收集以及考量，参议院席位大多数是现任的行政官员或者过去政府的行政官员，为典型的精英间的协商，罗伯特・达尔将精英政治发展的新方向定义为“少数多重人的统治”，也即虽然协商民主强调多方的协商、审慎讨论过程，但是其仍被置于精英政治下讨论，1958年宪法在一个强权总统的主导，精英集团的协商中产生，所以雷诺说“人民代表们的整体就是国家，没有比人民代表们在公开讨论后作出的决定更能高度地表达人民意志的东西了”。
2.2.2《综合环境政策与协商法》制定中的协商
协商性立法是立法程序性价值和实体性价值的综合体现，在具体立法领域，协商性立法同样扮演重要角色。法国《综合环境政策与协商法》（Grenelle de l’Environnement），Grenelle在法语中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意义，其主要是在主管部门的召集下，相关政府官员代表、企业公司代表、社会团体代表以制定法律为目的针对特定的专题展开的协商或者辩论、博弈。Grenelle被赋予这样的意义源于1968年5月25日和26日在Grenelle街127号法国劳工部进行的一场关于劳工福利和工资水平的社会辩论。这场辩论最终形成了一项Grenelle协议，尽管协议最终没有通过立法形成法律规范，但自此，Grenelle在法语中便有了社会各方协商、辩论的含义，并沿用至今。有学者将Grenelledel’environnement译为“环境协商法”。之所以将两部环境协商法作为典型，很大程度上在于从立法体制上看，其与传统的法典制定和颁布路径不同，《环境法典》的颁布在程序上被动实现了简化，开创了法国法典化的“第三条道路”。
法国《综合环境政策与协商法》的制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其制定是在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协商大会之后，为了能最K以法律形式将环境协商大会的成果加以巩固，并对社会各界对于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加以反馈、确认，《综合环境政策与协商法》在法国环境保护部门及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最终进入立法程序。从部委制定草案、提交议会到两院审议，历时两年，《综合环境政策与协商法I》最终在议会两院均获高票通过。由于法国属于典型的单一型国家，立法模式在纵向上集中于中央，在横向上集中于议会，在涉及立法最核心问题――立法权限的问题上，法国一向十分谨慎，就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定来说，沿袭了专家政治和官僚垄断的风格，最终决策扔掌控于中央政府各部门、公职人员以及相关组织机构组成的政策团体手中。但《综合环境与政策协商法》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体制，法国表面上执行的是强制性的政策模式，但实际上实施的是与工业代表进行协商的政策。这种两重性产生于法国的“中央集权”传统（在政策制定阶段尤为突出）和合作主义的调和体系（主要在实施阶段运作）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对普通民众参与公众立法并提供批判性意见的上下互动模式的肯定，而《综合环境政策与协商法I》的制定也为立法民主协商机制的建立提供了范式，使得立法协商能够在法国其他相关部门发的制定中得以体现。
3中法立法协商的异同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以及立法协商理论的阐述较多，本文不加以展开，针对上述笔者所述，根植于立法协商的价值内涵及取向，中法两国在对此问题的论证上存在些许差异，本文仅从宪法以及相关具体部门发的角度出发进行对比阐述。
建国初，新中国的制宪权其正当性来源于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事实即人民政权的性质决定制宪权的人民性与统一性。而人民作为制宪权主体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参与制宪的过程，它通过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机关具体行使制宪权。这就是说制宪权的产生并不能自然地决定宪法的诞生，制宪权的具体行使在客观上需要一定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1954年宪法是最能够直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在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的背景下由于各方面因素包括经济萧条、政治动荡、人民知识水平低等原因不能完全靠普选产生的人大代表进行宪法草案的制定，在此基础上的各派、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各地区及人民等各方代表662人组成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人民意志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代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并由此产生了具有过渡性质的，由各阶级、各方面人士参加的，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政权的宪法性纲领文件。
3.1相同点
之所以将两部宪法进行协商层面的对比分析，很大程度上缘于两部宪法的制定背景相似且制定目标基本一致，经历过阿尔及利亚危机的法国与经历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的中国此时都需要在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国际环境压迫的前提下制定一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进行过渡，稳定国内外局面，因此，较之于法国几部宪法制定中协商因素的存在，都存在一个基础性的前提那就是宪法制定主导权的问题，不论是法国议会主导下与贵族、教士、平民的协商还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下成立的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展的与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之间的协商，都是在这个基础的框架内进行。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的是，在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宪法制定小组内部也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虽然就相关争议问题进行了协商，但实质上却使得协商流于形式，比如对于陈伯达起草的宪法草案第一稿，和其他小组成员均发表批评意见，但基本上没有被采纳。同时对于宪法草案的讨论和修改，不仅宪法起草小组内部成员进行了充分的协商、论证，政协全体会议、各派、人民团体、各省市机关领导也对此草案进行分析论证和讨论。但这个层次的协商也仅是存在于精英之间的协商，这一点与戴高乐宪法的制定十分相似，参议院席位大多数是现任的行政官员或者过去政府的行政官员参与到协商中来，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民主参与到宪法制定的协商程序中来，因此精英制宪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既成宪法缺乏民主基础。
在1954年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对民主原则的运用与法国1946与1789年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民众广泛的参与权与决定权不谋而合，在1954年宪法制定的全民大讨论中，民众对宪法的关注与积极参与制宪过程的热情构成这部宪法广泛的社会基础，为了搞好草案的讨论各地普遍成立了宪法起草讨论委员会培养报告员和辅导学习讨论的骨干分子有组织地进行宪法草案的讨论和宣传工作。与此相对，法国1789年宪法草案经过两次全名公投才得以通过，第二次高票通过的宪法草案高度符合民意，也称为法国立宪史上的一大创举。
3.2不同点
总结而言中法关于立宪这一问题上存在一个基本框架运行的共识，也即专门的立宪机构对于宪法草案的起草，精英讨论，全民协商，而协商贯穿于这三个环节，但由于两国社会性质不同，所属法系不同，在此基础上所制定的宪法自然差异较大，在宪法制定体系内针对具体的如协商内容，协商方式，协商组织形式等不尽相同。在协商组织上，法国立宪议会主持下由政府行政官员、议会议员等进行协商，对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投，而1954年宪法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主持下，各派、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参与到协商中来，虽然当时也有全民针对宪法草案的全民大讨论，但由于刚成立的新中国并未从贫困、动荡中完全解放出来，当时民众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加之中国并未有像法国一样较为深厚的民主传统，使得所谓的普通民众与精英之间上下的沟通协商效果与反馈均未城乡良好的效果。同时，1954年宪法的制定围绕是否继续沿用《共同纲领》，这部宪法是不是作为一部过渡性质的宪法等问题展开，而法国包括戴高乐宪法在内的三部宪法都是在围绕如何稳定社会局势，维护国家统一问题展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具有丰富的组织形式和长期的实践历程，但是协商民主的概念来自于西方。在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和制度形态的历史传统，汲取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成分，在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而又符合世界潮流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成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而科学规范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民主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1991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两会”党员负责人会议上首次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⑴江泽民主要是从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关系出发，着重从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的角度来分析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但是还没有归纳出协商民主的基本概念。此后，协商民主制度主要围绕着人民政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展开。1993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并规定作为基本政治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1995年1月中共中央转发《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对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规范化、制度化做出全面阐述，并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作为人民政协性质的重要内涵而确立起来。2004年6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将人民政协理论从统一战线理论中独立出来，随后逐步形成了关于人民政协的一系列思想观点，从而为协商民主理论与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2006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发展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协商民主的规定，“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中央文件将协商民主与重大决策联系起来，突出表现了协商民主在国家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07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协商民主的概念，并发展了协商民主具有共识性与多样性的特征。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协商民主制度和机制的架构，协商民主的渠道、内容和目的，协商民主的基本原则，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中的地位，人民政协实施协商民主的多种形式等重大问题，形成了“迄今为止对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建设最全面最系统的概括和论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基本内涵，也是在借鉴和发展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制度与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从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毕塞特提出协商民主的概念并用以分析美国的宪政体制，伯纳德.曼宁、乔舒亚.科恩等学者从政治合法性、参与民主等视角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到上世纪90年代哈贝马斯、罗尔斯、吉登斯等思想大师相继出版论述协商民主的著作，突出强调正当的政治选择必须是在自由、平等和理性的行为者之间进行协商的结果，从而使围绕偏好转移而不仅仅是偏好聚合的观念成为民主理论的主要观点。2000年前后澳大利亚约翰.德雷泽克、美国詹姆斯.费什金等学者将协商民主推广到社会各公共领域及国际体系甚至跨越人与自然的边界，并不断推进协商民主的政治实践和协商民意调査实验。30多年来，西方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分别从政府形式、决策机制、治理机制、公共参与等视角而延伸，平等理性、沟通交流、偏好转移、增进共识成为协商民主的核心要素。
从2001年4月哈贝马斯访问中国并发表《协商民主的三种规范》的演讲以来，中国理论界开始关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国学者通过翻译、解读西方协商民主的相关著作并联系中国民主政治实际，归纳分析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俞可平提出：“简单地说，协商民主就是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陈家刚界定协商民主的含义并分析其具体内涵：“协商民主指的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基于权利和理性，在一种由民主宪法规范的权力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中，通过集体与个体的反思、对话、讨论、辩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治理形式。”‘‘这里面就包含有这样几层含义：（1)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体制、权力分立及制衡、选举以及政党政治；（2)考虑到现代民族国家人口和疆域的规模，既强调代表的智慧与能力，也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3)承认多元分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广泛参与和对话；（4)强调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诉诸公共利益，以及公开利用理性；（5)合法性源自公民的广泛参与、偏好表达与共识达成；（6)协商是规范性理想与经验现实的结合。”[6]何包钢主要从基层民主的角度来定义协商民主，甚至把人民政协作为例外，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大众参与的公共决策机制和治理模式，是-种行政民主。”“协商民主具有多维度的含义，它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目标：即追求政治平等和决策中的审议性。它也是一种公共咨询：政治治理的手段，也是一种政治参与的过程，更是一种民主化的、科学化的决策过程。”何包钢认为：“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推广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只有当政协运用了现代科学方法来重新改变、完善自身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政协才是协商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李仁斌、李允熙等学者则提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协商民主和理念、制度和实践的基本框架”，“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最能够与协商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安排，就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平台的政治协商制度”。
目前有关协商民主制度的基本内涵的论述主要来自于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及实验，或者与中国的民主政治完全脱节或缺乏有机联系，或者从各自不同的领域与视角来界定协商民主而缺乏全局性的分析，或者从抽象的涵义及哲学层面来分析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概念的提出时间还不长，其科学内涵还依然有不太明确之处[w]，有待于民主政治实践的继续发展以深化理论内涵。因此有必要从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出发，根据中共十八大承担的时代责任及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制度建设的论述，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并以前瞻性视角来确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科学内涵。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阶级斗争构成了近三十年时展的基本轨迹；而改革开放延续的三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成时展的主旋律。中共十八大处在新一轮三十年发展周期的转折阶段，新的时代要求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而提出“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是契合当前的制度建设、时代转换以及民族复兴的时机，既坚持人民民主基本制度不动摇，同时又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从而形成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成果。
1、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本质属性。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揭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制度形态，其本质属性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现出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和包容性，既反映了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关注少数人的合理要求，最大程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集中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民民主独特优势的重要体现。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质是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拓展人民民主的内容和形式。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展示了人民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拓展了人民民主的深度和广度，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相统-，与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的趋势相适应，有助于拓宽有序参与渠道，有助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是来自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制度，而是中国人民的独创性成果。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自由主义与批判理论，同时超越了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是弥补自由民主的缺陷的产物，是对西方民主的补充或代替。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与选举民主共同产生、相互补充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制度传承，更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的丰富探索。
2、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传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制度渊源，体现了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形态和政治制度延续了数千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主要载体，孕育了和合文化以及朝议制度、谏议制度等文化特质和制度形态，造就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最初渊源。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合文化突出强调不同性质的要素之间的冲突、融合并不断发展，形成差异、斗争与共生的结合体。不同封建王朝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都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蕴含着文化进步和制度变迁，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和合文化在社会阶级领域的突出表现。
协商民主制度渊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朝议制度、谏议制度和庶民议政等制度，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形式。从秦朝开始的朝议制度，由皇帝或大臣主持的会议，对有争议的问题当庭辩论并形成结果，奏请皇帝做出裁决。朝议制度通过大臣们的讨论、商议，对不同意见进行公开论 对统治者的议论和批评的权利。封建统治者通过民众的反映，了解民心民意，形成沟通不同阶级之间的重要媒介，弥合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隔阂与疏离。
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产生提供了精神资源和文化背景，并促使形成了特有的价值准则、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与近现代民主发展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追求人民民主的伟大创举。
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和实践在我国具有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基本形式为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并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其他党派团体及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中形成了协商民主思想，先后创造出参与党内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民主政权、政治协商会议、各界代表会议等协商民主形式及制度形式，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萌芽和雏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标志着协商民主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党外代表人士，还创造了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劳资协商会议等形式，建立最高层次的协商民主形式最高国务会议、军事领域的协商民主机构国防委员会、区域性协商民主机构协作区和中央局，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与社会各界进行广泛协商，形成国家的基本制度。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渠道，建立了完善的组织体系并不断延伸发展，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中国共产党加强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不断巩固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对于扩展协商民主的活动领域、密切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发挥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进行了初步探索。同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深入到国家、市场、社会各领域，形成了立法协商、决策协商、司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实践领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领域拓展到国家、市场和社会各领域各层次，具有广泛性、多层次和制度化的特点。
在基本政治制度层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中，在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多党合作领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格局。在人民政协领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通过政协提案等各种方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
在国家政权机关层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现在人大的立法协商、政府的决策协商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协商之中，构成了各机关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人大机关的立法听证制度，政府机关的决策听证会，司法机关的司法听证等，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不断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促进立法、行政和司法各领域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发展。
在基层民主自治层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现在乡镇、乡村和企业之中，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乡镇的各种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咨询会，乡村的村民小组、村民大会和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等协商形式，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基层民主自治领域的协商民主实践，是保障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及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5、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组织机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既体现出广泛性和多层次的特点，又以人民政协作为组织形式和具有体现协商民主核心价值的独特性机构。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渠道，“在我国众多的民主形式中，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协商民主，毫无疑问应以各级人民政协作为依托、主要载体和基本形式。”协商民主是人民政协的核心内涵，体现在人民政协的会议制度和曰常工作的始终，贯穿于人民政协工作的各个环节，是人民政协发挥作用的基本职能和基本方法。
在政党、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基层各领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决策、管理、监督等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作为选举民主的重要补充而发挥作用，为领导机关、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群众自治机关的科学民主决策提供重要前提条件。在人民政协组织中，从政协委员的产生、政协会议的召开、政协曰常工作的开展，都以选举民主为重要补充，以协商民主作为基本理念和工作方法，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集中体现。人民政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机关，与领导机关、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共同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组织构架。
人民政协体现统-战线、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与人民代表大会相辅相成，共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
6、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制度形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既有广泛性、多层次的制度形态，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基本制度形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最早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基干制度”，发挥着“支柱性”制度的作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是具体的制度形态，而是各领域各层次的协商民主的综合形态。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基层各领域，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环节、重要方法和前提条件而发挥作用，构成民主政治的程序性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始终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是完整体现协商民主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必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重心，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地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优势，促进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一、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与立法实践回顾
“如果将民商关系立法体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则该范畴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对 参照系统，事实地仅以大陆法系近代以来的立法为限。”(注：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与理念的商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大陆法系各国关于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体例，即民商合一体例与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 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单行法规颁行之体例”，(注：有学者认为，在法源形式上除无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时又有大量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体例为“分”、“合”折衷体制，其与民商合一体 制不同，参见上书，第114页。)此以瑞士、俄罗斯为代表。(注：张国键：《商事法论 》，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所谓民商分立体制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 ，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注 ：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此体例以德国、法国为 代表。
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 近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民法与商法，因而我国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时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国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经过两次商法大会的 召开，最终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致流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体例 问题也无从作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法学的研究逐步复兴，尤 其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确立以后，民商法学者对民商 立法体例问题又投以了关注。其中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依据的理由大致有：1.现在社 会已不存在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般民事活动，区分民法与商法 实无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国和德国，由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内容，其商法典已经支离破碎，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商合一已成为发展 趋势。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民 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法的含义 得以丰富与扩充。5.主张民商分立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6.主张民商分立 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规范。7.主张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响应的条件，故不可取。(注：以上内容 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 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魏振瀛、钱强波：“市场经济与民法观念”，《中外法学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偶有个别学者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其所依据的理由概括如下：1.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 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进程看，民商分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从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来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于民法与商法的发 展，从而能早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3.从商法的性质、商事交 易关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征及民商分立法体例的历史和发展看，应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 。4.“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最有利于表现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 区别，并在立法形式上真实的再现民商法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而作到了形式与实际的 统一。5.“民商分立”不仅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经营活动的规律、特点在理性 基础上更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法律技术和方法完善的标志之一。6.商品经济关系的 形成是商法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商品经济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则是构成独立商法体系的 客观基础。(注：以上内容参见如下论文：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刘凯湘：“论商法 的性质、依据和特征”，《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国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研究现状反思
(一)民商立法体例并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民商立法体例问题至少涉及如下重要问题：
1.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是民商立法体例的深层次逻辑问题 。民法与商法同源，即其两者均根源于商品经济，但却不同体，两者在调整对象、调整 方法、追求的价值取向、具体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对民法与 商法的关系认识直接影响着对民商立法体例所持有的主张，对此已有学者注意到，并以 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注：见刘凯湘、徐学鹿文。)今后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应结 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2.经济、政治体制问题。民法是简单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具体制度体现出浓厚的家庭 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而商法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当商品经济关系达到比较发达或 相当发达的程度时才具备了酝酿独立商法的温床)，因而商法的具体制度体现出追求效 率、营利的价值取向。在建立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必 然要以促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核心导向(如为市场经济塑造合格的市 场主体，引导、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并进而推动以适应根深蒂固的小农经 济、自然经济的政治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体制的彻头彻尾的根本性转变，也 就是说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与我国经济政治转型有互动作用。可见，民商立法体例的选 择问题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有重大关系。
3.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近几年现代“新儒家”、本土资源论(后现代)、“现代 化”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 涉及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会体现在法学的研究中。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问题正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课题在民法学研究中的反映。对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轻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传统，商人无应有的社会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规则及应有的秩序更是无 从形成，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很明显，选择民商合一的体制 (包括有学者所称的“合一折衷”的体制)，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均体现出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这对市场经济所需求的商事主体的形成不能说是促动，甚至还可 能是阻碍。相反，选择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能够从制度上促动轻商抑商的法律传统文 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人们的法律意识、观念由表层向深层推进的流变过程，此乃民商 法现代化的外源性模式。(注：公丕翔：《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页。)
(二)民商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在研究过 程中，除阶级分析的方法外，法学家只能也必须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采 用，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及执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论、基本知识的清楚解释， 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生活的需求与我国的法制状况。但正如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 所言：“实证主义把法律同心理、伦理、经济、社会等基础切割开来的趋势，则使我们 对法律制度所能达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产生了一定的误识”，(注：[美]E·博登 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页。)实证主义有其只注重实证研究，如注重具体制度研究和法条解释，不重价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这是民法学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因为“一个好的部门法学家，都因 该具有法哲学的思维”(注：朱景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会纪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页。)而“民法法系对于哲学影响则格外开放”。(注：[美]艾伦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页。)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们当代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取得了从无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国的民商法研究迄今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对罗马法及罗马法以来的外国民 法制度、旧中国民法制度及其理论学说的阐释和评注上面。(注：徐元州：“论民法的 革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38页。)这在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问题上则表 现为，在总体上不能突破清末与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徐学鹿：“论我国商法 的现代化”，《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第39页。)这种现象发人深省。
三、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民商分立
(一)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论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现象自1995年出现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法学界对“王 海”现象的论争并没有定论，司法机关的判决也个案迥异。
对“王海类人”的定性，是司法判决的前提。如果依照有文章所倡的对“不以生活消 费需要为目的，或根本就不购买、使用商品的人同样是消费者”(注：邓鹤：“王海现 象的再分析”，《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第31页。)的说法，“王海类人”属消费 者，其当然能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救济。作为民事主体的消费者仅承担过错责 任，而作为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商事主体则应承担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但是应当 看到，“王海类人”，知假买假——诉至法院——获得加倍赔偿的行为，从一定意义上 说，是一种营利行为，如果其长期以此为业，则与以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 接受服务为目的的消费者这一民事主体显然有别，故将其作为民事主体的消费者明显不 妥。其所实施行为的营利性，与商人的营利行为无异。如将之视为商人，则不能再以消 法保护其权利，而且其还应当依法与其他商人如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一样承担其相应 的商事义务，如承担严格责任。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会导致以打假 获利为常业的“王海类人”与其他商人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以致扰乱稳定、公平的竞争 秩序。事件的发展最终也如此，1996年末，王海与中国青年报社合作注册成立北京大海 商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以公司商法人的主体资格从事打假查假方面的调查和咨询 服务。
从上述对“王海类人”的分析定性中，可以看出，依我们朴素的生活常理，对作为消 费者——民事主体，与作为以获赔营利为业的“消费者”——商事主体依法应给予不同 的调整。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基于朴素的生活常理而得出的认识反映了民法与商法在调整 对象、调整方法、及原则上各自的特性及相互间的差异性。对消费者——民事主体在购 买消费品这一民事活动中民事权利的保护应依据民法，对之应采取民法的调整方法，即 尊重消费者的民事权利和意思自由，追究不法当事人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而对以获赔 营利为业的“消费者”，对这种营利性活动，应遵循营业维持、使商事交易迅捷安全等 原则，并以强制主义、外观主义、公示主义及严格主义的调整方法对之加以调整，通过 对“王海”现象这一现实生活中实证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 调整方法及贯彻的原则方面却有不同。不同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使得他们不能互相 取代。
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方法及具体制度上的不同，反映了民法与商法各自不同的价 格取向。民法乃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格法之范畴，以使人之所以成为社会生活主体以 及法律主体为价值追求；而商法则是以市场经济作为基础与依托始能发生之结果，(注 ：当商品经济关系发展到比较发达或相当发达的程度时，商法有了独立存在的必要。独 立商法是与现代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结伴而生的。参见王春捷：“中国商法的立法形式研 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第33页。)为人格快乐法之范畴，以人生无悔，不 枉人生以及人生幸福为其价值取向。(注：高在敏：《商法的理念与理念的商法》，陕 西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03页。)不同的价值取向，体现为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方 法及制度设计上的区别。民法各项制度的调整后果是不惜牺牲市场交易秩序为代价而追 求个案的公平，以致实现民事主体基本的人格独立与被尊重，因之民法具有道德伦理色 彩(这在婚姻家庭、继承制度等方面体现的尤为突出)和伦理效益。而商法各项制度的设 计则不惜牺牲个案的公平以追求整体上稳定的市场交易秩序，以致实现效率和利益，因 而在商事法领域“无秩序胜于不公平”，德国商法典关于“恶意”(民法中的恶意)第三 人保护的规定就是明证。《德国民商法典》第366条规定，那些知道出卖人并非所有权 人，但善意地相信出卖人有权代表所有人处分物品的善意的买收人，也应受到保护。( 注：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238页。)而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理论应用于商事领域也才 能达到更合理的解说。可见，采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使民法、商法各自独立地发挥其调 整功能，实现其各自所追求价值目标和正义的社会秩序，这既符合生活的实际需要，又 合乎逻辑的理论推导。民商合一，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合一，这种简单的合并，在立法 技术和法律适用上衍生了许多问题，它不但不能解决实体商法的独立性，反而给民法本 身的协调增添了许多难度。如我国法学界关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论争就是一例。( 注：范健：《中德商法研究——第三届费彝民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 页。)民商合一不仅会牺牲民法的伦理道德价值，还会牺牲简易、稳定、安全、可靠的 交易秩序。
其实，造成“王海”现象判决迥异的情况，与我国的商事立法的现状有关。《民法通 则》关于自然人、法人的一般规定提供了确定商人的基础性条件，但它没有提供确定商 人的充分条件，即现行的立法没有为商人资格和地位的确立提供一般的法律依据和规则 。由于缺乏确认商人的一般法律依据，所以对于以知假打假为业的“王海类人”，一些 法官仅依商法学说理论将其认定为商人，而作出的判决并非合理。类似的案例在司法实 践中常见，因此针对商事立法的现状，有学者建议，另立一部商事通则，依照当初《民 法通则》的模式，将有关商事总则的内容加以规定，这克服了将之纳入民法典中所显示 出的累赘，也能突出商法的特征，(注：江平：“关于制定民法典的几点意见”，《法 律科学》，1998年第3期，第5页。)与此本质意思一致的是有学者主张的另定商人法。( 注：此观点见王保树：“商法的实践和实践中的商法”，《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 出版社。说另定商人法与另立商事通则的观点在本质上一致是因为：订立商人法，其内 容必然涉及用于界定商人的商行为(采客观主义原则)或与商人相关的商行为(采主观主 义原则)，这样商人法的内容范围与文中所说的商法总则的内容范围便是一致的。)学者 们的这些主张均体现了民商分立的立法选择，这是针对经济生活的现状作出的理性选择 。由于坚持民商合一的立法例，在新近提出的民法典草案大纲中也未能明显体现出有关 商法总则的规定，这可能是无意识的疏忽，因为“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在经济生活中 就权利交往和稳定性之功利来说，一定的私人权利主体……应履行特殊的私法和公法上 的义务，以及是否一定的法律行为(商行为)相对于一般私法来说在法律技术上更进步和 在法律适用上更简易、稳定和安全可靠时”，(注：范健：《德国商法》，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9页。)再加上轻商抑商的传统，一味坚持民商合一，会可能以 不自觉的方式使本来就未被正视其在现实生活中重要作用的商法被无意的遗忘。因而， 以商事立法现状为鉴，采民商分立体制是必须的。
(二)以法制现代化中的矛盾运动论民商分立的合理性
1.从法的价值理性与形式理性角度论民商分立的合理性。
法制现代化是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是以形式合理性为历史先导，价值合 理性优先的法制转变过程。(注：公丕翔：《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339页。)法律形式合理性集中体现为法律形式主义，其乃法 制现代化的实证标准，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运动首先就表现为法律形式主义的扩展与广泛 即法律的普遍性与专门性(即以权利和义务产生的方式界定的法规是从特定团体成员关 系的地位和期望抽象出来的)。法律的价值理性决定法律的形式理性的内容，是法律形 式理性的思想观念基础，是法律形式理性所寓含和追求的价值目标。
民法或者商法借以存在的理性形式，是借助法的科学技术而形成的法典，即民法典与 商法典。民法或商法的理性价值，是“民法、商法的内在目的”或称作民法、商法的根 本使命。民法或商法的价值理性决定着其理性形式，民法或商法理性形式，不过是用以 彰显其理性价值，并促使此价值得以实现的工具。理性形式与理性价值共同构成民法或 商法的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
如前已述，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制度上存着明显差异，因 而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法的形式理性所带出的法律形式化，即法律的普适 性与专门性，使得民法与商法的立法形式采民法典与商法典分立的形式更符合法制现代 化的形式理性，因为“民法制度极具形式理性”，(注：[美]艾伦·沃森著：《民法法 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4页。)而民法与商法各自不 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民法与商法的形式理性的内容，决定了民法与商法应各自独立成典 。
2.从促进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析民商分立体例的合理性。
如何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对于正走向现代法治社会的中国来说，是一个 重要的时代课题。民法、商法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传统的民商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 型。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抑商轻商的传统法律 文化。
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就是要将传统法律文化的轻商抑商的成分涤除，使之符 合现代化的要求。依文化哲学的理论，从文化外化和接受过程看，文化可分为观念文化 、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三个结构层次，制度文化对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有反作用。没有 文明发达的现代化制度文化，就没有文明发达的现代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注：刘 进田：《文化播学新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因而，从文化的特有的结 构层次看，先实施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转型，即从法律制度上摒弃轻商抑商的制 度形式，转而采用重商扬商的法制现代化制度类型，是促动我国传统轻商抑商法律文化 整体结构发生现代化转型的可行性进路。
在我国，重商扬商的法律制度形式，即是在立法中选择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因为民 商合一立法体制，将商法的总则内容纳入民法典，将商法分则内容或纳入民法典、或与 其他民事特别法一样，以单行法形式存在，商法的独立性、重要性无从体现，这样的法 律制度形式不具有重商扬商的特性，反而是民法领域扩大化，是彰显重民抑商的法律制 度形式。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是将民法典与商法典分立的体例，符合经济生活对法律调 整的不同需求，不仅使民法与商法各自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而且使独立商法的全貌：其 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及其特有的立法技术全方位地为人们所了解、知晓并加 以运用，使人们在市场经济的经济交往中，真正体会到商法对于经济交往的法律调整和 规制，其在法律技术上更进步，在法律适用上更容易，更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稳 定、安全和可靠，并对逐步树立起重商扬商的法律观念有重大的意义。
四、结语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大大促动了中国民商事立法步伐的加快 ，这顺应了市场经济生活的相关法律需求，并也为民法学者提出了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 新课题。这些课题的研究，没有完全现成的理论、结论可以借鉴，既要求尊重我国的国 情，又要有所创新，民商立法模式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课题。综观我国对于民商立法模 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终未形成可直接借鉴、合乎理性、有说服力的结 论性成果。故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需首先对以往的研究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一番梳 理与反思。
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实证分析不难发现，民法与商法实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其各 自不同的法律调整作用，在发挥对经济生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他们的差异性显露 无疑，因而将民法与商法分别立法，不过是对事实的一种法律表述，这将使得民法和商 法彰显其各自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其符合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对法的形式理性的追求， 而且也有利于促动轻商抑商法律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