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人疾病的胎儿起源”（fetaloriginsofadultdisease，FOAD）概念的发展和演进，DOHaD概念与生殖系统的健康和疾病有密切关系。孕期前6周，男女两性的生殖系统在外观上是相似的，至孕7周生殖腺的形态和结构才开始显现。决定性别的关键是Y染色体短臂上Y染色体性别决定基因（SRY）表达的决定因子（TDF）是性别决定的关键因子。缺失TDF的未分化性腺则分化成卵巢。不良的发育环境如营养不良、吸烟、内分泌干扰等将影响下丘脑-垂体-性腺轴（HPG）的发育，造成远期生殖器官形态和（或）功能异常。小于胎龄儿（SGA）卵巢体积减少20%，子宫体积减少38%。此外，激素增加，发育可塑性，营养状况等与远期癌症也有一定联系。在生命早期第1000天（即从孕育开始至2岁）可改变一生，改变未来（1000days：changealife，changethefuture），此时的年龄期称为“机遇的窗口”（windowofopportunity），是影响人类未来的重要时期。男女婴童此期是关键，他（她）们本身的健康和发育也会影响和关系到其自身和其下一代。2002年，周郅隆教授在国内讲授孕期营养与子育与疾病的关系。2005年起，杨慧霞、林建华教授等也宣讲妊娠期营养对后代远期影响，以及对DOHaD等予以阐述。近十年来国内有专题讨论，逐渐引起重视。所以，研究小儿妇科学也需学习和重视DOHaD概念和学说，并指导临床实践。
2正视目前中国小儿妇科学的现况
据古书记载，中国小儿妇科学早在公元700年至13~17世纪的“医心方”、“卫生易简方”、“普济方”和“女科经纶”等均有女童、少女外阴炎症，月经异常，发育异常等诊疗总结。但此后在临床，流行病学调研、教学、科研和培训等方面发展仍较为缓慢。国外早在1939年，匈牙利Dobszay首先从事女性儿童生殖器官生理和病理学研究；同年在布达佩斯建立小儿妇科学；1942年美国Schaufflor专门研究儿童期妇科疾病，出版了第一本“小儿妇科学”；同期捷克Peter在布拉格设立儿童妇科专科；1978年德国慕尼黑建立小儿妇科学，成为世界上小儿妇科研究和治疗中心。然而中国至今能坚持开设小儿妇科的医疗单位为数甚少，更无专科病房诊治小儿妇科疾病；小儿妇科相关检查的必要设备和器械短缺或没有；小儿妇科的专著仅见寥寥5册（1985年蔡桂茹教援主编《实用儿童与青年妇科学》，2003年和2008年杨冬梓、石一复教授主编第一版和第二版《小儿与青春期妇科学》，2006年郎景和、向阳教授主译《儿童青少年妇科学》，2011年郎景和教授主编《青少年妇科学》）；中国现行教材中无小儿妇科检查的叙述和介绍，相关小儿疾病几无提及，护理学中无小儿妇科的护理内容；小儿妇科专业人员甚少；更无小儿妇科专业杂志出版，也无杂志专题增刊，仅有的杂志有关小儿妇科专题讨论虽见有几次，但阐述范围及内容尚不深透，未能满足临床需求；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尚无完全有小儿妇科的专门会议；小儿妇科在医院的归属不清，应属妇科、儿科还是妇幼保健院；临床诊治也出现推诿现象；小儿和青少年妇科年龄段划分未臻统一；凡此种种与我们人口大国，女性儿童所占比例甚高的实际需求差距甚大，应加快改变现状的步伐。
3重视小儿妇科的特殊性及涉及面
小儿妇科涉及女胎在母体子宫中的生长发育，也有关于女性从幼年到青年、成年、老年一生的问题。人类的半数为妇女，而妇女中约四分之一以上处于小儿期和青春期。小儿和青春期女孩从出生至发育成熟的这个阶段是女性机体生长发育，特别是女性生殖器官和第二性征发育、心理发育、性心理发育的过程。遗传、环境、药物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一时期的发育。此期发生的妇科疾病不仅发病时给患儿和家属带来病痛和后续损害，有的甚至会有终生的影响和后患。小儿妇科问题有其特殊性，与成年妇科问题也有连续性，但绝不是成年妇科的缩微。小儿妇科的特殊问题主要包括：生殖器官发育缺陷和畸形、有或无激素功能的良性和恶性肿瘤、发育成熟障碍及内分泌功能、炎症、生殖健康问题、损伤。小儿妇科问题也与社会，宗教等问题有关，如性、性传播疾病、少女妊娠、避孕、计划生育、性暴力、犯、割礼、法律保护、人文、文明等联系在一起。无论在小儿妇科的诊治理念、具体治疗、药物使用、手术操作、保护女童及青少年女性的卵巢内分泌功能、生育功能等均应全面思考和个体化、人性化处理，切莫“一刀了之”，除近期效果外，更要注意远期效果、生活质量和生殖健康。在开展小儿妇科学科建设中也要重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女童的各种正常数据，包括生长发育、第二性征、不同阶段女童、女青年各生殖器大小、内分泌测定值、影像学数据和正常值，不要总是借鉴国外儿童和青少年女性的数据，应结合国情掌握中国自己的数据，更有益于对中国小儿妇科疾病的保健和防治。
4加快小儿妇科学建设和发展的建议
按照以上对文化产业学的学科属性的理解和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当前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为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氛围和条件。相关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文化部先后授予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基地”的称号，多所研究机构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学术中心。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中国文化产业三十人论坛《、中国文化报》的《文化产业周刊》《、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光明日报》的中国文化产业高峰对话及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推选等等，都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中具有全国影响的事件，不仅推出了一批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也推出了一批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具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更重要的是搭建了政（政府）产（产业）学（教学）研（研究）对话、互动、促进的平台，显示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蓬勃生机。当然，在文化产业学科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如同文化产业发展本身显示出的“泡沫”现象一样，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也同样存在盲目上马、基础不稳、定位不准、培养模式同质化、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脱节等现象。第一，作为交叉型学科，文化产业相关学科之间常常相互分离、融合不足。如前所述，文化产业学是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创意学科群之间的化学融合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相加，但目前部分文化产业研究者仍然简单地用原来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化产业，体现出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某些局限性。例如其中源自人文学科的一些研究往往缺乏量化手段，使得文化产业研究缺乏经济学基础；而源自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则又可能缺乏对文化特殊性、文化创意性的差异认知。而在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上，许多学校还只是将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创意学的不同模块简单组合，缺乏真正学科交叉之后所产生的学科范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事实上，文化产业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相加，版权经济、文化折扣、外部利益等等体现的恰恰是文化产业特有的经济学特征。第二，作为新兴学科，文化产业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还比较薄弱。该领域的研究者目前大多以文化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等人文学科学者为主，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者介入相对较少，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比较偏向于文本研究和社会研究传统，文化产业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还缺乏深入分析。到目前为止，虽然文化产业的概论性、描述性著作出版了多部，但对文化产业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国情下文化产业的经济学研究仍然比较零散和肤浅，比如对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以及版权经济特点、文化产业规制、国际文化贸易、文化产业投融资规律、文化产业整合与产业结构、文化市场特性、科技创新的文化价值等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都远远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发展对理论研究的迫切需要。第三，作为应用型学科，文化产业学科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不足。目前文化产业研究和人才培养，主要的学术力量仍然大部分来自于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文化产业的实践结合还严重不足。据对15所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院校的统计，实践课程平均学分数为25，总学分平均数为168，实践课程占总学分的平均比例仅为15％②，缺乏经济管理学科那种比较悠久和成熟的产、学、研互动的基础和机制，导致文化产业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可能学非所用、学用脱节，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甚至出现一方面产业界对能够打通文化与产业界限的人才需求如饥似渴，另一方面教育界培养的文化产业毕业生却难以找到相应的对口工作，以至于有人调侃说：文化产业有前途、文化产业最缺人的说法在现实面前似乎没有得到证明③。应该说，文化产业学科作为应用型学科，如果缺乏实践领域的呼应、检验、互动，很难体现出学科的生命力。因此，重视学科的交叉性，不仅强调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创意之间的学科结合，更要强调对文化的产业性和产业的文化性的整体认识；重视学科的创新性，在回答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同时，形成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视学科的应用性，在学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互动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假设新问题，预期新问题。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的确还刚刚起步，未来任重道远。
二、当前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现状的分析
任何学科都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是形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培养与本学科定位相一致的人才。文化产业学科从1993年开始设文化艺术管理本科目录，1998年开始设置相关的公共事业管理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山西大学等高校都先后在相关专业招收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文化管理、文化艺术事业管理等本科专业方向的学生。2004年，教育部又批准了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云南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开办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等高校和两所独立学院也相继开办了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之后，全国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专科性大学和学院纷纷开设与文化产业、文化管理相关的专业和方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开办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学科专业的高校已超过70所。在文化产业学科中“，文化产业管理”由于应用性强、人才培养需求突出，成为了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最多、发展最快的专业方向，相关人才培养几乎涵盖了高等教育的所有层次，有的学校培养专科、本科等应用技能型人才，还有学校培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师范类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艺术类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如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都纷纷加入到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行列中。目前国内的文化产业相关学术机构和专业方向（包括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产业经济学、艺术管理、传媒管理、制片管理等等）主要分布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众多不同的一级学科中，甚至也包含在财经院校、外语院校、旅游院校、体育院校的相关更加专业的学科中，成为了高校发展最快的新兴专业群之一。这既是教育专业自身不断整合与分化的结果，也是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产生的回应。目前各个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上大多处在“自选动作”的试验阶段。有关研究考察了17所样本本科院校的教学计划或人才培养方案，发现各学校的专业建设往往受到所依托学科的影响，课程设置差异很大：中央财经大学着重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的课程，华东政法大学则强调法学类的课程，山东大学的课程重点在如何使文化资源变为文化资本，中央戏剧学院重视剧团和剧院的管理，北京舞蹈学院重点加强国际艺术经营与交流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学校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产业课程体系、建设体系还不够完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高校任课教师的“因人施教”和学科的“娘家”背景。正如该研究报告所说：“专业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有些专业教师尽管在学科的大背景上与文化产业管理是相契合的，但也存在一个学科转向的问题；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素质拓展三大教学体系尚不健全，尤其是实践基地的建设严重滞后于人才培养的需要。”④
三、对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建议
文化产业作为一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新兴交叉学科的历史相对短暂，学科的交叉性又使学科的边界比较模糊，但是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都越来越明显，这都促使要强化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和整体性，推动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高水平发展。应该说，这种发展需要一定的学术积累和知识积淀，也需要人才培养的更长时期的探索和总结。而当下最紧迫的是：为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基础，包括学科目录的基础、学术组织和学科平台的基础、人才培养的基础。
（一）设置相应的文化产业学科目录名正才能言顺。学科目录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科定位的基础性工作。文化产业作为交叉学科，它的学科归属一直存在争议——既可以设在经济学或者管理学学科中，也可以设立在文化创意学科群中。目前文化产业学科大多分散置于各传统学科的分类下，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之中都分别自设了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比如艺术学科中的艺术管理、企业管理中的文化产业、经济学中的传媒经济学、电影学中的制片管理、戏剧学中的剧院管理等等。艺术管理、影视制片等存在于艺术学，传媒经济、传媒经营与管理、广告学等存在于新闻传播学，体育产业管理等存在于体育学，旅游管理存在于旅游学等等。学科设置的归属比较复杂，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学科组织、学科规范和学科共同体。因而，在学科目录设置上，考虑到文化产业学科的这种重叠、交叉的特点，以及学科内部所需要的逻辑性，将文化产业学从所有学科中完全独立出来比较困难，也未必必要——因为文化产业如果脱离了各交叉学科的背景支撑，可能会更加势单力薄。因而，我们可以考虑将文化产业学的相关分支，分别设立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相关的文化创意学科中，各个不同分支相互依存，形成一种交叉性的学科集群。在这样的思路下，可以考虑在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13745-2009）》中，原来的“39630管理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管理”；“48790经济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经济学”；“45760艺术学”目录下，新增“艺术管理”“，54860新闻学与传播学”目录下，新增“传媒管理与经营（”替代原有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狭窄的“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具体学科设置如下所示。以上学科，既基本满足了文化产业学科的覆盖要求，又尊重了学科发展的传统和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交叉性的特点。而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这一高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导目录中，建议可以在经济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经济学”设置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管理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管理”列为一级学科；在艺术学门类中，将“艺术管理”列入一级学科；在文学门类中，将“传媒经济与管理”列为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具体设置如下所示而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目录中，目前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也散见于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以及综合类之中，实际上也可以考虑在现有的22个大类之外，增加“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大类，将分布在各个学科中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相关的课题集中起来，使申报、评审的学科标准、学术评价相对一致。除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学、心理学、国际问题研究等22大类之外，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单列，其中包含文化法规与政策、文化公共管理、公共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传媒经济与管理、艺术管理、文化市场等相关内容。以上的学科划分，既满足了目前大多数文化产业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符合文化产业的交叉学科特征；既考虑了学科属性上的共同性，也考虑到了学科发展的差异性；既在科研组织上可以操作，也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可以定位，从而体现出既有差异又有共性的一个交叉的文化产业学科集群。
（二）成立相应的文化产业学术和教学组织学科平台是学科逐渐走向成型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条件。首先，建议成立“中国文化产业学会（或研究会）”。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快速发展，对全国性的学科协调、组织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过去几年，自发组织建立的“全国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联席会议”是文化产业学科的主要信息沟通平台，联席会议除了组织信息交流活动之外，缺乏常设性的稳定的组织形态，也不能承担经常性的组织联络功能，难以对学科发展提供持续支撑。我们建议应该尽快成立全国文化产业学会，组织学术活动、集合学术力量、沟通学术信息、规范学术研究、协调学科建设，条件具备时，可以编辑出版“文化产业研究”学术期刊，推动全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发展。其次，建议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已有近百所大学设有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和方向，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材建设等等都需要通过全国性教学协调机构来组织交流、研讨和提供相应的指导。教育部可以尽快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加强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经验交流，推进全国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规范化建设，组织文化产业核心课程的教材编写，强化文化产业师资的培训培养，提高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三）探索独特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文化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因而文化产业学科需要设计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既应该包括学历、学位教育，也应该包括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既要培养从事管理运营的行业高端人才，从事行业研究的学术专门人才，也要培养实践性强的职业实用人才。在本科阶段，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已在管理学目录下设置了“120210文化产业管理（注：可授管理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应该说已经能够基本满足本科教育的需要，不同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的专业方向，如制片管理、剧院管理、演艺经纪等等。特别是应该根据文化产业发展对学科交叉的高端应用人才的需求，增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与1251工商管理、1252公共管理、1253会计、1254旅游管理、1255图书情报、1256工程管理等并列，面向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甚至法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招收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人才。文化产业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强、多学科交融的应用型学科。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的培养，既符合文化产业自身的学科特点，也符合文化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面向行业发展需求，开办文化产业专业硕士项目，是当下文化产业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适应新媒介环境进行全球传播发展，强化经济学、管理学、创意学科以及与信息学科的融合，重视实践教学、案例教学，强化产、学、研互动，推动业界、学界的密切结合，为文化产业培养高端管理人才研究生符合文化产业的学科定位和培养目标定位。建议在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积极试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博士的培养，强化文化产业高级人才的经济学背景。
（四）加强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规律的研究从目前对文化产业需求的调查、高校人才培养现状的分析、国际相关学科人才培养经验的借鉴来看，当前中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应遵循自己的一些学科规律。第一，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重视学科共性与专业个性、学科普遍性与学校特色的结合。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必须在文化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的共同基础之上，不同的学校根据资源、需求和整合条件，确定自己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对于包含领域广泛、涉及行业众多的文化产业来说，人才培养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出学科特色和专业品牌。部分院校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有了比较成功的探索，如上海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院校都充分结合了该校师资、教学优势以及人才培养传统，设立了影视管理、舞台策划、戏剧管理、会展策划、音乐管理等有特色的专业，在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机制和教学模式上，都形成了一定的优势。第二，在教学内容上重视学科的交叉性，真正完成多学科的融合。文化产业作为交叉学科，不能仅仅是经济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课程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开设一系列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去研究文化产业的课程，使各学科真正在交叉中融合《。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学》《、文化产业市场学》、《文化产业国际贸易》这些基本课程，要体现出交叉学科的特殊性和创新性，培养学生从经济学、管理学视角去理解文化产业，同时也需要学生从文化特性的角度去看到文化产业。第三，在培养体系上，形成通才与专才、高端人才和专门人才的不同层次。如果说文化创意人才主要仍然需要由传统的文学、艺术相关学科培养，文化技术人才主要还是由信息科学、工程技术等相关学科培养，那么文化产业学科则主要是培养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人才。这类人才包含两个不同层次。一是通用性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主要包括文化产业公共管理、文化产业投融资、文化产业项目策划、文化企业管理、文化品牌管理、文化市场营销、版权经济管理、文化法规政策、国际文化贸易等等方向。二是文化产业各分支领域的专门人才，如制片管理、美术品经营、演艺经纪、会展策划、影院管理、剧场管理等等。前者可以考虑培养硕士、专业硕士，培养目标是文化产业的高级策划管理者，甚至还可以培养少量的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博士研究生；后者则以本科、高职为主，主要培养职业化的专门人才，并与文化行业的直接需求密切结合。第四，在课程和教材建设上，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从国内外的教学实践以及文化产业对就业人员的知识结构需求来看，文化产业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学、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文化产业市场学、创意学、统计与调查、财务管理等等。此外，文化产业价值评估、整合营销、广告策划与创意、国际文化贸易、新媒体传播、创新与创业、项目管理、案例分析、实践工作坊等等也都应该是重要的课程选项。而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专业定位，还应该开设一些特色的、指向性的案例课程和训练课程，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第五，在办学思路上，重视文化产业学科的本土特色和地域特色。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有自己特殊的背景。5000年以上的悠久文化传统、多民族国家、地大物博文化多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化改革、意识形态惯性等等，都决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两个特点：中国特色和地域特色。因此，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了解中国国情、历史阶段、地域文化，培养熟悉当地文化、了解区域市场，同时又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更好地服务于本土包括地方的文化事业和经济发展。这既能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促进本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又能为人才培养带来某种“不可替代”的竞争力和差异性，是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
1.1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3.3加强中医文化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中医文化专门人才
(一)面临的公共安全形势———仍然严峻
当前，我国的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大局总体上是稳定的，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重大公共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在人民内部矛盾凸现、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新形势下，滋生和诱发犯罪的消极因素增多，监狱在押罪犯的构成日益复杂，重大刑事犯、暴力犯、涉黑涉毒涉恐等罪犯数量不断增多。随着一系列新修订刑事法律法规的实施，尤其是劳教制度的废止，全国监狱的押犯数量将迎来快速增长。罪犯数量不断增长与监狱关押容量不足的矛盾，要求不断调整完善监狱布局，而且带来监管改造的一系列新问题。因此，监狱在新形势下肩负着重要的责任。面对新的形势，需要监狱学学科建设能够切实解决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实践中出现的与监狱工作相关的重大课题，更好地为确保监狱安全稳定、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促进平安中国建设、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服务。
(二)面临的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每一门真正而独立的学科都有其关心的独特的核心问题域。例如经济学所关注的是资源稀缺问题，社会学所关注的是社会的构成与运行问题。那么监狱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说，监狱学应当是一门人学，即研究人的学问。做人的工作是最难的。以人的工作为职业，以人为教育对象的职业，应该是世上最复杂的职业。而在做人的工作的职业中，监狱职业又是难上加难的。因为面对的对象是非正常的社会人，他们是具有主观恶性、恶习和心理残疾的人，而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教育改造罪犯，使之重新做人，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在新形势下，监狱工作说到底，就是要始终贯穿改造人这个宗旨，不断紧紧围绕教育改造罪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降低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这个核心运转。为了加强教育改造工作，不断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切实降低重犯率，教育改造罪犯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增强，这也对监狱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需要大力加强监狱学学科建设，特别是应从人学的角度探索如何深化罪犯教育的研究，充分发挥监狱理论对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实践的指导作用。
(三)面临的国际背景———合作与斗争并存
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监狱工作也开始走出国门，对外进行合作交流，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监狱官员以及相关学者到中国一些监狱进行合作交流，国外的好做法、好经验也需要我们去借鉴吸收，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交流。这几年在全国一些监狱开始试点的“循证矫正”，就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罪犯矫正方法的一个例证。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斗争的开展，我国监狱行刑为国际社会的关注一直未有所稍减，甚至成为与某些发达国家人权斗争的焦点之一。因此监狱学学科建设要密切关注国际动态。既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及时将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吸收进来，为我所用，又要以有分量、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优势和成绩，昭示世人，以正视听，捍卫国家尊严。
(四)面临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实现新的跨越和突破
在中国，虽然监狱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作为一门学科，诚如沈家本所言:清末以前，监狱学作为一“学”，“中国从未有人讲求此学”。20世纪初我国监狱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之一，比较通常的说法是在清末日本小河滋四郎来中国传播监狱之学问，清末朝廷派留学生赴日学法，其中有留心日本监狱制度者，进行学理比较，建立了清末的监狱学。后到了民国初期，出版有王元增等人的监狱学专著，到了三四十年代，监狱学的体系开始分化发展，赵琛、孙雄、李剑华、芮佳瑞等人的监狱学专著是这个时期的代表。客观地说，清末民初是我国监狱学由萌芽到初建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监狱学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先是受苏联劳动改造思想影响，之后基本上以领袖指示和政策为圭臬。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把监狱工作实践上升为学科的地位去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尽管我国监狱学学科建设有喜人的变化和发展，甚至有了像《监狱学总论》(前司法部副部长金鉴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这样在我国监狱学学科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专著，但仍没有摆脱过去“劳改学”的框架体系，甚至包括认识水平。尤其在文化强国的新背景下，在其他相关学科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监狱学自身的单薄和不足也显得极为明显。如监狱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地位、学科体系、学科范畴(元概念)、基本原理等问题，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至今无大的突破。因此加强监狱学学科自身建设已刻不容缓，需要对监狱学以往建设路径有一个回顾，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跨越和突破。
二、监狱学学科建设自身存在的新问题
(一)监狱学的原创性不足
毋庸讳言，监狱学的研究与国内其他学科领域发展水平相比，与国际监狱学研究发展水平相比，在理论发展的贡献和对实践指导的影响力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监狱学成果原创性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20世纪上半叶监狱学在中国的引进集中表现在形成了一种照搬外国特别是西方监狱学模式的倾向，使得中国监狱学的发展离“根”离“土”，长期未形成自己的“家园”，长期地保留着“舶来品”这一从降生之日起就带有的“胎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苏为师”的建国方针指导下，主要依附于苏联的劳动改造理论体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按照领袖的最高指示进行注解。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有了长足进步，但我国监狱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尚未“中国化”，照搬国外特别是西方模式还是常态，这自然导致监狱学缺乏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我国监狱学正是由于建树意识差，一方面拘泥于国外模式和相关学科模式，难以自拔，开拓创新意识不够，另一方面又不善于从广阔而丰富的监狱改革实践中获得营养，其体系发展离真正的成熟尚有距离，更难以形成独立学科所需的理论严密性和学派，当代中国监狱学学科建设在原创的意义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监狱学的学科独立性尚差
早在民国初期，就有人提出“监狱学问，至为精密”。在监狱学学科建设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不断确立监狱学的独立性地位，使之具有自己的话语体系。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监狱学学科设置的行政合法性虽然保证了其以一个可以单独招收本科生的专业而独立存在，并进行专业人才培养，但由于监狱学学科理论体系尚不成熟，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体系创建模式，使得监狱学的学科独立性还不够强，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合法性危机”。这集中表现在我国的监狱学研究者对于监狱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等都没有形成较好的共识。监狱学还不能成功地界定自己的研究边界，没有形成学科内在的逻辑结构，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特、独立的学术规范体系。特别是在行政的过度干预下，监狱学研究出现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一些理论研究就是对上级和领导指令的图解，往往是围着领导讲话转，为领导讲话寻找理论依据，缺少独立的品格;二是有些基层监狱领导并不是真心想搞科研，而是把科研作为一种作秀、邀功的资本，搞花架子，甚至提出监狱干警人人要搞科研，人人要有，将监狱科研快餐化、形式化，这样硬逼出来的东西，大都网上下载，东拼西凑，缺少独立思考，缺乏科研含量。
(三)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尚未与当下监狱实
践问题研究形成互动机制我国监狱领域对于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渴求，首先来自那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大监狱实践问题，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监狱实践新问题，而现有的监狱学学科体系尚不能适应这一需要。近年，从外部来看，党和国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提出，对监狱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我国的社会犯罪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日益严重对监狱管理及罪犯监管改造提出了许多新课题，监狱学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对本学科进行审视、完善与创新，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内部来看，我国监狱工作无论从体制上、机制上、行刑理念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高科技的应用，一些新的教育改造罪犯的方式、方法也层出不穷。但从我国当下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来看，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的建设水平上，监狱学学科体系分支还是停留在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到目前为止，监狱学学科体系设置格局无大变化，并没有随着监狱工作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特别是与当下的监狱实践问题有些脱节，对我国新形势下监狱改革实践中存在的许多现实问题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并开展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因而我们尚未从现实监狱问题出发去努力构建监狱学学科体系，因此无法吸引并得到广大监狱干警的认同与参与，在新形势下的监狱改革大潮中难以确立应有的地位。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在监狱实践问题研究上显得苍白无力，既缺乏解释力，又缺乏指导力和预测力。尽管不少研究者一再强调要对监狱实践问题做出说明和提出破解之道，但思维的触角却很难伸向丰富的监狱工作实践，致使监狱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落后于监狱工作实践的发展。
(四)监狱学学科研究方法的单调
监狱工作的宗旨就是改造人，因此监狱学研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关于罪犯的改造，特别是教育改造。“学”和“研究”应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基点，就是本着科学的精神去探求关于罪犯改造特别是教育改造的监狱之本。这样监狱学研究的方法就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既不是纯自然的，也不是纯人文的，而是二者的有机统一。而长期以来，我国监狱学研究———特别是有些研究成果———习惯于经验总结式的思维方式，在行政领导事先定好的题目下，去按图索骥，找一些所谓成功的做法，往往简单地归纳为“领导重视、制度完善、措施得当、干警奉献”，就作为一项成果完成，而不善于从生动的监狱改造生活实践中汲取营养，使监狱学研究缺乏现实的基础;同时忽视监狱学同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复杂关系，从而失去了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滋养，造成监狱学成长方面的缺失。
(五)监狱学学科的学术规范尚未健全
从我国监狱学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真正意义上的科研特别是国际层面的科研相比，还存在较大差别。这些年来，我国的监狱学学科建设具有基层干警的广泛参与、以思辨为主、行政参与、学术团体的群众性定位等特点。一方面，可以说我们形成了较完整的监狱学研究体系;另一方面，在监狱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日益密切乃至与世界交流更加频繁的大环境下，需要我们务必遵循科学研究包括监狱学研究的通行规则和方法，提倡科学的监狱学研究，规范研究方法和行为，使监狱学研究真正科学化，为监狱法律、政策制定和监狱工作实践提供真实的信息。而这一方面应有的学术规范尚未建立起来，一些基本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基本的学术纪律尚不明确，导致一些问题重复讨论而不见学术水平提高，不经证明就轻易下结论;论文、专著发表或出版了不少，但有深度、有新意的不多。这些现象导致监狱学学科缺乏自身的品格，难以建构其自身的长效增长机制。
三、监狱学学科建设问题的解决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指出，理论就是问题及对问题的一种尝试性的解决。问题在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对于监狱学学科建设而言，同样要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下功夫。这也可以说是监狱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使命。根据前面提出的监狱学学科建设问题，下面就尝试提出针对性的解决之道。
(一)监狱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取向，重视原创性
随着人们对监狱学本土化认识的不断加深，监狱学要以本国的监狱问题为研究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于“验证性”)研究，进而得出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即立足于我国本土的、相对于国外特别是西方监狱学的、以追求自己本国监狱特色或监狱学研究领域里的民族性为目的的原创监狱学。“原创”之意义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本土的”或“民族的”，从而改变监狱学研究领域一味对外界的依附性地位。为此，在监狱学研究中要增强原创意识，拓宽原创视野，处理好国外监狱学理论与本国监狱学理论、传统监狱学理论与现代监狱学理论、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原创性研究与继发性研究的关系，尽早步入原创导引的阶段。
(二)监狱学学科建设的重点切入，强化独立性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一门学科的独立存在都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畴和体系，更要有自己研究的基本问题。只有确立起研究的基本问题，并进而确定出独特的研究对象，学科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才能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我国监狱学学科建设要进一步提高学科的建设水平，加强其独立性。为此，要进一步强化监狱学学科建设中相关学科引进和移植过程中的消化和融合工作，进一步确立起监狱学乃至分支学科的基本问题，确定出特有的研究对象，逐步形成独特的概念系统和运用这些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命题，构建起严谨的理论体系，逐步提高学科的专业化水平，在完成解释、指导和预测监狱行刑与改造实践的历史使命中，增强其独立性。对于监狱理论研究的专门人员，要敢于说真话，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不唯书，不媚上，客观、真实地提出问题，并回答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监狱一线，在倡导科研兴监的过程中，对于一线干警的监狱科研要实事求是，不可片面、简单地追求参与人数多和成果的快速发表。要改进研究成果的评价认定，比如干警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开展研究，独立思考所形成的研究日记、改造罪犯体会、个案分析等都是研究成果，要把成果形式与实际效果结合起来。
(三)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根基所在，围绕实践性
围绕中国的监狱工作实践，这是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不能动摇的基本价值取向。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形成并提高人们对于监狱工作问题的认识，同时又将这一认识进一步运用于监狱工作实践，指导监狱工作的改革发展，从而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辩证统一。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必须随着监狱工作改革的不断发展，拓宽其范围，摄取其题材，这样才可能体现其对监狱实践活动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也才可能最终实现自觉的监狱理性与现实监狱“道理”的相融相通，也才能为广大监狱干警所欢迎。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要围绕实践性，当下特别要密切关注并研究监狱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平安中国建设中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要密切关注并研究监狱工作的改革，诸如监狱体制改革的深化、监狱布局调整、不同警戒等级的监狱的设立、循证矫正的中国化等等，为其提供理论武器;在此基础上密切关注并研究监狱工作改革的发展过程，为其确定发展方向;密切关注并研究监狱工作各项改革的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对策，在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产生新的理论。当然，倡导围绕实践性，必须是从研究对象出发，高度理性地把握和超越面对的实践，而不应该仅仅是为实践提供注解，也不是成为中药铺，为实践开出一张简单的处方，而是要根据监狱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建构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和理论系统，从而在更高层次、更大意义上反观实践、指导实践、改进实践，真正发挥监狱学对我国监狱现实的解释、指导、规范和预测功能。就学科体系的建设而言，以往好的一面要继承，而在实践中产生的新的东西要增加，特别是涉及监狱理念(哲学)、刑罚执行、监狱安全、监狱分类、监狱文化、监狱信息化建设、回归社会重新犯罪预防等课题，应重点研究，并创造条件设置在监狱学学科体系的新的分支学科之中。
(四)监狱学学科研究的方法运用，体现多元性
监狱学学科研究的方法作为一种手段、工具和方式，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监狱工作的重要性和难度的增长，也在不断地更新其内容，提高其水平。从发展轨迹上看，监狱学学科研究方法正在经历着一个从起初单纯地重视思辨研究，向思辨分析、实证研究与实地研究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必须强调的是，监狱学学科研究方法体系绝不是某种或几种方法的胡乱拼凑，而是多种方法的有机组合。监狱学学科研究只有创造性地综合运用多种科学研究方法，努力探寻和建设符合自身需要和特点的方法体系，才能有效地使监狱学学科研究真正实现其科学预测和创新功能。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实地研究是现代人类学应用很广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参与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设身处地地体会研究对象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国的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是倡导并身体力行地研究的典范。近年我国监狱学界有一些研究人员开始重视“实地研究”。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一问题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而且还能提高我们研究问题的能力和灵性。对不同的研究方法需要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相互结合，这样才能有可能更全面、准确、深刻地认识问题，研究结论才更有价值。
(五)监狱学学科建设的品位，凸显学术性
要提升监狱学学科建设的品位，需要在凸显学术性上下功夫。要强化学术意识，从监狱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运用监狱学的概念、语言和方法、工具，回答并解决在监狱学学术体系上可以定位的有意义的问题。要确立问题意识，一方面要紧紧围绕我国现实监狱工作实践活动进行研究，特别是要重视研究各种新的、热点监狱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在此基础上，从问题意识出发进行理论提炼，将经验和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监狱学达到既能“入地”又能“上天”的境界。要健全学术规范，特别要重视建立监狱学学术成果的质量评判标准，建立并健全学术评审和奖励制度，在此基础上确立起监狱学研究需共同遵循的学术秩序和原则。另外为永葆监狱学自身生命的生机活力，要加强监狱学的研讨和争鸣，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同一监狱工作事实，给人们提供一个比较鉴别的基础，活跃学术氛围，从而促进监狱学的繁荣发展。
四、监狱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走向
随着形势的发展，监狱学学科建设的深化，监狱学学科建设将向成熟和完备的方向不断发展，并体现出以下特征:
(一)进一步体现时代特点
时代特点集中表现为发展的方向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监狱学学科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同志有关法治和监狱工作的系列指示精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使监狱学学科建设有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充分的源头活水，这将进一步促使我国监狱学学科建设加快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入学科地位进一步提高，所发挥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学科生成和发展模式。在新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那些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旧观念，以一种超前意识和战略眼光去审视社会发展和监狱发展，直面当今时代的前沿性监狱问题并予以破解，在此基础上构建并发展监狱学学科体系。我国监狱学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将越来越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充分体现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监狱的时代精神，并以这种时代精神为主导思想，去推进我国监狱事业改革并向纵深发展。
(二)进一步呈现开放态势
我国的监狱学学科建设将进一步呈现开放的态势，这种开放态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狱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交流将更为密切。作为一门成熟而先进的学科，它应该自觉吸收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并能主动去影响邻近学科的发展，特别是与人与社会有关的其他学科的发展制约着监狱学的发展，规定着监狱学科的最大发展限度，监狱学研究者将放眼当代人类科学文化的有机整体，广采博收，按大改造、大教育的思路去建立和发展监狱学学科体系，进一步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走出“就监狱论监狱”的狭隘思维模式，把监狱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置于广阔的人类科学文化的背景下，全方位地建设和发展。二是进一步加强与国外监狱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当今世界已经开始了整体化的历史进程。一国的监狱学学科也需纳入国际监狱学学科发展的总潮流中，高瞻远瞩，通览全局，在比较中找到自己的合理起点和战略目标。我国的监狱学学科建设不应当也不可能是闭关自守的，而应以一种高度开放的姿态自觉与当今世界监狱学学科研究接轨，以适应国际监狱学学科发展的趋势。今后我国的监狱学学科建设将进一步把对国外监狱学学科的成果吸收工作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一方面能从整个人类对监狱的思考的高度去解释、指导和预测中国监狱现实;另一方面要坚持刑罚文化和监狱文化多元化的主张，形成自我经验基础上的独立话语体系，使中国监狱学学科成为世界监狱学学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与国际监狱学界对话的能力和地位，并澄清西方某些国家对我国监狱的恶意诋毁和一些国家的误解。为此，监狱学学科建设在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及开展人权斗争方面还要继续扩大并深化影响，在国际监狱学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进一步凸显民族特色
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狱学学科，都应从本民族的实际出发，总结本民族的经验，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在本国扎根并得到发展。我国的监狱学学科建设，将进一步呈现民族特色。经过我国几代监狱学学科建设者的努力，近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监狱学学科建设在我国已取得重大进展，丰富的监狱工作实践土壤生长出了众多的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经验和模式，这一切为我国监狱学学科具有民族性特征或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当然，这种中国化是在遵守国际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对有独特文化意蕴的中国监狱学传统，从时代的高度予以重新阐释，进而在对中国当代监狱的独特的发展规律和活动原理进行深入研究并总结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起具有本国特色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建立起中国监狱学学科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在坚持国际化的同时追求中国化，中国化的最终目标是要为解决当今监狱的现实问题服务，并积极参与进而影响由西方监狱学学科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监狱学学科的发展趋向。
(四)进一步实现监狱学学科的整体化
学科研究有赖于学科方向的确立，工业设计学科方向必须依靠某个行业吗？也许机械需要、材料需要、会计需要、法律需要、建筑需要，然而工业设计很难以某个行业为背景。为什么呢？因为工业设计学科研究的本色是对设计方法的探索，如感性工学设计、人因互动设计、系统设计、通用设计、橘色设计、绿色设计、使用者行为设计等，都是设计方法，都可以成为学科方向，可能会在某一行业领域去运用相关的设计方法，但并不是只能依靠某个行业领域才能开展学科研究。就教师个人学术方向而言，是以兴趣出发，主张学术自由，如对工业设计历史与文化、工业设计思维与方法、工业设计工程与技术、工业设计经济与管理等领域都可以涉足，这些领域涵盖物理学、化学、力学、材料学、工程学等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以及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人文学科。所以，纯粹的工业设计学科研究是以工业设计所涉及的学科知识领域为范畴，整合创新知识于设计方法的研究。
二、行业导向下的工业设计专业教育
在国家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少高校定位“应用技术大学”的办学目标下，任何“专业”都被要求贴近某一个行业开办。如果工业设计专业教育面对某个行业的话，那在一定程度上必定会束缚工业设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从而限定了工业设计毕业生只能选择某个行业或就近行业的工作；否则就是“转行”，就被认为是专业教育的失败，这种观念是有偏颇的。再者，以区域行业（产业）为基点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一百多年前德国包豪斯时期的教育观念，如今产业转型加快，传统工业经济走向衰退，任何地区很难保证区域周边的产业几十年不变。纵使周边的产业蓬勃发展，可每个学生的兴趣不是僵固的，未必会选择区域周边的产业工作。如此培养学生的风险很大，显得急功近利。在当下办学实践中，工业设计专业教育往往被导向为面向某个行业，这样才能被认可。又由于专业教育依赖学科知识的构建与传播，因而教师也只能围绕某个行业来进行学术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科学、更丰富地将某行业的学科知识传授给学生，这就削弱了工业设计方法论的学科本质。从工业设计学科规律来看，面向某个行业背景的学科研究是不自由的，面向某个行业背景的专业教育是局限的，这也是目前很多高校工业设计学科专业建设的现状。
三、能力导向下的工业设计学科专业建设思路
首先，学科研究要围绕人才培养来进行，工业设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具有创作性的操作体验，能通过对人文、社会与科技工程等相关知识的理解、领会工业设计的多层次内涵与多面向的价值诉求，从而发展其具有独特性的创作理念、方法与能力，养成朝向专业学习、国际视野、实务导向三大目标努力。在工业设计学科团队中，由于教师的学科背景各有不同，对工业设计的理解也各有侧重，所具有的教学科研经历、经验也各有长处，学术兴趣是多样的，不应该被限制在某个行业背景来开展个人的学术研究，而是以形成学生上述能力的知识系统来开展学科研究，如设计文化、设计方法、设计工程、设计表现等。其次，专业教育应淡化行业界限，强调交互融合的大设计理念，确立以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观。可从三个能力方向引导学生自主发展：一是工业产品设计能力：以机械、电子、自动化技术为支撑，具有系统解决工业产品的结构、机构、尺度、造型、材料工艺、界面操作、快速原型、产品试验与评测等方面的能力；二是数字互动设计能力：基于大数据时代创意产业发展的智能化服务理念，以网络互联、数据处理、云端计算等数字信息技术为支撑，具有用户体验、认知行为、界面交互、智慧空间等产品及非物质化的生活服务设计能力；三是文化创意设计能力：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战略及当代美学经济思潮下的文化生态环境，以传统文化、在地文化资源为核心，着力于田野调查、文化元素提取、传统工艺文化继承、设计文化意涵生成等方面的物质与非物质整合设计能力。
四、结语
学科建设是医学期刊发展的基础，而医学期刊的发展也会助推学科建设。可以说，医学期刊与学科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医学临床或科研以及管理人员往往没有认识到甚至不知道医学期刊编辑对学科建设的作用，而医学期刊编辑也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发挥或挖掘自己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或角色。作为医学编辑，我们只有更好地理解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才会对医学编辑本身应担当的学科角色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1.1学科建设是医学期刊发展和孵化的基石
学科建设是培养高质量人才、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平台，师资队伍建设、专业特色都是通过学科建设层面的提升得以体现。在学科建设评价的诸多指标中，人才队伍建设是根本，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是关键。而医学期刊的可持续、高质量、特色发展不能脱离本学科的发展。首先，学科建设中专业的研究方向为医学期刊的特色化和专业化奠定基础，没有强大的学科建设提供支持，期刊的特色将是无源之水，其未来发展也将受到很大限制。其次，学科建设中人才梯队的组建为期刊的发展形成水平较高的作者队伍，学科领域中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代表该学科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这为期刊提供了优质的内容。医学期刊只有在全面了解其相关学科国内外研究现状、发展趋势，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才能寻求提升期刊学术质量的突破点，提出更多的新策略和新途径。总之，医学期刊发展不能游离于相关学科建设。
1.2医学期刊是学科建设的助推剂
医学期刊多以反映临床诊疗、医学科研成果为主，是刊载学科创新成果和科技信息重要的载体之一，是学科发展的发表者、推广者和推动者，直接影响到学科发展和成果转化，担负着发现和培育医疗科研人才以及搭建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职责。促进学科建设是医学期刊的责任或使命，医学期刊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医学期刊作为发现、扶持、培养学术新秀的媒介，推动学科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最基本的任务；同时，以期刊为窗口和纽带，加强和扩大同兄弟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联系，实现优势互补，可以促进医学学科进一步发展。医学期刊见证和记录着医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小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在不断的积淀中为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理论基础。以笔者所在的《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为例，医学期刊与医院学科的关系可窥一斑。神经免疫学是19世纪中期崛起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是横跨免疫学和神经病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尽管当时医学学术期刊众多，但尚无一本较权威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与神经免疫学相关的杂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于1994年创刊。《中国神经免疫和神经病学杂志》充分发挥在学科建设中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坚持以神经免疫学为办刊特色，紧密配合承办学科发展的需要，将期刊的学术发展方向与医院（学会）的学科发展相呼应，刊登了大量神经免疫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研究进展，通过检索“知网”1994～2012年发表的典型的神经免疫疾病如重症肌无力、吉兰-巴雷综合征（格林-巴利综合征）和多发性硬化的文献共9019篇，其中部级基金项目文献共有493篇。而我刊共刊登相关文献409篇，其中部级基金项目文献共59篇，在30多种同类期刊中均排列第一，成为广大医务工作者获取神经免疫疾病相关情报信息的重要来源，为我国从事神经免疫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神经免疫学的发展。由此可见，医学期刊离不开学科建设的支持，而学科建设也离不开学术期刊这个重要的工具和平台。
医学期刊与医院学科建设紧密结合，除医院学科建设的相关人员认可和支持专职编辑的工作外，编辑在二者的互动共进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医学编辑应该将自己视为学科建设的一部分，提高学科意识，切实融入学科建设的浪潮当中。这就要求医学期刊编辑除做好传统编辑角色和具备编辑的基本素养外，还需要注重适当参与临床实践和科研活动等，多角度提升自己的学科素质。编辑学者化是大势所趋，在学者化的基础上实现更高一层的职业化。如此，医学期刊的编辑才能站在研究前沿，把握学科发展的脉络，才可能辨别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使刊物成为反映高水准学科研究成果的园地，才能真正融入专业研究领域，进而引导和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学科发育和成熟。
2.1参与学科临床活动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参与临床实践活动，对日新月异的临床知识没有基本的认知，即使在高学历人才纷纷加入到医学编辑行列的今天，也很难跟上医学发展的步伐。医院的大环境为医学期刊编辑参与临床实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编辑人员在时间安排上相对灵活，在不影响正常编辑工作的同时，可以参与临床相关病房的查房活动和病例讨论会，这样能巩固所学的医学知识和更新知识库，同时锻炼了临床思维，及时了解到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关键问题。《国际口腔科学杂志（英文版）》和《华西口腔医学杂志》编辑部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值得借鉴。该期刊编辑们结合自己分管的学科，在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情况下，定点与科室联系，参加医生查房及门诊诊疗等临床实践活动，及时把握学科的新进展，发现新的报道课题，积极从事组稿活动，发现优秀的作者和审稿人，邀请他们对其专业中疑难临床问题作综述，或展望，或制定标准，极大提高了期刊的学术质量。
2.2参与学科科研
编辑亲身参与学科科研工作是全面而及时地跟踪学术前沿的最直接的途径。目前国内外许多科技期刊编辑多具有特定学科的专业背景和较高的学历水平，一些科技期刊的编辑仍从事科研工作，从而具有较强的学术判断力和洞察力，不断掌握专业领域的最新进展。依托医院的医学期刊，具有与医院科研平台紧密结合的优势，医院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均为医院编辑参与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较多可从事科研活动的优势资源。编辑应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参加相关学科课题申请或科研工作，提高自己的专业学术水平，掌握更多本领域的学术前沿信息，培养编辑对学科热点敏锐的判断力和鉴赏力。否则，很容易陷入“见玉不识玉”，守着聚宝盆却不能为我所用的尴尬境地。作为医学期刊专业编辑，可从事的科研活动途径和方向非常广泛，例如参与编辑类科研项目、相关学科的科研项目等的申请和实施。医学编辑在充分了解相关学科专家研究优势的基础上，也可以为学科研究项目牵线搭桥。因此，医学编辑可以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多多尝试，锻炼提高自己的学科专业素质。
2.3参与或组织学科学术活动
密切关注国内外本专业的学术会议是医学期刊编辑掌握学科研究动态和热点的重要渠道。编辑应该根据自身工作需要，有选择地参与重要的学术活动。首先，通过参加学术活动，不仅能及时了解本专业的学科发展动态，而且有机会和相关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促进感情，进而有利于进行组稿和约稿工作。其次，医学编辑在长期的编审工作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本学科理论知识、科研设计知识、统计学知识以及编辑经验等，也可以受邀到其学科举办相关知识讲座，这不仅可以加强学术期刊与一线学科的联系，也可以为学科建设中的学术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注入新的活力。编辑参与学术活动时应注意要广结善缘，充分与本学科专家学者交流，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形象。另外，目前我国许多医学期刊是由学术团体或协会为主办或协办单位，期刊可利用协会或学术团体的资源优势和人员优势共同开展学术会议，不少知名学术期刊甚至亲自策划组织此类的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该学科的知名专家，对当前的学科前沿问题进行讨论，这不仅可以为医学期刊打造品牌，同时也可以推动该学科的互动交流。通过开展学科交流与碰撞，也为医学期刊的编辑提供大量优质的稿源。
3结语
大力发展人文社科阶段。进入新世纪，高等教育迎来了大发展。人文社科也在中医药院校转型中的特殊地位不断凸显出来。实现中医药院校由单科性院校向多科性大学的发展，人文社科必须有现对独立的学术和学科地位，有自主发展的学术规模、空间，并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地位。各校开办了卫生事业管理、市场营销、英语、日语等本科专业以及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中医伦理学、中医保健体育等研究生学科专业。这些非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数占到各学校学生总数的2-3成以上。
二、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分析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以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为基础，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研究解决医学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医学技术的应用范围与社会价值层面引发一系列争论，而这些超越技术本身的问题要通过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给出合理判断。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医而言，需要用包括人文社科在内的多种方式对中医进行解读，让公众了解中医知识，相信中医文化，传播中医理念。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具有良好的基础。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资源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时期勇担责任和使命，取得长足进步。中医药院校基本形成了全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文社科学科体系。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发展受到关注。在国家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受到了关注。教育部主导成立了全国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会，定期举办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三、中医药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和思路
《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中规定:“独立的中医学院校或在综合性大学以及医科大学中设置的中医学院(系)，必须得到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及其他自然学科的学术支持，应该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对中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努力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任务可以定位为三个层面，并逐步向最好层面努力:一是在最低层面上，使人文社科不拖和少拖学校发展布局和发展速度的后腿;二是在居中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达到与学校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水平;三是在较高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能够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作出更多贡献。在学科布局上，要通过建立人文社科来扩大学科覆盖面，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加快从单科性向多科性的转变和提升。在学科水平上，人文社科应有与学校其他学科相当的学术水准，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发展空间，使人文社科的地位由辅向基础性转变，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和人文品位。在社会地位和影响上，提升中医药院校在高教领域的地位和发言权，争取在人文社科主流学术圈中的话语权。在学术功能上，人文社科教师要走出单纯讲授公共课的区域，开展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争取在国内外所在学科中的学术地位。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思路是入主流、倡交叉、创特色。“入主流”就是要把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专业的人文社科来加以建设，以达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定水平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能够参与主流对话，参与学科中重大问题的研讨。“倡交叉”就是这些学科的教师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医药学科的发展中去，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之间寻求新的生长点和交叉点，达到良性的互动和互渗，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内生性学科，成为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创特色”就是要走特色之路，“特色”可以在与医学的交叉中产生，也可以在对某些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分支学科开发中产生。
四、中医药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