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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论文(合集7篇)

时间:2023-03-23 15:17:23
教书育人论文

教书育人论文第1篇

[关键词]书院;人文教育;学规;科举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运作,这使得大学的功利趋向愈来愈明显,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文教育的实施,甚至因过分强调科学教育,使得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这既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符合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人文教育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实施人文教育的较为完备的制度,挖掘古代书院人文教育的理论是构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探讨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对书院人文教育进行分析,力图管窥书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经典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儒家人文精神内化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书院重视教学环节的人文精神培养,而且将人文教育渗透到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也从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

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学习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制度性文件,书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学规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不仅为历代书院所采用,而且还成为南宋中后期以来官办教育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之一。《白鹿书院揭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方针,首先就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获得这些道德规范,《揭示》认为掌握儒家经书是关键,朱熹说:“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这个“为学之序”来看,朱熹要求生徒学习儒家经典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笃行上,即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实践。在朱熹看来,行为实践更多地会表现在日常行为中,

他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为此,《白鹿书院揭示》对生徒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达到学规中的各项要求,朱熹强调自我主观努力的作用,他说:“则夫规矩禁防,岂待他人设之后有持循哉?”与此同时,他认为学规还有警示作用,对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示生徒严格遵守这一学规,“诸君其相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白鹿书院揭示》不但规定了人文教育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书院教育的这种转变,使得科举应试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资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台湾(海东书院学规)云:“‘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迹柢,亦胥在焉。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以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将人文教育寓于科举应试教育之中,应该说这是书院科举化背景下,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自我调适,以适应生徒普遍读书应举的要求。

教书育人论文第2篇

关键词:高职;书法教育;人文素质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艺术瑰宝,是我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象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聪明才智、思想情感和美学追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书法教育贯穿整个中国教育史,在古代育人、选拔人才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书法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养,在高职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书法教育理应成为高职院校实现素质教育、审美教育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1.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字汉字的关系源远流长,密不可分。《周易系辞》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既可以看做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概括,也可以看做对中国书法起源的概括。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创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关于汉字的造字法,向来有六书之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作为表意文字,汉字最初具有象形的特征。在象形的基础上,汉字孳乳浸多,其中形声成为主要的造字方法,汉字中形声字占了一大部分。大量形声字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汉字的表意功能。鲁迅先生曾指出,汉字有三美,形美以感目,音美以感耳,意美以感心。这种点画构成的文字形象中,积存并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中国人的感情色彩乃至思维定式。因此,汉字往往能引发人们对汉文化一系列的联想和微妙的情思活动。

2.书法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审美群体为文化阶层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发明,是文字艺术的文化抽象,为人类文明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国书法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所在,正如外国友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和代表,它承载了众多的文化因素,与文化发展联系紧密。

从书法艺术创作主体及审美群体看,他们并不都是纯粹的书法家,而是由文人、士大夫、僧侣、官宦、隐士、道人、没落的皇亲贵族等组成的文化阶层。流传至今的书法艺术遗迹,汉代及汉代以前很少有名家,多是普通的士吏与工匠的作品。汉代以后,书法作品大多出自文人墨客之手,无论是颜、柳、欧、赵,还是苏、黄、米、蔡,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这些文化精英既是社会人,也是文化人,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文化心态。在创作的同时,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人格精神、伦理道德、才学修养、审美情趣等融进书法的笔墨之中,把文化思想化作艺术形式表现在字里行间,再现中国艺术最朴拙、最丰富、最灵动的自由创造精神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在文化精英的千锤百炼下,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思想便渗透到书法的每一个点画与结构之中。

3.书法艺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

从文化传承方面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儒、佛、道三大思想为支撑,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渗透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并代代传承。中国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哲学或宗教方面的深刻影响,儒、佛、道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渗透于书法,并在书法中得到显现。依照有关学者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特征包括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整体观念、直觉思维、经世致用、刚健有为、崇古尊老、内圣外王、君子通才、道德学问、中庸之道、和谐自然等,而这些在书法艺术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书法艺术作品是个复合的载体,内涵极其丰富,既有书法创作内容所蕴涵的文化美,也有书法作品本身积淀的文化美。欣赏书法精品,往往可以看到诸如黑白、虚实、大小、粗细、浓淡、枯润、方圆、奇正、向背、顺逆、呼应、刚柔、疏密、巧拙等书外意蕴。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分别被评为天下第一、第二行书作品,人们赞赏其通自然,得天趣,天真磬露,不落斧凿痕迹,流露真性情,乃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成为书法家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

古往今来,书法精品往往都有这些特征:艺术表现上恰到好处;风格上刚健不霸气、柔美不媚态;笔墨精深洗练不单薄浅俗;书法形象富有新意却不哗众取宠、流于怪诞;重视和谐,各个局部、各种因素相谐而生等。

书法家往往通过自我控制克服分心与躁动心理,坚持勤学苦练,以坚定的意志和决心练出真功夫,终臻至善至美。书法创作要在艺术上达到崇高的境界,就必须坚持克己修身。书法创作与评论历来强调书与人的一致性,坚持书品即人品风格亦人格的原则,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总之,书法艺术博大精深,蕴涵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沉淀着强烈的民族精神,体现着精美的艺术造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二、书法教育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

1.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人才的衡量标准不仅是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有完美的个性、良好的道德、现代的意识、健康的心态、强烈的责任感、极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的素质。加强人文科学及人文精神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内化为大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已成为社会发展、民族强盛对大学教育的基本要求。

放眼国内外,人文素质教育的盛衰大都与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密切相关。近代西方社会片面追求物质发展,使教育中的商业主义与职业主义泛滥。在教育功利性的驱使下,人们只重视教育的经济价值,忽视了教育的人文价值,在实现了物质生活丰裕之后,反而陷入精神上的困顿与迷茫。20世纪末西方社会出现的上帝死了尼采死了的说法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鉴于此,美国、日本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提出要重视人文教育,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人文素质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培养出具有健全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完善的人格、强烈的责任感和富于创造力的新人。它的核心是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重视,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价值,渗透于各学科之内,萦绕于各门学科之间,表现在社会交往之中,在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也不无它的存在。因此,人文素质教育应该让学生真正理解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之间的深刻贯通与渗透关系,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本我与自我关系、人己关系、物我关系的能力为目的,指导学生的行为朝着合人道、合规律、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2.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追溯中国古代教育史,可以看到书法教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汉字的书写表达,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的教育把书法列为六艺之一,是学生的必修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早在汉代就出现了高等书法教育;魏晋时期,书法被称为书道,这说明书法被提到了一个与宇宙并列的地位;到了唐代,书法教育达到鼎盛时期,国子监等高等学府以及贞观元年贵胄学校宏文馆中都开设了书法课程,以书法大师虞世南、欧阳询为老师,传授楷书法(《唐六典》卷八);直至明末清初,书法教育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古代包括科举考试在内的各类考试中,书法水平也是成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重视习书练字,书法学习不仅成为社会风尚,书法水平也成为文化素养的重要衡量标准。可见,书法教育跻身高等学府教育是有历史渊源的。毫无疑问,书法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具有特殊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3.书法教育的人文素质教育内涵

大专院校开设书法课程已有20多年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等院校率先开设书法课以来,中国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院校相继设立了书法系和书法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书法学士、书法硕士、书法博士等高级书法人才。全国大专院校非书法专业开设书法课的就更为普遍。

高职院校办学的基本宗旨是培养国家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要求学生基础理论知识适度够用,应用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在外语和计算机知识普遍推行的今天,加强高职学生书法教育对贯彻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弘扬传统文化乃至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书法教育是从书法的使用功能、艺术审美特性、美育教育等方面开展的。如今,书法教育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写字和书法本身,而延伸到了学生意志品格的培养、高尚情操的陶冶、知识水平的提升、文化视野的拓展等诸多方面。对于高职学生来说,书法教育是一种综合素质教育,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

(1)书法教育首先是人品素质教育

清末书法家杨守敬认为,学习书法要品高。品高即品德高尚。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是超绝还是流俗,归根结底取决于书法家品德的高下。综观书法史,人书俱佳者皆为后世推崇,但书品较高而人品有污者则常为人们所不屑或鄙视。

颜真卿是被历代传颂的人书俱高的大家,其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有口皆碑。他的谨严守法、大气磅礴、雄浑庄重的楷书很好地体现了儒学精神的阳刚之美,他刚直的个性、敢犯颜直谏的正直品德更为人们所敬慕,他为国效力、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正是儒家风范的写照。郑板桥的书品人品备受后人推崇,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诗句正是其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的高贵人品的写照。他在引退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用自己的书画逢迎和讨好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而是专门慰藉平民百姓,他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的创作宗旨,表现了可贵的人格操守。书法史上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而人们对赵孟頫的人品、书品则多有批评,对蔡京亦是如此。《临池心解》对蔡京的评价就能说明问题:世称宋人书,必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京书姿媚,何尝不可传?后人恶其为人,斥去之,而进端明于东坡、山谷、元章之列。还有清末伪满大臣郑孝胥、民国时期的大汉奸汪精卫,尽管他们都有一手好书法,但人们往往嗤之以鼻。人品之于书品,可谓重要!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富有艺术性的文字,书法更是将文字的艺术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书法跻身于世界艺术之林,影响深广久远。书法教育中的人品教育内涵具体表现为书法教育能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

书法教育能培养、磨砺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汉代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唐太宗夜半秉烛学习《兰亭序》;智永闭门习书数十年,积累了很多磨损的废笔头,埋之成冢,谓之退笔冢怀素练笔则种芭蕉万余株,与蕉叶共挥洒。正是凭着这种锲而不舍、不断进取的精神,这些人终成书法大家。

书法教育还能端正人的思想行为。我国传统的书法教育强调心正笔正,把用笔习惯和技能的掌握跟人的思想修养联系起来,要求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要以修养心性为上,做到澄怀静思,虚空淡泊,排除杂念,专心致志。这样坚持长久,其心中必定无种种私利杂念,进而能够培养宽容大度、以诚待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作风。

总之,书法教育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格品行教育功能。

(2)书法教育具有文化素质和能力教育的功能

书法知识博大精深,哪怕是基础书法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书法联系较密切的有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文字学等学科,书法教育是能力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如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等。书法教育还是一种审美素质教育。当学生的心灵经过了书法作品美的浸润和熏陶之后,他们就能够形成分辨力和审美能力,从而很敏捷地区分真假、善恶、美丑,赞赏真、善、美,唾弃假、恶、丑,他们的品格也会变得高尚。

(3)书法教育蕴涵着心理素质教育

王羲之写《兰亭序》,抒发的是喜悦的情感;颜真卿书《祭侄文稿》,排遣的是愤怒的情感;张旭作《肚痛帖》,表现的是疼痛的情感。如同其他艺术一样,当学生情感郁积甚深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书法艺术的手段,或通过欣赏相应的作品,使自己的情感得到释放,或通过书法创作,进入纯净、高尚、忘我的艺术境界之中,实现心灵的自由和解放。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书法教育蕴涵着强烈的人文素质教育因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书法教育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它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书法教育是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构成部分

1.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为全面了解高职学生基本人文素质状况,我们曾先后对某高校在校一年级和二年级的8300名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状况调查。接受调查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占79%、家庭经济状况中等和贫困的占86%、父母从事个体劳动的占67%。这些基本情况说明,被调查学生接受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并不好。在调查统计中,有70%的学生比较或非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但是,学生在人文知识方面的欠缺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文化素养普遍偏低、人文知识相对欠缺、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等方面。因此,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已显而易见。

世界各国在人才方面的竞争、现代化高新技术发展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等,也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质,是高职院校教育改革的关键内容,也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目前,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强调,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坚持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这从政策层面上规范了人文素养教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国家领导人及有关专家学者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教育中的人文素养问题。这些都为高职院校确立了专业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方向。

从高职院校自身看,绝大部分高职院校对人文素质教育高度重视,在人、财、物方面加大投入,为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高职院校的学生也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有对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仰慕、渴望与追求。许多高职院校已经开始探索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方法,不少学校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书法教育与其他课程尤其是人文课程一起,已经承担起人文素质教育的历史使命,成为高职院校提高学生素质、弘扬中华文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2.对高职院校书法教育定位的思考

高职院校的书法教育必须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高职院校书法教育的目标不同于书法专业的目标,不是为了培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及技法研究者,实用技能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将高职书法教育仅仅定位于实用技能的较浅层次上,否则,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和功能就得不到充分发挥,也就失去了大学教育的特征。同样,也不能一味地追求书法的审美功能,否则,就脱离了高职院校办学的宗旨。这里就有一个切合点问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集中体现在培养高级实用型专门人才这一点上,这就对技能素质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艺术性和理论性的探求能力则不能要求太高。笔者认为,书法课以实用技能为主,兼顾知识性和美育,使学生通过书法学习提高水平,并受到美的陶冶,这才是高职院校书法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

据以上分析,可以将高职院校书法教育教学定位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书法的使用功能。文字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交流的手段,工作、学习、生活、社交等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文字的书写。而书法的使用则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达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为彰显自身较高的素质和展示自己良好的精神风貌服务。

其次,从高职院校的实际开课效果看,可以侧重于硬笔书法课,附以毛笔书法的练习。在引导学生掌握汉字的基本书写方法的基础上,力争达到书写重心平稳、搭配合理、用笔流畅、书写规范、结构美观,以满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师要充分调动教学手段,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书写技能上狠下工夫,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书写技能。同时,还要结合传统书法理论基本知识,简要介绍相关知识,如中国传统书法的产生、发展、流派、名家、传统碑帖及章法等基本知识,使学生掌握一些毛笔书法的基本技法。在对学生进行书法教育的同时,带领学生欣赏古今优秀碑帖、作品,对学生进行以陶冶情操为目的的美学教育,以提高学生的书法审美能力和欣赏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蔡祥麟.书法艺术三题[J].中国书画,2009,(5).

教书育人论文第3篇

关键词:高职;书法教育;人文素质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艺术瑰宝,是我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象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聪明才智、思想情感和美学追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书法教育贯穿整个中国教育史,在古代育人、选拔人才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书法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养,在高职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书法教育理应成为高职院校实现素质教育、审美教育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1.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字――汉字的关系源远流长,密不可分。《周易・系辞》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既可以看做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概括,也可以看做对中国书法起源的概括。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创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关于汉字的造字法,向来有“六书”之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作为表意文字,汉字最初具有象形的特征。在象形的基础上,汉字孳乳浸多,其中形声成为主要的造字方法,汉字中形声字占了一大部分。大量形声字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汉字的表意功能。鲁迅先生曾指出,汉字有“三美”,形美以感目,音美以感耳,意美以感心。这种点画构成的文字形象中,积存并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中国人的感彩乃至思维定式。因此,汉字往往能引发人们对汉文化一系列的联想和微妙的情思活动。

2.书法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审美群体为文化阶层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发明,是文字艺术的文化抽象,为人类文明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国书法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所在,正如外国友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和代表,它承载了众多的文化因素,与文化发展联系紧密。

从书法艺术创作主体及审美群体看,他们并不都是纯粹的书法家,而是由文人、士大夫、僧侣、官宦、隐士、道人、没落的皇亲贵族等组成的文化阶层。流传至今的书法艺术遗迹,汉代及汉代以前很少有名家,多是普通的士吏与工匠的作品。汉代以后,书法作品大多出自文人墨客之手,无论是颜、柳、欧、赵,还是苏、黄、米、蔡,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这些文化精英既是社会人,也是文化人,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文化心态。在创作的同时,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人格精神、伦理道德、才学修养、审美情趣等融进书法的笔墨之中,把文化思想化作艺术形式表现在字里行间,再现中国艺术最朴拙、最丰富、最灵动的自由创造精神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在文化精英的千锤百炼下,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思想便渗透到书法的每一个点画与结构之中。

3.书法艺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

从文化传承方面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儒、佛、道三大思想为支撑,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渗透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并代代传承。中国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哲学或宗教方面的深刻影响,儒、佛、道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渗透于书法,并在书法中得到显现。依照有关学者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特征包括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整体观念、直觉思维、经世致用、刚健有为、崇古尊老、内圣外王、君子通才、道德学问、中庸之道、和谐自然等,而这些在书法艺术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书法艺术作品是个复合的载体,内涵极其丰富,既有书法创作内容所蕴涵的文化美,也有书法作品本身积淀的文化美。欣赏书法精品,往往可以看到诸如黑白、虚实、大小、粗细、浓淡、枯润、方圆、奇正、向背、顺逆、呼应、刚柔、疏密、巧拙等书外意蕴。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分别被评为天下第一、第二行书作品,人们赞赏其通自然,得天趣,天真磬露,不落斧凿痕迹,流露真性情,乃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成为书法家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

古往今来,书法精品往往都有这些特征:艺术表现上恰到好处;风格上刚健不霸气、柔美不媚态;笔墨精深洗练不单薄浅俗;书法形象富有新意却不哗众取宠、流于怪诞;重视和谐,各个局部、各种因素相谐而生等。

书法家往往通过自我控制克服分心与躁动心理,坚持勤学苦练,以坚定的意志和决心练出真功夫,终臻至善至美。书法创作要在艺术上达到崇高的境界,就必须坚持克己修身。书法创作与评论历来强调书与人的一致性,坚持“书品即人品”“风格亦人格”的原则,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总之,书法艺术博大精深,蕴涵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沉淀着强烈的民族精神,体现着精美的艺术造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二、书法教育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

1.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人才的衡量标准不仅是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有完美的个性、良好的道德、现代的意识、健康的心态、强烈的责任感、极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的素质。加强人文科学及人文精神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内化为大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已成为社会发展、民族强盛对大学教育的基本要求。

放眼国内外,人文素质教育的盛衰大都与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密切相关。近代西方社会片面追求物质发展,使教育中的商业主义与职业主义泛滥。在教育功利性的驱使下,人们只重视教育的经济价值,忽视了教育的人文价值,在实现了物质生活丰裕之后,反而陷入精神上的困顿与迷茫。20世纪末西方社会出现的“上帝死了”“尼采死了”的说法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鉴于此,美国、日本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提出要重视人文教育,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人文素质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培养出具有健全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完善的人格、强烈的责任感和富于创造力的新人。它的核心是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重视,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价值,渗透于各学科之内,萦绕于各门学科之间,表现在社会交往之中,在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也不无它的存在。因此,人文素质教育应该让学生真正理解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之间的深刻贯通与渗透关系,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本我与自我关系、人己关系、物我关系的能力为目的,指导学生的行为朝着合人道、合规律、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2.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追溯中国古代教育史,可以看到书法教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汉字的书写表达,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的教育把书法列为六艺之一,是学生的必修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早在汉代就出现了高等书法教育;魏晋时期,书法被称为书道,这说明书法被提到了一个与宇宙并列的地位;到了唐代,书法教育达到鼎盛时期,国子监等高等学府以及贞观元年贵胄学校宏文馆中都开设了书法课程,以书法大师虞世南、欧阳询为老师,传授楷书法(《唐六典》卷八);直至明末清初,书法教育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古代包括科举考试在内的各类考试中,书法水平也是成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重视习书练字,书法学习不仅成为社会风尚,书法水平也成为文化素养的重要衡量标准。可见,书法教育跻身高等学府教育是有历史渊源的。毫无疑问,书法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具有特殊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3.书法教育的人文素质教育内涵

大专院校开设书法课程已有20多年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等院校率先开设书法课以来,中国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院校相继设立了书法系和书法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书法学士、书法硕士、书法博士等高级书法人才。全国大专院校非书法专业开设书法课的就更为普遍。

高职院校办学的基本宗旨是培养国家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要求学生基础理论知识适度够用,应用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在外语和计算机知识普遍推行的今天,加强高职学生书法教育对贯彻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弘扬传统文化乃至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书法教育是从书法的使用功能、艺术审美特性、美育教育等方面开展的。如今,书法教育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写字和书法本身,而延伸到了学生意志品格的培养、高尚情操的陶冶、知识水平的提升、文化视野的拓展等诸多方面。对于高职学生来说,书法教育是一种综合素质教育,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

(1)书法教育首先是人品素质教育

清末书法家杨守敬认为,学习书法要品高。“品高”即品德高尚。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是超绝还是流俗,归根结底取决于书法家品德的高下。综观书法史,人书俱佳者皆为后世推崇,但书品较高而人品有污者则常为人们所不屑或鄙视。

颜真卿是被历代传颂的人书俱高的大家,其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有口皆碑。他的谨严守法、大气磅礴、雄浑庄重的楷书很好地体现了儒学精神的阳刚之美,他刚直的个性、敢犯颜直谏的正直品德更为人们所敬慕,他为国效力、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正是儒家风范的写照。郑板桥的书品人品备受后人推崇,“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诗句正是其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的高贵人品的写照。他在引退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用自己的书画逢迎和讨好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而是专门慰藉平民百姓,他“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的创作宗旨,表现了可贵的人格操守。书法史上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而人们对赵孟的人品、书品则多有批评,对蔡京亦是如此。《临池心解》对蔡京的评价就能说明问题:“世称宋人书,必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京书姿媚,何尝不可传?后人恶其为人,斥去之,而进端明于东坡、山谷、元章之列。”还有清末大臣郑孝胥、民国时期的大汉奸,尽管他们都有一手好书法,但人们往往嗤之以鼻。人品之于书品,可谓重要!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富有艺术性的文字,书法更是将文字的艺术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书法跻身于世界艺术之林,影响深广久远。书法教育中的人品教育内涵具体表现为书法教育能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

书法教育能培养、磨砺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汉代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唐太宗夜半秉烛学习《兰亭序》;智永闭门习书数十年,积累了很多磨损的废笔头,埋之成冢,谓之“退笔冢”;怀素练笔则种芭蕉万余株,与蕉叶共挥洒。正是凭着这种锲而不舍、不断进取的精神,这些人终成书法大家。

书法教育还能端正人的思想行为。我国传统的书法教育强调“心正笔正”,把用笔习惯和技能的掌握跟人的思想修养联系起来,要求“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要以修养心性为上,做到澄怀静思,虚空淡泊,排除杂念,专心致志。这样坚持长久,其心中必定无种种私利杂念,进而能够培养宽容大度、以诚待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作风。

总之,书法教育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格品行教育功能。

(2)书法教育具有文化素质和能力教育的功能

书法知识博大精深,哪怕是基础书法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书法联系较密切的有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文字学等学科,书法教育是能力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如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等。书法教育还是一种审美素质教育。当学生的心灵经过了书法作品美的浸润和熏陶之后,他们就能够形成分辨力和审美能力,从而很敏捷地区分真假、善恶、美丑,赞赏真、善、美,唾弃假、恶、丑,他们的品格也会变得高尚。

(3)书法教育蕴涵着心理素质教育

王羲之写《兰亭序》,抒发的是喜悦的情感;颜真卿书《祭侄文稿》,排遣的是愤怒的情感;张旭作《肚痛帖》,表现的是疼痛的情感。如同其他艺术一样,当学生情感郁积甚深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书法艺术的手段,或通过欣赏相应的作品,使自己的情感得到释放,或通过书法创作,进入纯净、高尚、忘我的艺术境界之中,实现心灵的自由和解放。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书法教育蕴涵着强烈的人文素质教育因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书法教育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它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书法教育是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构成部分

1.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为全面了解高职学生基本人文素质状况,我们曾先后对某高校在校一年级和二年级的8300名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状况调查。接受调查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占79%、家庭经济状况中等和贫困的占86%、父母从事个体劳动的占67%。这些基本情况说明,被调查学生接受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并不好。在调查统计中,有70%的学生比较或非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但是,学生在人文知识方面的欠缺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文化素养普遍偏低、人文知识相对欠缺、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等方面。因此,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已显而易见。

世界各国在人才方面的竞争、现代化高新技术发展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等,也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质,是高职院校教育改革的关键内容,也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目前,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强调,“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坚持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这从政策层面上规范了人文素养教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国家领导人及有关专家学者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教育中的人文素养问题。这些都为高职院校确立了专业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方向。

从高职院校自身看,绝大部分高职院校对人文素质教育高度重视,在人、财、物方面加大投入,为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高职院校的学生也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有对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仰慕、渴望与追求。许多高职院校已经开始探索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方法,不少学校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书法教育与其他课程尤其是人文课程一起,已经承担起人文素质教育的历史使命,成为高职院校提高学生素质、弘扬中华文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2.对高职院校书法教育定位的思考

高职院校的书法教育必须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高职院校书法教育的目标不同于书法专业的目标,不是为了培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及技法研究者,实用技能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将高职书法教育仅仅定位于实用技能的较浅层次上,否则,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和功能就得不到充分发挥,也就失去了大学教育的特征。同样,也不能一味地追求书法的审美功能,否则,就脱离了高职院校办学的宗旨。这里就有一个切合点问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集中体现在培养高级实用型专门人才这一点上,这就对技能素质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艺术性和理论性的探求能力则不能要求太高。笔者认为,书法课以实用技能为主,兼顾知识性和美育,使学生通过书法学习提高水平,并受到美的陶冶,这才是高职院校书法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

据以上分析,可以将高职院校书法教育教学定位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书法的使用功能。文字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交流的手段,工作、学习、生活、社交等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文字的书写。而书法的使用则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达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为彰显自身较高的素质和展示自己良好的精神风貌服务。

其次,从高职院校的实际开课效果看,可以侧重于硬笔书法课,附以毛笔书法的练习。在引导学生掌握汉字的基本书写方法的基础上,力争达到书写重心平稳、搭配合理、用笔流畅、书写规范、结构美观,以满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师要充分调动教学手段,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书写技能上狠下工夫,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书写技能。同时,还要结合传统书法理论基本知识,简要介绍相关知识,如中国传统书法的产生、发展、流派、名家、传统碑帖及章法等基本知识,使学生掌握一些毛笔书法的基本技法。在对学生进行书法教育的同时,带领学生欣赏古今优秀碑帖、作品,对学生进行以陶冶情操为目的的美学教育,以提高学生的书法审美能力和欣赏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蔡祥麟.书法艺术三题[J].中国书画,2009,(5).

[2]于唯德.书法教学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潜在价值研究[J].艺术教育,2007,(7).

教书育人论文第4篇

[关键词]书院;人文教育;学规;科举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运作,这使得大学的功利趋向愈来愈明显,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文教育的实施,甚至因过分强调科学教育,使得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这既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符合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人文教育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实施人文教育的较为完备的制度,挖掘古代书院人文教育的理论是构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探讨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对书院人文教育进行分析,力图管窥书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经典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儒家人文精神内化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书院重视教学环节的人文精神培养,而且将人文教育渗透到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也从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

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学习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制度性文件,书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学规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不仅为历代书院所采用,而且还成为南宋中后期以来官办教育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之一。《白鹿书院揭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方针,首先就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获得这些道德规范,《揭示》认为掌握儒家经书是关键,朱熹说:“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这个“为学之序”来看,朱熹要求生徒学习儒家经典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笃行上,即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实践。在朱熹看来,行为实践更多地会表现在日常行为中,他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为此,《白鹿书院揭示》对生徒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达到学规中的各项要求,朱熹强调自我主观努力的作用,他说:“则夫规矩禁防,岂待他人设之后有持循哉?”与此同时,他认为学规还有警示作用,对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示生徒严格遵守这一学规,“诸君其相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白鹿书院揭示》不但规定了人文教育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书院教育的这种转变,使得科举应试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资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台湾(海东书院学规)云:“‘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迹柢,亦胥在焉。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以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将人文教育寓于科举应试教育之中,应该说这是书院科举化背景下,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自我调适,以适应生徒普遍读书应举的要求。

教书育人论文第5篇

1.1专业知识水平低

就目前情况而言,大多数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很多知识的老化以及对新的专业知识的缺乏都严重影响着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专业技术及各项工作的发展。就内蒙古自治区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的情况而言,专业队伍状况不容乐观,图书馆专业毕业生寥寥无几,而非图书馆专业人员占大多数,这些给内蒙古自治区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实际工作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人才危机。因此,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工作在受到新的社会需求的推动下,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接受继续教育,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术能力。

1.2服务观念落后,职业道德教育不完善

在以往的服务观念中,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的服务大多只限于简单的借借还还,所以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也似乎习惯了这种简单的服务模式,工作长期处于被动形式。但随着现代网络知识信息时代的到来,要求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不仅仅是简单的“保管员”和“出纳员”,更应该在图书资料的管理工作中起到参谋、导读的作用。职业道德是图书馆继续教育的基础,职业道德的教育直接关系到院系图书管理人员业务服务水平以及服务质量的高低。目前,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工资水平偏低,评职称有很大难度,劳动成果得不到重视和认可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着管理人员的思想情绪、工作热情。因此,通过对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的管理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观念,提高职业认知度,充分认识到院系图书资料室在学校整体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加强自身素质修养,从而促进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工作的全面发展。

1.3知识结构不够完善、不够合理

从目前来看,虽说有些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但专业知识过于单一,没有系统性,或者只具备理论性而不具备实践性,缺失复合型人才,而且劳动人事部门提供的培训教育又是针对各个领域所有人员的一般性基础培训,这使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无法深入到图书文献的具体内容中,无法成为专业文献信息和专业读者的纽带,也就自然而然不可能为读者提供高质量高层次的服务。因此,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怎样提高专业水准,将陈旧的服务观念转变,将原有的知识结构更新,是迎接新时代挑战的重中之重。这不仅仅是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的工作,更是每个图书馆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不论职称高低,不论学位高低,资料室管理人员都应该全面提高个人综合素质,配合所在院校搞好图书馆员继续教育工作。

2继续教育的内容及途径方法

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继续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2.1相关知识的拓展

当今,信息化网络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高校图书资料室传统技能的拓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别的多方面有关知识有所了解,通过学习“图书馆学概论”、“图书情报学”、“信息检索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信息检索教程”、“信息资源建设”等多方面知识来充实自己,提高与广大师生的有效交流与沟通,从而提高服务质量。高校院系资料室面对的每位读者的专业、学科知识掌握程度不同,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各不相同,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理解接受能力也有差异,所以说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加强相关知识的教育,以达到与师生的有效交流与沟通,并且能为师生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

2.2新兴技术的掌握

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与发展,内蒙古自治区高校图书馆普遍由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化图书馆转变与发展,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基本采用计算机处理,文献信息数字化,信息资源网络化,高校图书馆对师生的管理模式与服务方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要求传统的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模式与服务方式也必须发生巨大地改变。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将被半自动、半手工的工作方式或全自动的工作方式的模式所替代,这些将给院系图书管理人员带来新的挑战。管理人员只有全面加强计算机能力的继续教育学习,掌握现代化的操作方法和管理手段,才能适应现代网络信息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2.3专业知识的继续教育

不论时代怎样发展,作为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对专业知识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拥有过硬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可以熟练地掌握、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将专业知识学以致用,与新技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才是现代社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也只有他们才能带动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全面健康地发展。综上所述,实现上述继续教育的内容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实现。

2.3.1讲座培训。高校图书馆应该定期组织专家、学者对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讲座、职业道德讲座等各方面的拓展能力讲座,以提高资料室管理人员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带动高校图书管理工作全面发展。

2.3.2进修班培训。高校图书馆可以根据本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具体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选派院系图书管理人员参加各类研修班、短训班等进行研修与学习,努力培养图书管理业务带头人,使其成为高校的图书馆与院系资料室之间交流与沟通的纽带。

2.3.3友好访问学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高校图书馆可以组织院系图书资料管理人员之间或校内院系图书资料室之间进行互访参观、调研与学习,借鉴、学习其他高校图书资料室或校内院系资料室先进的管理经验、方法及图书资料研究成果,从而弥补自己的不足,开阔眼界,扩展思路,提高业务知识与管理水平。

2.3.4树立终身学习。自学是继续教育的整个过程,是获取知识提高自我的最好途径,也是其他方法与途径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在现代信息社会中,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不断获取新的知识与能力,从而做好院系图书管理工作,更好地为学校整体的教学、科研工作服务。

3结束语

教书育人论文第6篇

关键词:人格魅力知识魅力情感魅力促进作用

无论你是哪个专业的教师,都应该注重个人的魅力。因为教师的任务不仅是教书,更是育人,教师利用个人魅力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学生通过喜欢这个老师转而喜欢他/她所教授的学科,最终达到完成教学任务、教书育人的目的。大学外语这门课程是全国高校大一和大二必修的一门基础公共课。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往往都集中在专业课上,再加上专业学习的压力和任务比较繁重,公共课往往被学生们轻视。所以公共课教师尤其应注重个人魅力的培养,本人作为大学外语教研部的一名老师,就教师的人格魅力、知识魅力、情感魅力以及仪态仪表、赞美艺术4个方面阐述教师个人魅力在教书育人中的作用。

一教师的人格魅力及其对大学外语教学的促进作用

教师的人格魅力是指教师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能吸引人的力量。巴拉诺夫曾这样评价:“教师的人格对于年轻的心灵来说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有益于发展的阳光。”教师的人格魅力应具有诲人不倦的奉献精神、平易近人的气度、教学相长的谦虚品格;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是一种人格去塑造另一种人格的事业。教师人格魅力是一个巨大的教育资源,它可以发挥特有的教育功能,正如车尔尼夫斯基所说:“教师要把学生造就成一种什么人,自己就应当是这种人。”我们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是在塑造自己的品质。一个好老师,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受益终生的。在今天这个追求金钱、利益的社会里,我们呼吁人心的善良、真诚,渴望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我们教师先成为高尚的人,因为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学生,影响一代人。

作为高校的大学外语教师,我们应该注重个人的人格魅力,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不能忘了对学生的品质进行教育,制定的规章制度需要严格执行,对学生课堂上出现的一些品质问题要即时的、直接的指出来并令其改正。用自己好的品质去影响学生、感化学生。

二教师的知识魅力及其对大学外语教学的促进作用

知识魅力是教师内在知识水平、知识运用能力和教育教学艺术的综合体现。知识就是力量,知识魅力是教书育人的坚实基础。学生学习的原动力来自于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教师的知识魅力对青年学生的学习动机具有诱导作用。

作为一名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做到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懂得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让学生们感受到老师渊博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基本功底。对学生要观察入微,入木三分。根据学生们的听课、学习情况,对教学做出实时的调整。这样,学生才会在佩服老师的同时认真讲课,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老师可以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组织教学活动,将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精彩鲜活,引人入胜。作为老师,不是简单的把书本上语法、词汇从课文开始一直讲到结束,而是有重点、有目的的讲解,老师的课上讲解要有闪光点,要使每堂课都有闪光的地方,使学生在学习中有所收获。

三教师的情感魅力及其对大学外语教学的促进作用

教师的情感魅力是指教师自身独特的气质、风度、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以对学生的尊重和热爱为中心,体现在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执著,对教学工作的热情和投入,对学生的关爱和尊重等方面。教师的情感魅力是教师教书育人的直接动力。列宁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哲学家罗素说:“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或自由地发展。”

教师的情感魅力还包括教师对学生的爱。教师对学生学习兴趣或者困难的关注。作为高校的大学外语教师,我们应该让学生感受到我们的爱,让他们在爱的包围下学习、成长。这种关爱不仅仅体现在学习上,还可以是生活上的关爱。只有爱学生,放大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才能最好的发挥学生的潜能,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四教师的仪态仪表、赞美艺术等对教学的促进作用

除了人格魅力、知识魅力和情感魅力外,高校英语教师还要重视仪态仪表和赞美学生的艺术。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往往会给人留下第一印象,而且这个印象不会轻易磨灭。高校英语教师的着装一定要给人以清新大方、得体优雅的视觉效果,展现年轻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这样会给学生一种美的享受,让他们以饱满的精神参与课堂,也就会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而且英语教师往往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可以在着装上加一些时尚的元素,这样会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因喜欢你的外表而先接受你,然后喜欢你的授课和你的内涵。

同时,作为高校教师,我们也不应忽视赞美的艺术。正如莎士比亚所说:“赞美是照在人心灵上的阳光,没有阳光,我们就不能生长。”学生尤其如此,当学生得到教师的赞美后,就会加倍努力,创造原来不可能取得的奇迹。每个学生都有优点,即使是学习最差的学生也有闪光点,教师要不失时机地发现他们身上的微小进步,及时给予表扬和肯定,哪怕是一个鼓励的眼神,学生们都会为此奋斗不已。所以教师要不失时机地赞美学生的进步,但是要注意用词和频率,且不可所有的赞赏都是“verygood”,要力求准确。

教育工作者,这个天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捍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每位教师能够树立良好的自我形象,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走进课堂,做到自尊自信,语言充满激情,面带微笑,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才不愧为一名好的老师。

参考文献

[1]徐岩、贾建波.浅谈提升个人魅力对高校年轻教师的重要意义[J].人才与教育,2008

[2]李娟.彰显个人魅力为英语教学增姿添彩[J].外语,2010

教书育人论文第7篇

从表面上看来,一线人员的工作很清闲,就是“往那一坐”,但实际上它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一线人员上班大部分时间在值班,不能专心思考其他问题,只要一上班,就要失去“自我”而投入到“工作”的状态;换班的间隙时间短,除了吃饭,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同时,一线工作,又是一个合作性质较强的岗位,工作时间不能由自己安排,而是和其他人员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长期倒班,生活没有规律,严重影响着一个人的专注力。一个人的专注力是培养出来的,一个人不够专注的习惯也是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形成的,由于一线工作需要随时回答读者的问题,特别是在人多的公共图书馆,一线岗位是一项分散人注意力的工作,一线人员时刻处在一种“待命”状态。因此,尽管很多员工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但难以花时间去总结归纳,也难以集中精力地去搞研究,因此,导致一线人员研究能力较低。

缺乏业内交流机会,员工眼界不开阔一般来讲,一线工作人员业界交流的机会比较少。其实,无论是大馆还是小馆的员工,如果不学习,不交流,就一定见识少,眼界和思路都不够开阔;加之平时学习的不到位,这都严重影响着公共图书馆馆员各项素质的发展,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图书馆一线人员对读者的服务质量。

2建立公共图书馆一线人员继续教育制度的必要性

现阶段,公共图书馆一线人员的整体素质、整体知识结构还远远赶不上时展的需求,这与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的进步极不相符。公共图书馆已从传统的以纸质文献为主的图书馆发展到拥有大量电子资源的现代化图书馆。资源载体的变化,要求图书馆一线人员既要熟悉传统的纸质文献的使用,也要熟悉大量电子文献的使用;同时,还要根据一线工作的特性,做好与读者的沟通工作。这些工作,对图书馆一线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技术的发展,图书馆一线人员也要不断完善自我,因此,建立公共图书馆一线人员继续教育制度也就成为提高公共图书馆一线人员各项素质的重要途径。

3开展公共图书馆一线员工继续教育的内容

3.1开展公共图书馆一线员工职业素质方面的继续教育在公共图书馆一线服务中,必须加强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公共图书馆一线人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图书馆一线工作就是为别人做嫁衣裳的工作;在这里,图书馆一线人员就像一座传递知识的桥梁,架在读者和知识信息之间。通过这座桥梁,读者可以尽快找到所需要的资料。因此,图书馆一线员工必须具有承担和奉献精神。一个图书馆员真正想把一线服务工作做好,是需要有一种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和踏实奉献的敬业精神的。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岗位上,需要一直坚守这种态度和奉献精神。

3.2加强公共图书馆一线人员业务能力的培训教育

3.2.1加强图书馆学方面的继续教育不断完善图书馆学方面的知识是公共图书馆一线员工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作为公共图书馆一线人员,必须熟练掌握图书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采、编、阅以及参考咨询方面的基本业务;了解本馆采、编、阅工作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要积极了解国内外图书馆界发展的动态,做到与时俱进,才能准确、快捷、有效地为读者服务。

3.2.2加强计算机以及其它学科相关知识的继续教育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在图书馆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随着电子资源的不断扩大,图书馆已经从以纸质资源为主发展到今天大规模的电子资源的使用。因此,作为图书馆一线人员,必须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熟练掌握现代图书馆文献中的常用数据库的使用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知识。一个人的知识面越广,对理解问题就越容易,因此,学习就成为图书馆人永远的话题,也是图书馆人不断进取的方向。

3.2.3加强与人沟通能力的培训沟通是公共图书馆一线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作为公共图书馆一线人员,除了具有一定的业务技能外,还特别应该具备一定的与人沟通的能力。公共图书馆就是一个公共场所,到馆读者素质参差不齐。针对不同的读者,一线馆员要有不同的方法和态度,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工作人员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想问题,同时,要有一颗包容的心,不计较读者的行为,才能真正地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使读者在图书馆得到满意的服务。

4公共图书馆继续教育的形式

4.1鼓励非图书馆专业的人员参加图书馆专业的学历教育目前,在公共图书馆一线工作的人员大多是非图书馆专业的人员,图书情报方面的理论知识有所欠缺,要想从根本上提高这些人员的专业水平,还要从本质上解决非专业的问题。所以,提倡非图书馆专业的在职人员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参加图书馆专业的学历教育。

4.2积极参加本馆组织的各项业务培训和业务交流尽管作为一线人员,从时间上难以自我掌控,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多参加馆内的各项业务培训和业务交流,并且,不要流于形式,不要仅满足于修满学时,而要从实质上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4.3积极参加图书馆业界年会,寻找业界交流的机会每年的图书馆年会为广大的图书馆界人士提供了更广阔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作为图书馆人,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因此,积极寻找机会参加图书馆学会组织的年会,在会上多学习和交流,努力开阔眼界。图书馆人有了眼界,才会有胸怀,有了胸怀,才能更加包容和自信。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