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论文4000字(一)：《新闻联播》对“三农”问题的传播策略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三农”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地位重要性的不断凸显，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表述也发生了变化，从“基础地位”到“首要地位”，从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再到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表述的变化，充分反映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而《新闻联播》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通过其对“三农”问题的报道研究，发掘其成功的传播策略，以央媒和地方媒体为代表的党媒和各自媒体提供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传播策略；“三农”；新闻联播
一、非均匀传播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涉农新闻的分布不平均。有时，在一个月中，可能会集中出现涉农新闻占比高的几天，其余时候占比较低甚至为零。放眼全年，涉农新闻在春季和秋季占比较高。由数据统计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涉农新闻在农业生产关键期及某些节日前后会高频出现。
（一）与农业生产相关
首先，涉农新闻会在农业生产关键期高频出现。如图表1所示，1～4月和9～12月的涉农新闻在当月的占比中均超过6%；除3月和4月，其余六个月的涉农新闻在当月的占比超过10%；2月和9月的涉农新闻在当月的占比甚至在15%左右。1～4月是一年中播种的关键时期，9～12月则迎来了全面丰收的时节。在这些月份较高频次地报道与“三农”有关的新闻，可以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农民的亲切关怀和对农村、农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让新闻受众感受到田间地头、春耕秋收的魅力。
图表1
图表2
相反地，一年中的5～7月的涉农新闻相对较少。这段时间内大部分作物尚处于孕穗拔节期，直接报道作物长势的新闻不具有太高的新闻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农”议题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段时间内涉农新闻着重报道了相关路线、方针、政策及引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典型人物，但总的来说，处于“三农”传播的“低谷期”。一系列涉农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台和一大批先进人物的奋发有为，是之后成效、成果显现的基础，因而不同时期的新闻其实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
（二）与相关节日相关
其次，涉农新闻会在某些节日前后高频出现。如2018年清明节前后，《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均以大篇幅报道了“三农”话题。4月5日的头条新闻从追忆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切入，后将视角引向其曾经创办的革命根据地横峰县。当地2200多名党员干部组成68个驻村帮扶工作队，深入大山腹地，帮助村民增收，村级光伏电站、万亩葛根、油茶等现代农业蓬勃发展；4月6日的头条新闻则以四川蒲江县明月村的“新村民”和邛崃市新民村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为例，讲述了四川通过推出一系列“人才兴农，人才强农”政策，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再如2018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后，《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更是直接使用了“三农”这一表述。9月22日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紧接着，次日的头条新闻作为前日头条新闻的延续，报道了总书记的讲话在各地引发的热烈反响。
在节庆期间加大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有助于全社会聚焦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话题，加大爱农、助农、兴农的力度，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提供更强大的合力。
涉农新闻的分布不平均一方面受到客观条件（如作物生长情况、节假日分布情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媒体的传播策略密切相关。媒体的传播策略应该适应客观条件的发展，并根据舆论需求、自身立场加以调整和完善，这样才能取得更优的传播效果。
二、多角度传播
在《新闻联播》中，立足于央视部级的媒体传播平台，对“三农”问题，这个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传播策略。利用多角度的传播策略，央视《新闻联播》通过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在一个长时间里勾勒出一个相当完整的我国三农事业奋斗历程。大体可分为“人物”、“事件”、“物质”三个大角度。
（一）“人物”角度
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有一类新闻以农民生产生活为中心，专门聚焦“人物”，出现的人物，根据身份划分，大致可划分为国家领导人、农民和基层干部。
“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按内容划分可分为国家领导人与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与外国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与农民、国家领导人与干部，这一部分以“上层建筑”为抓手，聚焦大方向、总任务；“农民”主要按身份划分，主要分为解放前革命烈士、果农、渔农、农牧民、和农民工，在“农民”角度当中，新闻联播以农业生产、农民的民生发展、农业现代化等为主要切入点，聚焦具体事件，报道产业发展；“基层干部”的新闻以一线干部事迹和干部培训为主，以新闻故事展开，体现出基层干部的奉献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其中不乏感人至深的故事，给人以感动和信心。
（二）“事件”角度
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有一类新闻以农业发展为中心，聚焦“农业发展”“农业经济”。
在这一部分的新闻中，一类聚焦了农产品的进步，出现的往往是优秀的技术人才，比如以袁隆平院士为核心的杂交水稻科研团队、云南师范大学的“超级土豆”团队等；还有一类聚焦了农业与其他国家战略的配合，如“雄安新区”的农业发展、与“美丽中国”国家战略的对接、与“三北”防护林工程的组合、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交叉和与非盟、东盟、欧盟、印度、巴西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农业贸易往来等；再有一类是聚焦农业生产的新闻，在农业生产的关键节点进行重点报道，如春耕、防疫、休渔期、秋收、牲畜出栏、假期等等，保证传播的不误农时、不误农事。
（三）“物质”角度
《新闻联播》中的涉农新闻在涉农“物质”建设、改造上着了较多笔墨，报道了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的安排和成果。如2018年4月13日的头条新闻，报道了總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讲话。在讲话中，提到了“打造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等部署安排，从较高层次谈及对农业方面的建设要求。又如在2018年5月6日的《新闻联播》中，“新时代新青年：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这条新闻报道了宁夏吴忠加强农村生态治理，整治被农村垃圾包围的河流，让臭水沟变成村民受益的生态廊道。
由此可见，《新闻联播》从多角度报道了对涉农物质资料的建设、改造成效，既包括党和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决策部署，又涵盖了农村环境及每户人家的生活条件改善。这就从全方位阐述了涉农物质资料对“三农”发展的重要性。
三、多体裁传播
在《新闻联播》中对于“三农”所报道的形式非常多样，利用不同风格的语言、多样的叙事，达到传播的目的。在所统计的数据当中，占有很大篇幅的便是专题报道与新闻特写，这两种体裁以其充分的叙事，约占所有体裁的一半。
专题报道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具有典型意义和较高新闻价值的新闻人物、事件、问题、社会现象等，进行记录调查分析解释评述等，深入系统而又生动反映其发生发展和结果及影响的全过程，揭示主题的深刻意义。
（一）专题报道
“最美基层干部”就是《新闻联播》的一个典型系列的专题报道，其中有很多篇幅都给到了乡村干部，因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一环便在于无数的乡村基层干部。
例如2018年5月5日的新闻，“最美基层干部——吴协恩：矢志乡村振兴谋求共同富裕”，讲述了江苏江阴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带领村民勇于创新、奋力创优的同时，还努力带动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村富起来的故事。我们通过例文中的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看到了我们基层干部是如何带动帮扶农村摆脱贫困发家致富，又如何授人以渔帮助农民们传递脱贫的办法。体现出了身为共产党员心怀百姓，身体力行的优秀品质，是党的好干部，是人民的好公仆。
（二）新闻特写
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报道类型——新闻特写。它是新闻体裁中富有表现力的重要体裁，以描写为主要手法，"再现"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一瞬间"的形象化报道，它抓住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某些重要场面，或者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两个片段，用描法给予集中的、突出的刻画，将富有特征的真人真事"放大"和"再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们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例如：2019年2月2日的新闻“李克强在内蒙古考察”：
“1日至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考察……。
……
在卧龙山棚户区，居民们向总理表达了出棚入楼的强烈愿望。李克强说，居住是民生刚需，要急群众所急，政府、居民各方共同努力，加快棚户区改造，让更多住房困难群众住上新居。他叮嘱当地负责人要全面排查棚户区居民医保、低保情况，保障他们基本生活。
李克强来到热电公司，强调冬季供热是北方地区基本民生。他感谢工作人员春节坚守岗位、辛勤付出，为千家万户送去寒冬里的温暖。
……
这则新闻特写就把李克强总理下乡考察，关心农民生活福祉的细节展现了出来，从农业收成，择业就业到生活保障，住房条件，子女上学，出行便利，李克强总理无微不至的体察到了农民生活所面临的的诸多难题，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村农民的深切关注，还体现出了李克强总理对农民生活能否有所保障的关心。
结束语
专题报道与新闻特写，具有角度细腻、内容详实、情感真挚等共性特点，《新闻联播》以这两种体裁为主要传播手段，辅以消息、通讯、社论、跟踪报道、评论员文章等，充分利用各种体裁的传播优势，全面而真实的进行“三农”问题的传播、记录，能让人民真切地把握我国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现状，感受国家进步与发展，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完成传播任务，达到传播目的。
三农问题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三农”问题解决对策论文
摘要：该文从城乡振兴战略角度，提出“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为农村改革发展进步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三农”问题；农村改革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是党历年来工作的重点环节。新时代赋予了“三农”领域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我国综合实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证。要想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做到“四化同步”发展，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这个短板，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建设。
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想要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就必让农业和农村优先发展。通过优先配置干部，优先配置要素、优先资金投入，优先公共服务四个优先，提升三农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做到优先安排、优先满足，通过用高效实在的办法去解决“三农”问题。
（一）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因此想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建设优秀的人才队伍，为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大力引进外来的优秀人才，开发村镇内部的应用型人才，通过福利待遇和晋升空间保证人才的留任。同时也要加强乡村镇的人才培养，一要重视人才素质，二要重视品德建设。对于人才技能的需求，包括新型农业耕种技能、农业发展经营技能、乡村规划管理技能、乡村治理技能等，都是目前农村建设紧缺的能力。国内各大农业高校要不断加强专业建设，为国家“三农”问题的解决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要建设乡村自主品牌，提升乡村整体价值，推进农村新型智库的发展，建设农业人才高地。
（二）夯实农业基础
要加快农业技术发展，提升先进农业技术普及效率，提高农业科技的利用率，推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土地就是最好的粮倉，技术是最好的粮食，只要有技术有土地，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产出。不断加深农产品品质改革，推动农业建设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提升对农业支持的高效率供给，保障食品安全目标的实现。以东平县为例，近些年来扩大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推广，通过提升农业质量，振兴农业发展。以建设具有绿色、优质、品牌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方式，实现“三农”问题的良性改善。
（三）改善乡村公共服务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优先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要能够做到普惠农民，保障基本，均衡收入，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方向，完善公共服务提升，全面保障农民的生活条件。要加强在农村的教育、医疗、文化建设，只有农村人民素质和安全的提升，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发展。要加强道路的修建与维护，要想富先修路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
二、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一）贯彻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是保障农村粮食安全，其次是对于生态安全的保护。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城乡之间的流动屏障，保障劳动力、技术、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正常流通[1]。要建立城乡要素之间的互换机制，保障公平性，保证公共资源的均匀分配。比如成立相关的指标调剂交易机制等。
（二）贯彻落实城乡结合扶持政策体制
先发展带动后发展，利用城市高速发展对于基本生活要素的需求，对乡村进行带动。乡村的生产要素根据城市的发展需求而不断改变，实现短渠道供应链，节约成本的同时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城乡之间也要根据彼此所具备的特点进行发展转变，突出特点，利用彼此在不同领域的优势互相结合帮助扶持。比如城市以旅游业为主，乡村就可以发展特色水果、粮食种植业，减少常规种植物的种植面积。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三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村内在生产动力的发展，如果自身的窟窿不补上，光靠外部资金的投入是永远无法解决发展问题。要坚持执行“三权分置”，让土地的承包关系能够一直保持不变，土地是集体的，这是所有权的根本。而农户对于土地的承包权，同样也是严格保护的重点。要放活土地的经营权，促进农户的收益持续上涨。加快推进各种产权的精准确定，实现流转交易平台的权威性，实现确权成果的尽快转化。对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要尽快深化改革，不仅能够确定所有权，还要赋予新的功能，实现土地活用活化的价值。同时还要保障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的安稳有序，实现体制的改革创新。
农业经济问题论文范文一：农业经济复合型农经人才培养思考
建国以来，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的专业人才主要分布在农业经济相关的各个领域，为国家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经济政策出台以及落实，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2]。改革开放初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社会农业经济管理人才普遍紧缺，虽然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单一、课程设置也趋同，但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招生、就业和学科发展的影响还不突出[3][4]。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经济形势的巨大转型和社会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需求数量的大幅度减少，导致各高等院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缩减和就业难等问题日益突出[5]。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的岗位衔接较差，不能直接满足岗位需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职业能力培养不足。
推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职业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根据农业经济转型的特点培养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是一专多能或者多专多能的人才，不仅具备丰富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具备多学科的专业技能知识，这类人才不仅好提拔、好就业、好使用，而且能够更好地为农业经济全产业链经营管理提供服务[6]。因此，面对中国农业经济社会转型和农业经济管理岗位需求的转变，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该如何转变以适应和服务于这个转型，并确定合适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和人才职业能力培养需要重点思考解决的前置性问题。
一、农业经济转型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一)农业经济向专业化、多元化和全产业链模式转型，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多元复合型职业能力人才
随着农业经济发展目标由单一的追求产量目标转变为质量、数量和综合效益的协同多目标，农业产业的发展也逐渐由过度分割的分段式农业向全产业复合型农业产业转型。这种转变一方面把千家万户的小规模经营农户有效衔接起来，将小农户通过产业化模式联合起来融进大市场、参与大流通。
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将农业产业链条产前、产中和产后联结起来，形成了六次产业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也逐渐由传统的原料供应部门向工业加工、环保、旅游、休闲等领域拓展，一、二和三产业的界限日益模糊。这就要求农业经济管理与农业、工业、旅游等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培养多元化复合型专业人才，使之具备全产业链经营与管理知识以及交叉学科知识和职业能力。因此，面对中国农业经济转型，需要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复合型技能人才，这已经成为转型时期推进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工农关系的转化，农业经营发展需要培养新型复合型职业能力人才
农业是工作辛苦程度高、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比较效益却较低的行业。在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实施细碎化的均分耕地资源的配置方式，进一步使农业经营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所以，农业领域很难吸引到专业人才。当前，农业经济管理人才日益缺乏，谁来种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吸引新型职业化经营主体成为职业农民已经成为推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
而职业化的农业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链管理者必然成为保障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和提升的重要基础。这种转变既要求农业经济发展由多元化的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共同参与，同时需要以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进农业经济的协同发展[7]。与此相适应，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形式要求培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职业能力、农业资源的经营管理能力以及应对市场风险能力都要高于传统的小农户，使其能够在复杂交错的经营环境中获得更高的经营效益。
因此，培养新型职业能力人才就是要培养其成为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致富的带头人、领路人，带领专业的职业农民推进农业经济发展和保障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创建民族品牌，打造和推动农业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提升全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转型时期传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日渐萎缩、非农化趋势明显
这一问题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职业能力培养难以适应新时期农业经济转型需要。首先，从农业院校农业经济管理学院专业设置情况看，非农化趋势突出，工商管理、会计学等非农专业迅速发展，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在农林经济管理学院中专业招生人数日渐萎缩。其次，从课程设计上看，一些反映农业经济特色的课程逐渐消失。
例如，一些传统农业特色的反映交叉农学知识的课程，植物学、畜牧学、林学等课程已经被排除在一些高等院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教学大纲中。农产品贸易、农业推广、农村金融等农业经济管理特色专业课程，在一些农业经济管理学校的课程体系中被削减课时甚至多年未开课。再从学生就业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90%都去了与农业有关的行业或部门。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进入农口工作的学生不到总数的10%。这导致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日趋萎缩，特色和优势逐渐丧失。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服务于农业的技能不断被弱化，难以适应新时期农业经营管理的需要。
(二)农业经济与其他学科融合较差
农业经济转型发展越来越突出交叉学科融合与创新，这些新变化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经济转型和产业延展要求人才的培养需要具备交叉的综合知识和职业能力，需要交叉综合知识的复合型教育平台。但是，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单一、专业面窄，社会实践缺乏，不利于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职业能力培养。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向非农倾向发展，进一步导致了学生务农、亲农、服务农业经济的意识淡薄，能力弱化。培养的人才只懂基本的企业会计知识、企业管理原理等通识知识，缺乏农业特色和服务转型农业经济发展的职业能力培养，导致其在职场竞争中缺乏特色和优势，难以适应新时期农业经济经营和管理的需要。
(三)传统培养方式和教学模式单一
首先，从当前农业经济课程设置上看，缺乏应对转型时期农业经济专业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系统设计，尤其缺少与企业互动实践教学环节，导致学生不具备独立的顶岗实习能力，不利于学生职业能力的积累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再加之一些教师常年足不出户搞教学，而目前教科书更新速度较慢，教材上的农业经济知识落后于实践的问题突出，其培养的学生能力必然远落后于转型经济社会实践的需要，这也是很多学生感觉部分课堂知识学无所用的原因所在。
从授课方式看，目前普通高校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理论讲授为主，缺乏多学科综合知识的串联讲授，主要侧重于对书本知识的掌握，没能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但面对转型时期经济新常态下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很难在书本上找到现成的标准答案。这些新知识难以通过传统的教学方式反映，需要紧密结合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现状、趋势和规律的追踪研究、总结和报告，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深入相关企业及部门进行实践，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提升综合技能，形成与农业经济岗位可以对接的职业能力。
三、职业能力导向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模块化培养体系设计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载体是综合性的职业行动，区别于通识教育、职业培训[8][9]。应对农业经济转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要在兼顾高等院校优势和特色基础上，重点融合和互动教学模式改革，培养目标既要强调厚基础、宽专业，同时要突出强调农业特色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按照模块化设计人才培养模式。
(一)形成职业能力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块
从高校学生培养的学历层次看，本科生为主的金字塔结构已经被打破。近年来，本科生规模缩小、硕士研究生规模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基本稳定，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学员结构呈现梭型的特点。本科招生规模严重缩减已经成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为适应农业经济转型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现实，高校学生的培养需要按照层次结构、按照精专深原则培养，重点拓展职业能力培训。其中，本科层面人才培养突出精度，重点在于突出对小规模本科学生核心基础职业能力的培养，抓住核心精品课程内容的传授和基础技能的培养，按照精品思维打造基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硕士层面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专度。
在突出相关方向的广度知识基础上，需要加强硕士生研究方向农业以及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知识专业化的学习，保障其在实践中能够独立解决农业经营管理中的难题，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博士层面则要有深度，这一层面需要掌握较为精深的复合专业知识，能够独立、系统、开创性地运用多学科交叉知识解决复杂、关键性问题，并形成开创和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潜在能力。
(二)搭建职业能力导向的交叉型课程体系模块
需要按照农业经济发展需要，改革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发挥农业院校学科特色优势，搭建复合型人才培养平台。目前，农业院校学科专业主要按照文科、理科和工程类设计，形成了农学特色专业、畜牧兽医特色专业、食品科学特色专业等优势学科。这种割裂虽然有利于培养专业人才，但是不利于培养适应性强、就业面广的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打破这种割裂的学科分界，以农业经济管理核心课程为基础，整合全校其他学科核心课程优势，将优势学科资源按照专业需要设置为集群优势平台，并按照卓越式或者精英式教育模式重点培养，架构培养方案与岗位职业能力之间的桥梁。
例如，农业食品经济专业方向，重点培养方案以农业经济管理系核心专业为基础，实现农学系、动物科学系、食品工程系等学科核心课程交叉融合，并采取小班授课和专题授课方式，从食品产业链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进行相关课程的系统设计，搭建集群式核心课程体系平台和配置师资力量供学员选择。在学分设置上，除了通识课程、经济理论等基础课程外，还需要增设必修的农学类核心课程、畜牧类核心课程和食品工程类核心课程，满足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就业岗位能力培养的需要。
(三)建立职业能力导向的翻转式教学模块
大部分学生思维活跃、勇于创新、动手操作能力强，对感兴趣的事物能够激发积极性和投入精力，为此，需要采用灵活生动的教学模式激活学生的热情。教师要革新教学模式，加强教师与学生互动设计。课堂改革就是要告别课堂干讲布置作业课后练习的传统三部曲，需要教师的课堂角色发生转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优质资源开展教学。教师的责任在于理解学生的问题并引导学生运用知识。学生在课前领取任务，自主学习并完成项目任务，通过师生互动、理论与实践互动实现信息知识的综合、凝练与传递。将课堂和实践场地变成教师与学生互动场所，包括知识运用、答疑解惑、总结提升。
(四)完善职业能力导向的实践能力培养模块
要走出课堂、走进生产一线，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互动。生产实践环节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职业能力培养与就业岗位对接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教师和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重要环节。要通过走进生产一线，直面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促进学生消化吸收理论知识，通过理论与实践互动增加学生对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直面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职业能力。
其中，农业经济的经营者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点主体之一，包括专业农户、农业企业人员以及合作经济组织成员。这一部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主要侧重多学科核心知识的专题讲解，需要根据经营者面临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培训。其次是农业经济管理者，主要是省、县、镇(乡)村等各级农业经营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或者服务人员，主要针对农业经济政策、农业全产业链管理核心专业知识和核心技术进行专题讲解。
第三，农业经济研究者和从事农业经济职业教育的人员。这一层面主要是通过对农业经济前沿理论、方法和交叉学科核心知识与技能的系统培训，使之成为推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和创新的重要主体，既要侧重学员对前沿理论和知识跟进学习，也要加强这类学生的交叉学科知识的补充学习，提升其研究和指导生产实践的能力。
农业经济问题论文范文二：农业经济管理探究
我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耕地面积广大、农业人口众多，历来被称为农业大国。但是，随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如何高效的利用土地资源、有效的提升农业产品的质量及产量、持续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了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推动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发展，不仅能推动生产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而且还能帮助建立健全农业经济体制机制，是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举措。
一、基于信息化角度下的农业经济管理现状分析
1.农业经济信息化重视程度低。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对农业信息化经济管理还不够重视，还在利用传统的种植方法，即缺乏效率，也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消费市场已经由有什么吃什么的时代，逐渐在向吃什么有什么的时代转换。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需求市场，利用信息化技术，不仅可以很好的统计和分析市场需求，而且还能结合农业科技知识筛选出较好的种植方案建议。这样即高效利用了生产资源，又使生产出的农产品能够最大化满足市场的需求，避免了产品滞销带来的农业经济损失。而大部分农民对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认识不足，不够重视，盲目的采用传统方法进行种植。不仅是农民自身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认识不足，地方领导人员也是如此，对其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比较深的重视程度，以至于农业信息化体系无法从体制上得到保障，这大大阻碍了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推动和推广。
2.农业经济信息化资源的欠缺。由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资源的不足，使得地方农业经济不能结合实际情况得到持续有效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农业信息网站的信息以新闻、政策法规、转载刊物为主，缺乏针对性，缺乏对市场需求的行情调查分析，缺乏对市场行情动态的跟踪，无法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最大适用度等等。因此，需要迫切提升相关信息的更新度，迫切提升信息筛选和分析的能力，完善数据库结构，提高农业经济信息化的推行效率。除信息资源更新和分析不足外，资源展现形式单一，也是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资源欠缺的一个表现。此外，基层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联系不紧密，无法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交换，也是影响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资源欠缺的因素之一。
3.农业经济信息型人才的欠缺。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的素质水平越高，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推行越容易。然而我国大部分农民所受教育不多、综合素质不够高，因此让他们掌握较新的农业科技知识，并将其应用于生产成为较难实现的任务。农业科技人员有足够的农业科技知识，并可以研究高效生产的方法应用于实践，这可以推动农业科技化、高效化发展。但农村地区对于专业化人才不够重视，使得农业科技人员缺乏，制约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化人员和地方政府职员的非专业化，也是制约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一大因素。对于信息化意识和管理意识的缺乏、对计算机应用知识的低普及率使得他们获得高效有用信息、利用信息化技术解决问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农业经济信息型人才的欠缺成为阻碍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基于信息化角度下推动农业经济管理发展的措施
1.加强农业经济信息化的重视程度。农业经济信息化的发展可以最大化的提高生产资源的利用率，满足市场需求，推动农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加强农业经济信息化的重视程度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考虑多向地方政府宣传关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知识，并纠正他们对农业信息化认识的错误观点。以地方政府作为依托，加大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宣传力度，让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走进农民当中，调动当地农民和基层作业者对于农业信息化管理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推动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的建设，为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提高农业经济信息化资源水平。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受到资源不足的制约，解决该问题可以从信息库、资源展现形式和合作机制三方面入手。信息库的建立健全至关重要，信息库中的数据真实性、更新度、信息的加工准确度、分析问题的深度、与当地实际情况的结合程度等等，都将影响到当地农业经济的增长速度。针对资源展现形式单一的问题，可以考虑采用手机通信、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刊、网站等多层次的媒体平台来推广信息，也可定期举办交流会，实现信息互动。对于合作机制方面，可以考虑将各地信息库实现整合和共享，创设一个共享交流平台，这即有利于推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加速发展，也能为建立更全的农业信息化平台机制打下基础。
3农业经济信息型人才的培养。针对农民整体综合素质不高的问题和农业人口基数大的因素，可以考虑采用远程教育方式，广泛进行农业科技知识普及、信息化意识培养。在地方设立专业信息化站点，对基层作业者进行农业科技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推动农业科技化知识的更好普及，减少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阻力。除了定期对广大农民的知识科普，还需要对管理部门职员定期进行信息化技术的培训，以更好的建设农业经济的信息化管理。对于技术人员缺失的问题，可以考虑构建合理的人才引进机制，利用优惠政策吸引一些具备信息专业水平和农业经济管理能力的综合性人才、具备农业科技知识的专业研究型人才，利用制度保障留住紧缺的农业科技信息化专业人才，为农业地区提供专业性保障，组建一支推动农业经济信息化发展的核心专业团队。以专业信息化站点、核心专业团队作为中心点，以地方广大农民和地方企业经营者为扩散面，加速科技信息的推广和应用，在完成知识普及和综合素质提升的同时，加速了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推动。
三、结语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对广大的农耕土地和大基数的农业生产人员，为了最大化的提高生产条件的利用程度，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推行是农业经济管理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要求。然而如今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推行现状依然不够乐观，还存在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受重视程度低、信息资源欠缺、人才不足等问题。因此，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广，而且还需要各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和相互合作，以促进各地区经济更好、更平稳、更平衡的发展。
参考文献：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产业，一方面，农业要承担起其作为一个产业的职能，即要以自身的贡献去支撑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农业要在履行产业职能过程中使自身的产业素质得到提升，即要与非农产业一同发展。此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农业还要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农业问题是在产业职能、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研究农业问题也必须从这三个层面上进行考察。
1.产业职能层面
国民经济是由多个产业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为了确保该系统的正常运转，每一个产业都应承担起与其职能定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从产业职能层面看，农业问题就表现为农业能否对国民经济作出应有贡献的问题。根据库兹涅茨的经典分析，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有四个方面的贡献，即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农业的产品贡献来源于农产品剩余，包括对非农产业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农业的要素贡献来自于其内部的要素释放，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的市场贡献体现为对非农产业产品的巨大需求，包括对生产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农业的外汇贡献源自于出口农产品而形成的外汇储存。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非农产业扩张使自身积累能力、购买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对农业部门的要素、市场和外汇的依赖程度趋于下降。相应地，农业在这三个方面的贡献也日渐式微。但是，伴随非农产业扩张而形成的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因其具有不可替代性，从而非农产业对农产品的依赖程度是不会下降的。此时，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就集中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即农业能否满足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问题。
2.产业素质层面
国民经济现代化应该是均衡推进的，这就要求构成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要一同成长，产业素质要同步提升。因此，从产业素质层面看，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农业现代化就是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即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农业规模化，是指农业从小规模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工业化，是指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广泛应用于农业，使之改造成为受实验科学技术指导的，用工业技术装备的工业化的农业。农业产业化，就是在一体化产业组织内部把农业再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起来，以解决农业家庭经营所面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业市场化，是指自给自足农业向市场化农业的转变，它不仅意味着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意味着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都要市场化。农业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产业素质的强弱。
随着一国工业化的推进并达到一定水平后，如果一方面能充分发挥“以工促农”传导机制的作用，使农业依靠产业关联的内在规律来自然接受工业的促动，另一方面又能及时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强制性地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或补贴，农业就可以与非农产业一同发展，农业产业素质就能不断提升，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杨国才，2007)。反之，如果“以工促农”传导机制存在严重阻滞，而政府又不能及时主导工业反哺或补贴农业，农业发展就将大大滞后于非农产业发展，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3.产业开放层面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国内所有产业都面临着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从产业开放层面看，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问题。根据柯炳生(2003)的分析，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价格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和信誉竞争力。价格竞争力，是指农产品的价格要低廉，这是农产品竞争力的传统性和基础性要素。质量竞争力，是指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程度要高，品质要好，卫生安全达到规定的要求。信誉竞争力，是指农产品品牌和企业的市场信誉要高，既包括供给者在供货方面能否不折不扣地履行承诺，也包括供给者或农产品品牌本身的声誉。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缺陷和不足，都会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突出的影响。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农业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世界农产品贸易战此起彼伏。自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决心把农业贸易完全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与监督之下，建立一个没有政府干预、不扭曲的农产品贸易环境。各方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93年底达成了《农业协议》，启动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多哈会议)又把农业问题列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加快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05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六届部长级会议(香港会议)经过艰苦谈判，各成员代表同意在2013年之前逐步取消农业补贴和棉花出口补贴。可见，农产品贸易的完全自由化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更加自由化，农产品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如何尽快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就成为各国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二、中日三个层面农业问题的比较
1.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中国已基本解决，日本则十分突出
目前，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农业占CDP比重已下降到15%以下，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低于50%，城市化水平已接近40%。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结构性特征表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并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过渡。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品贡献问题，即农产品供给问题。
自1996年中国农业获得改革后第三次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1万亿斤，棉花产量达到8400万担以来，可以说，中国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就得到了基本解决，实现了由长期供给不足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1997年以后，中国开始成为农产品的纯出口国，每年顺差50亿美元左右。中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供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些数据表明，目前中国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已基本得以解决。
二战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则急剧下降。1947—1998年期间，日本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从38.8%下降到1.9%。农业份额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表明日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日本农业在要素、市场和外汇三个方面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也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
由于日本是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农业本无优势，加之1960年代以后实行大规模出口工业产品的经济战略，为了获得工业品市场而放任农产品的大规模进口，导致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低，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提供的《日本粮食、农业与农村2000年财政年度报告》，日本除大米自给率维持在95%以上之外，其他农产品的自给率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期都不同程度地下降，1999年的自给率分别为：大豆6%、蔬菜83%、水果45%、乳制品70%、肉类54%、食糖31%、水产品65%。从1960年到1999年谷物自给率由82%下降到27%，以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由79%下降为40%。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1999年进口的农产品价值为330亿美元，占当时世界进口总量的10%。农产品需求高度依赖国外供给的状况已经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深度不安(刘景章，2003)。
2.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中国还比较突出，日本则已顺利解决
囿于小农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思想观念，当前中国农业的整体产业素质仍然偏低，传统农业的特征还比较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家庭经营规模太小，阻碍了先进的农业机械、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的采用，致使目前中国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为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农业产业化还任重而道远，龙头企业数量不多、带动能力不强，进入农业产业化系列的农户仅占全国总农户数的30%左右，并且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农户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农业市场化程度也很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很不健全，流通渠道不够畅通，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因此，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日本的自然、社会条件决定了农户经营规模一般较小(国内有不少学者称之为小农经济，这是不妥的，因为它是面向市场组织生产的)，这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但在小规模农户经营基础上，日本农业的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成熟程度与发达水平，比欧美农业毫不逊色，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迅速转移，以及战后日本政府对农业改造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从1960年到199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从1960年的32.6%下降到1995年的6%，这为日本农业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日本政府则通过“农地改革”(1947—1950年)和颁布实施《农地法》(1952年)、《农业基本法》(1961年)等一系列法律，制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措施，及时地推进了以机械化为主体的农业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农业现代化进程。据199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世界第一，耕地拖拉机为0.4708台/hm2，耕地收割机为0.2487台/hm2。由于农业良种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此外，日本早在1970年代前后就实现了农业产业化。日本农业产业化的特点，是由农协等合作组织牵头，由农民自愿参加，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收购、加工、贮运、销售等，从而使农村供、产、销三大领域完全实现一体化。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稳定了农民收入。总之，日本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完成，表明在非农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农业的产业素质得到了同步提高。
3.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中日两国均将日益凸显
由于土地资源约束，农业的小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农产品的整体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在产品价格方面，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包括粮食、油料、糖料和棉花等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不具备出口竞争力。在品质方面，大宗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程度低，产品质量不高；水果蔬菜产品存在外在形态、口感和农药残留方面的问题，畜产品也存在卫生安全方面的问题。在产品信誉方面，中国更是面临着明显的不利因素，如品牌效应不强、市场诚信缺失、政府干预不当等。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农产品面临着价格、品质、信誉的三重压力。尤其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国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将更加凸显。
由于农业的小规模经营，过多的生产资料投入，以及政府过度的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使日本农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国际竞争力低下。1997年日本耕地面积为494.9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3%。全国平均每个农户经营耕地1.47公顷，其中70%的农产经营规模在1公顷以下。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与欧美型农场相比相差甚远，如日本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与美国相差140倍。正是这种经营规模的巨大差异，使得日本大米的平均生产成本比美国高10倍，日本产的大米价格是美国的5.6倍。同时，为了缓解土地资源不足，日本不得不依靠增加生产资料投入以提高单产，增加农产品供给。但与美国相比，日本肥料价格是美国的1.3倍，农药农机具的价格是1.2倍、饲料是1.6倍。高昂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无疑也加大了日本农业生产成本，抬高了其农产品价格(王炳焕、陈伟红，2006)。此外，为了在廉价的外国农产品冲击下保护本国农民利益，日本政府又不得不对农业长期实行过度的价格保护政策。然而，保护的结果却是劳动力成本越发增高、生产效率越发偏低、价格越发居高不下。这样必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日本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变得遥遥无期。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日本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将日益严峻。
三、结论及对几种观点的评论
首先，在农业产业的不同层面，农业问题的展开是非均衡的。目前中国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产业素质层面和开放经济层面的农业问题还远未解决；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地解决了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但还没有解决好产业职能和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在其产业不同层面上的展开是非均衡的。
有学者依据中国农产品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就认为，尽管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农业问题已基本解决了(陆学艺，2002)。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解决论”。很显然，“农业问题解决论”是仅仅着眼于产业职能层面而得出的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片面认识，它忽视了中国农业在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上文中所述及的当前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水平还比较低，传统农业的特征还比较明显；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国农产品还面临着价格、品质、信誉的三重压力。
其次，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问题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中国农业现代化还任重而道远，正面临着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问题；日本农业在完成了现代化任务之后还面临着诸多“后现代”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在其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
有不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认为，只要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农业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因此农业政策的目标就单一化为追求农业的现代化。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惟现代化论”。很显然，“农业问题惟现代化论”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尽管日本农业已经现代化了，但至今食品有40%以上要依赖进口，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的教训警示我们，即便将来有一天，中国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农产品供给会重新成为一个问题，而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可轻言粮食问题已经过关。
再次，从农业问题产生的原因看，是多种经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在农民问题依然严峻的中国，还是在农民问题已经解决的日本，农业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导源于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因而必须多管齐下，而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有学者认为，中国农业问题是派生的，是因为有了农民问题，才派生出农业问题(温铁军，2004)。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派生论”。中国的农民问题在“三农”问题中确实居于首位，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也确实是由农民问题派生而来。正是因为农民的数量太多，农民的土地权利不完整，才导致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业的基本存在形式。而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中国农业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也不可能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但是，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并非是由农民问题派生的。从理论上讲，一国农产品供给问题解决得如何，取决于土地资源禀赋、农业科技水平、农业政策、农业国际竞争力等多方面因素，而非单一的“农民问题”因素。从实践上看，中国在目前农民问题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农产品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了。而在农民问题已经解决的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低却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中日两国的情况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表明，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主要不是由农民问题派生而来的。
一研究背景：中国农业投入不足与结构转型
中国的农业是典型的弱质农业。人均耕地面积仅1.3亩，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有1/3省市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人均0.8亩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九五期间，农业占gdp总量是占18%多。但是到2002年已经降到14.5%，到未来五年有可能降到10%，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2002年农业占gdp比重下降至14.5%，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2.6%，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及发达国家的10%。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绝对额最高的一年是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收入达到1267元，2001年下降到1165元，2002年差不多，1998-2000年共减少132元，2001年由于粮价回升，人均增加30多元。就农业生产本身来讲，关键是农业投入不足：农业投入总量的绝对数虽有所增加，但相对份额变化不大且有下降趋势。一是国家财政支农数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连续下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不断下降，1980年是12%，1990年是10%，近年来大致维持在8%，欧美国家的财政预算用于农业的开支，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20-50%。二是农业信贷占国家金融信贷的比重下降。1995年是5.95%，97年4.42%，99年5.11%2000年4.92%，2001年5.09%（张迎春，2003）。三是农户生产性投入不足。由1997年的人均支出437元降到2000年的286.5元，相当于全国农民对农业减少投资千亿元。
形成农业投入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战略的失误，其理论原因在于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的“二亓结构的惟工业论”、或深受前苏联“优化发展重工业”的影响而选择了农业辅助发展战略。围绕这一发展战略所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生物技术推广、农业机械化的推行、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培训，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同时，配之以这一发展战略实施的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在资本积累方面导致农业部门的资金、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造成了人均粮食生产率和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农业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减缓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工业部门安置农业中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从而造成大量的失业，这是不言而喻的。农业辅助型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仅未能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连其支持工业发展的初衷也未实现。
舒尔茨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思路。他认为农业区域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是农业现代化，而不是放弃农业，单纯发展工商业。向农业投入新的生产要素，即技术和知识，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关键举措。原有的二元或三元经济模型，都把研究对象的范围限定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过程中，这显然是原有生产力形态的反映。生产力形态，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农业社会（公元前4000年-1750年）、工业社会（1750年-现在），正面临着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信息化社会转型（1970年-现在）。信息技术推动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在这一阶段，财富的积累、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个人的发展都要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已经引起了一场巨大的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再一次改变人类的生活、生存和工作方式。人们在传统产业己经很难找到突破口，新的突破口一定是信息产业。因为创新供给能创造需求，而供给创新又需要高新技术作为支撑；信息技术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催产素，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部门、缓解就业压力，会导致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提升产业结构，激活经济发展的潜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it和信息化一直处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领跑地位，it革命的支柱pc和互联网等技术多数起源于美国，而美国的经济却保持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正是信息化的成功才造就了美国90年代新经济的兴起。信息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同志曾多次强调，“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九五”期间，中国信息产业年均增速超过30%。电子信息产品在外贸出口中，从95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22%。2000年我国gdp增长率中，信息产业贡献度在10%以上，己经替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且10年内没有其他新兴产业可能替代（北师大课题组，2001），不论是现在正在兴起的生物技术及其产业，还是因环保事业发展而迅速成长的环境产业和材料产业，且不论从研发到产业化过程还要走相当一段路程，就其对其他产业的渗透程度而言，也是无法与信息技术产业相比，或者说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间接影响较小。这样，信息产业无论是从发展前景，还是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都完全区别于农业、工商业部门而独立存在。从生产力类型上看，在中国由农业、工（商）业、信息产业三元并存的经济形态在国内基本得以确立，传统的二元结构演变成现代的三元结构，中国农业投入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就是三元结构条件下农业投入问题的新趋势。
二从投入主体上看，三亓结构条件下中国农业的投入注重政府主导的多亓化途径
三亓经济理论与二亓论的根本区别是，二亓论是建立在古典主义基础之上的，而三亓结构论是建立在政府干预思想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资源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是不会顺利地转移到新的产业部门，即使这个部门的利润很高。只有通过政府部门的介入，才能打破三亓结构中仅仅依靠资源的自由流动机制所无法满足的结构转换目标，政府在资本形成、劳动力教育、市场环境等方面的积极行动是弥补缺口的重要保证。一方面，中国城乡二亓结构特征与弱质农业（低利润）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则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我国经济建设的历程表明，增加农业投入的时期，农业发展就顺利，整个财政经济状况呈明显好转趋势。而忽视农业，农业投入量减少的时期，农业就上不去，国民经济也就停滞不前，财政状况就欠佳。没有财政的保证，增加农业投入是一句空话。农业投入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靠立法。建议制定《农业投入法》，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的农业投入职责、方式、管理体制等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并建立起依法正常增长的机制。另一方面，中国财政实力与农村取向的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应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农业投入机制。一是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信贷服务。比如完善农业政策性银行利益补偿机制。二是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积极鼓励民间投资。比如设立粮农风险基金，加大对农业利用世界银行项目贷款额度、外国政府贷款项目额度、商业胜贷款项目额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投资额。三是加大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提高农业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形成市场动力机制。比如以贴息和贴补性投入引导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以增加投入的积极性。四是疏通农业投融资渠道，完善社会资本投入机制。比如，利用股票、债券市场和利用基金、风险资本进行农业融资，壮大农业投入规模。第三个方面，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间接增加农业投入。政府工作的效率直接关系到农业投入成本的高低。提高地方政府效率最大的问题是人往哪里去？2000年，我国农村43735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的农业生产总值约为3250万元，乡镇一级由财政供养的人口共有1300万人，全国平均乡镇人口与乡镇吃“皇粮”人口比例为1：30。据统汁全国1994年县乡财政供养人数为2251万人，2000年达到2959万人，增加了708万人，仅此一项一年要增支1000亿。而我国有近一半左右的县级财政困难（李院力，2003）。因此，要减员、提效、减负、增加农民收入，建议通过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仿效金融、军队“买断”’，给予较高的货币补偿，真正实现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同时，对由政府提供的环境保护、市政建设、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向包括ngo（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共同提供转变，实行公共产品市场化提供，提高服务效率。另外，继续完善以公开考选、竞岗、政府雇员、公务员培训创新等方式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促进行政效能的改善。
三从投入总量上看，三亓结构条件下中国农业的投入注重工商业、农业、信息产业协调发展
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的“二亓结构的惟工业论”，在资源配置方面导致农业部门的资金、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目前国家用于农业的各种支出和补贴每年大约在2500-3000亿元左右，而每年农民上交的农业税费和乡镇企业上交的各种税收约3500亿元，每年国家对农业是收大于支500_1000亿元。农业辅助型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仅未能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连其支持工业发展的初衷也未实现。三元结构转型注重发达的农业部门作基础。一方面，农业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业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没有发达的农业，三亓结构转型缺乏动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信息技术是一种虚拟经济，必须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才能构成实体经济，它的应用主要取决于工商业、农业部门的需求。同时，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高渗透性、倍增效应等特征，它既可以涉及一、二、三产业，又能够兼容在各行各业中。从美国的实践看，对传统产业不仅没有造成威胁，反而极大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对农业各个领域的渗透，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水平。欧美等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高达80%以上，中国信息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方法对传统制造业的渗透和软化，不仅使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也使资源消耗大大减少；信息技术应用于传统服务业，可以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据统计，在美国凡采用cims的公司产品质量提高41%以上，生产率提高200-500%，而工程设计和人力费用却分别减少15-30%和5-20%。我国22个省市用电子信息计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投入产出比为1：5，个别的甚至高达1：10（北师大课题组，2001），也有数据为一般投入产出比为1：4以上，有些领域甚至达到了1：20以上（陆海沧，2002）。因此，信息产业使传统产业的市场规模扩大，分工更加细化，经济效率提高而获发展将得更大的发展。区别于二元结构理论的是，三元结构论强调结构转换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一、二、三产业的改造作用，而二元论则忽视了工业技术对农业部门的影响。在三元结构的转换过程中，注重信息产业部门对一、二、三产业的影响将成三元结构理论研究的重点。基于资源在三亓部门之间并不存在顺序性的单向关系，三亓部门之间在发展的先后层次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中国农业的投入问题也由“先工（商）后农”，转变为了“工（商）、农、信息并重”。
四从投入结构上看，三元结构条件下的中国农业投入注重信息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开发
二亓结构条件下，现代农业主要依靠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其基本标志是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化学化，其实质是更多使用物质资本来替代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即把石油转化为食物，故又称之为“石油农业”。三亓结构条件下农业是对现代农业的继承和扬弃，它主要已不是依靠追加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来促进农业的外延式增长，而是依靠知识的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来实现农业的内涵式增长和质量与效益的提高，其基本标志是高技术和信息化，也就是把知识资本转化为农产品，也称之为信息农业。因而，从事农业信息与技术的创造、生产和传播之职的国家农业信息系统将成为农业发展的核心和主要动力来源，其创新能力和规模结构直接影响到全国农业实力强弱和发展后劲。所以，三元结构条件下中国农业投入，首先，是信息服务网络系统的建设。创新环境形成的首要条件是接触创新信息的来源。基于信息服务网络系统差异的信息鸿沟既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又是拉大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这种信息服务网络系统一方面包括互联网、公共媒体、图书馆建设等，另一方面包括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建立一条方便、快捷、畅通的信息通道，是信息时代政府特别是后进地方政府所必须考虑的一项基本工作。美、日等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信息网络系统的建设有利于缩小发达区域和后进区域的知识差距，有利于提高后进区域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资源开发利用是信息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区域创新特别是后进区域的薄弱环节。地方政府应组织具有地域优秀文化传统的信息资源上网，引入市场机制，打破部门、单位分割和封闭的状况，积极与国家信息网络建设相协调，加快信息资源共享，推进区域创新进程。其次，是构建学习培训机制、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创新环境形成的第二个主要条件是创新的技术劳动力的大量储备。简单体力劳动者的大量存在与大批外流，是后进区域创新面临的桎梏之一。在农村从业人口中，文盲和识字很少的占14.01%，小学程度占14.02%，初中程度占38.04%。这样素质低的人群只能算是潜在的人力资源优势。要把潜在的变为现实的人才优势，就必须加大企业、政府和社会的投入，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和就业、择业、创业技能。通过学习、培训，加快吸纳、应用、扩散新的知识，提高知识主体的素质和创新能力。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在推广和咨询项投入的平均规模昊23.6亿美元，分别是欧盟和日本在此项下投入的2.7倍和6.9倍。但欧盟和日本在培训上花的钱远远超过中国，分别是中国的41倍和22.7倍（外经贸部，2002），只有加大农业的培训投资力度，农业的发展才能成为现实。基于县、乡财力，建议由省级政府主导、地市级政府协同投入，大力促进后进区域的基础、职业、继续教育的发展，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同时，中央政府也应建立规范的教育财政拨款制度，加大对后进区域的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
五从投入方式看，三元结构条件下的中国农业投入注重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支付
投入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到支农效果。二亓结构条件下中国农业的投入方式多采用间接支持的方法，如补助流通环节（1998年以来，我国每年用于粮棉流通补贴的资金达600亿元以上）、提高粮食价格等方式。这样就会形成二个后果：一是由于投入机制是在各级政府与相关的农业主管部门之前封闭运行，中间环节过多、不与农民直接见面，暗箱操纵、缺乏论证，常使决策失误，拖延农业项目的实施时间，投入效率非常低。二是政府与主管部门机构重叠，干部太多，使资金被截留与挪用。如农业生产投入资金大部分转化为涉农部门“养人”的费用或部门工作人员的非法收入（1999年农技推广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的比例，县级平均为8：2，乡级平均为9：1。在1998-2000年的三年中政府服务费用占绿箱支持的67.5%，转移给农民的仅为1.4%），农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近年来出现的卖粮难、兑现难、打白条现象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因此，加大政府农业直接投入势在必行。而三亓结构的出现，其转型规律则适应了这一要求。因为信息经济强调二个特征：一是效率。信息通讯技术的特征，首先是提高办事的效率。二是民主。信息经济的核心是强调人的自。农业的发展，取决于农民。农民的收入有足够的自或充足的保障，自然会关心或投资于带给他们财富的农业。同时，信息经济有利于实现政务公开，提升社会民主化程度。“只有通过选民股票，让每一个选民都有充分表现个人偏好的机会，政府对公共产品的配置才能真正代表个人利益，换言之，政府配置真正代表了公共利益，那么就是有效率的，有效率的配置就能促进农业发展有效率”（王奎泉，2003）。三亓结构条件下中国农业的投入方式以直接投入为主，关键是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加大对农民直接收入补贴力度，尽快改革不能与农户直接见面的投入方式，将投入资金尽可能纳入“绿箱”与“黄箱”的政策框架。直接收入补贴包括灾害补贴、差额补贴、储备补贴、收入稳定计划补贴、耕地转向补贴、农业税削减或豁免补贴等。稳定生产者的收入也是美国、欧盟、曰本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以及《农业协议》达成后对农业投入的一个方向，也是我国应借鉴的一个经验。wto协议免除削减的国内支持措施共有12项，我国尚有六项是空白。1996-1998年三年的平均支持水平1375.95亿人民币，不到170亿美元（韩长赋，2002），而1997年，美国、欧盟、曰本的绿箱政策补贴分别为512亿美元、209亿美元和204亿美元（外经贸部，2002），增加农业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扩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是当前的重点。比如，对农民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如何进行补助；又比如，对农民转产转业所需要的技能培训，重新就业的启动资本和信贷需求又如何予以支持；还比如，对进城务工的农民或举家迁入城镇的农村家庭，如何给予他们放弃土地承包权等财产权益以合理的补偿。同时，建立农业保险制度，政府要对农业保险予以补贴，使农民因灾、因病遭受的损失降低。总之，要根据政府的财政增长状况，及时出台多种对农民收入直接支付的办法，填补“绿箱”支出项目空白，逐步将政府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支付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和渠道，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所得。在wto框架下，用足用好有关对农民收入直接支付等政策，调整对农民收入补贴的领域和重点，建立规范的农业补贴机制，提高农业补贴效率。二是采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将农业专项资金从国库直接拨付到项目单位或商品与劳务的供应商手中。这种方式使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由政府财政直接拨付到用款单位，减少了主管部门这一中间环节，确保了项目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三是采用抵扣农业税的方式进行，以降低操作成本。四是要逐步建立健全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民收入支持保护工作的考核和评价机制，主要指标要量化，既要有权利，更要有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六从投入目标看，三亓结构条件下的中国农业投入注重可持续发展
二亓结构条件下，我国农业存在的投入不足问题，实质上是因为缺乏科学施肥用药的知识和技能而导致投入品的利用效率过低，才是其根本原因。我国目前化肥的施用量己跃居世界第一，平均每公顷耕地用量达210kg，高出世界平均数的1倍多，但平均只有27-30%被作物吸收，大量残渣的存在使土壤中毒和酸化现象曰趋严重（耿喻，1997）。这种外延式的增长方式很显然不是我们所乐意看到的。尽管人们认识到通过应用传统现代化的技术和方法可以实现合理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但是基于总成本过高、时间利用效率低无法最终实现。现在，信息技术的应用，就可以大幅度和高效率的开发利用各种农业资源。比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和推广了“中国土壤肥料信息系统”，并且应用于养分资源管理，成功的促进了肥料要素的合理流动。1999-2000年共推广了780万公顷，共获纯经济收入1.2478亿元，产生了重大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明显地减少了化肥，特别是氨肥的使用量，提高了氨肥的利用效率，有效地减少了氨肥的损失，及由此带来的对环境的污染。美国建立的农田灌溉系统，可以充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投资与效益比率高达1：250。如果，我们建立中国类似系统。仅北方灌溉冬小麦，就可以节约用水100亿立方米，节约2亿元资金，还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能源（翟秀文，2003）。因此，三元结构条件下的农业增长方式是一种知识集约型农业，主要依靠知识的创新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来提高经营主体的素质和资源、物质投入品的利用效率，用可重复使用和具有报酬递增特性的知识资本来替代存量有限且呈报酬递减特性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摆脱资源匮缺和物质装备落后的双重刚性约束，是我国农业在信息经济迅猛发展的21世纪实现跨式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要实现飞跃，必须抓好二个重点：一是要建成贯通我国的中央、省、市、县、乡、村、农户农业信息高速公路，并加入国际信息互联网。二是要建成农业综合信息数据库和农业综合管理及信息服务系统；做好四项基础工作：一是建立农业信息化管理体制。二是加强农业信息化的科学研究。三是建立农业信息市场多层次服务体系。四是加强农业信息科技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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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为了了解改革效果，在安徽省财政厅支持下，我们于2001年8月26日到9月3日，对农村税费改革作了专题调查。调研期间，我们先后到淮北的颖上、五河、以及皖南的歙县，召开了6次座谈会，参加的有农税、农财、农业、预算、乡镇干部、政策研究专家以及部分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同志等，查阅了有关资料。基本结论为：一是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成效显著，达到了中央预定的减负目标，也为“入世”后农业政策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二是随着税费改革的实施，中国财政体制和农业税收固有缺陷也逐渐暴露，这些问题急待解决。
一、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情况
安徽省面积有13.9万平方公里，在全省6000多万人口中，80％为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农业大省。该省很早就开始了税费改革试点。1994年，安徽省阜阳市各县（市）先后采取了“税费合并、统一征收”，但它们将“三提五统”等费与农业税合并后按人头分摊，形成了事实上的“人头税”，这一做法农民反应强烈，抵触很大。1998年，五河县按照“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模式进行了试点。1999年，在财政部指导下，在4个县开展了以“取消乡统筹、改革村提留、调整农业税”为主的改革试点。200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7号文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安徽省在制定方案时明确了税费改革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按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屠宰税；逐步减少农民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
调整农业税政策的内容：1.调整计税面积，计税面积按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依据；2.调整计税常年产量，计税常年产量以1993年到1997年5年间各县的平均单产为依据；3.实行地区差别税率，全省最高不超过7％；4.改实物征收为统一折成代金，计税粮价由省政府统一确定，分南、北两片。北片6个市以小麦为结算标准，2000年每百斤61元，南片11个地市以水稻为结算标准，每百斤57元；5.改革结算方式，由村结算改为按户结算，个人申报。
调整农特税的主要内容有：1.调整农特税率。农特税税率按照略高于农业税的原则由省府重新确定。2.调整征收方式。除烟草外，将农特产品由生产和收购两个环节征收的改由生产环节征收，以利于农产品流通。
将村提留改为农业税、农特税附加，与两税合并征收，分别入库。农业税附加为正税的20％，农特税附加原则上为正税的10％。村提留只能用于村干部工资、五保户供养、村行政办公经费等三项开支。村集体公益性和建设性支出“一事一议”，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
为合理确定农民负担水平，安徽省还规定了三条硬性措施：1.严格以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农业税计税依据；2.各县的农民负担水平以1997年实际数为上限，不得突破；3.到村、到户的农业税率最高不得超过7％，附加率不得超过20％；农特税税率应严格按省政府规定执行。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全省农业税税率平均为6.96％，附加率平均为19.9％；农特税率平均为12.64％。为了保证税费改革的顺利实施，安徽省还制定了十几项配套改革措施。
经过各级政府努力，2000年这一改革已到位，并按新标准征税。
二、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成效
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目标明确，省委和省政府重视，采取措施得当，因而税费改革进展顺利，效果明显。
（一）减轻了农民负担，保护了农业生产力
从总量上来看，改革后的全省农民总税负为37.6亿元，比改革前同口径49.3亿元，减少了11.7亿元，减幅为23.6％；加上取消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民负担减少31％，人均负担由109.4元，减少到75.5元，减少了33.9元。同时，省政府一次性取消各种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和达标项目50种，初步堵住了农民称之为“无底洞”的“三乱”，减负效果明显。
在目前，我国农民增收渠道不多。农产品存在着结构性过剩，价格下跌，农民外出务工困难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了休养生息、保护农业生产力的作用。
（二）初步规范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改革前，在分配上政府与农民的矛盾集中在乡统筹、村提留等行政性收费上。
1.“三提五统”等是的内部分配形式。在撤消，实行家庭经营承包制后，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家庭以外的事务属于公共事务经费理应由政府负担，而“三提五统”却将负担转嫁给农民。比起城市居民来，这是额外负担，而且负担沉重。
2.“三提五统”收费背离了受益原则，是按人分摊的“人头税”。人头税是一种按人分摊，具有累退性性质，穷人负担高于富人的税收，在中国历史上自清朝雍正2年“摊丁人地”后已经绝迹。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为筹措地方资金，1990年议会曾通过人头税法案，结果以失败告终并导致她1991年下台。因此，“三提五统”收费是历史倒退，它的分摊方式极不公平。
3.虽然国家规定“三提五统”等收费负担不得超过农民上年总收入的5％，但“总收入”是一个统计数，人为提高总收入既可显示乡村干部“政绩”，又可获得更多收费，因而存在着高估农民收入的“道德风险”。正是由于这类收费是事后、被动的，不具有固定性，农民额外的、被动接受，负担年年攀升，因而农民将矛头集中在农村收费上是有道理的。
这次改革，在适当提高农业税收的同时取消了一切行政性收费，简便、清楚，且顺应了历史潮流。同时税收附加还为村级行政筹措了适量资金，堵住了“无底洞”（各种摊派）。税收的稳定性也使农民心中有了底，给了农民一个明白。税费改革增强了农民的依法纳税意识，欠税和恶性抗税案件明显减少。许多地方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农民排队缴税的可喜现象。
（三）带动了农村基层政权职能转变，改善了干群关系
税费改革推动了机构改革。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税费改革后事实上的收支缺口，而“向农民伸手”又行不通，这就迫使县乡政府走“减人、减事、减支”之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市县机构改革之前，乡镇机构改革先行一步。一些县为克服财政困难，结合乡镇机构改革，行政人员精减达到50％。目前，全省乡镇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精简分流工作初见成效。
税费改革也推动了基层政权职能转变。市场经济下，政府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办哪些企业、个人家庭想办而无力办、办不了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关。然而在过去，从农业税收、“三提五统”，到教育费集资等，乡镇干部一年到头忙于派款催粮，不合理摊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强迫性，而摊派款项又没有严格的手续凭证，农民极不信任。这就形成与农民尖锐对立。加上一些人，败坏了党风政风。改革中取消了形形收费做到了“一种税，一口清”。税款由个人申报，不再经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做法，既规范了征纳关系，减少了扰民，又从源头上制止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也将乡村干部从催款催粮中解脱出来，给了乡村干部一个“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试点中提出的深层问题
在肯定安徽税费改革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深层问题。过去它们为“乱收费”所掩盖，税费改革后则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相信，从全国来说，这些问题也具有典型意义。
（一）县、乡财政平衡困难，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可能
就规范政府行为、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来说，安徽省这次改革目标已基本达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县、乡财政困难深化这一深层问题，存在着收费“反弹”可能。
1.县级财政基础薄弱，消化能力有限。无庸讳言，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负担。因此，如何帮助县级财政消化“缺口”是农民负担是否“反弹”的决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属于纯农业县，县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多年积累的财政问题，基本不具备消化这一财政“缺口”能力。
颖上县是黄淮海平原的重要产粮县，人口为140多万人，土地平坦，水利条件较好，历史上最高的1999年粮食产量达到97万吨。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该县工业几乎全军覆没，目前只有化肥厂还在生产，却是亏损企业。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该县1.6亿元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收的为8013万元，大体占一半。在改革前，该县将税费“捆”起来，按人头摊派。改革后的亩税负担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负担计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应减少财政收入4479万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则减少了8400万元。该县目前的供给人数为2.12万人（含下岗分流人员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万元。即使税费改革前，财政也相当困难。税费改革后省财政增加补贴1500万元，但由于多年积累的矛盾并未解决，为保政府运转，该县将发工资前四项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但仍有缺口。据计算，在义务教育经费上有缺口为5000万元。类似情况在安徽省不是少数。
2.农业税收缺乏弹性，减支措施难以见效。由于农业税收不能随着农业收入增加而增长，而县乡支出却呈逐年增长，因而对纯农业县来说，即使一时能维持运转，随着时间推移，收支矛盾终将突出起来。为了帮助安徽省消化财政缺口，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增加了财政补助。但该省财政一直偏紧，补助后仍有缺口。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省政府下决心大幅度精减县、乡行政人员。但按中央规定，精减人员的工资3年内仍由财政发放，因而减人并不减支。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县级政府财政困难不断深化，因而有“收费反弹”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行政权力，即使不能增税，也可向农民收费或变相收费。因此，只要时机适当就可能产生“收费反弹”。
安徽省的财政困难是中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其实质上是“一切刀”的分税制体制下农业地区与工业地区的矛盾。中国中部地区的优势在农业，解决中国未来吃饭问题的希望在中部。而农业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而财政困难深化有必然性。为此，区分东、中、西部优势，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税收负担仍然偏重
农业税收负担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二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净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径计算）。1980年代以来，随着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等广泛使用，农本大大提高。因而我们认为，农业税收负担应按GDP口径来计算。
在这方面目前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按农业总收入计算的农业税收负担为3.55％，属于偏轻。另一种观点是安徽省县、乡干部反映农民负担偏重。为此，我们对该省统计资料作了分析。该省2000年的农业总收入为1023.4亿元。农业税费总额为37.9亿元，负担率为3.74％，但分母中含养殖业收入，而养殖业是不征农业税的，扣除养殖业后的农业收入为620.7亿元，实际负担率为6.10％。按GDP口径计算，税费负担率为8.98％（见表1）。这与我们在五河县调查的税收负担率10.2％基本一致。当然，其他没有税改的省的农民负担可能还要重些。从历史上看，即使明朝税负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负担率为10.5％。因而无论从那方面说，目前农民的负担都是重的。
农民负担偏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次改革，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因而责怪税收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力偏低。其次是分摊方式不合理，即税负全部集中在种植业上，而占总收入近40％的养殖业却不纳税。因而，如何公平地负担农业税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总之，减负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无论从农民减负，还是加入WTO后农业严峻形势看，我们都要把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题提高到基本农业政策的高度来认识。然而，中国农业社会3000年历史证明，小生产农业至多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致富是不可能的。
2.种植业净收入是指按GDP口径计算的农业收入，公式为：农业收入=种植业总收入*系数（0.68），这一系数是来自五河县典型调查。
3.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的比重，1999年为62.18％，2000年为60.60％。
（三）税费改革也暴露出农业税收的制度性缺陷
税费改革解决了农村乱收费问题，也使农业税制与农业经济要求不适应矛盾“浮出水面”。这主要表现为：
1.“农业两税”并存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阻碍作用
农业税制是按照“种什么，缴什么税”的计划经济思路设计的，由“农业两税”，即农业税和农特税构成。在市场经济下，这一税制结构与调整农业结构要求存在着冲突。歙县财政局反映，面对茶叶供过于求，有些农民想毁去茶园改种其他作物，但对茶园征收农特税，而对耕地征农业税，且后者的负担轻于前者，由于农特税已纳入乡财政基数，这就势必因影响乡镇利益而成为障碍。
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深化，调整种植结构是经常的事。农业税制的缺陷为：（1）价格竞争已经使特产作物、粮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农业税的特产作物税负重于粮棉政策起“逆向调节”作用；（2）在整个农业中，种植业处于基础地位。养殖业不纳税，税收全部集中于种植业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巩固种植业的基础地位；（3）农业结构调整会带来“农业两税”在征管上频繁调整，不利于乡镇财政稳定。（4）即使从征管上看，农业税按户征收必须有征收底册一个乡有上万农户，建立征收底册工作量本来就大，如果频繁变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极易产生漏洞。看来，“种什么，缴什么税”的思路已经行不通。
2.农业税制无法解决负担不公平问题
公平负担是指高收入者多负担，低收入者少负担。比起改革前的不了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关。然而在过去，从农业税收、“三提五统”，到教育费集资等，乡镇干部一年到头忙于派款催粮，不合理摊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强迫性，而摊派款项又没有严格的手续凭证，农民极不信任。这就形成与农民尖锐对立。加上一些人，败坏了党风政风。改革中取消了形形收费做到了“一种税，一口清”。税款由个人申报，不再经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做法，既规范了征纳关系，减少了扰民，又从源头上制止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也将乡村干部从催款催粮中解脱出来，给了乡村干部一个“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试点中提出的深层问题
在肯定安徽税费改革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深层问题。过去它们为“乱收费”所掩盖，税费改革后则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相信，从全国来说，这些问题也具有典型意义。
（一）县、乡财政平衡困难，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可能
就规范政府行为、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来说，安徽省这次改革目标已基本达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县、乡财政困难深化这一深层问题，存在着收费“反弹”可能。
1.县级财政基础薄弱，消化能力有限。无庸讳言，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负担。因此，如何帮助县级财政消化“缺口”是农民负担是否“反弹”的决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属于纯农业县，县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多年积累的财政问题，基本不具备消化这一财政“缺口”能力。
颖上县是黄淮海平原的重要产粮县，人口为140多万人，土地平坦，水利条件较好，历史上最高的1999年粮食产量达到97万吨。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该县工业几乎全军覆没，目前只有化肥厂还在生产，却是亏损企业。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该县1.6亿元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收的为8013万元，大体占一半。在改革前，该县将税费“捆”起来，按人头摊派。改革后的亩税负担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负担计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应减少财政收入4479万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则减少了8400万元。该县目前的供给人数为2.12万人（含下岗分流人员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万元。即使税费改革前，财政也相当困难。税费改革后省财政增加补贴1500万元，但由于多年积累的矛盾并未解决，为保政府运转，该县将发工资前四项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但仍有缺口。据计算，在义务教育经费上有缺口为5000万元。类似情况在安徽省不是少数。
2.农业税收缺乏弹性，减支措施难以见效。由于农业税收不能随着农业收入增加而增长，而县乡支出却呈逐年增长，因而对纯农业县来说，即使一时能维持运转，随着时间推移，收支矛盾终将突出起来。为了帮助安徽省消化财政缺口，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增加了财政补助。但该省财政一直偏紧，补助后仍有缺口。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省政府下决心大幅度精减县、乡行政人员。但按中央规定，精减人员的工资3年内仍由财政发放，因而减人并不减支。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县级政府财政困难不断深化，因而有“收费反弹”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行政权力，即使不能增税，也可向农民收费或变相收费。因此，只要时机适当就可能产生“收费反弹”。
安徽省的财政困难是中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其实质上是“一切刀”的分税制体制下农业地区与工业地区的矛盾。中国中部地区的优势在农业，解决中国未来吃饭问题的希望在中部。而农业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而财政困难深化有必然性。为此，区分东、中、西部优势，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税收负担仍然偏重
农业税收负担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二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净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径计算）。1980年代以来，随着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等广泛使用，农本大大提高。因而我们认为，农业税收负担应按GDP口径来计算。
在这方面目前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按农业总收入计算的农业税收负担为3.55％，属于偏轻。另一种观点是安徽省县、乡干部反映农民负担偏重。为此，我们对该省统计资料作了分析。该省2000年的农业总收入为1023.4亿元。农业税费总额为37.9亿元，负担率为3.74％，但分母中含养殖业收入，而养殖业是不征农业税的，扣除养殖业后的农业收入为620.7亿元，实际负担率为6.10％。按GDP口径计算，税费负担率为8.98％（见表1）。这与我们在五河县调查的税收负担率10.2％基本一致。当然，其他没有税改的省的农民负担可能还要重些。从历史上看，即使明朝税负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负担率为10.5％。因而无论从那方面说，目前农民的负担都是重的。
农民负担偏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次改革，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因而责怪税收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力偏低。其次是分摊方式不合理，即税负全部集中在种植业上，而占总收入近40％的养殖业却不纳税。因而，如何公平地负担农业税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总之，减负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无论从农民减负，还是加入WTO后农业严峻形势看，我们都要把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题提高到基本农业政策的高度来认识。然而，中国农业社会3000年历史证明，小生产农业至多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致富是不可能的。
2.种植业净收入是指按GDP口径计算的农业收入，公式为：农业收入=种植业总收入*系数（0.68），这一系数是来自五河县典型调查。
3.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的比重，1999年为62.18％，2000年为60.60％。
（三）税费改革也暴露出农业税收的制度性缺陷
税费改革解决了农村乱收费问题，也使农业税制与农业经济要求不适应矛盾“浮出水面”。这主要表现为：
1.“农业两税”并存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阻碍作用
农业税制是按照“种什么，缴什么税”的计划经济思路设计的，由“农业两税”，即农业税和农特税构成。在市场经济下，这一税制结构与调整农业结构要求存在着冲突。歙县财政局反映，面对茶叶供过于求，有些农民想毁去茶园改种其他作物，但对茶园征收农特税，而对耕地征农业税，且后者的负担轻于前者，由于农特税已纳入乡财政基数，这就势必因影响乡镇利益而成为障碍。
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深化，调整种植结构是经常的事。农业税制的缺陷为：（1）价格竞争已经使特产作物、粮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农业税的特产作物税负重于粮棉政策起“逆向调节”作用；（2）在整个农业中，种植业处于基础地位。养殖业不纳税，税收全部集中于种植业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巩固种植业的基础地位；（3）农业结构调整会带来“农业两税”在征管上频繁调整，不利于乡镇财政稳定。（4）即使从征管上看，农业税按户征收必须有征收底册一个乡有上万农户，建立征收底册工作量本来就大，如果频繁变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极易产生漏洞。看来，“种什么，缴什么税”的思路已经行不通。
关键词：税费改革；农业税；农民负担
安徽省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为了了解改革效果，在安徽省财政厅支持下，我们于2001年8月26日到9月3日，对农村税费改革作了专题调查。调研期间，我们先后到淮北的颖上、五河、以及皖南的歙县，召开了6次座谈会，参加的有农税、农财、农业、预算、乡镇干部、政策研究专家以及部分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同志等，查阅了有关资料。基本结论为：一是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成效显著，达到了中央预定的减负目标，也为“入世”后农业政策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二是随着税费改革的实施，中国财政体制和农业税收固有缺陷也逐渐暴露，这些问题急待解决。
一、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情况
安徽省面积有13.9万平方公里，在全省6000多万人口中，80％为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农业大省。该省很早就开始了税费改革试点。1994年，安徽省阜阳市各县（市）先后采取了“税费合并、统一征收”，但它们将“三提五统”等费与农业税合并后按人头分摊，形成了事实上的“人头税”，这一做法农民反应强烈，抵触很大。1998年，五河县按照“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模式进行了试点。1999年，在财政部指导下，在4个县开展了以“取消乡统筹、改革村提留、调整农业税”为主的改革试点。200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7号文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安徽省在制定方案时明确了税费改革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按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屠宰税；逐步减少农民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
调整农业税政策的内容：1.调整计税面积，计税面积按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依据；2.调整计税常年产量，计税常年产量以1993年到1997年5年间各县的平均单产为依据；3.实行地区差别税率，全省最高不超过7％；4.改实物征收为统一折成代金，计税粮价由省政府统一确定，分南、北两片。北片6个市以小麦为结算标准，2000年每百斤61元，南片11个地市以水稻为结算标准，每百斤57元；5.改革结算方式，由村结算改为按户结算，个人申报。
调整农特税的主要内容有：1.调整农特税率。农特税税率按照略高于农业税的原则由省府重新确定。2.调整征收方式。除烟草外，将农特产品由生产和收购两个环节征收的改由生产环节征收，以利于农产品流通。
将村提留改为农业税、农特税附加，与两税合并征收，分别入库。农业税附加为正税的20％，农特税附加原则上为正税的10％。村提留只能用于村干部工资、五保户供养、村行政办公经费等三项开支。村集体公益性和建设性支出“一事一议”，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
为合理确定农民负担水平，安徽省还规定了三条硬性措施：1.严格以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农业税计税依据；2.各县的农民负担水平以1997年实际数为上限，不得突破；3.到村、到户的农业税率最高不得超过7％，附加率不得超过20％；农特税税率应严格按省政府规定执行。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全省农业税税率平均为6.96％，附加率平均为19.9％；农特税率平均为12.64％。为了保证税费改革的顺利实施，安徽省还制定了十几项配套改革措施。
经过各级政府努力，2000年这一改革已到位，并按新标准征税。
二、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成效
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目标明确，省委和省政府重视，采取措施得当，因而税费改革进展顺利，效果明显。
（一）减轻了农民负担，保护了农业生产力
从总量上来看，改革后的全省农民总税负为37.6亿元，比改革前同口径49.3亿元，减少了11.7亿元，减幅为23.6％；加上取消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民负担减少31％，人均负担由109.4元，减少到75.5元，减少了33.9元。同时，省政府一次性取消各种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和达标项目50种，初步堵住了农民称之为“无底洞”的“三乱”，减负效果明显。
在目前，我国农民增收渠道不多。农产品存在着结构性过剩，价格下跌，农民外出务工困难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了休养生息、保护农业生产力的作用。
（二）初步规范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改革前，在分配上政府与农民的矛盾集中在乡统筹、村提留等行政性收费上。
1.“三提五统”等是的内部分配形式。在撤消，实行家庭经营承包制后，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家庭以外的事务属于公共事务经费理应由政府负担，而“三提五统”却将负担转嫁给农民。比起城市居民来，这是额外负担，而且负担沉重。
2.“三提五统”收费背离了受益原则，是按人分摊的“人头税”。人头税是一种按人分摊，具有累退性性质，穷人负担高于富人的税收，在中国历史上自清朝雍正2年“摊丁人地”后已经绝迹。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为筹措地方资金，1990年议会曾通过人头税法案，结果以失败告终并导致她1991年下台。因此，“三提五统”收费是历史倒退，它的分摊方式极不公平。
3.虽然国家规定“三提五统”等收费负担不得超过农民上年总收入的5％，但“总收入”是一个统计数，人为提高总收入既可显示乡村干部“政绩”，又可获得更多收费，因而存在着高估农民收入的“道德风险”。正是由于这类收费是事后、被动的，不具有固定性，农民额外的、被动接受，负担年年攀升，因而农民将矛头集中在农村收费上是有道理的。
这次改革，在适当提高农业税收的同时取消了一切行政性收费，简便、清楚，且顺应了历史潮流。同时税收附加还为村级行政筹措了适量资金，堵住了“无底洞”（各种摊派）。税收的稳定性也使农民心中有了底，给了农民一个明白。税费改革增强了农民的依法纳税意识，欠税和恶性抗税案件明显减少。许多地方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农民排队缴税的可喜现象。
（三）带动了农村基层政权职能转变，改善了干群关系
税费改革推动了机构改革。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税费改革后事实上的收支缺口，而“向农民伸手”又行不通，这就迫使县乡政府走“减人、减事、减支”之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市县机构改革之前，乡镇机构改革先行一步。一些县为克服财政困难，结合乡镇机构改革，行政人员精减达到50％。目前，全省乡镇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精简分流工作初见成效。
税费改革也推动了基层政权职能转变。市场经济下，政府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办哪些企业、个人家庭想办而无力办、办不了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关。然而在过去，从农业税收、“三提五统”，到教育费集资等，乡镇干部一年到头忙于派款催粮，不合理摊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强迫性，而摊派款项又没有严格的手续凭证，农民极不信任。这就形成与农民尖锐对立。加上一些人，败坏了党风政风。改革中取消了形形收费做到了“一种税，一口清”。税款由个人申报，不再经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做法，既规范了征纳关系，减少了扰民，又从源头上制止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也将乡村干部从催款催粮中解脱出来，给了乡村干部一个“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试点中提出的深层问题
在肯定安徽税费改革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深层问题。过去它们为“乱收费”所掩盖，税费改革后则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相信，从全国来说，这些问题也具有典型意义。
（一）县、乡财政平衡困难，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可能
就规范政府行为、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来说，安徽省这次改革目标已基本达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县、乡财政困难深化这一深层问题，存在着收费“反弹”可能。
1.县级财政基础薄弱，消化能力有限。无庸讳言，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负担。因此，如何帮助县级财政消化“缺口”是农民负担是否“反弹”的决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属于纯农业县，县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多年积累的财政问题，基本不具备消化这一财政“缺口”能力。
颖上县是黄淮海平原的重要产粮县，人口为140多万人，土地平坦，水利条件较好，历史上最高的1999年粮食产量达到97万吨。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该县工业几乎全军覆没，目前只有化肥厂还在生产，却是亏损企业。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该县1.6亿元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收的为8013万元，大体占一半。在改革前，该县将税费“捆”起来，按人头摊派。改革后的亩税负担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负担计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应减少财政收入4479万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则减少了8400万元。该县目前的供给人数为2.12万人（含下岗分流人员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万元。即使税费改革前，财政也相当困难。税费改革后省财政增加补贴1500万元，但由于多年积累的矛盾并未解决，为保政府运转，该县将发工资前四项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但仍有缺口。据计算，在义务教育经费上有缺口为5000万元。类似情况在安徽省不是少数。
2.农业税收缺乏弹性，减支措施难以见效。由于农业税收不能随着农业收入增加而增长，而县乡支出却呈逐年增长，因而对纯农业县来说，即使一时能维持运转，随着时间推移，收支矛盾终将突出起来。为了帮助安徽省消化财政缺口，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增加了财政补助。但该省财政一直偏紧，补助后仍有缺口。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省政府下决心大幅度精减县、乡行政人员。但按中央规定，精减人员的工资3年内仍由财政发放，因而减人并不减支。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县级政府财政困难不断深化，因而有“收费反弹”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行政权力，即使不能增税，也可向农民收费或变相收费。因此，只要时机适当就可能产生“收费反弹”。
安徽省的财政困难是中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其实质上是“一切刀”的分税制体制下农业地区与工业地区的矛盾。中国中部地区的优势在农业，解决中国未来吃饭问题的希望在中部。而农业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而财政困难深化有必然性。为此，区分东、中、西部优势，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税收负担仍然偏重
农业税收负担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二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净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径计算）。1980年代以来，随着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等广泛使用，农本大大提高。因而我们认为，农业税收负担应按GDP口径来计算。
在这方面目前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按农业总收入计算的农业税收负担为3.55％，属于偏轻。另一种观点是安徽省县、乡干部反映农民负担偏重。为此，我们对该省统计资料作了分析。该省2000年的农业总收入为1023.4亿元。农业税费总额为37.9亿元，负担率为3.74％，但分母中含养殖业收入，而养殖业是不征农业税的，扣除养殖业后的农业收入为620.7亿元，实际负担率为6.10％。按GDP口径计算，税费负担率为8.98％（见表1）。这与我们在五河县调查的税收负担率10.2％基本一致。当然，其他没有税改的省的农民负担可能还要重些。从历史上看，即使明朝税负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负担率为10.5％。因而无论从那方面说，目前农民的负担都是重的。
农民负担偏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次改革，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因而责怪税收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力偏低。其次是分摊方式不合理，即税负全部集中在种植业上，而占总收入近40％的养殖业却不纳税。因而，如何公平地负担农业税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总之，减负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无论从农民减负，还是加入WTO后农业严峻形势看，我们都要把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题提高到基本农业政策的高度来认识。然而，中国农业社会3000年历史证明，小生产农业至多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致富是不可能的。
2.种植业净收入是指按GDP口径计算的农业收入，公式为：农业收入=种植业总收入*系数（0.68），这一系数是来自五河县典型调查。
3.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的比重，1999年为62.18％，2000年为60.60％。
（三）税费改革也暴露出农业税收的制度性缺陷
税费改革解决了农村乱收费问题，也使农业税制与农业经济要求不适应矛盾“浮出水面”。这主要表现为：
1.“农业两税”并存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阻碍作用
农业税制是按照“种什么，缴什么税”的计划经济思路设计的，由“农业两税”，即农业税和农特税构成。在市场经济下，这一税制结构与调整农业结构要求存在着冲突。歙县财政局反映，面对茶叶供过于求，有些农民想毁去茶园改种其他作物，但对茶园征收农特税，而对耕地征农业税，且后者的负担轻于前者，由于农特税已纳入乡财政基数，这就势必因影响乡镇利益而成为障碍。
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深化，调整种植结构是经常的事。农业税制的缺陷为：（1）价格竞争已经使特产作物、粮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农业税的特产作物税负重于粮棉政策起“逆向调节”作用；（2）在整个农业中，种植业处于基础地位。养殖业不纳税，税收全部集中于种植业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巩固种植业的基础地位；（3）农业结构调整会带来“农业两税”在征管上频繁调整，不利于乡镇财政稳定。（4）即使从征管上看，农业税按户征收必须有征收底册一个乡有上万农户，建立征收底册工作量本来就大，如果频繁变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极易产生漏洞。看来，“种什么，缴什么税”的思路已经行不通。
2.农业税制无法解决负担不公平问题
公平负担是指高收入者多负担，低收入者少负担。比起改革前的“人头税”来，新的农业税收按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征税是比较公平的。然而，亩税额由省核定，全县统一的做法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一——级差地租的存在。级差地租是土地的水利、土地肥瘦等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忽视这一因素，而采用全县统一的亩税额标准显然是不公平的。为了既公平，又连片，有的乡采取了“按人按份”的土地分配办法，承包差地的农户要比承包好田农户的面积多，甚至多一倍。这本是一项很好措施，而现在，承包差地农户的税额却大大提高。这有失公平。而养殖业不纳税，占农业总收入60％的种植业，却要负担100％的农业税收，显然是不公平的。
3.农业税制与稳定土地承包经营的要求相脱节
土地产权是农业经济的基础。为了稳定农村和农业，1998年中央决定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期延长30年不变。这是应用“两权分离”原理，明晰土地产权的成功措施。明晰土地产权在古代称为“正经界”，是基本农业的政策。在明晰土地产权前提下，运用政策优势加速土地资源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农业政策的基本点。农业税制是政府用于调整农业经济关系方面的基本规制，也应当体现这一要求。
明晰土地产权不只是指明确耕作权，更指明确承包人在土地流转上（土地使用权出租、转让）的收益权。只有这样，农民才认为土地是他的，才有投资、经营积极性。在这方面，农业税收本应起重要作用：（1）它的征收对象是土地，可起界定土地产权的作用；（2）它在向农民征税的同时，起到保护税后合法收益的作用；（3）通过对土地租金、使用权买卖收益征税等，在土地流转方面起到确认和保护承包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可见，农业税收应当是明晰土地产权的重要手段。
而现行的农业税制却无法起到这些作用。（1）由于它是按“谁种田，谁缴税，种什么，缴什么税”进行的，税收都与土地产权归属无关，因而无法起到界定土地产权归属的作用；（2）由于它无法限止各种税后摊派，也就无法起到保护农民合法收益作用；（3）由于它不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税收问题，也就无法保护承包人这方面的合法权益。可见，农业税制与巩固和强化长期土地承包制要求是脱节的。而适应这一要求的应当是土地使用税。
上述制度性缺陷说明了农业税制度已不适应现实农业经济要求。因此，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完成，建立现代农业的税收体系应列入议事日程。我们设想，这一体系应由“土地使用税+增值税+所得税”组成。
四、结论
1.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的决策是正确的，是依法规范农村分配关系、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措施，是我国农村继、家庭承包经营后的第三次革命。这次改革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为“入世”后农业政策的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
2.农业增收是一切农业公共政策的核心。只有农民增收，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税费改革仅仅拉开了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序幕。国外实践证明，发展农场制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3.税费改革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农业税收自身缺陷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因而在推进税费改革的同时，我们还须进一步研究建设现代农业税收体系问题。
4.安徽农村税费改革后的财政困难，也要求我们对现行“一刀切”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建设一个区别东、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发挥各地区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构架。
5.安徽省税费改革成功经验还说明，建设现代农业税收体系最适时机是在税费改革完成后。对于尚未进行税费改革的地区来说，减轻农民负担是第一位的，否则，农村经济难以稳定，下一步改革也没有基础。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改革应当分两步走：先进行税费改革，然后是农业税制度的全面改革。
参考文献：
[1]安徽统计年鉴（2000）[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一、农业人口流动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农村富余劳动力呈日益增多之势。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快，大批“三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兴办对劳动力的需求，经济特区建设的启动以及人口管理制度较改革开放前的松动等诸因素都极大的刺激了我国农业人口的流动。
1、农业人口流动为我国基础建设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统计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业人口流动已达1.5亿，其中主要是跨省的流动，庞大的农业流动人口大军构成的农民工，成为各个城市各类重体力、艰苦行业的劳动主体。比如建筑业，市政道路、地下设施建设等。
农业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工作，为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可以说，每一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都凝聚着农民工的辛勤汗水，每一个艰苦的、危险的行业都有农民工的身影。这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趋势，低廉的劳动报酬和农业流动人口渴望摆脱贫苦的心态，使他们成为任劳人怨的一个特殊群体。
2、农业流动人口缓解了农村的贫困状况
农业流动人口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所获取的报酬对于他们已经走出的贫困农村而言是可观的。据调查，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除了靠老人或者妻子维持最基本的农业劳动收益并照料家庭外，主要的经济来源，尤其是子女上学、盖房、婚丧嫁娶等绝大部分依靠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收益。为数不少的外出打工者（男人或女人），依靠自己在城市的收益，使乡下的家人过上了较别人富裕的生活。
3、农业人口流动促进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就城市而言，农业流动人口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的底层群体。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数以亿计的农业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十分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增加农村收入的同时，也在城市的信息碰撞。产业化劳动中提高了素质（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
有研究报告表明，农村青年认为进城打工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另一方面，一部分稍微在城市里站住脚根的农民工，为了彻底改变他们子女的命运，便携家带口力图在城市里安顿下来。许多人都有过在城乡结合部、建筑工地、集贸市场、垃圾场边、废弃的房屋、铁道边的临时棚屋的栖身的经历。他们力求以最低廉的费用千方百计在城市里立住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城市人口新的构成的一部分。
4、农业人口流动目前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我国农业人口流动目前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近几年来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部分保护措施的出台，农业人口流动开始向有序的方向发展，但这个过程并非短期可以完成的。目前农业人口流动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农业流动人口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自身素质较为低下，自我保护意识差。农业流动人口由于文化素质整体较低，他们所从事的绝大部分仍然是技能要求低的重体力劳动。
在务工的过程中有普遍缺乏对自身权益的有效的自我保护。由于利益的驱动，在各类刑事犯罪中往往占有相当的比例。又由于卫生习惯和经济条件的原因，对城市的卫生和环境管理常常带来不良影响，尤其是造成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
二是对社会结构调整提出的问题。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正面临着就业高需求，高失业率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口流动加快，由此呈现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趋势。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背景下，宏观调控如何体现，社会结构如何调整？总体上显得乏力和滞后。大部分城市面对农业人口流动问题仍处于被动应对和整治的状况。另一方面，农业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城市生活，分享社会进步成果？农业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的关系协调等都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研究和解决。
三是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这是农业人口流动当前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收益保证、社会救济、劳动保护、就业培训、子女教育、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基本养老、工伤等等。都有待研究并以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应该看到，农业流动人口依然处在我国社会阶层的最底层，这支庞大的劳动大军仍游离于现代职业体系之外。
5、农业人口流动对我国制度变革和完善提出了迫切要求
农业流动人口虽然已成为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但同时又与长期形成的制度发生着多方面的碰撞。僵硬的户籍制度将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制度不能以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接纳他们。他们的居住地常常被列为清查、整治的重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并且是社会进步所追寻的目的之一。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必须与之相适应。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的闸门打开了，流动的潮流形成了。利与弊，得与失，期盼与担忧，限制与诉求同时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有些盲然和困惑。
二、农业人口流动的对策思考
农业人口流动的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社会结构合理调整、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妥善面对和正确把握农业人口流动，解决农业人口流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又是维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缩小城乡差别、积极“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能否妥善解决好包括农业流动人口在内的社会底层面临的问题，应该是检验社会和谐如否的重要标尺之一。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流动人口问题应该重视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加深继续推进农业人口流动的认识
虽然目前农业人口流动已经给一些城市的就业和城市管理社会管理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但是继续推进农业人口流动是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改变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
据统计，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降到14%，按照正常情况这时出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应当相应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国这一比重仍高达49%，这给我国实现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困难。因此有专家认为要特别注重城镇化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的15年内在转移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
所以继续鼓励和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各级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应该从宏观着眼，进一步加深和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主动应对，循序渐进，将其纳入城市的总体视野中谋篇布局。
2、逐步建立农业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益和机会的制度
进入城市的农业流动人口。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成分进入城市的，群众虽然居住和工作在城市，但在制度上他们不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一员，而被称为“农民工”。他们更象产生中的“临时过客”，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无疑是下等人，其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应当全面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根本改革涉及多方面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与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
清除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包括户口、身份、工作岗位、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使农民工依法享有产生居民同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繁荣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个进程中考虑城市现有的承受能力，采取渐进的方式是比要的，但是必须在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从他们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入手积极推进。
3、拓展空间引导有序
遵循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的规律，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不断拓展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当前应引导农业人口既流向特大城市，又流向中小城市。在农村积极推进农业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的同时，要加快发展非农产业以吸纳就业，同时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小城镇建设，以更多地转移农业劳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推进上述工作我们在指导思想上都应把握：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脯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援农业和农村发展。这不仅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地方各级政府都应以此为己任。
引导有序，重在引导。各地和各大、中城市应该建立起用工预测和公布制度，及时收集和公布本地区用工需求信息，并逐步建立起全国各主要城市用工需求信息预测报告。如同天气预报、股市行情，通过媒体，每日公布，以供城乡择业群体参考。在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城乡政府应该联手为农业流动人口提供服务。
同时应加快培育为农业流动人口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民间中介机构，与劳动力市场形成链接。只有当城乡政府共同重视并从培育市场、搞好服务的角度出发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和措施，农业人口的有序流动才可能真正实现。
4、重视培训调整管理培育组织
重视农业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各地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同时也反映出学用脱节、流于形式、培训责任不明确、培训经费难落实、效率不高等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明确对农业富余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的责任在政府，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能力、帮助他们顺利实现角色转换，首先应该是城乡各级政府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在一省或一市的城乡基层政府之间，有必要建立起对这一事宜的协调机制，共同研究和处理相关问题。培训经费应该以政府承担为主，首轮培训费应列入财政预算，再次培训由个人承担，困难者给予补助。
调整现有的城市的现有流动人口管理方式和工作格局，将由公安部门管理改为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承担，变管理为服务，行使提供信息、职业服务、组织培训等职能。加强对保障农民工权益相关事宜的研究和处理，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劳动合同，严格处理拖欠和克扣工资、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工伤赔付不合理等问题。取消针对农民工设置的各类不合理的办证、收费的规定。
应该研究解决代表农民工利益的组织角色的缺位问题。笔者认为，在农业人口流入的城市培育代表农民工利益的群众组织。引导农民工建立遵守国家法律、接受党的领导、代表和维护群体利益，为这一群体服务的非营利性群众组织是必要的。这样一个群众组织在为这个群体服务的过程中能够更多、更直接的了解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和可以及时知晓和明晰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的制度，从而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
可以在城乡政府和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之间起到纽带和桥梁作用。同时政府也可以将一些相关的工作委托给这一组织，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帮助进入城市的农业流动人口更顺畅地实现角色的转换。同时应该赋于这一组织应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
我国工会组织长期以来在维护职工权益、服务于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作了大良有益的工作。但是，考虑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人口这一突出的社会状况和农业流动人口这个群体的特殊性以及“角色转换”的特殊要求，培育这样的群众组织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了。这一群众组织目前可以归口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与协调，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逐步脱勾。从宏观的角度看，解决了代表流入城市的农业流动人口利益的组织角色缺位问题，也有利于解决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这也是现代公共管理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总之，我国农业人口流动是当前社会发展中应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关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根据国情、着眼长远、注重学习和借鉴，形成科学的应对之策。（作者：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干部市人大代表）（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
2、《中国社会分层》李培林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