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开展学位论文工作的基础，是保证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
开题报告是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并由导师审查批准的学术文件。准备开题过程是导师对博士生进行课题指导的重要步骤，也是师生在所选课题范围内共同切磋，整理、确定论文思路及主线的重要科学活动。
开题报告是博士生向由本学科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汇报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依据、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案等，即汇报博士学位论文“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由本学科专家进行集体审议，检查学位论文选题是否正确、研究内容是否恰当、研究方案是否合理，同时也检查博士生对拟进行的研究题目理解是否深入、对相关研究领域研究现状了解是否全面、为进行课题研究所做的主观与客观上的准备是否充分等。在此基础上，评审专家还将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论文的科学思路、研究方法等重要问题提供咨询、建议和帮助，使论文工作的方向、内容和方案更为合理。
二、开题报告工作安排
1、博士生必须将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面材料提交导师审阅，经导师同意后，方可进行口头报告。
2、由各博士点组织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博导、教授5～7人，组成开题报告评审小组，听取博士研究生的口头报告，并对报告内容进行评议审查。
3、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时间由博士生导师根据博士生工作进度情况确定，但一般应于入学后的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最迟应于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
三、开题报告的内容
1、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2、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3、主要研究内容；
4、研究方案；
5、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目标；
6、为完成课题已具备和所需的条件和经费；
7、预计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措施；
8、主要参考文献。
四、对开题报告的要求
1、在掌握大量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在该研究方向上（特别是学科前沿）的研究动态、近年来取得的主要进展、主要研究方法及已有成果进行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对引用的文献和论述要准确注明出处。
2、明确阐明课题研究的目的和课题的理论水平及实际意义。
3、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应在50篇以上，其中外文资料不少于二分之一，参考文献中近五年内发表的文献一般不少于三分之一，且必须有近二年内发表的文献资料。教材、技术标准、产品样本等一般不应列为参考文献。
4、开题报告应以正规答辩的方式进行。博士生进行口头报告的时间应不少于30分钟，书面报告的字数应不少于1.5万字。
五、评审工作
1、开题报告的评议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口头报告及答辩结束后，评审小组应举行内部会议讨论是否准予通过，并对通过的报告提出补充、修正意见。
2、开题报告结束后，评议小组要填写《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议结果》并上报各院（系），内容包括论文选题的合理性、可行性及对文献综述、博士生的工作能力等方面的评议。:
3、对通过的开题报告，博士生应根据评审小组的意见进行修改，经导师审阅通过后，交院（系）研究生秘书保存。研究生院定期组织专家小组对开题报告进行抽查。
4、未通过者必须在三个月内再次进行开题报告。第二次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仍未通过者，将按《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进行处理。
5、博士生在申请博士学位时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其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应与开题报告基本一致。论文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变动时，必须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指出“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十分重要和紧迫。应该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可见创新人才的挖掘和培养是当前教育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
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阶段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学历教育，而且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的特点，是国家高层次拔尖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来源和科学研究潜力的主要标志。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总体目标就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专业人才。因此，以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发展入手分析杰出学术创新人才生成机制是较为直接和可取的。
目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是否很好地实现了创新目标？自9月以来，受国务院学位办和清华大学的委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课题组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教育质量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创新能力尤其是原创能力较差。其表现为：创新意识差、参与创新研究机会少、有影响的创新成果少。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国家要拥有大批杰出的学术创新人才归根结底在于，学术系统内部能够按照较合理的规律挖掘真正有潜力的人才并支持其发展，而且国家或政府也应该为这些有潜力的人能够尽快发光提供支撑。鉴于前者涉及到学术系统内部人员识别、评价、及组织运行规则等一系列复杂的、长期积累的问题，笔者不做深入阐释。而是重点研究后一个问题。
进入“大科学”时代，政府和国家需要依靠大学培养的学术创新人才来实现整体发展战略，大学的科研同样必须依赖国家或政府强>！
二、研究界定
学术人才的成长具有周期，其创造力的发挥也同样有规律可循。学者库克根据对研究生参加工作后创造力发挥情况所作的统计提出，研究生毕业后工作开始承担研究任务，新鲜事物的吸引新环境的激励，使其创造力呈加速增长，提高很快，这一段为初任期，约0.5年到1.5年。初任期后进入创造力发挥的黄金时期，大约可保持1年左右时间，这一段为峰值期，随后进入初衰期，这一段表现创造力趋下降状态，最后趋向一个稳定值，这个过程呈一条扁形s曲线，反映了一个发展、发挥、衰退的过程[5]。可见在出任期和黄金期，创造力持续增加。参照其研究，笔者认为博士研究生在就读期间已经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并开始承担一些研究任务，为以后的创新和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创造力处于初步积累阶段，并且增加的趋势已经出现，对应库克曲线的初任期前后一段时期。紧接着在毕业后的两三年往往冲劲大、有热情、可塑性强，容易潜心找到富有创造性的突破口或者产生最初的创造性成果，这一时期对应库克曲线的出任期后段和黄金时期。因此，对于博士研究生来讲，其就读和毕业后的两年左右（总和一般为5年）是连续的创造力增加期，是创新潜力初步释放的关键时期，是成为杰出创新人才的黄金发展期。笔者把这段时期称为博士研究生黄金发展期。博士研究生黄金发展期具备强烈的学术追求和浓郁的创造力，除了自我努力以外往往需要外部加以支撑和激励。而且由于创造力的发挥有一定的周期和规律，尤其是初期的增长态势具有时限性。因此相应的科研资助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在最合适的时期给予最需要的支撑，保证一定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三、情况分析
那么目前的学术科研资助制度是否在博士研究生黄金发展期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呢？通过对目前博士研究生黄金发展期科研资助的整体状况和机制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尚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希望结合博士研究生黄金发展期的特点，找到让科研资助更好地起到支撑和激励作用的策略，并借此提供一些具体建议。
1、明悉资助作用
目前，在资源稀缺和竞争的压力下，科研资助的作用无形中被夸大或者抬高，资助机制在导向偏离的时候也并没有得到有效纠正。虽然博士研究生黄金发展期需要科研资助的激励和支撑，但是笔者认为科研资助不能成为创新人才必须要去努力完成的工作。竞争性学术资助作为一种外部识别机制，不能代替人才评价制度。研究者希望通过科研资助来保障并更好地去实现创新性成果可以，如果不想费力或无需申请科研资助也取得了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应该以科研成果的价值来认定创新人才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为前者优于后者，使得潜在创新人才被本来不是评价制度的资助机制排除在外。
必须警惕哈克特所指的“你获得资助越多，项目越大，晋升就越快，你就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声誉，否则你就出局”的游戏规则所带来的压力，对学术活动价值的扭曲，尤其是对年轻学者的学术热情的冲刷[6]。另一方面，如果学术人员也把科研资助看成是对自己成就的认定和评价，把科研资助看成是获得晋升、学术地位的手段，势必导致学者以浮躁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科研，容易以低风险的、主流的研究路径去追求短期内完成的原创性不高的成果。
另外，科研资助作为一种外部识别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学术人员获得所需的资源、谋求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所带来的无形价值使得人们并不看重资助的具体金额。但是笔者认为必须纠正这个取向，科研资助不同于加斯顿所言的看重认可和荣誉的奖励体系，还是要强调它不是评价机制。科研资助不是要鼓励和要求学者去申请资助，是要在有创新潜力的学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找到资助。科研资助本身提供经费支持，也是希望让学者能够无顾虑地保证研究成果的顺利开展，因此金钱本身可以成为学者自由研究保障的话，强调科研资助的金额无可置疑
。国家和政府的科研资助也可以在资助金额上，根据研究的进程和考评情况做适当的追加或者削减，改革僵化的资助模式。同时注意保障资助项目的实效性，真正为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贴心服务。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科研资助一定程度上是风险投资，不能只从现实的利益考量，要给申请者学术自由和空间，同时允许有一些应用性方面缺乏创新的研究取向。
2、调整资助结构
目前博士研究生就读期间的科研资助有两种：一种是以解决博士生后顾之忧为出发点的政府以及社会其他机构对博士生提供基础性经济资助的科研补给，一种以鼓励研究生进行高难度、高风险课题研究并在最前沿取得创新性的成果为出发点，对博士生提供的基金式科研资助（包括研究生科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博士生优秀论文项目、出国进修基金项目）。前者是普惠性的，后者是面向所有学生的竞争性项目；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有三种职业发展：博士后学习、高校或其他科研机构从事学术工作、从事行政管理或其他非学术工作。其士后阶段的科研资助主要是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学术人员则进入教师资助体系中，以国家青年项目资助为主。从事非学术工作的人员暂不讨论。可见博士研究生就读期间和毕业后的科研资助分属不同的体系。
笔者认为博士研究生黄金发展期是创造力积累和连续增长时期，应该给予较为连续的支撑和保护，这样才能够让学术人员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纵观博士研究生就读和毕业之后两年左右的科研资助情况，各成体系，没有交叉，并不具有明显的持续性和延展性。虽然这是我国科研体制历史所形成的，但可以在大的框架下进行局部的调整。
目前这种资助模式不能给博士研究生黄金发展期的创造力持续增加提供有效的保障，应该积极探索符合创新人才需要的科研资助整合机制。笔者建议博士生培养阶段提供的基金式科研资助，对于毕业后仍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资助可以顺延至毕业后两年，并建立项目评价和追踪机制，通过追加资金的方式对创新性成果进行稳步支撑和保护。当然对于评价不合格的可以不予资助。同时博士后的学术人员也可以和高校教师一样，独立申请诸如国家青年项目的资助。国家或者高等学校针对高校青年教师设立的项目资助，也允许博士生申请并承担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如果考虑到在读博士生独立承担项目有一定的困难，可以在项目资助大类下设立低一层级的项目。笔者相信，经过调整的、连续的、贯通的科研资助体系能够顺应博士研究生黄金发展期的创造力持续增长的规律，能够更好地满足博士研究生的需要，为其成为创新人才提供更大的资源保障和激励源泉。
3、完善资助模式
通过分析国家对博士研究生黄金发展期资助项目，可以发现目前的资助基本上是对所有的学科进行普遍性资助，资助项目也鼓励所有的博士研究生积极参与。笔者认为，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科研资助与杰出人才培养的经验，我国的科研资助应该抛弃大而全的资助思想，对重点的学科和领域进行整体的倾向性资助，让处于此领域的博士研究生能够享受此资助平台带来的效应，甚至对此学科和领域的博士研究生提供特定的创新性资助项目。当然也可以根据学科和具体研究成果对某些博士研究团队进行科研资助。
况且随着博士生培养规模、理念、目标的变化，政府或国家的科研资助项目并不一定要鼓励所有的博士研究生参与相同的资助项目。笔者前面提到，博士研究生就业方向就有三种选择，他们对科研资助的需求不同，在科研资助的类别和适应性方面也应该逐步探索分类管理的模式。比如说对于以后不打算从事学术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可设立具有通识意义的资助项目，鼓励多种途径产生创新成果。
目前博士研究生黄金发展期的资助项目是普遍性的、固定性的项目，资助的类别和金额尚有待扩充和增加。相信资助种类的丰富，能够更好地满足博士研究生在黄金发展期的创新需求。比如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提高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育部决定设立“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对学业成绩优异、科研创新潜力较大的优秀在读博士研究生进行资助[7]。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今后应该针对不同的需求分设不同项目的资助。当然，也可以在博士研究生入学阶段试探性地进行部分筛选和识别资助。像清华大学就决定从明年起将设立“博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全校每年奖励名额为100名，奖励标准为每人3万元。其目的是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优化生源结构，激励博士生安心学习和研究，提升博士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笔者认为，今后科研资助分类管理的理念应该逐步得到完善。
另外所有的资助项目应主要以竞争性资助为主，对于逐步并明显偏离创新的项目应该停止资助，改变之前申请成功就必须资助的缺乏实效性的资助模式。
4、警惕行政干预
我国对博士研究生黄金发展期的科研资助主要以国家财政拨款或经费支持为主，国家干预不可避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但是对一向具有“学在官府”传统的中国而言，受整个体制的影响，政府和行政权力在科研资助乃至学术认可中，充当直接参与角色，是一个最为关键性的变量。有学者研究发现行政权力的干涉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学术认可和资源分配的整个过程[8]。笔者认为具体到科研资助，虽然国家或者政府承担了重要的任务，也是经费的主要投入者。但是应该必须保证学术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利益。
目前的情况是，国家或者政府的干预已经大大加入了行政干预的色彩，把科研资助看成是资源分配的手段，伤害了学术人的士气。并且为了弥补对公平造成的伤害，这种行政干预又打着公平的旗号进行所谓的平均化分配，形成了指标化的格局。事实上，为了实现资助本身对于科研项目价值的挖掘，指标化只能使的有潜力的研究项目被无奈地筛选掉。在科研资助现实操作过程中，提供给学术人员诸如“‘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候选人名额分配表”的现象比比皆是。平均的、指标化的现实往往会更加打击申请者的积极性，使也许可能的创造性成果落得流产的地步。
博士研究生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已经进行了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博士阶段的课程安排主要体现两个特点:第一是“精”,把眼科重要基础知识和相关临床操作理论依据作为教学培养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的基础知识的传授,力求在疾病和诊疗理论上筑构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是“新”,增加以新理论、新知识为重点,贴近科学前沿,介绍技术创新的选修课程,以了解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科研动态及临床医疗方面的进展。学习北京大学医学部等院校的先进经验,在专业基础课上给予较大的自由度,采取不脱产上课方式,以保证临床训练时间。
2加强临床技能训练,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培养临床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是使之成为高水平的临床医学专家。但许多获得临床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仍不具备独立进行临床工作的能力,毕业后尽管按其资历或学术成就很快晋升为高级职称但仍需在主治医师的指导下工作,从住院医师重新做起,其原因主要是缺少严格规范的技能培训体系。将研究生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制定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分制考核方案,按主治医师标准考核。根据眼科学专业培训细则要求,明确提出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眼科学作为二级学科,又分为角膜病、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眼眶病、眼屈光及眼肌、眼科病理等三级学科。根据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制定重点突出、全面培养的科室轮转计划,明确在轮转科室、专科训练期间,在理论和技能上应达到的要求,制定出临床能力训练的量化指标,如训练时间、掌握病种、操作技能、主管病例数及手术例数等,要求研究生在临床实践中认真完成,既有利于保证临床能力训练的时间、内容和质量,又为临床能力考核与评估提供可靠的依据。通过担任或协助总住院医师,对临床常见病种的诊断治疗充分掌握,保证临床能力训练的系统性。利用临床技能训练仿真模拟教具及实验外科动物训练,加强临床操作技能培训。导师对眼科治疗和手术方式设计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实施研究生临床准入制度,使研究生利用教具和实验动物充分掌握操作技能后逐步参与临床实践。导师及指导小组负责为学生创造临床实践机会,落实各项技能的训练及辅导,定期组织考核。定期进行教学查房、专题讲座、病例讨论、疑难病例讨论、会诊、竞赛等临床学术活动,训练研究生的临床思维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改变以往研究生参加讨论时的被动状态,为研究生提供表达观点的机会,培养其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和敢于承担的工作作风。
3开展以培养临床科研能力为特点的科研训练
随着我国人才评价标准的变迁,对科研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科学研究是目前体制下衡量医学人才水平的重要指标。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实验室进行基础研究的时间和机会有限,为适应临床工作的需求,加强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的培训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必由之路。具体方式包括:强化研究生公共卫生学基础,训练科学的临床研究基本方法和技能,将研究生作为导师临床课题的主要参与者负责课题的设计和实施。科室定期举办科研方法、课题申请、成果申报等系列讲座及高水平学术讲座,培养临床科学思维能力。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加快研究生教学国际化进程。通过临床科研能力培养,研究生选择临床医疗实践中出现的理论或技术问题为研究课题,利用已有的研究手段,进行临床应用或临床应用基础的研究,从中学会临床科学研究方法,从而掌握了从事眼科临床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可以促进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提高。
4加强人文教育和自我修养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除掌握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灵活的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不仅能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医学问题,也能应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来研究医学问题,为患者的健康服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在指导研究生做课题和科研的同时,要关心研究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将人文精神合理的渗透到专业课的学习中,引导其树立医学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的学习思想[9]。组织研究生开展“近视普查与防治教育”、“社区老年人白内障筛查”等社会实践活动,使其在实践中学会承担责任与义务,掌握与人沟通的方法和技巧,更能激发其学习人文精神的积极性,引导其对人生价值、目的和意义的正确思考,使得个人素质得到提高。
博士研究生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已经进行了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博士阶段的课程安排主要体现两个特点：第一是“精”，把眼科重要基础知识和相关临床操作理论依据作为教学培养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的基础知识的传授，力求在疾病和诊疗理论上筑构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是“新”，增加以新理论、新知识为重点，贴近科学前沿，介绍技术创新的选修课程，以了解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科研动态及临床医疗方面的进展。学习北京大学医学部等院校的先进经验，在专业基础课上给予较大的自由度，采取不脱产上课方式，以保证临床训练时间。
2加强临床技能训练，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培养临床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是使之成为高水平的临床医学专家。但许多获得临床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仍不具备独立进行临床工作的能力，毕业后尽管按其资历或学术成就很快晋升为高级职称但仍需在主治医师的指导下工作，从住院医师重新做起，其原因主要是缺少严格规范的技能培训体系。将研究生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制定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分制考核方案，按主治医师标准考核。根据眼科学专业培训细则要求，明确提出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眼科学作为二级学科，又分为角膜病、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眼眶病、眼屈光及眼肌、眼科病理等三级学科。根据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制定重点突出、全面培养的科室轮转计划，明确在轮转科室、专科训练期间，在理论和技能上应达到的要求，制定出临床能力训练的量化指标，如训练时间、掌握病种、操作技能、主管病例数及手术例数等，要求研究生在临床实践中认真完成，既有利于保证临床能力训练的时间、内容和质量，又为临床能力考核与评估提供可靠的依据。通过担任或协助总住院医师，对临床常见病种的诊断治疗充分掌握，保证临床能力训练的系统性。利用临床技能训练仿真模拟教具及实验外科动物训练，加强临床操作技能培训。导师对眼科治疗和手术方式设计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实施研究生临床准入制度，使研究生利用教具和实验动物充分掌握操作技能后逐步参与临床实践。导师及指导小组负责为学生创造临床实践机会，落实各项技能的训练及辅导，定期组织考核。定期进行教学查房、专题讲座、病例讨论、疑难病例讨论、会诊、竞赛等临床学术活动，训练研究生的临床思维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改变以往研究生参加讨论时的被动状态，为研究生提供表达观点的机会，培养其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和敢于承担的工作作风。
3开展以培养临床科研能力为特点的科研训练
随着我国人才评价标准的变迁，对科研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科学研究是目前体制下衡量医学人才水平的重要指标。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实验室进行基础研究的时间和机会有限，为适应临床工作的需求，加强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的培训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必由之路。具体方式包括：强化研究生公共卫生学基础，训练科学的临床研究基本方法和技能，将研究生作为导师临床课题的主要参与者负责课题的设计和实施。科室定期举办科研方法、课题申请、成果申报等系列讲座及高水平学术讲座，培养临床科学思维能力。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加快研究生教学国际化进程。通过临床科研能力培养，研究生选择临床医疗实践中出现的理论或技术问题为研究课题，利用已有的研究手段，进行临床应用或临床应用基础的研究，从中学会临床科学研究方法，从而掌握了从事眼科临床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可以促进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提高。
4加强人文教育和自我修养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除掌握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灵活的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不仅能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医学问题，也能应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来研究医学问题，为患者的健康服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在指导研究生做课题和科研的同时，要关心研究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将人文精神合理的渗透到专业课的学习中，引导其树立医学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的学习思想［9］。组织研究生开展“近视普查与防治教育”、“社区老年人白内障筛查”等社会实践活动，使其在实践中学会承担责任与义务，掌握与人沟通的方法和技巧，更能激发其学习人文精神的积极性，引导其对人生价值、目的和意义的正确思考，使得个人素质得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