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侨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侨民浪潮往往与历史变动紧密相连。由于中俄两国之间交往历史悠久，特别是由于“中东路”的开工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东北，其中不乏作家、诗人。他们带来了俄罗斯文化，以此丰富了中国文化。他们用自己的创作活跃并繁茂了哈尔滨等城市的文化生活，并增进了中俄两国文化界的沟通和了解。
一、中国俄罗斯侨民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当时中国的史书称俄国为“斡罗思”。据《元史》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就有大批斡罗思人为元朝戍边、屯田。朝廷给他们耕牛、种子和农具。到1715年至1860年，俄国先后派遣13批东正教传教士来到北京，神职人员共达155人。这些俄国传教士和商人组成了在中国的早期俄国侨民。〔1〕(p6)从19世纪60年代，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俄、英、法、德、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列强在中国实行了被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华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列强一面承认清政府为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在镇压人民革命的血腥事业中继续给予清政府以支持，一面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其中，中俄先后签订了伊犁条约、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此后，俄商到中国经商者日益增多。1870年前后，乌鲁木齐的俄国商铺有30余家，800余人。而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工后，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中国，主要是来到东北。其中包括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医生、律师、工厂主、商人、手工业者、文化娱乐行业人员、资本家及其家属等。据统计，到190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俄侨总数已达到30000人以上，到1911年，俄侨在中东铁路沿线开办的工厂已有63家，到1913年，在哈尔滨的俄侨企业达100多家。居民达43091人，占哈尔滨市人口总数的63.7%。最多的年份是十月革命后的1922年，整个黑龙江的俄侨达20万人。〔2〕(p18)
俄罗斯移民数量不仅在哈尔滨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的数量，而且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侨民数量横向相比，也是最多的。例如解放前曾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辟有租界，但据1927年统计，生活在租界内的全部外国侨民不过8142人，又如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加起来据有其市区面积之大部分，但生活在租界内的外侨19世纪60年代只有2000多人，1925年也不过3.7万人。
由于日本侵占东北，从1933年起“丘拉耶夫卡”的成员陆续流亡到上海。这样一来，哈尔滨的这个诗人团体终于在1935年春解散了。
第三阶段1936—1945年。1935年苏联单方面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本和政府。此后，几千名苏联籍职员回国，较富有的俄侨离开哈尔滨到南方的城市，大部分去上海，未能离开“满洲国”的俄国人开始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丘拉耶夫卡”消失以后，俄侨文学爱好者并没有沉默，他们又自发组合在一起，至少有7个文学、诗歌小组相继成立。以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命名的k.p.小组为例，它成立于1938年，是保皇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组织。小组原主席是弗谢沃洛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罗佐夫。他从1920年起居住在哈尔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回国，1979年去世。他在生前写下了大量关于哈尔滨生活的文章。小组主要成员有青年诗人叶琳娜·涅捷尔斯卡娅、法伊娜·德米特里耶娃、尼娜·扎瓦茨卡娅等。
涅捷尔斯卡娅1912年生在雅罗斯拉夫尔，自幼爱好诗歌，童年在哈尔滨受教育。她经常在《边界》杂志上发表作品，曾出版过两部诗集：《门旁》(1940年)、《白色小树林》(1943年)。她的抒情诗节奏铿锵有力，经常被谱上乐曲，在音乐会上演唱。她在哈尔滨居住了十几年，后来随丈夫迁居澳大利亚，1980年在那里去世。在她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她极度怀念祖国，也怀念第二故乡——中国，她把哈尔滨看作是自己祖国的一部分。她在澳大利亚曾作诗表达对哈尔滨的怀念，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经常从睡梦中惊醒，
一切往事如云烟再现。
哈尔滨教堂的钟声响起，
城市裹上洁白的外衣。
无情的岁月悄然逝去，
异国的晚霞染红了天边。
我到过多少美丽的城市，
都比不上尘土飞扬的你。
提到哈尔滨的文学生活，不能不说起当地的《边界》杂志。除了诗歌、小说之外，该刊还刊登地区新闻、评论；设有有关日常生活的专题栏目，如保健、妇女化妆、评选“最佳儿童”、猜字谜等。
《边界》不但拥有地方的记者，还有驻西方的记者。萨沙·乔尔内和俄国境外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寄到编辑部刊登。哈尔滨作家、诗人的作品，几乎都在《边界》上出现过。40年代哈尔滨的读者已在这本刊物上读到了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小说《飘》的译著。30-40年代《边界》杂志曾在有俄国人居住的世界各个角落广为传阅。刊物图文并茂，不但反映了东方的生活和宗教，而且还是了解西方的窗口，因为它转载或摘登了当时欧洲、美洲报刊的资料、文章。
40年代以后，《边界》每期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日本当局的检查，还被迫增加“伟大的日本”栏目。在严峻的形势下，刊物仍坚持出版好几年，一直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哈尔滨，杂志才不再出版。
二、俄侨文学活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各国文化纷纷在中国传播，如英美文化在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法国文化在两广地区，德国文化在山东地区等等。与上述西方各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比，俄罗斯文化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是其它各国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俄罗斯文化在当时的东北和上海，是一种相对于中国的先进文化与强势文化，因此它的扎根与传播就有了土壤。
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文化和文学创作一直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那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已经是如火如茶、丰富多彩的。他们在中国出版俄语报纸、杂志，编排戏剧，组织演出音乐会，成立了出版社、图书馆、书店和一些文学协会、社团。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俄侨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灿烂时期。俄侨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创作的主要中心是哈尔滨，后来发展到上海。〔4〕(p93-95)
哈尔滨的俄侨文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巴尔考、费多尔·卡梅什纽克、谢尔盖·阿雷莫夫等。
巴尔考结婚后叫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尼鲁斯，1887年生于波尔塔瓦，童年在高加索度过，并毕业于当地中学。结婚后迁居对彼得堡，之后于十月革命前一年迁居哈尔滨。从此，“与哈尔滨亲密、融洽”地生活到1933年。1933年，“心中怀着痛苦”告别哈尔滨，去了上海。
她是一位诗人。无论在哈尔滨还是在上海，她都经常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发表诗歌。从诗人这一侧面来说，在群星灿烂的中国俄罗斯侨民女诗人中她是最早升起的一颗星。不仅如此，她还是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与她同为开拓者的还有费·卡梅什纽克、谢·阿雷莫夫等人。当时在上海做记者的克卢森施藤—彼得列茨曾经这样评论巴尔考：“她的声音唤醒了一片文化荒漠的诗城哈尔滨”。根据另一位侨民作家弗·斯洛勃德契科夫的回忆，在20年代末期巴尔考的家变成了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活动的中心了：
“……在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的家里—巴尔考是她的娘家姓—听到的却是哈尔滨诗人们的作品”。著名俄侨诗人聂斯梅洛夫、叶欣都常来她家做客。根据弗·斯洛勃德契科夫的回忆，巴尔考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她不仅用俄语写诗，还用法语写诗，并把阿赫马托娃的诗译成法语”。她从1920年为北京的《俄国述评》撰稿开始，陆续为《边界》、《俄罗斯言论》、《朝霞》等杂志报纸写东西。出版有诗集《不熄灭的火焰：诗》(1937年，上海)、《献给祖国》(1942年，上海)等。
她还是一位妇女问题专家，写有这方面的论著。她主张俄罗斯侨民妇女们应该“继承良好的老时代传统，维护祖辈、父辈所追求的人道理想”，“妇女不应该屈从膨胀的享乐欲，奴隶般地模仿在精神上与风格上与欧洲格格不入的美国影星”。“一个俄罗斯妇女应该教育俄罗斯孩子爱祖国，不以‘侨民’的称号为耻，并懂得俄语和俄罗斯历史”。
她回苏联时间没有记载，于1954年逝世于苏联。她是位优秀的诗人、记者、作家。〔5〕(p69-71)
第二阶段：1926-1935年。这个时期是有年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文学联合会“青年丘拉耶夫卡”拉开序幕的。其组织者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雷佐夫(阿恰依尔)。“丘拉耶夫卡”小组每周集会两次。主要活动形式是请有名望的学者和老一代文学家给成员作报告。苏联的文学家也经常到哈尔滨参加小组活动。报告会的题目主要是有关诗人和作家的创作艺术。诗歌朗诵和音乐会同样吸引大量听众，有时达一千人，这样的活动一般是不收费的。1932年7月3日哈尔滨出版了第一期文学周报《青年丘拉耶夫卡》，当时作为俄文版《哈尔滨每日新闻晚报》的周末附刊发行，但是仅维持一个月，8月6日就停刊了，先后只出版6期。事隔不久，1932年12月27日文学报《丘拉耶夫卡报》第一号问世。此报直接由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文学培训班主办，一共8页版面，由柳巴文印刷厂印刷。后来，佩雷列申担任主编。在文化生活并不丰富的哈尔滨，《丘拉耶夫卡报》的出版无疑是件大事。“丘拉耶夫卡”成员还积极地为《边界》杂志撰写诗文。许多作家和诗人从这里起步，直至生命结束。他们是ji.安德森、m.沃林、f.格拉宁、ii.拉比肯、b.佩雷列申、b.杨科夫斯卡娅等。
三、结束语
俄侨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反映了中国历史、东方风俗、中俄关系，具有极其宝贵的研究价值。他们不仅深入研究东方文化的民族传统，尊重其民族精神生活，又能找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点，以便不以民族属性把人们分开，而是把人们团结起来。俄罗斯侨民作家们为此做出了努力。其作品不仅对本国文化是个贡献，对东西方文化也是个贡献。
[参考文献]
〔1〕〔2〕李兴耕，等.风雨浮萍〔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3〕唐戈.19世纪末叶以来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重要途径〔j〕.学习与探索，2003，(5).
[论文摘要]侨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侨民浪潮往往与历史变动紧密相连。由于中俄两国之间交往历史悠久，特别是由于“中东路”的开工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东北，其中不乏作家、诗人。他们带来了俄罗斯文化，以此丰富了中国文化。他们用自己的创作活跃并繁茂了哈尔滨等城市的文化生活，并增进了中俄两国文化界的沟通和了解。
一、中国俄罗斯侨民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当时中国的史书称俄国为“斡罗思”。据《元史》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就有大批斡罗思人为元朝戍边、屯田。朝廷给他们耕牛、种子和农具。到1715年至1860年，俄国先后派遣13批东正教传教士来到北京，神职人员共达155人。这些俄国传教士和商人组成了在中国的早期俄国侨民。〔1〕(p6)从19世纪60年代，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俄、英、法、德、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列强在中国实行了被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华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列强一面承认清政府为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在镇压人民革命的血腥事业中继续给予清政府以支持，一面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其中，中俄先后签订了伊犁条约、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此后，俄商到中国经商者日益增多。1870年前后，乌鲁木齐的俄国商铺有30余家，800余人。而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工后，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中国，主要是来到东北。其中包括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医生、律师、工厂主、商人、手工业者、文化娱乐行业人员、资本家及其家属等。据统计，到190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俄侨总数已达到30000人以上，到1911年，俄侨在中东铁路沿线开办的工厂已有63家，到1913年，在哈尔滨的俄侨企业达100多家。居民达43091人，占哈尔滨市人口总数的63.7%。最多的年份是十月革命后的1922年，整个黑龙江的俄侨达20万人。〔2〕(p18)
俄罗斯移民数量不仅在哈尔滨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的数量，而且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侨民数量横向相比，也是最多的。例如解放前曾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辟有租界，但据1927年统计，生活在租界内的全部外国侨民不过8142人，又如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加起来据有其市区面积之大部分，但生活在租界内的外侨19世纪60年代只有2000多人，1925年也不过3.7万人。
由于日本侵占东北，从1933年起“丘拉耶夫卡”的成员陆续流亡到上海。这样一来，哈尔滨的这个诗人团体终于在1935年春解散了。
第三阶段1936—1945年。1935年苏联单方面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本和伪满政府。此后，几千名苏联籍职员回国，较富有的俄侨离开哈尔滨到南方的城市，大部分去上海，未能离开“满洲国”的俄国人开始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丘拉耶夫卡”消失以后，俄侨文学爱好者并没有沉默，他们又自发组合在一起，至少有7个文学、诗歌小组相继成立。以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命名的k.p.小组为例，它成立于1938年，是保皇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组织。小组原主席是弗谢沃洛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罗佐夫。他从1920年起居住在哈尔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回国，1979年去世。他在生前写下了大量关于哈尔滨生活的文章。小组主要成员有青年诗人叶琳娜·涅捷尔斯卡娅、法伊娜·德米特里耶娃、尼娜·扎瓦茨卡娅等。
涅捷尔斯卡娅1912年生在雅罗斯拉夫尔，自幼爱好诗歌，童年在哈尔滨受教育。她经常在《边界》杂志上发表作品，曾出版过两部诗集：《门旁》(1940年)、《白色小树林》(1943年)。她的抒情诗节奏铿锵有力，经常被谱上乐曲，在音乐会上演唱。她在哈尔滨居住了十几年，后来随丈夫迁居澳大利亚，1980年在那里去世。在她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她极度怀念祖国，也怀念第二故乡——中国，她把哈尔滨看作是自己祖国的一部分。她在澳大利亚曾作诗表达对哈尔滨的怀念，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经常从睡梦中惊醒，
一切往事如云烟再现。
哈尔滨教堂的钟声响起，
城市裹上洁白的外衣。
无情的岁月悄然逝去，
异国的晚霞染红了天边。
我到过多少美丽的城市，
都比不上尘土飞扬的你。
提到哈尔滨的文学生活，不能不说起当地的《边界》杂志。除了诗歌、小说之外，该刊还刊登地区新闻、评论；设有有关日常生活的专题栏目，如保健、妇女化妆、评选“最佳儿童”、猜字谜等。
《边界》不但拥有地方的记者，还有驻西方的记者。萨沙·乔尔内和俄国境外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寄到编辑部刊登。哈尔滨作家、诗人的作品，几乎都在《边界》上出现过。40年代哈尔滨的读者已在这本刊物上读到了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小说《飘》的译著。30-40年代《边界》杂志曾在有俄国人居住的世界各个角落广为传阅。刊物图文并茂，不但反映了东方的生活和宗教，而且还是了解西方的窗口，因为它转载或摘登了当时欧洲、美洲报刊的资料、文章。
40年代以后，《边界》每期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日本当局的检查，还被迫增加“伟大的日本”栏目。在严峻的形势下，刊物仍坚持出版好几年，一直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哈尔滨，杂志才不再出版。
二、俄侨文学活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各国文化纷纷在中国传播，如英美文化在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法国文化在两广地区，德国文化在山东地区等等。与上述西方各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比，俄罗斯文化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是其它各国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俄罗斯文化在当时的东北和上海，是一种相对于中国的先进文化与强势文化，因此它的扎根与传播就有了土壤。
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文化和文学创作一直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那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已经是如火如茶、丰富多彩的。他们在中国出版俄语报纸、杂志，编排戏剧，组织演出音乐会，成立了出版社、图书馆、书店和一些文学协会、社团。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俄侨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灿烂时期。俄侨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创作的主要中心是哈尔滨，后来发展到上海。〔4〕(p93-95)
哈尔滨的俄侨文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巴尔考、费多尔·卡梅什纽克、谢尔盖·阿雷莫夫等。
巴尔考结婚后叫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尼鲁斯，1887年生于波尔塔瓦，童年在高加索度过，并毕业于当地中学。结婚后迁居对彼得堡，之后于十月革命前一年迁居哈尔滨。从此，“与哈尔滨亲密、融洽”地生活到1933年。1933年，“心中怀着痛苦”告别哈尔滨，去了上海。
她是一位诗人。无论在哈尔滨还是在上海，她都经常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发表诗歌。从诗人这一侧面来说，在群星灿烂的中国俄罗斯侨民女诗人中她是最早升起的一颗星。不仅如此，她还是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与她同为开拓者的还有费·卡梅什纽克、谢·阿雷莫夫等人。当时在上海做记者的克卢森施藤—彼得列茨曾经这样评论巴尔考：“她的声音唤醒了一片文化荒漠的诗城哈尔滨”。根据另一位侨民作家弗·斯洛勃德契科夫的回忆，在20年代末期巴尔考的家变成了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活动的中心了：
“……在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的家里—巴尔考是她的娘家姓—听到的却是哈尔滨诗人们的作品”。著名俄侨诗人聂斯梅洛夫、叶欣都常来她家做客。根据弗·斯洛勃德契科夫的回忆，巴尔考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她不仅用俄语写诗，还用法语写诗，并把阿赫马托娃的诗译成法语”。她从1920年为北京的《俄国述评》撰稿开始，陆续为《边界》、《俄罗斯言论》、《朝霞》等杂志报纸写东西。出版有诗集《不熄灭的火焰：诗》(1937年，上海)、《献给祖国》(1942年，上海)等。
她还是一位妇女问题专家，写有这方面的论著。她主张俄罗斯侨民妇女们应该“继承良好的老时代传统，维护祖辈、父辈所追求的人道理想”，“妇女不应该屈从膨胀的享乐欲，奴隶般地模仿在精神上与风格上与欧洲格格不入的美国影星”。“一个俄罗斯妇女应该教育俄罗斯孩子爱祖国，不以‘侨民’的称号为耻，并懂得俄语和俄罗斯历史”。
她回苏联时间没有记载，于1954年逝世于苏联。她是位优秀的诗人、记者、作家。〔5〕(p69-71)
第二阶段：1926-1935年。这个时期是有年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文学联合会“青年丘拉耶夫卡”拉开序幕的。其组织者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雷佐夫(阿恰依尔)。“丘拉耶夫卡”小组每周集会两次。主要活动形式是请有名望的学者和老一代文学家给成员作报告。苏联的文学家也经常到哈尔滨参加小组活动。报告会的题目主要是有关诗人和作家的创作艺术。诗歌朗诵和音乐会同样吸引大量听众，有时达一千人，这样的活动一般是不收费的。1932年7月3日哈尔滨出版了第一期文学周报《青年丘拉耶夫卡》，当时作为俄文版《哈尔滨每日新闻晚报》的周末附刊发行，但是仅维持一个月，8月6日就停刊了，先后只出版6期。事隔不久，1932年12月27日文学报《丘拉耶夫卡报》第一号问世。此报直接由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文学培训班主办，一共8页版面，由柳巴文印刷厂印刷。后来，佩雷列申担任主编。在文化生活并不丰富的哈尔滨，《丘拉耶夫卡报》的出版无疑是件大事。“丘拉耶夫卡”成员还积极地为《边界》杂志撰写诗文。许多作家和诗人从这里起步，直至生命结束。他们是ji.安德森、m.沃林、f.格拉宁、ii.拉比肯、b.佩雷列申、b.杨科夫斯卡娅等。
三、结束语
俄侨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反映了中国历史、东方风俗、中俄关系，具有极其宝贵的研究价值。他们不仅深入研究东方文化的民族传统，尊重其民族精神生活，又能找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点，以便不以民族属性把人们分开，而是把人们团结起来。俄罗斯侨民作家们为此做出了努力。其作品不仅对本国文化是个贡献，对东西方文化也是个贡献。
[参考文献]
〔1〕〔2〕李兴耕，等.风雨浮萍〔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3〕唐戈.19世纪末叶以来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重要途径〔j〕.学习与探索，2003，(5).
[论文摘要]侨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侨民浪潮往往与历史变动紧密相连。由于中俄两国之间交往历史悠久，特别是由于“中东路”的开工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东北，其中不乏作家、诗人。他们带来了俄罗斯文化，以此丰富了中国文化。他们用自己的创作活跃并繁茂了哈尔滨等城市的文化生活，并增进了中俄两国文化界的沟通和了解。
一、中国俄罗斯侨民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当时中国的史书称俄国为“斡罗思”。据《元史》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就有大批斡罗思人为元朝戍边、屯田。朝廷给他们耕牛、种子和农具。到1715年至1860年，俄国先后派遣13批东正教传教士来到北京，神职人员共达155人。这些俄国传教士和商人组成了在中国的早期俄国侨民。〔1〕(p6)从19世纪60年代，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俄、英、法、德、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列强在中国实行了被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华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列强一面承认清政府为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在镇压人民革命的血腥事业中继续给予清政府以支持，一面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其中，中俄先后签订了伊犁条约、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此后，俄商到中国经商者日益增多。1870年前后，乌鲁木齐的俄国商铺有30余家，800余人。而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工后，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中国，主要是来到东北。其中包括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医生、律师、工厂主、商人、手工业者、文化娱乐行业人员、资本家及其家属等。据统计，到190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俄侨总数已达到30000人以上，到1911年，俄侨在中东铁路沿线开办的工厂已有63家，到1913年，在哈尔滨的俄侨企业达100多家。居民达43091人，占哈尔滨市人口总数的63.7%。最多的年份是十月革命后的1922年，整个黑龙江的俄侨达20万人。〔2〕(p18)
俄罗斯移民数量不仅在哈尔滨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的数量，而且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侨民数量横向相比，也是最多的。例如解放前曾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辟有租界，但据1927年统计，生活在租界内的全部外国侨民不过8142人，又如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加起来据有其市区面积之大部分，但生活在租界内的外侨19世纪60年代只有2000多人，1925年也不过3.7万人。
由于日本侵占东北，从1933年起“丘拉耶夫卡”的成员陆续流亡到上海。这样一来，哈尔滨的这个诗人团体终于在1935年春解散了。
第三阶段1936—1945年。1935年苏联单方面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本和伪满政府。此后，几千名苏联籍职员回国，较富有的俄侨离开哈尔滨到南方的城市，大部分去上海，未能离开“满洲国”的俄国人开始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丘拉耶夫卡”消失以后，俄侨文学爱好者并没有沉默，他们又自发组合在一起，至少有7个文学、诗歌小组相继成立。以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命名的K.P.小组为例，它成立于1938年，是保皇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组织。小组原主席是弗谢沃洛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罗佐夫。他从1920年起居住在哈尔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回国，1979年去世。他在生前写下了大量关于哈尔滨生活的文章。小组主要成员有青年诗人叶琳娜·涅捷尔斯卡娅、法伊娜·德米特里耶娃、尼娜·扎瓦茨卡娅等。
涅捷尔斯卡娅1912年生在雅罗斯拉夫尔，自幼爱好诗歌，童年在哈尔滨受教育。她经常在《边界》杂志上发表作品，曾出版过两部诗集：《门旁》(1940年)、《白色小树林》(1943年)。她的抒情诗节奏铿锵有力，经常被谱上乐曲，在音乐会上演唱。她在哈尔滨居住了十几年，后来随丈夫迁居澳大利亚，1980年在那里去世。在她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她极度怀念祖国，也怀念第二故乡——中国，她把哈尔滨看作是自己祖国的一部分。她在澳大利亚曾作诗表达对哈尔滨的怀念，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经常从睡梦中惊醒，
一切往事如云烟再现。
哈尔滨教堂的钟声响起，
城市裹上洁白的外衣。
无情的岁月悄然逝去，
异国的晚霞染红了天边。
我到过多少美丽的城市，
都比不上尘土飞扬的你。
提到哈尔滨的文学生活，不能不说起当地的《边界》杂志。除了诗歌、小说之外，该刊还刊登地区新闻、评论；设有有关日常生活的专题栏目，如保健、妇女化妆、评选“最佳儿童”、猜字谜等。
《边界》不但拥有地方的记者，还有驻西方的记者。萨沙·乔尔内和俄国境外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寄到编辑部刊登。哈尔滨作家、诗人的作品，几乎都在《边界》上出现过。40年代哈尔滨的读者已在这本刊物上读到了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小说《飘》的译著。30-40年代《边界》杂志曾在有俄国人居住的世界各个角落广为传阅。刊物图文并茂，不但反映了东方的生活和宗教，而且还是了解西方的窗口，因为它转载或摘登了当时欧洲、美洲报刊的资料、文章。
40年代以后，《边界》每期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日本当局的检查，还被迫增加“伟大的日本”栏目。在严峻的形势下，刊物仍坚持出版好几年，一直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哈尔滨，杂志才不再出版。
二、俄侨文学活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各国文化纷纷在中国传播，如英美文化在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法国文化在两广地区，德国文化在山东地区等等。与上述西方各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比，俄罗斯文化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是其它各国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俄罗斯文化在当时的东北和上海，是一种相对于中国的先进文化与强势文化，因此它的扎根与传播就有了土壤。
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文化和文学创作一直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那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已经是如火如茶、丰富多彩的。他们在中国出版俄语报纸、杂志，编排戏剧，组织演出音乐会，成立了出版社、图书馆、书店和一些文学协会、社团。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俄侨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灿烂时期。俄侨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创作的主要中心是哈尔滨，后来发展到上海。〔4〕(p93-95)
哈尔滨的俄侨文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巴尔考、费多尔·卡梅什纽克、谢尔盖·阿雷莫夫等。
巴尔考结婚后叫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尼鲁斯，1887年生于波尔塔瓦，童年在高加索度过，并毕业于当地中学。结婚后迁居对彼得堡，之后于十月革命前一年迁居哈尔滨。从此，“与哈尔滨亲密、融洽”地生活到1933年。1933年，“心中怀着痛苦”告别哈尔滨，去了上海。
她是一位诗人。无论在哈尔滨还是在上海，她都经常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发表诗歌。从诗人这一侧面来说，在群星灿烂的中国俄罗斯侨民女诗人中她是最早升起的一颗星。不仅如此，她还是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与她同为开拓者的还有费·卡梅什纽克、谢·阿雷莫夫等人。当时在上海做记者的克卢森施藤—彼得列茨曾经这样评论巴尔考：“她的声音唤醒了一片文化荒漠的诗城哈尔滨”。根据另一位侨民作家弗·斯洛勃德契科夫的回忆，在20年代末期巴尔考的家变成了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活动的中心了： “……在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的家里—巴尔考是她的娘家姓—听到的却是哈尔滨诗人们的作品”。著名俄侨诗人聂斯梅洛夫、叶欣都常来她家做客。根据弗·斯洛勃德契科夫的回忆，巴尔考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她不仅用俄语写诗，还用法语写诗，并把阿赫马托娃的诗译成法语”。她从1920年为北京的《俄国述评》撰稿开始，陆续为《边界》、《俄罗斯言论》、《朝霞》等杂志报纸写东西。出版有诗集《不熄灭的火焰：诗》(1937年，上海)、《献给祖国》(1942年，上海)等。
她还是一位妇女问题专家，写有这方面的论著。她主张俄罗斯侨民妇女们应该“继承良好的老时代传统，维护祖辈、父辈所追求的人道理想”，“妇女不应该屈从膨胀的享乐欲，奴隶般地模仿在精神上与风格上与欧洲格格不入的美国影星”。“一个俄罗斯妇女应该教育俄罗斯孩子爱祖国，不以‘侨民’的称号为耻，并懂得俄语和俄罗斯历史”。
她回苏联时间没有记载，于1954年逝世于苏联。她是位优秀的诗人、记者、作家。〔5〕(p69-71)
第二阶段：1926-1935年。这个时期是有年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文学联合会“青年丘拉耶夫卡”拉开序幕的。其组织者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雷佐夫(阿恰依尔)。“丘拉耶夫卡”小组每周集会两次。主要活动形式是请有名望的学者和老一代文学家给成员作报告。苏联的文学家也经常到哈尔滨参加小组活动。报告会的题目主要是有关诗人和作家的创作艺术。诗歌朗诵和音乐会同样吸引大量听众，有时达一千人，这样的活动一般是不收费的。1932年7月3日哈尔滨出版了第一期文学周报《青年丘拉耶夫卡》，当时作为俄文版《哈尔滨每日新闻晚报》的周末附刊发行，但是仅维持一个月，8月6日就停刊了，先后只出版6期。事隔不久，1932年12月27日文学报《丘拉耶夫卡报》第一号问世。此报直接由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文学培训班主办，一共8页版面，由柳巴文印刷厂印刷。后来，佩雷列申担任主编。在文化生活并不丰富的哈尔滨，《丘拉耶夫卡报》的出版无疑是件大事。“丘拉耶夫卡”成员还积极地为《边界》杂志撰写诗文。许多作家和诗人从这里起步，直至生命结束。他们是JI.安德森、M.沃林、F.格拉宁、II.拉比肯、B.佩雷列申、B.杨科夫斯卡娅等。
三、结束语
俄侨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反映了中国历史、东方风俗、中俄关系，具有极其宝贵的研究价值。他们不仅深入研究东方文化的民族传统，尊重其民族精神生活，又能找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点，以便不以民族属性把人们分开，而是把人们团结起来。俄罗斯侨民作家们为此做出了努力。其作品不仅对本国文化是个贡献，对东西方文化也是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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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接受理论；中俄文学交流；文化心态
郭沫若曾经说过，中俄文学交流是“洪流与溪涧的关系”。中国从19世纪末开始翻译俄国文学，鲁迅形容当时的心态：“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是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发见了火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中俄交流现象产生不对等的原因，那就是俄国是中国的导师，所以在文学交流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虽然俄国不乏有文学大师曾经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例如托尔斯泰就尤其推崇老子的思想，深入研究了《道德经》，其“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也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中俄文学交流的大势所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革命指明了方向。俄国有中国急需的理论和经验，文学作品作为思想理论的载体，源源不断的涌向了中国。之后，俄国了沙皇专制，建立了苏联，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对抗德国法西斯的中坚力量。那时候，中国也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并在战斗中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中国各方面力量都逊于苏联，又需得到苏联的指导和帮助，文艺也处处效仿和学习苏联，两者之间的交流自然不可能对等。二战后，世界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苏联成为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跟随苏联对抗西方，这段时期堪称中俄的“蜜月期”。中国不仅在科技、政治方面深受苏联的影响，文学方面也亦步亦趋，引进苏联的作品，接受苏联的思想，以苏联文艺为本国文学的风向标。而后，苏联政府因为种种原因和中国政府斡旋不成而交恶。中俄交流进入冰封时期，俄国对中国的文学输出也暂时中断。直到八十年代，中俄关系重新修复，文学交流也进入昌盛时期。中国复兴，国力强盛起来，俄国经过解体已经元气大伤，影响力大不如前，而且经过交流的冰封期，俄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如前，俄国又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可以说，直至此时，中俄文学交流才终于摆脱了俄国占据绝对优势，中国被动接受的局面。
中国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是克雷洛夫的3则寓言。至于俄国文学翻译总的情况和数量，据统计，“从我国晚清民初直到1919年之前介绍俄国文学的情况来看，当时我国已翻译过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十几位俄国名作家的作品约80种以上。”在此可以看出虽然俄国文学的译介虽然较为突出，但是情况既分散又不具有代表性和明显的倾向性，从寓言到诗歌，文体多样，思想内容也各异。此时俄国文学的译介和其他国家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流传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和差异。
然而十月革命后，中国人对苏俄产生极大的兴趣，把译介俄苏文学当作“盗天火给人类“的神圣事业。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数量激增，在外国文学翻译中的比重急剧上升，并占居首位。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的统计，以后八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共有187部，其中俄国为65部，占三分之一。这个阶段的翻译家，主要有鲁迅、瞿秋白、郭沫若等。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形成了“红色的十年”的世界，从中国来看，则从此时起苏联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冲破重重的封锁和禁令，源源不断地被介绍进来。苏联的文艺政策和革命文学运动对中国的文学运动起过很大的影响。文学的接受说到底是为了改造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学，不论怎样引进和译介外国的文学，都是为了本民族的需要。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学接受史，往往就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和社会的变迁史。苏联的文学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并非是其艺术成就方面格外突出，而是它切合了中国当时社会的现实，迎合了知识分子的需求。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对外面临着被列强瓜分殆尽的危险，对内军阀混战、战火连绵，中国首要的任务不是莎士比亚式的关心人的生存意义，也不是荷马史诗式的瑰丽想象，而是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十月革命在中国造成的震动可想而知。这也充分说明为何苏联有那么多杰出的作家，无产阶级的作家却能在中国独领。虽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批判传统文化，但他们骨子里仍打上了传统思想的烙印。中国儒家思想中要求“文以载道”，士大夫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早已深入他们的灵魂。在当时，普通大众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学的译介工作主要是由精英知识分子进行的。文学接受的风向标也由他们掌握，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都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俄国文学的思想正是满足了他们的现实需求，才涌入中国。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继续坚持翻译苏联文学，尤其是抗战文学。在延安有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在大后方重庆等地，有“苏联文学丛书”。在沦陷区上海，有以苏商名义出版的译作。这一阶段的译介虽然仍然以无产阶级作品为主，但又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以战争文学为主导。这个时期，苏联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战争文学作品。而中国大量引入这些作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也在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因而不只是文学主题思想，甚至是文学形式也和苏联极其相似，如报告文学和战地文学。
中国在50年代这次翻译俄苏文学的高潮，特点是译介的文学作品数量大、范围广。在50年代，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待苏联的文学作品，翻译和发表的热情极高，影响极大。中国青年以保尔·为榜样，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苏联文学作品都对中国青年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作用。《铁流》、《青年近卫军》等更成了鼓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赴朝作战的有力武器。俄国文学从古代的《伊戈尔远征记》到19世纪所有名家的代表作，都有了译本。苏联文学能够在中国如此繁荣，绝不仅仅是因为其文学成就高。最重要的的原因是政府的作用——也就是政治生活对文学译介的干预。当时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资本主义有天然的抵御情绪。加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封锁，也从客观上阻断了对中国的文学输出。在全民学习俄语的大背景之下，俄国文学的译介洪峰自然到来。
苏联文学中还有一类作品虽然未被列入文学史上的名著，但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也及时翻译出版。这部分文学作品文学价值并不高，但是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也译介入中国，并深深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人。文学作品的译介和推广都依赖于政府的审核和倾向，所以这种现象更充分说明了在文学的接受中，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80年代起，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园地也增加了。发表译作的期刊已由主要的《译文》一家增加到有《苏联文学》等多家。还有一些地方的文艺刊物也登俄苏文学的译作。许多出版社曾大量翻译出版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已经出版了许多作家的文集、选集和合集或单行本的中译本。大型的文集、选集有：《普希金选集》（7卷）、《高尔基文集》（20卷）。选集和合集如：俄国的《果戈理戏剧小说集》等。加上下列一些作家的单行本，几乎把俄苏名家包揽无遗。80年代也是俄苏文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阶段，其标志是同时创办了4家专业杂志。另一个表现是改变了文学论著多出自翻译的局面，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专著、论著开始成批出现。这时期中国对俄国文学的译介面不再局限于无产阶级作品，而是包含了各个方面，极为广阔，又有系统性。大型文集、选集的编撰和研究，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也需要安定繁荣的社会大环境。例如《永乐大典》的编撰，就是在明朝国力全盛之时进行的。当然，这更需要海纳百川的怀和大视野。正是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中国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中国对俄国文学的接受也不再局限于译介和模仿，而是批判性地接受，并进行独立的研究。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和俄国文学的交流终于打破了一边倒的现象，中国不再亦步亦趋地跟随俄国文学，而是随着中国的崛起，逐渐向对等的位置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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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就业指导纳入社会化管理．促进就业指导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目前我国大多高校无论师资配备、设施设备、经费投入，还是就业指导模式、理论研究都比较薄弱。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陆士桢教授与韩国明知大学青少年研究所合作对北京市大学生的调查：在“你对自己想从事的职业了解吗?”和“你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自己的特长?”的问题调查中，“有49．8％的大学生对自己所选择的职业缺乏了解。”而后者“有80％多的大学生知道自己特长是通过自己判断和周围的人说的，真正通过科学测试的只占3．43％。”在“如果想接受有关前途(就业升学)的辅导，谁最适合?”的调查中，“大学生首选社会上服务机构人员”。面对这种现状，笔者建议高校实施开放办学，像俄罗斯那样引入社会资源参与就业指导，允许社会上资质较高的职业介绍机构和受过专门培训的职业指导师投身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实现社会化和市场化运作。但政府要对社会上这些指导机构和人员加强监管，防止出现违规、违法的行为。
3.高校就业指导要“前移”，由毕业班向低年级辐射，把职业生涯教育贯穿大学生活的始终。我国大多高校对大学生进行“职业规划”、“职业定位”、“生涯设计”等就业辅导目前做得很不到位。每个阶段都有一定的特征和职业发展任务，如果前一阶段职业发展任务不能很好地完成，就会影响后一阶段，导致职业选择时发生障碍。因此从职业发展的角度讲，大学的就业指导既要“前移”与中学就业指导相衔接，又要延伸连接大学后的“生涯辅导”。所以现阶段高校的就业指导要渗透到学校的教育活动中，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培养目标和学生的发展规划中，并具有与课程同等的地位，使大学生从一入学起就受到较为系统规范的就业教育。
4.高校要建立和完善促进就业的服务体系和长效机制。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和长效机制是毕业生顺利就业的重要保障。这包括建立校、院(系)专门的就业服务机构，为促进就业提供组织保证；要建立和完善就业服务运行的灵活机制，一切围绕大学生就业服务；要建立和完善各项促进就业的制度，确保经费、场所、设施设备和人员到位；要加强就业指导队伍建设，把就业指导师资建设纳入学校的整体师资规划中，从而为促进就业提供人才保证。
5.国家要完善就业政策与指导。各地要加强对学生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学生就业纳入当地就业总体规划，统筹安排，确定目标任务，实行目标责任制，加强工作考核和督查。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发挥职能，落实工作责任。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牵头制定和实施学生离校后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财政部门要根据学生就业形势和实际需要，统筹安排资金用于促进学生就业。其他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工作。要大力开展学生就业工作宣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形成全社会共同促进学生多渠道就业的良好舆论环境。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千方百计促进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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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学习俄语是为了掌握一种交际工具，学习俄语的过程其实就是跨文化、跨国度的语言交际过程。为了减少和避免由于中俄文化差异对交际效果造成的影响，在俄语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对文化知识的导入。本文拟对语言、文化的概念进行表述，进而借助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阐述在俄语教学过程中加强文化导入的意义。
关键词 ：俄语教学；文化渗入；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268-02
随着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就俄语教学而言，单纯的语言教学已经不能满足跨文化交际的需要。美国人类学家海姆斯认为：仅仅学习某种语言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怎样使用语言，即必须掌握用信息和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必须懂得什么时候使用何种语体和语言，怎样以适当的方式表示客气（或不客气）、友好（或不友好）等等。也就是说，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在交际过程中能够正确、有效地利用所学语言的社会运用规则的知识，使交际得以顺利完成。
对于以俄语为专业的零起点的学生来说，在俄语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当地渗入一些俄罗斯国情文化背景知识，既可以帮助学生克服畏难情绪，提高学生们学习俄语的兴趣，也可以调动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
本文将在对语言与文化的概念、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论述的基础上阐述俄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渗入的意义。
一、语言、文化的概念
谈到外语教学过程中的文化教学，必须先弄清楚语言与文化的概念。
（一）语言
对于语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萨丕尔对语言做了高度概括的定义：“语言是一种用以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语音符号系统。作为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语言是人类的思维工具，也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同时，语言也存储了前人的劳动和生活经验，记录着民族的历史，反映着民族的思维方式，透视出民族的文化心态。”与此相同，Brooks认为：“语言是一个由语音、语法和词汇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是由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句法）、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语义）和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用）组成的。但语言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必须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所以，从社会语言学家的角度来看，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和承载形式，社会文化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语言习得理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反映了语言认知世界的方法，同时也反映了该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集中体现着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等文化信息。
综合以上各观点，可以将语言定义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人们交流思想的中介，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描写世界的工具，同时，语言又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从结构特征来看，语言是符号系统，它是一个由音位、语素、词、词组、句子、篇章等构成的层级系统。从功能特征来看，语言又是人们进行思维和交流的工具。
（二）文化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语言学家认为：“文化是指人们在社会历史事件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他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和习惯”。综合以上观点，可以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建立在本国历史、地理、社会结构等多种因素上的。因此，不同国家、民族由于地域、环境、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习惯、行为模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文化。即：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民族差异的标志。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从语言与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尽管语言是一个人们进行思维和交流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但是它随着社会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所以，它也是文化范畴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现和载体，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学好语言和所学语言国的文化。
语言与文化的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要依赖语言进行保存、传播和继承；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属于文化范畴，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个民族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制度等文化侧面。即一个民族的语言表现形式要受到以上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说，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三、俄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渗入的意义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结晶。文化制约着语言形式的发展，它不断将自己的精髓注入到语言之中，成为语言的文化内涵和语言表现的基本内容。语言教学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含义。因此，语言离不开文化、文化也离不开语言的共识越来越受到外语教学者们的重视。
传统的俄语教学往往偏重语音、词汇、语法等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训练，而对于特定的文化内涵往往一代而过，或由于各种原因而忽略不讲。所以，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很多学生尽管掌握了大量的词汇，语法规则也十分清楚，但是仍然无法令人满意地理解并参与到俄语的言语交际活动中。在交际时往往语不达意或话不得体，从而造成难堪，甚至引起对方的误解，这往往是文化和交际知识的欠缺引起的语用失误和交际不当。
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英语教育，观看英语电影，学唱英文歌曲，对于英美国家了解较多，而对于讲俄语的前苏联国家和俄罗斯的了解甚少，甚至也没有兴趣了解。所以，如果整天对这些零起点的俄语专业的学生讲授名词变格、动词变位等枯燥的知识，进行机械的训练，学生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加上俄语语法本身就很难懂，这很容易让学生产生畏难情绪，甚至丧失学习的信心。因此，在俄语教学中，除了讲授语言知识、培养语言技能外，还要适当地进行文化背景知识的渗入和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重视汉俄文化的差异性。
每个国家的民族语言中都有大量的、只为该民族语言所特有的、带有特定社会历史色彩的现象。俄罗斯国家疆域辽阔、历史悠久，俄罗斯民族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也很多。在传统的俄语教学过程中将语言知识的传授与文化知识的渗透相结合，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扩大知识面，增加词汇量
俄语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当地渗入文化背景知识的讲授，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比如，在讲到“праздники”的专题的时候，除了讲解课文上的“Новый год”，如果能将俄罗斯国家法定的、传统的、民间的、宗教的节日加以导入和讲解，可以帮助学生们加深对俄罗斯国家节日的了解，既增加了学生的词汇量，也扩大了学生们的知识面。
（二）克服畏难情绪，提高学习兴趣
俄语语法难度大，上课课时少。对于零起点的俄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名词变格、动词变位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如果整天让学生面对这些枯燥的语法知识和语法规则，学生势必会产生畏难情绪，时间长了就会丧失信心。但是，如果在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当地渗入一些文化教学，一方面，可以调动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学生们学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带着兴趣学习，肯定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三）消除交际障碍，提高交际能力
文化和交际知识的欠缺，有可能引起语用失误和交际不当。由于中俄两国在文化背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两种语言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在传授语言技能的同时渗入文化背景知识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俄罗斯的文化以及俄汉语之间存在的差异，有助于学生消除文化盲点，掌握语言教学中最本质的东西，进而能消除交际障碍，得体地进行交际和沟通。
众所周知，语言只是人们进行交际的一种工具。学习俄语并不只是为了学习语言本身，而是为了在工作中运用它，使它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发挥作用。所以，作为俄语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学会俄语，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中俄文化差异意识，帮助学生掌握俄语中所蕴含的文化知识，提高学生利用俄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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