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
总之，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其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最终的宗旨却都落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上，特别是在借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行政学虽然异彩纷呈，但最终的旨趣却是同一的。比如：以法约尔和孔茨为代表的过程学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卡斯特罗和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等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组织效率”和“高度的生产率”。因此，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计划原理、组织原理、领导原理、系统原理、优选原理、控制原理、激励原理、弹性原理、反馈原理等，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乃是效率原理；管理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包括如全局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创新观念、战略观念、效益观念等，联结这些不同观念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效率观念。
二、新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效率的动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行政学家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1.研究视界由行政系统内部转向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
行政学发展的前期，思想家们提高政府效率的着眼点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利用上，他们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的管理，如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获得了充分利用，那么，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提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浪潮的带动下，政界与学界对“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的疑惑进行了重新思考，即威尔逊所言的“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公共行政效率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与功能，它总是指向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前提下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如果政府的管理是不“适当”的，尽管政府的效率很高，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浪费与无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行政效率就是着眼于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给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定位。
2.研究内容由重效率向效率与效益并重转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为基础，行政学把效率摆在突出的地位，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尺度的头号公理。效率标准在被过分推崇的同时却忽略了公平与效益等社会价值的因素，政府计划很少关注所服务的人的实际效果。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出，强调“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绝对正确的废话”。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化[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对于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管是从理论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2.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
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
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
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
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西里尔·奥唐奈.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58.
[2]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5.
[4]但洪敏.西方公共行政效率研究的新趋势[J].地方政府管理，2001(9)：15-17.
[5]周志忍.行政效率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0(1)：37-40.
[6]齐明山.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管理效率递减规律初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3)：11-14.
[摘要]本文阐述了目前高校行政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的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对高校行政管理的特点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增进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对策。提出了高校行政管理建设的基本措施,以创新推动高校行政管理的发展。
[关键词]高校行政管理特点效率创新
一、高校行政管理的特点
1.高校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相辅相成
高校内部事务可化分为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与之相对应,高校教育管理可以划分为性质不同,但二者又有关联的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高校是知识的殿堂,“学术性是大学的灵魂。”学术管理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学术管理的主体包括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学术管理的客体是学术事务,包括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学位授予以及就业、招生等事务。高校具有学术属性的同时,还具有行政属性。“高校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科层制结构,有了自己的行政体系,具有行政属性。”高校行政管理的主体是行政人行政机构,其客体是行政事务,主要涉及人事、组织、宣传、基建、后勤等事务。
2.高校行政管理主体呈现专业化趋势
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中,经常涉及大量专业性较强的管理工作,比如教学、科研、人事等部门的工作。这些部门一方面履行着指挥、组织、协调等职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一定程度的评价、认定工作,比如对教学过程中的质量监控、评估,对科研成果的筛选、鉴别,对教材、图书资料及实验器材的选择等。这些工作都对行政管理者提出了一定的专业化要求。因此,高校各级管理人员除具备一般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技能外,还应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换言之,行政管理人员往往具备双重职务行政职务与专业技术职务,以此保证行政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3.高校行政管理客体具有多样性特征
本文谈及行政管理客体时,主要是从人的角度进行论述,即高校行政管理客体涉及到学生、教师和职工三大群体。学生是高校的立足之本。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征、学习需求、就业愿望等既是行政管理者需要掌握的信息,又是其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据。高校教师既是教书育人的主体,也是学术、科研的承担者。教学条件、学风建设、学术氛围、工资待遇、深造机会等因素极大地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高校职工的主要职责是向广大师生员工提供各种类型的服务,解决师生员工的后顾之忧。
二、高校行政管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管理思路陈旧、组织混乱
目前,我国的高校管理大多还秉承过去的老观点、老办法,对于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做的很不够。如有的高校领导官本位思想还比较严重,总喜欢用行政权力去命令人,而不是用制度和规范去约束人、服务人;有的高校领导想到什么就要求做什么,内部文件、政策朝令夕改,甚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爱指挥、瞎指挥的现象在当今高校管理者中也比较普遍。这就容易造成高校人事管理的混乱和效益低下,也容易导致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淡薄和学校管理成本的增加。
2.高校管理者的整体素质不高
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管理者的知识水平还比较低,管理者的文化素质有待提高。有的高校对管理者也存在某种误解,认为高校文化素质主要是高校教师的事,因此不重视高管理层的整体文化素质。
3.用人制度僵化,缺乏竞争激励机制
受到国家宏观人事体制的影响和制约,目前高校的人事管理体制改革依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专业技术职务和事业单位职工身份的“终身制”,职称评定上的论资排辈、干部能上不能下等现象在大部分高校依然存在。由于缺乏国家事业单位认识制度改革大背景的支持,各地高校的内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普遍具有制度上的不彻底性。这些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工尤其是青年教师和优秀人才积极性的发挥。
三、对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分析
1.协调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
目前,部分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集中表现在行政意志、部门意识过分突出,学术人员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机会不多,范围有限,没有充分发挥各专门委员会和专家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鉴于此,应适当提高学术权力在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增强和专家、学者在学术管理活动中的话语权。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范围,建立依法治校、依法行政的机制。与此同时,建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协调机制,形成有机的分工、合作与制约的关系。只有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协同一致,共同作用,才能保证高校稳定、有序、健康发展。
2.增强行政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和业务水平
目前,部分高校行政人员自我定位失当,存在“官本位”思想,服务意识淡薄。因此,应该更新思想,改变观念,“把原来‘管’学生的工作观念与作风转变为为学生服务的观念和作风。”通和完善有效的管理机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促进高校管理者树立“为师生服务,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
四、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基本措施
1.转变行政管理的观念
(1)重岗位、轻职位的观念。行政管理岗位的职责、权力、义务要进行严格界定;要引入竞争机制,按岗择优聘用合适人员,并实行以岗定薪,优劳优酬的分配办法。(2)重能力、轻权力的观念。高校行政管理者必须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具备实施依法治校的能力,具备面向市场、利用市场规律办学的能力具备面向社会、广泛合作交流的能力,具备建立有效机制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民主办学的能力,具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行政管理的能力。
[关键词]媒介；管理；效率
目前中国媒介的经营水平已经得到很大提升，媒介效益也取得巨幅增长。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假象，认为中国媒介的管理水平也随着经营水平一同得到提升。
问题在于，人们常常将“经营”与“管理”混为一谈。其实，“经营”解决的是“效益”问题，而“管理”解决的是“效率”问题；衡量“经营”的标准是“结果”，而衡量“管理”的标准则是“过程”。
中国媒介发展至今，经营理念已经有了很大改进，效果也很明显：大多数市场化运作良好的媒体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与媒介经营发展水平不相称的是，中国媒介的管理水平并未取得同等程度的提高。中国媒介的运作效率依然十分低下。
中国传媒运营效率低下的现状
从媒体本身来看，既存在时间上的浪费，也存在空间上的浪费。
时间方面，主要表现在广播时段和电视时段的浪费。广播方面，自从倡导主持人口语式播音以来，就存在着一种观念的偏差，认为拉家常、侃大山就是贴近了听众，认为语言的随意化就是平民化，于是收音机里充斥着DJ们诸如“上班的路上……”“今天的心情……”之类的话语，如果是作为节目的铺垫或者是对听众的引导固然可行，问题在于许多时候我们的DJ都是在漫无目的地“扩张话题”，结果常常会听到“今天本打算……，可是时间又不允许了”的遗憾，是对广播时段的极大浪费；另外，在电台普遍导入手机短信平台以后，又出现了为争取听众短信而过度播读与节目无关的短信的情况，而这些短信对于大多数听众而言无疑就是垃圾信息，是对听众资源的极大浪费。电视方面，主要表现在同一时段大量同质节目的重复与堆砌，既是对电视时段的浪费，也是对观众资源的浪费。
空间方面，表现在报刊版面的浪费：同样的新闻同时刊登在同一期的不同版面；版面贱卖，本着“薄利多销”的观念经营广告，使得报刊版面广告堆砌，而总收入却并未提高多少，反而因为广告层次的参差不齐，使得媒体的广告效果大打折扣，媒体的形象也跟着受到影响。
从媒介机构来看，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都很差，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浪费：
人力资源
中国媒介机构现有的用人制度存在着问题，一方面一些原本已经过时的岗位，由于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入编”，不好裁减；另一方面一些新开发的岗位又急需扩充人员，这就造成了媒介机构的从业人员只增不减，逐渐超编，以至于出现了大量的冗余人员。另外，我国的媒介机构几乎全部都是国有单位，在用工制度方面是“事业编制”与“合同用工”相结合，“事业编制”的员工基本不再有任何变动，“抱着铁饭碗”，因此，媒介机构对员工进行增减时基本都是从“合同用工”入手。而现实情况是，过时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属于“事业编制”，“合同用工”招聘上来的员工基本都是急需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媒介机构人员严重超编，媒介机构的财政压力很大；另一方面，一些重要岗位上却还常常缺少工作能手；再一方面，却还有大量的人员闲置着。
媒介机构的分配制度与激励制度还不是很合理。由于用工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制度，因此，在分配和激励举措方面也就存在着不同。中国的媒介机构还存在着严重的“劳动”与“分配”相脱节的现象。这就会使媒介从业人员产生很大惰性。
中国的媒介机构并没有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开发人力资源。媒介单位只是一味地使用员工，并不重视对员工的“充电”与“再开发”。另外，媒介在用人方面还存在着“过度开采”的现象，比如，让主持人同时主持几档风格相冲突的节目；电台DJ在做节目播音的同时兼做广告播音；等等。使媒介人员的“职业寿命”受到影响。
物力资源
没有用远视的眼光去购置、添加物力资源。在购置设备、建造基地或演播厅之前，并未充分计算后期的开发与回报问题，只是为了满足一时之需。于是，一期节目制作完毕，一档影视剧拍摄完毕，一些高档设备就再无用武之地，影视基地由于不符合其他影视拍摄需求，也不符合人们的旅游需求，于是只能闲置。造成了巨大浪费。
另外，同一媒介单位的设备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共享程度也比较低，致使有的部门设备紧缺，而另外的部门设备却在闲置，利用效率低下。
财力资源
中国的媒介机构普遍缺少良好的财务计划，更谈不上根据媒介的长远战略制定科学合理的财务计划。有的媒介机构盈利以后就会有一种“暴富心理”，对资金的使用不知作何打算，于是就产生了盲目情绪，要么盖大楼，要么建度假村；其他稍微理性一点的媒介机构就会去投资。这些媒介机构做投资时，并没有“反哺”使他们繁荣的传媒业本身，而是向不熟悉的领域扩张，去做多元化开发。而这样做的结果又常常是亏损，影响媒介机构的效益，同时还拖累了媒介主业。近年来，媒介行业似乎又兴起了上市的潮流。盲目上市、圈到钱后，媒介单位又不知道向哪里投资，于是资金闲置，财力资源浪费严重。另外，媒介上市以后，还须公开信息，受证监会以及股民的监督，但是，这样做的同时也容易将信息透露给竞争对手，处理不好，上市对媒介反而成了负担。[page_break]信息资源
中国媒介在信息资源利用方面，效率也很低。同一媒介机构的不同报纸之间、不同频道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很低。对信息或内容的利用基本也是一次性的，不注重深度开发与延长开发。
……
中国传媒运作效率的低下说明媒介管理上存在许多漏洞。有效的管理能使媒介现有的资源获得最为有效的利用，而不良的管理，只会造成媒介资源利用上的巨大浪费。“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不发达，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管理不善造成的”①。按照这种逻辑，那么中国媒介比起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也就是管理不善。而管理不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运作效率低下。这种推导或许有些夸张，但是，有效的管理及有效管理所带来的高效率运作，对媒介的良好运营的确十分重要。
全面解决中国传媒运营效率低下的问题
传媒产品生产环节
媒体在生产环节应当时刻持有成本意识与节约意识。最直接的就是要珍惜媒体的时段资源和版面资源。在内容制作方面也要导入成本管理机制，对成本进行严格的核算与控制。
媒体在进行内容生产时也应有市场意识。既要有受众意识，也要适当考虑到广告主的需求。因为，传媒生产的产品必须能够在市场上有效销售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否则，只能算做产品而非商品，资源的价值就不能发挥出来，造成浪费。所以，媒体在生产环节就必须要考虑到媒体产品的销售。只有这样，效率才能产生效果，传媒组织才能实现生产绩效的目标。
媒体还应当具有创新意识。因为媒介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容易模仿，从而造成同质化。媒体内容失去了新鲜感，价值也就大大降低，同等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价值降低，意味着媒体生产效率的降低。所以，媒体应当时刻保持创新的姿态，不断为内容注入新鲜血液，从无形中提高媒体的生产效率。
建造工业化的生产流水线，对媒体提高生产效率同样重要。在国外，不仅是影视剧拍摄采用流水线生产方式，甚至连剧本都是采用流水线的方式生产的：“由制片人收购一个认为好的、具有拍摄价值、仅有几页稿纸的故事梗概，然后再另请编剧设计出每场戏的动作，写出一个较为详细的只限于视觉性的故事，没有对话，可算作动作剧本。此后，制片人再约请一两位专门写作对话的剧作家来补写对话。剧本到了主要角色演员手里，再请编剧专为自己所扮演的人物进行加工和润色，使人物更加鲜明和丰满。”②美国好莱坞甚至将电影类型化，将影视人物性格、电影语言模式、银幕叙事技巧等全部都实现模式化，创作成本大为降低，同时，由于类型影片都是对观众受欢迎的影片的仿制，因此也能迎合大多数观众的心理，保证预期收益。③
最后，媒介也应当对产品进行深度开发、延长开发与多元化开发，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因为众多产品共同分担研发成本，使每种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降低。同时，由于品牌价值链的构筑、众多附加产品的支撑，还能分担媒介经营的风险。比如，“国家地理频道的电视节目在中国目前是不赢利的，但节目的不停播出强化了其产品的品牌形象，相反其光碟等副产品却在中国市场大获全胜。”④
传媒产品营销环节
首先，媒介应当建立精确的营销数据库，包括顾客资料库与产品资料库。顾客资料库包括广告客户资料库与受众资料库；产品资料库则是媒介所生产的“产品”——电视节目、报纸等的资料库。这样能使媒介很方便地进行精准营销，提高营销效率。另一方面，“过去特定顾客的信息只保存在销售人员的大脑或笔记本电脑中。在业务员离职或退休以后，这些信息也就随之消失。”⑤而顾客资料库则能将信息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媒介永久的资产。
为媒介营销人员建立必要的评估系统，对其进行评估，从而激发其潜能，提升工作效率。可以为营销人员设立计分卡。计分卡既可用来评估媒介营销人员的工作业绩，又可帮助媒介评估当期总体的业绩，并准备新的计划，以改善未来的业绩。
媒介在进行营销推广时，也需要一定宣传和促销的拉动。宣传和促销可以帮助促进媒介的销售，提升营销效率。
传媒人力资源管理环节
导入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对媒介工作人员实现“人本管理”。目前中国的媒介机构基本还是沿用了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与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有重要区别的。“人事管理把人看作与物质资料没什么两样的东西……考虑如何通过对人的管理工作来提高对该要素的利用效率……仅单方面地关注组织目标的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则力图将组织的目标与员工个人的目标结合起来，注重员工的能动性和他们内在潜能的开发。”⑥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能很好地考虑到媒介工作人员的需求，也能很好地激发工作人员的资质与潜能，因此就能调动起他们的能动性和责任感，从而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对媒介机构现行的两种用人制度逐渐进行改革，最终实现统一。激励理论之一的公平理论就是从社会比较角度研究激励的心理过程。“它认为人们在缺乏评价其得到的报酬和付出的努力是否相当的客观标准情况下，常常是将其付出和所得的比率与他人的付出和所得的比率作比较，以此衡量其得到的报酬是否公平。”⑦而两种用人制度存在的本身就已经挫伤了媒介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必然也影响到媒介的运作效率。所以，必须加以改革。
打破传统媒介部门对员工的束缚，形成员工可以根据能力在媒介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的机制。能者上，庸者下。让员工找到最适合自己工作能力的岗位，充分释放潜能。国外有的媒介集团就会在机构内部实行职务轮换，让员工有次序地经历记者、编辑、摄像、制作等不同的工作岗位。一方面有利于员工发现自己的最优技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员工熟悉整个媒介运营过程，拓展了业务技能，再一方面也加强了不同岗位间的沟通与协调，效率大为提高。[page_break]传媒财务管理环节
媒介机构要善于利用财务来管理媒介。媒介战略规划的实现离不开财务的支持。媒介对财务的分配方向能影响媒介自身的发展方向，因此媒介的财务计划必须要与媒介的长远战略规划相一致。另一方面，媒介运营中的偏差也可以通过财务管理进行监察与控制。
媒介机构还应当建立有效的财务风险控制机制。目前阶段，由于我国媒介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广告，因此媒介的财务部门或营销部门建立专门的广告客户信用度档案就显得十分必要。
媒介机构在财务控制方面应当加强预测能力。过去媒介机构的财务控制基本是采用反馈控制的类型。但是，由于反馈控制经常是滞后的，因此容易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举个例子，如果媒介要投资一部大型纪录片，那么，按照反馈控制机制来看，只有完成后，进行发行或者播出时，相关的业绩才开始显现。而这时再改变决策就已经很晚了。所以，媒介更需要加强决策前期的调研与预测能力，加强前馈控制与现场控制的能力。
……
另外，在媒介运营过程中，加强生产、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和财务管理环节的沟通与协调也是十分必要的，能极大地提高媒介的运作效率。
提高传媒运营效率的根本性措施
导入组织文化建设。长久以来，我国媒介机构关注的只是所运营的媒体本身文化风格的塑造，而忽视媒介机构自身的文化建设。而媒介机构的文化建设对媒介运营效率的提高却很有必要。“组织文化就是指组织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经营哲学等精神因素及其在制度、礼仪、英雄人物等方面的外在体现。”⑧“组织文化最本质的含义应该是指组织成员共同或共享的价值观体系。这种价值观是深深根植于组织成员的脑海中的，并对组织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⑨媒介的组织文化得到员工的认同以后，这种共享和高强度认同会在媒介内部创造一种很强的行为控制氛围，从而引导和塑造员工的态度与行为，确保媒介运行的稳定性，能极大地提高媒介运作效率。导入目标管理法（MBO）。一直以来，媒介机构都是由上级分配目标给下级；而目标管理法则是由上级和下级共同参与目标的选择并对如何实现目标达成一致意见，实质是让媒介工作人员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比起其他行业来，传媒业属于高创造性的行业，从业人员更需要发挥自主性与创造性。目标管理法能充分释放传媒人的能动性，提高效率。
加强市场意识，增强创新能力。通常，判断某种资源和能力是否能成为核心竞争力，有四条标准：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⑩对于传媒行业，“有价值性”要求传媒必须拥有市场意识（受众意识和广告主意识），这样生产出来的传媒产品才能被消费，才会形成价值，资源的效用才能发挥出来。“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则要求传媒时刻要保持创新意识，增加媒介产品的相对价值含量，这样，媒介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就会得到提高。
……
总之，传媒的经营与管理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同时又是相互促进的。传媒管理的改善，会使传媒运作效率得到提高；而传媒运作效率提高以后，又会促进传媒经营的进一步改善……在一步步地螺旋上升过程中，媒介也就发展得越来越强大。[page_break]注释：
①《管理学》，第6页，王凤彬、李东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②《影视导演基础》，王心语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③《影视传播概论与技巧》，第269页，岳淼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④《电视品牌打造的宏观思考》，取自《集团化：城市电视新闻的对策》一书，张鲁闽、陈桂林编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⑤《科特勒谈营销》，第125页，菲利普·科特勒著，高登第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⑥《管理学》，第319页，王凤彬、李东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⑦《管理学》，第201页，王凤彬、李东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⑧《管理学》，第298页，王凤彬、李东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那么在语文教学中，是否可以根据知识的可连贯性、可迁移性来提高学生有系统有条理地掌握知识的能力，在学习中“举一反三”，加快学习的速度并提高准确率呢？我在近几年的语文教学中，对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抓住知识的本质特征，引导学生“举一反三”。
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抽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比如从白雪、白马、白云等事物里抽出他们的共同特征，就可得“白”的概念。
在教学中，教师如能通过分析，引导学生深入认识，将某知识点的本质特征概括出来，并以此为依据去阐明别的相类似的事例，便能使学生的知识得到扩充，能力得到发展，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所以，我在新生入学的最初阶段，就引导他们每学一知识，就分析概括这一知识点的本质特征，并在做习题时以此作为思考回答的依据，起到复习巩固的作用，以后碰到同类问题时，让他们回忆那些本质特征，与眼前的问题联系起来回答。经过几次强化反馈，学生基本能把新的知识与原有知识的本质特征对照联系，从而较快速地掌握。
以教学“比喻”这一修辞方法为例。这一修辞方法小学里已学过，学生很快能辨析出来，但要他们谈谈在某一语言材料中的表达作用，他们便感困难。这往往是因为他们对比喻“乙事物有些特点和甲事物相似，而这些特点人们又比较熟悉，为了鲜明生动地表现甲事物就用乙事物来打比方”这一基本概念，只抓住“以乙事物打比方说明甲事物”这一较表层的特征，而忽略了“比喻是为将事物表述得更生动形象”这一更本质的特征之故。
因此，我在学生完成第一册第三课《歌词两首》的练习“两首歌词都将黄河、长江比作母亲，请找出这样的比喻句，并说明运用这样的比喻是为了表达怎样的感情”的时候，并不以得出“黄河、长江哺育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孕育了灿烂光辉的华夏文化，所以把她比作母亲，更能表现我们对黄河长江的崇敬、热爱、依恋的真挚感情”这一结论为满足，而是进一步引导，使学生理解为什么比作母亲，就更能表达我们的感情。最后归结：因为对母亲的形象大家最熟悉，把黄河长江比作母亲，能使形象更鲜明、生动，这样我们对黄河长江的崇敬、热爱、依恋的感情也就表达得更生动形象。
二、抓住知识的连贯性，引导学生“举一反三”。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过：“掌握事物的结构就是以允许许多别的东西与它有意义地联系起来的方式去理解它。简单地说，学习结构就是学习事物是怎样相互关联的。所以，学生学习知识必须要求他们掌握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而不是七零八碎的片断。”
从初一册到初六册，尽管教材是不断加深的，但散见在各教材中的知识是相互关联并具有连贯性的。如“环境描写的作用”这一知识从第一册《曼哈顿街头夜景》到第四册《烈日暴雨下的祥子》、《白杨礼赞》，直至第六册《海燕两篇》等一直反复出现。我在学生抓住“环境描写为渲染气氛，衬托人物”这一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尝试着放胆让学生根据以往经验，举一反三地自己分析理解，这样既优化了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又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曼哈顿街头夜景》有一习题要求回答：“课文是怎样描述曼哈顿街头夜晚的繁华的？”“既写‘繁华’，为什么还要写一个孤独的老人？”通过师生共同分析得出答案：作者大肆描述高楼、街灯、汽车、橱窗、宫殿、人行道等等都是为渲染曼哈顿街头夜晚的繁华气氛，写这繁华是为与街角的老人对比，补托出老人的孤独凄凉。于是在上《小桔灯》一课时，我便要求学生扣住“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来分析“天色越发阴沉了”“浓雾里迷芒的山景”“黑暗潮湿的山路”这些描写环境的语句的作用自己分析，不少学生能够得出“这些语句渲染了那种黑暗阴沉的环境气氛，衬托小姑娘勇敢乐观的精神”这样的答案。
在上《烈日和暴雨下的祥子》、《刘姥姥游赏大观园》这两篇课文时，我设计了一系列题目让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回答问题。有关环境描写的回答基本上能说出作者不惜笔墨大段描写烈日暴雨是为渲染烈日暴雨的厉害，烘托祥子为生活而挣扎的痛苦；描写“潇湘馆”的清幽，“秋爽斋”的阔朗，“蘅芜园”的朴素正是为衬托三个少女的不同性格。
同样，在《白杨礼赞》《海燕》两篇中回答描写高原景色的作用，描写海燕活动环境的作用，学生基本能与已学课文比较分析，举一反三，作出比较准确的回答。
三、抓住知识的可迁移性，引导学生“举一反三”。
一般说，相同文体的课文较容易将知识融汇贯通，但如把不同文体的课文中存在的一些“共同要素”联系起来，实行学习迁移，同样能引导学生“举一反三”，提高学习效率。
心理学家认为学习迁移的有效条件，一是新旧知识之间要有共同要素，二是学习者对已有的知识经验要有一定的概括水平。
于是，我尽可能挖掘不同文体课文中的共同要素，引导学生根据以往经验对它们进行概括，以揭示其共同的本质。
如我在教学“打比方”这一说明方法时，先让学生找出实例，像《中国石拱桥》中“石拱桥的桥洞成弧形，就像虹”及唐朝张zhuó＠①言“初月出云，长虹饮涧”等句，与“比喻”进行联系，学生回答“说明石拱桥形状很美”。又追问：“这不正是中国石拱桥的一大特点吗？现在比喻用在说明文中称为‘打比方’，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说明事物特点有什么好处呢？”这时学生纷纷插嘴：“为把这个特点说得很生动形象呀。”由此得出“打比方”就是为更生动形象地说明事物的特征。这样的训练既有效地提高了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得来的知识也较巩固，学生在此后的阅读材料中能较容易地辨析出“打比方”这一说明方法，并说出在此处的作用。
又如学生要说出议论文中“比喻论证”的作用也是较费劲的，我在教学第一册《政论两则》时，也引导学生用学习迁移的方法来分析“打扫房子”“洗脸”“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比喻什么，运用这样的比喻起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我说，“在这里要阐明什么观点大家已清楚了，就是号召全党推广民主作风，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为什么用‘打扫房子’‘洗脸’来比喻呢？这样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有什么好处呢？请与比喻的本质特征联系起来。”为防止学生互相干扰，人云亦云，我要学生不说出来，马上用笔将此题答案做在练习本上。学生回答“可以把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道理（观点）讲得生动形象”“能生动形象地说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等等。
根据我的教学实践，运用学习迁移，经常促使学生将不同文体中的共同要素分析比较，让新知识经旧知识的重现后得到，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概括归纳的能力均得到显著的提高。
以上所论，是我语文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尝试，目的是使学生尽可能避免“同一个语言文字上的道理，在这一课里老师讲明白了，出现在别一课里，他们又不理解了”的毛病，使学生能把从旧经验里得到的知识尽可能“举一反三”地应用到新事物上，在语文学习上找到一些比较省力和有效的方法，从而逐步提高自己语文学习的能力。
教学活动是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工具展开的,教学活动的具体过程、组织方式以及质量效益都和教学活动中使用的工具密切相关.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教育教学活动越来越受到新的信息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现代信息技术涌入到教育教学领域。化学教学也不例外，这种信息、技术的引入，为传统教学注入了一种活性催化剂，促进了教学技术体系的整体协调发展。
在课堂中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多媒体，让学生更容易地掌握教材内容，首先应认真备好课，设计好教学过程,针对该节课的教学内容,要提什么问题，讲解分析的内容都编定。做成多媒体课件，还必须把握时机，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突破教学难点，提高教学效果
(1)利用多媒体，巧妙引入新课
万事开头难，一堂课也是这样的，如果教师能够在引课的时候吸引学生，那么这堂课就成功了一半。如果当我们感觉单纯凭借语言的描述很难一下子就抓住学生的注意力的时候，可以尝试利用多媒体手段，带领学生步入知识的海洋。在教学《奇妙的化学》这节课时，学生是第一次接触化学，。一上课就播放生活中常用的一些化学制品与化学变化的影片。让学生感受到化学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教师提出问题：设想没有了化学制品，你的生活会怎样?通过影片巧妙引入新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思维，强化学习动力。
(2)运用多媒体帮助学生明确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指南，同时也是学习评价的依据。让学生在课前明确该节课的理论知识部分、观察部分及操作部分所达到的具体要求，这对于减少学生学习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及其重要的。因此，应用计算机多媒体在课前将教学目标展示给学生，能够帮助学生明确教学目的、重点、难点，了解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样不仅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也为学生进行自我检测提供了目标和依据。
(3)应用多媒体演示实验现象，提高实验的可视性…
实验是学生学习化学理论，掌握实验操作技能，培养严谨的科学素质必不可少的过程。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实验以其真实性、直观性，给学生第一手感性材料，任何模拟、说明、比喻、描述，都必须基于实验基础上，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下面我结合初中化学教材中《水的分解》一节课的教学过程谈谈多媒体教学法的应用。提问："水是由什麽组成的？"由学生回答："水是由水分子组成的。"提出："我们能不能把水分解呢？"在学生新旧知识产生矛盾，产生困惑之际，我使用了传统的教学媒体实验演示。在水电解器的玻璃管中注满水，接通直流电。观察两个电极和两支玻璃管内液面有什麽变化？用一根点燃的火柴接近液面下降较多的玻璃管尖嘴处，慢慢打开活塞，观察发生的现象？用一根带火星的木条接近液面下降较少的玻璃管尖嘴处，慢慢打开活塞，观察发生的现象？由于以往的教学都是教师在前面演示，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能看得清楚，若让学生轮流到前面观察又很浪费时间，为了提高演示效果，便于全体学生观察，我改用化学投影仪来配合完成上述实验过程。学生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放大了几十倍的水电解器……。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到预期的目的。有的实验时间长，不易马上见到实验效果，如铁生锈的实验，若在课堂上做演示实验时，需很长时间，不可取，如果改用多媒体计算机演示其实验过程，几分钟即可，这样变抽象的内容为直观现象，学生看得一清二楚，增强了演示效果。同时，活跃了课堂教学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这种新颖的方法，能刺激学生的感官，引起学生的注意，有助于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
(4)运用多媒体省时、省力提高了学习效率.
【关键词】教室文化;建设;班级管理;效率
我国古代很早就注意环境对人的。孟子讲求环境对人的陶冶。董仲舒认为人的品德，“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孟母三迁”的故事，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文化环境决定论也认为“人是一定文化环境的产物，同时，人也创造文化环境”。它重视人环境的建设，强调发挥育人环境的作用。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创造人。”今天，我们仍要想方设法为学生组织和创设良好的环境，控制和改变那些不良环境，要增加学生生活环境中的有教育意义的因素，消除那些干扰和阻碍教育的因素，使学生的、生活环境，有利于他们的全面的。
教室作为学生最主要的学习生活场所，其文化环境是以学生为主体创造出来的，而文化环境反过来又给学生以改造，决定和影响他们的成长发展。一个幽雅的、健康的环境，无不影响着学生个性的培养，心理素质的锻炼，道德习惯的形成，知识才能的增长，意识的强化。教室文化建设是班级管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我在任班主任期间，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教室文化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创造美好环境，培养良好性情
整洁、美观的环境，能振奋精神。教室的净化是一个班级精神风貌的外在表现。在教室净化最原始阶段，我向全班学生提出要做到“五无”，即地面无杂物、痰迹，墙面无污渍，桌椅无刻印，门窗无积尘，卫生无死角。学生每天打扫教室，培养学生爱护教室公物和主人翁精神，树立净化教室、保持教室卫生人人有责的思想。随着良好习惯的慢慢形成，我也注重了高品位教室文化的建设，逐渐融入了始于日本，后风糜全球企业界和管理界的——“5S”管理（整理——SEL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TKETSU、素养——SHITSUKE）。提出了“四化”目标，即日常管理制度化、行为语言规范化、学习用品摆放定位化、卫生打扫用具隐蔽化。“5S”管理活动的开展，造就了一个更为安全、舒适、明亮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使学生进一步养成了“文明守序，按规定行事”的习惯，从而提升了学生真、善、美的品质，培养学生认真做事的习惯，营造团队精神。
二、强调制度文化，人人参与制定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使人的道德达到完美与和谐的境地，那你就要创造环境与言语的和谐关系。”教室文化渗透各个角落，小则一句名言警句，大则一个班级规章制度的实施，如果我们都把它当作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它都会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控制，在管理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制度文化包括规章制度（如：班规、细则（如《学生考核细则》）、规范（《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道德规范、人际交往方式、文娱活动方式等，它是教室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建立协调一致、相互制约、有机发展的制度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对教室制度文化坚持正确导向，着眼点是建立竞争机制，使学生活动(包括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常处于竞争状态之中。对于制度文化既要强调宣传教育，也要认真加强制度建设，有关各项制度、细则的设计，公布前要经过班级全体学生的反复讨论一致认同后，方能执行，以达到共建的目的。
三、设计文化情境，创建文化氛围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努力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教室的墙壁也应尽可能体现出积极的精神和理想。把学生的优秀书画作品、摄影作品，制作成一幅幅壁挂，点缀着教室的四壁。这样既美化了教室环境，又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学生创作的热情，时时给学生以启迪。
“学习园地”的定期更换，利用同学们的创意，选择一个主题及一组色彩，设置了一系列专栏。每一期都能体现着各自的风格和追求。
针对学生在读书书目选择上存在的盲目性和不系统性，为了帮助学生培养读书兴趣，学会鉴别、学会选书，多读书，读好书，有系统地读书；也为了让学生学会读书的，有效率地读书，从而扭转学风浮躁现象，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可建立班“读书角”，学生自动拿出自己最爱的书籍，集中放在书架上，进行交换阅读。这样，既使学生尝到了读书的乐趣，提高了阅读能力，又激励了学生团结协作、奋发向上的学风，形成了独具个性化的教室文化一角。
利用各种座谈会，讨论优秀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和身边发生的人与事，充分发挥学生的自身素质，让他们各抒己见，并加以引导，促使他们看有所悟，学有所知，取长补短，提高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及自身素质。
四、开展多种活动，培养综合素质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
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