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兵书，其用兵之道充满了朴素的辨证法思想。作文是一种语文知识综合运用辨证思维活动，研究《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和方略技法对作文教学，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1谋篇与全局
《计篇》：“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孙子认为，战争是一综合系统，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环境等因素。因而，谋略战争应有全局的观念，从宏观上把握。
作文是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也是一个综合体系。我们指导作文，也应作到必谋全篇，高瞻远瞩。如何统谋全篇？
（附图{图}）
无论控制论，还是系统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确定的作文基本构成因素，教师应从宏观上把握，方胸有成竹，并有意识地针对某方面进行专项强化训练，以求掌握作文规律。
2材料与积累
《作战》：“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日费千金。”孙子认为，作战的通常规律是，只有作好充足的军需物资，才能兴师打仗。这是取胜的前提。
作文是生活的反映，情感的宣泄，只有拥有了丰富的生活材料，才能在作文时从容选择精心筛选题材。很多学生“作”而无“文”，实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何获取材料？
其一、生活观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丰富多彩、富有生活的生活是作文取之不竭的材料仓库。我们根据学生接触生活的特点，可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指导学生观察生活。无论是喜怒哀乐甜酸苦辣，还是所见所闻所感所悟都应要求学生及时记录、随时积累。
其二、阅读贮存。书籍是人类思想的结晶，知识的宝库，是人们了解世界，掌握事物规律的重要手段。无论是精读，还是粗看都有利于我们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和陶冶情趣。因此，边读边悟边记，不但能使我们获得所需信息，而且有助于启发思维。阅读贮存主要从两方面进行：报纸杂志和名文名篇。前者包含着大量的信息，后者蕴藏着深刻的内涵。所以，阅读时内容上无论文史哲理，形式上无论古今中外正反。至于文章精妙之处，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立意技法，都可或圈或划或点，加以理解悟会，以便借鉴模仿，提高自己。
孙子把观察、判断敌人为“相敌”。因此，积累关键的一步是要做好分类整理，以待取用。
3蓄势与情感
《势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认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善于制造一种有利的态势，这样进攻才有强大的冲击力。“势”是作战的一种心理状态，对作文而言，则是一种创作动力。这个“动力”就是创作情感。
如果我们善于激发学生的情感，造成一种蓄势，使其处于待发状态，那么，学生作起文来必是因情生文，顺意成章了。写作最好的主动力是情感动力，情动而意动，意动而文成，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便是情感喷发的艺术产物。既然孙子认为作战必须让士兵蓄势而动，以求获得强大的冲击力，那么，我们在指导学生作文时也应善于激发学生的写作势情和兴趣，并让其成为驱动学生产生作文欲望的动力。如何激活学生情感？
其一、寻找情点1.家庭亲情：①父母培育的的无私奉献之情。②兄弟姐妹互相尊重爱护之情。2.学校友情：①师生尊敬与被尊敬，关怀与被关怀之情。②同学之间互帮互爱之情。3.社会风情：①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的物质文明。②助人见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爱国之情：①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自豪感。②外族入侵的民族耻辱感。③历代爱国志士的高风亮节。
其二、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一定的场合产生的。创设情境创设作文情境，就要酝酿一个让学生可知可感的氛围，有效地产生情感共振，进入最佳的作文状态。可从两方面着手：1.生活再现。譬如，要求学生隐去一个熟悉教师的姓名，只对其肖像、服饰、神态、性格爱好和习惯语言动作描写，使人一看就可推则测是谁。由于这样提供了一个可看的“境”，和可感的情，故容易引发学生写作热情，文章也写得较有情趣。2.电化教学。通过录像、音响和幻灯等电化手段再现人、物、事。由于具有直观性、形象性，故能大大唤起学生的写作兴趣和欲望。
4规律与技法
《孙子兵法》不但揭示了战争规律，而且在通过对大量战争现象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作战方略和取胜技法。孙子指出，作战应把认识规律和应用技法结合起来确定作战行动。他在《计篇》总结了谋划“诡道十二法”，《火攻》总结了火功五法，《用间》总结了用谍五法，且举例予以证明。这些例子都说明，要会在作战现象中寻找规律，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使用技法，以便达到取胜目的。
孙子对战争规律的揭示和技法的归纳的方法于我们探讨作文教学是很有启发性的。作文是一门具有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其技法是规律的外在表现。如果我们能找出隐藏在组织现象后面的普遍遵循的某种格式、框架、规范，那么，将有助掌握作文规律。实践证明，技法可操作性强，是学生作文入门捷径。通过对某种技法进行程序化训练，将会使学生形成这样的思维反馈能力：一见文题即进入最佳的思维状态，下笔成文。其思维过程是：文题模式表达。从哪方面归纳技法？
其一、文章结构如写人记叙文结构：
引入：人物外貌描写＋点明题旨
蓄势：从不同的角度选取
揭题：详写最能体现人物思想内涵的一件事。
点化：紧扣题旨或议论或抒情。
孙子在论述谋略作战时指出，作战方法可千变万化，但又认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意，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熟能穷也。”作文规律亦然，它是深层的，相对稳定的，就以结构而言，其形式虽然多样，但无非基本是两种，其他均是以此发展而来。如：
纵
横
其二、语言组织作文是语言的艺术。对一些常用的，典型的句子的组成结构进行剖析，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组织格式，有助于启发学生的语言组织思维，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我们试以《背影》“父亲买桔”为例说明：
①父亲买桔子。
②父亲不顾肥胖探身、倾身、爬下，跨月台买桔子。
③父亲爱子情深。
我们可以看出：①父亲做什么：买桔子。②父亲怎么做：探身、倾身、爬下。③父亲做的原因：爱子情深。①、②直接印证人物的内涵。但动人之处不在①，而在②。揭示内涵之处不在①、②，而在③，这点突破了人物表层的现象，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因而，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一种写人格式：写人细节＝做什么＋怎么做＋做的原因。
再以《听潮》的“海睡图”剖析写景的语言组成结构：
①大海静寂。（环境特征）。
②波浪轻吻岩石。（拟人）。
③月光辟开云汀。（拟人）。
④灯塔红光像红玉。（比喻）。
⑤幽静和平的愉悦的神秘。（议论）
⑥“我们”的脚下仿佛轻松起来。（心理感受）。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写景格式：景物＝特征＋修辞描写＋议论＋心理感受。
其三、审题立意
《计篇》：“兵者，诡道也。”《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孙子认为：作战之道，在一个“奇”字：出奇制胜，以奇制人。
作文也应以“奇”取胜。这个“奇”应是立意新颖，构思巧妙。整篇文章既出人意料，又入情入理。如何使作文别出心裁？
其一、观点新1.见解独特深刻，不落俗套。比如对《唐雎不辱使命》可以撇开“不畏”的传统观点，提出“倒逆历史潮流是愚蠢的”的论点。对《孟姜女》提出有违于“对秦朝残酷统治的控诉”的逆论：为“小我”而“大我”是自私思想。这些逆向思维都会令人耳目一新。2.要富有时代气息，真正站在前头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
其二、人物新1.写人物的矛盾性格，力求避开“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写出生活中真正的人。2.人物除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外，还应有时代的气息特色。
顺应这种天命因于人事的进步潮流，孙子对“天”给予了独树一帜的界定。孙子之天不是天命之天，不是道德之天，不是感叹之天，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之天。在《孙子兵法》中，“天”字凡19见，主要有以下几类义项：（1）天时。如“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地孰得”“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非天地之灾”。（2）天空。如“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3）天然。如“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4）天地。如“无穷如天地”。（5）天气。如“时者，天之燥也”。（6）天下。如“战胜而天下曰善”。在所有这些用法中，天主要指称天时、天空、天气、天地、天下，郭化若先生称其“是自然的‘天’，不是神化的‘天’”［2］161，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天时，而非不可改易的天命。也就是说，孙子主要是将“天”与“地”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自然条件与客观因素来对待，视其为战争中必须考虑的天时地利，没有丝毫形上色彩与神秘意味。他曾明确指出，军队作战出现“走”“驰”“陷”“崩”“乱”“北”等失败情形，完全是由将帅人为过错所致，而决非天神带来的灾难，“非天之灾，将之过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神鬼神在战争中的主宰地位。［3］孙子对“天”的理解是以“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为基础的，因此，如何理解“阴阳、寒暑、时制”，就成为探讨孙子天论的突破口。“寒暑”“时制”是指天气冷暖、四时变换，纯粹是自然概念，无须多辨。在此着重探讨一下容易引起争议和产生歧义的“阴阳”概念。通观《孙子兵法》，孙子主要是在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意义上使用“阴阳”概念的。孙子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何炳棣先生认为，孙子所讲的阴阳，“指的是昼夜、晦明、风雨等自然现象，毫无战国中晚期阴阳说的神秘色彩。”其“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的说法，与《周易•系辞》及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的“阳贵阴贱”意指形上、宗法关系完全不同，“《孙子》是从纯行军原理判断自然条件优劣而言的。地势高亢总比卑湿优越，朝南向阳的方位总比荫翳背光的地点空气清新，‘军无百疾’。《孙子》阴阳之纯属理性，不待多言。”［4］应该说，这一理解符合孙子本意。的确，这里的“阴阳”乃是指地理位置上的阳面与阴面，是客观的地利因素，无神秘意味可言。结合孙子“不可取于鬼神”“禁祥去疑”等说法及孙子的整体思想取向来看，孙子的阴阳概念不应是迷信而应是理性的反映。征诸历史，“阴阳”概念出现很早，甲骨文中即已存在阴阳二字［5］71。徐复观先生对《诗经•邶风•终风》中的“噎噎其阴”与《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春日载阳”诗句加以认真考辨之后，认为《诗经》中的“阴阳”，都没有后来作形成万物原素的阴阳二气的意义，“阴阳”最初主要是与日光有无以及气候冷暖相联系的［6］453－454。到了春秋时代，阴阳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其最大的发展是以阴阳为天所生的六气中之二气，阴阳已成为实物性的存在。《左传•昭公元年》载有医和语：“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这里医和即是用具有实物性质的阴阳之气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人们还用阴阳二气的存在状况来解释地震这类特殊的自然现象。《国语•周语上》载：“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而民乏财用，不亡何待？”由日光有无、气候冷暖，发展为实物性的存在，虽然显示了人们抽象思维的进步，但此时阴阳概念的主要内涵还是自然性质的，并无神秘之处。视阴阳为天之所生二气，是自然天论崛起的明显标志。而自然天论的崛起，是西周以来主宰之天失落的必然结果，是对主宰之天的直接反叛。诚如杨泽波先生所言：“由于主宰之天失落而形成的淡化神论，注重人文的思潮，对于先秦天的思想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反应便是自然之天的崛起。”“周人的天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之天是周人思想的核心，正是依靠这一核心内容，周人才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进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政治走向衰败，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怨天、骂天、疑天的思潮席卷而起。“在主宰之天渐渐失落的大背景下，淡化神论，注重人文成为中国轴心时代的主基调，便有了相当大的历史合理性。”［7］104－109孙子的自然天论，就是在此主宰之天渐渐失落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此疑天思潮为大背景，孙子提出和强调了其自然天道思想，并以此作为其立论的基点和前提。其自然天论，没有感叹之天的情绪宣泄，没有道德之天的形上意味，更没有天命之天的神秘色彩，有的是自然之天的客观性与务实性。
二、“不可取于鬼神”而“必取于人”的人本说
正由于孙子是一个自然天论者，更由于其基于“胜敌而益强”之冷酷现实的理性思考，所以他坚决反对迷信鬼神星占，反对任意的比附和类推，而强调要取信于人，重视人本身的作用，重视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通览《孙子兵法》，不难发现，孙子无时无刻不重视人的作用，无时无刻不强调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清醒地察识到，战争是有着“日费千金”之损耗，“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诸侯乘其弊而起”之隐患，“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之危险，关乎社稷兴衰、国家存亡、百姓祸福、士卒生死的“大事”。然而，战争虽然消耗多，影响大，但在其所处的春秋时代，毕竟是一个“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危机四伏的时代。故此，君主将帅们力求“自保而全胜”、“安国全军”，乃理所当然；同时，力图“威加于敌”、“胜敌而益强”乃至争霸称强，亦为大势所趋。因此，孙子虽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以及“全国为上”的理想目标，但其也清楚，一定范围内与一定程度上的实战很难避免，关键是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即要尽力做到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而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又不能靠侥幸得来，也不能靠鬼神星占得来，而是要靠君主将帅“经之以五事而校之以计”，尤其是要“修道而保法”，即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进行全面周密的考量与部署，做到与民“同意”、“上下同欲”，知彼知己，有谋有备，方可实现。一句话，要靠人之德、人之智与人之力，方可得来。孙子所重视的“人”，主要包括君主和将帅。孙子要求君主成为“有道”之“明君（主）”，将帅成为“知兵”之“贤（良、智）将”。而“有道”之君，“有能”之将，关键是要懂得“五事七计”。《计篇》云：“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开宗明义，强调指出，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战争的决策者、谋划者与指挥者们必须以高度审慎而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战争，从“五事七计”方面来谋划和准备战争。显然，其没有将战争胜负归因于外在的天命神意，而是将其归因于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人为因素。其判断胜负的“五事七计”，绝大部分都与人有关，即使是谈“天”说“地”，也是将其纳入“人”的视野来分析。孙子所言“五事七计”，包括政治、天时、地理、将领、法制等综合因素，涉及战略、战术、管理、心理等诸多方面，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来探讨战争胜负问题。具体而言，这种对人为因素的重视，表现为政治上重“德”、战略上重“知”、战术上重“权”、管理上重“法”、心理上重“治”。政治上重“德”，由此而标举了治国理政能力。在其看来，战争是一个人为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领域，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不仅要进行谋略上的博弈和经济上的比拼，更要进行道义德能上的对决。换句话说，要赢得战争，不仅要有高超的军事谋略与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要有雄厚的“道德资本”。故而，君主是否“有道”，将帅是否“有能”，即是否施德政、是否有德能，是军事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政治保障，是关乎人心向背进而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其中，君主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恤民安民、慎战重战、“将能不御”等方面，而将帅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智、信、仁、勇、严”等方面。战略上重“知”，由此而强调了全面认知能力。恰如陈学凯先生所言：“知彼知己，避实击虚的战争知行观，就是孙子整个军事哲学和战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华”，“孙子的战争知行观是一切韬略的源头，是制订必胜军事计谋的一条必由之路。”［8］1－2在孙子看来，战争领域虽然纷繁复杂，但人们能够认识和把握战争，“胜可知”进而“胜可为”，即在全面深入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控制敌人，应对变化。［9］一方面，其对君主将帅求“知”与能“知”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充分肯定［10］7。君主要知与民“同意”之道，将帅要“知胜之道”。“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是说，君主将帅要想取胜，首先必须知晓审时度势把握战机、合理进行力量配置、上下同心同德、重战而备战、加强协调配合，这些有关天时、地利、人和的“大道理”。而且，要“先知”敌我，“尽知”利害，“先知”与“尽知”，知常与知变，相互补充，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孙子对有所“不知”者发出严正告诫。其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主如果对军事“不知”而盲目干预军事，就会“乱军引胜”。“故君之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将帅如果“不知”“战之地”与“战之日”，也容易陷于“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的被动局面。总之，君主将帅，应该深谋远虑，高人一筹，努力做到尽知、深知与先知，而尽量避免半知、浅知与不知。战术上重“权”，由此而突出了灵活应变能力。孙子战术思想主要包括“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分合为变”“奇正之变”“因利而制权”，其核心是一个“权”字，“权”即诡诈权变。按其所论，在瞬息万变的战争领域，不能拘于“君命”，而要根据变化着的情况采取灵活应变措施。具体来说，其一，在战斗部署方面，要“先处战地”，以逸待劳，因“地”制宜，懂得“九地之变”。其二，在战斗指挥方面，要“悬权而动”，不牵强，不固执，不拘泥，以保存实力而击败敌人为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战之，少则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要善于出奇制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但孙子也特别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通“释”）人而任势。”褚良才先生解释为，“善于作战的人，力求造成有利态势，而不强求于人。所以就能放弃有限的人力而造成有利的态势。”［11］53这表明，仅靠有限兵力难以制胜，关键是将帅要开创性地制造和利用有利的态势，这样就可以胜得“巧”“易”。其三，在战斗实施方面，要“兵以诈立”，示形动敌，善于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善于通过各种手段探敌虚实，以便策应，“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侯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管理上重“法”，由此而凸显了组织管理能力。孙子很重视运用“法令”教导民众、管理军队。其所谓的“法令”，主要包括军队的组织编制、官吏的委任与职责划分、军用财物的供求管理等几个方面。有了法令，又如何保证法令法规行之有效呢？孙子认为，首先要做到“令素行”。也就是说，在平素就要遵照法令法规教导民众、管理军队，使广大民众与吏卒遵章守法，习以为常。其次，要信赏信罚。也就是说，要按照法令法规及时而合理地赏罚，绝不能食言失信。再次，要恩威并用，使得三军自觉自愿地守法护法。一味严厉而不“亲附”，则“不服而难用”，过于宽松而不严格，又容易导致“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同样也“不可用”。而所谓的“六过”，即“走者”“弛者”“陷者”“崩者”“乱者”“北者”，也主要是由于将帅不能严明法纪造成的，“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陈暤在注解“六过”时说：“一曰不量寡众，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此名六败也。”张预也说：“将弱不严，谓将帅无威德也。教道不明，谓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谓将臣无久任也。陈兵纵横，谓士卒无节制也。为将若此，自乱之道。”这两家都着重从将不行令而乏威、卒不守法而致乱的角度来注解孙子，可谓深得其意。心理上重“治”，由此而彰显了心理调适能力。在孙子看来，战争既是实力与智谋的博弈，也是心理与胆识的较量。故而，君主将帅的心理状态与士气对于战争胜负也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君主将帅要保持冷静，善于克制，不可“怒而兴师”，“愠而致战”。尤其是将帅，要“静以幽，正以治”，防止“五危”，保持心态平稳，端庄持重，有条不紊，否则就有“夺心”之忧。正如老子所言：“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这是说，善做将帅的，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不轻易激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不用对斗。在将帅治心上，孙子与老子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其次，将帅在实战过程中要善于“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示“形”造“势”，善打“心理战”。孙子特别强调将帅在使军队取得心理优势，克服心理弱点中的主导作用。他提出，将帅通过“愚士卒之耳目”，“易其事，革其谋，使民（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人）不得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以及“投之于险”，“示之以不活”等手段，就可达到“若驱群羊”，“若使一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神奇效果。质言之，君主将帅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心理素养，优化心理状态，而且也要尽力使用多种手段，使部下排除心理障碍与克服外界干扰，以求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之效，这就为战胜攻取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保障。
三、“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因变观
进而言之，孙子重视人之作用与地位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其提出了“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敌而制胜”的因变观。在孙子看来，置身于充满变数与偶然性的战争领域，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因应策略，通权达变，以牢牢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因变思想是“必以全争于天下”即对天下形势整体把握的必然表现，是对“兵形象水”即复杂多变的战争领域的深刻洞察，是对当时流行的鬼神星占观的坚决否定，更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肯定，体现了积极能动的辩证思维。［12］孙子从五声、五色、五味入手，着重阐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其核心概念“奇正”，以说明“战势”的变化无穷。其曰：“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恰如蓝永蔚所言，孙子“对五行的阐述偏重于五声、五色、五味，和《左传》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而且其着眼点在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了‘奇’、‘正’的概念。”［13］而孙子之所以强调五声、五色、五味之变，并明确提出“五行无常（恒）胜”，主要目的是为了论证军事领域中敌我、奇正、虚实、动静、迂直、勇怯、进退、攻守、众寡、强弱、治乱、利害、全破、胜负、生死等矛盾对立因素也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与相反相成的，以此告诫人们不能用“五行”定向生克的固定模式来看待战争，而要认识到如同“水无常形”，“兵无常（成）势”，故而“战胜不复”，从而强调战争领域的变化莫测，强调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变化、掌控变化，“应形于无穷”，“因敌变化而取胜”，即利用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变更战略战术，以求出奇制胜。［14］按孙子说论，从因应对象来看，要“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首先，要“知”敌。即采取“策之”“候之”“形之”“角之”等多种手段以探敌虚实，以“知诸侯之谋”。其次，要“备”敌。在“知”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备敌，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以虞待不虞”，就可有备无患，以逸待劳。倘若不知敌且不善于备敌，就可能由“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之主动，而变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与“必擒于人”之被动。第三，要“随”敌。在对敌手透彻了解与有效防备的基础上，还要随时寻找战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最后，还要“动”敌。即善于通过示形造势迷惑敌手，“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善于刺激，“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善于诱骗欺蒙，“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利而诱之”；善于通过情报间谍活动牵制摆布对手，使得战由我出。总之，只有“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才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才能“为敌之司命”。从因应内涵来看，主要是“因形”与“任势”。先看“因形”。孙子所说的“形”，主要是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因素，是一个实力与优势概念。“形”有静态、动态之分，动态之“形”与“势”相近。其所谓的“因形”，包括示形、探形、造形与制形。我方通过主动示形可以调动敌手，“形之，敌必从之”；通过陈师部列加以试探而知死生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在“度”“量”“数”“称”“胜”环环相扣的实力基础上，制造“以镒称铢”“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之形，就可造成一泻千里、不可阻挡之势；而能做到“形人而我无形”，达到“无形”而“形圆”，使得“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就可“应形于无穷”，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再看“任势”。孙子所说的“势”，主要是指战争中能动、易变、潜在的因素，如指挥的灵活、兵力的使用、士气的勇怯等［15］56－62，“势”与“形”密不可分。孙子主张储备实力，利用优势，制造机变，所谓“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在其看来，“任势”者，并不求全责备，而是善于捕捉玄机，根据需要而灵活利用奇正、强弱、分合之变，营造“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险峻之势，使得“齐（怯）勇若一”，以收“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之效，从而巧妙地“运用力量，因势施谋，借势成事”［16］225。从因应原则来看，孙子强调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就是要权衡利弊而采取灵活适宜的行动。具体而言，首先要“杂于利害”。在其看来，明智的将帅，一方面能“尽知”利害而兼顾利害；另一方面又能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即变迂为直，转害为利。其清醒地认识到，“利”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使我方“胜敌而益强”，也可使我方虽然“战胜攻取”却因“不修其功”而置于难以收拾的凶险之境。故而，要通盘考量利害得失情况，采取周全的因应措施，不可顾此而失彼，更不能因小而失大。其次，出于长远考虑，为追求“安国全军”之大利，“兵不顿而利可全”之全利，“唯民是保，而利于主”之重利，而非短浅之利、微薄之利、破损之利，孙子强调要贵胜主速。因为，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比较小，人力、物力、财力很有限，一般都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战争，“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长期用兵作战，必然消耗巨大，挫伤锐气，导致国力亏空，军民疲敝，让人有机可乘，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取胜即可，不宜拖延，更不能穷兵黩武。
一、“视卒如爱子”——政府管理理念要突出以人为本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政府职能严重扭曲，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人，而不是服务于人，“公仆”凌驾于人民之上。经过多年改革，这种现象正在逐步改变。服务已成为2l世纪政府行政管理的核心。建立服务型政府也已成为上下的共识。服务型政府与管理型政府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是否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这方面，孙子提出的“视卒如爱子”，体现了中国古典兵家的用人哲学精神，对于今天也有很强的思想启发作用。“视卒如爱子”的核心是对人关爱。今天，放到政府管理上，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政府工作的精力由管理人民转到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优质服务上来。虽然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比较充分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利益要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以人为本作为我们的执政理念，应当坚定不移地贯穿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各个领域，贯穿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实践证明，无论什么时候，在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核心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树立起服务理念，就是抓住了关键、抓住了根本。
二、“必以全争于天下”——政府管理目标要把握战略全局
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是孙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孙子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毁人之国”都不是最好的结果，要把“用兵之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样“用兵之利”才能“万全”。应该说，孙子的这一思想，在当今的政府管理中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当前，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军事在竞争，经济在竞争，人力资源在竞争。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问题十分突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心任务。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基本实现了小康。但一个时期以来，单独追求GDP增长，严重破坏生态、滥用资源，只讲经济发展、不讲社会进步等倾向十分突出，政府管理的缺位、越位现象严重。这样虽然经济一时发展了，但给子孙后代遗患无穷。如果对照孙子的思想，我们发现这种发展战略不是“全胜”战略，不是最上策，而是片面的、局部的胜利，必须予以改变。我们认为，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上，要追求发展的最高境界——“全胜”。体现在战略全局上，就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起抓，全面实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当然，在全面考虑的同时，在不同时期要突出不同的重点。
三、“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政府管理活动应善于任势。
任势是孙子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关于势，他有一系列形象的描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孙子势篇》)，“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孙子形篇》)、“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势篇》)。其核心思想是因势而谋，借势成事，利用客观态势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思想很值得现代政府管理者借鉴。在政府管理活动中，领导者必须善于借势。如何借势呢?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招商引资、筑巢引凤，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善于聚“气”，形成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通过鼓气鼓劲，聚集起发展的能量；三是把握大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在发展的上升阶段，地方政府要善于利用机遇，采取措施，全力推进，形成发展的加速度和必胜的态势。
四、“通九变之利”——政府管理途径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创新
现代政府是法制政府，决策和执行要尊重科学，尊重程序。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基本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使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但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中要注意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如孙子所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坚持规范、坚持程序，不是因循守旧，不是一成不变。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要灵活机动地用兵，临机制变，切忌墨守成规和经验；同样,政府管理更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要以转变职能为核心，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总之，要把握住一个“变”字，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坚决摒弃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以新的理论、新的实践去指导政府工作，从而取得胜利。
五、“以上智为间”——政府管理手段要强化电子政务建设
关键词：《孙子兵法》；精英；战略思维；操作层面；态势
美国著名评论家松得尔恩称孙子为“战略之祖”。英国的布劳说：“《孙子兵法》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世界史中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但是书里面所载的许多学理，确是非常适于现代的应用。”英国的学者托马斯·菲力浦强调：“《孙子兵法》是研究战略者必读的基础理论。”[1]孙子汲取了先贤智慧，创立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战略原理。时至今日，从中发掘《孙子兵法》特有的战略内涵，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从战略思维的视角去探讨《孙子兵法》蕴涵的精英战略思维。
一、孙子关注精英角色
孙子在战争中关注的角色，既有个体，也有群体。角色多元，层次鲜明。孙子提到的主要角色有：上（国君），将，士卒，宾客，善用兵者，百姓，智将，杀敌者，先得者，知兵之将，善守者，善攻者，胜兵，败兵，劲者，疲者，乡导，勇者，怯者，锐卒，饵兵，归师，围师，穷寇，五间，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等等。但就整体而言，孙子却格外关注精英角色。孙子主要关注四种精英，即政治精英、军事精英、外交精英、情报界精英。孙子关注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及其表现。
孙武论兵，重视政治精英——国家元首。孙子在探索敌我双方的实情及其战争胜负的情势时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2]（《计篇》）。国家元首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很大程度可以掌握胜败的决定权，“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军形篇》）。国家元首拥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的权力，因此，国家元首既可以“安国全军”（《火攻篇》），也可以“怒而兴师”（《火攻篇》），甚至有可能把国家引向灾难的边缘。国家元首有参与军事决策与指挥的权力，如孙子所说的“庙算”（《计篇》），以及孙子的“主曰无战”和“主曰必战”（《地形篇》）这样的说法。而国家元首有时过分干预军队的管理与指挥，“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谋攻篇》）。这样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诚如，孙子所讲的“乱军引胜”（《谋攻篇》）。国家元首与战争中将帅之间的关系也对军事行动有着重要性的影响，正如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
孙武论兵，重视军事精英——将帅。孙子在“五事”中提到了“将”，把将帅列入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之一，又在“七计”中强调“将孰有能”（《计篇》），孙子认为将帅是国家元首的重要辅佐，直接影响国家的实力地位，“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战场上将帅是直接的指挥者，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诚如孙子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优秀的将帅是国家利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将帅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将帅负有“料敌制胜”（《地形篇》）的责任，将帅要做到“战道必胜”。（《地形篇》）将帅拥有进行决战的权力，但是“不可愠而致战”（《火攻篇》）。
孙武论兵，重视外交精英——外交家。孙子在绝大多数场合，没有直接提及外交家。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孙子反复强调外交在战争领域的使用和它所发挥的作用。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谋攻篇》）；“不知诸侯之谋，不能预交”（《九地篇》）；“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九变篇》）；“衢地合交”；“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政举之日，夷关拆符，无通其使”（《九地篇》）。从侧面证明：孙子重视外交，自然不轻视外交家。另外，孙子从经济支出的角度说明外交家的重要性，他把“宾客之用”（《作战篇》）列入军事开支中的重要一项。
孙武论兵，重视情报界精英——间谍。在孙子看来，军队是对已经十分脆弱的敌人进行最后一击的工具。在开战之前，应该使用间谍分化敌人并进行一系列的暗中破坏活动。间谍的任务包括散布流言以及误导敌人的情报、收买和策反敌人的军官、制造并恶化其内部的分歧以及培养第五纵队。[3]孙子认为贤明的君主、将领，如能使用智慧超群的人为间谍，必能成大功。“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用间篇》）。
二、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操作性策略
战争是敌我各种因素的较量。物质因素固然不可缺少，但人的因素尤为关键。在国家政治、军事、外交、谍报活动等领域，并不是每个人都在起相同的作用。由于每个人的禀赋、素质、能力、地位、影响力的差异，他们对国家政策和战争的影响就自然各不相同，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孙子兵法》当中，孙子的“攻人”理论独具一格，与众不同。孙子“攻人”有数量和质量的区分，但孙子更注重质量。孙子尤其注重攻击敌国的军事精英和政治精英。军事精英主要是指军队的将帅，政治精英主要是指国家元首。从操作层面上进行分析，《孙子兵法》蕴涵的精英战略思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主体是有九个可操作性的策略构成：
（一）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
孙子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的策略是：“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在《孙子兵法》的注解中，王晳曰：“强示弱，勇示怯，治示乱，实示虚，智示愚，众示寡，进示退，速示迟，取示舍，彼示此。”通过各种虚假信息的输入，导致敌国、敌对集团的精英决策者在决策上出现失误。《战国策》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的思想。郑武公打算进攻胡人，他把女儿嫁给胡人君主做妻子，把主张进攻胡人的关其思杀掉。胡人君主以为亲近，不加防备。郑国突然袭击，把胡国给灭掉了。
（二）拉拢、控制敌之精英
孙子拉拢、控制敌之精英的策略是“利而诱之”（《计篇》）。梅尧臣注解其说：“彼贪利，则以货诱之。”这不仅对于敌国重要人物适用，而且对于敌国重要的情报人员也适用。敌之高官贪图利益，就以利相诱。另外，孙子主张对敌之间谍“导而舍之”（《用间篇》）。就是通过优待，收买敌之间谍，热情款待，引诱开导，为己所用。通过各种手段操控他国政治精英、军事精英、情报界精英，为己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战国策》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拉拢、控制敌之精英的思想。秦国暗地用许多财宝去贿赂赵王的宠臣郭开，让郭开在赵王面前攻击李牧。赵王怀疑李牧，自毁“长城”，把李牧杀害，废黜了司马尚。王翦加紧进攻赵国，大破赵军，俘虏了赵国将帅，灭掉了赵国。
（三）腐蚀敌之精英
孙子腐蚀敌之精英的策略是：“乱而取之”（《计篇》）。杜牧注解说：“敌有昏乱，可以乘而取之。”因而，可以通过精神宣传使敌国精英的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然后可以实施攻击。对于精英当中信念不坚定者，使用各种形式的手段，使之迷惘堕落。《吴越春秋》可以佐证《孙子兵法》腐蚀敌之精英的策略。范蠡针对夫差好色的个性，对吴王夫差实施了“美人计”。伍子胥劝诫不听,夫差一怒之下，自坏“长城”，杀害伍子胥。后来，逐渐强大的越国，借机灭掉了吴国。
（四）疲扰敌之精英
孙子疲扰敌之精英的策略是“佚而劳之”（《计篇》）。梅尧臣注解说：“以我之佚，待彼之劳。”如果敌之精英状态良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他们疲惫不堪。使敌国精英消耗大量精力，无力关心国是，无心献身于他所钟爱的事业。冯梦龙的《智囊》可以佐证《孙子兵法》疲扰敌之精英的策略。南唐广陵人徐铉闻名于北宋朝廷。有一次恰好江南派徐铉来纳贡，照例要由朝廷派官员去作押运使。宦官将名单送给宋太祖，太祖御笔一挥，随便点了一个人的名字去做使臣，一上船，徐铉就滔滔不绝，词锋如云，周围的人都为他的能言善辩而惊讶。那位侍者当然无言以对，只是一个劲点头称是。徐铉不了解他的深浅，愈是喋喋不休，竭力与他交谈。一连几天，那人却不与徐铉论辩，徐铉说得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再也不吭声了。宋太祖以愚困智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疲扰敌之精英的方法。
（五）离间敌之精英
孙子离间敌之精英的策略是：“亲而离之”（《计篇》）。李荃注解说：“破其行约，间其君臣，而后攻也。”君主和臣子都属于精英集团。孙子主张，若敌之精英层团结一致，就要设法离间，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从内部给敌人形成巨大的杀伤力。《三国志》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离间敌之精英的策略。三国时，袁尚、袁熙被曹操打败，带领数千人马逃往辽东，投奔公孙康。曹操没有立刻乘胜远征公孙康。没过多久，公孙康就带着袁氏兄弟的头来见。众将向曹操请教其中的奥妙。曹操说：公孙康向来怕袁尚、袁熙兄弟吞并他，今二袁上门投奔，他必猜疑。如果用兵急攻，他们必然会合力抗拒，我们放松一下，他们就会自相火并。
（六）争夺敌之精英
争夺敌国的精英，为我所用，是历史发展进程当中一个不变的音符。孙子争夺敌之精英的策略是“先夺其所爱，则听矣”（《九地篇》）。杜牧注解说：“凡是敌人所爱惜倚恃以为军者，则先夺之矣”。实际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以敌制敌”的策略。《史记》的记载可以佐证争夺敌之精英的策略。公元前7世纪，秦国西面的少数民族戎族逐渐强盛，戎之国君派使者由余到秦国。由余的政治远见令秦穆公大为折服。秦穆公依内史廖之计而行，向戎王馈赠了16位美丽的歌姬，并且故意拖延由余的归期。戎王收下礼物，连日纵酒，沉溺于歌舞。由余从秦国归来，劝谏戎王，戎王充耳不闻。由余一气之下投奔秦国。秦穆公待如上宾，封他上卿，借机了解戎国的兵力和地形，举兵伐戎，拓地千里。
（七）妖魔化敌之精英
孙子妖魔化敌之精英的策略是：“廉洁，可侮也”（《九变篇》）。张预注解说：“清廉爱民之士，可垢辱以挠之，必可致也。”玷污敌国的精英领军人物和领导者精英。妖魔化他们，使之失去权威性，淡化他们对各方面的决策和政治影响力。《史记》可以佐证《孙子兵法》妖魔化敌国精英的策略。汉高祖刘邦接受董公建议：“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刘邦为死去的义帝发了讣告，全军将士都穿着白色丧服，并且公告各路诸侯：“我将率领关中全部兵力，收复三河国土，向南打到汉江以下。我愿意跟随着各诸侯王，打败楚国那个弑义帝的人。”实质上是典型的妖魔化项羽的策略。
（八）破坏敌之精英心理
通过破坏敌国或敌对集团精英的心理来夺取战争的良好态势。孙子破坏敌之精英心理的思想是“将军可夺心”（《军争篇》）。张预注：“心者，将之所主也。夫治乱、勇怯，皆主于心。故善制敌者，挠之而使乱，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惧，故彼之心谋可以夺也。”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说，“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4]《后汉书》中的史实可佐证《孙子兵法》破坏敌之精英心理的策略。刘秀派遣寇恂招降隗嚣部将高峻，高峻派遣他的军师皇甫文前来拜见，言辞强硬，傲慢无礼。寇恂一怒之下，不听别人劝说，杀了皇甫文。高峻惶恐万分，当天就打开城门投降。寇恂手下的部将问他：“为什么能够杀了高峻的使节，却能使他献城投降？”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之人，也是他最得力的谋士。今天来，他的口气一直强硬，必然不会投降。让他回去，就中了他的计。杀了他，就使高峻心胆俱寒，所以他才投降。”
（九）敌之精英逆我者亡
孙子在《用间篇》中体现了“敌之精英逆我者亡”的策略。孙子说：“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用间篇》）。张预注解说：“守将，守官任职之将也。”正所谓“英雄不死，刺客不止。”孙子主张，不排除使用一些恐怖手段，刺杀敌方一些关键人物，这样做是为扫除战争道路上的障碍。[5]《史记》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敌之精英逆我者亡”的策略。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曾经采纳李斯的建议，“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6]借助史实，可以佐证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的价值，可以证明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曾对政治、军事格局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意识地针对敌国或敌对集团的精英，有计划、有组织地、有目的实施跨国式或跨集团式的误导、拉拢控制、腐蚀、疲扰、离间、妖魔化、逆我者亡、争夺、以及破坏精英的心理等操控策略，可以创造一种优良的战略态势。“夫料敌者，料将不料兵”[7]，就是一种古典式的精英战略思维。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的现实斗争中，客观上依然存在着一种精英战略思维。它对于当今时代的斗争格局，依然有着现实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少俊：《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2]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页。中文所引《孙子兵法》中的材料，均出自《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在文中仅注篇名。
[3][美]塞缪尔·B·格里菲思：《孙子兵法：美国人的解读·前言》，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4][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5]阎盛国：《论孙子兵法致胜战术思维的多元性》，《船山学刊》2007年第4期。
关键词：《孙子兵法》 战斗文化 打赢战争
在广州战区考察时明确提出全军官兵要始终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强军梦，确保部队官兵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就必须科学谋划兴军之策、准备把握强军之道，全面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必须坚决依靠先进军事文化培育官兵战斗精神，树立官兵敢打必胜的高度自信心。
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坚持“以人为本”是确保官兵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要义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不断发展，武器装备信息化、作战样式多样化、战场环境复杂化已成为信息战的重要特征。然而，信息战争归根结底是人的战争，“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若要“令民与上同意”，就必须突出官兵的主体地位，始终把官兵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想官兵之所虑、急官兵之所难、帮官兵之所需，处处以人为本，这是确保官兵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要义。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政治是瞄准战争本质的必然选择
战争的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孙子兵法》在开宗明义的《计篇》中就明确指出它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所以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孙子认为开明的政治观点、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政治主张，会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战争制胜最首要的条件。
孙子还指出君主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令民与上同意”，因为如果使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就能让民众为君主而死，为君主而活，也不敢违命，说到底就是要通过政治手段让全国上下的军民戮力同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二）健全以人为本的法纪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制度保证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保法”就是强调行军打仗必须依靠严明的法纪来规范军事行动，确保各项制度得以贯彻落实。作为“五事”之一的“法”，孙子认为主要由“曲制、官道、主用”三部分构成，包括军队组织、编制、通讯联络、后勤等在内的一系列具体制度，这些制度是否健全和完整，不仅直接反映了一支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强弱，还决定了这支军队在下一场战争中能否克敌制胜。就具体实施方法而言，孙子把它概括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即用政治、道义来教育士卒，用军纪军法来统一、整饬部队，并且认为只要文武兼备，用兵打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孙子的法纪，实质上都是在政治修明这个大前提之下制定的，它不是单纯为了惩罚士兵而是以增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宗旨的，这样的法纪从根本上讲是以人为本的法纪，它是战争制胜的制度保证。
二、“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善养官兵“眼光”是取得战争整体胜利的长久保障
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称之为视力，眼睛无法看到而思维能够到达的地方称之为眼光。视力决定眼前，眼光决定未来。在战争形态日趋转换的今天，培养超常的战略眼光之所以逐渐被提上日程，就是因为有时即使是一时鼠目寸光，也往往可能产生一个时代的巨大差距。
（一）全局观念是决定“战与不战”的先决条件
孙子的全局观念首先体现在他对战争利弊的认识。战争固然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同时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孙子认为，如果战争胜利，一则可以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二则可以弥补国家土地与资源的不足，三则可以暂时缓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总之，孙子是用辩证的眼光来分析战争的影响和作用的，在通盘考虑所有因素，仔细权衡战争利弊之后，方可决定战与不战。和平发展时期，一旦战争爆发则可能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毁灭性的灾难，但如果当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侵犯而和平手段又无法达成协议时，就必须立即考虑战争的问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全面比较双方实力，评估战争胜算，分析战争得失，才有资格决定能否打响战争第一枪。
孙子还认为，以实力为后盾，迫使敌方城邑完整地降服为上策，而通过战争交锋，攻破敌方城邑则稍逊，所以又有“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之说。以当今的军事理论视角来考量，这实际上就是指，在对敌作战过程中，要树立全局意识、大局意识，要从战略层面上把整场战争的利弊得失纳入考虑范畴，不能过于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取得战争最后胜利作为根本目标，要“以全争于天下”，从而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效果。
（二）前瞻眼光是预测未来战争的必备因素
孙子提出：“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举凡战略预言家，都必须具备一种超越常人的预见力、洞察力、想象力。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制空权”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被提出，那么今天绝对没有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杜黑，因为他刚刚提出这条理论的时候飞机也才刚刚问世，身逢其时的关键就在于杜黑有先见之明。而理论和实践往往证明，后见之明易求，先见之明难得。
“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当今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局部的真实未必反映整体的真实，特殊的现象未必体现一般的规律，我们推进新军事变革的力度和幅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战争透视的深度和广度。眼光所及，行动所趋。看不到世界军事变革的形态和趋势，就难以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难以下好今天的棋，走好明天的路。所以，把握和预知未来，尽管存在着诸多限制性因素，存在着暂时不可攻克的难题，存在着不成熟的技术，但其战略价值却远远超过一味的回顾过去。因为历史多半是世界各国所共同经历的，而未来的“处女地”还处于朦胧状态，先知者先得。
三、“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强化官兵“使命感”是培育官兵战斗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军总能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以劣势装备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敌军，并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究其根源，我军官兵的使命感或者说是战斗意志是制胜的关键法宝。当今时代，战争虽然呈现出非接触、非线式、非对称的发展趋势，但是官兵使命感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从精神层面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败。
（一）只有树立忧患意识才能“猝然临之而不惊”
当今时代，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大背景，但缓和与紧张、和平与战乱、稳定与动荡同样并驾齐驱；虽然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已然微乎其微，但局部战火却一直连绵不断。为了打赢下一场战争，目前世界诸多国家都正竭力研究军事理论、调整编制体制、发展武器装备、培养国防建设人才，积极推进军事变革。一着不慎，则可能满盘皆输，培养和树立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孙子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战争尚未爆发之际，不能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靠自己的充分准备以及所具备的强大实力，使得敌人不敢来进攻，这正是树立忧患意识的关键所在。江河大溃自蚁穴，山以小厄而大崩。大灾难的产生往往是事先没有做足备战工作，对小细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现代战争没有预告，唯有充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敢打必胜的高度自信心迎接作战任务，未雨绸缪“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才能在面对敌人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夺取战略制高点。
（二）只有增强责任意识才能“无辜加之而不怒”
责任意识首先表现为孙子所强调的君主、将帅必须各司其职。“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将帅在战争中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存亡的主宰者，因此，孙子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五者缺一不可。将帅带兵打仗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中枢神经的重要地位，维系着全军将士乃至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必须通过正确的战略战术确保战之能胜。而作为君主则必须“修道而保法”，不可“怒而兴师”，不可随便干预军队事物，只有“知三军之事”、“知三军之权”才不会招致“乱军引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军队团体是一个复杂的军事系统，党委统一、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表征。这一本质要求规定了我军官兵必须立足本职，常怀忧军之心，恪尽兴军之责，杜绝僭越本分、越俎代庖以避免敌军“乱而取之”。
其次，孙子的“慎战”思想彰显的也是责任意识。他鉴于“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历史教训，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并且“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在现代战争中，无论是君主还是将帅，乃至士兵，都必须充分认清自己存在的价值，认清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坚持以“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为基本指导方针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为党和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这是军人责任感、使命感最本质的体现。同时，也只有将这种责任感、使命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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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润华.孙子兵法教程[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10-15.
[3]武经七书注译[M].出版社，1986.8.
一个团队越和平就越松散，越松散就越无力，越无力就越渴望和平;相反一个团队越争战就越团结，越团结就越强力，越强力就越渴望竞争。几千年来，孔孟之道一直引导着华夏子孙待人处事要做到“义、让、信”，但纵观历史变迁，这三点并不适合战场，更不适合当前的企业竞争。《孙子兵法》对待战争的核心原则是“利、争、诈”，是反映乱世中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最真实的思想。所谓“利”，即在战场中讲究“非利不动、非得不用”和“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道理;而所谓的“争”，是战场中主动自发的争取有利资源，“致人而不致于人”;所谓“诈”，讲究战场中的“兵不厌诈”、“兵者诡道”、“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以谋略的灵活运用，出奇制胜。在当代保险营销战略中，笔者认为《孙子兵法》的核心原则同样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以利(薪酬和平台)圈人才，以人才圈市场;以时刻保持的竞争状态获得有效资源，以主动的市场拓展代替被动的随波逐流;以把握先机切实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保持灵活多变的策略，以“变革与创新”占据市场发展的先机。
(一)一个团队的超强战斗力往往来自于这支队伍的自强不息的性格和精神，这种精神叫做“尚武精神”。尚武，是《孙子兵法》治兵的核心精神。尚武精神是乱世哲学，是乱世求胜的法则，兴盛于我国商、周时期，提倡“士君子六艺:礼、乐、书、数、射、御(驭)”，倡导管理者文武兼修，弘扬刚毅不屈、光明磊落、慷慨悲壮的团队气质。随着春秋战国之后，尚武精神日渐走向衰落，从春秋战国后的文武对立开始，文人文弱、武人粗暴;到汉、唐、宋的重文轻(禁)武，崇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孕育出的文人骚客理想无为、沽名钓誉、避世寒酸;对于当代世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权、钱诱惑的影响之下，变得文武尽失，舞弄于权势、功力于心计。回顾历史长河，不论是古代辽、金、元、清的建立还是近代民族所受屈辱，无一不是由于尚武精神的缺失而导致的后果。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企业、一个团队亦是如此，越和平就越松散，越松散就越缺乏战斗力，越无力就越渴望和平。
(二)一个团队的超强战斗力还因为具有良好的竞争理念，这就是兵家精神应有的哲学理论。不同于儒家的入世哲学、道家的出世哲学和佛家的来世哲学，《孙子兵法》所有篇章的哲学观点源自于乱世哲学，引导乱世求胜的兵法理念。兵法中所具备的哲学理论:首先是唯物主义，任何事物尊重于客观事实，所谓“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对于保险营销亦是如此，不能盲目迷信于美式的市场管理、日式的服从理念和英式的等级制度，更不可主观的“想当然”、“闭门造车”制定策略，需要充分的、客观的市场调查和客户分析，来确定营销的策略。第二是悲观主义哲学，兵法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主张理性、威胁和反思的思维方式，避免感性、机会和理想主义思想。自古至今，我们一直崇尚于“四两拨千斤”、“杀鸡焉用牛刀”;另外，我们耳熟能详的“草船借箭”、“祭借东风”、“空城计”的故事，修炼这种谋略(可以称之为”述”)是很多人追求的梦想。因此我们总是希望能够通过某种捷径实现目标，或者是有“幸运之神”降临在自己身上，这种浓烈的“小概率情绪”一直在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但是在企业管理、营销组织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这种“用机会堵明天”的思想而导致重大的损失，先前的巨人集团到后来的联想集团、平安集团，都在小概率事件中蒙受了灾难性的损失。为什么不用千斤去拨四两、不用牛刀杀鸡呢?用必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是更好吗?兵法中“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癦轀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蟻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提倡理性地考虑到事物潜在的威胁，谨慎地制定和实施每一项策略，即“慎战”的思想。第三是兵法中崇尚现实主义哲学思想，“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悦，亡国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段论述充分体现出兵法中崇尚现实主义思想，而非唯美的浪漫主义。在保险企业管理和营销战略中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围绕企业的核心利益开展营销活动，切勿以管理者的喜好、情绪和政治前途作为企业发展的导向。《孙子兵法》的三大哲学理念，深刻体现了管理者客观、理性和务实的管理思维。
二、兵家智慧在保险营销管理中的适用性
《孙子兵法》的智慧不光体现在兵家作战的谋略和战法上，更重要的是其中蕴藏着管理的理论真相，其核心观点“万相见真相，真相解万相”，清晰地解读了管理者应具备的团队洞察力。每个成功的企业都有独特的企业文化，能将领导与员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企业的领导层是企业思想的带动者，是一个具有凝聚力团队的领军人，因此领导层的素质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兵法有云:“夫将者，国之辅也，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不但强调将之重要，而且也强调了为将者必备的素质。领袖的素质要求做到“智，信，仁，勇，严”，智以生谋，远见卓识，足智多谋;信以赏罚，言而有信，赏罚必从;仁以服众，仁爱惠众，深得人心;勇以果断，勇于决断，坚毅顽强;严以立威，严于律己，宽待于人。这是现代的孙子五德，也是现代企业领导层的必备素质，对于选拔、培养以及任用管理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企业管理者和管理方式上，有几组这样的对比:第一类对比:管理者脾气甚好，营造了和谐人际关系的团队，但队伍往往缺乏战斗力;相对应的管理者脾气不好却能力超群，往往团队工作压力较大，但具有超强战斗力。第二类对比:管理者讲究民主治理，以致遇事犹豫不决，对错难料，团队众人迷茫;相对应的管理者自负武断，敢于决策，虽然对错难料，但是方向明确，往往形成较强的团队凝聚力。第三类对比:管理者品行端正、情操高尚，但往往管理过程中权势受到冲击，资源相对缺乏;相对应的管理者好吃好喝、声色犬马，管理者却能位高权重、资源独占。在实际的企业管理和营销竞争中，以上三类对比，涵盖了兵法中所提到的“故将有五危”，后者具有的创造力更强。通过调查发现，80%的员工愿意在后者的管理之下工作，这样才能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提供更高的平台。《孙子兵法》中有这样的论述，“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这段话所体现出来的营销领导者的事实真相:管理的核心是创造与分配。在员工忠诚管理中，员工忠诚度的体现在于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平台、薪酬和未来。兵法中蕴含的忠诚管理不在于管理者是否宅心仁厚，不在于工作压力的强弱，不在于企业环境和谐共处，而在于管理者为员工创造的平台有多大、机会有多少，在于管理者创造的项目回报率的高低、薪酬的多少，在于管理者为员工制造的背叛威胁和差距。这也能充分体现出忠诚管理的事实真相:创造机会与制造威胁。在员工责任心管理中，兵法主张工作项目“私有制”，谁对项目的结果负责，该项目就属于谁的“私有”，承担项目执行结果的责任，分享项目产生的绩效。因此责任心管理的核心思想:责任心管理在于不断合理私有化的过程。
三、兵家战术在保险营销方式方法上的指导性
《孙子兵法》的战术有四大核心思想:先胜思想、必胜思想、奇胜思想和全胜思想。这四大核心思想阐述了兵法的精髓，在营销战争中，也具有指导意义。
(一)先胜思想: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
《孙子兵法》中:“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佐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主张为将者在制定战争策略前，先对对手有清晰的了解和认知，根据对手的真实情况制定战争方案，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在保险的营销战争中，我们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其他的保险主体，一个是市场，两者相辅相成，要想获得市场胜利就要战胜其他主体，要想战胜其他主体就必须要获得市场。中国式管理者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先胜思维。譬如:最具代表性的联想集团巨型计算机的没落，上网本市场战役的溃败，体验店的衰亡等。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在营销组织的过程中，往往能更准确地做好市场调研，做到知己知彼，比如史玉柱创建“脑白金”的成功、“加多宝”的先胜等等都源自于管理者战前对市场需求和客户心理分析的准确调查和研究。当前的保险市场亦是如此，部分企业管理者忽略了先胜思想，忽略了营销的本质，忽略了对市场和客户的深入调研，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团队缺乏战斗力。众所周知的营销本质是满足需求，营销的精髓所在并不是给客户自认为最好的，而是应该提供客户需要的。保险营销管理者在营销策划中，做好先胜准备就是清晰地找准市场，分析客户的需求。然而从当前的保险市场来看，首先产品已经远远不足以满足市场客户的需要，大部分保险产品依然停留在十多年前的产品类型，各大主体之间似乎遗忘了客户的需求点，忽略了产品的创新来满足客户需求，提升产品竞争力;在销售行为上，销售人员急功近利为推销产品而费尽心机，或通过各种手段引导客户进入公司的组织销售之瓮，以销售产品为中心，忽略了如何满足客户的需求。兵法云:“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保险的营销战争中，先胜意味着充分的市场调研和真实的客户分析，发掘并找准客户的内在需求点，开发相适应的保险产品，通过营销策略来吸引客户的关注和理性的购买。并能根据市场和客户的变化及时创新，不做产业升级、市场升级、模式升级、管理升级的牺牲品。
(二)必胜思想:不打无把握之仗
《孙子兵法》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慎战”是兵法的核心原则。保险企业营销战争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生死存亡，任何营销策略的实施都务必确保获得胜利。兵法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主张每战之前，先完成并(兵)器、粮草、费用等等资源的充足匹配，然后开战方能一股作气取得胜利。保险的营销战争也是如此，每战之前，先确保人力、培训、产品、工具、费用等资源是否配合到位，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方能百战不殆。在保险营销过程中，营销战略是一种职能层战略，通常可细分为低成本进攻战略、差异化进攻战略、集中进攻战略、低成本防御战略、差异化防御战略、集中防御战略等六种。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显而易见的，竞争的激烈程度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而在于目标市场上的相对企业数量、产品定位方向和对风险的态度。因此，经营者在营销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应根据自己所在企业营销目标制定相应的营销战略，并实施该战略以获得利润。兵法中先胜思想主张“善战者，求之于势”，善于“造势”者，往往能凝聚最强的战斗力。兵法云“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清晰地解析了群体的意识来源。群体本身是无意识的，意识的来源主要是传染、模仿、从众三个方面。因此保险营销策划中，两个群体的意识需要得到有效控制和发展，即客户群体和销售人员的群体，意识来源同样是有效的“造势”。在群体的有效控制中，人因为习惯传染，营销策略需要采取简单、生动、可持续的语言或广告频繁地在群体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就像“你本来就很美”、“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上火就喝加多宝”等等脍炙人口的词句，越简单、越生动就越持续;人因喜欢模仿，营销策划需要树立标杆和榜样，对销售群体建立销售标杆，对客户群体塑造明星榜样;人因习惯从众，营销可以充分地造梦、造场、造势，营造美好的明天、有效的环境和大势所趋的氛围。
(三)奇胜思想:不打无谋划之仗
《孙子兵法》中还谈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兵法传承千年的谋略之战，引导现代营销战争的战略思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在营销战争中，竞争谋略的灵活运用，认清市场行情的变化，发现有利时机，接受同行的挑战，采取相应的竞争行为，才能取胜。在现代营销管理中需要以谋略取胜求利，在谋略上，最重要的是出奇制胜。“奇”应理解为一种超常规行为，于不可能中寻可能，运用“奇”字的关键，首先应采取逆向思维方式。把握先机切实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只有灵活多变的决策，才可以出奇制胜使敌追我，使自己走在行业的前沿。在保险的微营销战略中，逐渐呈现出了放弃高投入、高风险、低回报的大市场，专注低投入、低风险、高回报微市场的经营方向，大众型、普遍型、通用性产品逐渐退出市场，保险产品保障功能优势将得到有效凸显(我们一直用保险产品的理财劣势去与其他金融业的理财优势竞争)。这个过程中，保险的个人营销终端和职业经理人塑造显得更为重要，培养高素质、高效率、更专业的综合性保险营销终端，引导可掌握微市场的经营方式。保险主体之间的营销战争，也要讲究“避实击虚”的兵法原理，根据主体自身优势来找准微市场，做到小战必胜，多个微市场累积成自我的大市场。笔者认为，保险产品的价格和服务将不再是未来竞争的主要工具，保费规模的刚性需求将逐渐转变成利润追求目标，如何更准确地满足客户不断新增、改变的多元化、周期性需求，从而体现各保险主体个性的微市场营销将是未来的主要战场。谁能找准微市场，便能出奇制胜，充分体现谋略之战的重要法则。
(四)全胜思想:不打无大利之仗
中新网苏州2月20日电 题：香港学子宋代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再次，两宋兵书包括了注解类、权谋类、兵录类、兵鉴类、兵制类、兵器类等12种类，内容不仅遍及古代兵书的各个领域，还有所创建。宋人或汇辑前人兵学研究成果，或整理校勘古兵书典籍，或分门别类摘录历代兵论和战例，兵书如《武经总要》、《武经七书》、《十一家注孙子》等书，系统地保存了古代兵学的珍贵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