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遗产是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和技术、审美启智以及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这些遗存既包括工厂、车间、作坊、矿场等不可移动文物，也包括机器设备、工具、档案等可移动文物，还包括工艺流程、传统工艺技能等非物质工业文化遗存。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工业、国外资本工业，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各具特色的遗产，它们构成了中国工业遗产的主体，反映了中国工业化时代的特征。
然而近20年来，工业遗产受到诸多挑战：城市工业重心开始向城外拓展，城内的旧工业区逐渐被废弃、拆除；一些传统工业陷入困境，不少企业面临“关、停、并、转”的局面；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尚未被界定为文物、未受到重视的工业建筑和旧址，正在迅速消失。
“濒危”的工业遗产
沈阳是我国代表性工业遗产城市之一。近年来，在新区改造过程中，被称作“东方鲁尔”的铁西区大片旧厂房被拆除、搬迁，铁西区内沈阳冶炼厂中的几根百米大烟囱，尽管曾经被认为是我国老工业基地以及工业文明的一个象征，最终还是被开发商拆除了；同样是老工业基地的重庆，工业遗产的消亡速度也很快：许多当年的厂房、仓库、码头在城市建设和工业变迁中被拆除或改建，失去了原有特征。
“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旧厂房、旧设备也是文物。”参加论坛的一位沈阳代表说，“人们通常觉得文物是不能碰的，应该放在那儿展示的，沈阳遍地都是老厂房，老设备，而且大多数还在使用，把这些列为文物保护对象，很多人不理解。”
“因为认识不到位，工业遗产更加''''濒危''''。”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认为，对于其他文化遗产，各级政府及社会公众都已达成保护共识，并提出了规范的保护规则。但对工业遗产，至今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它的价值，并进行系统的评价，更没有标准、法规来保护它，因此工业遗产很容易受到危害。
保护工作逐渐提上日程
上海的工业遗存数量众多，在相关保护的理念、举措、实践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理念构架。
天津的五个城区都详细调查了目前的工业遗存情况，列出了名录，并有保护状况描述；在广州展开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试点中，已经将开展工业遗产调查列入普查，并通过调查，发现了制造厂、码头、货仓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存；江苏在已开展的第五批、第六批部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中已经注意到对工业遗产资源的挖掘和保护……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表示，文物普查只是工业遗产保护的第一步。此后，国家文物局还将结合文物普查的结果，对工业遗产进行专门的调查和评估，对其进行注册和定级，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保护规划，根据规划对工业遗产进行相应的保护。
合理利用是开明之举
“与其他文化遗产保护不同，工业遗产除了独特的、重要的东西需要绝对保护外，大部分工业遗产可以再利用。”俞孔坚表示，工业遗产的保护应该和社会经济发展、产业更新、再就业等结合起来，在保护其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进行再利用，既不能全部拆掉也不必全部封起来不能动。
“对工业遗产的合理再利用，是尊重环境、资源、人类创造的开明之举。”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与其他文化遗产不太提及经济价值不同，工业遗产往往也是一种经济资源，一方面许多工业遗产到现在还在运转，另一方面，工业遗产体量一般较大，与其将其推倒重来，形成经济资源的浪费，不如进行合理的再利用。
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6月10日）前夕，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专门为遗产日撰写了“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的保护”长文，包括“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实践”、“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几部分，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工业遗产保护的科学内涵。本报今日摘发了“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一部分，使读者先睹为快。全文将于近期《中国文化遗产》杂志刊发。
人类文明的进化，取决于文化的创造、保存和交流。城市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城市的发展是循序渐进、有机更新的过程。吴良镛教授指出：“一个城市是千百万人生活和工作的有机的载体（livingorganism），构成城市本身组织的城市细胞总是经常不断地代谢的”。因此应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之肌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索城市的更新与发展。工业遗产保护也应遵循这一理念，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互动与和谐共存。既要注重工业遗产保护对于城市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要注重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尽量发掘其在历史、社会、科技、经济和审美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赋予工业遗产以新的内涵和功能，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互动发展。
1、工业遗产的普查与认识
工业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它的价值认定、记录和研究首先在于发现，而普查是发现的基础和保证。我国计划启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进一步摸清文物家底，工业遗产应列为重要普查对象。面对数量庞大的工业遗产，通过普查及时准确地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而建立起我国的工业遗产清单。同时普查与认定、记录和研究的过程，也是宣传工业遗产重要价值和保护意义的过程，是发动企业和相关人员投入工业遗产保护的过程。《下塔吉尔》突出强调了工业遗产的认定和抢救性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提出“各国必须对其需要为后代保留下来的工业遗迹予以认定、记录和保护”。“对地带和不同工业形态的调查必须确定工业遗产的范围。在这一信息的基础上，必须为所有得到认定的遗址创建编目”。同时，认定、记录和研究工作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互为补充和支持。
科学认定是准确记录的前提。首先应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标准，并与国际标准具有兼容性，用以认定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工业遗产的认定应积极动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使合理、统一的认定标准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应注意工业遗产的认定标准与其他文化遗产，特别是古代文化遗产认定标准的差异。工业遗产应是在一个时期一个领域领先发展、具有较高水平、富有特色的工业遗存。这样界定，既注重了工业遗产的广泛性，避免因为认识不足而导致文化遗产在不经意中消失，又注重了工业遗产的代表性，避免由于界定过于宽泛而失去重点，保证把那些最具典型意义、最有价值的工业遗产保留下来。在历史价值方面，对形成年代应给予合适的尺度，如建国以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有过重要贡献和影响的企业遗存，尽管历史时间不长，也应在工业遗产中占有一席之地。
准确记录是深入研究的基础。对工业遗产地的各类不可移动现状遗存应进行准确勘察、测绘，对各类可移动实体档案应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并以文字、图纸、照片和录像等形式进行记录。不同工业领域的生产工艺流程具有多重价值，是工业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科学技术与人工技艺是重要的遗产资源，一旦失传不可替代，应详细记录并加以传授。记录还应包括收集口述历史在内的信息，当事人的记忆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独特资源，应尽可能加以记录。同时应注意在昔日就业者中广泛征集可移动的工业历史文物，并纳入记录档案。综合上述记录成果，建立起完整的工业遗产记录档案，并将数字化及网上查询方式作为重要目标，以作为未来研究和保护工作的依据。工业遗产完整的外观特征和遗址保存状况应在受到任何破坏以前载入记录档案，因为如果在生产活动停止或者工业场所关闭之前做好记录，将可以获得并保留更为真实的信息。
深入研究是科学认定的保证。工业遗产保护需要制定系统的研究计划，以通过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调查，判别工业遗产的保护范围。有必要对工业遗产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我国工业化时间虽短，但是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近代早期工业就有外资工业、民办工业和洋务工业等，建国以后，不少企业又先后经历过私营、公私合营、国营、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等丰富历程，通过分析上述演变过程，有利于工业遗产的科学认定和不同阶段的遗存和信息的保护。保护工业遗产还需要对其曾有过的用途有透彻的认识，它们往往随岁月的流逝发生过变化，因此需要对每次变更都给予关注和评价，使工业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到充分保证。对工业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是对工业遗产开展认定、记录和研究工作的基础，其重要意义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必须按照与其他历史时期的遗址相同的高标准来开展考古研究，包括工业废料区所具有的潜在考古价值和生态价值也应得到重视。工业遗产研究需要从事历史、建筑、工业设计等多领域专业人员的参与，同时，由于众多工业活动之间所具有的相互依赖性，需要通过不同工业领域研究成果的资源共享、协调行动实现工业遗产的综合研究。
2、工业遗产的立法和保护规划
现行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在有关工业遗产的保护方面不够明确和完善，有待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加以充实。因此应尽快开展工业遗产保护相关法规、规章的制定工作，使经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通过法律手段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同时，鉴于工业遗产既是文化遗产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在立法保护方面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以使其完整性和真实性得到切实的保护。并应设立专家顾问机构对工业遗产保护的有关问题提出独立意见。当前，工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必须对这类调整给工业遗产带来的潜在威胁进行预测，同时制定能够快速应对的各项程序，以防止工厂关闭停产后导致重要遗产元素被拆改、损毁或破坏。在未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应立刻停止正在发生和计划中的对工业遗产的拆改行为。一旦工业遗产受到威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具备法律保障的权利加以干预、制止。
在将工业遗产的保护纳入国家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同时，应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城市和地区的发展规划，调整完善工业遗产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制定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关键措施。西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的A．麦格斯（AlisonMaggs）先生认为：“为了找寻恰当的用途，人们必须首先通过制订包括管理政策在内的保护规划确定场所的重要意义。保护规划将有助于界定场所的文化意义，并将它与未来的有关问题相联系。政策也能为某一场所的恰当用途提供建议，这些用途必须考虑诸如法规控制和经济可行性等其他因素”。编制工业遗产保护规划应注意与保护年代更为久远的文化遗产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工业遗产在材料和结构方面的特点，为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对经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应及时明确界定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并应针对机械设备、地下设施、地面构筑物、综合性建筑群以及整体工业景观制定相关保护规定，针对其未来适应性改动制定修复与合理利用导则。
鉴于工业遗产保护具有的公益事业性质，保护目标往往需要通过资金援助和税收激励来实现。要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确保基本保护资金的落实。除国家拨款支持外，还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和奖励等手段对保护措施予以鼓励，同时出台有利于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促进工业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还应出台税收、财政、土地使用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工业遗产保护的经济文化政策，引导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如美国“1976年制定的《税收改革法》，激励了人们改建历史建筑的意识。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公众对于老工业建筑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建筑业70％以上的工程与历史建筑的再利用有关。这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建筑行业对于能源、经济、建筑功用和历史特色所持的慎重态度”。
3、工业遗产的抢救性保护
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工业遗产一经认定，应当及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强有力的手段使其切实得到保护。工业遗产同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具有不可再生性，只有认定和保护工作先行，才能防止对其随意废弃和盲目拆毁。因此，由各级政府按照法律程序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有利于使工业遗产的价值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确认。工业遗产也应根据其价值大小和重要程度明确不同保护级别，列入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则选择价值特别重大者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最高级别进行保护和管理。在公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以全国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骨干的各个时期和各种工业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遗产保护体系。
对于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功能和景观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原状保护必须始终得到优先考虑。特别是在考虑适应性改动的过程中，要慎重对待工业建筑或机械设备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在制定保护规划过程中应解决如下问题：预期的用途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将会出现的变化是否会影响该场所的文化价值？变化是否达到最小或可逆？”必须认识到，为满足当前需要而对其实施的任何拆改，或对某些附属成分或辅助设施的随意处置，都可能影响其整体风格和质量，使工业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受到伤害。在一般情况下干预行为应具备可逆性，产生的影响必须降到最低程度。必须实施的任何更改都应得到记录，被拆卸的重要元素也必须得到妥善保存。
当前应尽快甄别和抢救濒危工业遗产，以便采取措施降低其继续破坏的风险。对已面临危险的工业遗产，应迅速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制定相应的保护修缮以及合理利用的方案。必须注意到近现代工业遗产所用材料相对于历经风雨的古代文化遗产，往往性能寿命更短，老化的速度更快。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体现工业遗产重要价值的一些因素就得不到妥善的保护。目前，在发现问题和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在一些领域至今还没有研究出能够实现长期保护目标的维护或修复技术。如在工业建筑中广泛使用的钢铁、混凝土、马赛克，以及化学材料等，在工业档案文献中广泛使用的纸质材料、感光材料、电磁材料和电子信息材料等多种物质载体的保护问题方面，还缺乏知识和技能加以解决，这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来说无疑是严重的问题。因此，在保护工业遗产方面，我们同时需要应对实践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需要组织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力量，分类研究保护工业遗产的办法。
4、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再利用
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历史包袱，而是宝贵财富。只有把它当作文化资源，人们才能珍惜它、善待它。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性和适应性的合理利用来证明它的价值，进而使人们自觉地投入保护行列，并引导社会力量、社会资金进入工业遗产保护领域。“城市中所谓''''衰败地区''''（blightedarea），由于地区物质环境的衰败等导致地方税收之减少与市政补贴之增加，作好城市更新，有助于提高地区的经济活力，复苏经济，增加城市的繁荣”。工业遗产保护只有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融入城市建设之中，才能焕发生机和活力，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拓宽工业遗产保护的路子，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得到有效保护。
保护性再利用是赋予工业遗产新的生存环境的一种可行途径。对于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一般性工业遗产，在严格保护好外观及主要特征的前提下，审慎适度地对其用途进行适应性改变通常是比较经济可行的保护手段，可以为社会所接受和理解。在制定保护性再利用方案时，对于工业遗产中的每一区域和每栋建筑都应经过仔细甄别和单独评估，并在考虑它与整个遗址联系的基础上，确定其最恰当的用途。同时，保护性再利用方案应对不同工业遗产地段和工业建筑设立明确的限制要求，新的用途必须尊重工业遗产的原有格局、结构和材料特色，维护原始的人流活动，并且尽可能与初始或主要用途兼容。当保护性再利用方案中的利用功能与工业建筑和用地的遗产价值明显不相适应时，应重新进行调整。并应创造条件保留一定能够记录和解释原始功能的生产区域，用于展示和解说曾有的工业生产用途。
工业遗产保护性再利用不应作为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重点应用于文化设施建设。根据工业遗产原有产业及产品性质，设立各种门类的工业技术博物馆、厂史展示馆、企业纪念馆或专题博物馆是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途径。如利用纺织厂房建设成为展示古代服饰，民族服装和国际时装的专题类服装博物馆等。但是A．麦格斯先生提醒我们：“而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区能够保持活力的博物馆数量都是有限的，愿意参观博物馆的旅游者数量也是有限的”。因此，设立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只是保护工业遗产的方法之一。要保护大量工业遗产，就必须根据不同工业遗产的性质，探索更为合理而广泛的利用方式，如美术馆、展览馆、社区文化中心等，也可以针对工业遗产建筑所特有的历史底蕴、想像空间和文化内涵，使之成为激发创意灵感、吸引创意人才、集聚创意产业的文化产业园区，开展美术创作、产品研发设计、科学普及教育等，既体现工业遗产特色，又使公众得到游憩、观赏和娱乐。
工业遗产旅游是一种从工业考古、工业遗产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新的旅游形式。其特点为在废弃的工业旧址上，通过保护性再利用原有的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形成能够吸引现代人们了解工业文明，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功能的新的文化旅游方式。首要目标是在展示与工业遗产资源相关的服务项目过程中，为参观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产品，营造一个开放、富有创意和活力的旅游氛围。通过寻求工业遗产与环境相融合，成为工业遗产保护的积极因素，从而促进对工业发展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文化价值的保护、整合和发扬。在工业遗产分布密集的地区，可以通过建立工业遗产旅游线路，形成规模效益。在旅游者为工业遗产地带来利润的同时，工业遗产管理部门也必须平衡每年大量游客给工业遗产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工业遗产的保护，设立工业遗址公园可以成功地将旧的工业建筑群保存于新的环境之中，从而达到整体保护的目的。要对工业遗址公园及其环境进行统一设计，努力创造和设计出既属于现在和未来、同时也记录和体现过去工业成就的空间形态，在传统中融入新的形式和功能，使工业遗址公园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息。工业遗址公园内几乎所有的景观都可以向公众开放，通过引导式通道、视听同步装置、位置图、出版物和光盘逐步进行讲解和说明。由于在南方传统工业区往往依托天然河流或运河形成规模布局，因此，可以结合这些地区的整治，依托其人文资源，以穿城而过的河道为轴线，修复沿岸厂房、仓库、商铺和其他历史遗存，再现河道两岸传统风貌，形成工业景观与河岸风光交相辉映的文化景观带。
5、工业遗产的宣传与教育
公众的关注和兴趣是做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最可靠的保证。如果没有全社会对于保护工业遗产重要意义的广泛共识，说服公众认可工业遗产的多重价值是很困难的，工业遗产将依然面临危险。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显示，要想获得所期望的公众支持，就要使人们分享对工业遗产认定、记录和研究方面的知识和兴趣，因此，宣传和教育非常必要。所有业经认定的工业遗产清单，均应及时向社会公布。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要经常举办论坛、讲座等学术活动，对工业遗产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积极地介绍，使公众更多地了解工业遗产的丰富内涵。工业企业的在职或离退人员在工业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中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工业遗产保护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对企业和职业的忠诚与眷念将使工业遗产的形象更加鲜活，他们的现身解说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参与工业遗产的保护行动，形成保护工业遗产的良好社会氛围。
专业性工业技术博物馆和处于妥善保护和开放状态下的工业遗产地都是宣传工业遗产价值和保护事业的重要场所。要保证社区居民和参观者方便地接近工业遗产，利用各种类型的工业建筑和丰富的工业文物精心设计各类专题展览，提高博物馆的展示水平，使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相统一，在具有独特氛围的场所中向观众直接形象地展示相关工业的发展历程，展示企业和产业工人的历史贡献，展示工业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这些工业遗址和工业文物可以用自身的独特方式向观众述说历史，使工业遗产的形象更加生动活泼，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前来，起到更好地教育展示作用。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工业遗产宣传展示的途径和手段获得极大的丰富。要借助各种现代传播手段，采取多渠道的形式来展示、宣传工业发明创造，使不同年龄、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人群都能通过电子出版物、互联网以及其他媒体方式获得工业遗产的知识。
要使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了解保护工业遗产的意义，教育部门负有重要责任。应将有关内容纳入教学计划，从小学、中学开始传播关于工业历史和保护工业遗产的知识，针对中小学校教育为学生编写具体教材。近代以来，我国涌现出大批富于创业精神的优秀企业和杰出企业家，孕育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工商文化，凝聚为一种尚德守信、务实创新的人文精神，这些都应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后纳入教材。学校应组织工业遗产参观学习活动，通过工业遗产中蕴含的伟大智慧和创造力，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高等教育则应在技术学院和综合大学中开设关于工业遗产保护方法、理论和历史方面专业教育的课程。如美国密歇根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建有工业考古学专业，设置了工业考古学硕士和博士课程，受到青年人的欢迎。工业企业应该是工业遗产的保护主体和重要力量，因此有必要增强工业遗产保有者和使用者对这类特殊遗产的保护意识。
6、“为了明天保护今天”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新兴工业迅猛发展，新技术、新材料在生产和工程领域广泛应用，不断实现前所未有的业绩，尤其在一些大型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如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其建设规模、施工难度、发电量和防洪效益等多项指标都突破了世界水利工程的纪录；如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远距离、跨流域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贯通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兼有调水、防洪和生态环境等多种效益；如我国目前线路最长、管径最大的天然气管道工程——西气东输工程，途经10个省市区，干线全长4000公里，输气量大、施工条件复杂，实现了多方面的技术突破；如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克服了常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的严峻挑战。这些举世瞩目的大型工程都堪称为人类的奇迹，应当与阿斯旺水库、苏伊士运河、塞默灵铁路等一样成为标志一个时代的工业遗产。
文化遗产的内涵不断发展变化，每个时代人们的文化建树都应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印记，不断创造新时代的文化遗产。随着时光的流逝，曾经在我们生命中所亲身经历和感受的一些事物也将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传之后世，其中工业遗产无疑也是具有标志性的时代记忆。充分考虑创造和保护未来的工业遗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三峡水库、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和青藏铁路等工程项目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其经济价值，更要充分认识到其现实和潜在的文化价值。在注重工程的建设质量和运行效益的同时，注重收集和保存这些工程项目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重要信息和实物，提高工程的文化含量，延续和发展历史文脉，使它们成为未来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责任。
目前正在生产的一些大型工业企业，为了改善城市环境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等原因，也即将搬离原址，其中首钢和江南造船厂的搬迁和原址规划格外引人注目。首钢前身为石景山炼铁厂，始建于1919年，经历了几十年坎坷曲折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后，“首都钢铁公司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率先在全国工业企业中进行企业承包试点、创造了10年共为国家贡献96亿元，相当于10年增值了9个首钢的奇迹，轰动了国内外”。“2005年2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整治方案，由此首钢搬迁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当这座钢铁之城成为历史，炼钢的锤声渐渐远去，熔炉的烈焰慢慢熄灭，如何面对天空下的大片工业遗迹，保存这些反映时代特征、承载历史信息的工业遗产成为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处滇西北，此地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三山(梅里雪山、白马雪山、玉龙雪山)并立，自然地貌绝妙、生物多样性世界罕见、民族文化独具特色，其申遗的成功无疑会给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但由于其所处的横断山区是由印度洋板块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撞击而成，高山峡谷纵横；加之又地处中国地形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带，地势北高南低，无论地质环境还是生态环境都极其脆弱。同时，此区域所处中国四大贫困区之一的青藏高寒区边缘，贫困面大，属典型的边疆(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三江并流”区的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资源价值，是建立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基础上的，一旦破坏其价值将消失殆尽。鉴于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武陵源区的深刻教训，在对“三江并流”区进行开发的前期便应把保护提上首要议程，分析其人地作用机制，探索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
原生态的地理环境是无所谓优劣之分的，只有人类进入其中进行活动，相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才有了地理环境的优劣之分。除了地理环境自身的演化，人类活动是影响地理环境的主导因素之一。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有极大的影响，但同时人类活动通过人地作用机制也极大地影响着地理环境的演化：由“平衡到失衡”或由“失衡到优化”。“三江并流”区人地关系特殊，其人地作用机制更为显著。基于此，笔者认为应从其特定的人地作用机制入手，从人口生态生产的角度来探索对“三江并流”世界遗产的保护。
1问题的产生——非理性的人类活动
三江并流区特殊的自然因素及其组合状况决定了其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强烈的侵蚀营力、坡面物质潜在不稳定性和自然侵蚀常导致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非理性的人类活动更降低了坡面对侵蚀的抵抗能力，在原来已经很强烈的自然侵蚀基础上更增加了侵蚀程度，常导致严重的侵蚀性山地灾害。自然因素导致的灾害是其自身的演化过程，人文因素则加剧了其演化，因此，本文主要是从人文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
1.1对“三江并流”区地理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人类活动类型
影响三江并流区的人口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当地人口即当地居民，第二类是从事旅游开发的人口；第三类是进行旅游活动的人口即游客。根据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在目前状况下，当地居民的主导需要层次是较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而从事旅游开发的人口和游客的主导需要层次是较高层次的社会需要，因此其主导需要层次的不同决定了这3类人口所从事的人类活动是不相同的。
当地居民尤其是贫困居民为满足最低层次的生存需要而被迫进行传统的生产活动。“三江并流”区生存条件的脆弱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总共11个县中有8个部级贫困县，人均GNP较低，贫困人口较多。人民生活贫困，为生存迫使当地居民加大开垦坡耕地、扩大牲畜养殖数，土地利用变化会改变地表覆盖从而影响生态系统性质；加之三江并流区是典型的山区，多数县财政是林业财政，为维持财政开支而砍伐林木。这些前工业社会式的生产方式积累缓慢使得第一产业生产率低，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
旅游开发人口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无序、过度的旅游开发活动。世界遗产代表了人类及自然界的最高价值，这必然与旅游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江并流区旅游资源有着极高的旅游综合价值，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屈指可数。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开发商抓住当地政府引资开发心切的心理，忽视或不顾整体规划，当地的某些决策人员为以旅游来带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急功近利，缺乏远见，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无序及过度的旅游开发，部分地方因行业管理的不当，造成景观的破坏，大大损坏了旅游地的形象。
游客为满足较高层次的旅游需要而进行旅游活动。随着“香格里拉”和“三江并流”两大世界级旅游品牌的推出，三江并流区必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前来游览观光，作为外来人口的游客所从事的异质性旅游活动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当地居民为了生存而从事的生产活动、旅游开发人口进行的旅游开发活动和游客从事的旅游活动，这些活动就其活动的本身和目的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和客观的，在一定时期内也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如果是在非理性的状态下进行的，其活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会对当地的地理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
1.2非理性的人类活动影响地理环境
(1)当地居民尤其是贫困居民为生存而从事传统的生产活动威胁“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当地居民为生存而从事传统的生产活动使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发生灾害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表1)，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及珍贵稀有动植物的栖息和生长环境，进而会危及其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原始性、丰富性及唯一性。
表1三江并流区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分析
Tab.1Ontheindexanalyzation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fragilityintheareaofTheMergingof"TheThreeRivers"
地区成因C[，z]表现C[，z]脆弱度C[，z]地区
值分量值分量值分量平均
德钦县21.133.254.3
香格里拉县20.029.849.8
维西县22.430.853.2
迪庆州52.4
贡山县22.022.144.1
福贡县19.624.043.6
兰坪县19.126.745.8
泸水县19.225.845.0
怒江州44.6
丽江县18.826.945.7
永胜县23.227.851.0
华坪县19.630.149.7
宁蒗县22.027.449.4
丽江市49.0
资料来源：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
(2)旅游开发人口进行无序、过度的旅游开发活动威胁“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自然的原生态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对于政府而言，世界遗产意味着是一条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通道；对于商家而言，世界遗产意味着是一条蕴涵有丰富资源和无尽宝藏的黄金之路。在这些利益的驱动之下旅游开发一旦失控或过度，其后果不仅仅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环境污染，还包括现代文明的冲击及传统文化的消失，其也更难恢复和重建。这必然会破坏“三江并流”区自然的原生态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3)游客违背生态规律的旅游活动破坏自然生态。对于旅游者来说，世界遗产地的旅游意味着是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神秘的世界绝品旅游。某些旅游者为满足自身需要，生态意识不强，在旅游活动中不规范自己的行为，游客的素质和行为直接影响着旅游环境的质量及开发效益。随着旅游活动与世界遗产结合的日益深入，这会导致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旅游与环境的冲突关系。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环境遭到异化，那么三江并流区独特的科考价值、丰富的生态价值、重要的经济价值将不可能实现效益最大化。这正如古建筑专家陈志华先生所警告的那样：“目前我国又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破坏的＊＊，由旅游而引发”。
2问题的解决——人口生态生产
根据以上所述，“三江并流”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的主要人文因素威胁是基于其特殊的人地作用机制下非理性的人类活动。虽然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已探索出多种有效的思路和措施，但在本文，笔者依据其特殊的人地作用机制，基于其人类活动类型，着重从人口生态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对“三江并流”世界遗产的保护，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同人口的基本需要，又逐步减少直至最终消除非理性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负面影响。
人口生产是“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的一个方面，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的人类繁衍生息的过程。人口生态生产则是指人口生产过程要符合生态化的要求，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依据人类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发展演化的实际状况，总体上要求人口的数量不应超出生态环境的容纳限度，人口的质量素质适应当今以及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人口的结构框架凸现人类进步趋势和发展方向，人口的分布格局更加优化合理和协调平衡，总之，人口生态生产具有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生态化的特征。
2.1当地人口生态生产，消除前工业社会式的人类活动对“三江并流”世界遗产的威胁，促进自然及社会的良性循环
当地居民数量生态化。主要是指当地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要符合生态化的要求，人口总量要控制在具体而动态的生态环境承载容量阈值之内。三江并流区内居住总人口30余万，2000年全区平均人口密度61.27人，人口自然增长率5.62‰，虽然在人口密度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上都不高，但人均耕地偏低，大于25度的坡耕地占耕地面积的13.53％，难利用地面积18.9％，人口压力依然严重，尤其是贫困人口较多。因此，实施科学的生育政策、政府及其民间要多管齐下切实加大扶贫开发，减少当地贫困人口数量并最终实现彻底脱贫，解决当地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的生存需要并逐步向小康生活迈进，缓和当地居民为生存而进行的传统农牧业活动对三江并流区脆弱生态环境的压力。
当地居民质量生态化。这是指当地人口的身体心理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及环保生态素质要符合生态化要求。由于生存条件、医疗条件和教育条件的限制，当地人口的身体心理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还较低，丽江、怒江、迪庆3市州200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07年、4.96年、5.29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既影响了当地人口的脱贫致富，又影响先进生产方式的推广。改善当地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提高当地人口的素质，不但可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当地人口环保生态素质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还可抑制外来人口对当地环境的破坏。
当地居民结构生态化。这是指人口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民族结构等要符合生态化的要求。这一地区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少年儿童及老年人口比重较高，这使得这一地区社会负担系数较高，社会负担过高，影响着区域发展的能力，对于遗产保护来说，影响着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遗产保护人员的来源以及遗产保护意识的宣传等。人口结构的生态化有助于实现人口再生产的合理化，确保人口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平衡”。民族结构的生态化，有助于保持三江并流区社会民族文化资源的原生性、多元性、神秘性及其自然发展性。
当地居民分布生态化。其不仅包括人口的空间地理(地域)分布的生态化，而且还包括人口数量分布的生态化和质量分布的生态化这样互相关联的有机构成。努力优化和逐步实现人口分布生态化格局，是保持或达到一定区域生态平衡与和谐、保证或实现一定区域的发展得以可持续(空间上)的重要条件。通过推进城镇化和进行生态移民，一方面可以减轻移出地的生态环境压力，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人口的相对集中，实现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集约化，通过产业化，实现农牧业生产的集约化，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优化地理环境；输出当地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可以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其意识向现代转变，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
2.2旅游开发人口生态生产，消除无序、过度的旅游开发活动对“三江并流”世界遗产的威胁实现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开发人口生态生产。这集中表现在人口素质方面，旅游开发人员素质作为旅游软资源对旅游环境承载力有一定的影响，这不但要求决策者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有较高的环保生态素质，要求决策人员树立科学的发展观，长远发展的认识态度，不仅要重视当前的效益，更应把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放在首位。还要求开发者应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准则，具备较高的开发水平，从事保护性开发，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在开发过程中实现当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2.3旅游人口生态生产，消除非生态性旅游活动对世界遗产的威胁及破坏，优化当地的地理环境
游客数量生态化。“三江并流”区的水奇、山雄、谷险和风情美必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游人前来。必须按照生态化的要求，依据旅游环境容量，对旅游人口实施监控，减少因旅游人口过度对自然环境造成压力和对当地民族文化产生异化。
游客质量生态化。这主要是指游客的素质要符合生态化的要求。这在实践中很难操作，但可以在旅游活动中培养游客“天人相一”、“人地和谐”的旅游观，强化游客的生态旅游意识和保护性旅游行为。
游客结构生态化。这主要是指游客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等要符合生态化的要求。这在实践中也很难操作，但是为适应不同结构游客的旅游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旅游产品开发的多样化，避免单一旅游产品对某一种资源的过度依赖以至于造成压力。
游客分布生态化。这不仅包括游客空间地理分布的多元化和来游时间分布的均衡化这样两个有机维度构成，而且还包括游客数量分布的生态化。基于三江并流区旅游资源及旅游产品的独特性，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带有显著的淡热季节性，游客黄金季节严重超载的直接后果是会导致生态环境的逆化。因此旅游产品的开发应兼顾季节的平衡性，以此来带动并实现游客时间(季节)分布的生态化。同时，积极开拓多元化的客源地及目的地市场，实现游客空间地理分布的多元化，使旅游资源利用最大化。游客分布生态化最终将实现具有一定人口特质的游客自觉的分布或被自觉的分配的一定的地区，主动地避免游客的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生态环境压力，维护三江并流区的生态和谐。
关键词：原始风景科学和文化价值保护和游览规划旅游开发
自然地理环境受人类社会作用或干扰程度不同，分为原生自然环境、次生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原生自然环境:即那些没有受人类影响或间接轻微干扰的，原有A的自然面貌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的自然景观，如极地、深山、荒漠、沼泽、热带雨林。次生自然环境，即指受人类长期作用和影响之后，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但仍保持一定的自然面貌，如牧场、农田、乡村。人造环境，即完全人工建设的环境，例如大城市。
这三种环境都对于人类生存发展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和意义。本篇则是论述原生自然环境的意义。
1原始风景定义和特征
具有原始风貌的自然景观是大自然按其规律演变形成的，其中没有遭到人类改造利用的景观。人类今天拥有的科学技术可以染指世界任何地区，所以能够存留下来的原始风景就显得极为难得。
在现代高科技时代，人迹罕至的原始自然景观并不是由于人类没有去开发，因而成为人类文明中的空白一块，而是含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它对于人类独特的价值正是它的“原始本色”。
人类起源以及后来几千年的进化过程都是在原始自然环境中的，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仍然需要原始自然环境作为重要资源。全面科学的认识原始自然的价值是在近百年逐渐成熟的。
2历史实践以及主要事件
19世纪是世界工业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地球上原始风貌地域大量被开发的时代。大城市的迅速扩展使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保护大自然的重要性。19世纪初叶德国自然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就提出:必须建立自然纪念物保护地，以标志自然历史演变的沧桑过程。
19世纪中期，美国在西部开发过程中，被后人称为“哈得逊河风景画派”的艺术家，在落基山一带用激情的笔调表现了美国西部广袤壮丽又极其原始的风光，对印第安游牧生活进行了如诗般而又略带感伤情调的描绘。他们的绘画作品带回东部，震撼了参众两院的议员。1872年3月，美国蒙大拿州与怀俄明州交界处黄石公园(YellowStoneNationalPark)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对自然风景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建立国家公园之初，也只是为了人们欣赏到它的自然原始风景，从中吸取精神的艺术享受。
美国是在一块新大陆上建起的国家，短暂的二百年国家历史和广袤无垠的土地使得它有条件建立具有原始风景的国家公园；与美国情况类似的国家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964年美国颁布了世界第一部“原始地保护法”(WildernessAct)，鲜明地指出原始地对于人类生活质量有愈来愈重要的影响。美国新设的国家公园不仅是具有传统形式优美的山川，还有沙漠、沼泽、海滩、盆地等环境恶劣而有独特生态系统的地域。
美国国家公园内所保护的大自然原始景观，不同于中国的黄山、张家界等风景名胜中的自然风光。国家公园内的森林、河流、峡谷的“原始性”使人感到自己异常渺小和短暂。例如大峡谷公园(GrandCanyonNationalPark)，峡谷底部激流奔腾，峡谷两侧峭壁由各种颜色代表不同地质年代的岩层叠成，显示着20亿年来的地层演变。还有塞廓亚公园(SequoiaNationalPark)，保存着第四纪冰川灾难后遗留下来的北美红杉，树高都在百米之上，直径都在3m之上。这些苍茫的原始大森林，险恶的峡谷，以至荒凉的河滩，恐怖的沼泽、残存的土著村落，都有其保存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们是千姿百态的大自然整体中的不可缺少一景。它们一旦消失同样会使人感到大自然整体不平衡和不协调。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纪念黄石公园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制定《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同年还宣布:将南极建成为国际公园(InternationalPark)，在这里不得采矿、狩猎、办工业，世界各国共同协力保护地球上最后这片没有被人改造的原始风景。
遗产名录选择完全是真实可靠的，具有全球代表性价值。自然遗产主要是地质、古生物、自然地理等方面特殊的遗址。入选世界自然遗产的条件是:(1)地球进化史中主要阶段的著名代表者；(2)地质年代中，各阶段生物进化和人类及其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著名代表者；(3)某些独特稀有或绝无仅有的自然环境，具有异常自然美地区。(4)濒危生物种类栖息所在地区。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游览自然风景的雅趣，也早有保护自然风水的习俗，但是只是以“山岳崇拜”形式，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个认识保持稳定状态；真正开始以科学意识思想设立“风景名胜区”，还是在现代西方自然保护思想的影响下出现的。
3原始风景的价值认识
3.1原始风景的科学价值
自然历史考古价值自然界的浩瀚土地和江河，还有千姿百态的天然风景都是地球亿万年演变的结果，然而人类社会文明有文字记载只有5000年。大自然所跨越的时光远比人类历史悠长，它演变过程丝毫没有文字记载。斗转星移，沧海化为桑田，大自然原始遗址风景就是惟一可使人回忆其历史运动过程的见证，是全人类的科学档案。断层、化石、古岩石、孑遗树种，这些散落在大地上的记录，虽然无字但却最可靠，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曾消失的时代，对于研究天体、地球、各种生物进化以及人类的起源极为重要，具有全球共识的普遍科学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珍贵遗产。
史前学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生物学家，这些伟大的学者就是依靠大自然原始遗址风景推断出古环境变迁的过程，从而把我们的追溯带到亿万年前:猛犸时代、恐龙时代、冰河时代等难以想象的情景。让人们知道地球起源于46亿年前，演变经历了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这一系列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
掌握自然历史是推动现代人前进的背景和动力，而绝不是简单的知识和记录，原始自然风景是人类开创未来的极有价值的资源财富。自然历史演变形成的原始风景，含有大自然运动真实痕迹和信息；人类将来历史发展应该与大自然保护协调进行，而这必须以自然原始风景作为认识的基础蓝本。
人类社会发展资源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没有经历人类改造和驯化，蕴藏有自然演化的生物多样性遗传特性。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保存具有深刻的意义，不仅在于生物进化和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极其重要，而且对于全球生态、物种遗传、社会文明、经济发展、文化娱乐和艺术审美都很重要，是人类重要资源。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要求，就地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维持其物种群体生存的特定自然环境。
全球生态体系变化现代地理学已经探明全球生态体系变化的来自地球内部和表层的驱动力有5个方面:气候变化、生物消亡变迁、土壤侵蚀过程、海洋升降、地质岩层运动。然而现代人类对自然界原有体系影响作用极大。这5个方面的运动演化都需要保存有相当大面积的原始风貌地域，使得全球变化保持自然协调、自然平衡。
3.2原始风景的艺术价值
大自然的高山江河、树木花朵历来具有无比深远的美学艺术价值，从而培养了世代精神文明。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对该民族的文化特性形成和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把原始风景地域设为国家公园，是人类获得灵感和美感的重要源泉。
现代园林审美农业生产时代里，人们为摆脱原始大自然的恐惧威慑，向往着建设美妙和谐的人造环境。中国文人写意山水庭园、法国皇家宫苑、英国贵族庄园、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是这个时代这种意识指导下的人造艺术环境，是人们当时向往的理想自然景观。
然而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科学认识和审美观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曾使人感到畏惧的原始大自然风景得到了极高珍视。人们在数千年以来，一直探索着在自己生活的环境里，设计建造陶冶身心、娱乐情趣的美妙花园。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球演化运动给我们在自然界创建了最美的花园。原始的大自然风景面貌是最为珍贵的，山峦、河流、森林、草原，这一切哺育了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勃勃生机，是任何人造花园无法比拟的。地壳内部岩溶运动形成了火山景观，水流冲刷运动形成了峡谷景观，自然界争斗保存下的动植物群落，森林、草原、花香、鸟鸣，万物都在极具奥妙地运动着、存在着。
在传统的动物园，人观赏笼子里的动物，现在人被自己关在笼子里，即汽车里，观赏追逐于森林草原上的狮子和野鹿，不仅能观赏到动物园不曾见的动物活生生野性，还能看到动物种群之间依赖、争斗而生存的相互关系。相对于以往的传统园林，国家公园在审美空间界限以及景观多样性方面都是本质的飞跃。
现代文明社会的“返朴归真”和“寻根”原始自然风貌景观的保存对于现代人类社会的文明意义重大。现代社会文明集中在大城市，而大城市完全是人工化建设的环境，长期居住在大城市的人仅仅接触城市内的公园绿化是不够的，还必须时常有机会接触自然界的景观。美国的城市发展规模最大，楼房密度最高，他们是世界上最早体会到必须在城市中建立公园，也是最早体会到必须建立保护原始自然风貌的区域。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存在主义”哲学指出:由于科技高度发达，人们日益受到自己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奴役，人的本性被“异化”，而原始的人性是在无拘无束的大自然狩猎为生的生活中形成的，人们要挣脱“异化”，去重新寻找自我，就应该回归原始的自然，重返人类初期的原始社会。具有原生自然意蕴的返朴归真风格被推崇为现代艺术之顶峰，现代哲学思潮也已经浸透在国家公园的游览之中。
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都位于大河之滨的平原上，由此被称为“大河文明”。黄河、恒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文明的起源都与其地理环境和生态景观相联系。保护这些河流，让它们波涛永远奔涌，其意义已不只是当地生态环境保护，还是人类为追忆初创原始文明的地理环境，而将来创造更灿烂文明“寻根”的需要。
今天有识之士一再呼吁保护森林，这不仅是因为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更有现代人感情上离不开苍茫的原始森林，人类祖先在大森林里茹毛饮血地生活了几百万年，那里是人类起源生长的故乡。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单位使其名声大增，对于拥有遗产的国家来说，进一步明确本国优秀遗产的分类和整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得以有发现和珍惜这个遗产的机会，世界自然遗产的确定，促进了全球范围的科学旅游。
国家形象的景观标志典型的自然地貌被看做是区域“地标”，是某些民族文化和国家形象的象征。日本的富士山，其白雪长年覆盖着沉寂的火山口，景观庄严、肃穆，是神圣的国家象征。而美国第20届总统罗斯福在巡察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公园(GrandCanyonNationalPark)时，庄严地宣称:“不要去破坏她的壮观，留下来给你们的儿子，给你们的孙子，给所有的后人；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有机会看到这雄伟的奇景”。山川长存寓意着国家永在，这对于历史短暂的美国很重要。
在我国西部，绵延雪山化成了滚滚流水，奔腾东去撞击穿越层层山岩，形成地理上气势无比磅礴的“长江三峡奇观”大切割。这一处壮丽的大自然景象，公元前300年战国时代，宋玉在他名篇《神女赋》和《高唐赋》里，把长江三峡的峰峦云雾幻想为兴华耀目、美貌横生的巫山神女，使后人身临其境，触景生情，神往不已。此外，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都在这里留下了风流千古的绝唱，更有许多无名作家留下大量神话和传说。这里不仅有险峰、激流，还有古栈道、石刻，三峡激浪中搏击而进的竹筏和沿岸奋力拉纤的船夫形象，历来为画家、诗人所讴歌，并寓意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吃苦耐劳的勇敢精神化身。长江三峡风景，给我们祖祖辈辈以无限激情和启迪，其山川地貌景观也已是中国国家象征物。
艺术灵感的源泉创写人类一代又一代新文明，不是从唐诗宋词和古希腊艺术中推导演绎，而是依靠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和这其中不断演变的人类社会。
在远古时代，人与自然生存斗争中，面对山川河流，奇花异草，无限幻想。连云港将军崖岩画，画面有日月星辰，五谷丰登，记载新石器时期原始人祭祀活动，以祈求风调雨顺。西方也有山洞考古发现表示力量强壮的野牛岩画。
奔腾不息的河水给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化启迪，孔子在大河岸畔触景生情曰:逝者如斯夫。孙子把军事斗争手法比喻自然景观:“兵者，诡道也。……不竭如日月，浩瀚如江河”。“夫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走下，兵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
自然环境变迁，产生了远古的神话传说。“大禹治水”传说与长期的大暴雨洪水有关，“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神话则与长期的干旱有关，“女娲补天”可能与大地震有关。
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年轻国家，其文化特色是北美洲自然风光和欧洲文化结合的产物。在美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吐温小说和霍默风景画，都是扎根以粗犷辽阔的北美风光为其艺术展示场景。
4原始风景的保护和游览规划原则
4.1现代中国自然风景“旅游开发”中的严重问题
现代中国风景名胜区规划，往往希望使景区面貌“现代化”，其理由是“仅仅看山看水，没有什么好玩的”。在这种浅薄的认识指导下，风景区规划出现一些严重问题。大型现代化游览设施，各种餐厅宾馆和五花八门的游乐场纷纷建设在风景区里，独特的天然地貌和珍稀的历史真迹被毁坏，有些著名的风景名胜区被“旅游开发”搞得面目全非。
在美国，迪斯尼乐园与国家公园完全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娱乐活动，它们所具有的美学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景观规划中这两种形式是完全区别开的。中国近年出现的许多“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西游记宫”、“三国城”、“唐城”、“宋城”、“海底世界”等人造群体建筑应该是属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能列入风景范围。度假村和游乐场也只是为了游览风景而建的辅助设施，其建设位置与规模都有严格的控制。
4.2景观保护
什么是真正的现代自然风景区规划？风景区最为珍贵的是没有人为干扰的自然原始景观，把真正的、本色的、完整的大自然遗产展示给游人，绝不是建筑景观或游乐设施规划。自然保护是首要的事，只有原始风景的存在才有源远流长的利用可能。原始风景区域的景观游览规划，应该将保护作为规划认识的观念尺度，进行规划的手段方法以及规划目标，最终要达到历史、自然、生态、美学等综合效果。
在美国国家公园采取绝对的保护政策:森林、野草、溪流都任其自生自灭，不得采伐和利用，病虫不加防治，因为病虫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成员，甚至森林失火也不扑救，这也是大自然从一个平衡演替至另一个平衡(特大火灾例外)，枯树任其倒伏腐朽，野生动物间天敌任其争斗，任何外来的动植物都不能引入园内；这里的自然地貌，地质土壤，动植物群落都按原始状态保护下来。
4.3资源利用
但保护也不必是小心翼翼的，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人类的利用；只有当利用和保护联合推进时，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所以保护范围内需要科学的管理制度和严密的保护措施，而保护的概念应该是含有合理管理利用的动态保护。保护与利用产生冲突时，保护是第一，利用是第二。
原始风景的保护和游览一般分四个区:
一级保护区:指含有珍贵自然遗迹(如冰川遗迹、火山遗迹、断层遗迹、古树名木)或典型风景特色的地域，这是整个景区核心，这里不应该有任何庸俗的人工附加物。
二级保护区:只允许有与这一带景观直接有关的，体量适当的建筑物，如纪念碑等。
三级保护区:可以有些与旅游相关的建筑物，如纪念馆、小卖部等；建筑不尚华丽而崇素雅，形式多采用地方风格，力求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当地的风俗民情相协调。
控制区:指对风景区景观范围之外边缘地带各种建设的控制，如不得建规模大、层数高的楼房，不得建污染水土的工厂等。
在我国境域内辽阔的土地上，名山大川，急湍回流，雪山野草、地形地貌变化万状，具有从热带到寒带，从海洋到内陆，从沙漠到高原的各种不同气候环境的天然风景。东部人口众多，商贸产业发达，交通网络密集，人迹罕至的原始风貌已经很难寻找。西部四川卧龙、湖北神农架、青藏高原等地至今依然有保持原始风貌的地区，它们是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资源，自然保护与游览规划正在同时进行，制定科学的政策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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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性的体制管理模式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管理体制中所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性组织模式。其中，历史苏格兰（HistoricScotland）是苏格兰政府的执行机构，6代表苏格兰部长7对苏格兰的历史环境进行相关的宣传、推广及保护活动。它不仅负责苏格兰所有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同时也负责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爱丁堡市政府（EdinburghCityCouncil）是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它主要负责规划开发、土地使用，直接管理、监督和协调各种遗产保护，颁布城市范围内建筑遗产以及世界遗产地的特殊法令等。在市政府机构内部有专门的世界遗产官员来处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各项事务，并在进行城市规划系统的审批阶段起到关键的作用。8这两者作为主导，负责了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与大部分资金拨款。同时，爱丁堡老城新城还设有相对独立和专业的咨询执行机构爱丁堡世界遗产信托（EdinburghWorldHeritageTrust）9，它作为第三方中介，专门处理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有关的具体性事务，其与行政机构的紧密联系，内部以职业专家学者为核心组建技术团队，确保可以对各项保护管理项目提供经费保障和实际的技术支持，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因缺乏专业经验而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还有科本协会（CockburnAssociation）10、苏格兰建筑遗产协会（ArchitecturalHeritageSocietyScotland）11、苏格兰城市信托（ScottishCivicTrust）12、苏格兰国家信托（NationalTrustforScotland）13等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对爱丁堡老城新城进行重要的监督、教育和推广作用。这种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咨询机构、民间私人团体同时参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运作体系模式范围广泛、执行严格，且较为完善，确保了在爱丁堡老城新城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相对开放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2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爱丁堡十分重视在规划系统和调控方面对老城新城的建筑、历史环境进行严格保护管理。其规划政策法令、古迹保护法令、历史环境政策条例主要来自国家、区域、地方三个不同的层级。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作为区域和地方的规划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苏格兰（）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规划法》（苏格兰）（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专门针对单体建筑、纪念物以及具有独特考古和历史价值地区的保护法律《1997年规划（登录建筑物及保护区）法令》（苏格兰）（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迹及考古地区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苏格兰历史环境保护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导文件《苏格兰历史环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苏格兰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政策法规《苏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区域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发展规划》（TheDevelopmentPlan）、《爱丁堡与洛锡安区结构规划》（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与苏格兰政府国家、区域政策法令相比，由爱丁堡市政府颁布实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则更为详细，如《爱丁堡城市地方规划》（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爱丁堡保护区特色评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们十分有效地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建筑以及整体景观环境进行保护，同时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见，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从国家、区域、城市的不同层面，构成相当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证对世界遗产地建筑环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法律内容较为细致、规范，并且具有量化标准，例如，在《规划法》中，不但明确规定了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四个要素“必须具有建筑学价值、历史学价值、普遍价值和与国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时间相关”，而且还细分了相关的时间标准，因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通过对规划开发进行评估控制，来防止对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加以学习。此外，在其法律法规中“保护区”的特色评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鉴性，目前爱丁堡共有39个保护区，其中的中世纪旧城保护区、乔治亚新城保护区、迪恩村庄保护区（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护区（WestEnd）构成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区域的大部分，对爱丁堡世界遗产地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保护。一旦世界遗产地内有新开发项目进行申请，保护区的特色评估就可以与现有法定规划政策，具体导则以及特定场地的发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来严格评估和控制新项目对保护区特色和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遗产地规划政策以及开发控制决定的建议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3多元化的保护方法策略在完善的体制安排与法律体系基础上，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还通过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积极保护老城新城的历史建筑及景观环境，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遗产地投资、旅游环境，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为了复兴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的历史价值和提高公共空间景观环境品质，爱丁堡进行了“首都街道”计划（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遗产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广场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图2）。爱丁堡还进行了店面标志和广告视觉景观控制的项目尝试，即在爱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区域范围内，所有新店铺采用的标志都需要得到苏格兰政府的规划审批许可，而原有店铺如果会对保护区的特色和形象产生明显的破坏，政府也能够要求其进行去除。同时，爱丁堡也十分注重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取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共赢。目前，爱丁堡老城新城中约有75%的建筑为A，B，C级登录建筑，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以及职业保护专家提供的建议保证了众多法定登录建筑在单体结构、建筑环境、庭院、建筑室内等方面进行整体性保护。18为确保保护工作与新建筑建设之间的协调共生，相关政策从原先登陆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续原建筑的设计功能”为主导过渡到以持续合理发展为标准的改建方式，改建中应尽量减少变化，并适应新的抗震、防火、卫生、结构规范等建筑标准，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使建筑利用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具有适应性。在老城区，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原则下，采用新技术、材料、建筑语汇反映时代特征，在设计中都很好地参考了老城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特色、保存了文化价值的理念，并有机融入其周围环境，保持与历史、景观的紧密联系。它们与老城区历史建筑相互辉映，共同构成爱丁堡独特的城市特色。比较成功的案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Canongate112、苏格兰诗歌图书馆等（图3）。
4多方位互动式公众教育爱丁堡通过多方面资源的整合，确立了世界遗产层级化教育的原则，在大学、中小学、普通民众等不同年龄段、教育背景层面，构建起一个互动性强、立体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遗产公众教育网络体系，以此推广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意识和价值观，增强城市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十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高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遗产保护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设有专门的遗产保护硕士学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理论与研究是其中开设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有关爱丁堡遗产保护管理的研究不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世界遗产历史、考古、环境监控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项目保护报告、城市经济发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爱丁堡还针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每十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系列学术会议。以上研究为《爱丁堡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正确有效地指导了爱丁堡世界遗产教育的实践。针对青少年为核心开展遗产教育也是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爱丁堡在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讲习会、设计竞赛等推广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来提升青少年对世界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这些项目目标鲜明、可操作性强、形式多样生动，通常以爱丁堡世界遗产地研究的某个特定主题为目标，在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建筑或历史单一细节内容的讲述，而是将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内容与学校实际课程内容相结合，丰富有趣的项目整体策划在读写、艺术、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养学生多种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众层面上的教育则更为社会化和日常化。爱丁堡主要通过主题展览、大众传媒（电视节目、网站）、导游线路、城市活动、宣传出版物等多种方式途径，来提供多样化信息，增强民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和热爱感，培养人们自觉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其中的“爱丁堡开门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动20已成为爱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遗产、文化节日，DOD其实是欧洲遗产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爱丁堡已举办20年，由科本协会组织，与爱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些最好的，现代的或历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许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众开放或是需要收费的。这些建筑遗产大部分位于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动历时两天，包括导游、文化活动、展览、讲座等，大大增强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二、结语
张祖群（1980―），男，湖北应城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管理与遗产旅游。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JY088）、2011年度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资助（PHR201108319）、国家教师科研基金“十一五”教育科研规划2009年度重点课题（CTF0900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0BGL049）、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BG125YB012）资助。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部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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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荡山拥有相对较高的国际地位，2005年成功列入世界地质公园名录，拥有5A级景区等国内头衔，同时符合申报自然遗产的三个标准。雁荡山作为部级风景名胜区，在新时展中，要按照世界遗产地要求和标准，从立法政策、管理机制、资金机制、经营机制、监督机制五方面进行设计和安排。
1.立法机制要解决部级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地管理重叠交叉，边界不清，条块分割，遗产保护发展效率低下等问题。必须从立法层面，明确遗产保护的国家责任，确立遗产保护的国家战略。为此在立法层面上，应制定《浙江省雁荡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该《条例》应明确规定，雁荡山作为世界遗产地，保护是第一位的，只有在充分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科学合理开发、建设和利用，必要时甚至应该对游客数量进行限制，为雁荡山实施遗产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2.管理机制雁荡山1934年由民国政府建立正式管理机构；1953年成立雁荡山建设委员会；1978年更名为温州市雁荡山风景旅游管理局；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我国首批部级风景名胜区。1983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雁荡山风景旅游管理局受温州乐清双重领导。多年来，作为雁荡山主管机构的风景旅游管理局属于事业性质单位，有职无权，在实现景区有效管理中困难较大。为此应建立一套管理机构组织。世界遗产地作为公共产品，所有权属于国家，为避免多头管理，温州市政府设置雁荡山世界遗产地管理委员会直接对雁荡山进行管理，委员会由办公室、经济发展局、规划国土建设局、资源环境保护局、人力资源局组成。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由浙江省相关高校的专家教授组成，专家委员会的职责是对雁荡山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可持续发展和明确定位提出建议，对交通运输政策、经济发展政策文化文物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旅游保护政策进行研讨。世界遗产基金组织的任务是筹措世界遗产发展和保护的各种专项资金。世界遗产专项资金由多渠道来源，包括发行捐款、国内外贷款、旅游或奖券、原有的旅游市场拓展费等。世界遗产产业协会是同行业的经营者基于共同的利益组成的，主要职责是沟通政府与具体行业从业者的联系，对外向雁荡山世界遗产地的各种相关经营企业提供政府的政策，对内向温州市政府反应遗产地同行业单位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要求。
3.资金机制我国世界遗产地的管理经费主要来自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但由于中国政府投资有限，因此每年投入到世界遗产地的资金非常微薄。以九寨沟为例，自从成为世界遗产地以来，总投入不到l亿元，而每年保护经费至少需要2000万元。雁荡山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投融资：①自我积累。自我积累是遗产地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善景区经营管理的水平，拓宽和延伸产业链条，提高自我积累能力。世界遗产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雁荡山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具有研究价值和教育价值，应该充分挖掘雁荡山世界遗产地的文化内涵，在保护的基础上，不仅使游客得到丰富的体验，同时提高景区的价值。②多渠道融资。多元化筹措旅游发展资在发达国家，世界遗产地投资主要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力量，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依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多元化投融资结构，由依靠政府单一投资转向依靠社会、个人、企业各方面的力量投资。逐步加大对旅游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对符合条件的重点旅游企业的授信额度，增加对旅游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③世界遗产地保护基金。投资基金项目是国际上发达国家从事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融资方式。世界遗产基金组织通过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包括资金、债券、不动产等，通过规范而有效的资金运作进行融资。温州市政府应设立雁荡山世界遗产保护基金，对世界遗产的开发保护与运营给予专项资金支持。
4.经营机制经营权问题是世界遗产地管理研究中倍受关注的话题，依据世界范围内管理制度比较成熟的遗产地经验，实施特许经营是实现遗产有效保护与合理经营的有效途径，它既保证了世界遗产地作为公共产品的特殊性，同时也能够提高遗产地营利项目的效益。实行“有限+特许”经营。有限经营：雁荡山世界遗产地市场化经营应限制在有限经营，没有经营权的整体转让，严禁只掠夺不投入。特许经营：雁荡山世界遗产地有限经营强调特许经营。在世界遗产地体制内全面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即公园的餐饮、住宿、各种类型的露营设施等旅游服务向社会公开招标，由雁荡山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实行委托经营和特许经营。
5.监督机制①建立雁荡山世界遗产地的保护能力评估机制和预警机制。要以国际监测标准为依据，对雁荡山资源的保护状态进行全面评估，摸清雁荡山资源保护的本底状况，协助开展雁荡山世界遗产地的反应性监测，按其受破坏程度进行分类分级警示，推进雁荡山世界遗产地长期保护和科学保护。②建立雁荡山世界遗产地智慧旅游系统监督。对雁荡山资源的保护状况和规划实施情况进行遥感动态监测，建立智慧旅游系统，对遗产地实行数字化管理，建立一套数字化管理基础工程建设，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主动感知旅游资源、旅游活动、旅游者等方面的信息，及时监督，全面加强遗产地的保护机制。③鼓励社会公众参与雁荡山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监督。鼓励新闻媒体、社区民众及民间保护组织参与雁荡山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监督，建立透明的舆论监管渠道和信息沟通机制，加强雁荡山世界遗产资源保护的民间监督。构筑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营，民间参与的上下联动，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
二、结论与不足
